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我国历史上惯用的风俗事项分类法，行旅主要是围绕人们的出行及交通工具、行旅路程展开的。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在远古时代，先民们沿着野兽出没的小径进行搜索猎捕，渐渐踏出了路。然后就发展到骑马、坐车狩猎，行旅交通工具因地而宜，也就形成了各种风俗，陆上行旅，骑马坐轿各有各的规矩，行船荡舟各有各的习俗。
古代交通不便，加上观念保守，人们视出行为忌讳，诸如“父母在，不远游”“儿行千里母担忧”“行船走马三分险”，故而形成一种出行风俗，出门前得翻翻老皇历，看看今天是否黄道吉日，是否出行犯忌，看喜神、贵神、财神方位，决定自己向那个方向走为吉，甚至还要看十二个时辰的凶吉。有的人出远门前，还要跪拜祖宗和灶王爷，祈求保佑一路平安，有的做生意的，出门前还要吃顿水饺，寓意水饺清清爽爽，如煮饺子时，饺子煮破不能喊破了，要讲“挣了！挣了！”表示出去做买卖，挣大钱了。
骑马
老南京谁是最早利用畜力作为交通工具的，并无历史记载可考，零零星星的描述，可追溯到秦汉，秦始皇“驰马于此”，汉末秣陵尉蒋子文骑马追歼强盗，可见骑马历史之早。东吴孙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马鞍”（《三国志·吴书·张昭传》）。骑马出行，威风、快捷，为官宦富绅所喜欢。
旧时，人们把牛马驴骡作为交通工具，到组成马队、马帮，贩运大宗货物，乃至组成镖局，押运金银财宝，可以说是劳苦功高，故主人对驴、马十分照顾，一日奔波跋涉，驮运辛苦，到了晚上投宿，就将货物从马、驴身上卸下，让其休息，喂水喂料，遇有郊野蚊虫肆虐，主人还会在上风口点燃麦草，用烟火熏赶蚊虫，并在和马牛驴交朋友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爱护牛、马、驴的民谚：“牛要满饱，马要夜草”“牛有千斤力，一时不能逼”“驴骑后，马骑前，骡子骑在正中间”“要想牲畜钱，要跟牲畜眠”等。
坐轿
轿子作为陆路上的交通工具，是最有地方特色的，从汉代到现代，总能见到它的身影。
汉代初，轿子形同小车，用人力畜力牵挽，到了魏晋时将辇车卸掉车轮，改用人力担抬，便成了轿子，后来轿子做到“中方八尺，左右开四头，其下交施三十六横”，需要36个人来抬，叫大辇，而“小辇形似轺车，金装漆画，但施八横”，即现代人讲的八抬大轿。
六朝时，轿子以人力担抬，称之为舆，分为肩舆（用肩膀挑）、板舆（两人垂手握持）、卧舆、步舆、篮舆等，《南齐书·东昏侯记》载：“萧宝卷曾让潘妃乘卧舆，自己骑马跟在后面，外出游荡。”
至宋代，轿子里放了椅子，或是改为双层，上层半截嵌进木板当坐凳，铺以软垫，下层为踏板，由于坐轿舒服，无行船走马之险，坐轿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几乎是无所不在，无处不至。
至明代，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令，严格执行坐轿等级制度，连官轿纹饰、抬轿人数都得按制行事，不得谮越。如官轿：省一级、道府级官员乘坐绿呢银顶轿，由8人抬，鸣锣开道13下；而平民坐的轿子，只能是两人抬的青布小轿，“庶民车及轿，并用黑油，齐头平顶。皂幔，禁用云头”。城里的富户，一般都有自家的轿子、轿夫和轿厅，而普通人家有事出行，若要乘轿子，都向轿埠预约租用，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皆有轿夫在等待客人招雇。南京城南三山街一带的教敷营原名轿夫营，就是因为明代夫子庙地区十分繁华游客如云，很多轿夫在此以抬轿谋生，久而久之有了“轿夫营”的地名。有趣的是，城里人信仰的城隍菩萨、财神、关圣帝也坐在大官坐的轿子里。害怕抛头露脸的小姐、少奶奶和大夫出诊看病也享同等待遇，以坐轿代步。
在民间使用最多的是花轿。花轿是结婚时抬新娘的轿子，由汉代的“婚帐”到唐代的“花车”演化而来。到了宋代，轿始定型。据传南宋孝宗皇帝为皇后专门打制了一顶“龙肩舆”，有座椅、踏子和门窗，内有红裀褥，外有围幛和门帘，后传至民间。明代南京，皇后、嫔妃、公主出门乘轿，不用男子或太监抬轿，而专从闽南招来大脚女，她们可以直接将轿子抬入宫内。明清时期，南京出嫁新娘出娘家门要鞋不沾地，故得乘坐轿子，花轿除披红挂绿外，四角还挂琉璃灯，下缀大红彩球，轿夫也系红腰带，穿红扎绿。至黄昏时，“于轿前鼓乐齐奏，择年轻四人，各手执一明角灯，随舆至女家，谓之迎亲宝轿”（〔明〕杨循吉《金陵杂志》）。民间花轿质量高低颇为悬殊。有的花轿内还有子轿，即轿中有轿。大花轿停在男家门外，子轿抬进堂屋内，新娘在堂屋内上、下轿。用花轿迎接新娘，表示对新娘的尊重，民间有风俗，不可对面去兜轿帘，否则会被认作“冲了轿神”，将有灾难临头。作为交通工具的官轿及民轿，至民国初期渐趋消失。迎亲花轿也改用彩绸装饰的马车、汽车，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乡间仍能见到，此后慢慢停用了。现在的仿古婚礼上迎亲花轿又重现身姿。
驱车
孙吴时的建业，陆路出行工具主要是车，“车，古者曰车，声如居，言行所以居人也。”就像现在下象棋，“车”不念车而念“居”音。按当时的礼制，不同地位、身份的人所乘车也大为不同，就其用处可谓“五花八门”，有各种各样的车，诸如：辇车、役车、猎车、骡车、辎车、轺车、栈车、胡奴车、元戎车等。
六朝时，开始时行牛车，社会上层人士日常出行常乘牛车，不但能在平地行驶，道路崎岖也一样运行。《宋书》载，刘宋的刘德愿驾牛车的技术了得，“百步之外，振辔疾驰，从两杆之间从容地飞驰而过。”
那时，也出现过敞篷车，用于民间载客运货，因无篷盖，俗称“露车”。还有一种一人推的独轮车，史载“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出游时，“常乘鹿车（即独轮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晋书·刘伶传》），说明鹿车轻巧，在许多坑坑洼洼的路上一样行驶。六朝时，为官者出门多骑马，亦多乘马车。无论牛车、马车，多为方形车厢，圆形顶盖，取“天圆地方”之说。东晋及南朝，对乘车有严格的规定，其装饰分玉、金、象、革、木五等，拉车的牛也有数字规定，任何人不得逾越。
明代乘马车规制：“明洪武元年令，凡车不得雕饰龙凤纹。职官一品至三品，用金饰银螭绣带、青幔。四品五品，幔素狮头绣带、青幔。六品至九品，素云头青带、青幔。”其实在当时，庶人中除商贾巨子能乘马车者外，一般老百姓乘不起马车。到19世纪末南京城内又兴起马车。此种马车由上海传入，多为两轮，少数几辆西洋四轮马车由驻下关商埠街的洋商引进，分敞篷和有篷的两种，系铁箍轮盘。到光绪三十年（1904），始改用橡皮轮，乘车者可少受颠簸之苦。宣统二年（1910），南京添置马车40余辆，供乘客包用，自此马车开始为市民服务，成了市里的“小公交”。到抗日战争前，南京马车300辆，多半用于迎送旅客或供市民郊游用。抗日战争胜利后，马车增至千辆，并定线路行驶，变成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此种马车敞篷，有两排座位，乘客相向而坐，可坐4～6人，最前面高出部分还可坐驭手及乘客2人。即使到了民国，马车仍然是南京城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公交汽车出现后，马车的使用并未全部被取代，马车的优点是沿途可带客，招手即停。为了招徕富人阔少，有的马车还仿制欧式马车，车厢四周有玻璃窗，悬有窗帘，隐秘性好，大都由富人包乘。
独轮车，到了清代及民国年间，就成了郊县运输用的手推小车，在车驾中部有一只近1米高的木质车轮，雅号“一轮明月”。左右各以木条钉成框架间隔，既可防护车轮，又可当扶手捆牢货物。车轮两侧左右可各坐1人，或左边坐人，右边放行李杂物。郊县常以此车运粮及大型陶缸、石灰、沙石或柴草。车夫将一根编织的帆布带系在左右两根车把上，将带子中央往肩膀上一套，两手用力提起车把，腰身挺起，两足用力蹬地，车子便“吱呀，吱呀”地推行。此车即使在山间羊肠小道也能通行，将人员、物资运送到穷乡僻壤。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民工支援前线、运粮运柴的重要文物，已送进历史博物馆，不再使用。
清光绪二十年（1894）两江总督张之洞力主修建从开埠码头下关至市区的主要大道，这条路完全参照上海租界的马路技术结构标准，石铺路面，可通马车，故取名江宁马路。该路穿过仪凤门，沿娄子巷（今三牌楼大街）、马台街直入鼓楼、绕鸡笼山下，穿碑亭巷一路南下，直到通济门，此路的竣工，成了南京道路向现代城区过渡的起点，要得富，先修路，从此，极少有商业市面、多菜田荒地的鼓楼一带，开始走向繁荣。清宣统二年（1910）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举办的大型物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在丁家桥至三牌楼湖南路一带展出，为了给赴会参观者提供方便，专门在会场外修筑了宁垣铁路，南起中正街（今白下路）北接沪宁铁路，全程票价十枚铜圆，南来北往的乘客，如在丁家桥劝业会大门口下车，正好一半行程，5枚铜圆即可，当时火车头牵引三四节车厢，每节载客八九十人（有座），一小时一趟，十分快捷。另外，劝业会场周长约8里，在外围铺设了轻便小铁路，花几枚铜圆即可绕场一周，会场南北长四里，场内设有马车、人力车，可随时接待观众，游览参观工业、农业、教育、卫生、军火武备、美术、侨商产品等展馆。
清末，南京又动工兴建了全长7.3公里的宁省铁路，从金川门入城，经三牌楼、丁家桥、无量庵（鼓楼）、北极阁、珠江河、督署衙门（总统府）到中正街（白下路），小火车一开，推动了城市建设的发展，南京人的出行，变得更为方便、快捷、安全。1908年，沪宁铁路全线通车，当年运送旅客300余万人次，铁路列车成了出门远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1928年南京中山大道的建设，从海陵门（挹江门）入城，经山西路、鼓楼到新街口，折东至陵园大道，成了南京人最重要、最有代表意义的国际一流大道。市内主干道更为宽敞通达。
但是20世纪50年代，虽说南京的主干道都已铺上柏油路面，公交车来来往往，编织着都市的繁华，而那些较狭窄的次干道上，都依然是马车的天下，路面不平坦，多为卵石铺成，马车行驶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轮箍发出沉闷的咔咔声，车厢东摇西晃，乘客也随之像墙头草一样，摇摇摆摆，坐这样的车出行，也是活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