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现代资本与金融革命的问题出发，结合中国及世界社会政治与经济革命的漫长历史，重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探寻中国千年兴衰的动因，并就当今世界经济危机、中国金融改革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思考。
作者韩毓海用平实、生动甚至略带犀利的笔触，援引马克思著作中的精彩部分，充分解读了马克思对当今世界社会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危机的成功预测和判断。针对马克思的三部作品《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者引导读者沿着马克思的足迹解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货币、债务、道德、信用等，并反思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剖析有哪些现实指导意义，从而鞭策现代人要想看懂并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就要回归马克思。
【作者简介】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纽约大学访问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入选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北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计划。并获得第九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七届上海文学奖、第三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畅销书一等奖等。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名列2010年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总榜第一名，并收入《中国高层领导荐书集萃》。《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获评“2012－2013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书”。
目录
前言
第一章“大国”是怎样“崛起”的？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
“金箍棒”与“紧箍咒”：债务驱动的暴力
“人”如何成为“世界货币”
文明的辩证法
反对“资本主义”不等于反对“资本”
社会主义与金融
第二章古典经济学的“扯淡”
“批判”与“扯淡”
市场经济的起源
信用：货币化的道德
银行券：债务货币
怎样读懂《资本论》
古今兴亡多少事
第三章“人间喜剧”
纤夫的“爱”
“召唤亡灵的行动”
“流氓无产者”与国债
小块农地的金融化
“现代社会靠无产阶级过活”
跋一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李玲
跋二向马克思学习胡鞍钢
参考文献
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也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
“多难兴邦”这种话虽说绝不好玩，但我第一次系统地读马克思确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记得北大中关园宿舍门外的一树梨花，岁岁都开得如雪一般，而我年年打树下走过，却从未留意过自家门前便有这样的美景。花的后面有一爿旧书店，有一日，我踱进去，只见店主一个人在躺椅上睡觉，阳光扑面进来，四周静悄悄的，倒也正应了那句滥俗的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
猛然看到了屋子角落里堆着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黑皮精装，一共是50卷，便顺口问了价钱。
听到有人，店主却连眼也懒得睁开，只是懒懒地应着：“100。”
“什么！”我大吃了一惊。
店主显然会错了意：“唔，80块你拿走吧，可是全套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真想要，我这就帮你捆好，用自行车推你家去，反正放在这里也白占地方”。
于是，大梦未醒的小店主便乐陶陶地推着一车马克思的书，由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扶着，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如今想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悲欣交集的人间喜剧。
那时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而现实逼迫着我，不得不结束了“开莫名其妙的会、见莫名其妙的人、讲莫名其妙的话”——四处胡行野走、狼狈不堪的日子。时代的机缘使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马克思慈父般的目光、与他乐章般的灿烂史诗“狭路相逢”。
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语。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再到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而要寻求富强之道，则必须实现从王朝帝国向着以财政、金融和军事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目标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具体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和金融制度相联系的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或者说，就需完成从“士大夫政治”向着现代“党军”、“党国”政治的改进。
不过，我们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则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作“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即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与民同心”，与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便是“大同”，这便是“人间正道”，此即所谓“王道”。而要实现王道，那就必须与天下苍生心贴着心，手拉着手，共饥寒、同冷暖，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改造“精英思想”，始终保持一颗老百姓的“平常心”，而这就是王阳明所谓“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要践行“王道”，更必须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别是那种“不王道之富强”，而要发扬王道，仅依靠改革上层与精英的转变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它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根本区别，其实大致也就在于此处。
“京都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10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19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9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我想，宫崎市定其实是怀着同情，乃至景仰的态度去对待理学和心学所张扬的“王道”传统的，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不能“富强”，对于中华文明的先贤而言，他们毋宁是“不忍独自富强”，不能忍受霸权主义的富强、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道，不能容忍使千万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现代化发展”。吾独富，奈天下苍生何？吾虽独任，奈天下苍生何！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这就是“仁”，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
中国当然需要改革，中国当然渴望富强、需要富强，正如严复所指出的，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就会流于空谈，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而这也确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但是，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显然也并不在于简单的“富强”，而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而说到底，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自宋代以来，中国面向富国强兵的改革所主攻的目标之一，就是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历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货币政策”。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是说国家对民生与产业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则；所谓“短缺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以贵金属为币，而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白银主要依靠海外进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货币政策”一变而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国家的发展便总是会缺钱。
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够在16世纪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国，实现富强，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则在于它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金融革命，从而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而货币由“交换的中介”转变为以国债为基础发行的银行券，则是这一革命性转变的突出标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互相预付”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而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并不是“货币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据的流通，这一切都是由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资本论》）所揭示和指明了的。
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为经济交换方式的革命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方才树立起相应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马克思最懂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最懂得富强之道，而这一点，确是我们中国的历代先贤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正如马克思对于金融和资本的研究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各路经济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一样。不过，我们更需知道，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不王道之富强”罢了，如果沿着这条道路照走不误，一切“后发国家”不仅不能实现“富强”，而且还会陷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丛林法则，其结果不仅仅是亡国，而且更是“亡天下”。
历史和实践都已证明，要把富强与王道统一起来，要克服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仅凭“改革”、仅凭改造上层、发动精英提高自身治理能力是不行的，因为这需要动员全社会、需要发动人民群众，简而言之，这需要革命。
马克思极懂富强之理，马克思深谙金融和资本之道，这有《资本论》为证；而马克思更深明革命天演的法则，因而他赞成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欧洲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这也有他一生的奔走呼号为证。
今天看来，无论求富强还是求王道，我们都离不开“西方圣人”马克思，因为仅靠我们祖宗的遗产，确实解决不了富强与王道之间的矛盾。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毛先生把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在一个东方大国做了实践，中国最终实现了历史大翻盘，他开辟了在“王道”基础上实现“富强”的新道路，他的一些实践、一些做法，固然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自有其“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悲剧，但在大方向上，乃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中国学者的问题却是对美国及西方霸权和霸道之实质既了解不深，对王道传统兴趣又不大、记忆几近淡漠，故不能以己之长，习人之强，反难免两头皆失之虞，此乃最可担忧之事。
无论如何，只有走“王道富强”道路，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如果不能把西方“最强”的东西与中国“最好”的东西成功结合起来，中国注定要走到邪路上去，包括出现复活官二代、封建主义、买办资本、腐败、两极分化等问题。正如历史上的中国，求仁反不得仁，而今的中国，若只求富强，反不能得真正之富强。
廖老一直把毛泽东主席称为“毛润之先生”，因为廖氏一族，举凡廖仲恺、何香凝、廖梦醒、廖承志，一半是国民党元老，一半是共产党元勋。廖老一生历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作为纽约杰出的金融家，他始终关怀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早在2005年，廖老便提出中国以“货币互换”抑制美元霸权，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以及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待遇、面向内需、面向中西部谋发展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他的博大智慧令我如沐春风，至今记忆犹新。
关于“王道”与“富强”这个话题，我还记得20世纪末，费正清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墨子刻（ThomasA.Metzger）教授来北大讲学时，偶然在路上遇到他，我向他请教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的问题，他曾这样说：我们西方实行的是“霸道”，你们中国坚持的则是“王道”，1840年我们打败了你们的“王道”，可是西方的“霸道”终究也不能长久，现在要看看你们中国究竟有没有办法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了。与其说将来全世界都要“看中国”，还不如说是全世界都要看中国如何去克服“王道”与“霸道”相冲突这个难题。
墨子刻教授对清代制度，特别是《大清会典》有着精深研究，他更继承了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观，而更重要的是，用廖子光先生的话来说，他是少数“真正懂毛泽东思想的人”。
今天以及未来的中国果然能够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富强”，从而为人类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径吗？
2011年6月，在世界讲坛上，李稻葵教授曾经面对着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内的西方政要这样坚定地说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会重复西方霸权主义的老路，因为我们要复兴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文明，这一文明的核心是“王道”，就是我们说的“共同富裕”。中国的现代变革“始于170年前开始的中西文化大碰撞，中国的失败为中国文明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屈辱，这种屈辱的教训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仍然在学习这些教训。那次屈辱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历史上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包括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为了应对这次屈辱的一个决绝的回应。”
“我的文明教会了我，不要去压迫别人，不要强加于人，而是要与人合作；我的文明教会了我，经济学应该为大多数人服务，而不应是掠夺别人的工具和手段”。
稻葵先生的话道出了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当时舌战群儒的形象：君子威而不猛。
“屡仆又屡兴，慷慨期致远。道逢同心人，万里互可勉。”由此上溯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为了争取一个文明、进步和平等的新世界而前赴后继、挖山不止。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我们的去路，就没有什么大山是挖不平的。
或许，我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写完《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之后，我本想一鼓作气把《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写完，但是随着写作和研究的深入，我日益认识到：如果不能抓住现代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如果不能洞悉人类社会发展发生“大分流”背后的因缘，无论下多少功夫都是枉然，而要抓住这样的动力、追求这样的视野，那就必须掌握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方法。
我从今年9月初至今一直在生病，家人警告我说，倘若再这么捧着马克思的书不放，恐怕就真的“要去见马克思了”。此虽系笑谈，而我心自知，我们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别的东西吗？不做亏心事，何惧鬼叫门。何况我们的许多前人，例如写出了《封建论》的柳宗元，恰在我这个年龄就死掉了，而像马克思一样，他即使在放逐中，却毕竟也没有低下过自己的头。
本书得以顺利面世，实有赖于多方的全力帮助，今特申明三事：胡鞍钢教授命我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师生讲授此稿，由于鞍钢教授在讨论中提出的宝贵意见，使本书的观点更具现实针对性；李玲教授慨然推荐，其辞恳切，令我动容。作为前辈师长，他们的恩义于我，诚可谓是“动心于无情之地，施惠于不报之人，古烈尚难，况在今日”；而北京大学支持我这样一个中文系的教书先生为全校研究生开设“马克思著作精读”课，也凸显了北大学术自由的传统，故清华与北大——此应感谢者一；中信出版社为出版本书，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此应感谢者二；我的研究生贾嘉、陈澹宁通过录音记录、反复斟酌，把我的讲稿整理出来，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此应感谢者三。
马克思于1883年病逝于伦敦，于今130年矣。今天的我们却正处于他所预言并深刻分析了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之中，而这按照恩格斯的名言来说就是：“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希望这本小书能为广大读者带来真正的思想与知识的乐趣，而那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希望的。
韩毓海
2013年11月25日于北京
第一章：“大国”是怎样“崛起”的？
《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这一部分讲的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是从哪儿来的，讲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我们这一讲便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般地以生产力的革命、交换的革命，而是以一场深刻的金融革命为标志。
欧洲16世纪以来连绵不息、不断升级的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战争融资需求，跨国的金融信贷体系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金融”的领域独立了，“国王的债务”被货币化了，成为在银行家们之间投资转卖的财富－资本，一条“由债务驱动”的发展道路由此开辟。
马克思的天才之处正在于紧紧抓住并率先深刻分析了这条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揭示了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崛起的根源、不可避免的危机，真理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限度及其与生俱来的脆弱之处。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最广为流行的舆论里面大概只有一句话庶几正确：“马克思的经济学不是市场经济学。”即使马克思活着，他本人也会同意这句话，但这丝毫说明不了什么。相对而言，另外一种流行的舆论则是不正确的，这种舆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持此观点的人忘记了《资本论》的副标题叫“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忘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恰恰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什么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最简单地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资本经济学”，把它理解为“金融经济学”倒庶几接近于马克思的原意。实际上，马克思是在对“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与超越的基础上，方才建立起他独特的方法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采用他独创的“经济学－哲学”方法，采用资本的语言或者金融的语言，重新叙述了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所讲述的内容。“马克思的语言”使得熟悉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叙述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马克思的方法”也使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陷入了双重困境，于是，经济学家们只好说《资本论》是哲学书，哲学家们则说《资本论》乃是经济学著作。而这不过暴露出现代知识最根本的缺陷与困境：哲学家不懂经济学，从而使哲学变成了玄学和空谈；经济学家不懂哲学，这使得经济学缺乏思想的含量，甚至变成了统计。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伊始所遭遇的最广泛的批评就是，当时的人们认为：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叙述是“极其抽象的”，而马克思对此的回答也很著名：要分析资本和金融，靠化学试剂和手术刀、靠斯密所开创的那种“经济学家讲故事”的通俗方式是完全不行的，因为这需要“抽象力”。
今天，任何对于期货、期权交易和证券投资有一定了解的人，或许都会明白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是指什么，因为资本和金融是高度抽象的领域。华尔街已经开始雇用高等数学家和高等物理学家对资本市场进行分析，只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要理解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的洞见和预言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马克思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他比迄今为止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懂历史。在他看来，16世纪地中海地区极端活跃的融资活动使得“金融”从各行各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支配性的领域，而这划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资本自我增值的时代。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观察，把债务打包成“信用凭证”进行买卖就绝非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了不起的发明，因为早在16世纪意大利皮亚琴察交易会上，这种把国王的债务打包成信用券进行买卖的交易，即“债券”交易，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本质性的东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弗里德曼的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在重复一些陈俗老套罢了。
问题并不在“市场经济”－那只不过是一个18世纪的陈腐话题，问题在信用的垄断和滥用即“资本主义”－这才是自19世纪以来支配世界和人类经济活动的真正力量。由于看不懂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一种流行了500年的东西当作“新发明”来反复地重新倡导，并徒劳地采用18世纪苏格兰手工业行会的语言，叙述资本主义的世界，而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其实就像1787年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和盐税专员的亚当·斯密一样，他们正是因为憎恨“债务型国家”－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和国家，方才热烈地倡导自由市场和市场经济，因为哈耶克所憎恨的当时的奥地利政府与斯密笔下的英国汉诺威王朝统治者一样，都迷信依靠借债、发债维持财政和经济活动。因此，如果离开了对“债务型国家”的憎恨，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他们对于“反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倡导与呼吁。但是，弗里德曼与斯密和哈耶克的出发点都不同，弗里德曼不但是“债务型国家”的积极拥趸，他更是故意混淆了“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之间的根本区别。由于这种致命的混淆，弗里德曼的政策起初使美国的金融机构获得了空前的自由，随后则使美国的债务绑架了世界经济，最终世界经济就这样被美国的债务拖着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根本不在乎斯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之间这种本质性的区别，而只是说：所有的“西方经济学”都是与马克思对立的，并简单地把经济学所面对的问题归结为“政府与市场”这种极为幼稚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西方来的，当前的学院分科体系将经济学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是完全说不通的。斯密、哈耶克与马克思在反对“债务型国家”这一点上，起码是高度一致的，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与上述三人是完全对立的。
真正把经济学大师们分开的东西并不是他们对待政府或市场的态度，而是他们对待资本、金融和债务的态度。在这方面，马克思恰是一个真正的标杆，《资本论》则划出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同时，欧洲资产阶级以扩大税收和银行券不断贬值的方式，把国家的开支、战争的开支以及放债者的利润统统转嫁到欧洲大众身上，最终把他们剥夺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从而也把“欧洲对于世界的战争”转变为欧洲内部的革命。
正是伴随着战争国债制度，即以国家的债务为抵押发行信用这一创制，以银行券的流通为基础的“货币交换”方才成为决定性的社会交往方式。竞争性的市场不过是竞争性的国际关系的日常化、社会化表现。
所谓议会民主、代议制均是从政府融资制度中脱胎而来，因此，如果离开了从王权国家向“债务型国家”的转变，就完全不能理解从封建贵族制向现代国家官僚制的演变，当然，也就完全不能理解资产阶级选举、代议政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体制是以跨国金融体系为前提而建立的。跨国金融体系的形成则是16世纪以来欧洲战乱频仍的产物，它的实质就是私人银行家的联合。
国家出于战争的目的而发行国债，私人银行家为了经营国债方才建立起以国债为基础、以税收为抵押的银行制度和以银行券的流通为基础的财政税收制度，正是这二者根本性地促进了货币交换的发展、“互相预付”的信贷机制的发展、国家管理制度的理性化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而根据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我们一向接受并习以为常的那种（亚当·斯密式的）观点就是不正确的，那种观点认为：货币交换与市场经济都深深地植根于人们与生俱来的“交换的偏好”，基于人性的本能，因此，货币交换和市场早在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首先就在于：他对于货币经济、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起源有着极富独创性的解释。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至今还被我们视为“真理”的经济学，他认为：货币交换、市场经济，特别是信用制度，都是被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创造出来的，而绝不是由于人性的偏好而自然产生的，因而，它们是战争与资本联姻的产物，直接说来就是国家间武力与金融竞争的产物。
因此，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主题就是“战争与革命”，战争引发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引发革命。
费尔南·布罗代尔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特立独行地继承了马克思的真知灼见，而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他是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他认为，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金融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的银行家集团，就已形成一个跨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阶级，欧洲的金融体系乃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基础。但很可惜，古典经济学却把现代金融制度视为产业革命的结果，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颠倒”。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是以他“对经济学的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为基础的，这种“批判的武器”必然地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18世纪的话题，是手工业行会时代的话题，是小私有者和小业主们的话题；而当西方经济的发展进入19世纪，这个问题就被金融和资本压倒一切的现象所代替了。从这个角度看，比斯密晚出生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阿克顿勋爵的观点倒是更接近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他说：当前的问题不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是人民与银行的关系，英格兰银行已经由银行家的银行，变成了政府的政府，这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真理一向命运不佳，这是因为从没有现成的、已经准备好的耳朵聆听它的声音，而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再好的乐章也是白费的。当然，“真理的耳朵”也并不是真理的学说本身塑造和培养出来的，比如，无论晚年的毛泽东怎样要求他的同志和战友读马克思的原著，终究亦是收效甚微，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战友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真理的耳朵”只能在现实的教训和磨难中形成。当然，这绝不仅仅是指：许多革命者其实是在漫长的监禁生涯中把监狱当作了研究室，方才第一次系统地阅读马克思的，熟谙德文的列宁就是如此。用鲁迅的话来说，这就是盗了马克思的火，为的是来煮自己的肉。因为历史的辩证法恰在于恩格斯所说：人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破南墙也不肯回头的驴子，正是因此，“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对于那些真正有教养的人来说，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认识到：人类只不过刚刚真正地迎来了阅读马克思的时代。
渺渺大荒灯一瓠，风雨摇看近若无。每临生死需静气，石火光中可读书。
下面，就让我们从头说起，沿着历史的轨迹，与马克思一起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然不是什么“市场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经济学，马克思研究和描述的核心问题当然不是商品市场、自由贸易这种老生常谈，而是资本市场、金融交易，是“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的兴起、危机与限度。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去，支持西方大国崛起的根本力量就是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这就是这些大国手里的“金箍棒”，金箍棒的威力来自该国筹措军费的能力，它的基础则是战争国债制度。
战争国债制度是一个“紧箍咒”，而它则操纵在战争国债的筹集者（资产阶级）手里。战争国债制度－这个指挥金箍棒的紧箍咒，就是欧洲资产阶级在16世纪缔造的“最伟大”的一个创制。
什么是国债？马克思说：“国债，即国家的让渡。”国家让渡了什么呢？让渡了它的税收权和发钞权。国家向谁让渡？向它的债权人。谁是国家的债权人？金融资产阶级。
第一，国家以税收为抵押，向“土豪”们融资，从而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包税人。而国王把包税人请进议会，与贵族平起平坐，甚至使“土豪”坐在贵族头上，这就是议会民主。而由债权人代替国王管理国家，也就是由投资者担任行政官，这一决定性的改革促使了欧洲国家管理的理性化，代议制的实质无非就是让债权人管理国家。
第二，这样一来，国家的债权人成立了一家私人投资公司，它的名字就叫作银行，银行以公债（国家的债务）为准备金发行银行券。作为交换，国家承认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税收的工具，于是，这些银行券就成为国家法定的正式货币，国家也就是这样把发钞权让渡给了私人银行。
马克思说，作为国家的债权人，英格兰银行一方面通过放债向王室收取利息（利率是8％），另一方面又采用依托国债发行的银行券向社会放贷（利率也是8％），通过玩这种两头通吃的游戏大发横财，后来，马克思把这个“空手套白狼”的金融家阶级称为LaBoheme（但这个词却被错误地翻译为“流氓无产者”）：
国债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因为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斯密在《国富论》中同样提到，国家通过发行国债券来融资，而国债券又成为银行发行银行券的准备金，这样一来，银行就可以通过不断加印银行券增资、扩资。而随着银行资本的增加，银行券和国债券同时贬值。所以，每一次公债的发行都极大地推动了银行券的发行，而这却给所有人都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可见，银行就是国债的产物，它以王室的债务为抵押而发钞（银行券），货币经济则是银行的产物，因为这里的货币就是指银行券，而这种以银行家发行的纸券为货币的“货币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对于一般国民的剥夺。
斯密也曾这样说：英格兰银行是欧洲最大的银行，它于1694年7月27日由国会议决以敕令的方式组建。彼时，它向政府提供了总额达120万英镑的资金，每年收取10万英镑的费用，我们可以推测，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府的信用一定不怎么样，所以不得不以如此高的利息借款。
1697年，英格兰银行获准扩充资本1001171英镑10先令，据说，这次银行增资是为了支持公共财政的信用。在1696年，国库券要打四折、五折或者六折才能发行成功，而银行券也要打两折。
什么是银行？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银行，其实就是那些向国家的战争投资的有钱人成立的私人公司。他这样概括说：
什么叫作“国民的永远债权人”？这就是说，只有在国家永远不还清国债的前提下，作为货币的银行券（即“国家借款的凭证”）才能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而一旦国债还清，货币的创造就将停止。
果然，直到今天，英国王室所欠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依旧没有还清。
而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也往往搞不清楚：为什么美联储是由12家私人银行构成的？为什么美元不是由美国国家，而是由私人银行发行的？为什么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能够成为美国掠夺全世界的法定货币和税收工具？
马克思讽刺说：“英国的一切公共机构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债是‘国家的’。”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指出，私人所有的金融部门居然靠公共纳税收入做担保，这充分暴露了美国所标榜的意识形态与其实际制度之间的深刻矛盾。
美国为什么欠了一屁股债？因为它有两个烧钱机器：一个是战争机器，另一个是金融机器，即一根金箍棒外加一个紧箍咒。美国政府为什么不能为人民服务？因为它要为自己的金主、债主服务，美国政府如果不听债主的话，华尔街立马就念紧箍咒，华尔街一念咒，随时都可以让美国政府关门大吉。
市场不能制约政府、民主不能制约政府，但资本和银行家能够制约政府，相对于政府，银行家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才是绝对的权力。
而某些经济学院的教授们却告诉大家，不要问“市场”之外的傻问题，经济学是科学，不要问数学模型之外的问题。
实际上，这些问题一点儿也不土、一点儿也不幼稚，恰恰相反，它们是所有深刻的经济学问题中最深刻的，因为它关乎全社会，关乎所有人。
什么是货币？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是指建立在国家债务基础上的、由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但是，经济学家却说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中介。而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什么比经济学家的这种看法更荒唐的了。
仅仅把货币理解为劳动价值“交换中介”的斯密，竟然对于建立在政府债务基础上的银行券深恶痛绝。他满怀书生意气地感慨：鞑靼可汗总是这样问欧洲的使者，欧洲富裕吗？欧洲人的牛羊多吗？与视金银和货币为财富的欧洲人比起来，视牛羊为财富的鞑靼人的看法实际上倒更接近于真理。
马克思则对斯密的感慨万千并大加讽刺，他在这一节里加了个注，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话说：
如果鞑靼人充满了今日的欧洲，要使他们理解我们这里的金融家是什么，银行券是什么，会是很困难的。正因为货币不再是交换的中介，而成为依托政府债务发行的银行券，所以，“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
蒙古人不知道银行券是“财富”，甚至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是因为他们不理解银行券就是银行家手中掌握的国家债务凭证，因此，他们也就不理解那种通过经营债务而发财和积累财富的人。在斯密所厌恶的重商主义时代，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只把金银当作财富，于是，在视“商品”为财富的斯密眼里，伊比利亚人对于财富的理解还不如鞑靼人。但在斯密的时代，欧洲的银行家阶级却把银行券当作财富，而在金融家眼里，斯密那种把商品当作财富的见识与视牛羊为财富的鞑靼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没有贸易、没有市场、没有劳动，只要有好战的、负债的政府，那么依托于政府债务的货币（银行券）也会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资本主义的兴起就伴随着好战的、负债经营的国家这种政体的兴起，而西方的大国－学名是“现代民族国家”，则完全就是战争的产物。“大国”是在战争、战争国债中崛起的。1500年，欧洲有400多个国家，现在有多少？44个。300个哪里去了？打没了。查尔斯·蒂利说，战争，这是西方500年历史中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斯密在《国富论》里感慨道：“本世纪的战争是有史以来耗资最多的战争。”可惜他没有见过“二战”、科索沃战争，更没有见过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
打仗最需要钱，欧洲这么穷，小人穷斯滥矣，穷了就互相打，这个道理讲得通。但是，既然穷，那应该是“穷打”，穷打按理说就打不长，绝不会打到今天，更不会越打钱越多。斯密在《国富论》中就问过这个问题，而他的答案是：这是因为总是有人借钱给国王们打仗。金融家阶级就是从那些“借钱给欧洲的国王们打仗的私人”
中发展出来的，这也就是“资本”家的起源。蒂利指出：
毫无疑问，信贷的可利用性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它以前债务的偿还，但是它甚至更多地取决于资本家的出现。资本家……把钱交到……国家手里，并且收取数量可观的税收的折扣作为他的信贷、风险和努力的报酬。但是更常见的是，资本家充当主要的公债的组织者和持有者。他们的活动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货币化。
蒂利说，资本家阶级是从帮助国家筹措战争经费的战争借款制度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信用制度是从战争国债制度中发展出来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以银行券作为税收工具而建立的。反过来说，税收本身是国王借贷的抵押物，而银行正是以这种抵押为准
备金发行银行券，当银行券成为税收的工具时，它也就成为国家的货币。
货币经济是怎样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的呢？国家经济的货币化就是指法定货币的银行券化，这同样是战争国债制度的产物。
议会制度是从包税制度和王室借款制度发展而来的，议会的代表是由包税人和借款人的代表组成的，这些“土豪”起初被称为有城堡的人或“城里人”——bourgeois，后来，这个词才被我们翻译为“资产阶级”。
蒂利的概括简明扼要地说清楚了资产阶级、信用制度、财政制度和议会制度的起源。无论工业革命还是议会制革命（即光荣革命），它们的基础都是军事革命，而军事革命的基础则是金融和财政革命，孙悟空的形象是通过金箍棒和紧箍咒塑造而成的。这些概括当然都是对马克思的观点的重复，但是，这也正是《大国崛起》、《货币》、《华尔街》这些电视专题片所不能告诉你的，因为那些专题片放言奢谈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它们的制作者却不知道资本家阶级是从哪里来的。可见，与西方当年的“土豪”不同，今天中国的“土豪”们根本没有任何革命的勇气和本事，结果他们既无视了西方的“金箍棒”，更看不懂人家的“紧箍咒”。
蒂利的概括非常精彩，但是，要仔细解释这种概括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欧洲的国王们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将战争升级，最初是因为城市里的包税人给国王提供稳定的税收，根据这笔稳定的收入，国王们就能支持较长期的战争。而作为交换条件，市民的代表（即包税人）就可以参加国王的议会。
其次，就是那些高利贷者和发了财的商人向国王购买年金。年金本来是国王奖励贵族的，本是贵族的特权。国王向高利贷者借钱，按年还利息，但是他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是借钱、还利息，而是说这是赐予高利贷者的年金。对于国王来说这当然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对于高利贷者来说却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但是，无论包税还是出让年金，这些还都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
以公共信用体系－战争国债制度的形成为标志的现代金融革命，才是西方发动的一切革命的真正基础。从那时起，国王的债务可以打包成信用券，在金融机构之间买卖。为了对这种金融衍生品进行买卖，在16世纪中期的意大利皮亚琴察形成了定期的交易会，这就是华尔街的祖宗－银行家的第一个联合体，它把欧洲社会作为暴力机器组织起来。
“金箍棒”有威力，是因为背后有“紧箍咒”支持着。这一论断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并给予了深刻阐述的。马克思说：
随着国债的产生，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7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18世纪的荷兰以及19世纪后期的英国，正如今天的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乃至英属维京群岛一样，它们都不是工商业中心，更不是世界产业经济的核心，它们只是资本自由的天堂、是炒钱的核心与飞地，它们代表着一个资本与产业经济完全脱离的发展方式，或者说是资本剥削产业和劳动的发展方式。而马克思把这种发展方式称为“卑劣的劫掠制度”。
有些中国人的毛病就是记吃不记打，以至于到现在还搞不清楚鸦片战争中我们是怎么挨的打，忘记了“金箍棒”的威力是怎么来的，至今还是活得稀里糊涂。我这么说绝不是在污蔑，这是有道理的。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年英国人漂洋过海来打中国，这打仗首先打的是后勤、是补给，英国人的后勤和补给是怎么来的？谁研究过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所以，我说是记吃不记打。
英国人漂洋过海来打中国，但他们的后勤补给不是靠装了一船干粮或者一船白银解决的，而是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解决的。在整个19世纪，广东的行商都是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与英国和英属印度做生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大资本家与小商小贩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信用而不是货币和现金做生意，这种信用的主要工具就是“贸易的凭证”－汇票。这就是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行商贸易就被组织进了以伦敦为核心的国际信用体系。所以，通过英格兰银行的汇票，英国人就可以在广东兑到白银，并用白银为军需补给来打中国。英国人通过掌握的国际信用体系，举全世界的钱（也包括中国的钱）打中国。结果就是：无论战争在哪里打，即使在中国打，英国人也是越打钱越多，而清王朝反而越打钱越少。清王朝打不下去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什么是行商制度？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欧洲贸易商与广东的行商做生意，采取的便是“预付制度”，即欧洲商人不是直接在中国销售商品，而是把商品交给清政府指定的行商，由后者代售，后者则为前者提供预付凭证，在销售完成、双方结账之前，这种预付凭证就体现为“汇票”。
欧洲商人是这种“预付制度”的拥护者，因为这种预付制度是由清政府做担保的，特别是在商品的行情不好时，欧洲商人格外希望把商品交由行商代售，隔年之后再凭借汇票兑现，以连本带利收回现金（当时，中英之间贸易的平均回款周期是三年）。
这样，欧洲商人就把商品销售的风险完全转嫁给了由清政府进行资产担保的广东行商，而一旦出现欧洲商品滞销或者赔本的情况，行商就会出现“商欠”，而这就体现为汇票的贬值，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理由实际上就是英国向清政府讨要行商的“商欠”，即要求连本带利地兑现汇票。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不是为了鸦片诉诸一战，而是为了维护英国汇票的本息、英国的金融霸权与清王朝诉诸一战。
英国人为什么需要中国香港？因为人民币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但在香港，人民币与港币可以自由兑换，而港币是自由兑换的货币。它是要在那里开个口子，让中国的资金流进去，让国外的热钱流进去，它是要把香港搞成英国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它这么做不是为了将来再打中国的时候，随时可以在那里用港币兑出人民币用作军需－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就说，中国人非常奇怪，为什么他们竟然允许美国舰队在香港补给，难道他们不知道美国在香港补给是为了“保卫台湾”？这个道理的更深一层就是：既然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它的货币和金融政策还是独立的，甚至是与中国对立的？
实际上，中央政府只能把人民币离岸中心放在上海，进行人民币国际化试水。道理也很简单：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龙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辖市，那里有着中国最强大的工人阶级，有一批精明强干、熟悉现代金融制度、忠于党的事业的干部，有强大的产业经济和进出口贸易作为后盾。
上海为什么这么“红”？这也是百年中国历史铸就的，这也是不可动摇的。有人说建立上海自贸区是出卖国家金融主权，这是完全错误的，建立上海自贸区恰恰是为了维护乃至夺回中国的金融主权。正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手中的美元越多，美元贬值就越快，所以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然而，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要逐步开放外国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但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中国金融的发展与企业和贸易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而绝不是走金融资本脱离产业和贸易发展的道路，必须清醒：金融开放绝不仅仅是向美国开放，而是要积极与伊斯兰世界、日本和欧盟加强金融合作，以对抗美国的金融霸权，而不是使中国的金融日益成为美国的附庸。
包括《大国崛起》这种还值得一看的作品，也基本上就是从亚当·斯密式的、从狭窄的西方中心论的视野叙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它甚至把鸦片战争看作英国为了建立“世界市场”而不得不发动的“正义战争”。
例如，据说有这样一个还挺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竟然说：英国打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不肯搞市场经济，所以，英国打中国是为了拯救中国。什么叫作天真？这就是令人发指的故作天真。什么是记吃不记打？这就是最典型的记吃不记打。
马克思说，西方崛起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庚子战争为高潮而“完美收官”的。西方崛起的前提就是中国的衰落和解体，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是建立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血流成河、泪流成海的无边苦难之上的。
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大国－“作为债务法人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国家能力首先指的就是超强武力，这个武力则来自于超强的融资能力和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能力。这样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乃是建立在“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斯密所说的商品交换、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清王朝的经济总量在当时占世界1／3以上，但还是被人家打趴下了，根本道理就在这里。
在连什么是“帝国主义”和“民族国家”中那个“国”字都还没搞清楚的前提下，奢谈什么大国、什么崛起－这有意思吗？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
马克思说的上述这五条，构成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构成了资本主义在世界崛起的条件，这就是人家的72般变化，是打了我们100多年的“金箍棒”。这是历史的结论、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这一发现的光辉历久弥新。而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最应该警惕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那种“对历史天真和无知”的态度，把资本主义兴起的铁血历史阐释为“大国崛起”的田园牧歌，就充分表现了古典经济学这种严重的缺陷。
所以说，当务之急，还是那句老话：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最近流行的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讲的就是西方崛起的过程。
西方为什么很穷、很song呢？最简要地说，首先就是因为农业没搞好，结果是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斯密在《国富论》里说，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日耳曼贵族就垄断了土地。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不同，欧洲土地的所有者是日耳曼等蛮族征服者，欧洲总体来说是没有小农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小农”，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农业工人），它只有农奴。欧洲贵族有土地不劳动，而农奴劳动无土地，最终就落入了耕者不能得其食、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步。
吃不上饭怎么办？邓小平先生曾经警告我们说，九亿人在贫困中，那就不能不革命啊。不要说九亿，就是一亿人吃不上饭，他也一定要革命。吃不上饭，那就要革命。
但是，革命从来就有两个革法，一是消极革命，即逃避，就是逃离土地、逃离农村、逃离封建贵族的剥削；二是积极革命，组织起来出去抢。前一条是革自己的命，后一条是革别人的命。
中世纪兴起的欧洲城市主要便是由逃亡的农奴和工匠建立起来的，因此，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从它建立的那一刻起就是武装的城堡，有自己组织的城市武装力量，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的军事能力也不断增强。直到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爆发，世界上第一个劳动者政权的基础依旧还是巴黎这座城市的自卫组织－国民自卫军。而这恰恰说明了欧洲中世纪遗产对于今天的影响。
马克思回顾这段历史说：在中世纪，有一些城市不是从前期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在整个中世纪，农奴不断地逃向城市。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同时也就开始了一个流浪时期。……这种流浪现象是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密切联系着的。
早在13世纪就曾出现过个别类似的流浪时期，只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期才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些流浪人数非常多，其中单单由英王亨利八世下令绞死的就有72000人。
从13世纪就开始的流浪时期，对欧洲的统治者构成了严峻的考验，而在15世纪未尤甚。而除了像亨利八世那样大规模地绞死逃亡农奴之外，另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就是把这些流浪者组织起来到欧洲的外面去抢劫。
是谁把欧洲人组织起来出去抢呢？这最初的组织当然就是教会。
欧洲的金融业就起源于教会，它的先驱就是所罗门圣殿骑士团，这个由僧侣组成的军事修会，起着为十字军东征提供资金的作用。十字军运动开始的时候，一个法国南部的领主通过圣殿骑士团，以抵押自己房产的方式取得一张汇票，这种汇票可以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骑士团的分支机构兑现，只不过在兑现时要收取贴水。如果考虑到这种汇票同时是可以在骑士团的分支机构之间进行买卖的，那么我们就几乎可以确定无疑地把它称之为“金融衍生品”。而一旦我们能够这样看问题，那么今天依然还很神秘的金融衍生品也就并不是华尔街的发明，因为早在1000年前，一个法国领主就以这样的方式投资于十字军东征，而所罗门圣殿骑士团其实也就是支持十字军东征的“华尔街”。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宗教会议上发表了十字军东征的演说，他深刻地阐述了一番“革别人的命”的道理：
因为你们居住的这片土地，完全被群山和大海包围，十分狭小，无法养活许多人，不仅如此，这片土地还十分贫瘠，甚至不能达到耕者有其食的程度。正因为此，你们才会互相残杀，彼此争斗。结果让自己的兄弟在内耗中命丧黄泉。
让仇恨从你们中间消失，让争吵终止，让战争停歇，踏上奔向圣墓的征途吧！从那个邪恶民族手里夺回圣地吧！那个地方，如同《圣经》所说，是上帝赐给以色列的后裔的，遍地流着奶和蜜。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肥沃而丰腴，超过其他一切地方。
什么是十字军运动呢？十字军运动是欧洲统治者应对“流浪时期”的办法，就是由于欧洲长期耕者不能得其食，因此，在教会的煽动下，找到的一条出去“革别人的命”的道路，这是一条求生路径，是一个通过有组织的暴力克服生存困境的办法。
不过这一次，西方并没有成功崛起，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欠下圣殿骑士团大笔债务的国王、十字军成员赖账了，例如菲利普四世不仅欠债不还，而且他还逮捕了圣殿骑士团的领袖，最后杀了自己的金主并没收了其全部财产，这就使得十字军运动因丧失了财政支持而最终陷入困境。当然，这也使得后来的银行家汲取了所罗门圣殿骑士团人财两空的深刻教训，从而紧密地联合成一个跨国性的放债集团。文艺复兴之前，教会已经成为以贩卖“赎罪券”为业的金融机构，16世纪的意大利银行家更组织起自己的军队，在滑铁卢最终击败了拿破仑的“反法同盟”，其主力就是由欧洲银行家联盟的军队组成的，它同样也是中世纪的遗产。
从意大利到北欧的银行家之间形成的这种联合终于控制了国家，它能够使得欠债不还的国王受到各地银行家的一致抵制－无论到哪里都再也借不到一分钱，与此同时，银行家们还会投资于那些赖账者们的竞争对手，通过他们的鞭子对“赖账者”、无信用者做出惩罚。
自16世纪开始，由于战争融资的需求，金融家这个阶级、金融这个领域逐步从传统的高利贷者中分离出来，并且一改高利贷者令人不齿的容颜，而早在1000年前的欧洲，以国王财产为抵押融资已经是一项严肃的职业、一项命运攸关的国务活动，一个使得大国崛起、小国灭绝的金融武器了。尽管中世纪欧洲城市里的高利贷者并没有像今天的国际投行那样，标榜自己从事的是人间最高尚的千秋伟业，但从那时起，金融家已经开始骑在了国王的头上，成为实际上统治欧洲的“绝对权力”。
十字军运动只是为欧洲后来的崛起准备了一些条件，比如，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在十字军运动中，欧洲第一批军商合一的手工业城市在意大利诞生了，它们处在通海口岸，因为是十字军军需转运地，并由于银行家支配了海军，所以发了些毛毛雨的财，但在那里，经营远程贸易、货物抵押和汇票的金融业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了。
而欧洲第二次崛起走的路子是继续革命，即还是继续走“革别人的命”的道路。不过这一次，十字军运动变成了民族国家运动，它的组织者也由教会变成了一系列制度创制，说是“一系列”，其实也就是马克思说到的那五个：殖民制度、战争国债制度、国际信用制度、税收制度和关税制度。
这一次，欧洲通过“有组织的暴力”谋发展的路径并没有变，走出去“革别人的命”的思路也没有变，但是“革命”的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暴力”由十字军（组织起来的流浪汉）暴力变成了国家暴力（殖民主义），暴力的组织者则由教会变成了上述五个“伟大的制度创新”，特别是以“国际信用制度”为基础的跨国金融制度这个创制。
这一次，它的革命终于成功了，西方的大国也就此崛起了。
马克思深刻地概括了西方大国崛起的历程及其根源，他说：
说马克思深刻，当然也就是说咱们的专题片《大国崛起》不深刻或者不那么深刻。咱们的专题片虽然也采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词句，比如说，西方的大国崛起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工业革命的结果，是世界市场形成的结果等等，这些说法当然都是对的，但是根本问题却在于它没有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是什么，或者说“革命”在今天的中国学者那里还是很抽象的、玫瑰色的东西。
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的这一句话超过了《大国崛起》里许多漂亮的煽情话。
西方大国崛起的根本动力就是以组织起来的暴力去革别人的命，首先就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漂洋过海去革了美洲人的命。而且他们还顺带把非洲人的命一起革了。所谓的“世界市场”，就是欧洲有组织地对外抢劫的产物。那么在教会之后，这种“空前的社会暴力”又是被什么组织起来的呢？马克思说，它是被“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
（即现代信用制度）组织起来的，是被战争国债制度组织起来的，而不是被抽象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的。正是金融制度把一切物品、一切商品都变成了具有简单的货币形态的“资本”，变成了“投资”，即可以带来超额利润的东西。马克思说，正是“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
但最初的投资并不是向贸易投资。毫无疑问，在各种投资活动中，投资于“抢劫”最能够轻而易举地带来利润－只是这种抢劫必须是合法的。而在16世纪的欧洲，抢劫“外国人”、抢劫“异教徒”，这恰恰是合法的。为什么欧洲殖民者的暴力是“空前”的呢？这与欧洲的殖民者是由所谓“负债的骑士”组成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罪与罚》深刻地讲解了债务与暴力之间的关系，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温文尔雅的大学生，小说描写了当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大学生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时是如何残忍地杀害了房东老太婆。
《罪与罚》是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逃债而流亡欧洲时期的作品，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还债，这部诞生在马克思时代的欧洲名著揭示了一个真理：债务怎样使人变成了恶魔，债务如何驱动了空前的暴力。
殖民主义制度的实质就是一种“被债务驱动的劫掠模式”。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负债的艺术大师、是出版商雇用的写手一样，哥伦布冒险的投资者是包括西班牙亨利王子在内的欧洲银行家集团，而哥伦布只不过是个负债的赌徒、是银行家雇佣军中的一个马前卒而已。也正如哥伦布出发前已经欠下了国王和其他投资者的大笔债务一样，毁灭了玛雅文明，对墨西哥进行大屠杀的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科尔特斯一辈子都入不敷出，随后的殖民者们的身世其实也大致如此，即使他们对新大陆竭泽而渔，也还不清自己欠下的高利贷。
什么叫世界市场？马克思说，所谓“世界市场”，就是以奴隶交易（即贩奴制度）为前提而成立的全球贸易制度，而这就是世界市场的真实起源。但是，在马克思之前却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深刻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当然，在他之后也没有。这个基本事实一直被作为“经济学秘密”和“历史之谜”被掩盖着。它掩盖了什么呢？它掩盖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货币经济得以成立的真正基础－贩奴，它掩盖了世界市场产生的标志－奴隶。奴隶不但成为最重要的国际交易物、国际商品，而且成为国际通货，即“世界货币”。
马克思石破天惊地说到了“世界货币”的起源：“人们过去常常把作为奴隶的人本身当作原始的货币材料。”
资本主义的兴起与长途贸易、世界市场的真实关系是这样的：欧洲的长途贸易商人将货物运到远方，并不是自己直接销售，而是把这些货物交给当地的分销商为其代售，这种“赊销”的方式需要抵押物。因此，赊购与赊销不是工业革命发生后、大规模的商品堆积的产物，它们是长途贸易的产物。
在清代的中国，欧洲商品的代售商是清政府指定的“行商”，而国家则是行商经营的担保者。《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曾如此这般吹牛说：“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儿，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这其实就是说，王熙凤家就是行商的头，薛宝钗家也是如此，而曹雪芹本人并非出身于什么诗书簪缨之族，而是不折不扣的官商子弟。故毛泽东说《红楼梦》里面有经济学，该小说是了解清王朝中国经济史的百科全书，他老人家的话非真正的读书人便不能理解。不过，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特别是非洲大陆，这种由国家担保的“行商”体制是并不存在的，广泛存在的倒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当地的分销商、代销商以一定数量的“人质”为抵押，以取得货物进行销售，而一旦销路不好，代销商不能及时回款，那么这些作为抵押物的“人质”就会被货主带走，这些人质从此便成为欧洲商人的债务奴隶。而这就是贩奴制度与欧洲商业、国际贸易之间的直接关系。
马克思指出，在日耳曼征服者的法律中，货币是作为罚款而诞生的，按照日耳曼法律，对于损害的赔偿，必须采用以牛或奴隶赔付的方式，而国家间的赔付则一般采用贵金属的方式。换句话说，直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前，在西方世界，贩奴、奴隶贸易不但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正当商业行为，而且是“以世界为市场”的贸易活动的基础。
16世纪中期以降，美洲白银的大规模开采，在美洲－亚洲－欧洲之间架起了贸易的桥梁，但是，世界市场的桥梁如果没有非洲作为桥墩，是绝不可能凌空虚渡的。1700年之后，非洲奴隶既取代白银成为国际贸易通货，奴隶贸易也构成了白银国际流通的真实基础。而这一惊心动魄的事实其实是以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的签订为历史标志的，马克思说，“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走了经营非洲和西属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从那时起，不但英国通过为非洲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充当奴隶贩子获得了大量美洲白银，从而得以挤进亚洲经济列车，成为世界经济列车上的二等乘客，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创了这样的国际贸易换算方式：一个奴隶＝x磅美洲白银＝y吨中国茶叶。
世界市场得以成立的真正基础就是作为世界货币的一般等价物的成立，而这种作为一般等价物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它不是金银，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商品，而是奴隶。
奴隶充当了世界市场上的一般等价物。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人本身不但成为买卖的对象，而且成为一般等价物，成为国际商品交换的中介和世界货币。因此，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货币，而是人本身作为货币在全球流通，这才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货币的产生，离开了奴隶市场、离开了国际贩奴制度的成立，是完全无法得到真正解释的。
而人本身的一部分－劳动力作为商品被买卖，这种雇佣劳动制度，只不过是贩奴制度的精妙发展，是这种发展造成的历史结果。
马克思说，正是在“人成为一般等价物”这一革命的基础上，在“人的价值”被货币化之后，方才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
所以说，只要暴力和抢劫是合法的，那么资本就向暴力和抢劫投资，而不是简单地向贸易、自由贸易投资。
但是，古今中外的自由主义者们却总是喜欢说资本是最温和的东西，它与革命和暴力完全套不上近乎，他们甚至以为资本家最胆小，有钱人最害怕财产损失，所以资本家不可能喜欢暴力和革命。
说这种话的人完全不懂资本是什么，他们不懂得：没有暴力、没有冒险，没有以革命的方式去组织社会暴力，没有把人的价值货币化，也就没有资本。而没有“革命的资本”，便没有资产阶级的一切。
马克思在这一节里有个注，这个注就是对埃德蒙·伯克－这位自由主义者们的前辈进行讽刺和挖苦的。马克思说：
当然，这也不是马克思的话，而是他引用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约·登宁的话。
马克思说，正像世界市场是暴力的产物一样，古典经济学也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暴力进程中形成的一门肮脏的、杀人越货的学问。但是，对于世界历史天真的、“田园牧歌式”的理解却是古典经济学与生俱来的缺陷，经济学家们似乎天生不懂历史，他们似乎不知道《罗马法》中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里的私有财产正是指“奴隶”而非别的什么，因为在日耳曼法律中，奴隶和牛一样充当着罚金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说，第一个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罗马信条的恰恰是林肯领导的美国南北战争，而美国法律中节制政府的条款就深刻地打着反抗蓄奴政府的革命烙印。这就是因为，北美殖民地政府是个彻头彻尾地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政府，而美国的开国元勋包括华盛顿本人在内都是奴隶主。今天，任何一个曾经到华盛顿故居参观过的人，都会一目了然地看到美国的“国父”是如何残酷地支配奴隶为自己劳动的。
经济学家们不知道，对美洲和非洲的殖民是欧洲资本积累的条件，先有美洲和非洲的“发现”，然后才能有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发生，欧洲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欧洲对于世界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暴力的基础之上的，列宁后来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但在马克思看来却并非如此，因为没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就不可能有欧洲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感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所说的政治无非是国家的政治，而不是“国际政治”，于是，经济学家们就看不到：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了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于是，马克思认为，“大陆上的革命”－欧亚大陆、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上反抗欧洲殖民主义的革命本身，就具有反抗资本主义世界进程的意义。1864年，马克思代表欧洲工人协会致信亚伯拉罕·林肯，祝贺他再次高票当选美国总统。在贺信中，马克思指出，欧洲的资本主义，包括工业品市场和自由贸易，都是建立在美洲和非洲奴隶贸易的基础上，欧洲的大国崛起离开了美洲大陆的奴隶制、离开了世界范围内的奴隶买卖就不能得到解释。因此，南北战争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南方美国人对北方美国人的战争”，而是工人阶级率领着奴隶对奴隶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进行战争。因此，他把林肯称为“美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儿子”。
而当列宁在1913年5月18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名文，以此祝愿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的时候，他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与马克思当年对待美国革命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亚当·斯密因为反对积累金银的重商主义而轻视货币，他不知道商品交换、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成为“大国崛起”的真正动力，而只有把一切财富都转化为货币化的资本，变成追逐利润的投资，方能构成西方大国崛起的动力。驱动世界市场的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被资本推动的暴力。
但是斯密却以为，伊比利亚人到美洲抢钱，以至于玩出人命来，这毫无意义。因为在他看来，钱无非是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积累金银对于欧洲的生产发展毫无帮助，发现美洲的意义仅仅在于为欧洲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因此，与其为了些金银把美洲印第安人的命革了，还不如留着他们给欧洲人打工。
斯密提出并坚持这样的观点：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关于商品的论述也就到此为止了。而马克思认为，斯密以及此后的经济学家们对于商品的理解是极为肤浅的，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丝毫说明不了什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开篇所关心的就是什么是商品的“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商品的价值，也就是其金融价值。“价值”，这是商品在金融时代所取得的一种形态，而这种形态是只知道“商品市场”的斯密等人所看不到的。一件商品的金融价值可以远远大于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且可以与其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毫无关系。实际上，只要想一想今天北京的房价，你就会知道马克思究竟在什么地方超越了斯密的商品价值论。
因此，正是美洲的征服和印第安人家园的资本化，为日后欧洲对于东方的征服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通过债务驱动的暴力、通过革美洲印第安人的命，欧洲人不仅顺便革了非洲人的命，而且必将使这场革命，势不可当地扩大到东方，最终去革中国人的命。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场革命必然地要“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下去”。
究竟应该怎样从世界视野来看待“银行券代替贵金属货币”这一世界经济史上的“大分流”呢？
1567年，即明朝隆庆元年，中国实行钱粮改银之后，白银正式成为明朝的税收货币，伴随着美洲、日本白银的开发，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中国随之成为吸纳世界白银的“黑洞”。但是，历史的发展却证明：仅仅靠掌握白银，根本不能支配世界经济，明清两朝掌握了世界上主要的白银储备，但世界白银的产量、白银贸易的波动却会对中国王朝造成致命的影响，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林满红的《银线》一书对此有细致的分析，我在拙著《五百年来谁著史》中亦多有涉及。此不赘述。
与明清两朝相反，西方的大国不是靠掌握白银起家的，而是靠建立金融制度、靠战争国债支配的殖民暴力起家的。贡德·弗兰克这样指出：“白银资本”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他的这一发现划出了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时代。但是，弗兰克却忘记了：奴隶资本和奴隶贸易才是1500年以降白银市场的基础，美洲的白银开采是以印第安人被消灭、以世界范围内的“盗人制度”（即贩奴制度）为基础而成立的。使得西方大国得以崛起的原始积累不是“白银资本”，而是“奴隶资本”。紧跟在伊比利亚人后面“继续革命”的是荷兰人，伊比利亚人革命的对象是西印度，荷兰人革命的对象则是东印度，荷兰人
同样敢于革命、善于革命。
贩奴绝不是一种专门针对非洲的特殊现象，而是伴随着西方大国崛起而出现的世界现象，无论在非洲还是在美洲，无论是在东印度还是在西印度，这种现象的发生都是普遍的。世界市场建立的基础就是奴隶市场。
马克思特别解释了什么是荷兰的商业革命：
荷兰－它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苏拉威西的秘密监狱中……。
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巴纽旺宜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
为什么是盗人，而不是盗宝、盗金、盗银？因为，从那一刻开始，人本身，而不是金银财宝，成了最重要的一种商品，这种制度成立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之前，而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延续，是相对隐蔽却更为巧妙的形式。
正是持续了三个多世纪的贩奴制度，使得奴隶本身成为一般等价物，成为国际通货，因此，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成立的绝不是金银的流通，而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奴隶本身的流通。因为在美洲的金银、亚洲的香料、茶叶、丝绸和欧洲的商业之间充当“一般等价物”和“交换中介”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奴隶。
于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什么是奴隶？什么叫作一般等价物？什么是令马克思一贯耿耿于怀的“当人本身成为商品”？马克思这样说：当一个人完全被从他身处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他就不再是一个“社会的人”，而成为孤立于社会之外的“活死人”。我们可以试着设想一下自己处于身份丢失而又身无分文的异国他乡的情况，在举目无亲、毫无保障的情况下，寻求食物和避免饿死就成了我们的第一要务，而这种状态也就近乎奴隶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印第安人、在圈地运动中无家可归的英国农民，他们与非洲奴隶的状态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他们与英国殖民下的印度人的状态也没有根本的不同。
无论在非洲还是在亚洲，无论在西印度还是在东印度，原住民被从他们的社会关系中强行剥离出来，沦为奴隶，进而成为国际贸易的通货，一般来说，这是赤裸裸的暴力的结果，而在印度，这却是饥荒和饥饿的结果。
在印度，正是饥荒和饥饿使得人们不得不卖身为奴（即自愿做奴隶），而马克思指出：“制度性地制造饥荒”，这是英国人通过垄断印度基本生活资料使人“自愿为奴”的手段。
马克思说：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像雨后春笋般的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
马克思还这样说：人们过去常常把作为奴隶的人本身当作原始的货币材料，但是从来没有把土地当作这种材料。这种想法只有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才会产生。它出现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而只是在一个世纪以后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有人才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来实现它。
实际上，早在1670年之前，即早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英国殖民者就已经在印度实行了土地经营的资本化，从而把土地、土地上的一切产品作为“资本”垄断在自己手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东印度公司方才垄断了印度的主要商品和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茶，甚至槟榔，当然也包括鸦片。通过这种垄断，英国人成功地使印度人始终处于嗷嗷待哺的状态，而他们如果不想饿死，就必须从英国人手里乞求基本生活资料，而如果他们手里没有钱，但又必须吃饭，那么，他们只能以赊销（即负债）的方式购买基本生活资料，从而把自己抵押给殖民者，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自愿做殖民者的奴隶。
因此，问题不在勤劳、贸易、分工和效率，问题在于生活资料的垄断。实际上，基本生活资料全然被垄断条件下自愿卖身为奴的印度人，与生活资料被全然垄断条件下不得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欧洲无产阶级，他们的处境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同样极力反对垄断，但是，他所反对和抱怨的垄断是英国和荷兰的垄断公司对于东方贸易的独占，这听起来似乎是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欧洲商品的出口和东方商品的进口－这是谎言。
斯密还说，英国的商品是工业品，工业品具有价值高、体积小、便于长途运输、不易腐烂损坏的特征，因此，很自然地便在贸易竞争中获得了优势。但马克思说，这种价值高、体积小、便于长途运输、不易腐烂损坏的商品并不是什么工业品，而是鸦片。
把鸦片汇票、鸦片期货交易与鸦片生产和贸易区分开来的第一人当然就是马克思，这意味着“金融自由”与“贸易自由”绝不是一回事。英国人打着维护“贸易自由”的旗号，实际上维护的却是金融霸权。也只有从马克思的角度，即从金融的角度，我们方才能够理解：林则徐虎门销烟所打击的绝不仅仅是几个鸦片贩子，因为它造成了英国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崩溃，严重威胁了英国的金融霸权。而这正是英国议会一致表决通过，必须对中国诉诸一战的真正理由。
那么英国人是怎样把鸦片和大米作为金融产品进行炒卖的呢？马克思说：
沃伦·哈斯丁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沙利文以4万镑把契约卖给一个名叫本恩的人，本恩又在当天以6万镑转卖给别人，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1757年到1766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600万镑！在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
可见，虎门销烟使英国损失的不是鸦片的贸易价格，而是鸦片的金融价格，英国损失的不是鸦片在商品市场上的真实价值，而是鸦片在金融市场上的泡沫价值和虚拟价值－后者是前者的数百倍。戏剧性的是，林则徐无形中帮助英国捅破了金融泡沫，而伦敦交易所在鸦片投资上的损失却需要由中国的赔款来支付。
经济学家们只知道鸦片作为商品，他们只知道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们却不知道究竟什么才是鸦片的“价值”。鸦片的价值就是指它的金融价值，这种价值是全然虚拟的，但正是为了维护鸦片的金融价值，英国才不惜与中国诉诸一战。资本家发动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战败国的人口、占领其土地，而是要把全世界的生产资料以暴力的手段垄断在自己手里，使这些生产资料变成货币化的资本，使那里的人民与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生产资料完全脱离，使那里的人民被从原有的社会关系中生生剥离出来，而处于“活死人”的状态，也就是奴隶的状态。马克思把这种“活死人”的状态比喻为“被鸦片麻醉的状态”。因此，马克思将鸦片视为将人驱入“奴隶状态”的一种武器。
我们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以研究饥荒而著名，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他比较了中国和印度。新中国和印度在建国之前都曾不断出现饥荒，中国在1958年发生了大饥荒，这是由信息不畅造成的，而一旦消除了信息不畅，中国就永久杜绝了饥荒，但是印度至今仍然没有杜绝饥荒，这是因为印度的饥荒并非由缺粮造成，而是粮食的垄断者刻意操纵粮价，使大家买不起粮食造成的。在印度，大米的价格依旧依赖金融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交换价值，因为大米的价格是由金融市场决定的。粮食的金融化就是印度饥荒的根源。而使得饥荒日常化、长期化这种“制造饥荒”的方式，就是英国人发明的，这是殖民主义的遗产，是通过基本生产资料的垄断使人自愿卖身为奴的手段。
今天，中华民族要对人类发展承担责任，就应该努力加强对于世情的研究。强调注意“世情”，就是说我们必须有世界眼光。
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梅格纳德·德赛在《马克思的复仇》一书中说：斯密和黑格尔的学说构成了现代西方思想的两个基石，但斯密和黑格尔恰好也是马克思最主要的两个批判对象。
马克思批判西方思想的这两个“基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论斯密还是黑格尔，他们都把欧洲的道路、把基督新教当作了一个普遍的解释框架和普适的价值，从而表现出一种非常片面的视角。
黑格尔的历史叙述如斯密的一样，讲的只是西欧内部的辩证法或辩证发展，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西欧可以脱离当时的世界而独自“辩证地发展”。他们不但对于中国很无知（尽管斯密赞扬过中国的市场，但黑格尔却几乎一直把中国人等同于鞑靼人），而且他们更完全忽视了伊斯兰文明的动态发展进程。无论斯密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对世界史叙述的一个极大的缺陷均在于，没有包括从罗马帝国衰落到文艺复兴之间8个世纪的历史内容，人类历史在他们那里一下子就少了800多年，而这样的欧洲史、世界史难道不是断裂的吗？
显然，在那个时期，人类文明进步的主流、对欧洲冲击最大的文明就是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因此，德赛说：“欧洲现代性的故事是按纯粹的欧洲标准，以排外和无知的方式编写的。在那里，世界其余的地方根本不存在。”
马克思超越斯密和黑格尔的地方正在于他的世界视野，他对中国、印度、俄国和美国等国都做了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多种文明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指出：欧洲的“团结”是欧亚大陆长期冲击和欧洲对外殖民战争的结果，欧洲的资本主义离开了美洲、非洲的资源和中国的市场就不发展，欧洲的金融制度起初不过是其对外扩张掠夺的工具，它迅速地把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少数欧洲金融家的手里，并把无穷的战争债务转嫁到欧洲大众的头上，这就造成了那里的劳动者不得不起来革命。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马克思指出：欧洲文艺复兴的语言是“借来的”，正如卢梭指出的那样，文艺复兴的语言是欧洲从“可恶的伊斯兰人”那里借来的东西。
我们学习马克思的辩证法，首先就必须学习他的这种世界视野。
从16世纪开始，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欧洲文明在发展道路上确实渐次出现了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提出的那种“大分流”的发展趋势。遗憾的是，彭慕兰的著作没有涉及伊斯兰文明，而这个问题恰恰最需要我们今天认真地研究。
布罗代尔指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不同，中国是“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典范，我认为他的这个解释既深刻又简单明了。
中国有很漫长的、深刻的市场经济传统，这个传统的实质简而言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W－G－W，即从商品经过货币再到商品，而这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实质－商品交换；与此相区别和对立的方式则是G－W－G，即用钱来生钱，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也是1500年以降欧洲文明的发展方式。
虽然存在着广泛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并没有产生西方那种独立的、支配一切的金融领域，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分散的社会财富集中起来向未来投资的信用机制在中国的发育也非常不健全。简单地说，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与欧洲的历史条件根本不同。16世纪以来，在中国，明清两个绵延王朝实现了长期和平，而长期和平催生的高水平竞争又造成了停滞。我把这种停滞归因于：王朝中国自宋代以来长期实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明代以降“依附性的货币政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长期的和平稳定使中国并没有投资于战争和暴力的需求，没有从暴力行动中攫取高额利润的冲动，这与16世纪以降欧洲的情况完全相反。
与此同时，中国也好，今天和未来的世界也罢，最应该加强的是对伊斯兰文明的研究，因为正是伊斯兰商人，而不是欧洲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信用体系。在欧洲的黑暗时代，伊斯兰文明所建立的这个信用体系以印度洋为核心，横跨西亚、北非和南亚，从而铸造了中世纪人类经济的辉煌时代。实际上，商品和财富的证券化正是伊斯兰商人的发明，而在金融领域的各个方面，欧洲人几乎都是伊斯兰的学生，甚至可以这样说：16世纪以来，欧洲人不过是盗用了伊斯兰的发明攻打伊斯兰。
尽管伊斯兰文明创造了先进的信用体系，但是从伊斯兰文明中也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熟悉金融工具的伊斯兰文明却坚决地反对金融机构发展为独立的领域并支配一切。伊斯兰教义对此的解释非常简要：按照伊斯兰教义，如果钱可以生钱，那么就没有人再愿意从事艰苦而诚实的贸易了。可见，伊斯兰文明也许最早认识到：“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绝不是一回事，信用和金融制度只能是贸易的“仆人”，只应是为贸易服务的“服务业”，如果这个“仆人”变成了“主人”，“仆人”骑在“主人”头上，如果金融成了一个独立的、占支配地位的领域，那么它就会对真正的“自由贸易”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今天看来，能够早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前1000年就提出这样的洞见，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先见之明，我们在后面会继续论述这个高明的洞见。
我们先来说说中国。中国自乾隆时代已发展为多民族的大帝国，生产方式也是多元化的，统治者满族人可谓猎人，而蒙古族、藏族两族为牧人，居住在西北新疆天山以南地区的回族人擅长经商，内地汉族人以农业手工业为生产方式，但也有人说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商人，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发达的信用体系？除了国家的组织能力不强、社会一盘散沙之外，如果非要从文化上来找原因的话，或许是由于中国文明太实际、太严肃甚至太拘谨了，如此实际、理性的文明排斥宗教冲动，排斥冒险。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他便是说中国文明的宗教感不发达，而人一旦太实际了也就难免滑头。
中国传统思想讲实际、讲实用，不过这种“实际”是否就等同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呢？恐怕并不是的。西方所说“纯粹理性”的实质就是“算计”或者计算，一切都从冷冰冰、严酷的逻辑推理出发，而中国固然讲实用、讲利害乃至于讲利益、讲理性，但这显然并不是指西方纯粹的算计和冷酷的逻辑。对于这一点区别，王国维曾经有很深刻的论述。
硬要用西方的话语来套，那么中国人的理性恐怕是介于西方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是两者的混合、调和或者综合。李泽厚就是从康德哲学出发，为中国文明造了一个词“实用理性”，他的用心其实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底色介于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
而这种自由“不仅仅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也当作目的”，它并不是从经验论和纯粹理性的角度能够发现的，所以康德把它视作一项“命令”，称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必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样，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而并非眼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拥趸。
对于未来的成功预测究竟有无可能？康德的回答是这样的：“视灵”这种事情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当然算是迷信，但是勇敢地直面未来、预测未来和力图把握未来，这恰恰也正是使人成为人的原因。正是那种神灵附体的神圣感（想一想15世纪把法国从英国占领中拯救出来的圣女贞德，她的力量就来自于上帝附体），使人面对不可预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时能够拥有勇气与自信。
如果把康德的“视灵者”改为金融市场里的期权交易员和证券分析师的话，结论实际上就是一样的，即对于证券市场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迷信，而不是科学。但是，我们之所以需要创造、利用证券这个机制，是因为这种建立在预测未来、把握未来的信心基础上的“迷信”对于经济的发展是有其正面推动作用的－但也只是如此而已。无视这种作用与夸大这种作用，同样是荒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这句话固然不是什么科学的结论，但是它却说到了金融的实质。
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康德故事”的最时髦版本却是：
因为新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资公司要招聘天体物理学家运行交易程序。而这种行为要传递的信息其实非常明显：被理性和科学论证了的未来就是现实，因此，只要把一切交给专家就可以了。它令人难以置信地忽略了康德所提出的真理，这个真理简而言之就是：金融市场其实是无法被“科学”预测的。
一切被理性证明和保证的对未来的预测终究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绝非现实。那种关于最新的信息技术将使证券市场变得更加安全的说法实际上完全是一派胡言。
喜欢搜集格言的人都知道康德的如下名言：
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可惜，当今的时尚乃是“好读书不求甚解”，因此，追星族们口诵经典、“仰望星空”，却几乎不能理解康德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里的“星空”就是指不可知的未来，这里的“道德法则”就是指直面死亡的勇气。勇敢地面对死亡和不可知的未来，这就是康德所谓启蒙的勇气。
把握不可知的、虚拟的时空，这种冲动也就是宗教的冲动，没有信仰就没有信用。信用制度就是从宗教里面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这个问题，而鲁迅说中国缺乏“迷信”，实际上是说中国文明的宗教感不强，缺乏向未知和未来世界投资的勇气。
回过头来再说，中国文明中究竟有没有通过经营债务以积累资本的趋向呢？有没有向“虚无”、“未知”投资的趋向呢？也有，那就是佛教。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在他的名著《佛教寺庙与中国历史上的四种募钱制度》中指出：典当、拍卖、借贷、奖券这四种制度都是佛教寺院的发明。陈寅恪也指出，佛教僧侣乃中古中国社会一大贵族商人集团，但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公元511年和公元713年，唐朝和周朝朝廷两次展开大规模的灭佛行动，这实在可以看作以国家的力量消灭资本主义经营趋势和萌芽之举措。
按说，杨联先生还是北大的校友，他1933年同时考入了清华经济系和北大中文系，从家长愿，方才就读于清华经济系。但那个时候，陶希圣先生正在北大讲经济史，所以吸引了很多像杨联这样的学子来北大听课。当然，这是题外话。
中国文明的主干不是佛家，而是儒家，它是小农经济、小生产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反映。这些思想从汉代的董仲舒就很明显了，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地里的收成是老天爷的恩赐，世界上没有比土地更宝贵的财富了。因此经商不是根本，“盐铁专卖”更是歪门邪道，政府的任务是必须限制土地兼并、维持小农经济，这是因为老百姓有地种就有饭吃，政府也就有租庸调税收之保障。所以，从曹操的屯田、北魏的均田到唐代的均田，这样逐步建立起一个立足均田和小农所有制的帝国制度。而这个制度的优势当然就是它非常稳定，只要不发生大灾荒（而同时政府救援又不利）、不出现大兼并，那么它就是稳定的。而它的不足之处就是它过于谨慎而实际，缺乏向未来投资和迈进的动力，土地过于狭窄零散，缺乏把分散的小生产集中起来的手段，缺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从经济上说，特别是缺乏信用制度这个机制、这个手段，所以历代就不得不奉行消极的财政政策。
今天，最值得研究的是伊斯兰文明。
罗马帝国衰败后的8个世纪，这在欧洲被称为是“黑暗时代”，但它却正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大家知道，穆斯林公认的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个商人，而随着商人阶层渐次皈依了伊斯兰教，商人这个唯利是图的阶级的形象，在伊斯兰世界完全改变了。伊斯兰商人根据伊斯兰法律经商，这是因为他们是教徒型的商人，而不是我们这里的“土豪”。正是根据伊斯兰法律，他们方才提出了市场只服从“安拉的意志”，政府不得干涉市场的主张，而且伊斯兰商人还进一步提出了价格是由先知安拉“看不见的手”决定的学说，而这些主张后来都成为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教义。
在伊斯兰世界，信仰是与贸易站在一起的，从这种独特的传统出发，伊斯兰世界方才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巨大的信用网络，伊斯兰教的传播与伊斯兰贸易网络、信用网络的扩展自然是同步的。这个网络遍及中亚、北非，特别是印度洋周边地区，在中世纪，印度洋几乎成为伊斯兰的湖泊，在唐代，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海上贸易网络就是由伊斯兰商人开拓、经营的，唐宪宗时期的宰相贾耽在《古今郡国县道四夷志》中详细记述了从大唐到西海（即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商道。
但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跨国信用网络的伊斯兰文明却严厉地禁止利息和高利贷，这一点最值得研究。古兰经中有多处条文涉及于此。如黄牛章第275节“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利息”，这句教义把经济贸易活动与放债取利严格地分开了；再如“黄牛章夺利息，增长赈物”，这句话里更包含着一个重要信息：尽管金融机构应该收取服务费和手续费（贴水），但却不能收取高额利息。如果鼓励形成一个从事金融剥削的阶层，那么就没有人会愿意辛苦进行产业和贸易活动了，如果金融领域独立出来并支配了经济，如果炒钱的利润高于经济活动的利润，那么经济活动就会停止。今天看来，这条教义确实是从根本上杜绝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良策。
实际上，今天流行的所谓伊斯兰是“政教合一”的专制体制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它只是作为西方世界妖魔化伊斯兰的手段方才广为流行，而事实恐怕恰好相反。伊斯兰文明恰恰是主张“政教分离”的，如果伊斯兰教不反对国家的话，那么它起码对国家和政府是持怀疑态度的。而伊斯兰文明怀疑政府与国家这一点既与中国文明不同，也与西方文明不同。
众所周知，穆罕默德本人并不是一个政治领袖，他在麦地那创立的共同体也从来就不是一个政府，那里没有政府机关、军队、警察、法庭，更没有宗教法庭。恰恰相反，穆罕默德主张信徒应与国家和政府保持距离，这才是伊斯兰的基本传统。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来自沙漠的阿拉伯军事酋长建立了阿巴斯王朝，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众从来没有对外来的征服者抱有过好感，宗教与国家的对立因此不断加剧。自832年起，阿巴斯王朝政府不得不宣布对宗教问题采取不干涉主义的立场。从此，在伊斯兰世界形成了与国家、政府分离的社会阶层，而商人和教士作为社会的主干，他们按照伊斯兰法律行事，主张伊斯兰法律独立于国家，商人和教士要求政府遵守法律，不要干预经济、不要干预社会。
法律、市场与政府之间必须分开，最早明确提出这一理论的是伊斯兰文明，并不是西方文明。
正像传统中国有着漫长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传统，但却没有发展出信用制度，从而败在西方列强的战争国债制度之下，发展出信用制度的伊斯兰文明却因为长期排斥国家、排斥政府，甚至不主张信徒当兵从政，结果，伊斯兰文明所陷入的难以摆脱的困境就是：如何创建一个现代国家，以抵抗外在的帝国主义军事侵略。也正是由于教义排斥国家和政治，所以伊斯兰文明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强大的暴力和穷兵黩武的打击下，陷入了灾难沉重的深渊，并遭受着长期被妖魔化的命运。
当今世界的学者很少能够秉持良知，为陷入水深火热的伊斯兰人民说句公道话，流行的世界史叙述对于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所取的态度，如果不是妖魔化，便是一片无语和空白。想一想《一千零一夜》所描述的伊斯兰文明的繁荣时代，再看看今天阿拉伯世界的悲惨命运，这既使人感到耻辱，也令人极其愤慨。西方主流媒体对于文明与野蛮历史的叙述更是颠倒的，简而言之，它颠倒了文明与野蛮，因为那些被西方经济学视为“好东西”的经济法则，包括独立的司法、与政府相对立的社会、拒绝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这一切恰恰都不是西方的发明，而是伊斯兰文明的发明。特别是信用制度这个现代经济的根本引擎就是曾经很落后的西方从伊斯兰文明那里学来的，而所谓西方的辩证法无非就是通过伊斯兰文明这个“对立面”来转化自己，并以此打击伊斯兰。
大卫·格雷伯是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西方学者，他正确地指出，被称为西方经济学基石的《国富论》的基本观点基本上都抄袭自伊斯兰学者安萨里的著作《圣学复苏精义》，例如他们二人（斯密和安萨里）都认为分工与交换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基础，他们都说“交换是人类理性和言语活动的自然结果”，而且用的例子也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人观察到两只狗交换骨头；他们都讲分工，而用的例子竟然也是完全相同的，即一家制针厂如何用25道不同工序生产一根针。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在斯密看来，分工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在安萨里看来，分工却是社会合作发展的结果，甚至是共同体社会互助活动的延伸。这正如在欧洲，信用制度演变成了战争国债制度，并使得金融这个领域独立出来，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使银行家骑在了国家的头上，而在伊斯兰，信用制度却只是贸易和商业的仆人。在伊斯兰社会，金融一直是真正的“服务业”，当然，这种事情只有在伊斯兰文明的昌盛时期“曾经”发生过，因为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那种作为实体经济、市场经济的“仆人”的银行家了，而且恐怕更找不到那种真的作为“服务业”的金融业了。
另外，为现代法兰西制度奠定基础的《拿破仑法典》，基本上抄袭自伊斯兰的《伊玛目马里克法典》，而拿破仑本人差一点儿就成为伊斯兰教的信徒。欧洲的金融家集团之所以要发动七次“反法同盟”，必打倒拿破仑而后快，就是因为拿破仑誓言要取消高利贷并彻底整顿欧洲的金融集团。
长期积贫积弱的欧洲正是通过它的对立面－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明、伟大的中华文明，方才“辩证地转化为”近代的欧洲，从而最终得以熬过了自己“黑暗的中世纪”。但是，欧洲并没有善用其从别人那里学来的金融武器，而是通过“耍钱玩弹”坑害世界。只是到了今天，深陷金融危机的欧洲方才开始正视伊斯兰金融遗产的进步之处，方才羞答答地承认：连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基础设施都是由伊斯兰国家投资、中国承包兴建的。2013年10月30日，英国《金融时报》（马克思本人曾是这份报纸的热心读者）发表了一篇对未来世界的发展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消息：英国准备建立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金融中心”，并按照伊斯兰金融法重新改造欧洲的金融体系。
消息称：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投资者和15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昨天为第九届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WorldIslamicEconomicForum）揭开了序幕。
本次论坛不在迪拜、雅加达或伊斯兰堡，而是在伦敦举办。这是该论坛第一次在非伊斯兰国家举办，英国有幸成为东道国。这也体现了英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希望保持这样的地位。
正因如此，我们已经着手确保伦敦金融城成为各种快速增长的新市场的中心，不论是印度的基础设施基金，还是离岸人民币。现在我们给自己制定了这样的目标：成为西方独一无二的伊斯兰金融中心。
这不仅将为英国创造就业，也将为英国带来投资。伦敦碎片大厦和2012年奥运会期间的奥运村就是在伊斯兰金融业的支持下建成的。在重建英国基础设施方面，伊斯兰投资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比如马来西亚对巴特西发电厂的4亿英镑投资，该项目将让伦敦九榆树（NineElms）地区在经历几十年的没落之后恢复活力，还有迪拜对英国第一个深海集装箱港口伦敦门户港15亿英镑的投资。
看看这些数据：伊斯兰金融业比传统银行业增速快50％，并且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世界1／4的人口是穆斯林，但全球只有1％的金融资产是符合伊斯兰教教法的。整个中东和北非，只有不到20％的成年人有正式的银行账户。这一缺口是呈现在英国面前的一个巨大的经济机会。
我们将在现有优势的基础上发展。有着190亿美元报告资产的伦敦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以外的一个主要伊斯兰金融中心。
英国遵从伊斯兰教教法的银行比任何其他西欧国家都多。英国有十几所大学或商学院提供伊斯兰金融高管课程，包括剑桥大学本月公布的一个针对高管的新课程。
如果英国要收获伊斯兰金融的全部果实，那么就需要采取更多行动。因此，我们宣布了计划，要让一些政府项目，比如学生贷款、创业贷款以及企业补助，符合伊斯兰金融规则。
在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于伦敦召开之际，我们更要抓住时机，迈出勇敢的一大步，巩固英国在伊斯兰金融世界的声誉。英国首相昨日在这次论坛上宣布说，英国财政部正准备发行总额大约为2亿英镑的伊斯兰债券。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让英国成为伊斯兰世界以外第一个发行伊斯兰债券的主权国家。伊斯兰债券不支付利息，而是赋予投资者获得标的资产收益的权利，从而符合伊斯兰教教法。
这些债券将支持伊斯兰银行业在英国的拓展，同时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带来经济收益，其中包括生活在英国的300万穆斯林。
英国政府发行伊斯兰债券的举动，将推动企业机构采取类似做法，进一步拓展伊斯兰债券在全球资本市场作为一种资产类别的作用，也有助于英国基础设施获得更多急需的海外投资。
在向世界开放的时候，英国就会处于最佳状态。因此，当其他西方国家不愿变革的时候，英国政府却积极迎接变革：为英国企业擂鼓助威，开拓新市场，张开双臂迎接海外投资。为了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成功，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采取必要的重大步骤。
在西方世界把伊斯兰世界当作“恐怖主义”来对待时，西方的金融集团却准备随时向伊斯兰教法低头并俯首称臣了。今天，只有那些最无知的人才把西方要建立伊斯兰金融中心当作一个笑话，因为他们拜倒在“西方文明”脚下，根本不知道西方的金融制度就是从伊斯兰文明中学来的。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变了，郊原血。”这就是人类历史的辩证法。
面对伊斯兰世界，西方的金融家已经行动起来，而声称“我们同属第三世界”的中国难道不应该与自己的第三世界兄弟携手做点儿什么吗？如果由“勤劳革命”推动的中国制造业与伊斯兰金融业携起手来，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