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韩国利用“秦之好兴事”，策动秦人“作注溉渠”即经营“郑国渠”以损耗国力的阴谋败露（《史记》卷二九《河渠书》），秦有“一切逐客”之议。来自楚上蔡的客卿李斯也在被遣退之列，于是上书劝止。此即著名的政论杰作《谏逐客书》。据《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其中说到秦王所喜爱外来的消费生活形式，如“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犀象之器”和“郑、卫之女”等。特别说到“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所谓“駃騠”，司马贞《索隐》：“决提二音。《周书》曰：‘正北以駃騠为献。’《广雅》曰：‘马属也。’郭景纯注《上林赋》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
西域地方出产“驴”。据《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记述，鄯善国“有驴马”，乌秅国“有驴无牛”，罽宾国“驴畜负粮”“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驴畜”的说法，透露“驴”是用作交通动力的重要畜种。康居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据《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下》，汉与乌孙联军合击匈奴、车师，仅汉军就缴获“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与前引《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言匈奴“奇畜”首先说“橐駞、驴”不同，“驴”则列于骆驼之先。
中原人首先通过匈奴人认识了“驴”，应当与匈奴曾经占有西域，即所谓“西域本属匈奴”（《汉书》卷七〇《陈汤传》）有关。“衔尾入塞”，成为重要交通动力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九有“驴骡”条，注意到秦汉时期驴、骡的引进：“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然其种大抵出于塞外。”“其种”“出于塞外”的“驴”，可能起初只是因珍奇而名贵，以观赏价值畜养，尚未进入社会经济生活。
我们曾经讨论在张骞“凿空”之前的丝绸之路交通（王子今：《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史的匈奴时代》，《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2期）。除了上文说到的鄂尔多斯青铜“驴”形杖首而外，还有其他迹象可以说明秦人因西北方向的交通优势较早积累了有关“驴”的知识。天水放马滩《日书》中《三十六禽占》中“三十六禽”列名，有学者指出其中“闾”应为“驴”：“日中至日入投中蕤宾：闾（驴）殹，长面，长颐，免耳，□□＝殹，白皙，善病□。”（225）（程少轩：《放马滩简所见式占古佚书的初步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三本第二分，2012年6月）秦“王驴”印，是秦人对驴有所认识的实证（许雄志主编：《秦代印风》，重庆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66页）。“王驴”，是“以畜为名”的社会文化表现（张孟伦：《汉魏人名考》，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7页）。
贾谊《吊屈原赋》：“腾驾罢牛兮骖蹇驴。”《史记》卷一二七《日者列传》：“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东方朔《七谏·谬谏》：“驾蹇驴而无策。”刘向《九叹·愍名》：“却骐骥以转运兮，腾驴骡以驰逐。”扬雄《反离骚》：“骋骅骝以曲囏兮，驴骡连蹇而齐足。”颜师古解释说：“言使骏马驰骛于屈曲艰阻之中，则与驴骡齐足也。”“驴”或说“驴骡”作为文学象征，是以“蹇”“罢”形象出现的。
敦煌所出西汉晚期简中，可以看到有关“驴”入献的内容，如：“降归义乌孙女子」复帬献驴一匹骍牡」两抾齿□岁封颈以」敦煌王都尉章”（1906），“□武威郡张掖长□驴一□”（1913）。大致自汉武帝时代起，沿着丝绸之路，“骡驴馲駞，衔尾入塞”（《盐铁论·力耕》）。“驴”得以大规模引入之后，往往用于交通运输。
“驴”“衔尾入塞”是丝路令人瞩目的风景，也直接充实了运输动力。《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益发军再击大宛，“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说明“驴”在交通运输活动中已经表现出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汉武帝轮台诏宣布：“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可知河西军运较早役使“驴”。而被看作匈奴“奇畜”的“驴”，应当也是主要经由丝绸之路的河西路段走向“正北”“北翟”方向的蒙古草原。
敦煌汉简可见“官属数十人持校尉印绂三十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劳庸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孙不知将”（981）简文，记载了“驴五百匹，驱驴士五十人”组成的运输队由敦煌前往“蜀”地的交通史信息。而肩水金关简又可见“西海轻骑张海马三匹驴一匹丿”（73EJF3:149）这里说的“驴一匹”可能用以驮负，也可能适时换作骑乘。
东汉时期，“驴”用于交通运输的情形非常普遍。杜笃《论都赋》中，有“驱骡驴，驭宛马，鞭駃騠”的文辞。武都“运道艰险，舟车不通”，曾使“驴马负载”（《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说文·木部》所谓“极，驴上负也”正可以作为“驴”“负载”的证明。段玉裁解释说：“当云‘驴上所以负也’。《广韵》云‘驴上负版’，盖若今驮鞍。”东汉时北边“建屯田”，“发委输”供给军士，并赐边民，亦曾以“驴车转运”（《后汉书》卷二二《杜茂传》）。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曾计划从都虑至羊肠仓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筭”。于是汉章帝建初三年（78）“遂罢其役，更用驴辇”，成功地承担起转运任务，“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这一史例说明“驴辇”曾经成为大规模运输的主力。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人起义，夜有流星光照营中，“驴马尽鸣”（《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诸葛恪败曹魏军，“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都说明“驴”普遍用于军运。
王褒《僮约》以“食马牛驴”“调治马驴”作为庄园农奴的主要劳作内容，又体现出“驴”在更普遍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河内向栩“骑驴入市”（《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向栩》），蓟子训“驾驴车”诣许下（《后汉书》卷八二下《方术列传下·蓟子训》），说明短程和长途交通均役用“驴”。也有用“驴”挽车情形，成都人张楷“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后汉书》卷三六《张霸传》）。“驴”较适宜于“屈曲艰阻”的山地运输，又堪粗饲，寿命长于马，抗病力也较其他马属动物强，因而很快在交通运输中成为普及型动力。
“驴”与上层社会生活
由丝路西来的“驴”，以稳健的蹄声逐渐加入中原经济生活的交响曲。甚至对上层社会的文化表现也形成了影响。
王莽时代，刘秀曾在长安求学。《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记载，“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李贤注引《东观记》：“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说明“驴”在长安地方社会地位和文化等级相当高的人群中已经用于盈利性营运。
汉灵帝光和四年（181）于后宫“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史书录为丑闻。司马彪曾经严厉批评道：“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并以为“迟钝之畜，而今贵之”，是“国且大乱，贤愚倒植”的征兆（《续汉书·五行志一》）。西晋曾经流行“宫中大马几作驴”童谣（《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晋书》卷三三《石苞传》）也说到“宫中”的“驴”。
孙吴史迹有“诸葛子瑜”“之驴”故事。《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恪父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其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欢笑，乃以驴赐恪。”裴松之注引恪《别传》又写道，“（孙）权尝飨蜀使费祎”，事先指示群臣“使至，伏食勿起”，费祎于是有嘲讽之语“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又为趣答。“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故事，说“驴”的蹄迹已经踏上朝堂。蜀使费祎在孙吴殿上言及“驴骡”，可知“驴”在长江流域的上游和下游地区都已经为社会熟知。
汉末魏晋文化层次颇高的群体中多有喜好“驴鸣”者，如《后汉书》卷八三《逸民传》说戴良“母憙驴鸣”。《世说新语·伤逝》写道：王粲安葬时，“（魏）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晋书》卷四二《王济传》说王济去世，“将葬”，其孙王楚致哀，“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这些故事，也是“驴”介入上层社会生活的例证。
以往分析汉帝国以畜力作为运输动力形势的改善，多重视马政的经营。现在看来，通过丝绸之路正常贸易获得“驴”这类“外国之物”的方式，也是不宜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