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分钟，500块钱，每周两次，我得到了什么？
2023年5月，我也踏进了心理咨询室，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我的咨询经历似乎与很多人的咨询经历并不完全一样。我是一个很喜欢给自己“确诊”的患者。我希望我的咨询师“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一样”，治好我。
咨询室里的氛围总是很压抑。我经常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在开始的五分钟里，我总是沉默。我希望咨询师能主动向我发问，咨询师则平静地拒绝我，我们经历了大量的争吵和拉锯。这并不同于我在网络上看到的那种温馨的、支持性的咨询氛围，但我相信这是一种“有益的痛苦”。大半年后，我做咨询的频率从一周一次变成了一周两次。
与此同时，我查阅了大量资料，试图搞明白心理咨询的本质。心理咨询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它真的对人有帮助吗？做了心理咨询的人就能快乐吗？
我一直觉得，我必须要获得一个确定的答案，才能完成这篇稿件。我想我或许找到了，尽管它与我原先的想象并不一样，尽管这个“答案”离能在生活中被执行仍有许多微妙的距离。我把这些过程写下来，它们关乎我对“真实”新的理解。
请你改变我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病人。病症有许多：谈不好恋爱是其中一种，无法坦然给采访对象发信息是其中一种，拖延症又是其中一种。所有的症状指向同一种后果：我觉得自己无法拥有足够多的快乐和幸福。
我想做个正常人，这意味着我要分辨出自己身上的病症并努力治病。几年来，我不再爱看小说，转而开始阅读大量心理学领域的畅销书，比如《不原谅也没关系》《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甚至还有《DSM-5》（《美国精神障碍与统计手册》）。
要治病，就需要看医生。心理咨询很快成为我目力所及之处的选项之一。在社交媒体上，它有时像一种神话。好像只要将“我”输入，咨询室这个黑箱就会输出一个“新的我”作为结果。最大的阻碍是没有钱。在学生时代，我只能尝试校园内提供的免费咨询。
大二那年，在某次分手后，我第一次走上心理健康中心那层楼。学校匹配的中年女咨询师与其说像一个咨询师，未若说像中学时的思政老师。她要我站起来，大声对她喊出一些自己想说的话，我被尴尬得五雷轰顶，迅速放弃了整个咨询生涯。
再次走上那层楼时我已经读研二，我再一次因为恋爱而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以至于第一次真的陷入抑郁。学期末，心理健康中心只能提供单次预约了。在收获了50分钟的心灵按摩后，我决定一定要做到真正的咨询。
好消息是，新学期，心理健康中心又能正常预约了。排队到学期中旬，总算约上了正常的六次咨询。这次是一个年轻的女咨询师，我再次像倒豆子一样将自己讲了个大概。最后一周她告诉我：下学期我就不在学校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将你的档案转介。
转眼到了下学期，换上了一个中年女咨询师，依旧像思政老师。第一次见面，我问，那我们从上学期结束的地方开始吗？她告诉我：对不起，心理健康中心的系统更新，之前的资料都没留，你需要从头开始再讲一遍。
我感到剧烈的崩溃，但我竭力控制住了自己。我不断告诫自己：情绪稳定，不要轻易崩溃，多大点事，这算什么？但无论如何，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多说一遍。
以上就是我在学校全部失败的咨询经验。
2023年，我对心理咨询仍然没有死心。在拥有了正式工资的第一个月，我毫不犹豫地走进了一间付费的、正式的咨询室。
当那位年轻的、穿着清爽的男咨询师坐在我面前，平静地询问我的主诉时，我狠狠地告诉他：我选择你，一个心理动力学取向的咨询师，而不是一个人本流派的咨询师，是因为我想要改变自己。我要的不是理解、不是共情、不是接纳，我要的就是——请你改变我。
我与咨询师的缠斗
心理咨询的流派是我最早学到的知识。主要的几个流派分别是：人本主义、精神分析、认知行为疗法。我选择的心理动力学是精神分析流派的分支。流派不分高下，只在于适合不适合。
在选择一个咨询师时，流派通常是来访者要考虑的第一件事。那时我决心给自己下一剂猛药，遵循着刻板印象，我避开了一切看起来温和的流派。我甚至避开了女性——我害怕她们过于温柔，不肯给我致命的一刀。
我找的咨询师果然边界感清晰。见面的第一天，我就拿到了一叠厚厚的告知协议，里面写着无数条款：
1、即便您认为咨询效果不佳或无效，您仍需付费。除协议另有约定，已收取的咨询费不会退还。
2、咨询会谈不会因您早到而提前开始，也不会因您迟到而延迟结束。若您迟到，仍须按照原标准支付费用。
3、若您未提前24小时取消或更换时段，您仍需按照原标准为原会谈时段付费。
4、对于单个来访者来说，心理咨询的成效无法完全保证。有很小的概率，来访者想解决的困扰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条款很冰冷，但咨询室是一个舒适的环境，木质的地板，米色的墙壁，灰色的沙发，旁边摆着毛茸茸的纸巾盒。坐在我面前的咨询师大约二十八九岁上下，穿一件优衣库风格的衬衫，话不多，声音永远稳定在一个相似的频率上，显然是“节制”的风格类型。
很快我就发现，一个“节制”的咨询师，最擅长的就是沉默。我感到崩溃，我怎么可能和一个不向我提问的人对话？
有一些案例，说一些来访者在面对咨询师时，会尽可能地表现好，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为“好学生综合征”。我没有“好学生综合症”的毛病。在我眼里，咨询师只是工具人，我不在乎他怎么看待我。我只希望用最快的速度暴露我的问题，让这把手术刀迅速地发挥作用。
他收了我的钱，却什么也不做，我觉得这个工具人很不称职。
你并不了解我。我在心里不断默念这句话。你一点也不了解我，你对我的建模如此粗糙，你也没有半点为之努力的愿望。一种稍微精细化一点的理解，所有我最好的朋友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我仍然愿意每周穿过半个北京城，从城南到海淀，将心理咨询做下去。
最开始，我和我的咨询师只能聊迟到。
咨询师对迟到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总是迟到，或总是取消咨询，在术语里叫作“阻抗”，指来访在潜意识中对这次咨询有所抗拒。（相应地，如果你总是早到，那可能是“焦虑”。如果你总是踩着点到，那没准是“强迫”）每当迟到这一事件发生时，咨询师都觉得自己获得了重要的素材。我感到天大的冤枉，天知道我多么渴望咨询。
不幸的是，我就是一个爱迟到的人。
凭什么迟到就是“阻抗”，凭什么我不爱做计划也是“阻抗”？请问心理咨询师的字典里是没有“散漫”这个词吗？我觉得这其中充斥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咨询师说：我感到有些困惑，你今天迟到了七分钟，但你好像选择了对这件事避而不谈。
我的头嗡嗡作响。又开始了。这50分钟，这500块钱，又要开始聊迟到了。我心想。那好吧，你想谈就谈吧，也可以谈。我说。
你好像很迅速地就摆出了配合的姿态。
因为我已经想到了。我知道你要说这个。
咨询师说：你现在很生气，你好像觉得我在批评你，还在试图管束你、干预你。
我说：是的（你知道就好）。
咨询师说：你觉得我在对你施加力量。
我说：我是觉得你该施加力量的时候不施加。平时你不告诉我应该聊什么，当我有真的想说的事情的时候，你又在这样一件小事上纠缠不放。
我说：你不是想聊迟到吗？那就聊。我小学的时候就经常迟到，经常被班主任惩罚，有一个学期我还因为迟到太多被吊销了三好学生。我只是想说我习惯了。我不喜欢规则，我觉得这些规则无聊且毫无必要。而且我觉得我迟到对他人根本没有影响，我迟到对你也没有影响。
咨询师反问：你认为迟到对我们的工作没有影响吗？
咨询师不说话。我们的气氛很僵滞。我必须继续找话说。
咨询师还是不说话。
我用一半质询一半不解的语气问：那你告诉我，一个来访者的迟到对你来说真的有影响吗？如果有，请你告诉我，我下次会注意。
咨询师说：你很关心我到底是否真的在意这件事。
我说：我关心吗？不……我关心的只是这客观上是否有影响，我希望这不止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要求。
我手忙脚乱地反驳，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从心底蔓延上来。我甚至不知道这有什么好难过的，但我真的觉得难过了起来。
咨询师说：我觉得你在说一件很悲伤的事，你在说你觉得你自己不重要，你觉得没有人在意你。但是我听到你使用了一种非常冷酷的语气。
“我不重要”，这几个字打在我脑内的雪花屏上，我猛然间感觉到一种山呼海啸的悲伤，它们都要伴随着眼泪一起溢出。这太奇怪了，我上一秒钟明明还在愤怒。这时我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我绝不能在一个不熟的人面前哭泣。”
我花了半分钟平复了我的情绪。咨询师就这样注视着我，然后他铁了心拽我回来。他说：“我觉得你刚才眼睛里有泪光。”
在流下眼泪的时刻，几乎是同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澄明的心境。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触碰到自己的内心。这样的感受在几天后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我还会再次碰到它。
空心病
实际上，我处在一种无意义的感觉之中，已经很久很久了。
我的一天通常这样度过：睡到将近十二点起床。点一份外卖。点完外卖后，我希望身边有些声音，于是我点开一部综艺。外卖吃完了，综艺还没看完，我关不掉，就这么看到下午三点，我彻底放弃了这一天的上进计划，接着点开另一部熟悉的综艺或情景喜剧。
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堆过于潮湿的木柴，曾经我坚持选择朝南的卧室，为了让阳光能够充分地滋养我的精神，但很快，我经常一整个白天都拉紧窗帘，营造一种夜晚一样昏暗的气氛。
写作令我焦虑，与采访对象打交道更令我焦虑。有时候我刻意使自己忽略这部分焦虑。我经常觉得我的大脑常在运行一个过于庞大的后台程序，以至于前台总是卡顿。我处理不了很多日常的琐事，比如烧饭，找路，或花费一些心力，为一个朋友挑选一件称心的生日礼物。
在一些黑夜，我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世界上最深刻的恐惧。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离开父母，而不珍惜能与父母共度的日子。如果有一天，连父母都离开了我，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拥有什么？单是一想，就有一种置身荒野、四面八方都是黑夜的绝望。
咨询师说，那是一种非常空洞的感觉，你觉得你的心里什么都没有。
我想他在讲移情。移情并非普通人想象中的“爱上咨询师”，广义上的移情是精神分析的必备手段，来访者通过将咨询师投射为某个重要他人，来解决自己未完成的症结。
但我仍感到抵触。怎么可能呢？那个人对我如此重要，而你只是个工具人罢了。我甚至想说：“你这样想是不是有点自恋？”但我没有说出口。我只能委婉地说：“我觉得也许有一天，你会在我的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肯定不是现在。”
是的，我总是将出现在我生命里的人区分成“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我将我的痛苦、焦虑和快乐也区分成“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情感痛苦永远是首要的、强度最高的。虚无的痛苦是次一级的。至于其他东西，通通都是不重要的。但在咨询师的眼里，一切发生的事之间都有一种联系。
在另一起迟到事件中，我再次和咨询师强调：迟到就是一个随机事件，解读它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咨询师问：那你在来的路上是什么感受？我说：其实我想到自己又要被批评了，我也有点焦虑，但我又觉得这种焦虑不太重要。
咨询师说：我感到有些困惑，为什么如此明显的负面情绪，你却告诉我它不重要？
我有些犹豫，它很重要吗？可是它跟更多迫在眉睫的痛苦（比如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相比，这难道不是太微不足道了吗？
“就好像你告诉自己这不重要，这些感受就消失了一样。”咨询师说。
这些“消失了的感受”还有许多。比如，我告诉咨询师：其实我这周心情还不错，所以这周我没有什么要讲的。
咨询师说：我又觉得很困惑，好像你认为那些“好的感受”完全不重要一样。
我又愣住了。这些“好的感受”重要吗？我又问自己。也许这一周仅仅可以被形容为“我没有崩溃”而已啊。发生什么精彩绝伦的剧情了吗？没有。如果这辈子只能维持这种程度的快乐，我还是难以接受。
咨询师说：可是你说你心情还不错的时候，你是笑着的。
真的吗？我真的在笑吗？我怎么不知道？
我的感受
网上对心理咨询有许多描绘，咨询师似乎总是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能一语道破你心中的想法。我选择的咨询师是另一种风格，他并不准备时时刻刻让我感到舒服。当我提出一些要求时，他会冷静地驳回。
周围的朋友们做心理咨询也有各种各样的风格。
A的咨询师永远在夸她。“你的表达能力真的很好。”“你的社会功能没有问题，身边的支持系统也很好。”“你今天没有迟到哦。”每次面对夸奖，A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回应。
B的咨询师时不时会说出一些“让她觉得很残忍的真相”，她的咨询师想让她学会愤怒。有时候，B自己毫无反应，咨询师已经哭了。
D做咨询时的语速永远很快，他想在50分钟里容纳最多的信息量，来让自己觉得“物超所值”。
但我相信心理咨询有一些相似的本质，我想弄明白它。
我总是在扮演一个审判者，要求咨询师给出他对我的观察和判断，然后我开始评估这个判断是否是准确的。与我自己的判断稍有不一致、或有“不够精确”之处，我就会开始反驳。
“你这么说不够准确。”我经常这样说。
“看起来你有一种对准确的需要。”咨询师说。我满意了，这才是我。我经常用奇怪的百分比来量化自己，比如“70%健康”。而且，写作的工作本来就是努力靠近“准确”。
“但是，你对准确的需求总是在遭到世界的挑战。”这是咨询师说的第一句让我愣了一愣的话——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一种无力感忽然从我看似精确的控制感中升腾了起来。三个多月以来，其实我并不知道自己从咨询室里获得了什么。我只知道，咨询师并没有总是顺着我，我隐约觉得他的方向是对的。
在咨询室，另一件时常卡住的事是谈论我的感受。
当咨询师第一次询问我“当这件事发生时，你怎样感受”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你现在发现你和你情感的部分离得很远。”咨询师替我解释。
在描述一件剧烈的冲突事件时，我会告诉他：我觉得我的性格存在某某问题，我在某某情况下很容易如何。事件的另一方可能存在某某问题，ta在某某情况下很容易如何。
我觉得自己很成熟，我既没有都怪自己，也没有都怪对方。
咨询师：我知道，这是你的想法，但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卡住了，刚才告诉你的难道不是我的感受吗？多么条理清晰、充满智性的感受！你还期待我说什么呢？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理解能力竟然如此之差。我根本听不懂咨询师在说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他所说的“自由联想”到底是什么。
“自由联想”，这是咨询室对来访者唯一的要求。咨询师不会给你起话头，但你可以对咨询师说任何事，包括你的梦。“就像我们坐在一列火车上，窗外不断有风景经过，你只需要诚实地把你看到的风景告诉我。”关于这个概念，咨询师只在最开始的时候对我解释过一次。
我听不懂。我永远在分析：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它是怎么发生的？背后的原因有哪些？怎样做才有可能改变局面？我这样判断自己或这样判断他人准确吗？——没准这才是我的大脑自由运行的方式。
其实我隐约知道哪些语词可能是属于“感受”的，尽管这个词汇库在我的大脑中相当贫乏。我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痛苦”和“崩溃”。除此之外，我能说出的还有“焦虑”“烦躁”“难过”。就连后面那几个词，我在口头语言中也很少使用。
咨询师总是静静地看着我，等着我往下说。我真的说不出别的词了。
拆除那堵墙
我和咨询师的斗争仍在继续。好几次，我在心中排演了我应该如何讲述我的故事。走进咨询室，那种沉默的气氛还是让开口变得异常艰难。我心中的烦躁日盛，我开始要求咨询师每次都对我说打开局面的第一句话。我要求他每周都必须在固定的话题上对我发问。
咨询师说：“这是你身上冲突最强烈的部分，我认为我不应该妥协。”
我无法理解，我说：这是我考虑了很多之后提出的最简单的方案，对你来说一点也不难，为什么你甚至要用到“妥协”这个词？
大半年后，咨询师建议我将一周一次的咨询频率改为一周两次。我相信他是有意的，他希望这种缠斗变得更加剧烈，来让我更加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行为模式。
我终于意识到，咨询师在暗示我：我在使用各种方式，远离自己的某部分感受。
“当我不说话的时候，你怎样感受？”咨询师问。
“我一开始一直在想，我到底说什么可以打破这个局面。然后我就放空了，我的大脑就像生锈一样不会转了。”
“听起来，你直接放弃了。这样你就可以不去触碰到那种感觉了。”
“是的。”
“你希望我扮演一个更有力量的、照顾性的角色。如果我先说话，我也可以帮助你远离它。”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只不过，我发现它不再令人难以忍受了。我好像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了，尽管我描述不出来。
咨询师提醒我：那是一种惶恐的、孤单的、无助的、悲哀的、觉得自己很可笑的感觉——而那些悲伤的感觉，竟然真的随着那些语词涌现出来。
“你真的很不想自己一个人呆在这种感受里。”咨询师说。
我想起了我的初中。那年我13岁，长青春痘，手脚不协调，走路一边高一边低，容易脸红，总是莫名其妙傻笑。在那时，我没有朋友，我总是在被孤立、被抛弃、被嘲笑。
其实我没有忘记那些事实。但我真的快要忘记当时的感受了。也许我真的采取过百千种办法，去隔离掉那时的所有感受。当我重新讲起它的时候，我甚至是自豪的，我自豪于“我自我改造成功了”。过去越残忍，摆脱掉那一切的我就越厉害。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情感隔离的起点。也许不存在一个起点。当我真的在那种感受中站定时，我发现它其实一直萦绕在我的生命里，不论是童年，青春，还是现在，它并没有消失过。
是我的大脑一直在替我进行一种巧妙的转化。每次当我隐约触碰到那种孱弱、屈辱的感受时，一切都会迅速变成一种理智的分析。又或者，我会“僵住”。
但咨询师会直白地说：
“我看到了一个饥渴的孩子，因为你觉得自己太匮乏了，所以当别人问你要的时候，你不想给。”
“你觉得自己表达的空间是被挤压的，你的想法被忽视，你觉得你是不被人看到的，你是没有力量的。”
我觉得那是一堵高墙。现在，那堵墙在逐渐被拆除，越拆除，我就越脆弱。
“所以我应该怎么办呢？”每到这时，我都忍不住要询问咨询师，“我知道这种感受是什么了，我应该怎么处理它呢？”
后来我才知道，每当我问出这句话时，就意味着我感受探索的终止。是我不想呆在那种感受里，想要远离它，才转向寻求一种确定的解决方案，让自己好受一些。
没有任何一次，咨询师正面回答过我的问题。他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绕过去。有时他说：“是的，你心中有很多不确定的感觉，你真的很想离开这种感觉。”有时他说：“你好像相信，存在一种确定的、绝对的方法，一旦你找到这个方法，一切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了。哪怕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但只要你在找，你也觉得自己有力量。”
我和咨询师之间变成了一种游戏。咨询师不给建议，但我总试图在他混沌的话语里解读出某种隐含的倾向性。比如当咨询师指出：你现在在尝试控制我。我会立刻得出结论：我不应该控制。
“我需要准则。”我对咨询师说，“我想要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标准，来帮我判断，我的行为是否是正确的。”
“但我在想，是不是那些准则对你来说也构成一种威胁？当我好像给了你一些倾向性的时候，你立刻在判断这是否是对的、是否是适合你的。也许你也害怕那些准则反而误导了你。”
“有没有可能，不断地思考，反而会削弱你的力量？”
活在真实中
我有时会有一种自己活得并不真实的恐惧。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是个“病人”。
小时候，语文老师在讲台上朗读我的作文，这件事很少带来骄傲的感觉，每一次都让我羞愧。那些并未存在过的情感、并不认同的观点，总是被我轻而易举地炮制。长大一些后，我将写作视作一种夸大和矫饰情感的能力。那并不是真正的我。
20岁那年，我下过一个决心，我希望自己将身上的表演性彻底摒弃。很快我呈现出一种过分反思的倾向。我很想要证明，我克服了漏洞，我不再是那样的人，我学会了新的思维方式。
很快反思也成为一种徒劳。咨询师为我提出新的问题：“你是否在通过一种无条件的坦诚，在换取世界对你的宽容与原谅？你是否在通过向全世界宣告你的弱势，你的无辜，你的反思，由此来索取更多？”
心理学的知识有时让我觉得离真相更近。譬如，什么叫“创伤性联结”？它可以用来解释人为什么会频频陷入错误的情感关系——因为你在其中体会到了一种熟悉，你会将那种“熟悉的创伤”、以及一种“纠正错误的渴望”识别为爱。相比之下，“爱”这个词语就是一种迷障。
我又开始嗅到另外一种危险：在“如何理解人”这件事上，我似乎越来越往心理疾病的方向理解。
其实我改变不了自己。因为我想要改变的东西从一开始就错了。
我从未想过答案其实如此简单：一个人如果可以和自己的感受不隔，ta就可以自然地生活。ta就不需要使用那些复杂又无意识的防御方式，去处理潜意识中那些未被处理的痛苦。
也许这并不简单。“感受现实也许就是很难的。”咨询师说。他说的是感受，而非接受。
“我要怎样才能感受现实呢？”在我问出口的瞬间，我就知道我获得不了答案。但答案似乎已经在逐渐浮现。
我之前的家附近有一个公园，我和室友会去那里散步，城南的立交桥下是河，即便在冬天最肃杀的时刻，落日的余晖会铺满整条河。
每一年早春，日落开始变晚，浅紫色的天色，点缀着星星。接着是春天，街上总有卖花人。那是一些五感打开的时刻。
我又想到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呆在人群里。
小时候，我就有严重的拖延症，一个人关在家里写作业，十分钟的作业能写三个小时。但有的时候，父母带我去参加一些饭局，我就会在饭桌上拿出作业本，开始高效地学习。每到这时，爸妈就要开始批评我“喜欢在外人面前装好学生”了。但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我在人群里总能获得一种踏实感，它能让我变得更加专注。
后来我知道，这在术语里叫作“自体客体体验”，指人在有他者陪伴时，能够获得更高的“心理效能”。
直到现在，我也很喜欢“在人群里做我自己的事”。我很喜欢聚会，尽管我并不活跃。某个跨年夜，我在一个温暖的Airbnb里，大家在客厅里唱《明天会更好》，我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写稿。在那一年里，这几乎是我最感到平静的时刻。
现在我搬到了一个客厅很大的房子，我和室友一起自习，劳动，做饭，一起努力分辨黑豆小麦、白糯花生、玉米紫薯、小米南瓜、红豆麦仁等各种口味的豆浆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意识到这是一种不错的状态，而非“不重要的”。
一年来，我的生活改变了许多，或许与咨询没有关系，或许其实有关。咨询师仍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从来不知道，咨询师在现实生活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