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布《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其中，“避孕药品”赫然在列。消息一经发布，社交媒体上有关避孕药的话题讨论热度迅速攀升。
制图/陈艺全
一、“魔丸”的诞生
被称作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的口服避孕药，临床使用已超过60年。
1960年，世界上第一种口服避孕药正式在美国上市。这是一种由美国西尔公司生产的名为“恩那维德”（Enovid）的药丸，1957年最初面世时，它声称旨在解决“月经失调”问题，不敢公然把“避孕”功效写在说明书上。
《华尔街日报》记者乔纳森·艾格将避孕药的面世比作“魔丸的诞生”。在那个贫穷、不节制生育、女性缺乏主导权、《反淫秽法》大行其道的时代，避孕药的推广势必是一场艰难的战争。
上世纪50年代，人们可以实行的避孕手段仍然极其有限。女性使用的避孕膜、子宫环、冲洗阴道等方法效果不佳，还会导致发炎甚至死亡。
贫困女性不惜以吞食火药，从楼梯上滚下来，用红榆树干、毛衣针、鞋钩等插进子宫等伤害身体的残酷方式堕胎。饱受生育之苦的妇女渴求一种更方便、更安全、更有效的避孕方式。
宗教和法律长久以来对避孕保持着一种敌对态度。
在天主教看来，性等同于繁衍，“唯有上帝有权决定哪个孩子应当出生”。天主教和新教都视堕胎为犯罪，纽约天主教大主教海斯则认为，避孕比堕胎更罪孽深重，因为节育违背造物主之意，阻止生命的诞生。
在法律方面，诞生于19世纪的美国《反淫秽法》（又称《康斯多克法》）更是明令禁止出售避孕用具、传授避孕知识。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各国政府不得不开始正视其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同时，精英阶层的男女希望过上高质量的生活，贫困女性希望控制家庭人口并获得自我发展的机会，男性希望从养家的负担里获得一丝喘息。
出于人口控制的需要，社会各方逐渐放宽了对避孕用品的约束。上世纪50年代末期，避孕药和经受生育痛苦的人群终于迎来了转机。
避孕药这场战争的胜利，离不开这四个人：美国妇女节育运动先驱玛格丽特·桑格、提供资金支持的女富豪凯瑟琳·麦考米克、拮据而不得志的科学家格雷戈里·平克斯，以及敢于挑战教会的妇科医生约翰·洛克。平克斯将避孕药称为ThePill，即“那种药丸”。
桑格曾在纽约曼哈顿的贫民区做护士。在满面愁容的妇女和贫穷多病的儿童中间穿行时，桑格产生了将他们从旷日持久的悲剧中解脱的想法。偶然间，桑格遇上了几个和她怀有相似目标的人。
这场合作里充满了对生育痛苦的慈悲、对女性权益的争斗，也掺杂了希望赢得学界尊重的荣誉心理和违背今日伦理道德的药物试验——平克斯和洛克为了获得更多临床样本，不惜以虚假宣传的方式，引来许多妇女主动上门接受人体试验。
二、将女性从生育的苦役中解放
艾格发现，西尔公司的避孕药医药代表在分发给医生的小礼物里，放了一方塑料镇纸。镇纸正面是座丰满的女性立体裸像，背面的文案解释道：“恩那维德——第一种全面调节女性周期性功能的药物——在此以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作为象征：挣脱桎梏的安德罗墨达。”
安德罗墨达（Andromeda）是古希腊神话人物，她是埃塞俄比亚国王刻甫斯与王后卡西奥佩娅之女，曾因美丽而得罪了海神波塞冬之妻安菲特里忒。父母为了救她，将她用铁索锁在一块礁石上。
女性的生育天赋，本应和安德罗墨达的美丽一样，受人尊重和欣赏，却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逐渐失落成一座囚笼。
有人说，“卧室的性解放，意味着在卧室外的世界也得到解放”。艾格在《魔丸的诞生》一书中提及，桑格起初只是将避孕视为帮助女性控制子女数量的方式，后来，她相信，如果能打破性与生育的必然联系，女性将获得她们无法想象的自由。婚姻将改变，男女关系将改变，家庭含义将改变，女性的就业和教育机会也将改变。
1931年，美国妇女节育运动先驱玛格丽特·桑格坐在会议桌旁。桑格1912年起为女性生育自主权进行斗争，一度是美国最被仇视的人之一。/AlamyStockPhoto
当女性意识到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时，便开始向丈夫、父亲、上司、医生和教父的权威提出挑战。
1970年到1975年，女性结婚年龄从23岁推迟到25岁，女性因婚姻生育而辍学、失去工作的情况大大减少，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成倍增加。如果没有避孕药，女性一生中困在房间里甚至摇篮旁边的日夜将无穷无尽。
但避孕药在各个国家被欣然接纳的程度不尽相同。女性的热望和避孕药的冷遇，总是频繁上演。
作家伯纳德·阿斯贝尔在《避孕药片》一书里写到，上世纪60年代，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居民普遍信仰天主教的国家里，许多妇女以“月经失调”的名义获得这种药片，从而达到避孕效果。
在爱尔兰这个93%的居民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竟闹出这样一个笑话：该国是世界上妇女“月经失调”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在日本，利用药物避孕是非法的，控制生育的方法仍然是堕胎。
有关避孕药的巧妙遁词繁多，就连西尔公司也曾以“治疗不孕不育”的名义为恩那维德申请上市。对于避孕药研发来说，道德伦理的指责比技术上的突破显得艰巨得多。
但对于个别女性来说，避孕药让她们面临新的烦恼：“男人们认为，有了避孕药之后，再也没有借口拒绝他们（的性邀请）了。”
在中国，避孕药的推行不算晚。1967年，上海仁济医院研发的国产口服避孕药投入试用；1969年，协和医院的专家小组研制出低剂量短效口服避孕药。此后，服用避孕药成为中国女性的主要避孕方式。
三、从避孕焦虑到避孕药焦虑
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服用避孕药的数量远超世界上其他药品。绝大多数人服用这种药，既不是为了治病，也不是为了预防某种病毒感染，而是出于自由选择，阿斯贝尔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不是用于治疗目的而仅服务于单纯的社会目的的药品”。
BBC在拍摄纪录片《口服避孕药究竟有多安全》时发现，过去数十年间，口服避孕药不断陷入争议，轻者称其会增加癌症风险，重者认为它会导致致命血栓。
多年以前，一则名为《目前最大型研究发现所有激素类避孕药都会使乳腺癌风险增加20%，停服5年后风险仍然存在》的新闻让女性看得惊心动魄。和60年前的避孕焦虑不同，如今避孕药焦虑取而代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虽然不再对避孕药发出道德指责，却因为迷信媒体数据发出了“科学”指责。
佐伊·威廉姆斯是一名全科医生，她经常为女性患者开出避孕药的处方，“这是一种很好的避孕方式”。此外，它还能缓解月经过多、改善痤疮、治疗多囊性卵巢和子宫内膜异位。
威廉姆斯在调查中发现，66%的受访女性对口服避孕药中激素的作用知之甚少，这也是她们容易被修辞性新闻说服的原因之一。
另外，通过走访各年龄段的女性和行业专家，威廉姆斯发现，女性对避孕药的担忧集中在癌症风险、血栓风险、心理健康风险、体重增加和性欲减少这几个方面。
阿伯丁的一位科学家给出一组数据：每10万个服用避孕药长达一年的女性中，会增加13例乳腺癌，实际风险非常小；停止服药5年到10年后，副作用将会消失。和服用避孕药相比，不良的生活习惯更容易增加癌症风险；与此相反，避孕药还能有效降低卵巢癌、子宫内膜癌、直肠癌等癌症风险——当然，这种说法还有待多方验证。
在血栓风险方面，英国国王学院医院血液学临床主任罗欧芬·阿利亚介绍，复方口服避孕药内含有的雌激素和孕激素确实会导致血栓系统异常活跃。但比起避孕药导致的血栓，妊娠女性出现血栓的可能性更高。对妊娠女性来说，血凝块是最常见的致死原因，“生孩子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口服避孕药的风险”。
一些女性还表示，服药后体重会增加——激素的确能改变脂肪的分布，不过，体重增加也可能是年龄增长所致。
有不少女性反映自己服用避孕药后性欲下降。/豆瓣
另一位行业专家吉利博德教授发现，长期服用避孕药会有更多好处。比起21天服药、7天停药的陈旧规则，每天服药可以改善经期综合征、缓解头痛，避孕效果更好，减少剂量的同时也减少副作用。
21/7的规则并非建立于科学数据研究，吉利博德解释，这一规则的制定者只是认为，规律性的服药能有效消除女性疑虑，获得信赖；另一个原因是，规则制定者想通过这种说法让当时的教皇更易接受避孕药，因为它效仿的是自然生理周期（不违背自然教义）。
四、避孕责任一直由女性承担？
几十年前，针对男性避孕药的研究就开始了，但这一领域的研究多以失败告终。2001年，英国电视台明确表示男性避孕药会在2005年上市，此后却音讯全无。2011年，一种男性节育注射法声称对避孕百分之百有效，不久后，男性用户却因为情绪和痤疮问题放弃了。
《口服避孕药究竟有多安全》中，一位受访女性说，“这太讽刺了”。因为女性无论服药与否，情绪、痤疮等问题都伴随终生，“几十年来，避孕药就是有这些副作用，为什么你不能像女性一样忍受副作用？”片中，25%的女性不相信她们的男性伴侣会口服避孕药。
男性避孕药的研发难度要远远高于女性避孕药。每天男性会产生超过百万的精子，女性每个月只排出一次卵子。威廉姆斯说：“解决一件事比解决一百万件事难得多。”
《口服避孕药究竟有多安全》中，希望寻找一种不会干预激素水平的避孕方法的麦克，觉得男性避孕是件需要逐渐习惯的事。如果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能做到这样就再好不过了：“嘿，伙计，今天你吃避孕药了吗？”“吃了。”
截止纪录片拍摄前，有超过300万的妇女定期服用避孕药，她们应该担心避孕药的安全吗？/《地平线系列：口服避孕药究竟有多安全》
伍尔弗汉普顿的分子实验室发现了一种可以干预精子能动性的分子：缩氨酸。研究成果公开时，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惊讶万分，因为穿透精子细胞膜这件事一直都难于上青天，是男性避孕药迟迟难以出现的原因。尽管结果令人振奋，研究团队表示，用于临床使用，至少还要等上十年。
2019年年底，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声称，他们已经成功完成世界上第一种可注射男性避孕药RISUG的临床试验。其13年的有效期，看起来也比避孕药的性价比更高。同时，这种避孕针也可以缓解印度女性避孕成本的压力，对于今天的女性来说，避孕仍是有消费门槛的。
今年8月，RISUG男性避孕药的话题又一次冲上微博热搜。和做家务、养育孩子一样，男性也是时候承担避孕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