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红脖子'白人，被认定为退化人种，6.8万人被强制绝育
引言：在美国历史的阴暗角落里，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残酷真相。那些被称为'红脖子'的白人，曾经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歧视和迫害。他们不仅被视为低等生物，甚至被认定为'退化人种'。在短短几十年间，竟有高达6.8万人被强制绝育。这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同为白人，'红脖子'却遭受如此悲惨的命运？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社会思潮和政策？让我们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一探究竟。
世人皆知美利坚合众国是个移民国家，却不知在这片土地上，竟有一群被称为'红脖子'的白人，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却又令人唏嘘不已。
话说在美国南方的乡村，有这么一群白人，他们的祖辈多是来自欧洲的移民。这些移民为了逃离故土的贫困和迫害，怀揣着美国梦，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谁曾想，他们的后代却未能如愿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反而陷入了另一番艰辛。
这些南方乡村白人，大多以务农为生。他们起早贪黑，在烈日下辛勤劳作，只为换得一日三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唯独脖子上却留下一道醒目的红印。这道红印，仿佛是上天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成为了他们身份的标志。
有趣的是，'红脖子'这个称呼并非他们自己取的，而是由城里人给他们贴上的标签。1830年的一个炎热夏日，一位来自波士顿的记者造访南方小镇。他在街头巷尾看到这些皮肤黝黑、脖子通红的农民，不禁惊呼道：'瞧瞧这些红脖子！'这个称呼一经传开，竟成了南方农村白人的代名词。
然而，'红脖子'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外貌描述，它更象征着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些南方乡村白人，大多受教育程度不高，言行举止与城里人大相径庭。他们喜欢乡村音乐，热爱狩猎和钓鱼，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在城里人眼中，这些习惯与举止显得粗鄙不堪。
1920年，一位名叫约翰·史密斯的'红脖子'青年，满怀憧憬地来到纽约寻找工作机会。他来到一家报社应聘，却因为一句'Howdy,y'all!'（你们好啊）就被拒之门外。报社主编嫌弃地说：'我们这里不需要乡巴佬。'约翰·史密斯失落地离开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白人，自己却遭到如此对待。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自诩为精英的城市白人，竟然开始将'红脖子'视为低等人种。他们认为，这些常年生活在乡下的白人，由于长期缺乏教育和文化熏陶，已经开始'退化'。这种荒谬的观点，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35年，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上，一位名叫玛丽·琼斯的'红脖子'姑娘，勇敢地走进了当地的一所高中，想要接受教育。然而，校长却对她说：'对不起，我们这里不收'红脖子'。你们这些人的智力已经退化了，无法跟上我们的课程。'玛丽·琼斯含泪离开了，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连受教育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就这样，'红脖子'白人成了美国社会中的另类。他们虽然与城市白人同样拥有白皮肤，却因为生活环境和文化习惯的差异，遭到了严重的歧视。这种歧视，不仅仅停留在语言和态度上，更演变成了一场针对'红脖子'的优生学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红脖子'被贴上了'白色污染'的标签，他们的基因被认为是劣质的，需要被清除。这种荒谬的观点，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强制绝育行动。然而，这只是悲剧的开始，更多令人发指的事情还在后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股名为优生学的思潮在美国悄然兴起。这股思潮如同一阵狂风，席卷了整个美国社会，并最终酿成了一场针对'红脖子'白人的悲剧。
优生学的鼻祖是英国学者弗朗西斯·高尔顿。他在1883年首次提出了优生学的概念，认为人类可以通过选择性繁衍来改善种族。这一理论很快传到了美国，并在这片新大陆上生根发芽。
1904年，美国科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在纽约长岛成立了冷泉港实验室，专门研究人类遗传学。他大力推广优生学理论，声称可以通过控制人类繁衍来创造出更优秀的后代。这一观点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都对此表示支持。
然而，优生学思想很快就被一些人用来合理化他们对特定群体的偏见和歧视。'红脖子'白人就成为了这种偏见的受害者。
1912年，哈佛大学教授威廉·里普利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论文。他在文中宣称，生活在美国南方农村的'红脖子'白人，由于长期生活在闭塞的环境中，加上近亲繁衍，已经出现了基因退化的现象。里普利甚至断言，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些'红脖子'白人将会成为美国社会的负担。
这篇论文一经发表，立即在美国上流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待'红脖子'白人。他们不再仅仅是被嘲笑的对象，而是被视为一种威胁。
1915年，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镇上，一位名叫约翰·威廉姆斯的'红脖子'农民想要搬到城里生活。然而，当他去租房时，房东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对不起，我们不租房给你们这种人。你们的基因有问题，会污染我们的社区。'约翰·威廉姆斯感到既愤怒又困惑，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如此对待。
根据优生记录办公室的报告，'红脖子'白人群体中存在高比例的智力低下、酗酒、犯罪等问题。这份报告为后来的强制绝育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1924年，弗吉尼亚州通过了《种族完整法案》。这部法律明确规定，对那些被认为有'缺陷'的人进行强制绝育。虽然法律没有明确提到'红脖子'白人，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他们成为了主要的受害者。
就在同一年，一位名叫卡莉·巴克的年轻女子被送到了弗吉尼亚州立精神病院。卡莉来自一个典型的'红脖子'家庭，她被诊断为'弱智'。医院决定对她实施强制绝育手术。卡莉和她的监护人试图通过法律途径阻止这一手术，但最终失败了。这个案例后来成为了美国优生学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在这种氛围下，'红脖子'白人的处境越发艰难。他们不仅要面对社会的歧视和排斥，还要担心自己会成为强制绝育的对象。许多'红脖子'家庭开始隐瞒自己的身份，甚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试图融入主流社会。
然而，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优生学思想已经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美国社会，'红脖子'白人被视为劣等人种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这种偏见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还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就这样，在优生学思想的影响下，一场针对'红脖子'白人的浩劫悄然展开。成千上万的无辜者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他们的痛苦和挣扎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忽视。这场悲剧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才最终结束，但它给美国社会留下的伤痕至今仍未完全愈合。
随着优生学思想在美国社会的盛行，针对'红脖子'白人的强制绝育行动如同一场无声的风暴，悄然席卷了整个国家。这场行动不仅剥夺了众多无辜者的生育权，更给美国历史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
192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巴克诉贝尔案'中做出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最高法院以8比1的压倒性票数支持了弗吉尼亚州的强制绝育法。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判决书中写道：'与其等待那些退化者的后代饿死，不如阻止那些明显不适合继续繁衍后代的人。三代白痴已经足够了。'这一判决为全国范围内的强制绝育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随后，各州纷纷效仿弗吉尼亚州，通过类似的法律。到1930年代，全美已有30多个州实施了强制绝育法。其中，北卡罗来纳州的做法尤为激进。该州不仅将强制绝育的对象扩大到了所谓的'社会不适应者'，还允许社会工作者直接推荐绝育对象。
1933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小镇上，一位名叫萨拉·约翰逊的17岁'红脖子'少女被社会工作者盯上了。萨拉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因为家庭条件艰难，她不得不辍学去工厂打工。社会工作者认为萨拉是一个'潜在的社会问题'，便向优生委员会提交了绝育申请。尽管萨拉和她的家人极力反对，但最终还是无法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强制绝育行动的实施过程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医生、教师或社会工作者会向优生委员会推荐绝育对象。然后，委员会会对被推荐者进行所谓的'智力测试'和'品行调查'。如果被推荐者被认定为'不适合生育'，委员会就会下达绝育命令。
1935年，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位名叫约翰·史密斯的'红脖子'农民被推荐进行强制绝育。约翰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善良，在当地颇有声望。然而，优生委员会却认为他的'基因有问题'。约翰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反抗，但最终还是败诉了。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为了保护社会，我们必须阻止这些劣等基因的传播。'
绝育手术通常在州立医院或精神病院进行。对于男性，主要采用输精管切除术；对于女性，则是输卵管结扎术。这些手术往往是在被绝育者不完全知情或被强迫的情况下进行的。
1938年，在佐治亚州的一家州立医院里，一位名叫玛丽·威廉姆斯的'红脖子'女性被告知要进行一次'例行手术'。直到手术结束后，玛丽才知道自己已经被绝育了。当她质问医生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社会好。'
1942年，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镇上，一对'红脖子'夫妇托马斯和简·布朗一直梦想着组建一个大家庭。然而，他们却被当地优生委员会盯上了。委员会认为他们的基因'不够优秀'，不适合生育。尽管托马斯和简极力反抗，但最终还是双双被强制绝育。这对夫妇的梦想就此破灭，他们的婚姻也因此走向了尽头。
值得注意的是，强制绝育行动并非只针对成年人。在一些州，未成年人也成为了绝育的对象。1945年，在北卡罗来纳州，一名仅14岁的'红脖子'女孩艾玛·约翰逊被强制绝育。艾玛的'罪过'仅仅是在学校成绩不好，被老师认为是'智力低下'。这个年轻的生命还没来得及绽放，就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
强制绝育行动不仅给被绝育者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还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许多被绝育者因此陷入了长期的抑郁和自卑中。更有甚者，一些人因为无法承受这种打击而选择了自杀。
1950年，在阿拉巴马州，一位名叫罗伯特·威尔逊的'红脖子'男子在被强制绝育后，无法接受自己失去生育能力的事实，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罗伯特的悲剧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思，但并没有立即改变强制绝育的政策。
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强制绝育政策的正当性。然而，这场针对'红脖子'白人的浩劫并没有立即停止。在一些州，强制绝育行动一直持续到了70年代。
最终，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强制绝育行动给美国社会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据统计，在整个行动期间，全美共有约6.8万人被强制绝育，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红脖子'白人。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被摧毁的生命和破碎的家庭，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在强制绝育政策的阴霾下，'红脖子'白人并非完全沉默。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歧视，他们依然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抗和斗争，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这场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却展现了这个群体不屈不挠的精神。
1930年代初，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小镇上，一位名叫杰克·汤普森的'红脖子'农民率先站了出来。当地优生委员会试图将他列为强制绝育对象，理由是他'智力低下'。杰克不甘心被如此对待，他四处奔走，向镇上的居民讲述自己的遭遇，并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反对这种不公正的政策。虽然杰克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绝育的命运，但他的行动却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为后来的反抗运动埋下了种子。
1935年，在田纳西州，一群'红脖子'白人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名为'自由种子'。这个团体的成员主要是那些已经被强制绝育或者面临被绝育风险的人。他们秘密聚会，交流信息，并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帮助那些可能成为绝育对象的人逃避命运。'自由种子'的成员们冒着巨大的风险，有时甚至帮助一些人逃往其他州，以躲避强制绝育。
1945年，在阿拉巴马州，一群'红脖子'白人组织了一次秘密集会。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名为'公民权利联盟'的组织，专门为那些面临强制绝育威胁的人提供帮助。这个组织不仅提供法律援助，还帮助一些人隐藏身份，躲避优生委员会的追查。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公民权利联盟'的成员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到了19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红脖子'白人的反抗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弗吉尼亚州，一群年轻的'红脖子'activists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要求废除强制绝育法。这次游行吸引了数千人参加，成为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虽然游行最终被警察强行驱散，但它却标志着'红脖子'白人反抗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
1965年，在北卡罗来纳州，一位名叫罗伯特·史密斯的'红脖子'律师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法律战。罗伯特代表一群被强制绝育的受害者，向州政府提起了集体诉讟。这场官司持续了数年，虽然最终以和解告终，但却为后来的赔偿运动奠定了基础。
1970年代初，随着社会观念的进一步变化，强制绝育政策终于开始被逐步废除。然而，'红脖子'白人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在俄亥俄州，一群被强制绝育的受害者组织了一个名为'正义之声'的团体，要求政府正式道歉并给予赔偿。这个团体的成立，标志着'红脖子'白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社会观念的逐步变化和民权运动的兴起，强制绝育政策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走向了终结。然而，这项政策给'红脖子'白人群体带来的伤害和影响却远未消失，其余波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
1974年，北卡罗来纳州成为最后一个正式废除强制绝育法的州。在该州的首府罗利，立法机构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废除强制绝育法的议案。这一决定的背后，是多年来'红脖子'白人及其支持者不懈努力的结果。当天，数百名'红脖子'白人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外，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到来。其中，一位名叫玛丽·约翰逊的老妇人引人注目。她在1940年代被强制绝育，此后一直致力于反对这项政策。当玛丽听到废除法案通过的消息时，她激动地举起双手，泪水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滑落。
然而，法律的废除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在俄亥俄州，一群被强制绝育的'红脖子'白人开始为获得赔偿而奔走。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正义与和解'的组织，由一位名叫约翰·史密斯的前农场工人领导。约翰在1950年代被强制绝育，此后一直无法摆脱这段经历的阴影。他和其他成员开始收集证据，整理档案，试图说服州政府承认过去的错误并给予补偿。
1980年，在弗吉尼亚州，一位名叫萨拉·威廉姆斯的'红脖子'女性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法律战。萨拉在16岁时被强制绝育，此后一直饱受心理创伤的折磨。在一位同情她遭遇的律师的帮助下，萨拉向州政府提起诉讼，要求赔偿。这场官司持续了近五年，最终以庭外和解告终。虽然具体赔偿金额未对外公布，但这个案例为其他受害者提供了希望。
1997年，在北卡罗来纳州，一项名为'优生学受害者援助计划'的法案被提交到州议会。这项法案的主要发起人是一位名叫托马斯·布朗的州议员，他的祖母就是强制绝育政策的受害者。法案提出为每位被强制绝育的幸存者提供2万美元的赔偿金。虽然这个数字远远无法弥补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但它象征着官方对这段历史的正式认可。然而，由于预算问题，这项法案在当时并未通过。
2013年，北卡罗来纳州终于通过了赔偿法案，成为美国第一个为强制绝育受害者提供赔偿的州。每位幸存的受害者可以获得5万美元的赔偿金。这一决定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政府正式承认了这段历史的错误。然而，对于许多'红脖子'白人来说，这笔赔偿金远远不够。一位名叫艾米丽·威尔逊的受害者在接受采访时说：'没有任何金钱可以弥补我失去的东西。但至少，这是一个开始。'
2015年，在亚利桑那州，一群'红脖子'白人后代组织了一次名为'记忆与和解'的活动。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都是强制绝育政策的受害者。这次活动的目的是让更多人了解这段被掩盖的历史，并呼吁其他州效仿北卡罗来纳州，为受害者提供赔偿。活动组织者之一，32岁的杰西卡·汤普森说：'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我们可以确保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2020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为该州的强制绝育受害者提供赔偿。虽然加州的强制绝育政策主要针对少数族裔和精神病患者，但也有一些'红脖子'白人成为了受害者。这项法案的通过，被视为全国范围内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又一重要进展。
尽管距离强制绝育政策的终结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它给'红脖子'白人群体带来的创伤仍在持续。许多受害者和他们的后代仍然在为公平和正义而奋斗。这段历史不仅影响了个人和家庭，也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它提醒人们，即使在一个自诩为民主和自由的国家，也可能发生如此严重的人权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