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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行政价值；价值取向
一、社会转型的内涵和特征
社会转型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异质性。即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杂然并存。如“摩天高楼”与“木板小屋”、“大水牛”与“喷射机”、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二是形式主义。即应然与实然不相吻合，“什么应是什么”与“什么是什么”的相互脱节。有许多事物形式上、表层的是现代的，但实际上、潜层的却是传统的，徒具现代化之名或之形；三是重叠性。即传统社会是结构不分化和功能普化，如帝王的权力是不分化的，他的功能是普化的，即同时具有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多种功能。现代社会则是结构分化和功能专化，如企业家只是“经济人”，官员只是“行政人”等。转型社会则是结构的分化与不分化、功能的专化与普化相互重叠。
二、转型期行政价值的变迁
（一）行政价值的内涵
王伟教授对行政价值的界定是以黑格尔的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他借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上的原话说，“在这个意义上，公务人员所履行的，按其直接形式来说是自在自为的价值，即行政伦理价值”。张康之教授认为，“行政体系的价值关系是行政主体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自觉地进行价值确定、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的结果，行政价值也是行政人员对自我生命的确定，而且正是这种生命构成了行政主体的本质”。王乐夫教授在其论述中阐释到，“公共行政的价值是公共行政所追求的一种应然状态，它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和理想、信仰和依托。可以说，公共行政的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和核心。”我很认同乔耀章、芮国强的观点，“行政价值是指行政活动对人的需要的积极意义和满足。一种具体的行政活动或行政行为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这种行政活动的功能，又取决于一定的人的需要，取决于该行政行为能否满足人的需要和满足的程度。”他们认为行政价值的主体是人，是在行政活动与人的关系上产生的，并且以行政活动的属性为基础，具有个体性、多维性和时效性。
（二）行政价值的变迁
伴随着社会生活中的这些改变，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则更加发人深省。已往认为合理的事情变得不近情理了，以往追求的事物变得不再有意义了，过去的种种价值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怀疑。“正是这些变化了的价值观念，又进一步成为社会的主导理念，推动着社会前行。因而从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社会转型对人及社会的影响。”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政府的行政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同时也标志着行政管理正走向现代化。何颖、徐增辉、喻剑利等人认为我国的行政价值观念的转变表现为：
（1）由经验走向理性和科学
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农业文明的影响，我国形成了传统社会的经验管理模式和经验的行政价值观，行政管理者往往凭借个人的经验、智慧、直觉来进行行政决策和实施行政管理。这无疑使行政管理和行政决策带有浓厚的个人经验和感彩，致使行政决策失误颇多，行政管理效率低下。伴随着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人们已逐渐地认识到，现代行政管理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理念和模式，积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有效地进行管理，创造最佳效益。科学行政的关键是科学决策，它要求以理性的思维方式、方法作为基础，通过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机制，以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对政府事务进行科学化的决策。
（2）由集权走向民主
由于我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封建专制的国家，因此，集权、专制的国家管理方式已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建国后，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严重地束缚和扼杀了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这种理念也发生了动摇，并与现代的民主行政价值观产生了激烈的冲撞，同时逐步向民主行政价值观转变。“民主行政的价值观念包含丰富的涵义：首先，行政参与观念是民主行政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可以表达公民的利益愿望，而且公民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其次，行政公平观念是民主行政价值观念的另一层涵义。现代政府行政的价值和目的就在于此，政府的不公则是其统治发生危机的根源。”所以说“民主行政既是一种激励机制，也是一种凝聚机制，同时也是一种纠错机制。”
（3）由人治走向法制
人治价值观念是我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在当代的行政管理中也不乏其表现。它导致理性的行政组织退化，使原本平等的关系变成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伴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法制的价值观念逐渐被认可。它使行政管理有法可依，防止权力异化，减少了管理中的随意性。在转型过程中，人治与法制在理念和现实中的对抗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法制理念不仅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的价值选择。历史和社会的进步与法制同行。
（4）由权威转向服务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管理领域奉行的是一种权力行政的价值观，它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务人员有优越的社会地位感，他们在行政活动中只对上级负责，维护上级的权威，官民之间界线分明。然而，伴随着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权力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一种新的，服务行政的价值观正日益深人人心。当代行政的本质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公众。政府通过维持社会秩序，协调冲突，提供服务来体现自身的价值。没有服务的行政价值观念，就不可能真正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三、转型期我国的行政价值的取向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既要跨越农业社会的低水平，又要完成工业社会的生产任务，同时又必须应对信息化时代的全球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价值的选择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和单向的，而必须是多元的和复杂的。“任何改革的进行，都是以一种价值观念的更新和突破为先导的，经过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运动才能为新的模式的顺利发展打开道路，指引方向。”因此，在行政价值观领域的改革前置于整个行政改革具体措施进程之前，探讨新时期行政价值观是新时期行政改革的必然要求。国内许多学者在建构公共行政价值观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的观点虽然各异，但主要持以下几种观点：
（一）以人为本，和谐行政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以人为本突出了公共行政为人民服务的功利价值目标，“集焦点于人，一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和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公共行政价值选择是对行政功能的一种重新选择与定位，其目的是为了构造一种良好的行政状态，即和谐行政。”我国和谐社会蕴含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对公共行政提出了价值上的诉求，和谐行政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和谐会构建中的公共行政应以和谐行政为目标。
（二）更加突出公平的行政价值目标
（三）确立以服务为基础的新效率观
“服务是公共管理的终极价值，在公共管理体系中，公共管理的制度、体制、过程等都还会有着服务价值所派来生出来的次生价值，从而构成以服务为核心的公共管理价值体系”。摒弃传统的“效率观”，确立以服务为基础的新效率观是未来我国行政价值生成中极其重要的理念选择。单一的效率和单一的服务都会导致行政价值生成的扭曲，只有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效率才是合理的、符合我国未来发展需要的行政价值目标。
目前学术界对于行政价值的研究是基于行政哲学领域的，“当今，哲学的主体正经历价值论的转向，公共行政价值论的建构显然离不开价值哲学发展的发北京，这一趋势无可避免地对公共行政价值论的建构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对行政价值生成的系统分析与理论构建，可以有效指导行政实践，为行政改革提供有益的思想指引与价值支撑，为我国行政价值取向的理性选择、行政价值生成机制的合理化路径选择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何颖.行政哲学研究[M].学习出版社，2011.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3]刘祖云.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4]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
[5]陈家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及目标模式[J].中国行政管理，2001（7）.
[6]杨在原.社会转型期公共行政价值观的发展[J].政治与公共管理，2010（4）.
[7]张鑫，沈雪.转型期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研究综述[J].华商，2010（5）.
[8]汪大海，刘金发.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市场价值和公共价值的整合[J].中国行政管理，2011（11）.
[9]郑佳明.中国社会转型与价值变迁[J].清华大学学报，2010（1）.
[10]程国军.社会转型期行政价值观念的转变[J].中国行政管理，1999（12）.
[11]张宇.新时期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转换[J].求索，2011（6）.
[13]刘祖云.社会转型期的异质性探讨[J].学习论坛，2007（1）.
[14]刘燕.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特点与缺陷[J].社会主义研究，2011（4）.
广东音乐被称为我国最年轻的乐种，是“最后一门产生且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①。但学界对广东音乐的文化特征和属性却一直存在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广东音乐虽然使用了“民间音乐”这块金字招牌，但其实质是流行音乐②。学者田青也曾把广东音乐比喻成是“小家碧玉”，认为：“整个20世纪,不管中华大地上的政治风云和经济大潮如何波翻浪卷,广东音乐都摆出一付‘事不关己’的样子，在中国的东南一隅生息发展,走着一条自己的路”；“始终觉得广东音乐太市民化,缺一点文人气”③，而随后，即有另一作者对此作出不同的回应④。
广东省是广东音乐的源地。2002年，广东省提出建设“文化大省”。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音乐名列其中⑤。2010年，广东再次提出建设“文化强省”，并出台了《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作为“非遗”的广东音乐近年来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文化属性自然是一个乐种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清晰的定位也是“申遗”首先应达到的目的，传承和保护广东音乐的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是要迈的第一步！如果一个被保护的文化品种的文化属性不了解或尚未厘清争议，则很难谈得上很好地保护，乃至传承和发展！
一、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广东音乐”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之为“硬弓阶段”或称“硬弓时期”。
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经常出现在以下四种活动中押1．乡村的“八音会”，于婚丧喜庆场合表](或加粤曲、说唱)。2．戏剧中的过场音乐。从事戏曲乐队伴奏的乐工，俗称“棚面”。3．自娱性质的社团。在广府民间广泛存在以自娱自乐为主要目的的曲艺社团――“私伙局”。4．民间艺人在茶楼、街头卖艺，借以为生。这四类活动的主体均为中下层民众。
乔建中认为：“在一般意义上，音乐与民俗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许多民俗（特别是婚、丧、生、祭四大礼俗）离不开音乐，音乐也很少游离于特定的民俗。民俗是孕育音乐的土壤，音乐是民俗的外延，民俗以自身的生命力延续着音乐的传播及其发展。”⑥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律。
1919年以前的广东音乐作品直接来自对各类民俗音乐的采用。锣鼓柜和八音班是广东流行最早的民间器乐]奏形式，是“广东音乐”在民间形成与普及的重要载体。黄锦培认为，到丘鹤俦1919年出版《琴学新编》为止，没有新创作的广东音乐作品出现⑦。丘鹤俦被认为是“广东音乐的启蒙者和发展者”，其幼年就一直浸润于广东民间传统音乐之中，受民俗音乐的,陶。九岁时丘鹤俦即在家乡台山的“八音班”随八音名师胡德高学艺，13岁始以一名琐呐手的身份参加“八音班”活动。在他编著的音乐出版物中，很多乐曲即来自“八音班”的]出曲目⑧。
解放后，李凌先生根据丘鹤俦、沈允升等人编辑的出版物，重新整理出70首左右的早期广东音乐，将其大致分为四类押1．地方性民歌押有山歌、儿歌、民歌、木鱼、龙舟、粤讴、南音等；2．戏曲音乐押其中有粤剧音乐(二簧、梆子、西皮等)、潮州音乐、琼剧音乐和汉剧音；3．小调及器乐曲：有小调、大调、过场曲、专为乐器]奏的乐曲；4．杂曲：牌子曲、梵音(佛教曲)⑨。
作为在民族文化传统广阔背景上展现的民俗与民间音乐，两者常常是互相融合、互相推动的。综上所述，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不仅作品全部源于民间，且与民俗事项紧密相连，而其传承、]奏和享用者的身份也最直接地反映着底层民众的生存方式，忠实地折射了这片土地的民生状况。其音乐活动及传播仅限广府民系粤语方言区内，有明显的地域边界；同时，这种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的音乐文化保留了较多广府民系传统色彩。因而，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是典型的民间音乐，属民间文化类型。
二、软弓时期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特征
（一）“井喷式”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1926―1937年)是广东音乐发展的成熟期，也被称为广东音乐的软弓时期或软弓阶段⑩。这个阶段的乐器组合主要为“高胡(亦称粤胡)、秦琴、扬琴、洞箫、椰胡”五件乐器，亦称“软弓五架头”或“软弓五件头”。此一时期，广东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其发展以完全不同于“硬弓时期”的形式进入了井喷式的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是押名家辈出、创作繁荣、乐器进行改良、乐队组合进行变革、编著大量出版、唱片大量发行、社团如云、社会基础广泛，广东音乐进入井喷式或曰爆炸式的发展，飞越五岭，远渡重洋，在全国同时在海外迅速传播开来，是全面成熟的黄金时期。
广东音乐软弓时期这种井喷式的发展完全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传统音乐，其影响之广、传播之快，至今为止仍无其它传统音乐类型可出其右，而与其本身硬弓时期的发展相比，也同样截然不同！这些到底蕴藏了怎样的玄机呢？若能弄清这些问题，恐怕是我们认识广东音乐、正确对待广东音乐的传承和发展的难以回避的前提！
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软弓时期广东音乐曲谱的出版和发行量实属惊人！沈允升在《琴弦乐谱》的《粤乐新声》第二册“篇首言”中言：“以《琴弦乐谱》第1集而论，出版才一个月，销数竟能超过5千；《弦歌风琴合谱》一书，在7年里，销数己达2余万册。”
2．新作品大量涌现。与一般传统民间音乐极为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作品都能找到明确的作者。
3．民间广东音乐社团蓬勃发展。上海、沈阳、天津、广西、西安乃至延安诸地都纷纷建立起了广东音乐社团，形成了广州、上海、香港三大中心。
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最终使广东音乐成为我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中国民俗乐种！
（二）文化特征的蜕变
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软弓时期的广东音乐已呈现大众文化特征，井喷式发展及快速传播，已绝非一般的传统民间音乐可比。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当代大众社会中，以大工业和现代科技为基础，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以文化工业为赢利目的，按照市场机制的运作进行批量生产的，旨在使普通大众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并于20世纪30年代在欧美发达国家兴盛。
随着新技术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并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影响中国的上海、广州等地。上海、广州等地的都市经济的发达形成了大众文化产业赖以构建的物质基础，上海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则形成了大众文化赖以构建的社会基础。其时，这些城市是一些重大思想和文化论争的发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还是市民通俗文化的消费中心，现代传播技术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了广东音乐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基地。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特征表现如下：
1．商品性。
在这一时期，大众文化有了第一波。商业化操作是大众文化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它摆脱了以往以个人自产自销的生产方式，而主要依靠当代大众传媒为主要技术手段，批量生产。广东音乐]奏家余其伟认为，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特别在三四十年代，广东音乐有大量的创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商业的推动。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的]奏者往往既是乐曲改编者，又同时是作曲者。初期，在当时的商业背景下，为了追逐商业利润，电台、唱片公司、出版社等商业机构邀请有一定水平的]奏者录制了大量的唱片,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那么多作品了,各商业机构竞相约稿，并开始了以配合舞厅、茶座等场所，以及唱片发行的音乐创作。有了商业机构的推波助澜，新创作的广东音乐作品便不愁出路。
2．大众传媒的依赖性。
大众传播媒介在塑造大众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离开大众媒介，通俗和流行便不复存在。大众文化与传统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化的截然不同就在于，无论是大众还是大众媒介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文化现象”。
3．通俗性
以丘鹤俦为代表的早期的广东音乐家表现出南方中下层文化人既矛盾又统一的音乐艺术观押既持儒家的中和美学思想―――礼乐教化思想鸦又积极倡导变革,参与民间俗乐的创作活动。丘鹤俦认为押“人心之服,风俗之移,其必由于音乐。”丘的乐友傅秉常也认为音乐能“移风易俗,其感人深,其入人微……粤乐独具一格……大不抗越,细多幽散”。这些思想在早期就奠定了广东音乐通俗性的基础。正如一位文化官员所言：众所周知，广东音乐是通俗的音乐，像鱼一刻也不能离开水，广东音乐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高胡表]艺术家余其伟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广东音乐精短、华美流畅而活泼，折射的是南方新兴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风采。吕文成是广东音乐的重要人物。他于20年代中期以后，便一直以广州、香港为主要活动基地，以通俗音乐形式创作大量广东音乐，如体裁短小精巧的乐曲“青梅竹马”“醒狮”等，表达了市民阶层在变革时代愉悦欢乐的情调。灌制大量唱片，成为国内外影响最大的粤乐家之一。现在喜欢香港粤语流行歌曲的广东人可能并不了解，当时香港“流行粤坛”还是国语歌的天下，而首倡粤语歌曲的正是吕文成。
广东音乐乐种内涵的开放性，使其不断与外界交流，按照自己的兼容能量和外界的输入做出反应和取舍，并由此形成了其地方色彩的善变性。其中关键就是以“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为基础，往往随地方大众的风俗习惯与审美需求等而做出适应性的改变。
4．娱乐性
上世纪30年代左右，广州荔湾大小茶楼设置不少音乐茶座。音乐茶座又称歌坛，始设于西关十八甫真光公司游乐场，最早仅供失明艺人在那里]唱。后来，歌坛比较集中在长堤一带。长堤一带历来是广州商业繁华的地段，省港和四乡的渡船码头都集中在这里，客流量大，因而娱乐场最多。比较出名的歌坛有：东亚酒店的粤曲茶座、海珠戏院对面的“温拿”、爱群酒店的十一楼、爱群对面的“丽丽”等。1942年由以吕文成为首的四大天王主持的“中华音乐会”开始在“大东亚”、“丽丽”、“温拿”、“百乐门”等歌坛]奏广东音乐。“四大天王”分别是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中华音乐会”在娱乐场所]奏广东音乐开了风气之先，他们的]奏加进了爵士鼓，由于形式新颖鲜活，节奏明快，被冠之“精神音乐”的称谓。正是由于大众媒介的推介及商业的推动，广东音乐代表人物成为文化大众膜拜和追捧的对象。时至今日，香港流行乐坛仍在沿用“四大天王”称谓，而以谭咏麟为代表的偶像乐队组合“温拿五虎”，其名称渊源最早亦源于此时。
吕文成被当时的“新月”、“和声”、“歌林”唱片公司聘请为固定艺员，长期从事灌制广东音乐、粤曲唱片工作和乐曲创作，并为“高亨”、“百代”、“胜利”等公司录制唱片。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唱片公司所灌录的唱片，由他]奏和]唱的乐曲和粤曲就有270多张。尹自重则在胜利唱片公司灌制的唱片最多，并曾担任该公司的制片主任。
1925年，吕文成应香港钟声慈善社邀请到香港义]，乘邮船赴港，香港各界人士派出三艘汽艇出港迎接，当时他乘坐“紫洞艇”，艇上摆满鲜花，沿途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十分热闹壮观，而香港华商会还出面为吕文成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据传隆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女皇访港。这样的欢迎规模在香港可谓“空前绝后”。
1931年8月，美国几家电子公司为打开中国市场，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无线电产品的博览会，这是现代的无线广播、音响器材等产品首次大规模在中国亮相。不少戏院、洋行、大舞厅东主获邀参加，在这次博览会上，吕接触了麦克风和其他录音、扩音设备，并在以后的]出中率先使用。
麦克风的出现使商业]出更为容易，也使“小曲”更容易贴近观众。因为使用了麦克风的关系，他们不但改变了坐着唱粤曲和]奏的习惯，更像60年代的披头士一样，在台上走来走去]出，表]的时候相互照应，在台上走“圆场”――也就是在一个四小节的乐段里，四个人在不同的方向走一圈，刚好在一个乐段结束时相遇。麦克风带来一股新鲜之风，为偶像的制造推波助澜。据说最早使用麦克风的是高升茶楼的歌坛，吕经常获邀参加]出。
上世纪4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吕文成想到可以在粤曲中填上新词，由歌星]唱，灌唱片发行，可能会有更好的销路。于是，他创作了一些时代曲(流行音乐)，还把当时流行的一曲舞曲节奏放进歌曲里，比如“慢三”、“快三”等等，使这些音乐在歌舞厅中能够较快流传。后来流行的有《快乐伴侣》、《莫忘了她》、《星星、月亮、太阳》等，这些粤语歌不少广东人还有印象。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广东音乐对西洋乐器过度引用，形成崇尚西洋乐器的风气更是娱乐化的具体体现。当时人们多称]奏西洋乐器的乐师为“西乐佬”，一个“西乐佬”的酬金要多于]奏民族乐器乐师的酬金数倍。陈德柜在1958年编写的《广东音乐常识讲义》中这样叙述广东音乐当时在创作和]奏乐器方面西化的现象押“初仅加入一两种，后来越用越多，喧宾夺主，结果便全部以西洋乐器来]奏，更以爵士音乐形式出现，……”。
软弓时期广东音乐的商品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充分凸显了其不同于硬弓时期的文化特征和品质。
结语
文化类型是由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表现它的特色的是一些经过了选择的特征,而不是它全部的元素内容，即这些经过了选择的特征不是该文化的全部特征的总和，而是最能体现其本质属性的元素。同时，一定的文化类型必与特定的历史时期与文化背景相联系。
通过对广东音乐不同阶段文化类型的比对研究，可以发现：1．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是一种来自社会内部底层的，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保留了较多传统色彩，属于典型的民间文化类型。2．软弓时期的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则凸显了其大众文化特征，具有商品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通俗性和娱乐性特点。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得益于技术的发展、西风东渐的影响、都市的发展及文化大众的形成，并消解了文化的层阶，得以在各阶层广泛传播。作为传统音乐的广东音乐同时又是我国大众流行文化的最早范本！这种特殊的二重文化属性是由广东音乐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及特殊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广东音乐发展和传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二重文化属性，是传统音乐中的特殊样本！
①周海宏《危机中的抉择――对改造、发展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再认识》，《人民音乐》1989年第1期，第16页。
②费师逊《星海时代性的文化透析兼及广东音乐问题》，《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100页。
③涵子《世纪末的沉思――田青谈中国民族器乐的“第三种模式”》，《人民音乐》1997年第11期，第15―19页。
④岳志文《广东音乐是“小家碧玉”吗――在世纪末看广东音乐的走向兼与田青商榷》，《人民音乐》1998年第4期，第19―21页。
⑥乔建中《浅议民俗音乐研究》，《人民音乐》1991年第7期，第38页。
⑦陶诚《“广东音乐”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74页。
⑧李剑昌《探访广东音乐之乡――台山》，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编著《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与发展初探》，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⑨李凌《广东小曲的整理》，李凌编著《广东音乐》(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8―10页。
⑩同⑦，第102页。
惠敏《当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历史解读》，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24页。
葛涛《“百代”浮沉――近代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盛衰纪》，《史林》2008年第5期，第33页。
吴迪、张曦《俗世感情平民意识―――余其伟谈广东音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44页。
同⑩，第104页。
余其伟《广东音乐述要》，《中国音乐》1998年第2期，第26页。
叶林《论广东音乐的人文精神》，《人民音乐》2007年第6期，第66页。
余其伟《谈广东音乐》，《广东艺术》2002年第1期，第46页。
余其伟《从阿炳与广东音乐的关系诱发的驰想》，《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第42―44页。
张丹萍《给黑夜“平湖秋月”，给白天“步步高”》，《南方都市报》2003年7月18日。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诚信缺失，治理策略
一
二
结合我国实际和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一般认为，实现诚信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约束的，即法律制裁和道德制裁。所谓的法律制裁主要是通过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制度来对人民的行为进行限制。所谓的道德制裁主要就是指通过社会的舆论和良心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限制。这两者是通过相互作用来对诚信发挥作用的。
第一，加大教育和宣传的力度，实施诚信的思想道德教育
其一，加强中小企业员工的诚信思想道德教育
中小企业要实现诚信经营，必须在企业内部实施诚信教育，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建立自律机制来保障中小企业诚信经营教育的效果。一是，要认真制定诚信经营准则，使中小企业员工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诚信经营准则有哪些内容，什么是属于诚信经营行为，什么是不属于诚信经营行为，从而使中小企业员工有章可循，能够自觉地接受中小企业诚信经营准则。二是要建立诚信经营的奖惩机制。对遵守诚信经营准则的员工给予必要的奖励，对于违反诚信经营准则的员工要给予必要的处罚，只有这样，才能使越来越多的员工遵守诚信经营准则。正如一石说：“一个社会的道德完善与否，仅靠每个人的内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完善的制度。如果有一种机制，能从恶的人的信用记录上留下污点，并让他为这个污点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整个社会的信用就一定能走上正道论文格式范文。”[1]因此，中小企业员工必须在内部实施诚信经营教育，丰富他们的诚信经营知识，提高他们的诚信经营水平，使他们树立起敬业爱岗、公平竞争、遵纪守法的良好道德风尚。
其二，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诚信价值观教育
由于中小企业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但中小企业的诚信缺失已经严重制约其参与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对国民经济各方面作用的发挥，那么，中小企业诚信道德建设显得更是令人瞩目。所以，中小企业应作为诚信道德建设的重点，应首先进行现代企业管理论文，然后以点带面，影响和带动全社会的诚信建设，逐步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让他们形成互动，从而促进中小企业诚信道德建设。
第二，加大信用立法力度，严格依法办事
其二，严格依法办事，加大执法力度
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更需要严格的法律制度来保障。从司法和执法上落实法律责任，通过加强对失信经营者的打击力度，强化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和执法部门的执法权，建立有效责任追究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使法律制裁对实行中小企业信用行为发挥有效的作用，实现真正的法治，这也是保证中小企业信用建立的前提条件。如温州的乐清县柳市镇中小企业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十多年前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柳市黑潮”曾搅得全国不得安定，国务院曾史无前例地为了一个小镇下发了国办【1990】29号文件，开展了毁灭性打假行动。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全部关闭，1544家庭生产户全部歇业。十多年后的今天，柳市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全国所选用的低压电器，有50%来自这个滨海小镇，仅财政收入一项，就由1990年的几百万元上升到2000年的3、45亿元。同时，柳市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低压电器出口基地，一年出口创汇3亿美元，居全国之首。今天的柳市是真正名副其实的电器之都，同时也是打假打出的电器之都论文格式范文。[3]
第三，建立和完善符合国家规范的信用体系，以制度约束失信行为
其一，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
其二，不断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2]赵冠华，闵云良，陆振超.强化诚信建设优化发展环境——江苏省太仓市扎实推进诚信建设的做法与启示[J].精神文明导刊，2003，9.
【关键词】时尚消费文化；媒体融合；价值观
现如今，我们已进入了分层结构多元化的社会形态，逐渐具备消费引导力的新生代已经形成特有的消费观，致使消费结构更倾向于消费能力的划分方式。在此大环境下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融合，促使时尚消费文化的语义界定和价值观形成成为新的探讨领域。那么，媒体与时尚消费文化的高度融合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改变，又有哪些创新之处？
一、如何定义时尚消费文化
时尚延伸到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后派生了时尚消费概念，英文为FashionConsumption，在西方国家，1908年美国哲学家E.A.罗斯（EdwardAlsworthRoss）在其著作《社会心理学》中就对时尚经济进行研究，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明信对西方时尚消费做出明确建议：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将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全面渗透。此后多年，时尚消费被列为多个发达国家的重要经济发展内容。
从消费学角度来看，时尚消费文化代表的不仅是基于最基本物质满足的第一层次符号，即物的本身成为消费和交换的载体后，其格调、档次、美感对消费对象的满足，更是广义消费中非物质符号给予消费者的社会认同感和心理体验，消费的对象和过程由基础物质向地位象征、空间环境和服务体验延伸。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时尚消费文化不仅代表着个体的消费行为，更是社会价值观和审美标准等诸多群体内在元素的显性表现。在由个体向群体的转化中，时尚消费文化掌握着社会消费的价值尺度，适当的时尚消费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消费活力，而过度的时尚消费，则会形成过度消费和奢靡消费，从而忽略了消费的本质，导致独有其表、败絮其中的畸形消费，最终导致消费浪费。
二、时尚消费文化的价值观如何形成
波德里亚最早提出了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文化行为；而商品，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湮幕意义。比如高经济资本的工商业主的时尚消费点在于进口汽车、拍卖会、私人别墅；高文化资本的教师的时尚消费点在于先锋音乐节、境外自助游或是科技产品。而低经济资本、低文化资本的务工劳动者的时尚消费点在于快销品服饰、智能电子产品、游乐投入。纵然需求的消费点不尽相同，但是内心满足后的愉悦相差无几。在时尚消费过程中，社会对于消费的文化认同通过媒介不断地输送给消费者，从而使群体消费者对于消费之外的某种意义达成共识，人们对于时尚消费的共识促成消费过程中心理的满足，也在社会文化认同中彰显了自己的地位、身份、情趣和美感。正如语言是一种表达工具，而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消费作为一种符号交流系统，也不是消费者个人所能决定的，消费者只能在这种社会的逻辑上进行选择，并通过选择表达意义和信息。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KennethGalbraith）曾说过：“一个人只要头脑清醒，肚子饿的时候，绝对不会把身上仅存的一块钱去买食物以外的东西。可一旦衣足食饱，他就会开始考虑其他用途。在电动剃须刀和电动牙刷之间，便可以说动他做出选择了，因此，在价格和成本之外，消费者需求，也可以成为一项可以管理并操纵的东西了。”[2]
时尚消费文化的发展和延伸离不开传播渠道的载体推动，我们的媒体形式已由农业社会的口耳相传，经历工业时代的机械革命，伴随着“互联网”和“知识大爆炸”的出现，跨进以多种传播媒体渠道融合共生的知识经济时代。
三、从主流媒体到媒体的多元化
早在20多年前，主流媒体和其他媒体的融合，已经在学术界被提出。媒体融合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打造一个新型的传播体系已经成为新的目标。
在多媒体融合的形势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已被不断颠覆。这些改变带给大众的是更多的以“我”为中心的贴近式消费体验，更多个性化的消费给大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营造一种趋势，一种时尚的消费观。
四、媒体与时尚消费文化的高度融合
消费观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已经颠覆了大众的生活，引领这些改变的是崇尚时尚消费的新生代，陕西省统计局的《西安市城镇新生代居民消费形态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日常消费性支出占月收入50%至80%的人数占一半以上（51.3%）。2015年消费支出前三位的项目分别是服饰类、旅游类和美妆护理类，人数占比分别为25.0%、11.0%和9.4%，家居类、电子产品类和食品类占比紧随其后，分别为8.8%、8.5%和7.7%。由此可见，服饰、食品等基础性、产品型消费在新生代消费支出中仍占据主要地位，但旅游、美妆等服务性消费也逐渐成为新生代的主要支出项目。
就服务性消费发展成为主要消费门类的态势可见，新媒体的介入已使消费品本身的物质性符号转向服务消费的仪式性符号，服务性消费已成为时尚消费文化的一部分。
网络媒体《华丽志》的基于中国引领时尚消费的80后、90后消费群体《2015中国时尚消费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平均51%的人每月仅在实体门店消费1至2次，而大多数消费会以“线上”消费为主要渠道，可见我们的多元化媒体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时尚品牌在哪些媒体渠道上更容易显现呢？调查显示，在传统的纸媒保持15.3%的态势下，“朋友圈”口碑推荐影响力达14.8%，而手机APP和海外网站也是大众获取时尚资讯的重要渠道之一。由此可见，时尚消费依然受到新媒体融合的影响，逐步呈现由单一渠道向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媒体融合也为时尚消费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复合式的传播渠道，呈现出快速、直接、国际化的特点。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新语境下的时尚消费文化已经进入了复合式状态，二者互为基础，相互依托，创造了新的消费态势，这种态势亦会继续发展，呈现更新的文化反馈和经济特点，让我们拭目以待。
[1]让波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消费社会[M].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
[2]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KennethGalbraith）.不确定的年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24.
论文摘要：当代经济学出于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日益重视对制度及其经济绩效的研究。本文从方法论与史的角度考察不同时期制度分析的方法与内容，并设想将传统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融为一体，以促进制度分析的进一步发展。
一、古代先哲的制度思想萌芽
古代思想中的制度分析，一般是融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思想，并且服务于其他理论分析；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并不占居主导地位。他们的分析大体上是一种经验与归纳式的，从整体出发，不太注重逻辑演绎。他们对制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有深刻了解，但未能提出关于制度的系统理论。
二、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制度
思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对组织生产的规则——分工作了系统论述，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制度对财富生产的影响，同时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了某些制度的演化。在斯密的体系中，生产以分工为特征，分工起源于人类相互交换的倾向。分工与专业化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分工的演化会受市场制度的制约(或称“斯密定理”)。但这一思想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直到20世纪20年代扬格深化和发展了斯密的思想(AllynYoung，1928)。近年来的发展主要反映在内生增长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上，如杨一博兰德模型("fangandBorland，1991)和贝克尔一墨非模型(BeekerandMuyphy，1992)。这些理论重新发挥了斯密的分工制度思想，将人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注意力再度引向制度，从而克服了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缺陷。
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中，既有对以“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为标志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古典经济学的一条副线(周小亮，1999)；同时又有对社会法律制度的分析，后者实际上论证了前者的制度环境。在《国富论》中斯密试图证明一套特定的规则如何比另一套规则更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这属于比较制度分析。他所推崇的制度结构，是个人对经济资财拥有排他性私人权利的结构(埃格特森，1996)。这论证了一种贯穿整个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斯密从“经济人”的自利和无意识增进社会利益来论述这一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分析方法为后人所遵循并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
在斯密的制度分析中，市场制度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它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自利之人实现自身需要并通过“是非的意识”促使整个社会不断地道德进步。
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人性假设——经济人看，制度背景寓于其中。斯密并未提出“经济人”这一概念，但他确实分析了其基本含义。然而，他分析的行为者，一方面是超历史的自利的个体，另一方面又具有资本家、工人、地主的阶级差异，是处于特定经济制度之下的实实在在的个体。这同后来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应该是有本质的差别的。斯密还分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制度演化。这既可以看作制度演进理论的先驱，又可以看作新经济史理论的发端。在《国富论》上卷的第三编“论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中，分析了城市与商业文明的起源，也就是欧洲由中世纪的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工商社会的演化。
三、斯密继承者的两个发展方向
斯密之后，因为对价值创造及源泉的不同看法，经济学主要分成两大流派：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和否定劳动价值论而寻求斯密其他价值源泉解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二者之间除了价值论上的分歧外，在经济分析方法上也有极大的区别，表现为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制度分析与非制度分析的分流。
西方主流经济学视制度为既定的外生变量，或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研究“黑板经济学”(科斯，1994)，致力于模型化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局限于分析符合“帕累托效率”的完全竞争市场和设计一套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竞争规则。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虽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但它所面对的一直是一个无“磨擦力”从而是非现实的世界。不过，认为主流经济学完全不注意制度分析并不十分公平。在它的体系中，有对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计划与市场效率的比较分析，这相当于制度分析(青木昌彦等，1999)。但它的制度分析也仅仅到这一层次；它承认政治、法律、货币和其他制度的存在，但对它们的分析过于肤浅。
四、当代西方向主流挑战的两个异端：新老制度主义
当代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新老制度主义者的对立，尽管这种对立已引起了有关学者的不安和力图协调它们(参考卢瑟福的一系列著作)；学者们目前的研究尚在对比二者异同阶段。另一个问题有人也提出来了，即国内的研究对老制度主义重视不够，而且有所误解(张林，2001)。
(一)老制度主义
对于老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明确地集中到制度上，相应地采用制度、结构和演进的整体分析方法，并结合哲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
老制度主义对经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不懈的追求与坚持，影响了西方经济理论甚至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相比于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化模型，确实是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强大的挑战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一般认为发轫于科斯对企业性质所作的开拓性研究，主要代表为科斯、诺思、威廉姆森、布坎南等，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法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等。按其内核整理，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二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三是制度演化理论
从基本方法上，可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向主流经济学靠拢，包括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它们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当作稀缺资源的制度，因而不过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科斯，1994)，方法论方面并无任何创新，只是扩展了传统经济学的适用范围，这又依赖于对其基本假设的批判与修正：在现实经济世界中充满了风险、不确定性，信息是不完全的，人是有限理性和无知的；这就需要制度来规范、引导人的行为并协助人实现其利益目标。这是一个正交易成本的经济，由此引人交易成本分析方式，使制度研究能够在经验实证层面进行，因而能接近科学地研究问题(周业安，2001)。由于这一方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最大化公理和边际分析的运用，它已同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而成为新古典框架内的制度选择模型。
二是向社会学、管理学靠拢，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在交易费用对经济的解释中，尽管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一些根本问题也随着研究的深人而凸显出来，主要是在于交易费用概念本身的界定和无节制的使用上。这使它已经得到了罪有应得的坏名声(费雪，1977)。积极的态度不是抛弃而是发展它。在威廉姆森的一系列研究中，机会主义倾向和契约人的概念更进一步受到强调，而理性与非理性、正式规则与传统习惯等得到调和。由于正统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相对静态性，迪屈奇试图把它动态化，充分重视了权力和组织演进的动态特征(迪屈奇，1999)。也是由于传统制度分析的静态缺陷，更多学者强调对制度演化进行动态分析，以超越新古典的制度框架和交易成本理论，例如过渡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所作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博弈论方法已在制度的动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分析制度演进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五、结语：对制度分析方法的反思
制度分析的总体特征是把制度作为考察对象，但在具体考察方式及结论上又各具特色，由此而形成了各种流派。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宏观还是微观研究制度，都暴露出各自的缺陷。
一方面，继承正统分析方法的流派以理性人假定为出发点，采用最大化框架和边际方法分析最优制度选择，实际上是从人类个体行为出发来解释和说明制度问题；然而制度如果被当作一系列规范和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那么它只能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从而被深深地打上集体的烙印，单纯考虑个体是无法认识到制度的本质的。另一方面，如果从整体结构的思路去研究制度，由于制度形成的逻辑起点在于个体，如何从个体过渡到整体就成为一个问题，换言之，就是制度宏观分析缺乏一个微观基础。
通常，老制度主义者自称是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新制度经济学则被限定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上。根据卢瑟福(1999)的归纳，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是指：①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②社会整体制约其部分的行为与功能；③个人行为只能由整体来解释。方法论个体主义则指：①目标和利益源于个人；②社会制度的变迁形成于个体行为；③一切制度只能通过个人行为加以合理解释。
其中①与②只是事实陈述，③则代表了研究纲领，所以争议更多地集中于③上。这也是新老制度主义分歧所在。我们以为，追本溯源，制度最初形成于人的需要，即制度是人类行为产物；然而每个人一生下来就面临既定的制度环境，并受其制约与影响，在相对价格的变化(或收益与成本比较)作用下参与新的规则形成或维护旧的制度，这又是众多个体决策相互影响的过程(进化博弈论正是据此研究)。
“信任”大体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而在此之前只有一些极为零星的研究。一些西方学者发现其研究价值后，(1)给予了它前所未有的重视，将其比喻成“阳光”、“雨露”、“鸡汤”等等。显然这类比喻想说的是，信任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但在很多情况下，越是重要的东西就越容易被人们忽略。信任长期没有得到重视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过于重要，已被当成了理所当然的前提。
〔参考文献〕
〔1〕Golembiewski，R.T.&Mcconkie，M.，TheCentralityofinterpersonalTrustinGroupProcesses，InC.L.Cooper〔ed〕.TheoriesofGroupProcesses，NewYork：Wiley，1975.p.134.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
〔2〕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7.1.
〔3〕查尔斯·比尔德.引言〔A〕.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21.
〔4〕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0.358.
〔5〕〔6〕尼克拉斯·卢曼.信任〔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4，27.
〔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6-8.
〔8〕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引论〔A〕.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37.
〔9〕乌尔里希·贝克，威廉姆斯.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A〕.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4.
〔10〕翟学伟.进步的观念与文化认同的危机〔J〕.开放时代，2008，(1).
〔1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47.
〔12〕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8.
〔13〕詹姆斯·科尔曼.人力资本创造中的社会资本〔A〕.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主编.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0.
〔14〕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271.
〔15〕弗兰西斯·福山.信任〔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107.
关键词贫困代际转移；代耕农群体；社会工作；珠三角
作者简介高婷（1989—），女，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向安强（1960—），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广东广州51064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口学课题《珠三角农业人口流动过程中“代耕农”及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0BRk006雪。
一、绪论
一雪研究背景
在珠三角发达地区的城市周边，形成了一群以租借土地，采用传统的农业工具和种植方式，以种菜、买菜为生的人群。他们在田边地头搭棚居住，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代耕农社区，他们展现了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另外一种途径。这个特殊群被称为代耕农体，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生存状况令人担忧，贫困问题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严重，并且表现出了代际转移的趋势。通过总结前人理论经验，以代耕农为例，探讨农村贫困代际转移问题，并呼吁社会工作者介入，对代耕农贫困及代际转移进行有效干预。
二雪研究问题
对于贫困者个体和家庭来说，生存永远是第一位，他们是“风险厌恶者”，不愿离开家乡，更不可能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贸然从熟悉的家乡转移到不熟悉的大城市。可见，代耕农群体渴望改变自身贫困状况的愿望。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代耕农贫困及代际转移；第二，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原因；第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贫困代际转移的意义；第四，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社会工作干预实施。
三雪研究目的与意义
四雪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1.理论工具。本文运用了派恩的结构视角、弗莱雷的激进视角和马拉里的结构性社会工作观点，作为本文的理论工具。
1雪派恩的结构视角。派恩认为结构视角代表了致力于一个更为宏观、更为激烈的视角去改变案主及案主系统的尝试。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二是合法边缘人物的声音。社工应该服务于边缘人物的利益，并承担着让边缘人物的声音受到聆听和重视的任务。2
2雪弗莱雷的激进视角。弗莱雷聚焦于教育那些为贫困和无权所压迫的社区中的人群。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层面是意识的觉醒，要求帮助受压迫的人们获得一种批判意识--针对暗含在他们所受压迫之中的社会结构，包括文化霸权的影响。经由这个过程，他们可以认识自己遭受的压迫，而不是顺从的加以接受。通过参与对话和实践，他们能够采取行动消除对自由的恐惧和部分无权感。3
2.研究方法。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地考察研究，运用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展开；同时为提高研究效率，获得更加充分有力的证据，还采用了文献研究作为辅助研究。
二文献综述
1.贫困代际转移的概念
“贫困代际转移”的概念是从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演变出来的。英美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群体的过程中，发现长期性贫困的这一群体存在着贫困代际传承的现象，从而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贫困代际转移”这一概念。
莫伊尼汉提出了一个贫困恶性循环模式：首先，由于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影响，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缺少奋发向上的动力，环境也使他们的成就动机难以提高；其次，成就动机不高影响了社会流动，因此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层次也较低，结果导致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力不高；再次，低教育水平、竞争力较弱，自然就使得他们只能从事低收入的职业，处于社会底层；最后由于职业收入不高，社会地位低，他们只能继续贫困。莫伊尼汉认为上述四个方面会形成一种循环模式，这样贫困者的贫困程度会越来越严重。6
1雪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关于贫困代际转移最早的理论研究。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趋势，得出了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结论：产生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是因为资本积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这一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贫困代际转移的问题，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阶级及其子女与后代无法摆脱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受贫困困扰的命运，贫困将在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中“世袭”。
2雪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分层理论将社会分为开放性的社会和封闭性的社会。在封闭性的社会，家庭背景和父辈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而在开放型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可以通过本人自身的努力来决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该理论认为，在开放性的社会中，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来向上流动，穷人及其子女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贫困这一状态，但是在封闭性的社会中，个人努力无法摆脱贫困，而需要依靠父辈的阶层地位，8这对穷人来说很不公平，会使社会阶层固化，也是存在“富二代”与“穷二代”的原因。
3雪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排斥理论与贫困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主要研究社会弱势群体在各种社会保障系统，社会权利和劳动力市场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日益成为边缘群体。该理论认为穷人之所以受到社会排斥并不是由于个人能力，更多是因为权利不足和机会缺失而遭到排斥，强调了穷人不仅缺乏收入，而且还缺乏如社会参与、社会权利和义务以及社会道德秩序等社会内容。9
4雪贫困亚文化理论。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概念，并认为产生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文化问题。他认为，穷人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这是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这种贫困文化会对“圈内”的人甚至周围的人产生影响，使生活在其中的人逐渐脱离社会主流生活，使得贫困在家庭内部代际转移。10
二雪关于农村贫困代际转移
三雪关于社工干预代耕农群体的贫困问题
三、珠三角代耕农贫困及代际转移状况
一雪代耕农贫困状况
代耕农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既要面对一般农民所要面对的生产销售问题，还要为没有土地和其他保障而担忧。其主要困境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困境。代耕农在土地上的投入只能得到少量回报，原因在于他们依赖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再加上生产资料价格高涨。这种情况使得他们不敢也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地增加投入，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二是生活困境。代耕农在生活上明显处于二等公民的状态，他们无法办理各种必须的证件，搭建在田边地头的窝棚也属于非法建筑。用水用电困难，这些都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再加上由于利益的分歧，他们和当地人的关系并不融洽，也影响了生活状况。三是社会保障困境。由于无法取得当地户口，代耕农及其子女都无法享受各种的社会保障。近几年来医疗费用迅速增长，以至许多代耕农有病不敢看，带来了健康隐患也加重了家庭负担；而其子女教育问题也相当突出。
二雪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状况
通过调查发现珠三角代耕农大部分没有摆脱贫困的困扰，代耕农学历低，生活贫困，劳务繁重。他们的子女也大都是在务农或者在工厂打工，其物质经济生活基本上处于贫困状态。代耕农群体基本上与当地社会隔绝，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导致出现闭塞的人文环境。落后的传统风俗习惯难以改变，愚昧和无知造就了贫困。经济的落后，使得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业新技术难以掌握和推广，又造成了新一轮的经济落后，构成恶性循环。正是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低，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阻碍了他们向上的社会流动，无法中断贫困的代际转移。
四、珠三角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成因
一雪贫困代际转移的影响因素
贫困代际转移一般从两个视角入手，一是社会结构视角，这主要是从贫困者及其家庭所面临的社会阶层固化和社会不平等格局，以及穷人的子女在教育和就业机会等方面所面临的劣势，来解释贫困代际转移原因。二是文化视角，这个跟贫困文化范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1.先赋性因素。现代社会与社会流动关系最为紧密的制度分别是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及教育制度。因此先赋性的因素就是指父辈的职业、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社会弱势群体缺乏工作机会，或是工作不稳定，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支撑，更加无法建立广泛的人际网络。父辈职业的弱势使得他们的子女无法与同龄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就业岗位，限制了子女的就业选择。
子女的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和社会资源的占有，直接受到父辈的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通常也越高。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的不足导致了其缺乏竞争力，无法就业或者从事低收入的工作。
2.自致性因素。社会流动理论中的自致性因素是指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职业地位的高低，进而决定了收入的多少。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弥补先赋性因素的不足，是提升社会地位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是阻断家庭贫困代际转移的主要途径。16
3.社会因素。影响贫困家庭收入和跨代传递家庭贫困的外部社会条件，体现在社会文化背景、收入分配制度、社会排斥与偏见、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化分割体制及其机会平等等诸多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城乡二元分割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
二雪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基本原因
以阳东赤坎村“代耕农”为例，他们在当地已生活十几年，但他们与当地村民之间的鸿沟始终无法跨越。当地人用上自来水时，他们还在挖井取水；当地人用上电器时，他们还在点煤油灯。2008年前，任何电器对他们都毫无意义，就连看电视这样最普通娱乐都是一种奢求。18
3.文化的贫困。所谓“文化贫困”，是指某一群体、家庭或个人在知识水平、教育程度、科学技术修养、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观念、主体性、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趋势上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19
人的观念是导致贫困的非经济因素中最深层次的因素之一，它一旦形成就会对整个社会或社区及其成员产生作用。恶劣的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使得许多代耕农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他们把自己的贫困归于老天的安排和命运所定，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因此，面对贫困，不是穷则思变，奋发图强，而是奉行一种无为哲学，无可奈何的接受命运。在调查中发现，由于代耕农没有生产技能，缺乏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无法很好的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去，他们普遍有种自卑的心理，感觉低人一等，生活在贫困中的代耕农都表达了安贫守贱的思想。而代耕农的孩子会从父母那里继承这种价值观，他们对生活和工作的消极倾向使得他们长大之后难以进入社会主流。没有当地户口的代耕农子女在求学上仍有很大的阻碍，不能享受与当地儿童同等的教育机会，总是处于教育资源的最底层，代耕农子女教育缺失现象日益突出，从而使“文化贫困”加重并在代际间继续复制。
五、社工介入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意义与策略
一雪社会工作介入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意义
代耕农怀揣着异乡梦想，对家乡社会的认同日益减弱，并不把回到家乡作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但由于当地的排斥使他们没能产生对当地的归属感，他们既不属于自己家乡又不属于代耕地，具有双重边缘身份。他们逐渐出现了内部认同的趋势，形成了一个群体的圈子，这使得他们在感情上与当地社会产生了距离，从而影响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产生了各种紧张，矛盾和冲突，而这种现象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与当地的不融合。而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利用专业社工的方法介入，可能是很大的发展空间
代耕农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社工介入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发展的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对代耕农福利的获取和争取权利方面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对代耕农的心理引导上也能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代耕农内部的和谐稳定。
二雪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社会工作干预策略
1.政府重视社会工作的开展。没有政府的扶持帮助，社会工作的发展始终是步履维艰，就像在访谈中代耕农对社会工作的茫然，他们觉得请社会工作机构没有什么用，政府不管，什么都是白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对政府的认同感比较强，普遍认为只有政府参与其中的行为都是比较有效力的。因此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由政府主导，因为社会工作承担着落实社会政策的重要任务，政府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社会工作者在介入代耕农群体时，这部分群体对政府的认同感普遍较高，所以由政府支持，更容易介入。
2.改变当地居民对代耕农的态度。代耕农之所以觉得代耕地的冷漠而产生自卑心理，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当地居民对其持有偏见态度，他们认为代耕农是他们利益的争夺者。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该引导当地居民正确看待代耕农，转变当地人的偏见和歧视观念，改善代耕农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加强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达到相互认同。
3.建立农产品信息平台。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代耕农来说，现在的市场变得各种复杂，他们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快不起来，这种市场信息的滞后性，导致了他们的农产品卖不出好价格。市场对于代耕农来说是变化莫测的，“看今年养明年”的惯性思维依旧存在。社会工作者可以联系有关的单位部门，建立一个农产品信息平台，加快代耕农对于市场信息的获取，提高代耕农的收益。
4.开展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社会工作者可利用其广泛的社会资源，联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定期组织对代耕农的生产技术培训，让他们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改进生产方法，提高土地效益，例如化肥的正确使用方法和虫害的防治；或者是在农忙的季节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到田地进行实地的指导等。
5.组织职业技能培训。要摆脱贫困的境地，需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其中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代耕农素质和就业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能帮助其摆脱僵化、固守的惰性心理情绪，发挥积极向上的热情理念。针对一部分有转业倾向的代耕农，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其社会资源，对这一部分代耕农进行就业职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就业竞争力。同时积极联系附近的乡镇企业，为表现良好者提供职位。
6.培植代耕农自信与良好心态。对于代耕农来说，流动的主要途径就是靠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代耕农在异地获得各种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封闭性也限制了代耕农的活动空间，造成了精神生活的单调、狭隘，心理压力不断增加。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该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心理辅导，使他们能够增强融入代耕地社会的信心和勇气。
7.重视代耕农子女教育。对于代耕农这种弱势群体，需要得到起码教育资源，因为这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的维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代耕农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代耕农子女教育因难的问题，获得有关部门对这问题的重视。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可以联系社会机构和大学生组织为代耕农子女提供针对性的支教活动，如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到代耕农的聚居地进行学习辅导。
参考文献
1向安强，姚元康，左晓丽，等.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中的“代耕农”：困境、问题与破解J.西北人口，2012，（1）.
2皇帝荣.扶助弱势群体要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作用J.湖南商学报，2008，（1）.
3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马尔科姆.派恩.冯亚丽、叶鹏飞译.现代社会工作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李晓明.出生贫困就永远贫困吗？—国外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分析J.黑龙江史志，2008，（6）.
6陈成文.社会弱者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8李晓明.湘桂黔边山区少数民族农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研究—以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个案D.广西师范大学，2005.
9毕，高灵芝.城市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2009，（2）.
10谢勇，李放.贫困代际间传递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8，（1）.
11李昕.我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分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1，（2）.
12吴莹莹.基于人力资本的代际贫困研究J.消费导刊，2009，3雪.
13莫建臻，卓彩琴，黄凯利，向安强.再论珠三角“代耕农”问题的社会工作干预J.广东农业科学，2012，2雪.
14向安强，张金雁，莫建臻，黄凯利.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代耕农”问题与社会工作干预J.社会工作，2011，11雪.
15向安强，蒲静楠，左晓丽.珠三角农业流动人口“代耕农”及其社会心态分析J.西北人口，2012，5雪.
16王爱君，肖晓荣.家庭贫困与增长：基于代际传递的视角J.2009，（4）.
17卿章艳.急于生计资本视角下的农村贫困代际传递D.华中师范大学，2012.
论文提要：
法官作为法律职业中的特殊群体，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素质的提高、尤其是特定的职业素质的提高除了个体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而教育培训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形式，必须针对培训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具体进行。由于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法院近年招收了大量的法官后备人才，这些后备人才大多直接从"校门"进"院门"，虽然法律理论知识相对扎实，但是由于对基层社会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乡言乡语、风土人情缺乏充分的了解，不擅于在复杂的基层社会环境中处理各种纠纷，以致在办案实践中困惑重重。针对这样一个较为特殊的法官群体，如果继续采用原有的以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方式，将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笔者从自身经历和体验出发，采用实证分析的模式，分析得出法官适用法律是否能达到好的社会效果，很多时候离不开法律之外的理念、知识、技能等，进而提出我国法官培训的改革和发展除了强化和改进现有的、以法律为中心的培训之外，还应该着眼于法律之外。
以下正文：
引言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今天，处于和谐社会语境下集自然人、社会人、政治人、司法者诸多角色于一体的法官，作为"人"的因素，在"法"的"推行"过程中无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官不是"天生"的，其素质的形成和提高离不开"后天"的教育和培养。不可否认，我国的法学教育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然而或囿于根深蒂固的教学理念，抑或囿于"捉襟见肘"的教学条件，现代法学院"生产"的毕业生在与基层司法实践结合过程中，出现了某些知识的"不对路"与"短板"现象。同样，当前的法官培训亦存在类似的问题，其培训的内容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受训者的现实需求。法学院教育模式改革路在何方、路有多远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笔者意在法学院教育"涛声依旧"的情形下，针对性更强、目标更明确、转变更容易的法官培训必须"亡羊补牢"！
笔者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初任法官，在直面纷至沓来的民事纠纷后，诧异于基层司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深感自身应对基层司法能力的薄弱，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后，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困境--所学法律理论知识与基层司法实践存在脱节，而基层司法实践所需大量知识竟在法律之外。作为一名基层司法实务者，笔者认为有必要从自身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出发，以法官培训的内容为视角，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索，期望能找到一条更适合我们成长的培训之路，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人民司法满意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一、一种独特的成长轨迹：法官培训之对象分析
"铁打的法院，流水的法官"，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舞台上，随着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法官退休或退居二线，一批毕业于法学院的青年法官逐渐登上了审判舞台，成为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主力军。作为或即将作为当今审判舞台上的主角，我们有着较为独特的成长经历及背景。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成长轨迹，是法官培训中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速成"经历
[材料一]：笔者的自身经历--八零后出生，法学硕士，一次性通过国家司法资格考试，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外省某基层法院中的一员。在进入法院工作约七个月后，参加国家法官学院组织的预备法官培训，培训期为七十天。培训结束后，即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开始在人民法庭独立办案，独自摸索各类民事案件的办案思路，独自面对形形的当事人，成为一名实实在在的"速成法官"。无独有偶，近年来，在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笔者的上述经历不是特例，而是惯例。
与国外法官的成长经历相比，你也许对目前的这种"速成法官"现象会很惊讶，抑或会对这种法官培育模式表示质疑，甚至会谴责这种"揠苗助长"的方式过于残忍。然而，在法官培育模式上"吃快餐"实属无奈之举！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对公平正义越来越渴望。同时，由于人们观念的变化，原有的纠纷解决方式不再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人们更多地选择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于是各种矛盾纠纷如洪水般涌向法院，法院案件急剧上升。然而，法院的法官编制并未因案件的增多而作相应比例的增加，加之许多老法官面临退休，有些法官鉴于案件太多又以工作已满三十年为由选择提前退休，有些法官基于各种原因选择离开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已然成为困扰法院发展的一个尖锐的矛盾。为了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法院只好缩短法官的成长过程，将新考入的法官后备人才尽早任命为法官，以解燃眉之急。
（二）教育背景
目前，法官预备人才基本上均是通过公务员招考的方式，招用的各大院校的法学生。然而，从我国法律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法学院教育灌输给学生的是一种现代的西方的讲规则重程序的法治理念，是一种如何运用逻辑方法分析、适用法律的技巧。在课程设置上仍然过于看重书面知识，对于法律实践经验强调不够，理论有余，实践性不足，存在"重知识轻技能，重理论轻实务"的倾向。因此，法学生擅长于处理法律争议，而不擅长于解决纠纷，不擅长于在复杂的熟人圈子里摆平各种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法学院生产的毕业生和知识，在’农村’完全可能是扬短避长，大材小用。而从法律需求者和消费者来看，这种法律知识和人才是一种欺骗他们的’水货’"。
（三）培训背景
释式"的讲述为主，真正涉及到司法实务中的司法技能、司法方法的课程较少。
二、来自实践中的困惑：基层司法凸显法律"内""外"之"足"与"不足"
从上一部分的分析可知，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及法官培训，再加上速成经历，致使我们即使"三证"齐全，法律知识充足，法律思维敏捷，然当我们真正成为一名初任法官，置身于基层司法实践之中，处于化解矛盾纠纷的最前沿时，在实践的检验中频现的各种"水土不服"现象，暴露出的最主要的问题即是：法律理论知识相对充足，而法律之外的知识、能力、技巧却相当欠缺。
"水土不服"之一：工商、陌生人社会vs农业、熟人社会
而中国有6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具有文化传统活化石之称的乡村社会，这是一个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形成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村民生于斯，长于斯，受传统文化的熏染，乡村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与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契约社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乡村社会的司法具有其特殊的运作规律。
从法学院学成归来的学生熟悉的是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的游戏规则和思维方式，对于农业社会、熟人社会的行为习惯、内部规则知之甚少。当其套用主要适用于陌生人社会的现代法律来解决与之有着显著区别的熟人社会的纠纷时，必然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正如苏力先生所言："这种知识（指学自法学院的现代法律知识，笔者注）对目前中国的广大农村--或更准确地说对工商经济还不发达的地区--并不对路"。
"水土不服"之二：格式化的规则之治vs本土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材料二]：原告与被告的父亲是多年的好友。20__年4月，被告父亲突患疾病，在得知好友急需救命钱后，原告毫不犹豫将自己多年的积蓄10万元借给好友治病，然被告父亲仍不幸去世。后因被告不愿归还该10万元，原告将其告上法庭。开庭时，原告认为，父债子还，天经地义，其为朋友慷慨解囊，重情谊，讲义气；被告则表示，该10万元系其父亲所借，其父亲去世时未留下任何遗产，其不具偿还义务。经查，被告父亲去世时确实未留下遗产。对于此案，承办法官有些不知所措，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判决，原告好心借出的10万元将难获支持，然而此种判决在情理上很难说得过去。
透过现象看本质，本案所反映的是基层司法实践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面对当事人要求合理不合法或是合法不合理时，法官怎么办？是严格实行格式化的规则之治还是寻求一种本土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抑或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若按照我们所学的现代司法理念，我们应该注重法律推理过程的逻辑整合性，以及对非理性因素的排他性，把所有的问题纳入法律规则的调整范围，严格按照制定法规则处理司法问题，保持中立性，做法律的忠实卫士，不能违背或逾越法律的规定，即实行严格的格式化的规则之治。
"水土不服"表现之三：法言法语vs乡言土语
[材料三]：原告与被告系前后邻居，十年前在村委会的组织下签订协议，对界址及公共通道进行约定。然被告一直认为村委会在签订协议中偏袒原告，于是在公共通道上堆放杂物，进而引起纠纷。该案是笔者办的第一个案件，为此笔者制定了详细的庭审提纲，开庭时严格按照正规的庭审流程，使用标准的法言法语。在涉及到协议中诸多所谓的"术语"时，笔者为弄清其准确含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询问。然而，庭审结束后，原告即到庭长处"告状"，说"这个法官文绉绉的，开庭规矩特别多，不是本地人，不懂本地话，她说的话我听不懂，我说的话她听不懂，连基本的常识都要问，我要求换人"。
司法离不开语言，语言能力或艺术是做法官的必备素质。法律语言具有简洁、刚硬、冷静、确切、严谨等特点，现代司法要求法官要善于使用法言法语，准确表达司法意旨。
但是基层法官所处的社会环境，其经济和文化背景与现代社会生活存在差距，许多村民听不懂法言法语，那些高度抽象、概括的法言法语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外文，他们所熟悉的是那些流行于乡间、简单、明了、生动活泼的乡言土语。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依然按照现代司法的要求，用所学的标准的法言法语与之交流，必然难以达到有效的司法效果，有时反而会造成误解和反感。从笔者在上述案例中"费力不讨好"的经历即可发现，法言法语在乡土社会受到"排挤"，其空间被乡言土语"占据"，"司法者"与"被司法者"之间语言的不畅是阻挡纠纷解决的一道不可忽视的障碍。
"水土不服"表现之四：法律理论知识的充足vs地方性知识的缺乏
[材料四]：原、被告系同村村民。清明节，原告准备好纸钱前往祖坟祭祖，为抄近路即从被告房屋滴水坡上穿过，正好被被告看见，被告上前与之理论，双方就此发生口角，进而被告殴打原告。打斗中，原告受伤，花费不少医疗费。承办此案后，笔者与书记员到纠纷现场勘查，并组织双方调解。调解时，被告一再强调原告烧纸钱不该走其滴水坡，对此原告似乎亦感理亏，笔者不太理解，询问书记员才知，在当地的风俗习惯中，烧纸钱走他人房屋滴水坡会给他人带来晦气，原告犯此大忌，引起此次纠纷。了解了该案的症结后，笔者提出了当地人较为认可的解决方案：被告赔偿原告的医药费，原告向被告敬酒，放鞭炮以去除晦气。原、被告对此方案均欣然接受。
然而，在农村乡土社会中，特定人群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习惯、习俗，礼节、仪式，舆论、禁忌，乡规民约，宗教戒律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在人们心目中潜移默化，深深扎根。这些长期沉淀下来的"内部规则"已经内化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了解、所认可、所遵从。相反，那些通过普法宣传，自上而下灌输给乡民的制定法，虽然在乡间起到一定作用，但远未内化为乡民的自觉行动。因此，事实上在乡民心中起到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不是制定法，而是"内部规则"。
从实践情况来看，在广大农村，深处乡土社会的纠纷当事人，提交给法官的纠纷，大多是由于生活或生产上的琐事形成，看似很简单，一般不存在适用法律上的疑难问题，但由于它们大多发生在熟人甚至亲人之间，展现给外人看得到的争议也许只是冰山一角，冰山之下往往是复杂的、强大的、不为外人所熟知的背景。如果法官在裁判中看不到这个背景，找不到解决纠纷的关键所在，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法律形式主义方法，运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将当下案件事实置于一般抽象的法律规范之下，依逻辑三段论推理推导出法律判断结果，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好问题的。上述案例，笔者由于不了解当地风俗习惯，不理解被告殴打原告的行为，也意识不到原告在此次纠纷中亦存在一定过错，若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其判决本身都不一定正确，更谈不上彻底解决该纠纷了。
因此，在基层司法中，地方性知识和经验方法在一定意义上比普遍性法律知识和逻辑方法更为重要，而这些恰恰正是法学院毕业的青年法官所欠缺的。
三、着眼法律之外：一种基于"短板原理"的培训思路
基层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水土不服"，暴露出我们自身存在的"短板"，这些"短板"的存在限制了我们司法能力的提高，司法水平的提升，因此，必须将"短板"加长，才能增长我们为民司法的"能量"。然而，从目前来看，加长"短板"最好、最快的方式是开展针对性的法官培训。对于"短板"的具体情况，前文已有详细的论述，不在于我们法律知识的缺乏，探其实质，问题更多地表现在法律之外。古诗曰："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面对农村的具体情况，基层法官在处理案件、调处纠纷时，很多时候也应是"汝果欲听讼，功夫在法外"。因此，我们要长"短板"、补"窟窿"，功夫亦应在法律之外。
（一）通过培训让其对所处之司法环境有所了解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生活富于地方性，长期生活于此的人们之间十分熟悉，有自身特定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处事规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是基层法官所处的特殊司法环境和社会背景。
社会稳定需要司法保障，司法权的行使也需要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置身于现实社会进行司法的基层法官与社会的联系最为直接、密切，若脱离社会、脱离客观的司法环境、远离民众，会使基层法官失去安身立命之本。法律不能孤独的自我存在，司法不能在自己划定的圈内跑，脱离现实看法律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候需要跳出法律，回归生活去解决法律问题，否则不但伤害了社会，反过来也伤害了法律自己。
因此，法官的培训制度对这些"后备"法官必须有国情、社情、民意教育的内容，让其静下心来了解其所处的社会背景，进而理解处于此种社会背景下的人和事；让其沉下气来读懂其所处的司法环境，进而把握基于此种司法环境而出现的独特的司法规律。只有掌握了国情，才会有开放性的视野，树立大局意识，克服办案的狭隘性、片面性；掌握了社情，才不会眼中只有法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掌握了民意，才知道应当发扬什么，建设什么，改进什么。
（二）通过培训让其对司法理念进行适当调整
法官，作为国家法律的忠实执行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即必须依规则而审案。同时，法官也是社会纠纷的裁判者，他必须依照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解决纠纷。
"基层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社会是具有丰富个性的、尚未格式化的并因此难以以规则化方式处理的现实世界。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法官或法院必须实际地解决问题，否则他/她或它就丧失了作为纠纷解决者或机构而存在的理由。"作为基层法官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在目前，要在深处于乡土社会之中的基层社会，实行现代严格意义上的规则之治，显然是脱离中国农村现实的美好幻想。如果仅仅熟悉法律，机械教条地"严格"依法办事，不仅不能定纷止争，而且还会激化矛盾，甚至出现十分严重的不利后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民事纠纷的裁判最重要的在于"案结事了"，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能应当是"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正如卡多佐所言，"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福利"。通过判决来强化法治的权威固然重要，但能够将纠纷和冲突的隐患予以消除，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加和睦、友爱，社会秩序稳定和谐才是更重要的。
法学院出身的法官，崇尚现代司法理念，信仰格式化的规则之治，认为"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要让其重识并调整司法理念，在法官培训中，必须让其充分了解并理解在基层社会中，法律不是万能的，一个看上去严格依法简单容易的判决，往往只是起了一种止痛片的作用，一个依据规则推理做出的判决有时候只是表面上排除了冲突的社会障碍，却很难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心理对抗。只有认识到格式化的规则之治存在的局限性，其才不至于纠结于是应当坚持规则之治还是应当屈服于纠纷解决机制这一问题本身，而是积极地在各种利益冲突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在司法救济的广度和深度之间寻求一个和谐点，在发挥法官主观性和当事人能动性之间寻找互动点，从而在解决纠纷与严格规则之治的不协调之间艰难的进行平衡与突破，寻求表面上的合法与实质上的合情合理，以达到解纷止争，息事宁人的效果。
（三）通过培训让其司法语言能力逐步提升
司法语言包括司法口语和司法书面语。司法语言可能是法官最自信、也是培训中最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但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现状来看也有开展的必要。
司法书面语主要体现在裁判文书的制作上。法官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最终都以文书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表达准确、说理透彻的文书才可能达到服判息讼的效果。一份精彩的裁判文书可能只解决一个案件，但是一份矛盾的或是说理不清的裁判文书则会极大地损害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因此，裁判文书的书写能力的培养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在农村基层社会，由于各地地理、人文环境的不同，经济交往的缺乏，"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情况很普遍。大量农村村民并不知道国家制定法的真实内涵，也"懒得去了解"，从而导致在内心上仍接受和喜欢用土办法、老办法、老习惯来解决问题。因此，基层法官在案件审理中，除了要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功底外，还应熟知在当地被乡民普遍接受的、一定程度上起着规范社会秩序作用的"内部规则"、风俗习惯、"生活逻辑"等地方性知识。法官如果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纵然有"锋利"的法律武器，也可能四处碰壁，寸步难行。地方性知识的培训可以让法官及时认识到地方特点的客观存在，并尽快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进而主动去思考国家统一的法律如何与地方特色衔接起来，达到彻底化解纠纷的目的。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学中国现代美学美学现代性
中国传统美学自20世纪初转型以来，已经历了百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从向西方学习，到全面接受，再到回到传统并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美学理论体系，中国美学的现展既有着自己的辉煌，同时也存在着困惑和不足。今天，中国美学究竟应该如何继续深化自己的理论建设，才能在21世纪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美学研究者面前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性困境
二、20世纪初中国美学的现生及其历史进程
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应该说中国美学学人早已有所认识。这种认识始于王国维。王国维美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其为中国现代美学确立了审美主体性原则，由此标志这中国传统美学的现生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美学建设的开始。不是上帝或理念，不是天道或教化，而是人的生命、生存及实践活动才是美的本源。这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建设一以贯之的主旋律。
对“崇高”与“悲剧”问题的审理是将王国维视作中国美学奠基者的主要依据。“崇高”与“悲剧”原本属于西方近代美学范畴，王国维则将其移植进来，并结合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国社会实际作了现代化的处理。王国维在引进西方这对范畴时，同时征用了中国古代美学源远流长的近似于西方“崇高”的范畴：“壮美”。这就表明，王国维既是站在中西美学会同的平台上，又是站在古今美学转型的平台上看待问题的。他说：“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欣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1]
鲁迅对于现实人生与个体存在，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理性深度与情感真实，社会功用与审美追求等问题的矛盾统一，几乎触及现代中国美学的所有问题域，因而是王国维与鲁迅——而非与——才是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双子星座。
在美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其对社会现实内容的淡化和审美自然形式因素的强化。所谓“社会现实内容的淡化”，就是祈求通过审美教育，可使个体人格内容得以突出，社会人生内容退居次位；所谓“审美自然形式因素的强化”，则是强调自然美及美的形式。“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的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8]认为，自然美不仅能成为进行美育的绝好场所，而且自然美本身就具有审美意义。因此主张重视城市美化，多设以自然美为主的公园，布置山水名胜，在都市道路两旁多植花木，道路交叉点设空场、置喷泉、花畦等。[9]在《美术的起源》、《美术的进化》及《美学的研究法》等文中，重视研究原始艺术的线条式样、色彩配合、材料品种以及节奏、对称、比例、调和等形式美规律以及实验方法对美学走向科学的重要性。应该说，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上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美学学科的觉醒者而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由王国维开启的中国现代美学发轫之际的紧张二元结构，到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松解。这种“松解”一方面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复归，却同时也成为中国美学现代性的推进的羁绊。
20世纪中国美学在王国维、鲁迅、等人的早期奠基上，又先后经历了中后期的宗白华、吕铡⒅旃馇币浴懊栏芯椤保ㄉ竺捞取⒁魄椤⒅本酰┪诵牡拿姥Ыü梗桃且浴暗湫汀蔽诵牡拿姥Ыü梗叨┮浴白杂伞蔽诵牡拿姥Ыü梗钤蠛瘛⒅旃馇薄⒔籽粢浴笆导蔽诵牡拿姥Ыü梗芾聪橐浴昂托场蔽诵牡拿姥Ыü梗敝料衷诘难畲菏钡热说暮笫导姥В讼ⅰ⒁字刑斓男率导姥А⑴酥5纳姥А⒃比实鹊纳姥У纫nbsp;“生存”、“实践存在”、“生命”、“生态”为核心的美学建构，这些建构无不围绕着美学的“主体性”原则而摇摆于自律论和他律论之间。
中国美学“西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美学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处于一种隔绝状态，这在使美学甩去一身拖累得以轻松发展的同时，却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隔膜，最终走向一条学院化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为什么其时美学流派不少而建设不多的原因。
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惟经济之命是从”，表面上与经济相去甚远的美学和其他文化一起被边缘化。一系列社会和文化问题暴露出来，受这些问题的刺激和“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感染，美学试图再一次肩负起补弊纠偏的社会使命：生命美学想开出一种传统美学的现代坦途来；生态美学则直接标举一种世界和全球化的胸怀，技术美学则试图在一个工具理性盛行的世界里重新唤回人文关怀，如此等等，都是美学学人对此做出的积极回应。
三、21世纪伊始中国美学建设
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期。据官方资料统计，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预计2020年达到3000美元。根据世界多国的长周期发展经验，这是一个经济起飞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社会转变的三大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均发生转型。与此相应，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也要发生相应的转型。政治领域的转型非本文所论，单就文化的审美领域而言，现在实际上并未建立起一种与其相匹配的审美文化。因此我们要问：转型起的中国社会应配享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文化？
因此，对于今日的中国美学建设，不是让它回到传统，更不是让它全盘西化，重要的是直接面对美学事实本身：什么样的美学才是今日中国人需要的美学？由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一道构筑的中国现代美学大厦是否是适合今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美学？若是，应当如何建设？若不是，应当如何调整？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复杂，需要我们一点一滴地去做。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新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建设是对传统美学精神的再生还是西方现代、后现代美学思潮的欢迎，是一种美学民主化的契机还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捆绑，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还是传统审美精神的失落，我们都必须摈弃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在理念上祈求一种适合于今日中国人生存和感受的新的美学的到来，尽管它在现在还是一种乌托邦。
[1]《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第5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44页
[2]刘刚强编：《王国维美学论文选》[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1页
[3]《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第5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9页
[4]《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第5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5页
[5]《鲁迅全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71页
[6]《鲁迅全集》，第4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63页
[7]鲁迅：《坟·摩罗诗力说》[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