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的命运，折射出整个时代的颜色，也折射出一代人的命运。在那样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作者也不得不把向人作揖讨东西吃的可爱的小狗送给医院做实验用。他连自己、自己的爱人都已无力保护遑论一条小狗，小狗包弟的不幸结局其实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事过多年，作者却还时时记起这条可爱的小狗，而且要“向它表示歉意”。这正体现着作者对过去时代的反思，对过去行为的反思，而在这种痛苦咀嚼回忆的过程中，巴金先生首倡“讲真话”。这种“不隐善，不讳恶”的思想品格，正代表着无数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
在《小狗包弟》一文中，如果巴金想用那条为艺术家而牺牲的小狗死去时流出的鲜血，对“文革”制造者进行血的控诉的话，那么，他讲述小狗包弟的故事，则是以包弟在医院解剖台上那血淋淋的躯体，对自己曾经龌龊过的灵魂进行无情的挞伐。
《小狗包弟》看似写物，实是写人，是《随想录》中众多“忏悔录”式散文中的佳作，作者以娴熟的笔法、巧妙的构思、真率强烈的感情，在批判专制时代黑暗与罪恶的同时，反省自身的弱点，是从觉醒了的现代知识分子心灵中流淌出来的诗篇，既具有震撼人心的思想力度，又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一、“害”的叙事，彰显对时代历史的反思
“害”是时代对人的伤害，《小狗包弟》“害”的叙事让我们看到了“文革”那个时代的荒诞和悲惨。《小狗包弟》直接描写“害”的叙事并不多，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开头讲述艺术家和狗的故事：
“文革”期间，城里发生了从未见过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起来，就逃到别处躲了一段时期。后来他回来了，大概是给人揪回来的，说他“里通外国”，是个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打脚踢，棍棒齐下，……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了小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哀叫，痛苦地拖着伤残的身子走开了。
另一处是“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对隔壁邻居——一位年老的工商业者抄家：
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坛坛罐罐。
如果说艺术家与狗的“害”的叙事是作者听来的，并非亲身经历，但这一处“害”的叙事却是作者亲眼所见。“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足以说明“文革”是多么的荒谬，这种荒谬是历史上少有的。“进进出出”“大声叱骂”“摔破”这些细节真实地展现了“文革”对人的尊严的践踏，表现出专制时代的黑暗与罪恶。
“害”的叙事启迪人们思考，“文革”那个时代为何会变得如此荒谬，而这种荒谬在历史上也不是绝无仅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朝“文字狱”即为代表。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这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读者都应该去思考的。因此，与其说《小狗包弟》在反思、揭露“文革”那个荒唐的时代，不如说作者是在启示人们反思历史。从这一点来说，反思历史也应该是《小狗包弟》应有的意义和价值，而“害”的叙事恰好是通往文本这个意义和价值的桥梁。正因为如此，《小狗包弟》“害”的叙事不应该被遮蔽和忽略。
二、“被害”的叙事，蕴含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省
有“害”就有“被害”，“害”与“被害”就像一块硬币的两面，二者不可分割。上文引用的《小狗包弟》两处“害”的叙事同时也融入了“被害”的叙事，第一处：
不但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批斗结束，他走不动，让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土，口里发出呻唤。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跑出来，非常高兴地朝着他奔去。它亲热地叫著，扑到他跟前，到处闻闻，用舌头舔舔，用脚爪在他的身上抚摸。别人赶它走，用脚踢，拿棒打，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边。……那天狗给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这一处“被害”的叙事尽显“文革”的惨无人道。目视艺术家的遭遇，“认识的人看见半死不活的他都掉开头去”，而只有一只小狗不离不弃，人与狗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人的冷漠与自私。而这种人性的自私冷漠乃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显现，在鲁迅那个时代是“麻木的看客”，“文革”时期是“掉头客”，在当下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客”，这种人性的自私冷漠似乎已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狗包弟》“被害”的叙事启迪人们重新审视国民的“劣根性”，反省“冷漠自私”这一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启示我们该如何做一个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担当的人，这是文本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价值。
第二处：
这情景实在可怕。十多天来我就睡不好觉，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萧珊谈起包弟的事情，我们最后决定把包弟送到医院去，交给我的大妹妹去办。
这一处写的是隔壁邻居被抄家对作者内心产生的冲击和影响。表面上看，这一处似乎并没有直接写自己的“被害”，但邻居的遭遇却让作者“睡不好觉”，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处境，作者已然成了“文革”间接受害者了，抑或说是潜在的被害者。但面对“被害”，作者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保护好忠诚的包弟，而是将包弟送到医院当作标本解剖，以保全自己和家人，这是一种缺乏责任担当的行为，又何尝不是一种自私的举动。尽管包弟是一条狗，但在生命面前，包弟与作者是平等的。只是在人性的自私面前，包弟的生命显得是多么的脆弱和无奈。
可以说，在那个知识分子岌岌可危的年代，作者的做法恐怕是一般人都会选择的做法。因此，这一处“被害”的叙事，折射出一种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即中国人一贯奉行的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处常常被人忽略的“被害”的叙事，也蕴含着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不应该被忽略和遮蔽。
三、“被害”而“害”的叙事，启迪对如何为人的思考
身处荒唐的时代洪流中，作者难逃“被害”的命运，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但作者可以选择面对“被害”的态度，担当起主人应有的责任，保护好忠诚自己的小狗包弟，哪怕自己挨批斗、被抄家。但作者缺乏这样的担当和勇气，在自己“被害”时首先选择了“害”，让包弟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是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
“文革”形势日渐严峻，为了避害——保全自己和家人，作者将包弟送走，但作者并没有因此“感到轻松”“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并且眼前时常浮现包弟“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情景。读到这一段“被害”而“害”的叙事，我们都能感受到作者矛盾而痛苦的内心，感受到作者那颗充满了自责、歉疚和忏悔的心灵。但我们的解读不能仅停留于此。
包弟是一条忠诚可爱的狗，和作者相处了七年，就像作者的亲人一样。作者对包弟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反之也一样，包弟对作者的感情也是很深的。正因为如此，包弟在主人把自己送往医院做解剖台上的实验品时，并没有表现出反抗——文本没有包弟不情愿和拒绝的描写。为何包弟不反抗，不拒绝？因为在包弟眼里，作者就是包弟最信任、最亲的人，忠诚的包弟本能地为主人承受灾难，扛起伤害。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包弟，包弟就不仅仅是一条狗了，它象征或代指呵护作者的人，如妻子萧珊。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文本中的一段看似可有可无的文字了：
我的爱人萧珊也喜欢包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每次到文化俱乐部吃饭，她总要向服务员讨一点骨头回去喂包弟。
众所周知，“文革”期间，巴金和当时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是什么力量让巴金坚强地活着，而没有像老舍那样选择自杀？是妻子萧珊给予了自己无尽的鼓励，无私的关怀与保护，才使自己坚强地渡过了这一劫难，正如作者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所说：
在我靠邊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贼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
如果以这样视角来看作者的自责、歉疚、忏悔，文本似乎也在启示我们：要克服人性的自私，善待给予我们关怀与呵护的人;要有责任与担当，不要轻易伤害为我们默默付出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小狗包弟》“被害”而“害”的叙事，也是在启迪我们思考该如何为人。
参考文献
①李朝全.《散文百年经典1917-2015》，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1页。
②李锡琴.《穿越与升华·中学教材中经典作品个性解读》，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4页。
③段轩如、高玲.《中外文学名作赏析》，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