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2012年12月1日是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多年的努力，艾滋病病毒在玉溪的传播得到相对有效的控制，尤其在高危人群的干预、母婴阻断项目等方面工作扎实，成效明显。而抗病毒治疗的开展，让艾滋病逐渐成为一种可防可控的慢性传染病。
我们也看到，虽然艾滋病疫情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防治工作仍不能掉以轻心。我市每年仍有新增感染病例，且呈现出由高危人群向大众传播的趋势，这使得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面对每个普通人都可能感染艾滋病的现实，消除歧视，避免动辄给感染者贴上道德标签显得尤为迫切。“请将他们看做普通的慢性传染病患者”，这是防艾工作者的心声，也是战胜这一疾病的前提条件。
只有零歧视，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参与，全力投入，全面预防，才是实现零艾滋目标的关键所在。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之一
玉溪：向零艾滋迈进
策划人语：
近年来，艾滋病病毒在玉溪的传播已由早期的以血液传播为主，发展到以性传播为主，并呈现出由高危人群向大众传播的趋势。这使得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与早期针对重点人群进行干预即可取得明显成效相比，现在的传播渠道更为复杂，防治工作也更为艰巨。必须打一场防艾的人民战争，动员一切社会力量都加入到防艾工作中来，才能有效地预防艾滋病传播蔓延。
HIV病毒，即艾滋病病毒，又叫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顾名思义，是一种会破坏人体免疫能力，导致各种疾病及癌症得以在人体内生存，最终导致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病毒。如果说它在外地服刑人员体内发现尚属偶然，那么1995年，玉溪首次在吸毒人群中发现11名HIV感染者，就让人不得不正视这样的问题：HIV病毒已悄然开始了在玉溪的传播蔓延。
时至今日，距离玉溪发现首例HIV感染者已过了18年。
所谓中度流行是指艾滋病的流行态势相对严峻，但如果各项防控措施得力，仍可延缓艾滋病的传播与流行；但如果措施不得力，艾滋病传播速度会更快、危害面会更广，甚至可能进入高流行期。因此，查出并截断一切感染渠道，将新增感染人数控制到一个较低水平，是当前防艾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2年12月1日是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副标题是“全民参与，全力投入，全面预防”。在这个艾滋病防控的重要节点，全民参与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出来。
在高危人群中设置防艾层层屏障
艾滋病最早是在高危人群中传播的。自1995年玉溪首次在吸毒人群中发现HIV感染者、1997年在暗娼中发现HIV感染者以来，玉溪的艾滋病防治主要以吸毒者及暗娼为重点人群。
事实上，在防艾工作早期，因为有中英、中澳等项目支持，玉溪的防艾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以中英项目来看，其最为成功之处在于在一区八县针对暗娼进行同伴教育，以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中英项目运行几年后，在暗娼这一群体中，安全套的使用率已达98%以上，大大降低了暗娼感染、传播HIV病毒的可能性。
另一个HIV感染的高危人群是吸毒者群体。玉溪早期的HIV携带者主要是通过吸毒人员共用针具感染。中澳项目通过宣传共用针具的危害性，采用美沙酮替代疗法以及针具以旧换新等措施，有效地预防了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的传播。
2007年，玉溪在男同性恋中检出HIV感染者，这一群体随之成为我市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个重点人群。
市疾控中心性艾科科长陈良告诉记者，男同防艾的难点在于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度还很低，导致男同愿意公开自己身份的人非常少，找到他们并且开展防艾宣传并不容易。
为掩饰男同身份以及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男同大都有现实中的妻子和家庭，一旦感染HIV病毒，家庭传播的风险随之加大。2008年之后，玉溪几乎所有的县区都在开展男同干预工作。通过干预，很多男同意识到使用安全套的必要性。“遗憾的是，在男同群体中，认知与行动往往是两码事。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大部分男同知道要使用安全套，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即便有这个认知，却未必有实际行动。”玉溪市卫生局防艾办主任矣成江告诉记者。
除了使用安全套之外，男同同伴教育小组的一个重要目的还在于通过宣传，让男同主动承担起预防HIV病毒传播的社会责任。当前HIV感染者通常在CD4细胞下降到350以下才开始抗病毒治疗，但通过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可将体液中的HIV病毒数量大大减少，从而降低传染的几率。目前，玉溪要求男同以及暗娼中的HIV感染者即使在CD4细胞高于350的情况下也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这种治疗就是预防的宣传，主要通过同伴教育小组展开。此外，通过宣传，男同被告知可免费检测HIV病毒，他们通过无偿献血来检验自己是否感染HIV病毒的情况也得到较好的控制。
仅防高危人群已经不够
但防艾工作开展至今，仅对高危人群进行干预显然已经不够。
2002年，玉溪出现首例通过母婴感染的病例，标志着这一病毒已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
在艾滋病病毒传播的三条途径——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中，目前，艾滋病病毒在玉溪的传播已由早期的以血液传播为主，发展到以性传播为主。以红塔区为例，去年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重估计占到80%以上，今年亦如此。“就全国、全省、全市的情况来看，艾滋病开始在大众人群中传播，使得我们传统的针对高危人群的干预已经不够了。”红塔区疾控中心副主任马懿告诉记者。
与人们普遍认为的暗娼是艾滋病性传播主渠道不同的是，因为性行为是成年人中最为隐密的行为，其传播渠道具有多样性。玉溪市疾控中心性艾科科长陈良认为，针对高危人群的宣传教育深入开展之后，通过共用注射器吸毒感染、通过暗娼感染的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很多人可能是被情人感染，而不是小姐。”陈良说。
类似的观点得到红塔区疾控中心副主任马懿的认同。“不光是我们防艾工作者，就是其他机构、组织针对暗娼这块进行抽查或暗访，结果都反映红塔区暗娼的戴套率要到98%以上。出于自我保护，性工作者不使用安全套就接客的情况非常少。但红塔区每年报告感染者中仍有80%通过性渠道感染艾滋病。他们是如何感染的？这是一个复杂待解的问题。”马懿说。
由于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大众化趋式，使得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与早期针对重点人群进行干预即可取得明显成效相比，现在的传播渠道更为复杂，防治工作也更为艰巨。“艾滋病的防治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仅靠专业的防艾人员已经远远不够。必须打好防艾的人民战争，动员一切社会力量都加入到防艾工作中来，才能有效地预防艾滋病传播蔓延。”玉溪市卫生局防艾办主任矣成江说。
防艾战争亟待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对于广大防艾工作者来说，2005年是我国防艾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国务院提出“打一场禁毒防艾的人民战争”之后，来自国家、省的防艾资金大幅提高，“四免一关怀”等政策得到落实。这一年，我市成立了玉溪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22个，基本涵盖了主要党政部门。从2005年起，市级财政划拨的防艾经费增至150万元，2012年增加到了300万元，加上中央和省级资金的支持，为全市防艾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玉溪究竟有多少HIV感染者？已知的感染者人数是否仅是冰山一角？2004年前，因为未实行实名筛查，除了针对高危人群的检测外，其他自愿检测者大多是匿名检测，即便检出感染者，他们是谁，来自何方往往也是未知的。从2004年起，云南省实行实名制筛查，此后，玉溪的HIV筛查已由之前的主要针对高危人群扩大到婚检者、孕产妇、手术人群，直至住院患者均要实行HIV检测，近年来检测人数每年逾10余万人次，至今玉溪共有110多万人次接受了HIV病毒的免费检测。实名制筛查以及筛查范围的不断扩大，迈出了预防艾滋病的关键一步。
在扩大检查范围的基础上，我市成功开展了母婴阻断项目，即通过婚检、孕检，筛查出HIV病毒携带者，在其怀孕、接生的过程中通过对孕妇实施抗病毒治疗，以及接生过程中的阻断措施，有效地避免了母婴传播。据矣成江介绍，目前全市每年实施母婴阻断的案例少则40多例，多则70多例，经过实施阻断，艾滋病通过母婴传播的几率控制在5%以下，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虽然玉溪的防艾工作成效明显，但面对艾滋病大众传播的新趋势，当前的防艾工作仍面临重重困难。
首先，艾滋病作为一种行为病，防治的关键是提高大众知晓率。但陈良坦承，目前的防艾宣传仍存在诸多盲区。让人比较忧虑的问题是近年来农村青壮年人口感染艾滋病的比重不断增加，就玉溪来看，感染者50%—60%都是农村人口。目前，我市主要通过建设主管部门对工地务工人员展开防艾宣传，但广大农村仍有诸多宣传盲点。
就防艾经费来说，目前一年10余万人次接受检测、有几百人接受抗病毒治疗、几十人母婴阻断、10余万人次的随访管理，还有大量的宣传教育、干预培训、关怀救助等等各项工作均需要大量的经费。要更有效地预防艾滋病，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
玉溪目前能实施管理的还有2000余人。这些人散落在各地，涉及各种人群及职业，每季度或每半年都要采血化验，找人、采血、送血需要人力与车辆，但目前没有专用的工作车，工作起来极为不便。此外，全市一线防艾人员有六七十人，多年来人数变化不大，但感染者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基层防艾的专业队伍亟待壮大。
今年市政府77次常务会上对防艾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同意防艾经费由150万元增加到300万元，防艾人员编制增加，增加11辆专用血液运输车。这些措施一一落实后，对我市的防艾工作将是非常大的支持。
在多部门的合作上，红塔区近年来做出许多成功的尝试。如区妇联先后开展了暗娼、洗浴场所女性等的防艾宣传和干预，收到较好的效果。区妇联还通过妇女之家等组织，在某些吸毒者较多的社区实施困难群体帮扶，使吸毒人员或HIV感染者能自食其力，顺利融入社会。区工会今年以来请专家对女工开展了19场防艾讲座，并到工地进行了大量防艾宣传。区计生局则通过散布于最基层的计生员，对散住人口、流动人口进行防艾宣传。这些部门的努力，使红塔区防艾宣传的盲区逐步减少，初步形成了预防艾滋病传播的一道道社会屏障。
但对整个防艾工作来说，社会力量的参与程度还远远不够。“防艾工作不能留死角，每一条战线都要有人在做工作才行。”陈良说。他希望更多的机关、单位和企业都能加入到防艾工作中来，尤其用工人数较多的大企业，应及时与地方进行防艾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对于广大农村来说，管理工作下移已迫在眉睫。只有每个单位管好自己的人，每个人都规避高危行为，一道一道地建立防线，才能真正实现无新增感染人数的目标。（记者吕向群）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之二
黯色人生里的努力绽放
——来自女性感染者的报道
一名女性感染者在家人陪同下到医院治疗
感染
见到45岁的晓阳（化名）时，她正麻利地打扫着会议室。听到喊声，她笑着朝我走来，像一个生活简单幸福的普通女人。但她的故事，却因艾滋病而无奈又悲凉。
作为家中长女，晓阳曾经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十多年前，她的人生却因毒品开始改向。“那时毒品很好找，朋友圈子里，吸毒仿佛是一件很时髦、很好玩的事情。”晓阳望着窗外，回忆起当年那次错误的开始，有一刻的愣怔却转瞬即逝。毒品，是她人生种种不幸的源头。
此后，她和许多吸毒者一样，因为缺钱而以贩养吸，最终被判刑。在狱中，戒断毒瘾的晓阳开始思考自己的将来，她想要的，是相夫教子的平凡人生，而不是人鬼不如的吸毒生活。2003年，出狱的晓阳和男友结婚。2005年，37岁的晓阳终于怀孕，她觉得这是上天给她的礼物。她和丈夫兴奋地猜测着孩子的性别，憧憬着一家3口的欢乐，规划着孩子的未来。
怀孕5个月，她到医院做常规产检，期待胎儿健康成长。坐在走廊上等待结果时，孩子的胎动让她幸福得眩晕。“那时我以为，噩梦已经过去，美好的生活正在前方等着我。”但血检报告单上的“HIV阳性”却将她的幸福梦想彻底击碎，使她的人生再次坠入深渊。当复查确认结果出来时，“就像当头挨了一闷棍”，她瘫软下去。两名医生的搀扶和宽慰无法减轻她丝毫痛苦。她绝望了，甚至想到了死。“可死亡也是需要勇气的，而我，竟然连死的勇气都没有。”晓阳幽幽地说。
还没缓过神来，她又想到了腹中胎儿。医生说，可以实施母婴阻断，但仍有3%的传染概率。回到家中，晓阳每日以泪洗面，孩子要还是不要？要，如果是个艾滋儿童怎么办？如果不要，意味着她从此再无机会成为一个母亲。一个星期，她瘦了四五公斤。最终，晓阳颤抖着躺到手术床上，让胎儿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器械的每一次搅动，都像把她的心掏空再掏空。可她说：“我不敢拿孩子的健康冒险，我害怕那3%，我不想孩子和我一样承受痛苦和歧视。”
晓阳是被丈夫传染的。她丈夫1998年就已感染HIV病毒，但疾控人员上门告知时，却被他们一家拒之门外，艾滋病病毒就像颗炸弹在他身体里潜伏下来。2003年10月1日，强制婚检取消。年底，出狱的晓阳结婚，之后，HIV病毒在她身体里开始蔓延。知道真相的晓阳骂他、打他，却没法将病毒从身体里赶走。“要是当初做了婚检，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晓阳的言语中，有些微微的愤慨和无奈。
随着艾滋病以血液传播为主转向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病毒也由高危人群向大众人群扩散。女性因特殊生理结构和性地位中的弱势，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感染艾滋病病毒概率是男性的3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亚洲携带艾滋病病毒的170万名妇女中，有九成是被丈夫或男友感染的。中国CD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2011年在云南、重庆等省六个县市进行调查，云南抽样地区经配偶间传播感染HIV的女性是男性的6.6倍。玉溪市疾控中心提供的资料也显示，从2005年起，玉溪异性传播占比逐年攀升，成为一条触目惊心的上扬线。
李艾（化名）就是这条上扬线上的一个点。2008年，在孩子久治不愈并查出感染HIV后，她才知晓自己的感染者身份。与丈夫结婚前，不吸毒，生活安稳的她只相处过一个男朋友。这个毁灭性的打击一度让她无法接受。虽然丈夫安然无恙，但这更让李艾难以面对。她把自己和孩子关在病房，不愿再和外界接触。
她觉得自己走到了悬崖边，仿佛风一吹，就会跌个粉身碎骨。她想要逃离，带着孩子，到很远的地方去，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去。
屈辱
孩子引产后，晓阳还没从失去孩子的伤痛中走出来，就发现婆婆像变了个人，对她冷言冷语，仿佛儿子的感染是件平常事，被儿子传染的儿媳却无法容忍。丈夫经历了这件事以后，干脆破罐破摔，复吸毒品。晓阳劝过、哭过、骂过，丈夫依然成为戒毒所的常客。
丈夫和婆婆的双重折磨，让晓阳想到了离婚。有人劝她凑合算了，离了婚，孤身一人，以后发病或者老了怎么办？找个正常人不可能，找个感染者还不如维持现状。晓阳却觉得，虽然因为艾滋病前路茫茫，但她不想随意处置自己的人生。她说她害怕留在那样的生活里，害怕自己的意志终有一天被磨平，害怕再走上吸毒的老路。她仍然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过自己想要的平凡人生。
离婚后，晓阳在外面租了间房，开始一个人的艰难生活。让晓阳伤心的是，自己是被丈夫传染的，婆婆却没有丝毫愧疚，反而说：“离了好，宁愿只抬一口棺材也不抬两口。”
此后，虽同属一城，她却很少回家。逢年过节，在灿烂的烟火和满城鞭炮声中，她在出租房中煮碗面条，过一个人的节日。
郑静（化名）被结婚13年的丈夫传染后，除了对丈夫身体上的背叛感到伤心，也对其家人近10年的病史隐瞒和放任而愤怒。“就因为害怕我会离婚而不告诉我，不告诉我也就罢了，至少要保护我，可他们连这些都没做到。难道我的命就不算命？他们就没想过，我作为一个女人，染上这个病别人会怎么看我？”婆婆生活中处处小心谨慎，给他们分碗筷分水杯的细微动作，更让憋屈的她觉得“自己像被赤身裸体推到了门外，无处躲藏无处容身”。
据玉溪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控制科科长陈良介绍，早期的女性感染者多为吸毒人员。近几年，男人在外感染，又传给自己的女友或妻子，已成为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男人不仅自己付出代价，还把脆弱的女性牵连其中。通过婚检、孕检、体检查出的女性，90%以上都是性传播感染的。
活着
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来说，遇到的痛苦、折磨、煎熬，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她们活着，却注定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痛苦的煎熬过后，她们开始勇敢面对生活。每个人都以女性的柔韧一点点抚平内心的伤痕。
郑静说，人都要走死亡之路，比起那些在天灾人祸中死去的人或癌症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算是幸运的，起码还可以控制病情发展。也许有一天，彻底治愈的药物能够发明出来。只要保护好自己也就保护好了身边每个人，她们对社会构不成任何威胁。所以，不管十年二十年，活着就活好每一天。
“一年有四季，人也如此，冬天之后就是春天，这样一想，日子就好过了。”忙着赶回去上班的郑静说。
晓阳也说，虽然往事是痛苦的，虽然她没有住房，没有亲人，没有爱情，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她欣喜能靠双手养活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一天，但我珍惜着每一次日落，期待着每一天的阳光。”
相比晓阳，李艾要幸运得多。查出感染后，她对丈夫说：“我们离婚吧。”可丈夫不同意，劝她想开点，有病治病，没什么大不了。还顶住压力，反过来劝说父母别逼他离婚。最终，善良的公婆接受了现实，依然像从前一样对待她和孩子。丈夫也经常对她说，你的病就是个慢性病，国家还免费治疗，比癌症幸运多了。高血压病人也需要吃药，可他们得自己掏钱，控制不好一样会引起并发症。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李艾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她说：“我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因为我的爱人没有抛弃我，我的家人没有放弃我。”
接送孩子上学、上班，李艾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如今，她的身体一年到头也没个感冒，孩子也和同龄人一样，一天天长高长大，快乐喧闹。但一想到孩子的将来，想到艾滋病可治疗却无法治愈的现状，痛苦与忧伤仍不时切割着她的坚强。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更让她无法从容。和李艾在一家休闲茶吧聊天时，在背景音乐声中，李艾的声音始终很轻很轻。只要有其他人经过，李艾就沉默起来，“在这个不够宽容的社会里，我只能如此保护自己和家人。”（记者陶晓兰）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之三
防艾志愿者：企盼世间有爱无“艾”
红塔区美沙酮门诊成了IDU人群防艾志愿者活动的地点
他们是隐秘的群体，可能就生活在你的身边，是你的同事、友人、邻里；他们有的曾有不良嗜好、犯过错，或许他们根本没有错，只是众人爱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很普通，有着七情六欲，也像常人一样需要家庭、工作、自尊，当他们站到防治艾滋病的最前沿的时候，他们又显得那样勇敢而崇高。让他们做志愿者，以同伴带动同伴、影响同伴，在他们那个不为众人知晓的圈子里开展防艾工作，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甘当防艾前哨的志愿者
志愿者小祥，一件黑色的夹克、一双白色的运动鞋，让他看上去青春、阳光，如果不说年龄，记者很难想像到，他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了。
他是MSM志愿者小组的全职工作人员，MSM的汉语专业称谓是“男男性接触者”，通俗的称呼就是“男同”。他们小组以红塔区为核心区，辐射全市各个县区，共有核心志愿者10人，并在各县区设置联络员，除元江县外，每个县区均有一名成员，这个志愿者群体共有18人，都属MSM人群。
MSM人群为何成了艾滋病侵害的对象？小祥为记者总结了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MSM人群很难组建家庭，感情难以稳定，所以更换性伴侣的频率较高；其二是这一人群安全套的使用率非常低，远不及“小妹”（特指女性性工作者）的高，近期调查统计不足40%。小祥的工作也大致围绕这两个因素来展开。
小祥平常就住在工作室里，房租费、水电费等都由疾控中心支付，因为是全职志愿者，小祥每月可以从疾控中心领到1000多元的工资，除去生活费，所剩不多。但他还是很乐观，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小祥说，疾控中心每年在志愿者工作上要投入很多资金，他们的工作室虽然不可能产生经济效益，但一定会创造更多社会效益来回报社会的。
同伴的信任是最大的幸福
同心小组也是在红塔区疾控中心指导、帮助下开展防艾工作的一个志愿者群体，共有3个专职人员、5名志愿者。同心小组联络的人群，有一个专业称谓，叫做“IDU”，翻译过来就是指静脉吸毒人群。小荣是这个小组的专职人员之一。
小荣也曾经是IDU人群中的一员，有10多年的毒瘾，戒毒所进了3次。2010年，听一位志愿者说，在服用一种叫美沙酮的药物后可以控制毒瘾的发作，在家人的鼓励下，他勇敢地走进区疾控中心美沙酮门诊。服药见到成效后，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成了一位宣传防艾知识的志愿者。
现在小荣几乎感觉不出自己与正常、健康的人有何不同，家庭和睦、子女乖巧、身体无任何的异样。每天出门，妻子还会问一句，身上的钱有没有带够，这类关切的话语成了他工作的动力。每天早上8点多，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区疾控中心门诊服用一种红色的药水——美沙酮，一次五块钱，可以控制24到36个小时。服药后，他骑上摩托车开始一天的工作。
同心小组的专职志愿者，可以从区疾控中心那里领到一份工资，工资不多，要养家还很难，不过小荣和小兰对自己现在的状态很满意，家人、朋友对他们已经恢复了信心。小荣很希望社会、政府、企业能更多地接纳那些已经走上自新之路的IDU同伴（尤其指那些坚持服用美沙酮的同伴），给他们一个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有一个融入社会的机会。他一直想纠正世人的一种错误逻辑：“不吸海洛因，就没必要喝美沙酮；喝美沙酮，就一定在吸海洛因。”他认为，这是错的，医生可以证明，他与同伴的经历也可以证明。
让他人在我身上看到明天
小雅，一个平静、彬彬有礼的女人，她所在的防艾志愿者群体称为春芽小组，这个小组有6个人，都是HIV感染者，成员很不固定，有的人走了，有的又加入进来。
这个小组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每周的周四、周五，协助医院的医生向同伴发放免费的抗病毒药物，赠送免费的安全套。每月的20日，还要发放低保。同时说服同伴每个季度做一次常规肝肾功能检测，过去这项检测是全免费的，从今年开始，由于感染者增加，经费紧张，就只能免除60%的费用，有人为了几十块钱就不愿意再做定期检测。实际上，小雅的工作远不止这些，她说，最难的就是向同伴解释药名、医生的专业术语；告诉他们服药要按时、按量、不漏服；还要说服有抵触情绪的同伴配合医生做常规检查……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很多本来无法沟通、交流的问题总能迎刃而解。
小雅不愿意透露做这项工作可以得到多少报酬，只是说，要是有项目支持，报酬会稍微多一点。但她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做志愿者的，即使没有报酬，她也愿意一直做下去。作为一名志愿者，她最大的幸福就是让其他人在她身上看到明天。而她自己也是满怀希望的，一条关于艾滋病新药问世的新闻常常让她兴奋好几天。（记者蔡传斌）（文中提及的志愿者均为化名）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之四
母婴阻断：让艾滋妈妈拥有健康宝宝
健康的新生儿为艾滋家庭带来希望刘建明摄
一个呱呱坠地的小生命，为一个家庭带来无限的希望。对于艾滋病感染者家庭来说，一个健康宝宝降生的意义更是非比寻常。如果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孩子难逃被感染的命运。随着艾滋病母婴阻断技术推广，通过孕期服药、产时入院规范分娩、产后人工喂养等程序，使艾滋病母婴传播变为可以预防。作为艾滋病防控重要的一环，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自2006年在玉溪开展以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上百名接受艾滋病母婴阻断的孩子中鲜有被感染的案例发生。
艾滋病夫妻的健康宝宝
30岁，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小江在2008年8月再次怀孕，到红塔区妇幼保健院做孕检时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如五雷轰顶，整个人都瘫软在地，精神恍惚。”还在悲痛之中，更加不幸的消息接踵而来。经检查，小江丈夫和上二年级的大女儿也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由于对艾滋病的不了解，只觉得一家人死期马上到了，一拨接一拨的打击让小江想放弃腹中的孩子，并了结自己的生命。想着自己的家庭，想着尚未出生就即将夭折的孩子，想着懂事乖巧的大女儿，小江以泪洗面。
能有健康的宝宝对这个一家三口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家庭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于是小江选择继续怀孕，接受医院的预防母婴传播服务。她首先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病毒药物，降低血液中艾滋病病毒的含量，降低胎儿在母体内的感染风险。临产时到区妇幼保健院隔离病房分娩，专业的医护人员选择合理的分娩方式安全助产、防止产时损伤性操作，避免婴儿在分娩过程中感染。孩子出生后，由医护人员立即清洗新生儿皮肤、鼻腔、口腔、耳内、眼内、气管、胃内分泌物并喂下抗病毒药物。孩子出生以后，由于母乳喂养和混合喂养都会增加婴儿感染的几率，因此国家免费提供奶粉实行人工喂养。之后便是为期18个月的随访、检测，18个月后检测新生儿体内的HIV抗体就能得知是否感染。经历18个月的漫长等待，检测结果显示，孩子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阻断成功！得知结果的那一刻，小江全家悲喜交加，激动得恨不得给每位提供帮助的医生都磕个头。
而后小江一家人也积极配合治疗，丈夫和大女儿都开始服药控制病情。同时医生还介绍小江参加了“彩虹之家”爱心小组活动。在小组活动中认识了很多艾滋病病友。大家相互交流，相互鼓励。小江说：“现在已经把艾滋病看做是一种慢性病。”为了健康宝宝和全家人的幸福，得知染病后已两年不下地的小江决定要靠自己的劳动，夫妻俩共同努力过上美好的生活。如今小江丈夫在外打工，小江自己种植了5亩玉米，养了500多只不喂饲料的土鸡，逢年过节，这些鸡每只可以卖到200元左右，目前一家人已经衣食无忧。
艾滋病给一个家庭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通过母婴阻断得到健康宝宝的家庭也算劫后余生。记者从红塔区妇幼保健院了解到，像小江这样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经过母婴阻断成功生下健康宝宝的，红塔区就有60多例，全市则有上百例，目前全市仅有两例感染。
母婴阻断在玉溪
2002年，玉溪出现首例母婴感染的病例。目前，母婴传播是玉溪15岁以下儿童感染艾滋病的主要原因。
母婴传播途径分三种，分别为宫内感染、产时感染和产后感染。感染艾滋病的孕妇，在妊娠期可通过不同途径将病毒传播给胎儿；在分娩过程中，胎儿接触含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宫颈和阴道分泌物会被感染；产后产妇乳汁中含有艾滋病病毒，因此母乳喂养也会引起感染。据资料显示，艾滋病病毒母婴自然传播的概率在发展中国家为25%~35%，其中，分娩时传播的概率约是15%，经母乳喂养感染概率又会增加10%~15%。在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想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极其困难。
母婴阻断工作于2006年在我市推行。作为我市最早实施母婴阻断项目的医生，红塔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汪华有着丰富的母婴阻断工作经验。她告诉记者，如果确认孕妇感染艾滋病，医务人员会详细分析目前的感染状态，向孕妇提出终止妊娠或继续妊娠的意见。如果选择继续妊娠，助产机构会按照《云南省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提供免费的干预措施。通过孕中服用抗病毒药物，产时入院接受助产机构规范的分娩措施，产后给予婴儿安全喂养指导与帮助，防止艾滋病病毒通过母亲传染给婴儿。同时医疗保健机构要做好艾滋病感染母亲及所生婴儿的信息保密工作，要对婴儿实施抗病毒治疗，做好随访及新生儿的体格检查，并按照国家预防程序，进行预防接种。
目前艾滋病防治工作在我市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母婴阻断工作也在进一步深化。在母婴阻断工作中，早期的检测发现是阻断成功的关键。目前在民政部门进行新婚登记的人群需要参加婚前保健，进行婚前咨询并实施免费的艾滋病检测，怀孕过程艾滋病检测也是一个必须的项目。通过广泛的筛查，找到需实施母婴阻断的人群。玉溪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施家有告诉记者，2012年1—9月，我市已经对打算结婚的18612人进行了HIV抗体测验，检测率达99.86%；对全市接受产前保健的29103名孕妇提供了免费的HIV抗体检测。对所有HIV阳性孕妇提供艾滋病母婴阻断，对需要继续妊娠的阳性孕产妇抗病毒药物服用率达100%，所生婴儿抗病毒药物应用率达100%。
自2011年6月起《云南省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开展“三病”整合母婴阻断工作,怀孕后孕期首次到医疗保健机构作产前检查，或孕期未接受HIV、梅毒和乙肝检测的孕产妇，可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HIV、梅毒和乙肝试剂的检测一次。由于传播途径相同，因此母婴阻断不仅可以针对艾滋病，也可以对乙肝、梅毒进行阻断。
据汪华介绍，由于红塔区艾滋病母婴阻断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各级各类的预防艾滋病工作考核中均名列前茅，区妇幼保健院被选定为首批全国母婴阻断工作项目区，并被确定参与美国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云南省HIV—1阳性孕妇抗病毒治疗和预防HIV—1母婴传播试点项目研究工作。七年来，已成功让上百个艾滋病感染母亲得到健康的宝宝。
任重而道远
据了解，目前我市在预防及控制艾滋病工作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是随着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改变（以性传播为主），一些普通家庭开始需要面对艾滋病感染以及艾滋病感染后生育的问题。目前，即便在发达国家，母婴阻断的失败几率也仅能控制到3%以下，而云南省的失败几率则为5%左右。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但对是否要生下可能感染的孩子是一个家庭两难的选择。
由于目前很多市民对艾滋病母婴传播的认识仍然有限，孕早期（怀孕12周以前）孕检的意识缺乏，目前很多孕妇到20周左右才到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孕检。汪华说，及时发现感染的孕产妇，尽早提供干预措施是母婴阻断高成功率的关键。“孕早期服用抗病毒药物和临近分娩期再服用抗病毒药物效果是不一样的”，她认为，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
另外对接受母婴阻断的流动人口，用药监测及随访是目前的难题之一。因为一旦失访，婴儿有可能通过母乳而受到感染。
在关怀艾滋病感染者的时候，经常进行助产手术的医护人员却存在职业暴露的风险。在玉溪市妇幼保健院，一位医护人员告诉记者，自己为多位艾滋病患者进行过助产，对待艾滋病感染者，不歧视、不区别对待是最基本的工作原则。但是经常性的职业暴露，使得自己有难以言状的压力。这位医护人员告诉记者，在进行助产时，血液和羊水飞溅到眼睛里在所难免。每次发生类似情况，就需要在暴露发生后2小时内服下抗病毒药物，到疾控中心进行职业暴露评估，根据暴露等级不同选择不同的预防方案。“因为工作关系，我基本每三个月就会去抽血检测看是否受感染。”这名医护人员说。（记者许镛）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之五
“站街女”：防艾工作新难点
早上9点就有“站街女”站在巷子里拉客
“站街女”在街边拉客
她们蹲守于城市的某些角落里，时刻寻找着目标。因为特殊的拉客方式，她们常常被冠以“站街女”的称谓。
2010年全国加大扫黄打非力度后，她们从发廊里走出来，站在了街道上从事卖淫活动。警车一来，她们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警车一走，她们又站到街边。因为害怕被抓住，她们即使对防艾工作者也保持着深深的警惕。在艾滋病防治日，玉溪日报记者走近这个群体，了解她们的生存状况及背后的防艾新难题。
“站街女”的生存状况
11月21日晚，记者在一位男性友人的陪同下，将车辆停在红塔区某街道的偏僻处，佯装等人。20时左右，只见一辆汽车放慢速度驶入，一名身穿红色超短裙浓妆艳抹的女人靠了过来，向车内的驾驶员招手：“老板，要不要玩一次，价格很便宜的。”“什么价？”“快餐50元，过夜的话200元，不过要等到12点以后才去，现在去要加钱。”
据记者观察，如果交易谈成，这些女人就会把客人带到附近的出租屋内或同客人离开去指定的地点进行交易。在这条街道两边以及附近灯光偏暗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类似打扮的女人站着或坐在街边巷角。
为更好地了解这个群体的生活，11月22日上午9点，记者以隐蔽采访的方式采访了在红塔区某街道‘站街’的甲小姐。对于自己的过去，甲小姐并未避讳，她告诉记者，她来自四川，今年35岁，从事这个职业已经有4个年头了。
当记者问及这个行业安全套使用情况如何时，她告诉记者，她一般都要求顾客带套的。“我怕得病，为了多赚一点钱得病了划不着。不过听说附近有几个年纪大的，只要加钱不带套也行。”甲小姐说。
记者随后辗转采访到了现在在这条街开旅店、曾经是“鸡头”的张锡明（化名）。据他介绍，这条街区附近的‘站街女’年龄段主要集中在20至45岁。“2010年前这里管得没有这么严，都是由‘鸡头’租一个背一点的铺面，开个美发店，‘小姐’在店里一排一排地坐着就有生意了，每家美发店里少的有五六个‘小姐’，多的有10多个‘小姐’。当时疾控中心的经常来我们这里发些预防艾滋病、性病的宣传材料，还经常组织培训、体检什么的。”张锡明说。
他向记者透露：自2010年全国加大“扫黄打非”力度后，这些铺面就全部关闭了，这些“小姐”就从美发店里走出来，出现在固定的几条街巷的路边和拐角。“她们当中很少有红塔区本地人，主要以湖南、湖北、四川人为主，少数也有玉溪其他县份的，基本上24小时都有人在街边蹲守着。”
“站街女”的客源
从1994年玉溪出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10多年间，玉溪的艾滋病已从血液传播为主发展到性传播为主，且感染者呈现向农村发展、向老龄化发展以及向青少年发展的态势。作为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之一，“站街女”的客源主要是哪些人呢？
“来这儿的客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小的不到20岁，老的六七十岁的都有，有些看着像学生，回头客主要是30到40岁的中年男人，还有那些从农村来玉溪打工的。”与甲小姐一起“站街”的乙小姐告诉记者。
2012年5月，72岁的朱洪（化名）因生病住进了医院，在医院进行体检后确认老人感染了艾滋病。老人没结过婚，是一位五保户，没有吸毒史，当医生问及感染途径时，老人坦承，找过几次“小姐”。
“郭水能（化名）去世的时候是86岁，他是在头一年住院时发现感染了艾滋病。郭水能曾说在老伴去世后，他有过多次性生活，而就在查出艾滋病的前一个月，他都还有过一次性生活。”红塔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如是给记者介绍红塔区年龄最大的感染者郭水能的情况。
“我是被老公感染的，2005年查出来，他去年死了。现在只要一想起他在外面乱来再把病传染给我，我都不想活了。”今年56岁的感染者吴大妈告诉记者。
“一般老年人都是通过性传播感染，而大部分老年人感染艾滋病都是男性有不良性行为，感染了艾滋病后又传染给自己的性伴侣。”红塔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介绍道。
11月16日，玉溪市疾控中心性艾科主任陈良在玉溪老干中心礼堂举行关于老年人性艾滋病的讲座中介绍：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季报显示，50岁以上的老年艾滋病感染者累计报告人数达到21732人，超过全国感染率的12.1%。“这些老年人最显著的特点是丧偶、老伴去照看孙子孙女导致两地分居，以及随着配偶年老失去兴趣。而在选择娼妓时他们往往会去找一些比较低等的暗娼进行性交易，而且由于年纪大，生理功能退化，他们还会要求暗娼提供口交等特殊的性服务。这些特殊的性服务传染艾滋病的概率往往要比普通性交大得多。”陈良说。
“我从事防艾工作20多年，刚开始玉溪的农村是一片净土。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向城市，他们打工挣钱，其中一些人在有生理需要的时候往往都会去找低等暗娼，感染后自己又不知道，回家时又感染了妻子。”陈良告诉记者。
不仅是老年人和农村外出务工者，一些高中生和大学生也是近年来艾滋病感染高发人群。“他们不懂事、年纪小，也比较缺乏防范意识，而且经济条件有限，在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时候，有一小部分人就会去找低等娼妓，而这种经历会让这些孩子受到艾滋病的威胁。”红塔区妇联的工作人员说。
艾滋病防控新难点
据记者了解，目前，这些相对隐蔽、流动性强的低等暗娼正成为艾滋病防控的新难点。
“2010年以前这些暗娼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聚集场所，我们疾控部门对这些场所在防艾方面都会做到全覆盖，无论是组织‘小姐’进行体检、发放防艾宣传材料，还是发放避孕套都一直在开展。这个特殊人群为了自身的安全还是乐于接受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对于她们的防艾工作一直开展得不错，当时这些‘小姐’的艾滋病新增感染率不足1%。”玉溪市疾控中心防艾科主任陈良说。
11月23日晚8点30分，记者同派出所民警驾驶警车来到红塔区某条街道。车刚驶入街口，只见站在街边的女人飕飕飕像风一样，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警车在街上绕了一圈，街边巷角并没有发现“站街女”的踪影。“我们公安部门打击卖淫嫖娼的力度是非常大的，以前这附近有好多美发店都从事卖淫活动。2010年后，这些场所全部被关掉了，店是没有再开起来了，可卖淫情况依然存在。她们站在街边巷角拉客，我们公安人员一来，她们就全消失了，等我们一走，她们又出来了。由于取证难，我们的工作也十分难开展。”这位民警告诉记者。
今年8月中旬，记者曾跟随红塔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到中心城区某酒店的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和防艾宣传材料，1个多小时就把准备的宣传材料和安全套发放完毕。“这些娱乐场所一般都有‘小姐’存在，我们每月会定期发放安全套、宣传资料，开展防艾方面的知识讲座，并且组织人员体检，这些固定场所的防艾工作我们一直开展得不错。”红塔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据该名工作人员介绍，从2010年加强“扫黄打非”后，没有固定场所的“站街女”的防艾工作就变得很难。“因为没有了固定场所，‘站街’的情况就比较突出。她们流动性很大，对疾控中心人员也变得十分抵触，不愿意来参加疾控中心组织的防艾知识讲座及体检。我们定期发放避孕套和防艾宣传资料，她们只要一拿到这些东西，转身就走，根本不愿意和我们过多交流。”
“公安来我们只要躲起来就没事，即使当街被抓到，只要不承认，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乙小姐说。
当问及对疾控部门的看法时，乙小姐说：“我干了好几年了，以前在一个‘妈妈’的店里，也参加过疾控中心组织的防艾培训和体检，现在出来‘站街’了，就没有参加过了。他们的人会来发避孕套及宣传材料，不过我不愿意和他们有过多交流，现在抓得这么紧，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和公安是一伙的。”
“以前疾控中心定期来发避孕套和宣传材料，我们都会拿着，避孕套发给‘小姐’，材料我们会看看，也会给‘小姐’看看。他们通知有体检和讲座的时候，我们也会带着‘小姐’过去参加。现在不行了，自从店关了以后，我和这些‘小姐’就没什么联系了，只知道她们现在很散，我和她们也只是偶尔见面搭个话而已，疾控的人想找到她们还是比较难的。”张锡明说。（记者郑云华）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之六
像对待慢性传染病患者那样对待他们
——来自防艾工作者的心声
李连学在给娱乐场所服务人员抽血检验
从玉溪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开始，防艾工作者的脚步就从未停歇。在“谈艾色变”的社会环境里，作为与艾滋病直接接触的人群，HIV初筛检查、阳性告知、季度随访、CD4检测、行为干预，一个个专业名词见证他们的工作轨迹，却无法呈现他们遭受的艰辛。他们平淡于种种付出，却欣喜于点滴收获。是他们用一颗真诚的心，感动着无数的感染者和病人；也是他们，为消除社会歧视努力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份工作更多的是艰辛
李连学和同事晚上7点到达某娱乐场所，却发现光线暗淡的房间里仅有一张桌子可供操作。一人登记，一人给管子编号并协助李连学穿刺，抽血工作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有条不紊开始。扎皮管、穿刺、松皮管、处理针头，这样的动作一再重复着，没有停歇。很快，李连学头上开始冒汗。有人半开玩笑地“威胁”说：“李医生，你要好好帮我扎的，不然你扎我几次我也扎你几次。”有的感谢他“一针见血”，送他口香糖吃。光线实在昏暗，同事只好用手电筒给他照明。晚上10点，当天的工作终于结束。收拾好50多份血清和材料，还有垃圾，他们便走出此时已音乐震天的会所。
娇小的陈黎跃2007年毕业后在玉溪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控制科工作。作为全市“艾滋病确证实验室”的检测人员之一，目前她和同事一年要对全市16个初筛实验室送检的阳性血清进行HIV确证检测及感染者的CD4检测。此外，她还负责咨询工作。极大部分求询者都是担心性传播的人，他们总是把高危行为的每个细节说出来，生怕有遗漏让医生不好判断。开始，她觉得每天听这些话要疯了，“当时还不习惯，现在已经完全‘脱敏’。干我们这行必须‘脱敏’，不然没法跟高危人群交流，更别提行为干预和健康教育。”曾经因此抑郁的陈黎跃笑着说，与“脱敏”相比，歧视更让人伤心。“那人在得知我做艾滋病检测工作以后，再也不近距离跟我说话，即使我不小心离她近了，她也会一下跳很远，我碰过的东西她再也不碰，有什么事情商量也要隔着两张桌子。不过我现在想开了，那是因为她不了解艾滋病，而消除社会歧视正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从事防艾工作的每个人，几乎都面临职业暴露风险。李连学有伤口的手沾到了病毒血清，陈黎跃进行确证检测时血清溅到脸上，一名护士给感染者抽血时针头戳到手。他们忐忑却依然前行。
用真诚的心去对待他们
因为最早的防艾宣传多为“恐惧性宣传”，图片视觉冲击强烈，加上传染性和“超级癌症”字眼，导致社会大众谈艾色变，充满恐惧和偏见。这也使艾滋病群体产生强烈的戒备心理，使防艾工作者的随访管理工作困难重重。
李连学的手机24小时开机提供咨询。2002年，一名女性感染者想生个孩子。尽管没有先例，他仍然指导并帮助联系医院，从而成功实施了我市第一例母婴阻断手术。术后，李连学又将手术床上的被褥拉去焚烧处理。虽然很累，但看到健康的宝宝和感染者幸福的笑容时，他觉得一切都值了。也是依靠母婴阻断生了一个健康宝宝的肖蓉（化名）记得，当她怀孕后查出HIV阳性时，觉得天塌了，是李连学告诉她可以母婴阻断。之后，李连学帮她联系红塔区妇幼保健院，加上补助的900元，生孩子自己只花了700元钱。“都是托李医生的福，现在娃娃好好的，一样都不愁了。”除了这样的特殊补助外，为了尽可能帮助患者，使他们树立生活的信心，李连学又和同事一起，帮部分家庭困难的人员争取到低保并由他经手发放。一名感染者说，服用免费抗病毒药物，需要辅助药物减轻副作用，这部分得自己承担，常年累积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现在有了低保补助，至少一半的费用有了着落。
红塔区李棋卫生院的杨玲芳说话平和温柔，却将每年片区随访率、CD4检测和配偶检测均保持在100%。据红塔区疾控中心副主任马懿介绍，在这三项日常工作中，最难完成的是配偶检测。因为要感染者配偶参加检测，就意味着必须告知配偶病情。许多人担心家庭破裂，对防艾人员提出的这一要求非常反感和抗拒，甚至不惜持刀威胁。杨玲芳和搭档却以真诚和女性的细致，让当初连地址都不愿填完整的感染者做到了100%配偶检测。杨玲芳说，感染者抗拒很正常，可他（她）一个人扛着压力，对家人说谎也很累，告诉了配偶，如果对方检测后没感染，是幸运；如果感染了，两个人一起努力。她也跟配偶做工作，希望她（他）以家为重，理解并支持对方。正是有了这些努力，有个感染者在她告诉妻子后，开始还怨恨她，随着妻子的理解支持，他最终很感激。
期待社会多一份理解和宽容
早期，因艾滋病感染者多为吸毒和卖淫嫖娼人员，社会开始给这一群体贴上道德标签。如今，艾滋病的流行已从高危人群向大众人群扩散，许多感染者本身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们在承受这一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时，更惧怕的是社会大众的有色眼光。李连学介绍，红塔区最初发现的感染者，吸毒人群占98%，经过禁毒和针具交换，发病率大幅下降，性传播则上升到82%。而对于感染者的歧视，使很多感染者无法对家人启齿，近年来很多感染者基本都是夫妻一对一对发现：一方检出HIV阳性后，配偶来检测均已感染。
在玉溪市第三人民医院的HIV咨询室里，患者来到门口，总会不自觉地看看周围。医生王燕说，有的患者墨镜、帽子全副武装才敢来，尤其在单位工作知识层次高的人群中更为明显。因为社会歧视，患者才会如此谨慎。“生活中有很多比这个更恐怖的传染病，大家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恐惧，就像以前歧视乙肝病人一样。”
邓家国也表示，乙肝的主要传播途径和艾滋病是一样的，都是血液传播、性传播或母婴传播，为什么大家不歧视乙肝却歧视艾滋病呢？其实，艾滋病虽无法治愈却可以治疗，多数感染者通过抗病毒治疗控制CD4，就像高血压病人吃降压药控制血压一样，在他们发病前，都是慢性病人。王燕介绍，患者CD4细胞低于350后，只要坚持进行抗病毒治疗，按时按量服药，三个月CD4细胞数量就能有很大提高，半年后体内病毒不再复制。杨玲芳负责的人员中，甚至有从2000年查出感染后，到现在12年依然保持较高的CD4细胞，身体健康不需要服药的例子。
因为社会歧视和对个人选择的宽容度不够，更多的危险开始潜伏在我们身边。记者采访的两名女性婚后被感染，此前她们根本不知道丈夫有艾滋病，“因为公婆不让他说”。结果，儿子成家立业愿望得以实现，却拿她们的健康做了交换，甚至可能换来一个全家三口或四口人都是艾滋病的结局。这样的家庭，在玉溪还不是个例。一名吸毒感染者，父母和本人都拒绝随访治疗，之后还娶妻生子。没几年，妻子被感染去世。今年中秋节前，他自己也死了，留下个染病的5岁孤儿。“这是个悲剧”，杨玲芳遗憾地说。
社会歧视的另一个危害，是让患者产生报复心理。此前各地媒体有过多次艾滋病人针头戳人报道，虽然大多杯弓蛇影，却印证了这一现象的存在。而随着艾滋病向大众人群的扩散，我们身边可能就有感染者，但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个普通人。他们更加珍惜生活、幸福和健康，渴望社会能像对高血压或糖尿病人一样对待他们，获得尊重、理解和支持。
“如果有一天大家对这个病都释然了，我们也就成功了。”杨玲芳期盼地说。（记者陶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