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是一门学问思维的模式我们如何思维》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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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25天津

作者：【美】安东尼·韦斯顿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东方巴别塔

字数：53千字

导向正确思维的途径还是从思维本身开始，然后从经验中学习如何思维。

前言

第五版按语

导论论证的意义何在

规则1明确前提和结论

规则2理顺思路

规则3从可靠的前提出发

规则4具体简明

规则5立足实据，避免诱导性言论

规则6用语前后一致

规则7孤例不立

规则8例子要有代表性

规则9背景率可能很关键

规则10慎重对待统计数字

规则11考虑反例

规则14寻找可靠的消息人士

规则17善用网络

规则18因果论证始于关联

规则19一种关联可能有多种解释

规则20寻求最有可能的解释

规则21情况有时很复杂

规则22肯定前件式

规则23否定后件式

规则24假言三段论

规则25选言三段论

规则26二难推理

规则27归谬法

规则28多步演绎论证

规则29研究话题

规则30将观点整理为论证

规则31对基本前提进行专门的论证

规则32考虑反对意见

规则33考虑其他解决方法

规则34开门见山

规则35提出明确的主张或建议

规则36论证要遵循提纲

规则37详述并驳斥反对意见

规则38搜集和利用反馈信息

规则39要谦虚一些

规则40打动你的听众

规则41全程在场

规则42设置节点

规则43精简视觉辅助工具

规则44结尾要出彩

规则45堂堂正正

规则46虚心倾听，反为己用

规则47拿出正面观点

规则48由共识起步

规则49要有起码的风度

第一讲重要性

第二讲表达

第三讲理解力

第四讲视域

第五讲过程的形式

第六讲文明的宇宙

第七讲无生命的自然界

第八讲有生命的自然界

第四章结语

第九讲哲学的目的

作者小传新教育的拓荒者

第一章思维的定义

第二章思维训练的必要性

第三章思维训练所需的自然资源

第四章学校教学条件与思维训练

第五章思维训练的手段和目的：心理与逻辑

第六章完整思维行为的分析

第七章系统推理：归纳和演绎

第八章判断：对事实的解释

第九章意义：概念和理解

第十章具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第十一章经验思维和科学思维

第十二章思维活动和思维训练

第十三章语言与思维训练

第十四章思维训练中的观察和信息

第十五章复述和思维训练

第十六章一般性结论

本书简要地介绍了论证之道，只专注于基本要点。我发现，学生和作家常常需要这样一本列有实用提示和具体规则的册子，而不是冗长的介绍和说明。因此，本书围绕具体规则进行编写，举例与注解力图精当，尤重简洁。这不是一本教科书，而是一本规则手册。

这本规则手册同样适用于批判性思维课程。这种课程当然需要大量例子和习题，而市面上也有很多满篇都是例子和习题的教科书了。然而，它们仍然不无缺陷——需要补进去的正是这本规则手册所提供的，将有效的论证结合在一起的简单规则。我们不希望学生在学习了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后，仅仅知道如何驳倒（或者只能做到“驳斥”）某种谬误。批判性思维完全可以具有更大的建设性意义。本书尝试为此提出建议。

时至今日，《论证是一门学问》依然应用广泛，下至高中，上至法学院。校外使用者也不少。世界也依然在变化。为此，本书第五版做出了若干相应调整。最大的变化是新增了最后一章《公共辩论》，少部分是原有规则挪过来的，但大部分是新增的规则。当今的公共辩论实在堪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有很多，但是普及公共辩论中的礼仪和道德应该会有所帮助。规则只有六条，但可能会带来重大改变！

此外，我还与时俱进，打开思路，更新了若干例子。爱因斯坦——再见，碧昂丝请进。第五版比之前要更加鲜活、紧凑、幽默。部分规则起了更上口的名字。我们需要更好的论证内容，也需要更好的论证方式，刻不容缓。因此，读者可能还会觉得第五版显得有些急迫。

本书前版中的若干示例和主题已经转移到《＜论证是一门学问＞实操版》中，以便更充分地加以阐释；最显著的一条就是大卫·休谟对常见上帝存在证明的疑难。从很多方面来看，《＜论证是一门学问＞实操版》是本书的自然延伸，即便你或许并不需要它，我们还是希望各位能了解一下。

到目前为止，为本书各版贡献了想法、建议、疑难的同事、学生、家人、朋友可谓数不胜数。现在，我要特别感谢哈克特出版公司总裁黛博拉·威尔克斯及其优秀的同事。正是因为他们的大力支持和温柔鼓励，《论证是一门学问》及《＜论证是一门学问＞实操版》才得以顺利付梓出版。在此感谢你们！

安东尼·韦斯顿

2017

很多人认为，论证不过是花样翻新地陈述自己的偏见罢了。这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论证让人生厌，毫无意义。在一部词典中，“论证”（argument）的一条释义是“争论”（disputation）。于是，我们有时说两人“haveanargument”，意思其实是“这两个人争论了一番

”。这种用法太常见了。但真正的论证不是这样的。

在本书中，“进行论证”意味着拿出一组理由或证据来支持一个结论。论证不仅仅是表达观点，也不仅仅是争论。论证是用理由去支持某些观点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论证绝非毫无意义；事实上，它意义非常。

论证意义非常，首先因为它是确定哪些观点较为优越的一种方式。并非所有观点都有相同的说服力。有些结论有很好的理由来支撑，有些结论的理由就差得多。但我们往往分不清楚。我们需要对不同的结论给出论证，然后评估论证，看看它们的说服力究竟有多强。

在此处，论证是探究问题的一种方法。例如，一些哲学家和激进主义者认为，工厂化养殖肉畜给动物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因此是不合理、不道德的。他们说得对吗？如果只是看现有的观点，我们未必能作出判断。这涉及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对论证进行探究。例如，我们是否需要对其他物种承担道德义务，抑或是说，只有人类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人类如果不食肉，生活会变得怎样？有些素食主义者寿登耄耋。这是否表明素食更健康？或者，当你想到很多非素食主义者也非常长寿时，这种论证是否就不再有效了？（你还可以追问，是否素食主义者中长寿者的比例更高）或许，实际情况是，健康的人更有可能成为素食主义者，而不是素食主义者更容易身体健康？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考虑，事先谁也不清楚答案是什么。

论证意义非常还有另一个原因。一旦得出有充分合理依据的结论，我们会用论证来阐明、辩护。成功的论证不只是重复结论。它会提出理由和证据，使其他人接受这个结论。例如，如果你确信，我们的确应该改变当下饲养、利用动物的方式，那么你必须通过论证来阐明结论的得出过程。你说服其他人的办法就是：把说服你自己

的理由和证据拿出来。持有与众不同的观点并不是错误。错误在于，除此之外你什么都没有。

通常而言，我们是通过下结论

学会“论证”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会先提出结论——愿望或观点——而不是提出一整套说法予以支撑。有时这是行得通的，至少在我们非常年幼的时候。更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学校可能有帮助，也可能没有。课程要灌输的事实和技能越来越多，很少鼓励学生提出需要自己论证才能解答的问题。的确，美国宪法规定实行选举人团制度——这是事实——但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一个好主意吗？（就此而论，它过去是个好主意吗？无论如何，它存在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的确，很多科学家认为，宇宙中其他地方有生命存在，但是为什么？论据何在？各种答案都能找到理由。最理想的结果是，你不仅了解到了其中的一些理由，还学会了如何衡量其优劣——以及如何独立寻找更多的理由。

更好的事情吗？

本书从最简单的论证出发，继而讨论较详细的论证，最后论述其在议论文与口头陈述中的应用。

第一章至第六章讨论如何构建和评估简论（shortarguments）。简论只是简单地提出理由和证据，通常只有几句话或一个段落。从简论开始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它们很常见，已经融入日常对话。第二，较长的论证通常是对简论的详细说明，或者是将一系列简论连在一起。如果你先学会了做出和评估简论，之后就可以加以扩展，用于文字或口头形式的详论。

从简论开始的第三个原因是，它们不仅是常见论证形式的极佳例证，也显明了论证中的典型谬误。在较长的论证中，挑出论证的要点可能更加困难，发现主要谬误亦然。因此，尽管有些规则在首次提出时似乎显而易见，不值得专门谈，但要记住，这些简单例子会让你受益匪浅。还有另外一些规则，即便在简论中也很难理解。

第七章会教你做详论，先写提纲，然后逐步充实；详论同时，你需要考虑反对意见和其他可能性。第八章深入议论文写作。然后，第九章补充了针对口头陈述的规则，第十章讨论公共辩论的问题。再强调一遍，以上三章都以前六章为基础，因为详论本质上是对前六章讨论的简论进行组合与丰富。但即便你使用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自己写议论文或做口头陈述，也不要直接跳到后面几章。这本书非常短，一口气从头读到尾也不费力；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读到后面几章时就已经熟练掌握了必要的工具。教师可以在学期初让学生阅读前六章，到了写议论文或做口头陈述的时候，再指导他们阅读后面四章。

本书结尾有两个附录。附录一列举了各种谬误：这些使人产生误解的论证是如此迷惑人、如此常见，它们甚至有自己的名字。附录二提供了构建和评估定义的三个规则。在需要使用它们的时候就请使用吧！

论证首先要做的是列举理由，并将它们清晰、合理地组织起来。第一章给出了构建简论的通则，第二章至第六章讨论简论的若干具体类别。

论证的第一步是问你自己，你想证明什么，你的结论是什么？记住，结论是需要你为之给出理由的陈述；而给出这些理由的陈述，就是前提

。

比如，你想要说服朋友（也可以是子女或父母

）多吃豆子。乍看上去，这个主张颇为琐屑，意义不大。但是，先拿它举例子是很合适的——而且，吃饭毕竟很重要啊！现在，你要怎么论证自己的观点呢？

结论已经有了：我们应该多吃豆子。这是你的信念。但为什么呢？你的理由

是什么？为清楚起见，你可能要先自己说一遍

，然后看它们是不是好的

理由。如果你希望别人赞同你的观点，或者改变他们的食谱，拿出好理由自然是必要的。

好了，你的理由是

什么呢？一个主要前提很可能是“豆子有益健康”：与大部分人现在吃的东西相比，豆子含有更高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脂肪和胆固醇含量则更低。因此，适量增加豆子在膳食中的比例有利于延长寿命、保持活力。你不能假定家人、朋友之前已经听过这个理由，或者已经赞同这个理由——最起码，提醒一下总没坏处。

为了提起大家的兴趣，再加一个主要前提也是有益的。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豆子往往代表着单调乏味。于是，你不妨提出，豆子能做出很多美味佳肴。比如，你最喜欢的豆子菜肴可能是辣味黑豆馅玉米饼和鹰嘴豆泥。现在，你有了一个结论清晰、理由充分的论证。

笑话也可以是论证，虽然理由可能看上去很可笑。

在地球上生活可能很艰难，但是你每年都能免费绕太阳一圈呢。

提到苦中作乐的理由，你一般想出“免费绕太阳一圈”这一条。这则笑话的笑点正在于此。但是，它也确实是一条理由：试图证明生活并不总是像看上去那样糟糕。它很搞笑，它也是论证

规则1叫作“明确

前提和结论”。这里的“明确”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含义。一个是“明

”。理由和结论是不同的，必须要明白地分开。免费绕太阳一圈，忍受生活的苦难，两者是截然有异的。前者逻辑上是在先的，它是前提；而后者或许是从前者推出来的东西，它是结论。

弄清楚谁是前提，谁是结论之后，你还要保证一个“确

”字。换句话说，你要确定自己认可前提和结论。确定了才能继续，否则赶快换掉！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

本书为你提供了多种可供套用的论证格式。你可以用它们来构建前提。例如，证明某个概括性结论的合理性时，可查阅第二章。这一章会告诉你，你需要给出一系列例子作为前提；还会论述需要寻找什么样的例子。第六章解释了演绎论证，如果你的结论需要进行这种论证，那么在第六章中列出的规则将告诉你需要什么样的前提。你或许要多试几次，然后才找到恰切的论证。

论证是从理由、证据导向结论的一种运动过程

。但是，与任何运动过程一样，论证既可能干净利落，也可能拖泥带水。你的目标是使论证清晰高效——甚至优雅，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还是拿豆子为例。你现在要把论证写下来，该如何着手呢？我举一个范例：

我们应该多吃豆子。一个理由是豆子有益健康，与大部分人现在吃的东西相比，豆子含有更高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脂肪和胆固醇含量则更低。同时，豆子可以做出很多美味佳肴，比如辣味黑豆馅玉米饼和鹰嘴豆泥。

理顺思路并不容易，尤其是更细节、更复杂的论证。做到一丝不乱是很难的，颠三倒四倒是常事，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想一想辣味黑豆馅玉米饼和鹰嘴豆泥。与大部分人现在吃的东西相比，豆子含有更高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脂肪和胆固醇含量则更低。豆子可以做出很多美味佳肴。我们应该多吃豆子。豆子有益健康。

前提和结论都一样，但顺序变了，而且也省去了能帮助读者搞清谁是前提、谁是结论的标志语和转折词（比如“一个理由是

……”）。于是，整个论证就乱成了一团。用来支持主要前提的例子——比如美味的豆子菜肴——散布于多处，而不是紧贴着它要支持的前提。你得读两遍才能知道结论是什么。不要指望读者们对你会很有耐心。

你应该对论证多做几次调整，直至找到最自然的排列顺序。本书讨论的规则应该会有所帮助。你不仅可以利用这些规则弄明白你需要哪种前提，还可以用它们找到这些前提的最佳排列顺序。

无论你从前提到结论的论证过程多么精彩，如果前提站不住脚，结论也同样站不住脚。

今天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幸福。因此，似乎人类并非为幸福而存在。我们为何要期盼不可寻得之物呢？

这个论证的前提是，“今天世界上没有人真正幸福”。有时候，在某个下雨的午后，或者在某种情绪之下，这几乎是正确的。但问问你自己，这个前提是否真的合理。今天世界上没有人

真正感到幸福吗？从来没有？至少，这个前提需要认真论证一番，而且它很可能是错误的。因此，这个论证无法证明人类并非为幸福而存在，也不能证明你我不应该期盼幸福。

）。如果你发现，前提得到的论证并不充分

，那么你显然就需要试试其他的前提！

错误：

有规律地比大部分同胞更早就寝，并更早起床，有利于强健体魄，维持良好的财务状况，获得易于得到他人尊重的思维判断能力。

正确：

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有和聪明。

“错误”版本或许有点夸大其词（是吗

？），不过也不是看不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韵脚和节奏当然很好，但最重要的还是简明扼要。

给出实际的理由，不能只有诱导性言论。

美国把曾经引以为豪的旅客列车湮没在历史的暗角，这是多么不光彩！为了荣誉，必须恢复旅客列车！

这段论证的意图是恢复（更多的）旅客铁路服务。但它没有为这个结论提供丝毫的证据，只是一些感情色彩强烈的辞藻——陈词滥调，就像开启了复读机模式的政客。旅客列车是因为“美国”做了或没有做某些事而被历史“湮没”的吗？这有何“不光彩”之处？毕竟很多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事物已经过时了——我们没有责任将它们全部恢复。说美国“为了荣誉，必须”这么做是什么意思？是否有人做了什么承诺，然后又违背了这些承诺？是谁做的承诺？

关于恢复旅客铁路服务的问题，可说的有很多，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代，公路建设的环境和经济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问题是，这段论证没有说这些。它试图用辞藻的感召力解决一切问题，结果却是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原地踏步。当然，有时候诱导性的言辞也能打动读者，甚至在不应该打动的时候——但请记住，在这里，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的、具体的证据。

同样，不要为了让自己的论证显得更好一些，而去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形容对立的观点。通常，人们支持某种观点都是认真的、发自内心的。试着分析他们的观点——尝试理解他们的理据

——即便你完全不同意。例如，对一项新技术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可能并不赞同“回到山洞里生活”。（那么他们

赞同

什么？或许你需要问一下

）同样，一个信奉进化论的人也并没有宣称她的祖父母是猴子。（同理：她

相信

什么

？）一般说来，如果你无法想象为何有人会坚信你所驳斥的那种观点，那么你很可能还没有理解它。

简论通常只有一个主题或一条线索，各步论述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因此，要清楚地表达这个观点，用词要精挑细选，各步之间应该保持一致。

《英文写作指南》是一本经典写作教材，作者是E.B.怀特和小威廉·斯特伦克。书中以耶稣著名的“三种有福之人”为例说明了排比这种修辞。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这三句话的格式是“X的人有福了，因为Y”。每一句的结构和用词都是完全相同的，而没有哪一句改写成“另外，因为Y的原因，X将获得福报”之类的样式。

你的论证也应该如此。

学习照料宠物的过程，就是学习照料一个依附于你的生物的过程。当小猫小狗需要你的时候，认真观察和回应，发现需求并相应调整行为的技能对照料子女也有好处。因此，学会认真饲养家畜也能够提高你的家庭抚养技能。

看不懂？每句话都挺清楚的，但句与句之间缺乏联系，让人感觉陷入了丛林——丛林固然不错，但太密的话，可就不好走路了。（别忘了，论证是一种

运动

过程

！）

学习照料宠物的过程，就是学习照料一个依附于你的生物的过程；而学习照料一个依附于你的生物的过程，就是学习如何成为好父母的过程。因此，学习照料宠物的过程，就是学习如何成为好父母的过程。

“正确”版本或许文采稍逊，但却清楚明白地将思想表达出来，这是值得的。诀窍其实很简单：“错误”版本中的关键术语不统一，比如前提里面还在讲“学习照料宠物”，到了结论里就是“认真饲养家畜”了；而“正确”版本在关键术语上严格保持了统一。

如果你想要有文采——当然，文采有时是必要的——那也不要追求花哨，而要尽量紧凑。

简洁版：

学习照料宠物的过程，就是学习照料一个依附于你的生物的过程，因此也是学习如何成为好父母的过程

有些论证通过一个或多个例子进行概括。

古时，女性结婚非常早。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甚至还不满十四岁。在中世纪，十三岁是犹太女性通常的结婚年龄。在罗马帝国时期，很多

罗马女性在十三岁或者更早就结婚了。

这个论证用三个例子——朱丽叶、中世纪的犹太女性、罗马帝国时期的罗马女性——概括“很多

”，或者大多数古代女性。为了清晰展示该论证的形式，我们可以把这些前提分别列出来，把结论放在“底行”：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朱丽叶甚至还不满十四岁。

中世纪的犹太女性通常在十三岁结婚。

罗马帝国时期，很多罗马女性在十三岁或者更早就结婚了。

因此，古代女性结婚非常早。

当我们需要考察简论的实际效力时，将其改写为这种形式是很有用的。

在何种情况下，这种前提才能充分支持概括性结论呢？

当然，一个要求是准确。别忘了规则3：从可靠的前提出发！如果朱丽叶不是

十四岁左右，或者，如果大多数罗马或犹太女性不是

在十三岁或更早结婚，那么该论证的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如果所有这些前提都得不到证明，那它就根本算不上一个论证了。为了验证论证中的例子，或者寻找好的例子，你可能需要做些调查。

假设这些例子是

准确的，即便如此，做概括时也需要谨慎。在评估举例论证时，你可以凭借本章列出的规则逐一检验。

我们有时会出于说明

的目的，而只举一个例子。朱丽叶的例子或许能为早婚做一说明。但要想做概括性的论断，孤例几乎毫无帮助

。朱丽叶也许只是个例外。一位亿万富翁不幸福，并不能证明有钱人普遍不幸福。我们需要不止一个例子。

太阳能应用广泛。

因此，可再生能源应用广泛。

太阳能是一种

可再生能源，但也只是一种而已。其他的种类呢？

水力发电应用广泛。

风力发电曾经应用广泛，目前应用正越来越广泛。

这个“正确”的版本可能依然不完善（规则11会回到这个例子

），但它显然远比“错误”版本说得通。

在对少数事物进行概括时，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应该考虑到所有，或者至少大多数个体。例如，在对你的兄弟姐妹进行概括时，应该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全部考虑进去；对太阳系所有行星也应如此。

对大量事物进行概括时则需要提取样本

。我们当然无法列举出历史上所有早婚的女性。然而，我们在论证时必须用某些女性作为其余女性的样本。需要的样本量部分取决于样本的代表性，下一条规则将谈到这个问题。此外，它还取决于被概括事物的规模大小。通常，规模越大，需要的例子就越多。证明与你同一座城市的人都很了不起，要比证明你的朋友都很了不起需要更多的证据。有的时候，两三个例子就足以证明你的朋友都很了不起；当然，这要看你有多少个朋友。但是，除非你所在的城市小得可怜，否则，你需要拿出很多例子才能证明跟你同一座城市的人都很了不起。

即便有大量的例子，可能还是无法恰当地代表被概括的事物。比如，虫子都咬人吗？当然，我们能想到很多咬人的虫子，比如蚊子和黑蝇。我们一上来就会想到它们。毕竟我们都被它们叮过！要想记起有多少种不

咬人的虫子，我们可能要去看生物教材或者优质的网上资料才行。其实，大部分虫子——蛾子、螳螂、瓢虫（大部分甲虫

）等——都是不咬人的。

同理，大量列举古罗马女性对证明所有女性有何种特征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古罗马女性不一定能代表其他女性。这个论证还需要考虑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女性。

我们很容易忽视一点：我们通过个人经验获得的“样本”往往是缺乏

代表性，甚至完全没有代表性的。实际上，真正掌握代表性人群样本的人可谓凤毛麟角。然而，我们总是在概括其他人的整体特征，大谈所谓“人性”，甚至对本市的下一届选举结果也是一样。

我的邻居们都支持办学债券。因此，办学债券一定会通过的。

这个论证说服力不强，因为一个居民区很难代表全体选民。某个富人区支持的候选人可能受其他区所有人厌恶；在大学城学生选区赢得多数票的候选人通常在其他地方表现不佳。此外，即便是街坊邻居，我们也很少能找到有关其整体偏好的最佳证据。那些急于把自身政治偏好公之于众的人很可能无法代表整个居民区的意见。

对“办学债券一定会通过的”的好

一般说来，你在概括某一群体时应寻找一个最准确的截面数据。如果你想知道学生对大学课程设置的看法，你在概括时就不能仅靠熟人，或者自己课上学生的意见。除非你认识各种各样的人，上各种各样的课程，否则，你的个人“样本”就不大可能准确地反映整个学生群体。同样，如果你想知道其他国家的人怎样看待美国，你就不能只问外国游客——因为他们是主动选择来这里的。仔细研究各类境外媒体会使你的调查结果更具代表性。

为了让你相信我是一流的射手，只让你看到我射中了一次靶心是不够的。你应该（当然，要礼貌些）问：“不错，但你有多少次没射中呢？”一箭命中靶心，与射一千支箭才命中一次有天壤之别，尽管两种情况下，我都亲手射中了一次靶心。你需要更多的数据。

里昂的星运走势告诉他，他将遇见一位活泼的新朋友。你瞧！他真的遇见了！所以说，星运走势是可信的。

这个例子可能有点夸张，但问题在于，我们看到的只是星运走势某一次应验的例子。为了对这个证据进行恰当的评估，我们还需要知道其他信息：有多少星运走势没有

应验。当我在课堂上进行调查时，二三十个学生中一般能有一两个“里昂”，剩下的19个或29个人的星运走势一点都不准。不过，二三十次才对了一次，这很难称得上是可信的预测——只是偶尔运气好罢了。尽管这种预测有时非常成功，像我的箭术一样，但成功的概率

或许还是微乎其微。

因此，要评估使用生动例子的论证是否可信，我们需要知道，比如，“命中”数与“射击”数的比例，这又是代表性的问题。除了所举的例子没有其他的例子吗？这种概率是高还是低？

这条规则的应用范围很广。今天有许多人害怕犯罪，或者经常看鲨鱼吃人、恐怖分子等暴力事件的故事。当然了，这些事情都很可怕，但是它们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的概率——比如被鲨鱼吃掉的概率

——都是非常低的。

——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我们往往对几十万没中奖的人视而不见，却只看那一个或几个中了大奖的人。于是，我们大大高估了背景概率，想象着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幸运儿。省点钱吧，朋友们。背景概率才是最重要的！

数字本身什么也证明不了！有些人看到论证中使用了数字——任何数字——然后便断定它是一个好的论证。统计数字似乎能给人一种权威、确切的感觉（你知道吗？88%的医生表示赞同

）。然而实际上，像其他任何类型的证据一样，数字也需要批判性地看待。别把你的大脑“关机”！

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指责个别盛产体育人才的大学剥削学生运动员，说这些学生一旦失去参赛资格就被迫退学。如今，大学生运动员的毕业率提高了。目前，在很多学校中，50%以上的学生运动员都能毕业。

50%是吗？好高啊！但这个乍看很有说服力的数字，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有用。

这个论证确实给出了毕业率。但我们有必要知道，“50%以上”的毕业率与同一批学校的整体

毕业率相比是高还是低。如果前者过低，那么学生运动员可能仍然受到了剥削。

最重要的是，这个论证并未给出理由来说明，大学生运动员毕业率的确在上升

，因为它根本没有与之前毕业率进行比较！结论认为，目前的毕业率“提高了”，但在不知道之前毕业率的情况下，不可能证明这一点。

。校园内汽车被盗事件数量可能翻了一番，但如果原来有一辆车被盗，如今有两辆，那也没必要过于担心。

另一个使用统计数字时容易犯的错误是过于精确

：

这所学校每年要浪费412067个纸杯和塑料杯。是时候改用非一次性水杯了！

我完全赞成杜绝浪费，我也确信校园浪费现象非常严重。但没有人知道具体浪费了多少只水杯，也不可能每年数字都一样。这里，精确的表象夸大了证据的权威性。

另外，还要当心容易受人为操纵的数字。民意测验机构非常清楚，提问方式能够影响答案。比如说，时至今日，我们甚至还能看到一些“民意测验”提出诱导性问题（如果你发现她是个骗子，你会不会改变选择？

），试图使人们改变对一名政治候选人的看法。同样，很多看起来“确凿”的统计数字实际上是以猜测或推测为基础，例如半合法或非法活动的统计数字。由于人们都极不情愿透露或报告吸毒、暗中交易、雇用非法移民等活动，对任何关于此类活动如何泛滥的大胆概括都要谨慎对待。

再举个例子：

是的，到2040年，他们每天要看36个小时呢。这些案例中的推测在数学上完全成立，但过了某个界限之后，它就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了。

反例是与你的概括相矛盾的例证。蛮刺耳的——或许吧。但事实上，如果你在概括的时候能及时、有效地利用反例，它们就能成为你最好的帮手。例外不能“证明规律”——恰恰相反，它们有可能证明规律是错

的——但是，例外可以激发，也应该激发我们去完善

规律。要有目的、有系统地寻找反例。这是帮助你严谨概括、深入研究的最佳方式。

再次思考下面这个论证：

当然，这里举出的例子能表明许多

可再生能源——太阳能、水能、风能——应用广泛。但是，如果你不只是找正面例子，而是开始寻找反例，那或许就会发现这个论证有点以偏概全。

所有

可再生能源的应用都很广泛吗？查一查“可再生能源”的定义，你会发现潮汐能、地热能等其他种类。不论如何，这些种类的可再生能源应用并不广泛。比如，它们不是处处都有，而且即使有，开发难度可能也很大。

当你想到了反例时，概括性结论就可能要做调整。比如，假如上面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论证是你做出的，你或许就可以将结论改为“许多形式的

可再生能源应用广泛”。你的论证仍然基本有效，同时承认某些部分存在局限和改进的空间。

反例有助于思考的深入，发现你真正想说的内容。比如，你做出上述论证可能是为了说明：常用的非可再生能源有现成可用的替代品。如果这就是你的目标，那么你并不一定要主张所有

可再生能源都应用广泛，而只要说明有些

可再生能源应用广泛就够了。你甚至可以主张，我们应当发展现在应用尚不广泛的可再生能源。

另一种可能性是，你真正想说的不是每一种可再生能源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或者有潜力得到广泛应用，而是每一个（或者绝大部分？

）地方都至少有某些可再生能源，虽然各地的能源种类会有差异。它与先前的主张差别很大，而且更巧妙，为进一步思考提供了空间。（这个论证会不会也有反例呢？请读者自行思考

）

除了评估自己的论证，当你评估他人的论证时，你也要思考反例。问一问，他们

的结论是否需要修改和限定，或者是否需要更加细密地反思一番。规则既适用于别人的论证，也适用于你自己的论证。唯一的区别在于，你有机会亲自纠正自己以偏概全的地方。

规则7（“孤例不立”）有一种情况例外。与通过堆砌例证来支持概论不同，类比论证可以从一个具体例子推导出另一个，理由是两者在很多方面相似，所以两者在另一个方面同样相似。

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是苏联宇航员，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她有一句著名的妙语：

既然俄国女人能在铁路上干活，她们怎么就不能上太空呢？

捷列什科娃通过女铁路工人的例子想要说明，俄国的女人在体力技术、爱岗爱国方面都不输于男性。因此，女人同样可以成为优秀的宇航员。这个论证展开以后是这样的：

俄国女人已经证明自己是优秀的铁路工人。

当铁路工人与当宇航员是类似的（因为两者对体力和技术都有很高的要求）。

因此，女人也能成为优秀的宇航员。

请注意第二个前提里的“类似”。当一个论证强调两种情况相似时，它很可能就是类比论证。

怎么看类比论证好不好呢？

第一个前提是用来打比方的。请牢记规则3：从真实前提出发。比如，如果俄国女人

没有证明自己是优秀的铁路工人，那么捷列什科娃的论证就不成立了。

第二个前提要说明的是，第一个论证中的例子与结论中要得出的例子是相似

的。这个前提的好坏要看两个例子的相似程度。

两者不需要处处

的方面相似即可。捷列什科娃这里主要谈的似乎是技术能力和耐力、体力。宇航员和铁路工人确实在这两方面的要求都比较高。

所以，捷列什科娃的类比是部分成立的，尤其是在她那个年代；虽然放到现在的话，说服力要打些折扣。但是，现在也有许多成功的女性宇航员，所以这个类比未必就过时了。

还有一个惊人的例子。

昨天，美国奥吉布瓦人首领亚当·诺德韦尔在罗马打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他是从加利福尼亚出发的，当他身着部落服装走下飞机的时候，他代表美国印第安人宣布，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他凭借“发现权”占领意大利。他说：“我宣布，今天是意大利发现日。哥伦布有什么权利发现美洲？当地居民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千年。既然如此，我现在也有同样的权利来到意大利，并宣布，我发现了你们的国家。”诺德韦尔的意思是，至少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他自己“发现”意大利与哥伦布“发现”美洲是类似

的：两人都宣布对一个当地人已经生活了很多个世纪的国家拥有主权。因此，诺德韦尔坚持认为，哥伦布有什么样的“权利”宣称对美洲拥有主权，他就有同样的“权利”宣称对意大利拥有主权。不过，诺德韦尔当然没有任何权利宣称对意大利拥有主权。因此，哥伦布也没有任何权利宣称对美洲拥有主权。

诺德韦尔没有任何权利代表另一个民族宣称对意大利拥有主权，更别提什么“发现权”了（因为当地人已经在意大利生活了很多个世纪）。

哥伦布凭借“发现权”宣称对美洲拥有主权，与诺德韦尔宣称对意大利拥有主权类似

（美洲土著也在当地生活了很多个世纪）。

因此，哥伦布没有任何权利代表另一个民族宣称对美洲拥有主权，更别提什么“发现权”了。

诺德韦尔的类比是否成立呢？显然，20世纪的意大利与15世纪的美洲并非完全相似。在20世纪，每个小学生都听说过意大利；而在15世纪，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美洲。诺德韦尔不是探险家，商业飞机航班也不是“圣马利亚”号。但这些不同之处与诺德韦尔的类比无关。诺德韦尔只是想提醒我们，当一个国家已经有人居住时，宣称对它拥有主权是毫无道理的。不管是否全世界的小学生都知道这片土地，也无论“发现者”是如何抵达的，这些都不重要。更恰当的反应或许应该是尝试建立外交关系。就像如果我们今天刚刚发现意大利这片土地和意大利人民的话，我们所要做的那样。这才

是诺德韦尔表达的重点，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类比论证十分出色（也让人不安）。

没有人能通过亲身体验一切有待了解的事情来成为专家。我们自己不曾在古代生活过，因此无法亲自了解当时的女性一般在多大年纪结婚。很少有人具备足够经验来判断什么样的汽车在事故中是最安全的。对于斯里兰卡，或者州议会，甚至是本国普普通通的教室或者街角，我们都无法亲自了解那里真正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其他人——比我们条件更优越的人或者组织、调查结果，或者参考资料——来告知与这个世界有关的、我们需要了解的大量信息。我们会给出这样的论证：

因此，Y是真的。

例如：

奥伯雷·德格雷博士说，人类最多能活1000年。

因此，人类最多能活1000年。

我从书中得知，在有些文化里，梳妆打扮基本上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

卡萝尔·贝克威斯在《尼日尔的沃达贝人》（《国家地理杂志》，1983年10月刊）中报告说，在沃达贝部落等西非富拉尼族内部，梳妆打扮基本上是男人的事。

当消息人士的资质并非显而易见的时候，论证者必须做简短的介绍。奥伯雷·德格雷博士说，人类最多可以活1000年。那好，这个奥伯雷·德格雷博士是谁？我们为什么应该相信他？答案是，他是一名老年病医学专家，提出了多种详尽的衰老成因理论（他认为，衰老

并非

不可避免

）和若干预防衰老的措施，在《线粒体自由基衰老理论》（TheMitochondrialFreeRadicalTheoryofAging,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等专著中进行了长篇阐述。2000年，他凭借《线粒体自由基衰老理论》一书获得了剑桥大学颁发的生物学博士学位。这样

一个人物说人类最多能活1000年——乍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那就不是外行随便说说而已了。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他的看法。

当你解释你的消息人士的资质时，你还可以给论证加入更多的证据。

注意，可靠的消息人士并不一定要符合“权威人士”的传统定义；反过来，传统意义上的“权威人士”也未必可靠。例如，如果你想调查大学，最具权威性的就是学生，而不是校方管理人员或招生办的人，因为只有学生了解真实的校园生活。（你只要确保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就行了

还要注意，某一领域的权威人士并不一定在他们发表过意见的任何领域都是权威。

碧昂丝是素食主义者。因此，素食是最好的饮食方式。

碧昂丝或许是一名优秀的演艺界人士，但并非饮食专家。（另外，我们也不清楚她

是不是

素食主义者

）同理，“博士”只不过是在某个专门领域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已，并不意味着在任何主题上都有专业资质。

有时我们必须依靠的这些消息人士，他们比我们知道得多，但也有各种各样的局限。例如，战场上或者政治审判中发生了什么，一家企业或者部委内部发生了什么，我们所能获得的最佳信息也是残缺不全的，是经过了记者、国际人权组织、公司监督部门等过滤的。如果你必须依靠这种有潜在缺陷的消息人士，你就应该承认这一点。让你的读者或听众决定，这种不完美的权威是否胜于没有任何权威。

言论，我们接受其的唯一原因可能是，它们是权威的（例如，当贝克威斯谈起她的某些经历时，我们必须相信她

在争端中，牵涉利益最大的一方往往不是最佳的消息人士。有时，他们甚至可能会说谎。在刑事审判中，被指控方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做无罪推定的，但即便他们自称无罪，我们在没有第三方证人证实之前也很少完全相信。

然而，愿意说出自己所看到的真相有时也是不够的。人们亲眼所见的真相仍可能有失公平。我们倾向于看到自己期待看到的东西。我们会注意、牢记、传递那些支持自身观点的信息，但当我们发现证据于己不利的时候，可能就没这么兴奋了。

因此，我们要寻找公正的消息人士：当前问题不牵涉自身利益，并且把准确性视为首要或重要标准的个人或组织，例如大学里的（某些

）科学家或者统计资料数据库。要想获得某个重大公共议题的最准确信息，就不能只听信政客和利益集团的一面

汽车经销商建议我花300美元给汽车涂防锈材料。他应该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我觉得最好照办。

他很可能确实

《消费者报告》里引用专家的说法，由于制造技术的改进，当代汽车几乎不存在生锈问题。他的建议是，我们不需要购买经销商提供的防锈涂料（《消费者报告》，《留心汽车经销商的伎俩》，2017年2月2日；另见萨米·哈吉-阿萨德的《新车应该上防锈涂料吗？》，2013年3月21日）。

在政治问题上，尤其是分歧主要在于统计数字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去看独立的政府部门（如人口普查局

）；你要查出来。确保你对证据的引用是正确的，而不是断章取义，并进一步查找可能有用的信息。

权威观点往往

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多方核实有时会表明：专家内部在某个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保留自己的判断。如果权威尚且如履薄冰，你就更不要往冰面上跳了。看一看你能否从其他角度进行论证——或者重新考虑结论的合理性。

那么，奥伯雷·德格雷呢？还有长寿千年的希望？好吧，多方核实后发现，人们普遍认为德格雷的书写得不错，他的研究也值得深入，但很少有人被他说服。很多人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他不代表主流意见。长生不老或许很有吸引力，但你也不要抱太大希望。

在重大议题上，只要你做足功课，很可能会发现一定的

）。

争议背后的推手似乎是意识形态，而非真凭实据或专业判断。你不妨先了解一下表面存在的争议，然后再决定是否要认真对待。

在互联网上，最卑劣可恶的观点也能打扮出一副合情合理甚至权威专业的样子。最起码，学术出版机构和大部分公立图书馆会查验出版收录书籍等资料的可靠性和语言风格。互联网至今却仍然是“狂野西部”，根本无人查验。你只能靠自己了。

哪里？很多网站在这一条上都说不清楚——红灯亮了。消息人士可靠吗？（规则14）

公正吗？（规则15）

这些网站是不是在推销某种观点，或者操纵你对某个议题的看法？他们的伎俩包括夹带私货（规则5）

、采用缺乏代表性的数据（规则8）

、非主流或虚假“专家”意见（规则14和16）

等。你最起码要多方查验，看看其他与之没有关联的网站怎么说（规则16）

善用者还会深度挖掘信息，而非停留在一般搜索的层次上。搜索引擎是搜不到“一切信息”的——差得远呢。实际上，不管是哪一个主题，最可靠、最详尽的资料往往存放在数据库或其他学术资源中，普通搜索引擎根本触及不到。你可能需要密码才能看，去问问老师或图书管理员吧。

（别忘了规则9！）

是很低的，甚至比《大英百科全书》还要低！善用者当然也明白，直接引用维基百科（其他百科一般也不行）

每个引用源都是一群有局限、有偏见的人写出来的，有的坦承存在不足，有的则没有。能够快速修正至少与避免偏见、错误同等重要，而维基百科在这方面无可匹敌。随意增删几分钟内就能改回来。每一处改动都有记录并附带说明（参见各页面的“查看历史”标签），有时还会引发热烈讨论（参见各页面的“讨论”标签）。还有哪一个引用源有如此强的透明度和自我修正能力？善用互联网的用户们不妨加入改进维基百科的行列！

你知道吗，坐在教室前排的学生往往成绩更好？已婚的人一般要比未婚的人更幸福？与此相对，财富似乎与幸福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人生“最美好的事物是自由”这种说法可能终究是正确的。如果你无论如何还是想拥有财富的话，你或许会对这个结论感兴趣，即抱有“我能行”态度的人往往更富有。所以，调整自己的态度吧，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讨论因果论证，也就是何种原因导致何种结果。这种论证常常至关重要。有利的结果我们想要增加，不利的结果我们要预防，而更通常的情况是，我们想要分清利弊。关于原因的论证自然同样要小心严谨。

因果论证的证据通常是两起事件或两类事件之间的一种关联

——有规律的联系：课程分数高低与坐在教室前后；已婚与否与是否幸福；失业率与犯罪率；等等。因此，这种论证的一般形式：

事件或条件E1

与事件或条件E2

之间存在有规律的联系

因此，事件或条件E1

导致

事件或条件E2

也就是说，因为

E1

以这种方式与E2

产生有规律性的联系，我们得出结论，E1

导致E2

。例如：

做冥想的人往往心境更平和。

因此，冥想会让你心境平和。

不同趋势之间也可能有关联。例如，我们注意到，电视节目中暴力内容增多与现实世界中暴力行为增多有关联。

电视节目中有关暴力行为、麻木不仁和腐化堕落的描述越来越多——而社会也正变得越来越暴力、麻木和堕落。

因此，电视正在摧毁我们的道德。

减少

有关联

）也可能意味着因果关系。例如，有些研究将维生素摄入量的增加与健康状况下降关联起来，这意味着，维生素可能（有时）

是有害的。同理，无

关联可能意味着不存在

因果关系。例如，我们发现，幸福和财富没有关联，因此得出结论，金钱并不能带来幸福。

用关联性论证因果关系常常是很有说服力的。然而，这类论证总是有一种系统性的困难。问题很简单：任何关联都可能有不止一种解释

。我们单从关联本身常常弄不清楚如何最好地解释潜在的因果关系。

第一，有些关联或许只是巧合。举个例子。2012年，西雅图海鹰队与丹佛野马队都打入了超级碗联赛；同年，西雅图和丹佛所在的州也都通过了大麻合法化——而这两个事件之间不可能有现实的关联。

第二，即便确实存在联系，仅凭关联本身也无法证明因果方向。如果E1

与E2

有关联，那么或许是E1

导致了E2

——但也可能是E2

导致E1

。例如，尽管（一般说来

）抱有“我能行”态度的人更富裕，但这种态度未必就显然导致了财富。实际上，反过来说似乎更有道理：拥有财富会使人产生这种态度。当你已经成功的时候，你就更容易相信成功的可能性。所以说，虽然财富和态度或许有关联，但如果你想变得富有，光是改变态度很可能没多大用处。

同样，心境更平和的人往往更容易做冥想，而非冥想让人心境平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导致有人认为电视节目“正在摧毁我们的道德”的关联也可能表明，我们的道德正在摧毁电视节目（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不断增多的暴力行为正导致电视节目中暴力的描述越来越多）。

或许

有关联，但可能E1

没有导致E2

，或者E2

也没有导致E1

，而是两者之外的某个事件——比如E3

——同时导致了E1

和E2

。例如，坐在教室前排的学生往往成绩更好，这个事实或许既不能

说明坐在前排能获得好成绩，也不能

说明成绩好会让学生坐到前排。更有可能的是，一部分学生有志学业，而这既

让他们坐在教室前排，又

使他们获得了好成绩。

最后，起作用的原因可能不止一个，很复杂，而且同时朝着多个不同方向发挥影响。例如，电视中的暴力内容确实反映了社会更加暴力的状况，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推动了暴力状况的恶化。很可能还存在其他潜在的原因，如传统价值观的瓦解、健康休闲方式的缺失等。

由于一种关联通常可能有多种解释，基于关联的有效论证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找到可能性最大

的那种解释。

首先，把缺失环节补全。也就是说，讲清楚每种潜在解释的合理之处。

独立电影人的作品往往比大工作室的作品更有创造力。因此，独立性导致他们更有创造性。

关联确实是存在的，但结论却有些突兀了。真正的关联在哪里？

独立电影人的作品往往比大工作室的作品更有创造力。独立电影人受工作室控制较少，能够更自由地尝试新事物，适应更差异化的观众，这种看法是合理的。而且，独立电影人的资金投入一般也较少，能够承受实验性作品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风险。因此，独立性导致他们更有创造力。

试着用这种方法补全缺失环节，不仅要对你偏好的解释，其他解释也要同等对待。比如，维生素摄入过量与健康状况恶化之间的关联。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维生素确实导致了健康状况恶化，或者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有些维生素（或者过量摄入

）对于某些人来说不是好事。然而，另一种可能即使是，健康状况糟糕或正在恶化的人或许正在不断使用维生素，希望身体会好起来。实际上，至少乍看起来，第二种解释同样说得通，甚至还更有道理些。

你需要更多信息才能判定哪种解释最适用于这一关联。具体说来，有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某些

？）维生素有时可能对人体有害？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害处可能有多大？如果几乎找不到任何直接、具体的证据证明其有害，尤其是用量适当的情况下，那么可能性更大的解释就是，健康恶化导致维生素用量增加，而不是维生素用量增加导致健康恶化。

再举个例子。婚姻和幸福有关联（依然是看平均状况）

，但这是因为婚姻使你更幸福呢，还是因为幸福感更高的人往往在缔结和维持婚姻方面更加成功？补全这两个解释的缺失环节，然后加以反思。

显然，婚姻使人相互陪伴、相互支持，这可以解释婚姻如何会使人更加幸福。反过来，也可能是有幸福感的人更善于缔结和维持婚姻。然而，在我看来，第二种解释似乎不大说得通。幸福感可能使你成为更有吸引力的伴侣，但也可能不会——它或许会让你更以自我为中心。此外，我们并不清楚幸福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你成为更加忠诚、更加默契的伴侣。我偏好第一种解释。

注意，可能性最大的解释很少诉诸阴谋论或超自然力量。当然，百慕大三角可能的确有鬼神出没，并导致船只和飞机消失。但这种解释远不如另一种简单而自然的解释说得通：百慕大三角是世界上交通最繁忙的海域，当地的热带气候变化无常，有时十分恶劣。此外，人们确实倾向于对鬼怪故事大加渲染，所以，那些被无数人重复过的、耸人听闻的描述并不是最可靠的。

同样，尽管人们紧紧盯住某些重大事件（如肯尼迪遇刺事件、“9·11”事件

）中的一些矛盾和古怪之处，以此证明阴谋论的合理性，但与正常的解释相比，无论后者多么不完整，前者通常会留下更多没有说清楚的地方。（例如，为什么每一种看似成理的阴谋论都采取

这种特殊的形式

？）不要假定任何稍显怪异之处的背后都是邪恶力量。解释清楚基本事实已经很难了，而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去钻牛角尖，非要把所有细节讲出个道理。

很多幸福的人并未结婚，也有很多已婚的人不幸福，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一般而言，婚姻对幸福没有任何影响。只不过幸福与否还有其他许多原因罢了（结婚与否亦然），单单一处关联绝非全貌。在这些情况中，问题在于各个原因的相对重要性。

如果你（或者其他人

）声称E1

，那么它并不一定就是“E1

通常不导致E2

”或者“其他某个原因有时也会导致E2

”的反例。它只是说，E1

通常

会导致E2

，而其他原因导致E2

的概率较小，或者说，E1

是导致E2

的主要原因

之一，尽管导致E2

可能有多个原因，主要原因可能也不止一个。有人从不吸烟，但仍得了肺癌；有的人每天吸三包烟，却从未患上肺癌。两种结果都能引起医学界的兴趣和重视，但事实仍然是，吸烟是肺癌的主要诱因。

多个不同的原因可能导致一个整体的结果。例如，尽管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有些原因是自然引起的——例如太阳亮度的变化——这个事实并不能说明，人类因素因此就没有任何影响。这个因果关系同样是复杂的。很多因素在起作用。（确实，如果太阳

也

加剧了全球变暖，人类就更有理由少做让全球变暖的事情了

另外，“互为因果”也是可能存在的。独立电影人的独立性或许导致他们富有创造力；但反过来看，有创造力的电影人可能从一开始就会追求独立，从而进一步提高创造力，如此往复。还有的人可能既

追求独立性，也

追求创造力，因为他们不喜欢压力大的生活状态，或者有一个不能卖给大工作室的宏伟设想。情况是很复杂的……

请思考下面这个论证：

如果象棋比赛中没有运气的成分，那么下象棋就是一种纯靠技术取胜的游戏。

象棋比赛中没有运气的成分。

因此，下象棋是一种纯靠技术取胜的游戏。

假设这个论证的前提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如果

下象棋中没有运气的成分，那么下象棋就真的

是一种纯靠技术取胜的游戏——假设下象棋中确实没有运气成分的话。你可以据此非常自信地得出结论：下象棋是一种纯靠技术取胜的游戏。你不可能承认前提而否认其结论。

这类论证叫作演绎论证

。也就是说，（正确）演绎论证的形式是这样的：如果其前提正确，那么结论也必定正确。正确的演绎论证叫作逻辑有效

的论证（validargument）。

演绎论证与我们之前探讨过的论证不同。后者即使有多个正确前提，也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尽管正确的可能性很大）。在非演绎论证中，结论不可避免地会超出前提本身——例证、权威等论证手段的意义正在于此——而逻辑有效的演绎论证只是把已经包含在前提中的东西揭示出来，虽然我们可能直到最后才清楚结论是什么。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同样无法永远保证前提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对现实生活中演绎论证的结论仍然要保留一点（有时是很大的

）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说服力很强的前提，那么演绎论证的形式是非常有用的；甚至在前提不确定的情况下，演绎论证的形式也能为组织论证提供有效的方法。

用字母p和q代表两个陈述句，最简单的逻辑有效演绎形式是：

如果（句子p），那么（句子q）。

（句子p）。

那么，（句子q）。

可简写作：

如果p，那么q。

p。

那么，q。

这种形式叫作肯定前件式

（modusponens）。我们用p代表“下象棋中没有运气的成分”，用q代表“下象棋是一种纯靠技术取胜的游戏”，那么本章序言中的例子就符合肯定前件式

（请自行检验）。另一个例子：

如果驾车时使用手机更容易发生事故，那么应该禁止驾车时使用手机。

驾车时使用手机的确

更容易发生事故。

因此，应该禁止驾车时使用手机。

为了展开这个论证，你必须同时解释和证实它的两个前提，它们需要用到不同于演绎法的论证形式（参见前章）

。肯定前件式

使你从最开始就把各个前提清晰地分别列出。

第二种逻辑有效的演绎形式是否定后件式

（modustollens）（“否定式”：否定q，所以否定p

非q。

那么，非p。

这里，“非q”的意思是q的否定，也就是说，“q不正确”。“非p”同理。

想扮演侦探吗？在《银斑驹》中，歇洛克·福尔摩斯在关键时刻使用了否定后件式

推理形式。马从一个戒备森严的谷仓里被偷走了。谷仓有一条狗，但狗没有吠叫。现在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情况。

马厩里养着一条狗；然而，尽管有人进入马厩并牵走了一匹马，（这条狗）却没有叫……显然，……来者是这条狗相当熟悉的一个人。福尔摩斯的论证可以按照否定后件式

的形式列出来：

如果来者是陌生人，那么狗会叫。

狗没有叫。

那么，来者不是陌生人。

用符号改写的话，你可以用s代表“来者是陌生人”，用b代表“狗叫”。

如果s，那么b。

非b。

那么，非s。

“非b”代表“狗没有叫”，“非s”代表“来者不是陌生人”。用福尔摩斯的话说，就是“来者是这条狗相当熟悉的一个人”。

第三种逻辑有效的演绎形式是“假言三段论”（hypotheticalsyllogism）。

如果q，那么r。

因此，如果p，那么r。

以规则6中的一段论证为例：

现在，我们把它拆开，然后套用到“如果……那么”的格式中：

如果你学习照料宠物，那么就是学习照料一个依附于你的生物。

如果你学习照料一个依附于你的生物，那么就是学习如何成为好父母。

因此，如果你学习照料宠物，那么就是学习如何成为好父母。

用字母来表示就是：

如果c，那么a。

如果a，那么p。

因此，如果c，那么p。

现在，你看到术语措辞统一的重要性了吧！

只要每个前提具备“如果p，那么q”的形式，并且每个前提的q（叫作“后件”

）都是下一个前提的p（“前件”

），那么无论有多少个前提，假言三段论在逻辑上都是有效的。

第四个逻辑有效的演绎形式是“选言三段论”（disjunctivesyllogism）。

要么p，要么q。

不是p。

因此，q。

比如，我们继续扮演侦探：

水果挞要么是朵拉贝拉偷吃的，要么是费奥迪丽姬偷吃的。但朵拉贝拉没有偷吃，推论已经很明显了……

用字母来表示的话，这个论证就是：

要么d，要么f。

不是d。

因此，f。

这里有一含混处。“或”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通常来说，“p或q”意味着p与q中至少有一个是正确的，且两者可能都正确。这就是“或”这个字的“相容”含义。正常情况下，逻辑中都采用此含义。然而，有时我们对“或”这个字也会取“不相容”含义，此时“p或q”的意思是，要么p正确，要么q正确，但两者不能

同时正确。例如，“他们或经陆路来，或经海路来”意味着他们不会同时从两条路来。在这种情况下，你或许能够推断，如果他们经某条路来，那就不会经另一条路来（最好要弄清楚

！）。

无论你用的是“或”的哪种含义，选言三段论在逻辑上都是有效的（请自行检验）。但是，从“p或q”这样的命题中，你还

能推论出什么其他的结果呢？尤其是，在你知道p成立的情况下，你是否能推出“非q”呢？这就要看前提中的“或”取哪一种含义了（例如，如果只知道朵拉贝拉偷吃了水果挞，我们能确定费奥迪丽姬不是帮凶吗？

），小心地推断！

第五种逻辑有效的演绎形式是“二难推理”（dilemma）。

如果p，那么r。

如果q，那么s。

因此，要么r，要么s。

在日常语言中，“二难”是指在两个后果都不令人满意的选项中做出选择。例如，持悲观态度的哲学家叔本华描述了一个所谓的“刺猬困境”，大意为：

两只刺猬距离越近，它们就越有可能刺到对方；但如果相互分开，它们又会感到孤独。人类也是一样：与某人距离太近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愤恨，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但另一方面，我们相互分开就会感到孤独。

这个论证概括起来可以这样写：

我们要么与他人亲近，要么相互分开。

如果我们与他人亲近，我们将忍受矛盾和痛苦。

如果我们相互分开，我们将感到孤独。

因此，我们要么忍受矛盾和痛苦，要么感到孤独。

用符号表示：

要么c，要么a。

如果c，那么s。

如果a，那么l。

因此，要么s，要么l。

继续运用二难推理，我们可以得出“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不幸福”这样更简洁明了的结论。请读者自行用形式语言将其改写吧。

由于这个结论听起来有点扫兴，或许我应该补一句：刺猬实际上完全能够相互亲近，而不刺到对方。它们既能相互接近，又能感到幸福。叔本华的第二个前提原来是错误的——至少对刺猬来说。

的变体。它就是归谬法

（reductioadabsurdum）。归谬法

论证（有时被称为“间接证明”

）的原理是，假定原命题不成立，然后从该假定中推导出谬论

：一个与原命题矛盾的，或者愚蠢的结果。这种论证意味着，除了接受原结论，你别无选择。

欲证：p。

假定原命题不成立：非p。

论证在这种假定情况下，结论只能是：q。

证明q是错误的（矛盾、荒谬、在道德或实践中不可接受……）。

结论：最终看来，p必定是正确的。

比如，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性感”的短论：

无人曾在太空做爱。当然，不会有人承认。但是，假设——纯粹为了论证方便——有人确实

曾在太空做爱。这就意味着，有人曾在太空做爱却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而这实在是难以置信。没有人会把这件事憋在心里的！改写成归谬法

的格式：

欲证

：无人曾在太空做爱。

假定原命题不成立

：有人曾在太空做爱。

论证在这种假定情况下，结论只能是

，有人曾在太空做爱，却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

但是

：那“实在是难以置信”。

结论

论证成立。但是，关键前提是否正确呢？你能保守住这个秘密吗？

福尔摩斯：“非常简单……通过观察，我发现你的鞋面上沾着点红土。在威格莫尔街邮局正对面，他们在修人行道，有些泥土被翻到了地面上，由于位置特殊，你要进入邮局的话很难不踩到这些泥土。据我所知，在这附近只有那个地方的泥土是这种红色的。观察到的就是这些。剩下的就是推理了。”

华生：“那么，你是怎么推断出我发了电报呢？”

福尔摩斯：“什么，我当然知道你没有写信，因为整个上午我就坐在你对面。我还在你书桌打开的抽屉里看到你有一联邮票和一厚叠明信片。既然这样，你去邮局除了发电报还能做什么呢？排除所有其他可能，剩下的就一定是事实了。”把福尔摩斯的推理按照前提的形式清楚列出：

1.华生的鞋上沾有一些红土。

2.如果华生的鞋上沾有一些红土，那么他当天上午去过威格莫尔街邮局（因为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的地面上翻出了这种红土，并且你很难不踩到它）。

3.如果华生当天上午去过威格莫尔街邮局，他要么是去寄信，买邮票或明信片，要么是去发电报。

4.如果华生是去寄信，那么他当天上午就应该先写出这封信。

5.华生当天上午没有写任何信。

6.如果华生是去买邮票或明信片，那么他就不应该有满满一抽屉的邮票和明信片。

7.华生已经有满满一抽屉的邮票和明信片了。

8.因此，华生当天上午是去威格莫尔街邮局发电报。

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论证分解为一系列逻辑有效的演绎论证，这些论证要符合规则22至27中提到的简单形式。我们可以从肯定前件式

开始：

2.如果华生的鞋上沾有一些红土，那么他当天上午去过威格莫尔街邮局。

I.因此，华生当天上午去过威格莫尔街邮局

（我将用I、II等代表简单论证的结论，然后这些结论可以用作前提，推出新的结论）

接下来是另一个肯定前件式

I.华生当天上午去过威格莫尔街邮局。

II.因此，华生要么是去寄信，买邮票或明信片，要么是去发电报。

现在，这三种可能中有两种都可以通过否定后件式

被排除：

4.如果华生去邮局是为了寄信，那么他今天上午就应该先写出这封信。

5.华生今天上午没有写任何信。

III.因此，华生去邮局不是为了寄信。

以及

6.如果华生去邮局是为了买邮票或明信片，那么他就不应该有满满一抽屉的邮票和明信片。

IV.因此，华生去邮局不是为了买邮票或明信片。

最终我们可以将其整合在一起：

II.华生当天上午去威格莫尔街邮局要么是为了寄信，买邮票或明信片，要么是为了发电报。

III.华生没有寄信。

IV.华生没有买邮票或明信片。

8.因此，华生当天上午去威格莫尔街邮局是为了发电报。

最后一个推理是一个扩展形式的选言三段论：“排除所有其他可能，剩下的就一定是事实了。”

现在假设你选中或者被分到了一个话题或问题，你需要针对它写一篇议论文或做一次口头陈述：可能是课程论文，公开发言，写“读者来信”，或者只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想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为此，你需要在此前探讨过的简论基础上走得更远。你必须理出一条更加具体的思路，清楚地表达出你的主要观点，并且依次对这些观点的前提进行详细的说明和论证。你的每一句话都要有证据和理由，这本身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查。同时，你还需要仔细考虑对立观点的论证。这都是费力的工作，但也是有益的。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最有价值、最有趣味的一种思考！

你的出发点是某个话题，而并不一定是某个立场。不要忙于站定某个立场，然后努力用论证来支撑它。同样，即便你有一个立场，也不要匆匆把想到的第一个论证发表出来。你要做的不是告诉别人你首先想到了什么观点，而是得出

一个考虑周全的观点，并且用强有力的论证来支持它。

其他行星上可能存在生命吗？下面是一些科学家的思路。大部分恒星都有自己的恒星系，而仅在我们的银河系里就有上千亿颗恒星，宇宙的星系数量也有几千亿。即便是这些恒星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拥有恒星系，即便是这些恒星系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拥有适合生命繁衍的行星，即便这些

行星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真正有

）到现在早就该现身了，但（他们说

）这件事并没有发生过。

所有这些论证都值得重视，而且显然要说的还有很多。此时你已经发现，当你研究和推进论证时，你很有可能发现意料之外的事实或观点。要随时做好大吃一惊的准备。做好证据和论证得出的观点让你不舒服的准备，甚至做好被对方说服的准备。真正的思考是一个没有既定结论的过程。全部意义在于，当你开始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结束。

即便你被分到的不是一个话题，而是有关该话题的一种立场，你仍然需要看一看其他各种观点是如何论证的——哪怕只是为了回应这些观点，更不要说，你在展开、论证自己的观点时还很可能因此省去诸多赘余了。例如，在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上，你并不需要把每个人都听过无数次的论证再展开一遍。千万别那么做！要去寻找有创见的新视角，甚至可以发掘与对方的共识。简而言之，不要着急，仔细选择你的论证方向，力争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即便（你必须

）从“给定的”观点出发。

记住，你是在进行论证

。换言之，你要用证据和理由支持具体的结论。当你开始表述某种观点时，抓住主要思想，整理为论证的形式。拿出一张大幅白纸，逐字逐句地把你的前提和结论写成提纲。

你的第一个目标是，利用本书提供的形式写出简论，比如三五个前提。例如，上文提到的关于其他行星是否有生命存在的论证，其基本结构就可以按照“前提—结论”的形式写出来：

太阳系以外还有许多恒星系。

如果除我们之外还存在其他的恒星系，那么也很可能存在像地球一样的行星。

如果存在像地球一样的其他行星，那么很可能其中一些行星上有生命存在。

因此，其他一些行星上很可能有生命存在。

作为练习，你可以利用肯定前件式

和假言三段论将它改写成演绎论证的形式。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没有讨论过。最近有些人建议大幅增加学生交流项目。他们说，应该为更多的美国年轻人提供出国机会，同时也应该为更多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提供来美国的机会。当然，这会花掉很多钱，并且各方面都需要做一些调整，但可能会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协作。

假设你想把这个建议展开并加以论证。首先，还是要草拟出论证的主要内容——基本思想。人们为什么建议扩大学生交流计划，而且如此热情？

草稿：

走出国门的学生懂得认同不同的国家。

不同国家之间增进对彼此的认同是好事。

因此，我们应该派更多的学生出国。

这个提纲确实抓住了基本思想，但实际上，它有些过于

基本了，与一个单纯的论断差不多。例如，为什么不同国家之间增进对彼此的认同是好事？派学生出国是怎样增进这种认同的？即使是一个基本的论证也可以处理得更深入些。

改进：

走出国门的学生懂得认同其他国家。

走出国门的学生成为非官方使节，有助于对方国民认同这些学生来自的国家。

双方增进对彼此的认同有助于我们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更好地共存与合作。

在你找到有关某话题的最佳基本论证之前，你可能需要尝试多种不同的结论。这些论证的差别可能很大。即便你已经确定了希望论证的结论，可能还必须尝试各种论证形式，直到找到真正有效的那一种。（大

幅白纸可不是说着玩的

当你把基本思想按照论证的形式写出来之后，你就需要将其展开并加以论证。对于任何有不同意见的人——实际上，也包括任何刚刚接触这个问题的人——大部分基本前提都需要有论据夯实。这样，每个前提同时也是需要论证的结论。

例如，请重新思考关于其他星球是否有生命存在的那个论证。第一个前提是，在我们的恒星系之外，已经发现了其他的恒星系。你可以通过引用科学文献和新闻报道来证明这一点。

到2017年2月17日为止，巴黎天文台的“太阳系外行星百科全书”网站列举了人类已知的、属于其他恒星系的3577颗行星，其中许多属于多行星系统。

因此，太阳系以外还有许多恒星系。

证明其他行星有生命存在的基本论证的第二个前提是，如果

我们自己的恒星系包含各种各样的行星，有气态巨星，也有由岩石和水构成的、适合生命存在的较小的行星。

据我们所知，其他恒星系与太阳系相似

因此，非常有可能的是，其他恒星系也包含各种各样的行星，包括适合生命存在的行星。

基本论证中的所有前提都应照此处理。同样，你可能要花一些力气为需要辩护的每一个前提寻找合适的证据，而且根据最终获得的证据，你甚至可能改变其中一些前提，因而也有可能改变基本论证本身。就应该是这样！好论证通常是“流动的”，各部分之间相互依赖。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你需要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学生交流项目的基本论证。例如，为什么你认为——以及你要如何让他人相信——走出国门的学生懂得认同其他文化？举例子会有所帮助，或许包括你通过研究或咨询专家（那些实际组织学生交流项目的人，或者社会科学学者

）得出的调查或研究结果。与之前一样，无论用哪种方式，你都需要把论证补充完整。对第二个基本前提也要这样处理：我们如何得知走出国门的学生真的会成为“非官方使节”？

第三个基本前提（互相认同的价值

）或许更显而易见；如果力求简明，这种理由甚至根本不需要展开。（记住一点：不是基本论证中的

每个

前提都需要展开和论证

）然而，这也是加强说服力——即你预期的效果——的好机会。你不妨这样说：

认同引导我们在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中看到优点，即便我们尚未看到，这些优点也是可预见的。

认同也是一种享受的方式：它丰富了我们的亲身体验。

当我们在其他人的生活方式中找到或预见到优点，并发现它们丰富了我们的亲身体验时，我们就不那么容易对它们做出苛刻的、简单的判断，我们更愿意和他们合作。

因此，相互认同有助于我们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更好地共存与合作。

用具体例证把前提依次补充完整，你就会取得良好的整体论证效果。

进行论证的时候，我们往往只从有利于

自己的一面去考虑：哪些理由可以拿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当反对意见出现时，我们往往感到大吃一惊。我们意识到——或许为时已晚——自己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思虑不周。最好还是自己提前考虑反对意见，打磨自己的论证吧，甚至可能做一些根本性的调整。这样，你可以清楚地告诉听众，你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你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但愿

！）思维相对开阔。因此，你要不断地问：什么样的论证能够最有效地驳斥

你要得出的结论？

大多数行为都会产生多方面

而不是单方面的影响。或许其他一些影响——那些你还没有注意到的——并不那么合你的心意。应该定期体检，为了幸福应该结婚，应该派更多的学生出国……甚至显而易见的（至少在我们看来

）好主意也可能遭到一些考虑周到、并无恶意的人反对。试着预测他们会有哪些担忧，并切实予以考虑。

例如，学生出国也可能遇到危险，而新留学生的大量涌入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两种情况都可能花掉很多钱。这些是重要的反对意见。但是，我们或许能够做出回应。例如，你可能想说，这些花费是值得的，部分原因在于，不接触其他文化也会有损失。毕竟，我们已经把大量年轻人——军人——派往极其危险的国家。你可以论证，让我们给外国人留下另一种形象或许是非常好的投资。

其他反对意见或许会使你反思自己的建议或论证。例如，考虑到国家安全，我们就必须谨慎对待请哪些人进入的问题。显然，我们需要他们来我们国家——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样纠正自己在别人眼中的错误印象呢？——但（你可以论证

）设置一定的限制或许是合理的。

或许你即将提出某个普遍的、哲学性的命题：例如，人类有（或者没有

）自由意志，战争是（或者不是

）人类的本性，其他行星上存在（或者不存在

）生命。此时你也要预测反对意见。如果你在撰写一篇学术论文，你应该在经典著作、二手材料，或者（高质量的

）网络资源中寻找对你的判断或阐释提出批评的观点。与持不同观点的人对话，对你的担忧和遇到的反对意见进行筛选，挑出最有力、最常见的，尝试做出答复。别忘了重新评估自己的论证。为了把这些反对意见考虑在内，你需要修改前提和结论吗？

如果你要证明你的建议是正确的，仅仅证明它能够解决问题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证明，它优于该问题的其他解决方案。

达勒姆的游泳池拥挤不堪，尤其是在周末。

因此，达勒姆需要建更多的游泳池。

这个论证存在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拥挤不堪”表意模糊：什么时候游泳池中人数过多，由谁来判断？纠正了这个问题，我们仍无法证明其结论的合理性。解决这个（潜在

）问题的合理方法可能不止一个。

）解决方法都要好。

考虑其他解决方法并非走形式。这里指的并不是快速地摆出几个谁都看得出来的、很容易驳倒的方法，然后（大呼惊喜

！）重新接受最初的建议——你要做的可不只这些。寻找需要认真对待的备选方案，开动脑筋。你甚至会有非常新奇的发现。例如，24小时开放游泳池怎么样？或者，在晚间销售思慕雪等饮品，把白天来游泳的人吸引到人少的晚上？

如果你发现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可能需要修改结论。例如，有没有更好的组织对外交流项目的方法？或许我们应该把这样的机会提供给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学生。老年人

交流项目怎么样？为什么不是家庭、教堂会众或者工作小组呢？这样，问题就不只是“派学生出国”了……所以，回到白纸上，修改基本论证。这才是真正的思考方式。

即便是普遍的、哲学性的命题也存在其他可能。例如，有人主张，宇宙中除人类外不大可能存在其他文明，因为如果存在的话，他们肯定已经给我们发过信息了。但这个前提正确吗？没有其他可能吗？或许他们确实

存在，但只是倾听。他们选择沉默的原因可能是没有兴趣，也可能是技术水平不够，虽然在其他方面已经“文明”了；或许他们正尝试与我们交流，但我们无法接收到。这些问题并无实据，仅仅是猜测，但可能性的存在足以削弱反对意见的说服力。

顺便说一下，很多科学家也认为，生命可能存在于与地球截然不同的行星上——生命形式可能完全不同。这也是一种可能性，难以判断，但你可以用它来支持原初的论证，甚至更进一步。要是外星生命比基本论证中所说的还要普遍呢？

假设你已经对论题做过了研究，将其整理为基本论证，并为你的前提进行了辩护。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公开表达了——比如写一篇议论文。

记住，动笔乃是最后一步。如果你刚拿起这本书就直接翻到这一章，那么请思考一下：为什么放在第八章，而不是第一章。正如有游客问怎样才能到都柏林时，爱尔兰的乡下人会用这句谚语来回答：“如果你想到都柏林，就别从这里出发。”

你还应该记住，第一章至第六章讨论的规则不仅适用于简论，同样适用于议论文写作。尤其要复习第一章中的规则：简明具体，立足实据，避免夸大，等等。下面我们再补充一些适用于议论文写作的规则。

直截了当地进入实际问题。切忌空话、废话连篇。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获得幸福的最佳途径……

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直接说出你的观点。

本文将证明，人生最美好的事物是不需要金钱的。

建议要具体。“应该采取措施”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建议。建议不需要多复杂。“应该禁止司机使用手机”就是个具体的建议，但一点也不复杂。然而，如果你主张美国应该扩大出国留学的项目，这个想法就要复杂些，因此需要做详细阐述。

同样，如果你提出了一个哲学命题，或者要证明对某文或某事的理解是正确的，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简单地

陈述自己的命题或理解。

其他行星上很可能存在生命。

一目了然！

学术论文的目的可能只是对某个主张或建议的各方论证做出评估。你可能不需要提出主张或建议，甚至用不着做具体判断。例如，你可能只需要评议某场论战中的某一方的论证。若是如此，就明确说出来。有时，你的结论可能只是：某个观点或建议的正方或反方论证没有结论。没问题，但直截了当地把它作为结论说出来。你的论文千万不能同样没有结论！

现在要处理主体部分了：论证。首先，做一个概括。把提纲中的基本论证提炼出来，用一小段话写下来。

我们正在发现大量新的恒星系。我将论证，其中有很多都极可能包含与地球类似的行星。这其中又有很多行星极可能有生命存在。那么，其他行星上很可能有生命存在。

此处的任务只是给出整体概念：让读者从整体上清晰地了解你要论证什么、如何论证。

现在，你应该依次展开基本论证，每个前提都要用一段话来论述，每一段以重申前提开始，继而展开前提，证明前提。

你可能会继续讨论几个例子——例如，一些最新的、最有意义的发现。在一篇较长的议论文中，你可能还会引用其他的资料，并且/或者解释发现过程——这取决于可用篇幅，以及读者期望的详尽程度或论证力度。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来阐明、证实其他的基本前提。

基本论证中的某些前提可能需要非常复杂的论证，论证方法没有区别。首先，重申你要论证的前提，提醒读者其在论证主体中的作用。然后，简述针对该前提的论证（该前提现在是另一段论证的结论了

）。然后展开，按照顺序，分别用一段的篇幅论证各个前提

例如，在为证明其他行星有生命存在的基本论证中（见规则31

），我们对第二个前提进行了展开论证。现在，你可以把它改写成一个段落，文字上可稍做润色。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其他恒星系可能包含与地球类似的行星呢？天文学家给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类比论证。他们指出，太阳系包含各种行星——有气态巨行星，也有由岩石构成、适于液态水存在和生命繁衍的较小的行星。据我们所知，其他恒星系与太阳系是相似

的。因此，他们总结说，其他恒星系极有可能包含各种各样的行星，包括由岩石构成、适合液态水存在和生命繁衍的行星。

现在你可能需要依次进行解释和证明，甚至需要独立成段。例如，你可以提醒读者，让他们意识到太阳系内行星的多样性，或者描述一下已知系外行星的多样性。

在适当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将读者引回到基本论证上，视上述展开内容的长短和复杂程度而定。这相当于摊开一张路线图，提醒读者——和你自己——在通往主要结论的路途中，现在走到了什么位置。

如前所述，我们正在发现大量新的恒星系，其中非常可能存在与地球类似的行星。这个论证的最后一个主要前提是，如果存在其他与地球类似的行星，那么其中一些就有可能存在生命。

在提纲中，你可能也需要对其进行论证。收工！

规则32要求你考虑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并据此思考和修改你的论证。在议论文中，详述并驳斥反对意见会使你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并证明你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思考。

有人可能反驳说，扩大学生交流项目将给学生造成太多的危险。但我认为……

那么，是什么样的危险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危险？解释一下反对意见背后的理由

。花些篇幅描述反对意见的大体论证过程，不要忙于论证自己的

观点，而将反对者的结论一带而过。

有人可能反驳说，扩大学生交流项目将给学生造成太多的危险。我认为，这种担忧部分是因为留学生大部分是年轻人，不谙世事，可能更容易被利用或受到伤害，尤其是在生活更为艰难，保护措施更少的地方。

当今时代，人们越来越害怕和不信任外国人，恐怖主义日益令人忧虑，所以这种担忧可能更加让人紧张不安：学生的生命可能面临危险。我们当然不希望交换生成为激烈的地方势力争斗的牺牲品。我们已经知道，国外的西方游客有时会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我们有理由担心，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交换生身上。

这些忧虑是严肃认真的。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严肃认真的应对措施……

现在，反对意见既已显明，你就可以加以驳斥了。例如，你可以指出，危险并非源于国界。很多国家比美国的一些城市更安全。一种更复杂的论证思路是，至少对整个社会来说，不

派出更多文化使者出国同样存在危险，因为由于国家间的误解以及仇恨的加深，世界上所有人都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而且，人们总能开动脑筋，设计交流项目，以便减少风险。然而，如果你没有详细解释反对意见背后的论证，甚至都懒得去了解，那么你就算提及，读者也很可能无法理解。详细解释反对意见最终会丰富你的

论证。

作者——不管水平如何——都需要反馈信息

。只有通过其他人的眼睛，你才最有可能发现，哪些地方不够清楚，或者过于草率，或者根本没有道理。反馈信息还能改进你的逻辑。反对意见可能会让你感到意外。有些前提你觉得可靠，其实需要论证；有些看起来不太牢靠，其实却很不错。你甚至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事实或者例证。反馈信息是“现实的检验”——何乐而不为。

有些老师会专门安排课时让学生就论文草稿互相提供反馈。如果你的老师没有这样做，你也要自己安排：寻找有相同意愿的同学，然后交换草稿。加入校园里的“论文写作协作小组”（是的，你的校园肯定有一个——只是你还不知道

）。鼓励读者提出批评意见，反过来，你也要保证给他们提意见。如果需要，你甚至可以指定读者提出一定数量的具体批评和建议，这样他们就不会担心伤害你的感情了。如果他们只是随便看一看，然后跟你说写得太好了，不管实际内容如何，这或许是礼貌的做法，但对你没什么

帮助。你的老师和最终的读者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

我们之所以不重视反馈信息，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往往看不到发挥作用的过程。我们读到的都是成品——议论文、书籍、杂志，此时我们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写作本质上是一个过程

。事实是，你阅读的每一段文字在定稿之前都有一个从无到有、历经无数次修订的过程。这本书是第五版，之前至少改了二十遍稿子，搜集了上百人的正式和非正式反馈信息。发展、批判、阐释、改变是关键，反馈是促使进步的动力。

下结论时要据实以告。

总之，各种理由都支持派更多学生出国，没有一种反对意见站得住脚。我们还在等什么？

总之，我们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派更多学生出国。尽管不确定性可能依然存在，但总体看来前景光明。值得一试。

第二种表述有过谦之嫌，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很难让所有反对者哑口无言。我们不是专家。大多数人都可能犯错误，专家也是一样。“值得一试”是最好的态度。

有时候你需要当众进行论证：在课堂上辩论；在市议会上要求政府提高教育预算，或者代表所在街区发声；在一群好奇的人面前谈一谈自己的爱好或专长。有时你的听众很友好；有时他们没有立场，但愿意听你说话；而有的时候，他们是需要说服争取的对象。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希望表达得有道理、有文采。

之前各章中的所有规则都适用于议论文和口头论证。下面再补充一些专门用于口头论证的规则。

在做口头论证时，你可以说是在请求别人给你一次发言机会

。你希望别人听你演讲：希望他们在听你演讲时抱着尊重，或者至少是开放的心态。但听众可能会这样做，也可能不会，甚至可能对你的话题兴趣寥寥。你需要打动他们，创造想获得的发言机会。

一种方法是用热情来打动听众。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带入，谈谈个人的兴趣和激情所在。这会使你的演讲个性鲜明，活跃现场气氛。

今天有机会向大家演讲，我感到很荣幸。在演讲当中，我希望就学生交流项目这个话题提出一种新观点。我为此感到很激动、很振奋，我希望演讲结束时，你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注意，这种语言风格体现出你尊重听众，愿意与对方交流；反过来，你也希望听众这样对你。尽管如此，他们可能并不会做出积极回应——但如果你不首先向他们表达尊重、开放的心态，他们就肯定不会。当面论证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熟而生巧之后，即便双方存在重大分歧，你依然可以说服他人、赢得尊重。

，而不是优越感，来打动听众。

当众发言或演讲是与人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不是念稿那么简单。毕竟，如果人们只需要文字内容，阅读的效率要高得多。他们来到现场是因为你在场

所以，要在场！对于初学者来说，首先要注视听众。与他们进行目光交流。看着他们的眼睛，抓住他们的目光。如果有人对当众发言感到紧张，我们有时会建议他到台下去，对着一个人讲，就像两人对话一样。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这么做，但不要止步于此：要逐个与其他听众对话。

演讲时要面带表情。不要像交差一样念准备好的讲稿。记住，你是在和人谈话

！设想你正在和朋友畅谈（好吧，可能只有我在讲……

）。现在，用同样的兴致与听众谈话。

作者很少能够见到读者。然而，在当众演讲时，听众就在面前，你可以不断从他们那里得到反馈信息。好好利用这一点。人们是兴致盎然地盯着你的眼睛吗？整体来看，听众的反响如何？人们是否为了听得更清楚而把身体前倾？如果不是，你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吗？即使你是在做展示，中途也可以调整风格，或者在必要时停下来，解释或回顾某个要点。当你对听众的反应没有把握时，要未雨绸缪，以便及时调整。多准备点故事或例子，以防万一。

顺便说一句，没有人把你固定在讲台后面（如果有讲台的话

），你可以走动，或者至少从讲台后面走出来。你可以和观众打成一片，活跃现场气氛，不过这取决于你自己的感觉和现场情况。

读者有权挑选阅读的内容。他们可以停下来认真思考，或者翻回去重读，或者彻底放弃，去读其他内容。这些事你的听众一件也做不到。他们的节奏由你来设定。

所以你要考虑周详。整体而言，口头论证需要比书面论证提供更多“节点”，重申的次数也要更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更充分地概括论证，之后有章法地重申要点，也就是规则36中所说的“路线图”。对于要点概括，你可以在前面加上“下面是我的基本论点”这样的标志。至于前提，随着论证的展开，你可以这样说，“下面是第二（第三、第四，等等

我在大学辩论队中学到的一个方法是，一字不差——对，一字不差——地重复重要论点，主要是方便听众记录。走上讲台后，我有时仍会这样做：这表明你知道大家在认真听，他们可能希望，也需要把要点标示出来。在其他情境下，这种做法可能会有些奇怪。即使不是一字不差，至少也要做好标示，让人们清楚地知道你在做什么，以及这样做的原因。

在重要转折的部分，尤其要注意听众。环视全场，确保大部分听众已经做好准备接受新内容了。你需要加强交流，让听众知道，你很在意他们对你的话有没有兴趣，是否消化了。

某些

视觉辅助工具是有用的。你的论证可能非常复杂，写下来有助于听众理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分发纸质大纲。如果论证包含多个部分，幻灯片可以在过渡时呈现出来，这是很好的标明节点方式。又或者，你的论证需要某些需要多张幻灯片呈现的数据或其他信息。短视频也许能起到阐明要点、引入外部观点的作用。

但是，视觉辅助工具不能喧宾夺主，不要念幻灯片：听众自己能看，看得比你好，看得比你快。另外，许多视觉辅助工具还附带铃声或哨声，很是令人分神；PowerPoint现在来看已经是很无聊了，承认吧。批评者还指出，将思想硬塞到幻灯片的格式里面容易导致过度简化。幻灯片文字一般非常简略，而图表能显示的信息量也颇为有限。展示过程中的技术故障更是令人分神，有时更是搞得一地鸡毛。

精简精简，既要简，就是要少用；也要精，就是要恰当。要记住：你的论证

其次，不要草草收场。人走茶就凉，你也不想这样吧？

好了，我就讲这么多。如果你对这些想法感兴趣，留下来聊一聊吧。

结尾要隆重。要有文采，有看点，不妨精心修饰。

在演讲中，我试图证明，真正的幸福终究会降临，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无须天生好运，亦无须万贯家财。是的，实现幸福并不难，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感谢你们的聆听，朋友们，祝你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公共辩论，既可能是当面交谈，若干对同一主题感兴趣但观点不同的人在交换意见；也可能规模较大，涉及人数较多，不同观点的数量也较多，比如在课堂讨论或社区大会上。既可以是公共论坛、电视上有时会看到的那种政治辩论；也可能通过社论、演讲稿等长篇书面的形式展开，就像本书第八章中讨论的那样，节奏要和缓一些。

你们要做的不只是“发声”。公共辩论不是民意调查，也不是意气之争，这是贯穿本书的论点。理想情况下，公共辩论应当是集思广益

。你要为此做好准备。加入一场你能为之做出贡献的辩论。加入时就要有值得讨论的内容。要有真凭实据、真知灼见，表达时要公正妥当。

当然了，你还要有激情。许多论证的缘起都是激情，然后加以完善、夯实，危急时刻就更是这样。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激情本身并不构成论证。就其本身而言，某人对某个主张有着强烈的感情，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相信他。有理不在声高——实际上，你可能反而会怀疑，疾言厉色的背后会不会是证据欠缺。好的论证能够证成

激情！

辩论是一种交换

。它是与观点不同，但（理想状态下

）同样以完善观点为目标的人发生的往来关系。它既不是你单纯发表立场的机会，也不是其他人单纯发表他们观点的机会。你们都要倾听

彼此。

我想不到有什么事情比不吃肉更蠢了。人们从来都是吃肉的。另外，我们的牙齿不是为咀嚼豆子设计的！

虽然有些论证就是这样的，但这种开场方式恰恰是错误的。很多人都认为不应该吃肉。一个人如果确实想不到比素食更蠢的立场，那他大概是根本没有理解素食（真的吗？你一点都想不出比它更蠢的念头？

）。抛出几条单薄的理由，掩盖你连对方论证都没有考察就全盘否定的事实，这同样是不明智的（牙齿决定论？

在“回归”自己的看法之前，不妨开放一些。你需要理解的不只是其他人的结论，更包括前提和理由——听一听他们的论证

。因此，你不能消极被动地等着对方宣明立场，而要积极主动地探究他们的理由，明白他们为何觉得这些理由有说服力。

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吃肉。我不是很懂。人类自古以来就吃肉，怎么能够说不吃就不吃呢？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难道不是部分为肉食而设计的吗？

“错误”的表述是宣言式的，是全盘否定。除了引发争辩，别无他用。而“正确”的表述是用了若干问题的形式。你并未被说服，但明确表达了理解其他论证的意愿，为自己的反思也留下了余地。你或许还能帮对方论证做出些许贡献呢。最起码，你自己很可能会有收获。而且无论如何，你都为自己的发言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你的发言——没错。辩论不会止于这段小插曲。

假如你积极地听取了对方论述并认真进行了提问，那么对方就并无不快。你就为理解对方的论证下了功夫。你现在可以要求对方同样认真、耐心、积极地倾听你要说的话。这就是反为己用

有的辩论者会感到惊讶乃至震撼，之前都是他在大谈特谈。公共辩论（或者其他任何地方

）中得到倾听总是令人高兴的稀罕事。他们甚至可能觉得，你跟他们认真讨论了他们的观点，所以你可能已经赞同他们了（你当然可以改换阵营，但也不一定要如此

现在，他们突然意识到还有后续。轮到他们

来倾听了，而且要像你示范中那样保持开放的心态。对许多辩论者来说，这可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但是，既然你之前积极认真地听过他们

讲话，那他们也不好反对。好好听吧。

性的内容——有吸引力的正面观点。

那么，加入辩论前，你就要谋划好推动方向。你不能单纯批评对方的观点，而要提出自己的备选观点或立场。你要做出回应，指向行动，点明希望，而非只是抗拒、回避、哀叹。你要提出实实在在的、有希望与可能性的观点——至少要是积极正面的。

本市在节约用水方面太差劲！水库存量只够一个月，可用水量还是只能减少25%。而且，大家怎么还是不懂少洗车、勤关水龙头的道理……

或许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片面强调问题的严峻性，人们可能就会感觉束手无策。为什么不能换一种给人干劲的表达方式呢？

本市有能力，也有必要推进节约用水工作。我们目前已经将用水量减少了25%，但水库存量仍然只够一个月。因此，人们确实应该减少洗车次数，避免龙头长流水……

两段话包含的事实内容完全相同，甚至词句都差不多，但整体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们不是要盲目乐观。有问题就不能视而不见。但是，如果只谈问题，那现实中也就只会愁云惨淡了。我们会制造出更多的问题，会把全部精力和注意力都投入到负面情绪上，哪怕我们想要抵抗这种状态。

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之所以有力量，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毕竟还是在谈梦想

：共同的、公正的未来愿景。“我有一个梦想，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与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试想一下，如果他只谈噩梦

，那会如何：“我有一个噩梦

，昔日奴隶的儿子永远不会

与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在某种意义上，这两句话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但是，如果他当初是这样来讲的，这篇演讲还会继续鼓舞今天的我们吗？

论证——不只是公共辩论——都应该拿出积极正面的内容。我还要再强调一次，公共辩论往往事关紧急，火气特别大，这也是我把这条规则放到本章的原因。在群体中，乐观向上的氛围能够感染人，本身就有一股劲头；阴郁泄气的话同理。你想选哪一种？

公共辩论往往通过各自极端立场的形式呈现。然而，在现实中，哪怕辩论双方差距再大，只要想得更周全一些，他们就总能找到“折中”的观点。比如，很少有人会赞同完全禁枪，或者停止石油开采。同理，支持完全放开枪支持有和石油开采的人也很少。哪怕是在堕胎这种壁垒分明、永无止休的议题上，大部分偏向自由选择的人都会接受对堕胎施加某些限制，往往还会支持这样做；而大部分偏向保全生命的人也愿意在某些

情况下同意施行堕胎。

你必须寻求

这种共识。如果你只是想要简明坚决的立场，那么你自然会发现，而且很可能只会

发现这种立场。其他一切都会退居幕后，包括极端立场中的细微曲折，也包括各种折中观点。为了让自己的观点获得倾听，中间派可能也不得不走向极端。

当你把目光转向折中观点和重叠领域时，差异固然在现实中存在，但看上去似乎就可以把握了，甚至会有潜在的好处。

就气候变化成因而言，我们仍然在观点上存在差异。然而，不管人为原因还是自然原因占主导，我们都需要发展智能建筑和灾害预案。海平面正在上升，我们难道不应该抛下成因上的争执，共同面对新挑战吗？

哪怕观点的差异确实很大，与要求对方一百八十度转弯相比，寻求折中立场往往是更务实的选择。你大可以整天为动物权利声辩，但无论立场如何，大多数人很可能都会觉得少吃一点肉比较好。在堕胎问题上，自由选择与保全生命两派之间有着大量共识，有时甚至会携起手来，比如应该从源头上避免让孕妇产生堕胎的想法。当然，差异仍然会存在。它们是重要的，值得讨论的。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只看差异，或者把精力全投入到它们身上。携手共进也是一种智慧。

不仅如此，现实中的立场往往是复杂的，有趣的

——哪怕是我们未必认同的观点。支持持枪者担心禁枪后公民无力抵抗暴政，这是合理的；而反对持枪者则关心枪支泛滥带来的安全问题，同样有其合理性。与此同时，现实中的证据往往会让情况复杂起来。许多国家枪支管制严格却并无暴政，加拿大即是一例。同时，美国人均枪支持有量几乎冠绝全球，比大多数战乱国家都要高，但枪击死亡率

并不高，虽然绝对数字依然触目惊心。通过认真考虑这些事实，围绕禁枪与否的辩论可能就会打开新境界。

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坚持不懈乃至激进的反对才可能带来改变。那就去争取吧。但是，你也要警惕。不要以为每一场

辩论都是战斗，也不要觉得每一个论证都是打破荒谬无知的攻城锤。不管他们

怎样对待你

——起初怎样对待你——都要摆出合作的姿态，好像双方站在同一边，需要解决一个共同面对的问题。坚持下去，直到对方明白为止，看看之后会发生什么。

这种做法同样适用于正式的公共辩论——比如面对着台下的听众。陈述观点时不要摆出两军对垒的架势，甚至要避免制造两种观点的对立，而是要围绕一个议题探究

各方论点。而且，不要局限于两个论点！

在辩论中，不要嘲笑或攻击其他人。这种错误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人身攻击（adhominem，详见附录一

）。你不一定要喜欢辩论中的其他人，更别提赞同了。你甚至可能觉得有些人不值得认真对待——对方可能也有同感。但是，你仍然可以表现出礼貌。他们也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风度就是为

这种场合准备的。

专注于论证本身。公平持正地阐述对方立场。不要夹带私货，遵守第5条规则“立足实据

，避免夸大”。要明确一点：你知道对方的前提值得深思，哪怕你最后完全反对他们的结论或前提。

对方论证与千百年来的反自由观念一脉相承，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为精英独裁提出的自私辩护。他竟然敢把这种臭名昭著的宣传词拿到今日的公众论坛上来，真是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对方论证继承了悠久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雅典哲学家柏拉图对民主表达出的不信任。柏拉图固然有其理据，但他的观点是否正确，或者说是否适应于今日，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是一种底线伦理。无论如何，你和你的辩论对手都是同一个社会的成员，你们会一直共同生活下去，而且他很可能并非纯粹的恶棍或疯子。我们辩论的对象是真人，而不是漫画公仔。世界纷繁复杂，变动不居，任何人都不能完全理解。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把握这个世界。而且，我们都在努力——通过论证和其他手段——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至少在我们看来变好一点。哪怕是对待大吵大嚷、故步自封、落后顽固之人亦是如此。最起码，我们要表现出风度。

当然了，我们同样希望别人对自己有风度，哪怕他们不赞同我们

，甚至可能觉得我们

大吵大嚷、故步自封。从纯粹实用的角度看，风度能够“反为己用”，规则46里面已经说过了。我们对其他人有风度，自然也有资格要对方表现出风度。要是你自己都没风度，别人当然也不太可能对你有风度了！

如果感觉别人在蓄意歪曲、丑化你的观点，你有时可能会失去理智。于是，轮到你发言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用不着跟对方客气了。请记住：对方与你的感觉是相同的。保持风度对大家都好。

另外，你的对手或许——只是或许——并非全错。在这样一个复杂而不确定的世界里，“宏观认识”自然不止一种，许多人的认识确实

会与你的认识有很大差异。他们可能真的有地方值得我们学习，至少我们应该表现出虚心的态度，这是礼貌。在这种情况下，风度就是诚恳谦逊的一部分。

你觉得其他人都没有风度？我也这么觉得。我们希望别人对自己有风度，但未必总能如愿。不过，还是那句话，有风度的人应该先表现出风度，先

做出表率。你的风度或许会感染对方，为其他人改变辩论方式做出榜样。无论如何，你这样做都起到了带动作用，改善了社会整体环境，虽然未必能立竿见影。

一个论证哪怕再优秀，也只是辩论的一部分——或许还只是一小部分。辩论之所以要长期延续，是因为它们涉及众多领域，还会引入大量事实和主张，而这些事实和主张本身可能是不确定的、有争议的、相互冲突的，我们能够从中得出各种结论。比如，哲学家探讨幸福问题已经有几千年了。进步当然是有的，但没有哪一种论证做到了“一锤定音”，而且也不应该有。

单个论证会造成影响，但绝少能够造成全面

影响，哪怕它是完全正确的。单个论证、单个论证者会探讨辩论的某个方面，会修正和改进一些论证，会提出新视角和新想法……它们一直在变化。但是，辩论本身的变化往往是缓慢的，就像海轮转向一样。

要点在于，公共辩论里要有耐心。不管我们在甲板上如何慷慨激昂，言之凿凿，大船转向终究要慢慢来。辩论发生整体转向时，各方面的具体论证都会随之变化。因此，哪怕人们承认自己的部分立场可能有问题，他们也未必会在核心立场上改弦更张。维持原样或许看上去更有道理。他们并非不讲道理，就像你我一样：哪怕有人合情合理地反对我们

的部分论证（实话实说，肯定是有的

那么，不管你的论证多么优秀，都不要指望听众会马上赞同你，只要他们能保持开放心态就好。你应该期待的是，对方愿意考虑

改变立场。而且，如果对方能看到你自己也愿意改变立场，这样成功的可能性才最高。要是逼得太紧，听众可能会进入“论战”模式，态度更加顽固。

第一，从长远来看，坏论证会减损好论证——也就是深思熟虑——的整体价值。这对社会是有害无益的。不幸的是，如果对方确实思维混乱，考虑不周，你可能就必须承担起澄清思路的责任。从长远来看，坚持好论证是唯一的取胜之道。

第二，实话说，如果对方真的经常玩阴招，他们很可能也擅长玩阴招：经验丰富、资金充足、罔顾廉耻。你是打不赢他们的。相反，你要发挥你的强项——既然你有本书在手，就可以堂堂正正——这恰好也是正确的选择。

论证就要好好论，尽可能做到开放周全。拿出正面观点。倾听对方观点，尽可能做出回应，与自己的论证联系起来。但是，你也要明白：辩论会持续下去。人生苦短，辩论日长。不管是在公共讨论之内还是之外，除了辩论，我们还有很多有意义的、建设性的事情可以去做。有发言就迟早要下台，接下来让听众自己考虑就好了！

谬误

指的是误导性的论证。很多谬误不仅迷惑性强，而且司空见惯，所以人们专门为它们起了名字。它看似是全新的话题，但实际上，我们说一类论证是谬误，意思往往不过是它违背了正确

论证的某条规则。例如，“错为因果”这种谬误是指因果性结论有问题，你可以从第五章中找到阐释。

下面列举并解释了一些典型的谬误，包括它们常用的拉丁文名称。

卡尔·萨根认为火星上有生命存在，这丝毫不奇怪——毕竟，谁都知道他是个无神论者。我一点都不相信他的话。

尽管萨根确实参与过有关宗教和科学的公共讨论，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的宗教观影响了他对火星生命的科学判断。我们应该针对论证，而不是针对人。

（adignorantiam）：主张某个命题是正确的，只是因为没有人证明它是错误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指控某人为共产主义者，当他被要求拿出证据时，他说：

我在这方面掌握的信息不多，只是资料中没有任何信息能够证明他与共产党没有联系。

当然，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

这一点。

（admisericordiam）：诉诸怜悯，以此争取特殊待遇。

我知道，这门课我每次考试都挂了，但要是过不了，我就得在夏季学期重修了。老师啊，您可一定得让我过啊！

有的时候，同情心是伸出援手的合理理由，但是在需要客观评价的时候，只靠同情心可就不行了。

（adpopulum）：诉诸群体情感，或者为了讨好群众而诉诸某个抽象的人（每个人都这么做

（affirmingtheconsequent）：指的是下面这种错误的演绎推理形式：

q。

因此，p。

还记得吗？在“如果p，那么q”这个命题中，p叫作“前件”，q叫作“后件”。肯定前件式

是一种逻辑有效的形式，它的第二个前提（小前提

）说的是前件p成立（查一查规则22

）。然而，肯定后件q就是另一种形式了，而且并非逻辑有效。即便前提正确，也不能保证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

如果路面结冰，那么邮件就来得晚。

邮件来晚了。

因此，路面结冰了。

尽管路面结冰会导致邮件来得晚，但邮件来得晚还可能有其他原因。上面的论证忽略了其他可能性

乞题

（beggingthequestion）：暗中将结论用作前提。

上帝是存在的，因为《圣经》中有记载，而我知道《圣经》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上帝写的！

这个论证按照“前提—结论”的形式写出来就是：

《圣经》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上帝写的。

《圣经》说上帝是存在的。

因此，上帝是存在的。

为了证明《圣经》是正确的，论证者声称上帝写了《圣经》。但显然，如果上帝写了《圣经》，那么上帝就是存在的。因此这个论证恰好把它试图证明的东西当成了先决条件，或者说前提。

（circularargument），即乞题。

在现实生活中，循环论证往往会兜一个大圈子，但归根结底都是把结论代入了前提。

（complexquestion）：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使人们无论同意还是

不同意，都不得不承认你希望证明的另一观点。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仍然像过去一样以自我为中心吗？”无论回答“是”或“不是”，你都承认了自己过去以自我为中心。一个复杂些的例子是：“你能不能顺从良心，放下财欲，为我们的事业慷慨解囊呢？”如果回答“不能”，那么无论不出钱的真正原因何在，你都会感到愧疚；回答“能”，那么无论出钱的真正原因何在，你都会感到高尚。如果你想让别人捐款，直接开口要就行了。

（denyingtheantecedent）：指的是下面这种错误的演绎推理形式——

非p。

因此，非q。

还记得吗？在“如果p，那么q”这个命题中，p叫作“前件”，q叫作“后件”。否定后件式

）说的是后件q不成立（查一查规则23

）。然而，否定前件p就是另一种形式了，而且并非逻辑有效。即便前提正确，也不能保证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

路面没有结冰。

因此，邮件没有来晚。

尽管路面结冰会导致邮件来得晚，但邮件来得晚还可能有其他原因。这种论证忽略了其他可能性

（equivocation）：在论证的过程中先用一个词的某个意思，之后又改用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

女性和男性在生理和心理上存在差别。所以男女两性是不平等的，因此法律不应该声称男女平等。

前提和结论中的“平等”意义不同。说男女生理和心理上不平等，这里的“平等”是“相同”的意思。然而，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不是指“生理和心理上相同”，而是指“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和机会”。如果把“平等”一词的两个不同含义明确区分开，上述论证就可以改写成：

女性和男性在生理和心理上是不相同的，因此女性和男性不应该拥有相同的权利和机会。

一旦去掉了模棱两可的地方，我们就能明显发现，该论证的结论不但得不到前提的支持，甚至根本与前提无关。论证中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证明，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为何意味着权利和机会也应该不同。

（falsecause）：因果性结论有误的论证的统称。具体参见第五章。

（falsedilemma）：将两个往往完全对立的选项不公正地摆到别人面前，而排除其他一切选项。例如，“要么爱国，要么出国”。一篇学生论文中有一个更复杂的例子：“由于宇宙不可能由无生有，所以它一定是由一个有智慧的生命创造出来的……”好吧，也许说得没错，但除了由无生有，宇宙由智慧生命创造出来是唯一

的可能吗？这个论证忽略了其他可能性

道德争论似乎特别容易陷入假二难推理。我们说，胎儿要么是一个人，拥有你我的一切权利，要么是一团没有任何道德含义的组织器官；要么使用任何动物制品都是错误的，要么现在的所有使用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其他可能性一般都是存在的。尝试寻找更多值得考虑的选择，而不是排除它们！

（loadedlanguage）：以煽情为主的语言。事实上，这种语言根本就不算是论证，而只是操纵（参见规则5

（mereredescription）：前提仅仅是把结论换了一种说法，而不是给出具体的、独立的理据。（宽泛来说，

复述结论

可以算作

的一种形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前提和结论区别实在太小，连前提预设结论都说不上。将复述作为单独的一种谬误比较好

列奥

：马里索尔是一名优秀的建筑师。

赖拉

：你为什么这样说？

：马里索尔擅长设计建筑。

“是一名优秀的建筑师”和“擅长设计建筑”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列奥并没有为先前的论断提出具体的证据，而只是复述

了一遍。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包括专业资质、优秀设计成果等。

莫里哀的话剧《没病找病》中对“复述结论”的讽刺可谓经典。剧中有个一本正经的医生，他在解释某种药物为何能帮人们入睡的时候说，它有“催眠功效”。听上去很有道理，很科学吧——其实“催眠功效”的意思就是它能帮人们入睡，丝毫没有解释机理。看上去医生在解释，实际上在剧中只是用拉丁语复述了一遍。简单吧（Ig-Bayeal-Day）。

（nonsequitur）：得出“无从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从证据中无法合理推断出的结论，甚至是与证据无关的结论。这个词是不良论证的统称，应当具体考察错误的缘由。

（overgeneralizing）：根据过少的例证进行概括。仅仅因为跟你要好的同学都是运动员、都学商科、都是素食主义者，并不能推断出你的所有

同学都是如此（想想规则7和规则8

）。大样本也未必能得出正确的概括，除非可以证明它具有代表性。要谨慎！

（overlookingalternatives）：忘记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而不止一个。例如，规则19指出，只因为事件E1

可能有关联，并不能得出E1

的结论。也可能是E2

；或者其他某事同时

导致了E1

；或者E1

，反过来

E2

又导致了E1

、E2

之间干脆没有关系。假二难推理是另一个例子：通常可能性远远不止两个！

（poisoningthewell）：在论证展开前就用诱导性语言加以诋毁。

我深信，你们还没有上那些顽固分子的当，他们到现在仍然执迷不悟地认为……

一个更加不容易发现的例子：

没有一个敏感的人会认为……

（strawman）：歪曲地描述对立的观点，夸大本来每个人都可能会相信的看法，这样反驳起来就简单多了（参见规则5）。

在有些论证中，词义需要特别重视。有时我们可能不知道一个词语的既有含义，或者需要具体形容。如果你要论证的结论是“鱼貂（wejack）是食草动物”，那么，除非你是在和一名阿尔冈昆生态学家讲话，否则你的头一个任务就是解释词义。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碰到了这个结论，那么你首先需要一本词典。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用的词虽然很常见，但词义依然不明确。例如，我们在讨论“辅助性自杀”这个话题时，并不一定理解它的确切含义。在围绕它进行有效的论证之前，我们需要对论证对象

有统一的认识。

当对一个词语的含义有争议时，我们也需要给出定义。例如，什么是“毒品”？酒精是毒品吗？烟草呢？如果它们是毒品，怎么办？我们能否从逻辑上回答这些问题？

我的一个邻居被本市历史街区委员会训斥了一番，因为她在庭前放置了一个四脚灯塔模型。市政府规定，历史街区内的庭院里禁止放置任何“固定装置”。我的邻居被传唤到委员会，他们勒令她将灯塔模型拆除，她大发雷霆。这件事登上了报纸。

然而，一本词典带来了转机。在《韦氏词典》中，“固定装置”是指固定或附着在其他物体（如房屋

）上的东西，例如房屋固定附着物，或者结构件。然而，这个灯塔模型是可移动的，像草坪上的装饰品一样。既然法律没有具体给出其他定义，那么灯塔模型就不是“固定装置”，因此它不应被拆除。

问题越繁难，词典的用途就越小。一方面，词典往往是通过同义词来下定义，而这些同义词可能跟你要解释的词语同样不明确。另外，词典也可能给出多个义项，你不得不从中选择。还有的时候，词典根本就是错误的。

在上一个故事中，《韦氏词典》或许起了很大作用，但它给“头疼”下的定义是“头部疼痛”——太宽泛了。前额或鼻子被蜜蜂蛰了一下或者被刀割伤，也会造成头部疼痛，但那不是头痛。

于是，对于某些词语，你需要进一步阐明词义。措辞要具体明确，不能模糊（规则4

）。具体，但也不能太狭隘。

有机食品是不施化肥或农药生产出来的食品。

这样的定义能使人形成明确的概念，可以进一步调查和评估。当然，论证过程中要确保

定义前后一致（不要模棱两可

词典的一个好处是中立性。例如，《韦氏词典》将“堕胎”定义为“强行将哺乳动物的未成熟胎儿从体内取出”。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不偏不倚的定义。我们不能靠词典来决定堕胎是否道德。对比一下堕胎争论中一方常用的定义：

“堕胎”意味着“谋杀婴儿”。

这种定义有诱导性。胎儿与婴儿不一样，“谋杀”这个词不公正地把邪恶之念强加给善意之人（无论下这个定义的人认为他们犯了多么大的错误

）。结束胎儿的生命与结束婴儿的生命相似这个命题值得商榷，但论证旨在证实

结论，而非靠定义来假定

观点。（参见规则5和附录一“谬误”里面的“劝导性定义”

你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查。例如，你会发现，“辅助性自杀”的意思是允许医生帮助有意识、有理性的人安排和执行自身的死亡过程。这不包括允许医生在未经病人同意的情况下为病人“拔掉医疗器械的电源插头”（那是“非自愿安乐死”——不是一码事

）。人们可能有很好的理由反对如此定义的辅助性自杀，但如果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定义，至少可以保证争论各方谈论的是同一件事。

有时我们可以把一个词语定义为一套测试或程序，旨在判断一种情况是否符合该词。这就是可操作定义

。例如，威斯康星州立法规定所有立法会议都要向公众开放。但就这条法律的目的而言，究竟什么算是“会议”呢？这条法律给出了一条非常到位的标准：

如果有足够数量的立法议员聚集在一起，反对集会讨论之法案通过实施，那么任何这样的集会都是“会议”。

这是一个很狭隘的定义，不能涵盖日常用法里的所有“会议”。但它确实达到了这条法律的目的：防止立法者在没有公众监督的情况下做出重大决定。

有时候一个词语的含义存在争议

。也就是说，人们对这个词语的具体适用范围有不同意见。这种情况下，单纯明确词义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一种更为复杂的论证。

适用的事物。在两者之间是地位不明确的事物——也就包括存在争议的地方。你的任务是给出一个定义，使之能够：

1.包括

这个词语显然适用的一切事物；

2.排除

这个词语显然不适用的一切事物；

3.在两者之间划定一条尽可能清楚的界限

，并解释

为何定于此处，而非他处。

考虑一下，“鸟”怎么去定义。是啊，究竟什么是鸟呢？蝙蝠是鸟吗？

为了符合第一个要求，可以先从它属于哪一个大类（种属

）出发。对于鸟来说，自然的种属就是“动物”。为了符合第二个和第三个要求，我们需要具体说明，鸟如何有别于其他动物（种差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与其他动物相比，鸟类——所有

鸟，而且只有

鸟类——具有哪些特征？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实则不然。例如，我们不能把界限划定在飞行上，因为鸵鸟和企鹅不会飞（所以这个定义不能涵盖所有鸟，违背了第一个要求

），而黄蜂和蚊子却可以飞（所以这个定义纳入了非鸟类的动物，违背了第二个要求

结果，所有鸟都具有，且只有鸟类具有的特征是拥有羽毛。企鹅和鸵鸟有羽毛，尽管它们不会飞，但仍然是鸟类。但会飞的昆虫不是，蝙蝠也不是。

现在请思考一个更难的问题：“毒品”的定义是什么？

还是先从明显的例子着手。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显然是毒品。空气、水、大多数食品和洗发剂不是

毒品——尽管它们与毒品一样，也是“物质”，并且都被我们吸入体内或涂抹在身体表面。不那么明确的例子包括烟草和酒精。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有没有任何概括性描述能涵盖所有明显是毒品

的例子，不涵盖任何明显不是毒品

的例子，而且在两者之间划定一条明显的界限？

有人——甚至包括一个总统委员会——已经对毒品下过定义，即以某种方式影响大脑或身体的物质。但这个定义太过宽泛。空气、水、食品等都符合这个定义，所以它没有满足第二个要求。

我们也不能把毒品定义为以某种方式影响大脑或身体的非法

物质。这个定义可能涵盖了所有毒品，但它没有满足第三个要求。它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条线要划在这个地方。毕竟，定义“毒品”的最初目的很可能就是为了决定哪些物质应该

合法，哪些不应该！把毒品定义为非法物质等于绕开了定义这一步。（严格地说，它犯了乞题的谬误

试试这样来论证：

“毒品”是一种能够以某种具体的方式影响大脑和身体，并以此为主要用途的物质。

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显然都可列入此类。食品、空气和水不能——因为尽管它们能影响大脑，但这种影响不是具体的，也不是我们吃东西、呼吸和喝水的主要原因。下面来看不那么明确的例子：主要

影响是具体的

吗，是对大脑

的影响吗？使人产生错觉，并使情绪发生变化似乎的确是当前关于毒品的道德争论的主要焦点，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定义找到了人们真正想要的那种区分。

我们应该加上毒品使人上瘾这一条吗？或许不应该加。有些物质使人上瘾，但不是毒品——比如某些食品。如果某种物质“以某种具体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大脑”但没有

成瘾性怎么办（例如，有人声称大麻就是这样

）？那么它就不是毒品了吗？或许成瘾性可以定义“吸毒成瘾

”，但不能定义“毒品”。

定义能够帮助我们组织思想，将相似的事物归类，发现主要的相似点和差异点。有时人们甚至会发现，在清楚地定义词语之后，他们在某个问题上实际不存在任何分歧。

然而，单凭定义本身很少能够解决疑难问题。例如，我们之所以要定义“毒品”，部分原因是要确定对特定的物质采取何种立场。但这样一种定义无法回答问题本身。根据这个提出的定义，咖啡也是毒品。咖啡因当然能以某种具体的方式影响大脑。它甚至能使人上瘾。但我们能因此认为咖啡应该被禁止吗？不能，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影响是轻微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在我们得出任何结论之前，有必要权衡利弊。

按照这个提出的定义，大麻是一种毒品。它

应该（继续）被禁止吗？就像咖啡一样，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论证。有人声称，大麻同样只有轻微的影响和积极的社会效果。假设他们是正确的，你就可以论证大麻不应该被禁止，即使它（像咖啡一样

）是一种毒品。其他人认为，大麻的影响要恶劣得多，并常常“诱使”人吸食其他毒性更强的毒品。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么无论大麻是不是毒品，你都可以主张禁止它。

或者，也许大麻与某些抗抑郁药和兴奋剂非常接近——这些（处方

）药按照我们提出的定义也属于毒品，但我们不需要禁止它们，而是应该管控

同时，按照我们给出的定义，酒精也是毒品。实际上，它是所有毒品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它的危害是巨大的，包括肾病、婴儿先天缺陷、半数的交通死亡事故等。应该限制或禁止酒精吗？或许应该，虽然对立的论证也存在。然而，仅仅断定酒精是毒品同样无法解决问题。这里考虑的重点是酒精的影响。

一言以蔽之，定义有利于明晰问题，但大部分情况下，定义本身并非论证。你应该做到用词明晰，这样别人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但不要觉得明晰问题就等于回答问题。

作者：【英】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字数：87千字

这几篇演讲的主旨是，经验的各个要素有多么“清晰明确”，就有多么变动不居，只要这里的“经验”还没有因陷入独断而失去其重要性。必然的事物是不变的，所以它们隐藏在思维的背景里，晦暗不明。正因如此，我们要在语言的预设而非成形的表达中去寻求哲学真理。在这方面，哲学与诗相似，两者都力求表达我们称之为“文明”的终极智慧。

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讲是我从哈佛退休后不久，在1937—1938学年到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做的讲演。借此机会，我在哈佛做的演讲得以结集出版。这些演讲在之前出版的作品中作过片段式的介绍。第三章题为“自然界与生命”，包括两讲，是四年前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讲演，已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英国版由剑桥出版社负责。我原打算把这些讲稿整理成一本专著，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如期完成。

结语《哲学的目的》修改自一篇简短的讲话稿，原文是1935年为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菲女子学院哲学系毕业生召开的年会所作，曾刊载于《哈佛校友年刊》。

阿尔弗雷德

1.谈到哲学方法，头一件事就是开放思想，探究终极概念。这些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会自然地呈现出来。我这里指的是蕴含于文献、社会组织和理解物质世界过程中的普遍概念。

这些概念没有定义，因为牵涉甚广，难以分析。如果要理解概念中的各类含义，需对每个因素进行同等深度的探讨。在讨论这样一组概念时，只要在语言上做些细微调整，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可能占据核心地位。在这一讲中，“重要性”是核心概念，而其他话题会围绕其展开。

本系列讲座旨在探究若干人类经验的普遍特征，这些特征是以人类意向性活动为前提。我无意建立哲学体系，这个目标对于这门短期课程来说太宏大了。所有体系化的思想都必须始于前提。同样，如上所述，讨论过程中会不时使用一些更根本的概念，比针对具体问题的概念要深一些。在任何体系化过程中，我们都必须整理、加工、排列对这些素材的语言表述。

所有思想体系都有迂腐之气。他们只是把一大堆概念、经验、命题堆在一起，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它们都是日常生活中不会触及的高深事物。体系很重要，它对于整理、利用和批判遍布于我们经验中的思维来说是有必要的。

但在建构体系之前，如果想要避免一切有限体系固有的狭隘性，我们必须做一项准备工作。当今，即使逻辑学本身也有一个形式证明蕴含的难题：从任何一个有限的前提集出发，必然会引出不能直接从该前提集中推出的概念。但是，哲学是不能遗漏任何一个概念的。因此，哲学永远不能始于体系化，而应从称之为“聚合”（Assemblage）中开始。

当然，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强调少数普遍概念，并注意在这些概念展示中出现的各类其他观点。体系哲学是专家的禁脔；但聚合的过程则超越了专业的逼仄，应引起所有知识界人士的注意。

西方文献中有四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除了在哲学体系的结构方面对人类文明思想做出了贡献之外，在哲学聚合方面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和威廉·詹姆斯。

柏拉图把握住了数学体系的重要性，但他的声名鹊起主要源于散落在对话录中的大量深刻洞见。这些洞见掩藏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奥佶屈之间，常人难以窥见。亚里士多德则聚合与体系两手抓，将继承自柏拉图的思想纳入自身的体系中。

莱布尼茨继承了两千年来的思想，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姿将纷繁的先贤思想传承了下来。他的兴趣广泛，从数学入神学，从神学入政治哲学，又从政治哲学入自然科学。他的兴趣背后是深厚的学养。关于这方面可以写成一本书，书名是《莱布尼茨的智慧》（TheMindofLeibniz

最后是威廉·詹姆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现代人。他充分吸收了过去的知识，但他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对当下的思想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他通过四处旅行、与领袖人物交游、自身的研究洞悉了其所处的时代。他也构建体系，但更重要的是在聚合方面。他的理智生活反对为了体系而忽视经验。凭借直觉，他已经窥见了逻辑学现在面临的巨大难题。

上面的讨论是预备性的，主要涉及哲学的两方面。体系化是对普遍性的一种思辨，采用源于科学的专业细分方法，假定存在一组封闭的基本概念。从另一方面来说，哲学是对广泛而充分的一般性概念的思考。这种心智习惯是文明的精髓。这就是文明。隐居鸫和夜莺能够唱出最动听的声音，但它们不是文明生物，无法形成关乎自身行为和周围世界的足够普遍的概念。毫无疑问，高等动物有概念、希望和恐惧。可是，由于心智功能缺乏普遍性，这些高等动物不具有文明性。它们的爱、奉献和姿态之美值得我们去喜爱与关切。文明远不止如此。但从道德价值角度而言，文明又不及于此。文明生物就是能够透过普遍性观念来考察世界的生物。

意识经验的基本模式，其特点之一是融合了广泛的普遍性和显著的特殊性。人们对经验的特殊性缺乏精确的分析。有一种想法是，要想通过定性概念刻画个体经验，首先要对个体经验进行细节的、具体的分析。这是错的。我们对于某种性质的初始意识基于广泛的普遍性。比方说，要我们回想文明的经验时，一般最先想到的是——“这是重要的”“那是困难的”“这是令人愉悦的”之类。

这种想法潜藏着特殊性的元素，体现在“这”“那”这两个词中；同时，这种思维方式中还有一种大而化之的模糊性，表现出某种形式的激动。激动源于现实世界中缺乏文明这个特殊事实；而模糊性代表了体面人感到的绝望。一旦把这个普遍命题表达出来，那就太显然了，简直不值一提。然而，这种模糊性始终存在，恰好处于意识的边缘。但是，优秀的文学会避免大而化之的哲学普遍概念，而是紧扣势必掩盖普遍性的偶然的精确信息。文学是一种奇妙的结合，既将深刻的分析巧妙地隐藏其中，又在表面上突出朴素的普遍直觉中所具有的基本情绪的重要性。

语言总是回退到普遍性中，这种普遍性介于动物性的本能和习得的精确之间，并总是假借更精准的语言表述落回到哲学普遍性中。这种倒退言之无物，因为表述的是显然的事物。但是，这种回退又是哲学的，因为显然中蕴含着变动不居之细节的永恒的重要性。有教养的人反对模糊地使用本来可以精确的语词。

例如，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BiographiaLiteraria

）中提到，一群游客目睹湍流时惊呼“多美啊！”他反对这样模糊地描绘令人惊叹的奇观。在这个情景中，退化的词语“多美啊！”无疑使整个生动景象黯然失色。然而，语言表述确实面临一个真正的困难。一般来说，语言表达的是有益的特殊性。但是，怎样运用语言来激发重要性所倚赖的普遍性呢？伟大文学作品的一大贡献就是唤起隐含于文字之外的生动情感。

3.不幸的是，就哲学而言，越学反而越钻牛角尖。尽管在试图把握基本前提——“重要性”和“事实”的区别时，我们必须借助于前人知识，但随着智力的增长，我们往往忽略一项重大原则，那就是要习得新知，必须先让自己摆脱其束缚。我们必须先对主题有一个大致的把握，然后就去打磨它，塑造它。例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心智受到了受教育过程中习得的体系的束缚，后来才享受到经验的甘美。因此，他早期的思维体系是封闭的。我们要有体系，但体系应该是开放的。换言之，我们应当保持对体系局限性的敏感。现有体系之外总是存在着模糊的、等待着我们深入研究的事物。

在现代的西方欧美文明中，隐含在具体事务研究之中的普遍观念大多脱胎于古希腊人、古闪族人、古埃及人。三者都强调周遭世界的事实性一面。但是，他们在重要性一面的重点却各不相同，而我们也承袭了这一点。古希腊人留给我们的多关乎美学和逻辑，闪族人多关乎道德和宗教，而古埃及人则关乎实用。希腊人向我们赠予美的享受，闪族人赠予神的崇拜，而埃及人则留下了实际的观察。

但是，地中海东部的文明遗产有其特殊形态。我们视重要性观念为宇宙中的普遍因素，便是受此约束。现代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跳出古代世界的思维来审视重要性与事实。

事实性就是单纯的存在（mereexistence）。但当我们试图把握这一概念时，它又会区分出好几种存在，例如，虚假的存在、真实的存在，不知凡几。因此，存在这个概念还包括存在的环境与存在的类型。任何一种存在都包含了与之相联系但又不在它之内的其他存在。这就是环境的概念，它带来了“多和少”（moreandless）和杂多性（multiplicity）的概念。

于是，我们又要谈事实性了。再想一想，在每一个物理维度上，环境都凌驾于我们之上。因此，事实性带有宿命论的色彩。地球不断旋转，人类随着转移；日夜交替，天经地义。第一个提出午夜也有太阳的罗马人是不相信这一点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清楚自然界的必然。于是，自然界的必然性就可能被夸大。但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而言，这种必然性始终存在。选择这一概念中预设（presuppose）了自由，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自由也始终存在。于是，我们发现了体系化哲学的价值在于，要么提出种种解释，来说明自由与必然可以共存；要么抛弃这两个日常思维中最显然的预设之一。别无他法。

4.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事实性和重要性。“单纯的事实性”这一概念进入“单纯的存在”这一思维习惯，目的就是将后者与外部世界运行中的必然性协调起来。这是对于我们自身以及万事万物共同浸没（immerse）的自然运行的一种辨知。它源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将自身视为一种过程，浸没于凌驾我们之上的过程中去。这种对于事实性的理解是思维的一个极端。换句话说，它就是被激动（agitated）之物的激动本身。

这是自然科学的理想，也是坚信客观性至上的人潜在的理想。

重要性这一观念在文艺思想中同样占据主导地位。不妨给它下一个定义，即“包含着导致公开表达的个人的强烈情感”。在此，我们正在涉及下一讲的话题。这个定义是不充分的，因为重要性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基于宇宙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基于具体事物的个体性。“兴趣”（interest）偏向后者，而“重要性”倾向于前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兴趣总是在改造表达。因此，为避免读者忘记重要性的后一个方面，我偶尔会用“兴趣”来代替它。但重要性是一个最根本的概念，任何有限数量的其他因素都不能完全彻底地解释它。

因此，重要性（或兴趣）植根于人类的动物性经验的客观存在。重要性退场的时刻，经验也会破碎、虚无。

之所以说它是神话，原因在于这样的事实并不存在。联系性是类型事物的根本，也是类型的根本。抽去联系性就是忽略事实的一个关键要素。任何一个事实都不仅仅是其本身。卓越的文学艺术就在于它穿透了我们麻木的感官，超越了孤立的神话。

依据此方法，有限的理智就可以去研究有限的事实这一神话。只要我们记住自己在做什么，这种方法便无可指摘。我们预设了一个环境，而我们无法把握这个环境的全体。例如，科学忽视了这个预设，在此意义上总是谬误的。逻辑学是由把前提放在一起开始，而这就有一个预设：各个前提中没有表达出来的预设可以放在一起。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逻辑学领域，只要把论证推得够远，或早或晚都会陷入矛盾中，要么是论证内部的矛盾，要么是牵涉外部事实的矛盾。

从欧洲科学史来看，无数能人志士三四千年来连绵不绝的思想，足以揭示任何思想的逻辑进路中的某些矛盾。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牛顿理论虽不完善，但屹立三百年不倒。放到当代科学中，则不过三十年而已。欧洲哲学的始祖——当然了，他的思想绝非铁板一块——定下了一条公理：神话的阴影必会遮蔽更深层次的真理。之后的西方思想史无疑充分印证了这个捉摸不定的直观。

我们完全可以诘问，视域理论是否并不是要将重要性简约为“单纯的事实性”而不包含内在的兴趣。当然，这种简约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这样说，视域是对所感知事物的活生生的重要性进行了死板的事实性抽象。具体的真实是兴趣的变异；抽象是视域中的宇宙；随之而来的科学则是物理定律的图式（scheme），物理定律与隐含的预设共同表达了一般人类严重的视域模式。

重要性是一个属（generic）概念，但它的含义却被其下的多个显著种（species）概念弄得模糊不清。“道德”“逻辑”“宗教”“艺术”这些术语都曾被断言能够囊括重要性的全部含义。它们每个都是一个种概念。但是，属概念的含义远超出任何种概念的有限组合。世界上还存在与道德无关、与逻辑无关、与宗教无关、与艺术无关的宇宙视域。由于此种错误的局限性，呈现融入自然过程这一终极目标的活动会被弱化，只用来维系道德观念、思维规则、神秘情感或美学欣赏。这些专业化术语无一能够穷尽终极统一性。过程的属（generic）的目的是获得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可能在那个种概念中达到那个程度的那种情况中存在。

诚然，“重要性”一词在日常用法中已经被极度矮化、琐碎化，成了自命不凡的象征。这对于哲学讨论来说是一个永久的难题；也就是说，哲学讨论中的词语含义总是要超越其日常用法的。但尽管面临这样的难题，哲学必须以日常生活中的预设和理解作为基础。当我们刚接触哲学时，不应该学究气，而应依靠由日常文明社会中产生的朴素观念。

我要用一件小事来说明这一点，它表明有时道德考量可能是不相干的。大约十一年前，我的一位朋友迎来了她的十岁生日。具体年龄不一定准。总之，这位少女现在已经二十岁了，而且我们的友谊日益深厚。她的姑祖母带她去看歌剧《卡门》英语版的日场演出。姑祖母允许她挑选两位同伴。她选择了另一个小女孩和我，我对此很自豪。演出结束后，当我们走出剧院时，她抬起头望着姑祖母说：“姑祖母，你认为剧里的人是真正的好人吗？”我和姑祖母推说要找车回家，把话题岔开了。

我想要说的是，欣赏戏剧与道德无关。当然，剧里的走私犯目无王法，卡门更是不拘小节。但是，当他们在舞台上载歌载舞时，道德便让位于美了。

我并不是说道德考量与舞台从来不相干。实际上，道德考量有时会成为戏剧，尤其是现代戏剧的中心主题。音乐、舞蹈、欢快的舞台氛围上场时，道德便随之退至幕后。这是一个让哲学家兴趣倍增，却让审查官困惑不已的事实。

7.重点在于，道德准则与一个预设相联系，即宇宙是有意义的，是有体系的。当预设不适用时，道德准则便沦为空洞、抽象、无意义的表达。为了规避这个难题，我们把这些词保留了下来，但含义却随着千百年来的社会变迁而流转。同时，翻译中难以避免的缺陷更是推波助澜。译文只有放在翻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才能产生意义。许多哲学观念都是因为一点而腐败的：它们以为某些特定的自然法则和道德规则万世不易。

试想一下，我们把人类的家庭伦理应用到鱼这种每年产出成千上万颗卵的生物上，那会怎样呢？

绝不能扩大关于道德规则的这一结论，使其达到否定“道德”一词的任何意义的程度。同样，在一个国家内，行为的合法性概念会使制定完美无缺的法规失去可能性。自动装置决不能取代法律职业。

道德在于控制过程，将重要性最大化。它是其内诸多经验领域的目标。经验领域（dimensionsofexperience）这个概念、各个领域的重要性，还有它最终达到的统一，这些都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只要我们能够将其勾勒出来，就能把握道德这个概念。道德总是旨在将和谐、强度和生动性相统一，涉及重要性的完善。编撰法典的行为使我们能够超越自身此时此刻的观念。道德包含了对当时日常情境下合理的判断。对于文明是有益的，它们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夸大它们的作用只会适得其反。

8.思想的巨大进步往往是侥幸犯错的结果，而这些错误则是过分简化的结果。这种进步源于如下事实：这种超越暂时与使用过分简化的概念无关。亚里士多德分析了属概念、种概念和亚种概念，这便是一大例证。他的分析是最绝妙的想法之一，自此厘清了以往的思想。柏拉图关于“区分”（division）的学说是一种模糊而朦胧的预知，可是他却感受到了价值所在。由于缺乏充分的明确性，它的实践意义不大。在明智之士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模式是两千年来标志理性进步的根本特征。

当然，柏拉图是对的，而亚里士多德是错的。各个种属之间没有清晰的区分，任何地方都没有清晰的区分。也就是说，当你把视野放到预设以外时，清晰的区分便不见了。但是，我们却恰恰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思考。

在实践层面看，亚里士多德是对的，而柏拉图是糊涂的。但是，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他们都没有充分考虑到一点，即必须对那种每个时代思想中都流行的重要性感觉的特征进行研究。一切分类法都依据于当时流行的重要性。

我们身负三四千年的人类文明史。除了对之前的两三代人，希腊人几乎对历史一无所知。埃及人和犹太人则盲目崇尚悠久的历史。如果希腊人知晓历史，他们会批判历史；如果不是崇拜历史，犹太人会批判历史；如果埃及人不是将自身囿于“纯粹的历史”中，他们也会批判历史。埃及人未能概括他们的几何学知识，因此他们丧失了成为现代文明奠基者的机会。过度依赖常识有其弊端。希腊人凭借着他们的空想，一直处于如孩童般天真的状态中，这是现代世界的一大幸事。对于错误的恐慌会扼杀进步；而对于真理的热爱则是进步的保障。

第一个阶段强调记载的确切性。主要问题是“这篇对话真的是柏拉图写的吗？”“君士坦丁献土是真实的吗？”一类。这是订正阶段，当这个订正阶段注重细节时，其便进入了“校勘”阶段。“这份《埃涅伊特》的手稿是维吉尔写的真本吗？”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但是荷马与《伊利亚特》的关联就模糊不清了。也许荷马和其他吟游诗人连字都不会写。即使会写，他们也不太可能写下《伊利亚特》。莎草纸很稀有，而且与其相比，用脑子把词记下来倒容易得多。因此，史诗一代代口耳相传，中间不免有些改动。后来，人们才用文本把史诗固定下来。一切社会交流都面临着这样的模糊性。因此，“准确记录”这个概念是有局限性的。

历史现在进入另一阶段，正展现着行为的转变。西方历史学家正在描绘各类活动类型、情绪类型和经过系统阐述的信念类型。这些类型体现于欧洲种族的冒险活动中，他们先是跨越欧洲，然后进入美洲以及各大洲和岛屿的边缘。这种重点的变化在18世纪尤为明显。

例如，1742年，本特利去世，他是一位典型的博学批判家；1737年，吉本出生，他追溯了一种政权体系的衰落，并研究了这种体系内在动机的变体。吉本没有校勘过著作物的版本，本特利也没有描绘过任何行为的转变。在欧洲，1707年去世的马比伦和1694年出生的伏尔泰标志着这种变化。当然，各个历史阶段会有重合，我讲的只是核心旨趣。在更早的时期，即使是散漫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也发表过校勘本。而在19世纪，人们更追求历史叙述而非版本精确。当然，这些变化都是有原因的，而且各种历史研究类型是共存的。

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历史目前的任务更多局限于单纯叙述连续事件。这种智识理想是事实性的胜利。人们公开承认，历史因果仅限于物质力量，例如经济动机。

这样的历史把自己局限于抽象的神话之中，排除了动机的多样性。如若不去估量和判断宗教信仰的动力，你便无法写就宗教的发展史。天主教会的发展史不仅仅是一连串发生的事件，更暗示了一种源于思维方式的因果关系模式。

因此，仅仅将历史作为前后相续的事件的研究慢慢失去了活力，成为一种人为的信念。事实浩瀚如海。我们在各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性的特殊形式中寻求同格的线索。除却了这种内化于每个时期的兴趣，就不会有语言，不会有艺术，不会有英雄主义，也不会有奉献精神。理想虽存在于事实性之外，却使其发展得多姿多彩。

10.事实性是一种抽象，将思想限制于纯粹的形式关系，并将它称为终极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推到极致，便退化为微分方程。具象的世界从科学的网格中悄然溜走。

以“测度”这个科学概念为例。我们能够通过衡量欧洲的独裁者、内阁总理、报刊编辑来阐明欧洲的混乱局面吗？虽然能够获取一些有意义的信息，但这个想法依然是荒谬的。我并不主张科学无用论，那是愚蠢的。比方说，我之前提过，每天量体温就是有好处的。我的意思是，这类信息并不完全。

社会体系都有多种兴趣模式，有些模式处于主导地位，有些处于次要地位。18世纪不仅仅是理性的时代，16世纪也不仅仅是宗教狂热的时代。例如，如果不参照美国、印度和土耳其的情况，不参照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印刷术的普及，孤立地研究宗教改革的混乱局面是可笑的。这些因素的关联性在于改造了当下主流的重要性模式，这种模式与宗教兴趣相互交织。

由于宗教和道德的盛衰无常，人们把两者抛在一边，转而推崇稳定可靠的科学。不幸的是，由于这种自鸣得意，人们将宇宙视作平凡事物的体现，这必然对美学、宗教和道德观念产生影响。这些观念是既破坏又促进文明的力量，促使人类起起伏伏。当其活力消退时，一种慢性的衰退便随之而来。新的理想接踵而至，为社会行为注入新的活力。

注重事实性意味着将“荒漠美德”（desert）放在首位。果真如此，便要有避世隔绝的品性，这种品质避而不强调本质联系，诸如探究宇宙对个体经验的影响。

但表达是依据有限情境的，是有限性印记于环境之上的活动。因此，表达源于有限性，于众多超越其自身的同类者之中代表着有限性的内涵。这两者，即重要性和表达，共同印证了宇宙的一元性与多元性。重要性是从作为一的世界进入作为多的世界；而表达则是由作为多的世界来丰富作为一的世界。

选择从属于表达。有限事物的态势制约着环境。行动主体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视域，这种视域是植根于周围世界的。自然法则是宏大的，均一的，是世界的非人格化的统辖。然而，表达与均一无关。表达在本质上是个体化的。若是均一占了上风，表达就会黯然失色。

所谓表达，就是表达者将原有的经验在环境中传播开来。这不一定需要有意识的决心，只需要传播的冲动。这种冲动是动物本性中最单纯的特征之一，是我们对外部世界之预设的最根本证明。

实际上，外部世界与我们的本性如此紧密地相交错，以至于我们会无意识地将对于世界的种种视域与个体存在（individualexistence）同一起来。例如，身体处在个体存在之外，但身体也是存在的一部分。我们将个体存在视作与肉体生命如此紧密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人就是身体与心灵的复合统一体。但是，身体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与之共同持存。实际上，正如任何其他事物（一条河、一座山、一朵云）一样，身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若是过分吹毛求疵，我们就不能确定身体与外部世界的分界在哪里。

试分析一颗微粒。它是自然的一部分，随意地漂浮了上百万年，或许始于一片遥远星云。这颗微粒进入身体内，它可能是作为蔬果摄入，也可能是作为空气吸入。在哪一瞬间它进入口腔或者通过皮肤被吸收呢？它是身体的一部分吗？之后，在哪一瞬间它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这类问题是做不到精确的，只能通过无关宏旨的惯例来规定而已。

因此，我们就得出了身体的定义：世界是作为人类表达的原始场（primaryfield），人体是世界的一片区域。

举一个例子。愤怒会导致身体兴奋，并以相应的语言或其他暴力方式公开表达。具体研究要由生理学家去做，探究因此而引发的各种特殊的身体机能。哲学家不应当侵犯专门研究。他们的职责是指出可供研究的领域。多个世纪以来，一些领域尚未得到开拓，要么是因为缺乏卓有成效的开端，要么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对这些领域感兴趣。

目前，我们已经对动物的身体即高等动物的身体，进行了定义，并指出所需的研究种类。当然，虽然人类已经从事这项工作几千年了，但是对其所具有的全部意义仍然达不到充分的理解。哲学的任务是引发这种意识，并将各方面专业研究的结果协调起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探究的是拥有感觉和表达的显性中枢的动物身体。现在，我们可以将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所有生物的机体都包含进来，进而将这个概念拓展为：

只要自然界里的某个区域本身是一个原始场，它的各个部分都在向外发出自己的表达，那么这个区域就是有生命的。

在这个定义中，“各个部分都在向外发出自己的表达”替代了之前使用的“人类表达”。这个新定义比第一个范围更广，超出了人类和高等动物的限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定义否定了极端行为主义。在这类行为主义理论中，我们必须摒弃“重要性”和“表达”，这两者是永远不能在理智指导下运用的。前后一贯的行为主义者感觉不到反驳我的陈述的重要性。他只能去消极地“行为”。

高等动物的身体具有两个方面，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提及了一方面。第二个更广泛的定义使我们得以区分植物和动物。与其他区别一样，我们不能要求这种区别完全准确。对动物而言，存在一种通过身体来进行自我表达的经验。但这绝非全部。

另一半是这样的：身体是由各种经验中枢构成的，这些中枢将表达加之于彼此。在这里，我们把感受（feeling），或者叫摄入（prehension）定义为是对表达的接受。因此，动物身体是由互相表达和感受的实体构成的。表达是弥散在环境中的感受材料；而一个生命体可以直接地调节经验的两方面（即表达和感受）。由于这种组织结构，各种各样的感受经过调节后最终在实体中产生了，这个实体就是作为单一的体验主体的单一的动物。

因此，这个单一的动物及其身体各部分可被视为自身的感受中枢，在一定意义上处于同等水平。也就是说，身体的各部分都是能够相互表达自身的感受中枢，并主要通过这种相互表达获取自身感受的。

从另一种意义上而言，相对于其他的身体中枢，动物整体这一感受中枢处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各个次级中枢是专门化的，只摄入特定的情绪感受，而对于其他类型无动于衷。机体整体内存在一种复杂的协调系统，包含大量多样的情绪类型。身体组织是这样的：作为具有感觉力的感受统一体，动物整体从身体活动中摄入复杂多样的体验。因此，相较于身体其他中枢的相应材料，动物中枢的综合感受材料处在一个更高的层面。

因此，动物的身体中，一种或多种表达活动会占据控制地位。如果这种活动与身体其他部分分割开来，整个机体的协调同一就会崩塌瓦解，动物就会死亡。然而，植物的各部分本就是独立平等的，其可以承受分解，在机能没有大幅受损的情况下容易存活下来。

很明显，上面的陈述过于简单化了。首先，动物和植物并非截然不同。植物中存在中央控制，而动物中也存在独立平等的元素。例如，动物身体的一些部分在与身体割裂之后也能保持生命活动，但其生存能力和能量多样性会衰竭。然而，植物就可以承受这种衰竭，这就在于它各部分的平等和独立。因此，我们将各类眼花缭乱的身体结构称作“生物”，而普通植物和高等动物代表了其中的两个极端。

此外，我们没有谈及动植物共有的功能分化。通过一般的观察，即可区分植物的根、茎、叶、花和种子。植物学家通过细致的观察，在这些显而易见的分化之外，又发现了上百种其他的活动，从而完整地揭示了植物的生理机能。

当我们转而探究动物身体时，需要限定“控制经验的唯一主导因素”这个概念。许多次级载体能够基本控制身体机能，心脏就是其中之一。与脚部相比，心脏活动是身体存活的必备条件。脚要是断了，动物机能会受到轻微损害；但心脏就重要得多。因此，最高等动物的身体就类似于由一位君主统治的封建社会。

动物最根本上是由智能（intelligence）统合在一起的。此外，智能的统一体也是对新情况做出必要反应的器官。最后一点，这位君主平常会把琐事交给各位大臣，比如心脏。动物生命能够运用常规手段应对常规的新情况。但是，这些常规手段不足以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新变化。

高等动物的身体有些类似于昆虫（如蚂蚁）的复杂群体。但是，相较于种群而言，个体昆虫似乎具有更强大的适应能力。动物界与之相反。例如，相较于其体内活动的心脏而言，一条聪明的狗更能够适应新的生活模式。这条狗能够接受训练，但它的心脏却必须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自行其事。

此外，把握未表达的可能性也是引入新感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方面就是人类概念性体验的扩增。这种概念性感觉的特征是感知可能会存在的和可能已经存在的事物。这种感知是一种取舍，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便是接受一种理想。正如前一讲讨论的，这种感知强调重要性，在各类种概念中都有所展现。例如，道德感、宗教神秘感、微妙的协调感即美、认为事物联系出于必然的感觉即理解（understanding），以及区分各个要素的感觉即意识（consciousness）。

同时，感受（feeling）的本质是进入表达。因此，从各类感受表达中产生了区别于动物行为叙述的人类历史。历史是记载人类特有感受的表达。

但是，动物与人类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一个过渡阶段。在动物身上，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情绪感受主要源于身体机能，但也掺杂着目的、希望和源于概念机能的表达。人类似乎仍旧主要依赖身体机能。但是，一个人类的生命通过未实现的理想来塑造目标并指导行为，以实现其价值和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和动物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但这不代表差别就微不足道。正如凯撒跨越卢比孔河一样，开辟另一番天地。

因此，在自然界里，我们发现了四种现实事物的集合体。最初级的是非生命集合体，其相互影响主要体现为形式科学（如数学）。均一性占据着无机界，各部分缺乏个体性表达。即使迸发了选择的火花，也是分散而无效的。均一的各个部分只有均一的表达，无机结构就是这样得以存续的。均一永远存在，扼杀着个体性。

植物的各个部分会发挥有目的的影响，但它们是平等而独立的。有机体的首要目的是让它的协调的个体表现力存活下来。这种表现力具有极大的均一性。但是机体组织的错杂性控制着这种均一性，将协调有机的个体性加入无机的客观均一形式中。无生命物质中隐藏的潜能在植物中被唤醒，并得到了部分实现。但在每一个植物中，整体身体机能都严格地限制着各部分的个体性表达。

动物包含至少一种现实性的中枢，由复杂的身体机能支撑，展现出超越了（不管有多么微弱）单纯的生存目的。对于动物而言，重要性概念（它分化出了多种不同的机能）具有真实的关联性。人类将动物这一概念大大推进，从而带来了新的机能，它对重要性的繁多化是极其重要的。于是，道德和宗教应运而生，成为人类的两大推动力，促进人类追求普遍的至善。在高等动物中能发现道德，但没有宗教。道德强调具体情景，但宗教强调宇宙内在的、理想的统一。

从无机物到人体的每一个等级的群体中，表达都是必要的。由于均一的表达和接受，自然法则才能够统辖单纯物质体的均一行为，从而达到一致。正是由于个体性表达和接受的存在，人体才能展现独属于人类的活动，表达内心感受（有情感，有目的）。

3.人类的身体活动多种多样，而且极具选择性。一个生气的人，除非此情绪淹没了其他的感受，否则不会轻易向整个宇宙挥舞他的拳头。他是有选择的，比如说把一个邻居打倒在地。然而，一块岩石只能依据引力定律同等地吸引着其他一切物体。

自然科学齐一万物，因此单靠它不能解释动物的行为。确实，岩石会落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这是因为周边的宇宙实现了某个微分方程的解。而人的拳头却是受了一种情绪的引导，这种情绪的目标是宇宙中的一个新特征，即对手的失败。在岩石的例子中，普遍规律起到了支配作用。而在那个人的例子中，要从满足个人欲望的程度中来解释。满足要受到形式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的强度是与行为超越这些限制的程度相匹配的，个体表达由此而来。

第一个体现高等动物选择性的例子便是意识。意识产生于与生理机能活动相协调的表达。有一种毫无根据的说法：我们有意识地观察着支配周围环境的自然活动。但是，实情恰恰相反。动物意识一般不会辨别其对复杂的身体机能的依赖。这种辨别往往是病态的表现。当我们开始观察内脏机能时，身体肯定是出问题了。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的身体是无限复杂的。

高级动物进化出了与自然界的表性（superficial）关系，例如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同时，动物发展得越高级，这种关系的可变化程度就越大。例如，我们只需闭上眼睛，视觉体验就会消失。我们遮住耳朵，就不会听到声音了。

作为精密科学基础的经验是完全表性的。即使缺失了感官的辅助，盲人和聋人也能够成就人类生命最伟大的事业。公路上的交通信号灯对于现代目标的实现是有益的。然而，即便没有机动车和信号灯，伟大文明依然存在。

虽然这些感觉经验之中的任何一种对于机体的存在都并非必不可少，但其整体对于动物生命高等形式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人类和具有类似能力的动物之间的差别在于引入新事物的能力。这需要概念能力去想象，需要实践能力去产生效用。感觉经验是便于驾驭的，这个事实体现了其作用。

一种思想已经流传了无数个世代，它试图将终极真理解释为对感觉印象的单纯认识。这种思想派别可追溯至伊壁鸠鲁，柏拉图的有些词句也有类似的倾向。我认为，这样来看待哲学知识的基础，就好比凭借交通信号灯来理解现代社会。这些信号灯是车辆行驶的调度手段，但并不是车辆流动起来的原因。常识足够大家看明白了，无须我赘述。

19世纪流行的认识论否认的正是这种最明白不过的洞见。这种洞见虽然在细节上不免模糊，然而是一切理性的基础。兴趣和重要性是精确区分感受材料的主要原因。交通信号灯是交通的产物。

重要性产生兴趣，兴趣导致区分。通过这种方式，兴趣被提了起来；这两个因素（兴趣和区分）相互激励。最终，意识得到渐进、间歇式的发展，然后去激发新的兴趣。

4.在这一讲中，主题是表达。于是，我们现在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人类是怎样把与世界的简单联系建构为表达的手段。这个例子就是语言。它是人类的独创性胜利，甚至超越了现代科技的复杂程度。语言讲述了延绵数万年的广泛智慧。在视力和听力两者中，听力较先在语言中发展起来，这一点很有意思。手势语言可能存在过，也有一些朦胧的证据。但是，手势语言有一个大弱点：人们使用它时，其他很多事就办不了了。但当我们发出声音时，四肢是可以自由活动的，这是声音的优势。

这种真实感对于表征（symbolism）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个人访谈要比留声机录音更有分量。如果五十部留声机和几千张录音唱片能够取代大学的教员，那是一件多么节约的事情呀！实际上，我们或许会以为，印刷书籍会在16世纪取代大学。但恰恰相反，16世纪和17世纪是高等教育机构最蓬勃发展的时期。真实感永远不会仅仅依靠感受材料（无论是听觉或视觉材料）而得到充分延续。存在的联系性是理解的本质。

语言具备两大功能：与他人交谈和与自己交谈。后者经常被忽略，因此我们先来谈它。语言是一个人从过去到现在的表达，是感受材料在当下的再现，这种材料与过去的真实紧密相连。因此，借由明确的感受材料，过去的经验在当下被清晰呈现。依照此种方式，语言赋予了我们一份能够清晰表达的记忆，是过去的自己对现在的自己的一种表达。

其次，借由一种共同语言，通过接收说话者的连贯句子，听者过去的蕴含于词语中的碎片化体验能够重组成一个崭新的想象体验。因此，在语言的两大功能中，即时的想象体验都能够获得极大的丰富，附有一种现实感，或者说可能的现实感。

当我们考察语言的内容，也就是语言所表征的经验时也应当注意到，它与对感受材料的抽象是截然不同的。语言的意义预设现实事件之间存在具体关系并互为因果。大部分句子，特别是记录较简单经验的句子中，都有一种笛卡尔在《形而上学的沉思》中所说的“客观实在”（RealitasObjectiva）。

例如，细想一下本讲开头提到的日常例子：一个人发火了，把邻居打倒在地。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个场景都会勾勒出一幅形象化的图景想象。但是，我们思维的本质不是想象感受材料的不断变化。一个事件能够以千百种方式形成感觉模式：既可在白天，也可在夜晚；既可在大街上，也可在家里。人们对胜利和失败的感受千差万别，说不上哪一个就是正确的。然而，这些模糊感受材料纵然模糊，其所蕴含的事件的持续变化过程是确定的，愤怒之人的拳头完全扰乱了被打者稳定的身体机能。确定下来的不是感受材料的不断变化，而是作为愤怒之人表达结果的身体倒地。

愤怒无疑也会影响这个人自己的身体机能。通过显微镜进行细致的生理学检查，观察者能获得许多视觉感受材料。我们再一次回想一下由“把别人打倒的人”这个观念产生的多种感觉图像。是什么将这些图像捆绑在一起的呢？图像本身不过是视觉材料的组成部分。这些材料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就在于它们被统合在了一个现实世界中的过程里。

从这里的例子里能够看出，由同一行为产生的不同感觉经验是具有统一性的，即存在于个别行为中的统一性。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语言，也可以依赖视觉和听觉等感受材料的不同转化来进行描述和解释，但是这些方式都指的是同一行为。这个行为也可能不是纯物理性的。英雄主义、勇气、爱恨情仇，它们都可能是过往事物的特征。

语言的本质在于，它利用了经验中那些最容易从意识中抽象出来、最容易在经验中再现的因素。经过人类的长期使用，这些因素与其含义产生联结，包含了大量各种人类经验。每种语言都传承着一种历史传统。每种语言都是其社会体系的文明式表达。语言是表达的系统化。

在所有表达思维的方式中，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人们甚至会认为，语言即是思维，思维即是语言。因此，一个句子就是一种思维。有许多学术著作都预设了这一理论，更有不少学术著作直接去阐发它。

如果采纳了语言的这种极端理论，那么就很难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和同种语言中不同句子的转述何以可能。如果一个句子就是一种思维，那么另一句话就是另一种思维。诚然，没有翻译是完美的。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一个词、音节、语序是相通的，又如何实现这种不完美的翻译呢？如果求助于语法，那么你就依赖于词语、音节、语序背后潜藏的意义。有的时候，想找到恰当表达自身观念的词汇很难。如果词语和词序都内在于观念，那又怎么会觉得费力呢？那样的话，费力的就会是把握观念了；但是，我们都能意识到，找不到合适语言的词汇是存在的。

那么，姑且承认语言不是思维的本质。但这个结论必须加上谨慎的限定。如果没有语言，思维的留存、调用、与其他思维交织形成更高级的复杂体、思维之间的交流都会受到极大限制。人类文明是语言的自然结果，而语言又是文明进步的产物。语言使思维的自由成为可能：我们因此从心情和环境的即时性束缚中摆脱出来。毫不意外，作为我们西方自由概念的鼻祖，雅典人乐于运用一门具有细致变化的发达语言。

否认语言是思维的本质，并不意味着思维可以和那些与语言相协调的活动割裂开来。这些活动不妨称为思维的表达。当这些活动满足一定条件时，它们就被称为语言。这几讲的整体主题是讨论思维与其表达活动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

这些活动，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身体上的，都比思维要古老。当思维尚处在萌芽期时，这些活动就已经为我们的祖先所有。思维是自身并发（concurrent）活动的产物；因此，一经产生，它就会调整和适应这些活动。脱离所有表达的单纯思维是学者虚构出来的一种理论。在他们看来，一种思维就是一种激发模式。它如一块被扔进池塘的石头，会激起存在的涟漪。但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应该认为，涟漪在激发投石入水这个行为上也起到了作用。涟漪释放了思维，而思维使涟漪增强和转化。为了理解思维的本质，我们必须探究思维与产生思维的涟漪之间的关系。

5.然而，除却这些对于思维的起源及影响的细节，按照我们日常的理解，语言就是思维的惯性产物和惯性呈现。为了理解思维方式，我们必须竭力回顾产生“语言的文明”的心理机制——或者反过来讲，“文明的语言”。

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我们现在会使用两种形式的语言，一种基于听觉，一种基于视力。我们既有口语，也有书面语。书面语的历史要短一些。即便我们承认原始图画中就有书面语的微弱先兆，其历史也不过一万年。书面语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有效思维工具，至多只有五六千年的历史。

作为人类经验中的一个因素，书面语堪与蒸汽机相比。书面语是一项重要的、晚近的人类发明。口语则与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长，是构建人性的最基本因素之一。但是，我们不可将其夸大。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果禁止用口语表达，我们也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充分发挥人类的经验能力。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得，口语已是人类成长的一个首要创造性因素。口语即是人性本身，它没有任何书面语的人造性质。

最终，我们在日常经验中都是口语、书面语混用的，以至于当我们讨论语言时，很难知晓我们指的是口语、书面语抑或是两者的结合。但是，两者最终的融合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大约五百年前，只有少数人能够阅读——至少在欧洲是这样。这也是宗教使用符号、旅馆商店使用招牌的一个主要原因。显赫贵族的徽章是书面语的替代物。书面语对于语言心理学的影响是文明史中受到忽视的一章。

初始阶段的口语在动物和人类行为中都能看到，其功能在表达情感和发送信号之间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口语很快变成两者的结合体。在语言精确化、复杂化的过程中，口语保留了这三类特征，即情感表达、信号发送和两者的结合。然而，不知为什么，在先进文明的语言中，这些特征似乎会逐渐消失，有些特征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我们只有留意语言功能中的这个细微变化，才能够理解近三千年文明中的思维模式。语言的预设是多种多样的。

语言已经逐渐抽象化了，不再依赖于特定环境的预设。一本法语字典在某个日期在巴黎出版，这个事实与字典中所解释的字词含义毫无关联。法语中与英文单词“绿色”相对等的词，不管是在欧洲的哪个国家，还是在太阳系的哪颗行星上，它表达的都是绿色这种颜色。绿色就是绿色，别无他意。你一旦理解了这个词的意思，就没什么好多说的了。

当然，相对于只能将绿色与某个春天的清晨联系起来的祖先，我们的文明程度远胜之。毫无疑问，我们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记忆能力和推测能力都在不断提高。虽然生于能够撇开春天来谈论绿色的人当中，我们也不能凭借这一事实而沾沾自喜。我们必须谨记：凡事不能走极端。

只要语言主要是口语，那么就必须参照环境的特殊性。试分析“温暖的一天”这个简单的短语。在书中，依据字典解释，这个词有一些宏大的意义，涉及地球自传、太阳、温度理论等。现在抛开字典，忘记这些科学的细枝末节。那么，从我们所学的知识中抽离出来，一个得克萨斯州人说了这句话，一个家住北海之滨的英国人也说了这句话，背后的经验显然是不同的。然而，意义的同一性仍旧存在。凡事不能走极端。

在语言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抽象化不无危险性，它使我们脱离当下世界的现实。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重点，聪明人的抽象化就会沉浸在无聊琐事之中。然而，即便有诸多危险性，文明发展终究还是依赖于这种抽象化。抽象化给予表达以概念性经验，由于与一般性事实的高度一致性，这类经验是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的，但它们仍潜藏于自然界。在人类中，这些概念性经验是相互协调的，并通过环境表达自身。这种协调包含两方面，美学的和逻辑的。下一讲就会来谈这两方面。

总之，需要总结一下这个下午我所讲的内容了。这一讲主要是对古老文明思想的一种现代呈现，这些思想以这个地球上生命的视域反思了宇宙的进程。在将现代思维与古代文献相比较时，我们需要谨记翻译的困难，以及日常言辞表达思想意涵时的麻烦。例如，如果我们坚持用英文词“wood”（树木）来翻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并坚持给予其最真实准确的意义，那么我们对亚氏理论的认识会有多么大的不同啊。有证据表明，三千年前就存在深刻的思想家，但那个时代琐细的表现形式束缚了他们的想象力。

尽管缺乏想象力的学究将这些记录进行了编辑和修订，我们仍能够从地球上生命的视域出发，从中认识到宇宙演化的概念。我们能够认识到事物的等级，从无机物到植物，从动物到人类。

人类在命名事物时那些天真的、充满孩子气的描述，让我们认识到了语言与人类经验增长之间的相互交织。实际上，古代文献都偏于单纯。然而，当代描述中自命不凡的宏大只不过是竭力避免敏锐的区分，只不过是对动因的简单化。

这一讲谈的是意义、行动和反应。我对人性的结论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和人类的语言是彼此成就的。如果我们假定语言的产生是一个既定事实，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的心灵是语言赋予人类的礼物。

上帝创世的第六日应该这样写：神赐给人言语，人就有了灵。

1.我们在前两讲讨论了“重要性”和“表达”。“理解力”是分析人类智能的三大概念中的第三个。我们探究的是对于“理解力”的理解。

我要向你们提出，无遗漏地理解这一概念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能够阐明智能的一些方面，但总有超出我们领会能力的理解。原因在于这一概念，即从被理解之事中纯粹抽象出来的智能，如神话一般虚幻。因此，一种完整充分的理解力是对于宇宙完美的整体把握。我们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缺乏这种把握能力。

有一首出名的诗据传说是大约八十年前由剑桥三一学院院长休厄尔博士所作。诗是这样写的：

我是这所学院的院长；

我不知晓的，

就不是知识。

这种态度在学术界一直很普遍，它扼杀了想象性思维，阻碍了进步。

当我们讨论理解力时，这是我想要辩驳的第一个异端邪说。虽然休厄尔博士这首诗是狂妄的——当然，或许他确实博闻强识——但我不会说这种观念就是由他而来的。我要说的是，理解力永远不会是一种完全静止的心态，它总是以一种不完整的、局部的洞悉过程为特性。我完全承认，我们的思维方式中都融入了理解力的这两个方面，即不完整性和局部性。自知之明在哪里？要我说，它不在自觉知识已然完成的时刻，而在自认知识尚在参透的过程。

雪莱在戏剧诗《希腊》（Hellas）的一段合唱词中写道：

一个又一个世界不停运转，

从创造到毁灭，

犹如江河上的泡沫，

闪耀，爆裂，流泻。

随着科学的进步，心智在理解广度方面反而退步了。19世纪是一个充满伟大成就的时代。但那个时代没有造就出对各种兴趣、各种潜能都很敏锐的学者。那个时代批判和推翻了那些本应该力求理解的地方。如果不把目光局限在19世纪，我们就会发现，一切时代在探索思维纵深的同时，也免不了受限于环境（setting）的琐屑细节。然而，为了理解存在的本质，我们必须超越错误的细节，领会思维纵深的根本特性，这种深度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推动生命进步的力量。在此，必须补充另外一个限制条件：如果生命确实进步了的话。

19世纪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个阶段，正在经历产生下一代思想的阵痛。文艺复兴固有的局限阻碍了智识追求的扩展，它源于希腊人的学识，而希腊人被视为文明之父。毫无疑问，欧洲受惠于希腊的程度是难以言表的。但是，希腊思想，即使拓展为希腊—希伯来—埃及思想，毕竟只代表重要性的多面模式中的一个有限方面，而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一直在人类意识的边缘产生推动力。

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去拓展理解力。在19世纪，希腊学家比最优秀的希腊人狭隘一些，基督教学者比早期最优秀的教父狭隘一些，科学家比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奠基人狭隘一些。总体而言，19世纪的所有学识多得无可比拟，即使将希腊人、教父和科学奠基人所知晓的学识都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及。但是，现代人丧失了对于大量其他方法的体察，这些方法或杰出或可憎，隐藏于后，伺机击垮我们安全而短暂的传统。如果要延续文明，拓展理解力是重中之重。

2.什么是理解力？我们如何描绘其特性？首先，理解力总会涉及“构成”（composition）这个概念。它有两种理解方式。第一种模式（mode）是把事物看成复合的，然后去理解构成它的各个部分，以及部分是怎样结合为整体的。这就是按照事物本身去理解事物的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将事物看作一个整体——不管它是否能去分析——然后去获取它对环境（environment）影响的证据。第一种模式不妨称为内部理解力，而第二种为外部理解力。

仅仅把两者划分开是不够的。这两个模式是相互关联的：两者互为预设。第一种模式将事物看作一种结果，而第二种模式将事物看作一种起因。按照我们定义的后一种模式，我们已经进入理解宇宙过程这个概念中。实际上，过程的预设甚至进入我们之前的分析中。我们能够运用这些意义解释的途径来理解自然历程。

当然，只有明晰事物与过程的关系，我们才能最终理解事物。但是，此外还有一种对理想化关系的理解力，它是从事实本身抽象出来的。在这种关系的概念中，从事实到认识的转化是不存在的。

即使数学家也很少具备广泛的理解力，他们具备的是理解力的片断以及这些片断之间的片断的关联。他们可以理解这些关联的细节。但是，这些知识片断不会联结成为广泛的自明并列关系。他们充其量只会对最近注意到的细节具有模糊的记忆。

这种自明细节的序列被称作“证明”（proof）。但是，普遍的数学自明是超越人力的。

例如，1+4=2+3，这个片断知识在我看来是自明的。它再浅显不过了，除非我有意欺骗自己，否则它就是明晰无比的。数字要是大一些的话，我可能就不那么明晰了。我会诉诸证明的可靠性。当然，有的人可能计算能力比我好一些。

以伟大的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为例，如同伽罗瓦一样，他的早逝是科学的一大损失。据说，他对于一百以下的整数可谓运算无碍。换言之，他对于自明性的洞察力，以及从这种洞察力中获得的喜悦，就像我们对五以下的数一样。我对五以上的数就算不上熟悉了。就我而言，数字大小的限制也让我享受不到拉马努金的那种喜悦感。

我承认，相较于数字和数量关系而言，我对于关系模式有更大的愉悦感。我之所以提到这些细节，是为了强调自明性呈现的形式是何其繁多，有的在于范围大小，有的在于质的差别。之前提到的完成感产生于理解的自明性。实际上，自明性就是理解力。

洞悉感同样依赖于理解力，与理解力的增长有关。脱离增长感的完成感是理解力的失败。因为，这里的理解力不能模糊地感知到事物之间的未知关系。脱离完成感的洞悉感也是理解力的失败，因为洞悉本身没有意义，也无所谓完成。

3.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证明”（proof）这个概念。我要表达的观点：在严格意义上来讲，证明是一种脆弱的、次等的过程。当说出“证明”这个词时，马上就会意识到一个概念：半心半意。除非证据已经产生自明性，并进而使自己失去必要性，否则它就会导致一种次等的心理状态，只会产生理解力的缺乏。自明性是一切伟大的根本基础。而证明不过是获得自明性的多种途径之一。

我举一个例子：在哲学里，证明应该尽可能少。全部精力应该放在展示基础事实的自明性上，主要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关联。应当注意，逻辑证明始于前提，而前提基于证据。因此，证据是以逻辑为前提的，至少预设了逻辑是重要的。

哲学旨在昭示关于事物本质的证据。所有理解力以这个证据为前提。一种正当的哲学会充分利用这条根本的、一切前提所预设的经验。哲学可以更好地调节人类心智的内容，将意义加之于片断的细节，并揭示分离和结合、一致性和非一致性。哲学是对于支配特殊思维模式的抽象性的一种批判。

因而，无论从何种意义来说，哲学都是不能证明的。因为证明倚赖抽象。哲学总是自明的，否则就不是哲学。任何哲学论说的目的都应该是产生自明性。当然，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成的。但是，尽管如此，哲学中的所有推理都伴随着人力的这种不完满性的标志。哲学的目标是纯粹的解释。

哲学面临的巨大困难在于语言的缺疏。人类日常交流是关于不断变化的情况的，没有必要提及不证自明的事实。因此，狩猎场景被画在洞穴壁上几千年之后，人们才开始有意识地去分析永恒的空间关系。当希腊人需要词汇来表达自然界现实事物的终极特征时，他们就不得不运用如“水”“气”“火”“木”等词。

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巴勒斯坦，从巴勒斯坦到埃及，当古老世界的宗教思想需要表达宇宙方向的最高统一性（一切秩序都依赖于此，它赋予重要性以意义）时，除了借助统治世界各帝国的专制君主所具有的敏感、虚荣、傲慢的特性，他们找不到更好的自我表达方式。在文明宗教的起源中，神是与独裁者类似的。宗教的现代仪轨仍旧保留了这个污迹。佛教经书和基督教福音书中散布着对于这种陈旧观念的反驳。

语言滞后于直觉。哲学的困难在于，它要表达的是自明之物。我们的理解力超出了词汇的日常用法。哲学类似于诗歌。哲学竭力追求生动的、隐秘的诗性语言。哲学力图把弥尔顿笔下的“利西达斯”田园简化为散文，进而产生在其他思维联结中可用的言语符号体系。

这种对于哲学的借鉴表明，理解力的主要根基并非推理。理解力是自明性的。但是，我们直觉的清晰性是有限的，而且明灭不定。因此，推论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获取这种我们可达到的理解力。证明是工具，用以拓展我们不完满的自明性。证明以清晰性为前提；而且预设了这种清晰性代表了一种不完满的洞悉，由它进入我们对于周遭世界（事实的世界、可能性的世界、我们珍爱的世界、带有目的性的世界）的模糊认识中。

4.讨论至此，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事物的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普遍的特征，具体形式可以用“混乱”“罪恶”“错误”等名称来表述。根据某种意义，事情总会出错的。因而，我们在理解事物本质时，就会引入由坏变好的纠正概念，或由好变坏的蜕化概念。

对于哲学家而言，这是一种诱惑，即他们应该编造神话来调节诸多因素；然后顺便引入挫折（frustration）这个次生的概念。我认为，这就是我对19世纪乃至斯宾诺莎的唯心主义的批判。难以置信的是，一元论中所构想的“绝对”竟然会发展到让自身模糊不清的地步。

描述整体性时需要许多现实事物，描述这些现实事物时则需要得出重要性和目的性的整体概念。由于这些事物具有基本的个体性，其有限的实现就会存在矛盾。于是，不管是从多到一的汇合，还是从一到多的意义衍生过程，其中都包括了混乱、冲突和挫折这些概念。

从对事物各个方面的常识到融贯的哲学性理解，这些都是一些最基础的方面。哲学如果草率地忽略了这个困境的任一方面，都是在逃避责任。我们永远不能实现无遗漏的理解，但我们可以去提高洞悉力。

如果存在无遗漏的理解，那么一切个别便都会清晰了。于是，这就不过是重复已知的认识。在此意义上而言，即是同义反复（tautology）。因此，同义反复是针对无限的智识玩味的。

在同等意义上，过分强调个别也是武断的。无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其注意力的集中。

对于有限的个体而言，可在其自身的经验内对新事物进行洞悉；个体产生的因果关系会制约细节上的选择。哲学易于在无限和有限之间摇摆不定。因此，即便是不完满，只要识别出其模式，理解力就是自明性的证据。同样对于有限的经验而言，推论能够进一步洞悉这种自明性。

一种理解若是局部的，那么它对“排除了什么”的认识就要比“包括了什么”的认识更加确切。就包括的内容而言，将它完成的模式是有无限多种的。但是，只要说明它尚未完成，某些因素就会被明确地排除。大约二十年前，哈佛大学的亨利·舍费尔教授发现并提出：逻辑的基础仰赖于不相容，或者说不一致。舍费尔教授还强调，逻辑的基础是模式（pattern）。这是他对数理逻辑的一大推动。

首先，如果在不相容概念基础上建立逻辑学，有限性就一定会被引进来。正如斯宾诺莎所指出的那样，有限性要排除与自身具有可比性的事物。因此，不相容便将逻辑学建立在斯宾诺莎的有限性概念基础之上。

其次，正如舍费尔指出的那样，否定（negation）和蕴涵（inference）都能从“不相容”中推出来。因此，在它的基础上能把整个逻辑建立起来。我们可能注意到，逻辑的这个基础表明：挫折这个概念更类似于有限的心态；而合取（conjunction）则源于宇宙一元论。哲学的任务是将世界所表现的这两方面协调起来。

再次，逻辑的这个基础启发了我们去理解过程，而过程是我们经验中的基本事实。我们存在于当下；而当下总在变换；当下源于过去，塑造未来，而且正在通往未来。这就是过程。在宇宙中，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5.但是，如果一切事物都会结合在一起，那么要过程做什么呢？一种回应是干脆否定过程。过程仅仅是表象，缺乏终极现实所需的宏大意义。于我而言，这个回答看起来非常不充分。恒久的、统一的真实，怎么会产生变动不居的幻象呢？我们必须理解变化和永恒（两者相辅相成）的相互交织，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种交织是经验的一种基本事实，存在于我们关于人格同一性、社会同一性、一切社会功能概念的基础之中。

同时，我们现在必须来讨论一下不相容和过程之间关系的另一方面。不相容指的是构成两个命题意义的两种事态不能共存。不相容否定了两种意义的合取是可能的。但是，在关于不相容的判断中，这些意义被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当柏拉图通过笔下角色说出“非在是一种存在”时暗指的那种困惑。

我得出的结论是，“集合”（together）这个词与其他所有表达合并的词一样，如果缺乏明确的规范，就会非常模棱两可。例如，“和”（and）这个再简单不过的词就是滋生含混的温床。令人惊异的是，我们对连接词的含混竟研究得如此之少。这些词使精确的推理陷入危险境地。遗憾的是，这些词大量出现在文采飞扬的文字中。因此，文采并不能确保逻辑上的一致。

在阅读哲学文献时，我们必须仔细推敲每一个表示连接的词。如果这个词在同一句话或相邻的两句话中使用两次，那么我们能否确定——至少是为了论证充分的目的——这个词的两次运用体现了同样的含义呢？

我认为，古代和现代逻辑学中的著名悖论都源于这些模糊性。许多在形式上不是连接词的词汇同样表达连接含义。例如，“类别”（class）这个词与“和”这个词一样充满着含混。如何研究这些模糊性，决定了如何理解模式（pattern）以及各类模式的连接词。在这个问题上，哲学文献的研究过于简单，因此众多令人信服的论证都落入了这个陷阱。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不相容和过程”这个话题。不相容的一对命题，我们称其为p和q，指的是在某种预设环境呈现出来的结合模式中，p和q这两个命题的意义不能同时发生。p和q的含义不能够同时出现，要么两种含义都不出现，要么只有一种出现，但两种不能同时出现。于是，过程是宇宙借以摆脱不相容的模式。

这种排除属于环境的有限性。借由过程，宇宙摆脱了有限性的束缚。过程是有限之中的无限内涵；因此，一切界限都打破了，一切不相容都消融了。

任何具体的有限性都不能成为宇宙的最终桎梏。在过程中，宇宙的有限可能性趋向于实现的无限性。

如果我们满足于高度的抽象，很容易达到理智的相容性。纯数学便是遵守这种精确抽象性的成功范例。此外，在16世纪和17世纪最终揭示出来的数学的重要性阐明了一种理论：人类有限理解力的进步需要遵循某种合理的抽象以及那种抽象中的思维发展。在近三千年间，这种方法的发现使现代文明的进步科学出现了。

6.但是，发现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即便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理解这种方法。学者们以一种极其轻率的态度来对待思维的专门化。人们普遍认为，一门专业的发展不会影响环境视域的预设。在研究开展初期，这没什么问题。人们没有看清的是，任何具体话题的拓展都会彻底改变其含义。当拓展一种科学的主题时，它与宇宙的关联就会减弱，因为科学是以严格定义的环境为预设的。

有限科学的清晰性与外部的黑暗宇宙之间具有截然的差别，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具体事实的抽象。比方说，我们可以去研究自己的预设。拿自然科学来说，它预设了几何学。但应该是哪一种几何学呢？存在许多种几何学。事实上，存在无限多的几何学。我们要选择哪一种呢？

当然，我们的一些表面的感性知觉，尤其是视觉，似乎迫切要求三维空间。另外，虽然声音频率范围宽，但就其音量范围而言，在十三度或者十五度之间，声音仍然是模糊的。而且，只要我们能够观察到任何音节上的变化，无论变得非常小或非常大，都会大大改变音色。

我们已经养成了非常特殊的感官观察类型，因此也遵守一套相应的特殊结果。在适当的限制下，的确如此。但是，当我们在拓展科学时，与自然界其他方面的关系的范围便会愈发重要。

除非我们能够理解知识与十五维空间关系的基本关联，否则我们的知识就会被曲解。武断地把自然界的三维预设为唯一重要的维度，这在过去曾经是有帮助的。但在当下就变得危险起来。在将来更可能会成为知识进步的致命错误。

同样，这个星球——或者说太阳所在的这片星云——的空间关系可能在发生普遍的变化。也许在模糊遥远的未来，如果人类还存在的话，他们将会从一个更高、更广的角度来回顾这个奇异的、狭小的三维宇宙。

对于维系兴趣来说，最根本的是进步感和洞悉感。同样，进步包含两种类型。一种进步是运用已知既定模式去协调不断增多的细节。

诚然，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是聚合细节，并将其归到既定模式中。这是教条式的进步，规避了提出谬论的风险。但是，历史也呈现了另一种进步，即将新模式引入经验的概念化中。这样，那些迄今为止人们认为是无关联的，因而没有去辨别的，或者是忽视了的细节就会浮出水面，上升为协调的经验。这是一种宏大的关于未知世界的新视野。

7.因此，理解力具有两种进步模式，一是在既定模式中聚合细节，二是强调新细节，发现新模式。教条主义在关联模式方面一直桎梏着人类的智慧，这种致命病毒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和阻碍着宗教思想、美学思想、社会结构理论和科学的观察分析。

欧洲的思想大厦从一开始就渗入了这种教条思维。伊壁鸠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同样坚信他们经验中存在的各类因素是确定的，这些因素精确地按照他们理解的形式存在。他们没有意识到抽象的风险。后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精湛地剖析了我们为何应该如此确定。对于这种确定性，可谓天才所见略同。

这些伟大人物的信念没有经得起过去两百年来知识拓展的考验，这真是个历史的悲剧。从柏拉图所构想的那种意义上而言，数学是错误的。而从伊壁鸠鲁所认为的那种意义上而言，感性材料并不是清晰、明确和基本的。

思维的历史很不幸地结合了令人鼓舞的启示与令人闷抑的封闭。完成的、确定的知识会丧失洞悉力。这种教条主义是思想的大敌。

在事物之间的具体完整关联中，彼此关联事物的特征成为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关联特征。

比方说，我们按照两个人的特殊个性来定义一切友谊。那么，如果换了两个人，他们虽然也是朋友，但与这个定义就不相容了。同样，图画中的各类颜色构成了这幅作品，它有一定的几何构图。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几何关系，蓝色块就能替代红色块。在这种几何抽象中，红色只是与蓝色一样，与其他剩余色块保持一致。但如果我们更细致地去考察这幅改过的图画，那么可能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幅杰作被毁了。红色与绿色的搭配在具体来看是不相容的。

因此，随着我们洞悉具体的理解，不相容就发挥了支配作用。即，除了这个实体外，所有实体都与这一实体所产生的特殊效果不相容。当我们回复到抽象时，与之相对应的是许多实体替换掉后产生同样的抽象效果。因此，相容性会随着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而增加。

因此，不相容概念存在一种模糊性。实体之间的区别会产生差异。如果色块为深红色，就不能在此运用浅蓝色。这两个概念不相容，因为红色与蓝色之间的差异，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颜色。在美学鉴赏上也是有差异的。在一幅杰作中，蓝色可能是其中一个要素，但在同样的几何位置用红色将其替代，那么整个美学价值就会被破坏。另一方面，如果人们的兴趣完全集中在几何关系上，那么红色和蓝色都同样可以标识出那个区域。

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了，不相容包含两个类型，分别称作“逻辑类型”和“美学类型”。在逻辑类型中，整体是由位置复合而成的，每个位置都可以放上若干不同的事物，也就是替换。替换过后，整体就会发生质变；可替换事物增加后，整体的基本预设也会发生改变。

由于环境的所有可能性，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彻底地理解一个构成。我们仅能意识到一个抽象系统。由于这个抽象系统，因素的改变或者添加会变得无关紧要。不同事物之间的等价性和相容性上方永远笼罩着公正的惩罚。当我们扩大自明性时，抽象性会缩减，而我们的理解力就会洞悉具体事实。因此，或早或晚，知识的增长会产生差异中对抗的证据。

8.这一讲中谈的理解力不只适用于逻辑学。美学经验是自明性的另外一种模式。这个结论如同欧洲思想本身一样古老。将数学中的比例关系理论应用到音乐和建筑领域，这个做法激发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派的兴趣。同样，在数学家中广泛流传的感受——论证要优雅——也引起了哲学家的注意。

我认为，将美学和逻辑学进行类比是哲学中一个尚未充分展开的论题。

首先，美学和逻辑学都涉及对构成的感受，由于众多细节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形成了一个整体。其重要性源于生动地理解细节之间的相互依存。如果过分偏重任何一方，经验、逻辑和美学就会失去意义。

逻辑学与美学的区别在于抽象化的程度。逻辑学注重高度抽象化，而美学则尽可能接近具体化，以满足人类有限的理解力的需求。因此，有限的智能向无限进行部分的洞悉时，便会陷入两难的境地，而逻辑学和美学就处在这个困境的两个极端。

任何一方都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方面是逻辑上的复杂性，以及发现它时感受到的愉悦；另一方面是美学作品的创制，以及创制时感受到的快乐。我们不能夸大创制与感受之间的区别。但区别确实存在，而且在这一讲的最后，我们要探讨的正是感受而非创制。

逻辑运用符号，但只是把符号当作符号来运用。例如，逻辑符号是不管行间距、页边距和开本（四开本、八开本或十二开本）的差别的。

美学感受的进步则是反方向的。我们会折服于建筑物的优美轮廓、图画的欢快基调、语句的精美平衡。整体先于细节。

接下来，我们进入辨别阶段。在那一刻，细节迫使我们将其作为影响整体效果的原因。在美学中，有一种整体能够显示出其构成的各个部分。

在欧洲思想史上，强调细节平衡几乎毁掉了美学探讨。享受古希腊艺术时，人们一直纠缠于寻求细节，目的是说明除了油然而生的和谐感之外，艺术还有某种严格的独立性。

在任何伟大艺术形式中都存在着神奇的平衡。整幅作品增强了各部分的价值，而所有部分都超越自身，在保存自我的同时形成了整体。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更能引发人们兴趣的是对于细节的初步研究（如果被保留了下来），而非在完善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些末节。即使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也达不到完美。

相对于逻辑经验而言，由于更加具体，美学经验是一个更广泛的论题。实际上，当充分探究过美学这个论题

之后，我们会质疑是否还有什么方面尚待讨论。但是，这种质疑并不合理，因为伟大经验的本质是对于未知和未体验世界的洞悉。

逻辑学和美学都注重封闭性事实，而我们的生活则是在揭示的经验中度过的。当我们失去这种揭示感，我们就会丢却心灵的这个功能模式，沦为与过去的均一。完全的符合意味着生命的丧失。残存的是无机界的空洞存在。

总结而言，这三讲试图集合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观念。提及最少的是体系化。在三讲的标题下，我们探讨了各种概念。

我们总结出一个道理：除却细节和系统，哲学观是思维和生命的根本基础。我们注意到的观念和我们选择忽略的观念控制着我们的希望、恐惧和行为。只要我们思考，我们就活着。这就是为什么哲学观念的集合超出了专业领域。这些观念铸造了我们的文明。

1.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基督教诞生之前和之初的一千两百年里，人类的天赋已经达到了高峰。在那个时期，人类提出并讨论了美学经验、宗教、社会关系、政治智慧、数学推导、科学观测的主要概念。当然了，文明的这些方面都有着更悠久的历史，一直可追溯到动物时期。但在那个时期，人类取得了很多辉煌的成就，并开始有意识地探究这些成就与人类生活理想的关联性。在初期，出现了《荷马史诗》和儒家思想；在后期，涌现出维吉尔、约翰福音和罗马政治制度。

生活中的种种技艺得到了蓬勃发展，每一种技艺的初创期都是在这个时期之前。例如，书写是在许多个世纪里逐渐发展起来的。但是，在这个时期，书写变得更加便利了，成为保留个人内心思想的一种媒介。而此前，书写多用来记录帝王的诏谕和胜利者的狂言。金属、车马、道路和航海等方面的发展也可以这样看。这些都意味着文明处于襁褓中。我们在这个时期取得了成就。当然，自这以后，人类在知识和技术方面一直在进步，但仍旧循着那个黄金时代的各种活动所开辟的道路前行。过去一千八百年的欧洲历史是那个黄金时代的续篇。

这种因袭辉煌过去的做法有一个不幸的后果：之前不完善的见解在语言、文学里扎下了根。此外，语言还左右着我们无意识的思维预设。

比方说，每个单词都有辞典里的释义，每个句子都以句号为界，它们都表明我们能够完全从环境中把自己抽象出来。因此，我们倾向于将哲学问题看作是对事物各类相互关系的理解，即使不进行其他任何参照，每一种关系也是可理解的。

2.这个预设是错误的。让我们先不去管它，假定每一个实体，不管属于何种类型，在本质上都包含了自身与宇宙其他事物的联系。不论是在成就还是潜力方面，我们都可将这种联系视作专为那个实体而设的宇宙。这种联系可被称作该实体的宇宙视域。例如，数字三、蓝色或任何一种已实现事实的确定情境，都存在为其所设的宇宙视域。

我们目前对所有类型的实体进行抽象，探究这种做法所具有的意义，这不只是学者案前的形而上学难题，更是日常判断中所需的实践意识问题。将适用于一组事件的宇宙视域中的概念不加鉴别地运用到不同视域的其他事件中去，这是危险的。由于存在差异，我们就需要校正。在第二部分的第三讲中，我会讨论视域理论在每一种实体中的不同应用。同时，有必要探究一下因忽视这个理论而引发的一些误解。

在我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曾在“关系本质”这个标题下探讨过宇宙视域这个概念。不过，那时只讨论了质化实体的视域，此时这个概念已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3.最简单的事物分类学说认为，某些极端的类别是独立于其他事物存在的。例如，古希腊哲学家，尤其是柏拉图，似乎赞同这种关于质化抽象（例如数字、几何关系、道德品格等）的理论，也赞同较高级的感性知觉的质化启示。换言之，根据这一传统，即我们从自身经验中抽象出此时、此地、此境、此事的非理性特征，那么剩下的便是自我同一性、区别性和本质的相互联系，它们与事物的推移没有本质的联系。于是，我们完全抛弃了转化因素，而把注意力集中于永恒的形式领域。在这个想象的领域中，没有变化，没有失去，也没有获得。这个永恒领域本身就是完成的，是自我维持的，因而是“完全真实”的领域。

这个概念一直困扰着哲学，它与古希腊的思想相差不远。后来，这个概念把希伯来因素转移到了基督教神学之中。

永恒形式领域的概念产生了一些修辞学的、乞题的词汇，如“自我维持”“完全真实”“完满”和“确定性”。

让我们按相反的顺序来研究这些词汇。我们在算术方面会犯错误，会误解数字和数字之间相互关系的确切含义。17世纪和18世纪的伟大数学家们错误地理解了他们研究的对象。比如，在无穷小的概念、无穷级数的前提条件和复数理论上，他们的发现就充满了谬误。

不论他们是神学家、科学家或人文主义者，这些教条主义者最看重的幻梦就是人类知识领域概念应以纯粹真理为特点。

同样，“完满”这个概念也一直困扰着人类的想象，我们不能将其忽略。但是天真地将其归于形式领域是毫无道理可言的。泥土的形式、罪恶的形式、其他不完满的形式又是什么呢？如果把各类形式比作一栋房屋，那么这栋房屋中就会有许多超出其范围的大厦。

因此，形式的所指是超出了自身的。将除本身之外任何没有含义的“绝对实在”归于这些形式，这纯粹是幻想。形式的领域是潜在性的领域，而“潜在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外延。这个外延涉及生命和运动、包含和排斥，也涉及希望、恐惧和意图。用更通常的说法，这个外延涉及欲求。它指涉现实事物的发展，这些事物是形式的实现，又超出了形式。它指涉过去、现在和未来。

此外，万物都是以其自身的方式而成为某种实在的事物。当你认为某些事物是非实在的，你想到的仅是一种没有将“某些事物”包含在内的实在类型。但是，实际存在并不意味着能够自我维持。同样，各种实在的模式是互为需要的。哲学的任务即是阐述不同存在类型之间的关联。我们不能穷尽这些类型，因为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但我们可以从看起来处于极端的两种类型开始，然后在表达与其他类型的相互关联时将这些类型揭示出来。

我并非认定这两种极端类型在本质上比其他派生类别更基本，或更简单。但我认为就人类经验而言，这两种类型是理解存在类型的自然出发点。

这里所谈的两种类型可被称为“现实性类型”（TheTypeofActuality）和“纯粹潜在性类型”（TheTypeofPurePotentiality）。

这两种类型彼此需要：现实性是潜在性的例证，而潜在性则描述了现实性的特征——不论是在事实还是概念上。

同样，关联这两个极端类型时需引入其他类型，即类型之上的类型。每种类型都表达某些构成模式。我认为，语言传统在对待构成模式时异常天真。某些大家很爱用的词，如“构成”（composition），其本身就掩盖了通过反省会发现的种种困惑。

此时我们最好还是反躬自问，我们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中要诉诸什么？证据又在哪里？

4.在穿插回顾了证据后，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作为与潜在性这一端相对的现实性，其含义是什么？我们再重述一下：现实性和潜在性彼此需要，互为例证和特征。因此，为了理解现实性，我们必须要问：什么是特征？具有特征的是什么东西？

对于第二个问题已有很多种回答，每种都关乎人类经验的某些重要方面。可将这些回答归类为三个题目，即“实体”“事件”和“绝对”。但这些题目涉及了延续几个世纪的学术讨论，虽然并非朴素的经验，但是很重要。

5.第二类人类经验与第一类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缺乏亲密性、强烈性和模糊性。这类经验由形式的区分所构成，借由事实与身体的关系来表达这些外部自然事实。我们可称其为“感性知觉”（SensePerception）。

感性知觉属于高级动物，那么我们将按照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就是按照人类经验来研究它。感性知觉是一个复合体，从构成第一类人类经验的更原始的身体经验中衍生出来。它从其源头蜕变出来，焦点却改变了。感性知觉的首要特征包括清晰性、明白性和无偏性。它的次级衍生物是情感，通过唤醒自身之外的反应获得。这就是休谟的理论。只有他忽略了直接的身体经验，虽然他也用这些初级经验来描述人类对感性知觉的反应。

这些质化和时空的形式主导着这种经验。这些形式不受情绪的影响，永远是它们自身，即能够生动地实现从承载情感的现实实例中抽象出来的事物。自然界是缺乏情感冲动的。

感性知觉是动物经验中抽象化的一大成就。这种抽象源于选择性重点的增长。感性知觉赋予人类三份礼物，即一种达到准确性的方法、一种质化区分外部活动的感觉，以及一种对于本质联系的忽略。

高级动物经验的这三个特征，即近似的精确性、性质上的确定、对本质的忽略，共同构建了人类经验中意识的焦点。

这种对于抽象意识的基本判断，即“除却与外物的任何关联而对这种性质做出例证的实体”，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基础。

强调高等感性知觉材料，如视觉和听觉，打破了两个世纪以来的哲学发展。“我们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转化为“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后者已经被武断地解决了，其预设是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感性知觉材料的时空模式时，知识便产生了。

普遍的区分原则主导着这个我们称之为“人生”的创造过程，这些原则都是什么呢？我们仅能求助于自身的直接洞察，即笛卡尔所说的“直觉”。我们的判断力（judgment）——笛卡尔同样诉诸它——需要一种探查力（inspection），提供为做出决定所需的材料。因此，问题在于主导经验的基本模式。这些模式是分类的模式，每一种都包括在本质上形成对照的差异。

我认为，经验的本质特征可以用三组反义词来表达分类的三种原则，即“清晰与模糊”“秩序与混乱”“善与恶”。我们应从这些经验模式开始来理解创造。

秩序与善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紧密关系，反对“有秩序的行为”是很不常见的。毫无疑问，纯粹的秩序是有局限性的，它会过度。但不以秩序作为部分的基础，卓越也就谈不上了。纯粹的混乱会导致一事无成。这一讲的一个目的就是探究秩序与善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提出局限性。

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尤其当我们想到，欧洲思想史中最著名的演讲恰恰就是这个主题。这篇演讲发表于大约两千三百年前，题目并没有提到秩序。但我们确实知道它的主题就是数学。为什么柏拉图坐下来写一篇主题为“善”的讲稿时，他竟然会自然地想到数学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今天从自身角度出发来进行探讨。我们并不关心演讲中阐明的精确数学理论，甚至也不关心数学与柏拉图所设想——毋宁说误解——的形式之间的精确关系。我们的主题是秩序与善之间的关系，数学与秩序之间的关系。

初看之下，如果认为乘法表与登山宝训中的善之间有某种重要联系，实在是大谬不然。但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人类经验是怎样从混沌的动物性中清晰起来的，这样就会马上发现，数学知识是深入认识善的本性的首要例证。同样，我们必须谨记，道德仅仅是善的其中一方面，虽然人们往往过分偏重它。

动物享有结构。它们能够建立巢穴和堤坝，能够穿越森林追踪气味。混乱和相互交杂的具体实现的事实支配着动物的生活。而人类理解结构。他们从大量细节中抽象出支配原则，能够想象各种可供选择的例证。他们能够设想长远目标，比较多种结果，从中选择最优。但如何理解具有多种应用形式的结构，这一点决定了人类控制目标的本质。

作为人类需要学习结构，而成为动物只需要享有结构。动物享有社会关系；而人类能够了解社会关系中包含的确切个体数量，并能够想象数量之间的确切关系。换言之，在从较低级的动物经验到较高级的人类经验的推移过程中，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种选择的重点，借此可以清晰地定义有限的经验情境。

人类划分的清晰性既增强了每个独立情境的独特性，又揭示了自身与这些情境的本质关系。这种清晰性强调了有限的个体性及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

此外，清晰性于即时实现中揭示了对事实性的某些分析。然而，通过这种揭示，其他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多种可实现的可能性就会凸显出来。清晰性告诉我们可能存在和可能已经存在的东西，揭露了歧异和相似。人类拥有洞察事实内部形式功能以及从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价值的能力。在人类历史上，当对繁杂的模糊认识转变成对数的精准观察时，人类在理解形式之间的混杂交织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这是作为揭示善的高等生命所必需的。

我想起了一个实例，证明至少松鼠尚未跨过这条文明的界限。当时我们住在位于佛蒙特州一处很棒的湖畔森林宿营地。一只松鼠在我们的营房内筑巢，将巢安放在火炉旁的砖洞里。它进进出出地喂养小松鼠，完全忽视人的存在。一天，松鼠妈妈认为小松鼠们已经长大并度过了哺育期，因此，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带到森林边缘。多年后，我回想起来的共有三只小松鼠。但是，当松鼠妈妈将它们放到外面的岩石上时，松鼠一家看起来与在营房巢内时大不相同。松鼠妈妈有些惊恐不安，跑进跑出两三次，确定没有小松鼠被丢下。她不会计数，也不会给小松鼠们起名字进行识别。她只知道岩石上的模糊数量与巢内的不同。在家庭经验中，松鼠妈妈不能理解数字的明确界限。因此，她隐约感到惊恐不安。如果松鼠妈妈能够计数，那么她就会体验到成功哺育三个孩子的明确满足感，或者，如果丢失了一个孩子，她会感到强烈的痛苦。然而，松鼠妈妈没有充分体验到任何精确的限定形式。

因此，对精确限定形式的直觉力，决定了对于善恶的生动体验。数字在这些形式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7.在讨论更深刻的经验，即宗教和神秘经验时，我们过多强调了对于无限性的单纯感受。完全受这种感受支配的任何生物都要比松鼠还低级。一切实现的形式都表达了有限性的某方面。这样一种形式表达了其本性是“这个”，而不是“那个”。换言之，形式表达的是排他性，而排他性意味着有限性。

世界全部的尊严源自于感受的有限性范围内的积极成就，以及超越每一个有限事实的无限模式。每一种事实都需要无限性来表达超越其自身限制的必要关联。无限性表达的是宇宙的一种视域。

重要性源于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结合。“让我们尽情吃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亡！”这种呼声表达了纯粹有限性的琐碎化。神秘、无效、麻木的状态表达了纯粹无限性的空虚。那些强调无限性而牺牲有限的历史变化的神学家使宗教起了坏作用。之前我们在对于心智的讨论中，运用了三组反义词：清晰和模糊、秩序和混乱、善和恶。我们会很自然地将清晰、秩序与善联系起来；而将模糊、混乱与恶联系起来。例如，在推荐信里面，“她的思想清晰而有序”被认为是褒奖；而“她的思想模糊而混乱”则被认为是批评。这种判断的原因是，清晰和有序能够使其拥有者处理预见的状况，是维系现存社会情境的必要基础。但这远远不够。超越单纯的清晰和秩序是处理未知事件、产生进步和激励所必备的。若完全受到结构的桎梏，生命就会退化。对于探索新事物而言，将经验中的模糊和混乱的因素结合起来的力量非常重要。

仅强调明确体验事物的特殊方面，这种做法虽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但也阻碍了哲学的进步。以公元前4世纪数理科学的兴起对欧洲思想的影响为例。数学所研究的是在当时既没有引入转化意义，也没有引入创造意义的概念。希腊数学的唯一内容就是数论和几何。

无须深思具有这些特殊数学形式的科学所产生的重要性。科学改变了文明，但对希腊思想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在希腊人对于科学的理解中，转化概念尚隐藏其后。每一个数字、比例和几何形式都是静止的。数字“十二”（在他们的概念中）与创造无关；“六比二”和圆形的几何形式也同样如此。这些理想形式对于他们而言是静止的、自在的、自立的——每一种都代表着其本身特有的完满。希腊思想对于基本数学概念的反应也是如此。人类心灵为这种对于永恒性的窥见所倾倒。其结果就是希腊哲学——至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将终极现实伪装成恒相互关系的静止存在。完满与转化无关。在变化的世界里，创造只是静止的绝对的附属品。

8.希腊黄金时期的这股推动力对后来的欧洲思想有三大影响。首先，哲学化神学继承了静止的绝对存在，将其作为一个首要前提。

其次，由抽象对象组成的结构。例如，数学概念和构成模式所包含的一切概念，都被赋予了一种显著的实在性，而撇开了将其表现出来的个体结构。

再次，这些抽象结构被认为与创造完全独立，而这是在它的本性之中的。过程就此失落。

在那个时代，数学是静止宇宙的科学，将任何转化都看作是静止形式的转化。当今，我们会去思考转化的形式。近代的无穷级数即是一种转化形式的概念。换句话说，这个形式就在于级数序列作为一个整体的特性。级数和的概念就是由这种转化形式所表达的最终结果。

柏拉图和休谟向我们阐明，体系对于理性思维至关重要。但是，他们同样认为封闭的系统意味着鲜活理解力的死亡。于是，他们在解释中便游离于一切体系之外。因此，他们在按照自身的规则阐明我们的基本见解是清晰与模糊的综合体。清晰的明确焦点逐渐隐入纯粹外在的、黑暗的模糊环境中。局部理解的连续形式隐约地揭示了经验中的这种环境。

9.我们要理解静止形式的单纯存在是如何需要将自身投入变化着的历史性世界的创造中去的。存在一种创造形式。我们要理解宇宙的统一性是如何需要杂多性的，也要理解无限性是如何需要有限性的。

我们要理解，每一个当下展现的存在是如何需要其过去和未来的：过去先于自身存在，而未来是自身存在中的基本因素。因此，每一个时刻的存在中都包括三个因素：过去、现在和未来。依此，有限存在的即时性中会保留作为视域延展的无限性。

同样，我们要理解单纯的事实性如何保留其与超越自身现实性的各种可能性之间的关联。具体实现（即历史事实）的特征充满着各种可能性，这个特征排除了不同的关联类型。在当下展现的现实中具有过去的各类特征，一部分被重现，一部分被排除；也具有当下并存的其他事实的特征，一部分被分有，一部分被排除；同时还具有未来的可能性，一部分做好准备，一部分被排除。若摒弃了与过去、共存的当下和未来之间的关联，摒弃了与保存或破坏创造形式之间的关联，这种对于当下事实的讨论便让宇宙失去了基本的重要性。若缺失了视域，便只剩下琐碎。

例如，在音乐厅中，在即时的现在中存在即时的音量，存在支配随后各个体验时刻的交响乐形式，存在让这种交响乐得以上演的创作天才，存在创造力天才（管弦乐队、指挥家、作曲家）的杂多性，存在在当下实现的静止形式的杂多性：乐器的形式、管弦乐队的空间分布、每一时刻声音的数学分析、乐谱。最后，留给我们的是四种描绘经验的主要模式。首先是审美经验内部的三个方面：天才感、启示感和挫败感。第二是事实性的三个方面：统一性经验、杂多性经验和转化经验。

第三，我们发现了三个分类的基本依据，即清晰与模糊、秩序与混乱、善与恶。

最后，蕴含于创造过程的存在包含两种终极类型。一是各种永恒的形式，以及它们的对偶存在，即潜在的欲望和实现的事实。二是实现的现实，以及它的对偶存在方式，即蕴含于当下的过去，以及直接感受的当下。此外，直接感受的当下中又蕴含着朝向未实现之将来的欲望。思想家如何对待这四种经验模式，这一点奠定了他们的哲学形态，以及思维对实践生活的影响。

1.在这一讲和下一讲中，我们先来探究一下历史性的世界中各个构成所展现出来的多样的统一体模式。这些模式的例证包括脉搏、分子、岩石、植物生命，动物生命、人的生命等。在之后，我们会涉及相对模糊的统一体模式，如最广义的社会学、自然规律和时空联系。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最终极的统一体模式，凭借它，潜在可能性的众多模式中出现了稳定的目的性，而有限的现实事物之外也才有了重要性。换言之，有限的重要性为什么需要无限的重要性呢？

生命的本质要到既有秩序的破坏中寻求。宇宙不接受“完全符合”带来的死气沉沉。宇宙朝向新秩序，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性的经验的基本要求。我们需要解释为何要以秩序形式为目标，为何要以新秩序为目标，还要解释成功和失败的衡量标准。我们对历史过程的这些特征有了初步的了解（尽管这些理解也很模糊），除此之外，我们在经验中是感受不到理性因素的。

由于预设了静止时空是必然的，秩序是物质性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近两百年间，科学知识的发展完全推翻了这些必然性预设赖以建立的所有基础。但是，这种预设仍残存于一些科学理论体系中。即使在表面上否定这种预设，这些人仍私下里承认其存在。在当今文献中，我们发现有些人拒绝违反自然秩序，否认任何支持这种违反的理由，也拒绝从哲学上证明他们的这种否认态度。

我们必须解释趋向秩序的这种潮流，秩序是对经验最有力的拯救。我们还必须解释为何破坏秩序，以及为何任何具体秩序形式中缺乏必然性。

材料（data）、形式、转化、结果相互交织，这是每一个事实单位所具备的特征。现在，我们需要更详细地来考察。但我们必须先进行严格的抽象。在历史性的世界及其形式领域中，每一个事实在得到充分实现后都具有无限多的关系；这些关系即是这件事实的宇宙视域。我们只能选择其中极少量的关系加以思考。若要充分理解这些抽象出来的关系，我们必须依据这些关系所具有的无限性。我们的经验远多于能够分析的部分。因为在体验宇宙时，我们在意识中分析的只是其细节中极少的部分。

这就是材料。从这些材料中产生了一种过程，具有转化的形式。这一过程单位是尚在探讨中的现实事物的“貌似真实的现在”（speciouspresent）。它是一种构成（composition）、分级、排除的过程。在成为现实的过程中，每一细节都需参照其他细节进行自我分级。任何因素若要起作用，都需要排除材料中的一些成分，因为这些成分不能与过程中起作用的那个细节相协调。既然排除是一个积极的事实，那么排除掉的材料作为背景就为整个搏动添加了一种节奏感。我们只有认识到历史事实避开了什么以及这种逃避具有狭隘性时，才能理解任一历史事实（无论它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我们只有参照西班牙的两次失败经历（19世纪试图统治加利福尼亚和16世纪试图统治英格兰），才能完全理解欧洲人在北美的那段历史。

一切现实性都包含了从现实材料派生出的形式的实现。现实性既是各类性质的构成，也是构成的一种形式。构成形式决定了在材料中实现的那些形式如何进入构成的有限过程中，并因而成为具有自身例证和排除对象的新现实。有一种过程形式是拿来复杂的材料形式，然后把它变成新的现实。但任何现实都不是静态的事实。现实性的本质是宇宙的历史性。我们只有在构成未来的积极材料内才能理解完整的事实。

“二乘以三等于六”这个叙述参照的是一个没有具体说明特征的持续原则，我们假定在合并过程中这个原则是保持成立的。“二乘以三”这个短语指的是一种遵守个体性原则的合并过程的形式。更广泛地说，这个算术词汇所涉及的是过程的一种特殊形式，得出的组具有某种特定的算术特征。这个过程具有严格的形式，在上述情况下会得出一个具有如此特征的复合实体。

很抱歉，我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强调这种琐碎的问题。也许你们中会有人认为，我在反对一种流行的信念。这种近代流行起来的理念认为，“二乘以三等于六”是重言式。也就是说，“二乘以三”所表达之意与“六”相同；因此，这句话中没有新的真理出现。我认为这句话所考虑的是过程及其结果。当然，一个过程的结果超越了自身过程的材料。但是，这个抽象表达“二乘以三等于六”中，“二乘以三”表达一个流畅的过程形式，而“六”则表达完成了的事实的特征。

我们在解释语言和符号时很天真，忽视了含义之间的细微差别。如果我们说“六不等于七”，那么我们就否定了“六”和“七”的同一性。在这个短语中，“等于”这个词表示同一性。如果我们说“二乘以三等于二加四”，我们表示的就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产生了同样数字特性的合成体。“等于”的含义，或“是”的含义在每个例子中都不同。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数学所研究的是某些特定的过程形式，这些形式能够得出另外的一些形式来用作下一个过程中的成分。第四讲中我们提过，“过程形式”这一概念体现在了数学里面“无穷级数”的概念里。

另一种做法是将宇宙归结为一种空洞的重言式绝对，而“生命和运动”只是梦幻。与所有发现一样，数学的发现不仅推动了人类理解力的发展，而且产生了新的错误模式。数学的错误就是引入了“形式”这个理念，却排除了“生命和运动”。

只要材料存在广泛的相互符合（conformity），具有活力的构成形式就能够将这种符合转化到结果中，以此来保留对于未来的符合。在此，我们拥有的是在小幅度变化中维系大范围符合的基础。行星、岩石和生物都见证了这种广泛维持的符合性；但同样，它们也见证了这种维系的偏狭性。在已实现的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完全符合之前的自身。在已实现现实的领域中，这种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是偏狭的：它适用于某些目的，支配着某几类过程。但是，在其他过程类型中，差异是很重要的，而自我同一性则是一个有意义的、虚构的神话。例如，就继承现实的遗产而言，一个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与出生不到十个月的婴儿基本上是同一的；但是，若驾驶一艘游艇，成年人则与孩童有着本质区别，同一性由此退化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无关联性。只要保留同一性，自然规律就自然存在。只要同一性衰减，这些规律就会更改。但是，更改本身也可能是合乎规律的。个体的变化中也可能会显示出一种变化规律，例如，从幼年到成年动物的改变。然而，这种变化规律自身也会改变。例如，物种的兴衰、文明的起落、天体的形成。

在上述任意一个例子中，随着变化的出现，新的存在类型也可能会出现，并受到产生于新环境的新自然规律制约。换言之，材料、过程形式、产生新材料的结果都依赖所处的时代以及支配那个时代的过程形式。

任何过程形式的反常动荡所引起的情感动荡都是引人注目的。人类已接受了缓慢的渐变，但对于人类经验来说，如果发生了突变，人的本性就会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例如，狂风、暴雨、地震、社会革命、重病、烈火、战争都是会激发人类特定情绪反应的情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解释这种突变的强烈反应。我认为，这既展示了我们对规律秩序主导地位的情绪反应，也展示了我们对这种秩序遭到破坏时的反应。当重大变化发生时，我们有时如登九天，有时如坠地狱。

在这几讲中形成的一个主要理念就是，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而言，都不能从“过程”中抽象出“存在”。过程和存在的概念互为前提。从这个论点得出的一个推论就是，过程中“点”这个概念是谬误的。在这里“点”概念指的是，过程可以分析为终极实在的构成，而在这些构成中是没有过程的。

这些特例之中蕴含的基本原则是，这两个错误概念——缺失个体的过程和缺失过程的个体——永远不能彼此协调。如果你以其中一个错误概念作为开始，就必须认定另外一个毫无意义。

正如算术中详细阐述的那样，数字这个概念一直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引发错误的分离。每个单独的个体都是没有数字可言的；而一个静态的群组是由数字来刻画的。按照这种模式，我们在进行算术研究时可能缺失了过程，因此数学一直被看作一种为虚妄的形而上学充当避难所的测试场。

当柏拉图思考数学时，将其设想为一个无变化的形式世界，并将其与变化世界中的模本相对照。然而，当柏拉图思考活动的现实事物时，又趋向于相反的观点。他借助“生命和活动”将形式从空洞无意义中拯救了出来。

在这几讲中，我采用了柏拉图的后一个理论，即关于“生命和活动”的。合并的数学模式，例如“加法”“乘法”“级数”等都被解释为过程的形式。“多重性”这个概念本身就被解释为对过程形式的抽象，借此，材料获得了进入新材料的一种统一性。

7.过程和个体性相辅相成。如果彼此分离，所有意义就会消失殆尽。过程包含个体，过程形式（或者换言之，欲望）从个体中获得特性，并且只能从过程的角度来理解个体的特性。

这个理论中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证明关于推理的某种一般性概念呢？如果过程依赖个体，那么不同个体的过程形式也不同。因此，对于一个过程的描述不能适用于另一个过程。对于包含在不同过程中的个体的同一性概念，也存在同样的困难。我们的理论看起来已经破坏了理性（rationality）的本质基础。

关键在于每一个体事物都会影响自身所参与的过程，因此，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去探究过程。反之亦然。所以，逻辑和数学中的绝对普遍性就消失了。同样，归纳法也无从谈起。因为换一种情况可能会产生其他结果。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首先需注意这个问题很难与常识保持一致。学科划分就证实了这一点。没有人会为了欣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巴赫的赋格而研究地质学。地质学的研究范畴与十四行诗或赋格大相径庭。因此，一篇地质学论文中所讨论的相互关系与在一首十四行诗或赋格构成揭示的相互关系会大不相同。但是，的确也存在些许类似之处。有时这些类似之处还很重要。例如，古希腊人发现了弦长与曲调和谐之间相类似，以及数学比例与结构美感之间的相似性。

因此，因多样化而产生的差异并不是绝对的。类比（analogy）寓于多样化之中。理性主义的方法就是讨论类比。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在于存在不可避免的多样性。我们可以将文明思想的发展描述为在多样性中对同一性的发现。例如，几天和几条鱼在数目上具有同一性。

但是，这种抽象的可能性产生了一种作为所有思想基础的根本直觉，借此，我们可以单独研究个体和构成这些个体存在的过程形式。从个体事实经验到性质概念的必然过渡中存在这种直觉。接着，我们研究寓于一系列事实中的稳定特征；然后是某一给定序列的各个事实的局部同一性；进而研究维系这种局部同一性所需之事实的潜在可能性。

换言之，只要我们运用抽象来分离序列形式和所包含的个体事实，就必须引入潜在性概念：即序列事实的潜在性和事实序列的潜在性。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去构想序列和个体事实之间存在的各种可能的、相互适应的情况。从结果而言，这些事实与连续形式是一致的。我们在考虑个体的可能性与序列的可能性。单纯的即时例证仅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

8.只要承认了过程的概念，那么理解存在的根本就是潜在性概念了。如果从静态事实的角度来解释宇宙，那么潜在性就会消失。一切是其所是。连续仅仅是由感知的局限性而产生的表象。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将过程作为起点是最基本的，那么当下现实的特性就会从过程中得来，而这些特性也会被加之于未来。即时性实现了过去的潜在可能性，蕴含了未来的潜在可能性。希望和恐惧、喜悦和幻灭都从事物本质中极其重要的潜在可能性中获得意义。我们追寻希望的痕迹，逃离恐惧的追逐。当下事实存在的潜在可能性构成了过程的驱动力。

最终，神作为宇宙中的一个要素而存在，借此产生了重要性、价值和超越现实的理想。正是通过于空间的即时性与神的理想之间的关联，引发了超越自身的价值感。超验宇宙的统一性和实现了的现实事物的杂多性都因神的这种意义而进入我们的经验中。除却这种超验价值感，现实的他在（otherness）将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中。超越我们自身的价值必定存在。否则，每个体验就不过是在唯我论（solipsist）存在模式中的一种空洞细节。我们之所以要有神，是因为世界中的现实事物在表面上如此繁杂；之所以存有实现了的价值，之所以朝向超越现实的理想，则是因为世界在表面上的统一。

因此，在神和历史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本质的联系。鉴于此，我们产生过程的形式不需要完全依赖过去。随着时代在徒劳和挫败中衰退，包含新秩序的其他理想中会产生新的过程形式。

科学从以往成就的各种形式中探究过去，预测未来。但是，当现在开始自我破坏，打破继承而来的重要性模式的时候，神的影响就在历史过程中注入了新目标，达到其他理想。

科学所研究的是过去转化的事实。历史将目标与理想联系起来。而在科学与历史之间是神的推动力。死板的科学事实之所以转化为鲜活的历史，正是由于宗教在世界中的推动。鉴于此，科学永远不能预知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新事物。

1.在这一讲中，我们要寻求宇宙这一概念的证据，证成理想这个描述人类文明的标志。

我们已经假定，很多现实事物、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协调形式、各自的重要性、宇宙统一性中共同的重要性，都是具有自明性的。正如前几讲所讨论的那样，我们必须明白，自己不是从界定明确的前提出发来进行论证的。哲学是探索前提，而不是从前提演绎。演绎的目的是通过结论来验证起点。

科学冲破了自身假设的束缚，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中比比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即使在算术中运用的纯粹抽象逻辑，也有必要引入类型论来纠正原假设中的疏漏。

因此，演绎逻辑并没有我们惯常赋予它的绝对地位。在运用于具体情况时，演绎逻辑是一种试验性的步骤，最后需由其结果的自明性来判断。这种理论将哲学置于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基础上。不过，我们必须广泛地拓展“实用主义”的含义。在许多当代的思想中，它都被限定地理解为任意的、专门的假设。但是，教条的否认并不能证明实用主义就排除了自明性。实用主义所诉求的仅仅是在文明的经验中自我维系的那种自明性。因此，实用主义最终诉求的是文明的普遍自明性，以及我们通过“文明”所意指的事物的自明性。

在我们结束对演绎逻辑的讨论之前，最好提及一下“变元”（Variable）在逻辑推理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变元”是用符号来代表的命题形式，表明这个命题形式本身是不确定的，可以替换成任意的具体命题。同样，变元虽然是不确定的，但在整个论证中仍然是同一的。这个概念最初是在算术中发挥了作用，用x、y、z这些字母表示任意数字。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中，它也有过初步的实现，例如，“苏格拉底”这样的名字表示“任何一个人，且在整个论证中指代同一个人”。

变元在推理中表示“任何一个”保持自我同一性的事物。例如，在基础算术中，当x首次出现时，它表示“任一数字”。但是，在推理过程中，x的再次出现总是表明与首次出现的数字“相同的数字”。因此，变元是“任一”所传递的模糊性与一个具体指征的明确性之间的巧妙结合。

因此，我们拒绝将演绎逻辑视为形而上学的一个主要工具。形而上学旨在揭示自明性。缺失了自明性，演绎推理就失效了。因此，逻辑预设了形而上学。

2.我们将自身预设为现实世界中的现实事物，这样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为了有效推断与我们自身相协调的现实世界，我们不可能从质化细节的纯粹主观经验出发。否则，“接受形式”（formofreception）就不过是虚假的。换言之，接受形式被归结为一种对唯我主义存在的界定，描绘了个人关于质化模式展现的个体经验。接受形式是我们内部的一种活动，而不把我们记述为其他活动中的一种活动。它没有注意到我们将自身看作是生物界的生物。我们被单纯归结为外界表象的接收器。在这样的预设下，我们就没有洞察存在众多互相协调的现实事物的世界所需的材料。

在讨论我们的经验时，首先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对于质化细节的清晰意识中存在表面的可变性。“这”是红的，“那”是高声的，“另一个”是方形的，这种确定的意识是集中注意力和进行排除的结果。同样，这种意识不能永远维持，变异总是不时地闪现，并随着注意力的转向而变化。意识是一种持续转变的过程，从本质存在的整个过程中抽象出易变的质。意识有专注、强调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背景，结果就会变得琐碎。

在质化细节上集中注意力可以产生关于这些细节的单纯的、连续的意识。例如，我们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先是红色与绿色的图案，接着是灰色与蓝色的图案，最后是清脆的铃声。这是一种质化的主观经验，别无其他。整体是无意义的。这是通过集中于意识的抽象而取得的一种明确体验。

但是，我们意识到的不能仅是清晰性，还有清晰的重要性，这需要我们根据那些隐约困扰着存在完整性的大量问题来解释清晰性。

近几个世纪以来的主流认识论之所以如此薄弱，原因正在这里。认识论将经验的完整性解释为对于感受材料初始清晰度的一种单纯反映。其结果就是将产生反应的材料局限于感受的材料。这种哲学思想的现代传人只能问出这样的问题：继红绿图案之后是蓝灰图案，而后又是清脆的铃声，人们对这种情况的情感反应是什么？答案是随便你。当然了，如果你是一名美国学者，那就跟着格林威治村和哈佛大学的潮流来反应；如果是英国学者，那就跟着布鲁姆斯伯里和牛津的反应。

换言之，我们把道德、情感、意向经验的大部分都当作琐碎和偶然。把大量经验的整体概念看作是对于清晰察觉到的细节的一种反映，这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把关系反过来。细节是对整体的一种反应。这些细节会添加定义，引入判断力，让人高于动物、动物高于植物、植物高于矿物，其条件永远是，这些细节与其赖以产生的环境保持适当的关系。

当然，清晰的经验确实会引发更多的经验，原因就在于它的清晰性。但这种产生是次级事实，并不是整体的基础。走进房间时，我们本身就有积极的美学体验，于是会去欣赏家具的样式和配色。房屋的次级体验为已经具有的感受能动性增添了生动性和着眼点。

3.我们存在的基础是“价值”（worth）感。价值实质上已经预设了有价值的事物存在。我在这里谈的价值不只是需要“弘扬”的那种价值。它是自在自证的，有着自己的特性。

细节的区分显然是一个次级过程，可能有重要性，也可能没有。区分的萌芽可能开出经验之花，但也可能开不出。模糊的决定是一种大范围的判断，即排除或者保留。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分析细节的阶段（排除一些而保留另一些），仅有对于整体的大范围感觉——排除或保留。

同样，区分的最初阶段主要不是质化，而是对现实的模糊获取，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整体”（TheWhole）、“那个-他者”（ThatOther）以及“这个-自我”（This-My-Self）。

这是一个模糊的分类。整体感模糊化了自我和他者的区分。同时，这个分类基于将存在感视为一种价值经验。即，可将整体的价值经验区分为“这个”价值经验和“那些”价值经验。存在“多”成为“一”和“一”包含“多”的模糊感觉。同样，“一”具有两种意义，即“一”即是“所有”和“多”中的“一”。

这样描述的基础是我们的经验是一种价值经验，表达了模糊的保留或者排除感；这个价值经验从许多拥有价值经验的存在的意义层面将自身分化；这种价值经验的杂多感又进一步将其分化为价值经验的整体、众多其他价值经验和自我价值经验，即自我、他者和整体的感受。从存在进行排除和保留的角度而言，这是对它进行区分的模糊的、基本的表述。我们每个人都是“他者”中的“一”，我们所有人都被包含在“整体”的统一性中。

民主的基础是价值经验的普遍事实，而价值经验则构成了现实事物的各种推动力的基础本质。每件事都具有对于自身、他者和整体的某些价值。这描绘了现实事物的意义所具有的特征。由于这种构成了现实的特征，道德概念便产生了。我们没有权利丑化作为宇宙本质的价值经验。存在就其本性而言维系了价值强度（valueintensity）。同样，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能够将自身与他者、整体分离开来。然而，每一个单位都凭借自身力量存在，维系了自身的价值强度，而这种维系需要与宇宙共享价值强度。在任何意义上，任何事都有两面即个体自身和它在宇宙中的意义。两者互为对方的一个因素。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探究了经验的模糊基础。在动物经验中，随之发生了一种对于质的敏锐区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经验被区分开来。同时，在每一种这样的质的内部也有清晰的区分。例如红与绿的区分、音符的区分、味道的区分。

随着将自身与价值感受的宇宙联系起来的清晰感觉产生，人类经验的世界得到了界定。

4.我们现在要回顾一下之前的分析。很明显，我们已经完全颠覆了当下流行的认识论。这种理论在18世纪休谟的《人性论》中达到了顶峰，是根据我们经验中完全确定的因素构建起来的。毫无疑问，颜色和声音等感受材料确实存在。于是，我们假定它们就是基本的。

因为这些感受材料是源头，经验中的另外一些因素便被解释为派生的。情感、欲望、希望、恐惧、爱恨、意图和回忆都只不过是感受材料。除却感受材料，它们就不复存在了。

这一讲中否定了这个理论。裁定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诉诸经验的自明性。在休谟的《人性论》中，他将这种诉求作为建立自身理论的基础。

与休谟对于经验的解读相反，我们需注意的第一点就是，感受材料是我们生活中最易变的因素。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或永久失明，但我们依然活着。我们可以失聪，然而我们依然活着。我们几乎可以任意变化或变更这些经验细节。

再次，人类仅是万千存在中的一个物种，世间还有动物、植物、微生物、单细胞生物和无机活动。在科学发展初期，人类考察自然界时把它分成各个种属，相互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分隔。当今，进化论盛行了起来。我们毋需认为这个理论蕴含了向上的进化。我们需要观察的是种属间的历史转变。各类动物的质化体验似乎存在极大的差异。在某些方面，它们比人类的感觉更加敏锐，例如，狗的嗅觉。在其他方面，我们有理由认为低级有机体的经验还是模糊的。然而，这些组织还是会对外界做出反应。

换言之，对环境的反应与感觉经验的清晰度之间并不成正比。任何一个关涉这种无关联性的理论都会毁灭整个现代自然科学。反应具有原发性，并不依赖感受经验。

现在将论述限定于人类经验，这是我们可直接获知的。这些经验的高低并不简单倚赖于感受经验清晰与否。有些动物往往比人还要敏锐——猎狗的嗅觉、鹰的视觉。

人类在感受经验方面并不占优势。直接、生动的清晰性在感受经验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其目的是为了掩盖现实结构中包含的无限多样性。感受经验是一种抽象，引出、激发了现实事物的完整性，提升了重要性。但是，因此而得到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一张红、白、蓝的颜色表，而是包括隐含于现实有限性中的无限性。

5.笛卡尔通过完满这一概念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他继承的传统可追溯到哲学起源之初。他的论证不能成立，因为他将上帝从历史性的宇宙中抽象出来了。所以，这个结论所倚赖的是关于未知世界的无意义话语。我们自身和诸种关系皆处在宇宙之中。

哲学的出发点是规定经验的某个方面，这个方面最能充分地展现存在的普遍必然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笛卡尔提出了“清晰和明白”的公式。当然，他借此为下一个世纪的休谟开辟了道路。笛卡尔和休谟所引发的哲学讨论之所以有重大价值，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一贯地遵循这个公式。人类经验中清晰、明白的因素无疑是高级的感受材料。我们一直在探究这个结论（这些明白的感受因素是生活中比较表面的部分）的原因。

然而，“身和心”的统一仍然是构成一个人的表面的复合体。我们的身体经验是存在的基础。如何来描绘这种经验的特点呢？首先，就“经验”一词的清晰感和明白感而言，它不是一种感受材料的经验。健康身体的内部活动提供给你的感受材料极少，这些材料主要是与身体相联系。当这些感受材料出现时，我们就得去看医生，因为这多半意味着有了病痛。但是，我们对于身体统一性的感受是一种基本经验。这种经验是如此理所当然地惯常和完整，以至于我们很少提及它。从来没有谁说我和我的身体在这里。

这种关系的内在性是什么呢？身体是我们情感的、意向的经验的基础。身体决定了我们对清晰的感受材料发生反应的模式，决定了我们享有感受材料这一事实。但是，眼睛疲劳并不是视觉。我们用双眼观看，但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眼睛。

日常语言、生理学和心理学提供了三方面的证据：身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身体为情感和感受活动提供了基础；人类经验的变化会逐渐影响身体机能。

身体是自然界中这样的一个部分，它的各项机能非常协调，因此相应的人类经验的种种波动也相互协调。波动的各种类型之间存在着转化。

只要从被动、瞬间的物质存在的角度来设想自然界，那么按照牛顿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来看，困难就会出现。因为，瞬间的物质和经验的波动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已经推翻了这种物质的概念。

关于活动和转化形式的各种类比概念适用于人类经验和人体。因此，身体机能和经验形式可以依据彼此来得到解释。此外，身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最终是根据直接经验中所揭示的活动类型来把握世界的。

6.我们不能曲解这个结论。这种关于被动物质的错误概念由于一种反应而歪曲地解释了人类经验。我们一直依据其生动的偶然因素而非其存在的本质来描述人性，这种对于本质的描述同样适用于胎儿、婴儿、睡着的人，以及意识几乎无法触及的广阔背景之中。清晰的、有意识的区分是人类存在中的一个偶然因素。区分使我们称其为人，但并不是我们存在的原因；区分虽涉及我们人性的本质，但只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偶然因素。

我们的基本经验是我们有意识地分析质化细节的基础，并赋予这种分析以意义。问题是这些基本经验是什么呢？在分析细节时，我们预设了提供意义的背景，背景中这些生动的偶然因素突出了既有的某些事物。我们需要描述经验中的必然因素，这个因素不会成为人们主要谈论的内容。我们用不着专门提到必然。因此，语言是很不适合阐明形而上学的。

我们接受现实事物时是在实现价值(善或恶)。这是一种价值经验，其基本表述是——注意，这里有重要的事情！因为意识中最初的模糊认识揭示了重要的事情。

这三个类别存在于同一层面。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哪一个是优先于其他几个的。整体事实自身包含了自我的事实和他者的事实。同时，事实（或现实事物）的模糊意义对于自我、他者、整体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

7.当然，这些词汇都太具体了，过分明显地指涉经验的高级阶段。鉴于此，哲学类似于用到想象力的艺术，暗示着命题本身之外的意义。整体而言，复杂的词汇铭刻着更为原始的意义。

同样，随着揭示过程的展开，事实将自身视为历史转化中的阶段。重要性发现其自身是情感的转化。我的重要性就是我现在的情感价值，在其自身中体现为从整体和其他事实的推导，也体现为与未来创造性的关联。

这些具体体现既统合了体验自我过程中的众多事实，又通过与自我的多样关联而区分了这些事实。有些事实与直接自我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以至于两者之间可以认为存在密切的统一性。这样，“自我同一的持久个体存在”这个概念就产生了，主张一个人有许多存在的阶段。但是，一切经验的基础是体验在当下的阶段，即现在的自我。同时，在体验中揭示出来的那些外部事实，也以同样的模式更加模糊地、稍纵即逝地将自身结合起来。

但是，重要感并不只是关系到自我体验。正是这种模糊感将自身区分为对整体、杂多、自我的揭示。他者的重要性融入了自我的重要性中。现实事物是一种对重要性的自我接受。但是，这种自我接受具有将他者的自我接受融入宇宙整体性中的特征。其中最明显的例证是，当我们实现现实事物时，我们会把现实事物视为刚刚过去的自我，并将自我感受与我们直接的当下融合起来。这只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表明一切个别现实事物中都在宇宙中具有统一性。

这种描述的要点在于将现实事物视作承载着重要性的概念，因为对它的自我感受包含了对他者的接受以及向未来的转化。

于是，性质的区分进入了经验完成的过程。质的多样性是无限的。因此，每一种描述都要受到无意识预设的某种特质的限定。

最低级的现实事物只有模糊的性质规定。而人类经验拥有清晰、明白的特性。两者之间存在着种种阶段，人类经验尚未触及的阶段更是无数。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对于各种人类经验的记忆，那么，质的区分会无限提升经验的强度。重要感是用来分析体验到的特性的。这样说似乎不过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更准确地说，这样说是过分简单化了。一项经验的内在重要性需要极为清晰地分析其中的各个因素，看起来确实是这样的。此处“内在的重要性”指的是“自为的重要性”。

但是，上面的阐述的重点在于：我们是在区分一个经验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质化区分的对象。文明需要我们从性质规定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给定的世界。

8.这种理论完全颠覆了休谟的观点以及从他的理论中引申出来的各类观点。休谟将性质规定放在首位，而将世界作为第二位的推测引进来。应当指出，我们的阐述只不过是扩展了一种见解，“力量”（power）乃是“实体”（substance）概念的基础。洛克和柏拉图的著作中都谈到了“力量”概念，但是他们只做了简略表述，从未阐发。我们的经验始于一种力量感，进而区分各类个体事物及其特质。

外在性的意义依赖于构成过程的基本自我分析。这种分析揭示了构成的诸因素，以及因素的自我接受，并将这种接受贡献给包含这些因素的即时构成。

这些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因素在历史过程中为新的创造构成历史环境，是新构成中的因素，而新构成的完成也是这些因素之一。这是对经验的基本陈述。如果哲学词典中没有独立的单词来表述这种经验，那这种辞典就太不足了。

我们现在来讨论笛卡尔的“完满”（perfection）概念的另一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下，完满是代表着一种力量，将一种趋向某种理想的动力注入每一个时代的过程形式，促使这种理想的实现。这种理想从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但仍然在塑造着实现的形式。

例如，美国宪法中笼统地描绘出了关于人的自由、行动和合作的理想。这种理想从未得到完满实现。由于没有描绘出对人性开放的多样可能性的特征，这部宪法是有限且不完满的。然而，即便如此，这样一部宪法仍隐约地揭示了这个时代中一种趋向理想的能力的内蕴，空泛的过程借此变成了光辉的历史。

在这个讨论中，我们支持一个论题，即外部实在的意义（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的现实事物的意义）是由审美意义所赋予的。这种经验要求超越任一经验境遇的有限的、直接的联系。如果这种重要性没有被有意识地辨明，那便是一大不幸。这种理论适用于所有经验，不拘大小。我们关于正当性的直觉揭示了事物本性中的一种绝对性，“一块方糖”的滋味就具有这种绝对性。

我们薄弱的想象力是不能触及重要性的种种变化的。但是，任何经验因素中，审美的重要性都具有超出其直接当下之外的存在证明。自我拥有一种超出其本身范围的重要性。

除非物理学和生理学是无稽之谈，否则动物身体内外错综复杂的反应流就会包含作为视、听等感官在内的质化经验。在对外部世界的模糊个人感觉中，这些经验全都潜藏于意识之下，庞大而模糊，以至于“对外部世界的个人经验”简直成了一种无意义的傲慢。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例如，“我看见一个蓝色斑点在那儿”。这句话包含了私人性，即“我”；也包含了外在性，即“在那儿”。这里预设了“我”和外部世界的存在。但是，意识都集中在那个位置上的蓝色这个性质。没有什么能比这更简单或更抽象了。但是，抽象过程中被排除的事物依然很值得玩味——除非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是在胡言乱语。

如果我们仅仅意识到质化的形式关系，那就是审美的失败，承认了一个干瘪的事实：关系是可能的。实在感就是效用感，而效用感就是驱使欲望得到满足的推动力。自在的过去在当下得到了满足。

10.在它的本性中，事实包含了某种非事实的东西，尽管非事实的部分进入了事实中已经实现的某个部分。这是事实的概念方面。但是，这种哲学传统太抽象了。在现实事物中没有这样的“单纯概念”。概念总是承载着情感，即以希望、恐惧、仇恨、欲望，或分析的意志来表现的。欲望的质化变异是无穷的。但是，离开了作为其情感源头的情感衍生，“单纯概念”或“单纯实现”的概念就是虚妄的。休谟要不是将问题过于简单化，设想出了与经验中其他因素没有本质联系的一种原初的、空泛的感觉印象（sense-impression）事件，他本来就可以得出我在这里主张的理论。所幸的是，在后来的论证中，他常常忘记这些明确的前提。因此，我们可以用许多方法来分析他的含义。但是，在他反对其他思想模式的时候，他是严格按照这些前提的推论来评判的。

通过这一系列的演讲，我得出的结论是对抽象过程加以适当调整是重要的。将现实事物中高等种类和低等种类区分开来的那些经验特征，全都倚赖于抽象。通过存在

中固有的抽象，生命胚胎与无生命的物理活动得以区分开来。通过抽象和对抽象的使用，高等动物与单纯的生物区分开来。通过对抽象的突出，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通过“冷酷抽象”（chillabstraction）从审美内容中分离出来，人类的堕落时代与进步时代区分了开来。

但是，这种能量提升是有预设的：抽象之所以得以保持，是因为它与产生它的具体价值实现感之间有着充分的关联。由此，抽象的效用促进了整个经验的生动性和深刻性，激发了内在的深刻力量。

因此，进化的本质在于有效地运用抽象。但是，这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抽象可以在经验中发生作用，把经验从整体的关联中剥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抽象的经验是对兴趣的一种动摇，会不断地破坏兴趣存在的广泛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抽象活动中总会存在一种延续性的本能，目标是延续现有的关系，与抽象背道而驰。这种逆转过程，一部分是本能的，一部分是有意识的，恰恰是高等生命的一种智慧。抽象之所以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智慧。

例如，在感受经验的意识中，我们首先注意到细节，然后环顾四周，注意视觉和听觉环境。我们力图在意识中引入富有意义的单位，诸如整幅画，整个建筑物，有生命的动物、岩石、山、树。

这些生动的意识经验是向具体事物的回复。我们可能会误解这种回复，因为抽象可能会误导我们，偏离作为出发点的复杂实在。但是，在意识背后昏暗的深处，存在抽象背后的真实感。对过程的感觉始终存在。从具体的价值经验整体中产生的抽象过程指向了它的起源。

11.但是，作为至高的经验生动性，意识并不会满足于隐在面纱之后，充当无声的重要性感觉。下一个步骤就是探求自身意识领域内的本质联系。这便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发现表面上处于孤立状态的抽象细节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于是，理性化就是抽象的反过程，正如抽象可以在意识领域内反转一样。

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尽管在这个反转过程中不一定会产生超出我们自身的东西，但它仍然局限于偶然性呈现给我们的环境之中，这种呈现是通过即时的意识领域。因此，理性化是理想的部分实现，旨在揭示抽象分离中的具体实在。

分离是这样一种呈现，它是有限的意识区分所付出的代价。具体的实际是个体经验过程的出发点，也是意识理性化的目标。达到目标的成果，便是通过意识和理性达到经验的升华。

哲学是好奇（wonder）的产物。努力从整体上描绘周围的世界，这是一部人类思维的浪漫传奇。准确的论述看似极其容易、明显，但我们总是失之交臂。我们继承了传统的理论：我们能够探查旧时代的疏忽、迷信、轻率的概括。我们明白自己在说什么，然而一旦涉及知识细节，便又迟疑不定。“细节”这个词是整个困难的关键所在。谁都不能含糊地谈论整体的“自然界”。我们必须着眼于自然界中的细节，讨论细节的本质及其相互联系的类型。周围世界是复杂的，由细节组成。我们必须确定细节的基本类型，借此来表达对自然界的理解。我们必须分析、抽象、理解这些抽象概念的自然地位。初看之下，我们能够按照清晰鲜明的类别划分在自然界中所发现的各类事物及其特征。每个时代都在努力寻找恰当的分类模式，由它展开各个专门学问的研究。而每一个后起的时代都发现前人的基本分类并不适用。于是，一切把这些分类作为坚实的出发点，对自然法则进行的表述便都染上了怀疑的色彩。哲学便是要破解这个困难。

第一步，我们必须定义“自然界”一词。本书中，自然界指的是根据清晰、明白的感受经验（视觉、听觉、触觉）所解释的世界。显然，这样一种解释对于人类理解是至为重要的。最后这几章要谈的问题是这种解释能带我们走多远？

我力图概略地指出这个关于宇宙的一般常识性概念，这个概念大约在16世纪初即公元1500年左右，在欧洲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中形成。概念中的一部分是继承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思想，一部分是根据在任何时候都可在周围世界中确证的直接观察材料。这个概念支撑了一种预设，提供了各类词语，所有进一步的问题都可从中找到答案。在这些问题中，最根本和最明显的是那些关于运动的规律、生命的意义、精神的意义，以及物质、生命和精神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当我们考察16世纪、17世纪的伟人所采用的方法时，我们发现，他们都预设了这种关于宇宙的一般常识概念，并力图运用它所提供的词汇来回答所有问题。

当我们审视17世纪至今的科学思想发展时，会发现两个奇特的事实。第一，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逐渐抛弃了常识观念的所有单一特征。我们再也不认为这种观念中有什么特征能用来解释整个宇宙了。这种显而易见的常识观念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它的组成部分一个个地被抛下了神坛。

第二个特征同样突出。这个常识概念在人类日常生活中依然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市场、运动场、法院，实际上支配着人类的一切交往。这个概念在文学中也是至高无上的，为一切人文学科所采纳。于是，对自然的研究是科学，对人文的研究是预设，两者的对立便形成了。当人们试图去做某种调和时，往往会采取某种神秘主义。不过，总体来说，这种调和是不存在的。

的确，即使当我们将注意力仅限于自然科学时，也从来没有哪一门学科会把调和所有自然科学领域的预设作为基础。每一门科学都将自身限定于某一局部的证据，并根据这一局部所提出的概念来建立理论。由于人类的能力有限，这种做法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时刻铭记其危险性。例如，在过去一百年里，大学日益加强系科划分。这对于行政管理是必要的，但却容易使教授们的精神活动繁琐化。于是，两种思维模式就是并立的，两者的关系不过是修修补补罢了。

两种不同观点各自的预设会不时发生交织。每一门专门科学都不得不接受其他科学的成果。例如，物理学是生物学的预设。一门学科从另一门学科接受来的成果往往要滞后三四十年。我年轻时盛行的物理学预设依然对今天的生理学家发挥着重大影响。实话说，我们根本用不着谈生理学家。即便是物理学家本身，他们也往往囿于过去物理学研究的窠臼，虽然在细节上有一些异议。

为了理解现代思想中这种零星的新旧交织现象，我要重提旧的常识理论中的主要原则，这种理论直至今天依然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正确的。在空间中存在大量保持自身同一性的物质。没有它们，空间就是真空。每块物质都占据一片明确的有限区域。每一个这样的物质粒子都有其各自的性质规定，如形状、运动、质量、颜色和气味。这些规定有的变化，有的不变。各块物质间的本质关系是纯粹的空间关系。空间本身是永恒不变的，总是包含在内部把各个物质关联起来的能力。几何学是研究这种将关系加之于物质的能力。物质的运动包含了空间关系的变化。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物质所包含的不外乎是空间性，以及对性质规定的被动接受。物质可以并且必须拥有性质。但是，性质规定是一种自在的空泛事实。这是自然界作为自足、无意义的事实复合体的重要理论。这就是自然科学独立论（autonomy），是我在这几讲中所否定的理论。

现代思想的状况是这个总体理论中的每一个观点都遭到了否定，但是这个理论整体得出的普遍结论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结果就是让科学思想、哲学宇宙论和认识论完全陷于混乱。然而，如果没有以这种观点作为隐含预设，任何理论都会被斥为具有不合理性。

最先被抛弃的是有关我们在感性知觉中区别开来的那些性质规定，即颜色、声音、气味等。光与声的传递理论引入了次级（secondary）性质理论。颜色和声音不再存在于自然界中，而是感知者对于身体内部运动的心理反应。这样，自然界中的物质就只能通过质量、空间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变化来规定了。

纯粹的感性知觉不提供解释它自身的材料，这个结论是休谟哲学的一个伟大创见。休谟的《人性论》之所以成为之后一切哲学的不可辩驳的基础，原因就在此处。

常识理论中还有一项，是关于“空无一物”（empty）的空间和运动的。首先，光和声的传递表明，空无一物的空间就是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到的活动所发生的舞台。为了解释这个结论，人们假想出了隐秘的物质，也就是不能直接感知到的以太。其次，这个结论以及日常宏观物质的行为，都向我们表明：通过某种方式，物质运动是以物质实体彼此的空间关系为条件的。在这点上，牛顿进行了伟大的综合，成就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科学的基础。牛顿运动定律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架构，嵌入了关于物体运动内部联系的详细规律。他还在万有引力定律中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定律，即引力大小取决于距离远近。

牛顿的物理学方法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就。但是，他引入的力让自然界成为静止的东西，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在物质实体的本质中（质量、运动和形状）没有说明引力定律的原因。即使可以将具体的力设想为宇宙的偶然因素，用牛顿的质量和运动概念也无法说明物质实体为什么应该由相互的应力（stress）联系起来。然而，牛顿自然观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应力，它表达了物体之间的本质联系。牛顿留给经验研究的东西是现存特殊应力的测定。在这种测定中，他把引力定律所揭示的各种应力分离开来，创建了一个杰出的起点。但是，他并没有说明究竟为什么在事物本性中会存在应力。因此，物体之间随意的应力，连同物体的空间、质量、运动初态一道，被用来解释物体的随意运动。通过引入应力概念（特别是引力定律）来替代繁杂错乱的运动变换，他为自然界带来了伟大的秩序。然而，他也使体系的所有因素（尤其是质量和应力）处于了完全分离的状态，没有任何共存的原因。于是，他阐明了一个伟大的哲学真理，即无生命的自然界不能提供任何原因。所有终极原因都以价值为目标。一个无生命的自然界不以任何事物为目标。生命的本质就是为其自身而存在，以价值的内在结果而存在。

因此，对信奉牛顿学说的人而言，自然界不产生也不能产生原因。将牛顿与休谟的理论结合起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空泛的概念：一个没有任何材料来解释自身的感知领域，一个不能说明各个要素为何会共存的系统。自康德以来的近代哲学所面临的即是这种情形，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去理解它。我自己的看法是这种情形是一种归谬法（reductioadabsurdum），不应作为哲学的基础。康德是第一位以这种方法把牛顿和休谟结合起来的哲学家。他同时接受了双方，三大批判的目标就是理解牛顿-休谟体系。不过，牛顿-休谟体系是所有现代哲学思想的基本预设。任何深入它内部的哲学探究都被斥为不可理喻。

在这几讲中，我的主要目的是扼要地指出，无论是牛顿还是休谟，他们的贡献都有着严重的缺陷。就其本身而言，两人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忽略了宇宙是体验的对象，忽略了我们的体验方式，而这两者会共同引发更深刻的理解模式。在华盛顿特区的近况中，牛顿-休谟的思想模式只能辨识出感受材料的复杂转变和分子的连带运动，而对于整个世界最深刻的直觉却能够辨识出美国总统正在翻开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于是，牛顿-休谟的解释忽视了直觉的理解模式。

我现在要进一步谈现代科学在质疑基本常识概念的其他方面上所产生的影响。在16世纪，科学正是以此为起点出发的。不过，在今天的物理学中，牛顿理论的某些片断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其结果就是，现代物理学成了对着一个不可理解的宇宙吟唱的神秘咒语。这种咒语的价值与先后盛行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欧洲的古老巫术仪式完全一样。保存至今的文献中最早的一个片段是巴比伦占星术士呈递给国王的一份奏章，陈述他通过观测星象推算出了将牛群放归原野的吉日。根据流行的科学哲学，科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定位正是这种基于观察、理论和实践的神秘关系。

现代科学舍弃了空无一物的空间这一概念，即空间纯粹是空间关系的媒介。现在，人们认为整个空间宇宙即是一个力场，换句话说，是一个不停活动的场。物理学的数学公式表现了这种活动中所实现的各类数学关系。

这样做的一个意外结果是，科学界抛弃了作为物理性质的自我同一载体的物质概念。最初，物质的概念在整个19世纪得到了拓展。人们将空无一物的空间设想为充满着以太。这种以太与原来常识概念中的普通物质并无本质区别，它具有胶状物的特性，即连续性、内聚性、柔韧性、惯性。因而，常识中的普通物质仅相当于以太中的某些特殊纠缠，即结节（knots）。整个空间中这些纠缠相对稀少，在胶状的以太中施加压力和张力。同样，普通物质的振动也通过以太传递作为压力和张力的振动。通过这种方式，光、电、热、能等各个理论便统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门关于以太的科学。在整个19世纪，有一群杰出的法国、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英国和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循序渐进地详尽阐述了这种理论。当然，这里要讲的重点并不是他们成果的细节和个人贡献。

由当代物理学理论出发进行的推广演绎，推翻了许多将物理学应用于其他学科（如生理学，甚至物理学本身）时所得出的结论。例如，当发生论者把基因设想为遗传的决定因素时，情况就是如此。发生论者在拿旧的物质概念做类比时，往往会忽视基因赖以发挥作用的独特动物机体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假定，无论其环境有什么变化，某种物质在一切方面均会保持自身同一。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看，任何特征都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影响基因的变化。这些变化虽然在某些方面不重要，但在另一些方面是重要的。因此，就性状的遗传而言，仅从基因理论是不可能推导出先验结论的。实际上，生理学家们最近已发现，基因在某些方面会被环境所改变。即使我们已经不再用一种旧的、常识性的预设来作为本原，它依然会顽强地存在。

现代对“时空”这个术语的运用证明，旧理论的残片确实会延续后世。空间及其几何概念与物质体及空间中简单的位置是完全相容的。于是，物质就被设想为自足于它所占据区域的简单位置。物质就在那儿，在那个区域的那个地方；在描述这块物质时，我们不需要谈论其他空间区域的活动。空无一物的空间是物体间被动几何关系的基质。这些关系是独立、静止的事实，不会产生本质上必然的后果。例如，牛顿引力定律表达了与物质空间关系相连的运动变化。但是，引力定律不是把牛顿的质量概念、占据空间的概念与欧氏几何加在一起这么简单。这些概念无论是孤立存在或相互结合，都不能给引力定律提供丝毫保证。无论是阿基米德或伽利略，都不能通过冥思苦想这些概念而产生引力定律的灵感。根据此理论，空间是自然世界无所不在的大量被动关系的基质。空间制约着一切动态关系，但又不需要这些关系。

回到专门学科的话题。第三步是力求量化。这个阶段的典型问题是“S中包含P的成分有多大”和“有多少个S是P”。换言之，引入了数、量和度。如果不加甄别地看待这些数量概念，便可能会像过度信任亚里士多德的命题形式那样误入歧途。

科学发展的第四阶段是引入“模式”（pattern）概念。如果忽视了它，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就会极其肤浅。例如，假定有一团碳原子和氧原子，假定两者的数目已知，但只有决定了模式问题，才能知晓混合物的性质。有多少游离的氧？有多少游离的碳？有多少一氧化碳？有多少二氧化碳？在假定氧和碳元素各自数量恒定的前提下，上述问题的回答会互相产生影响。但是，即使考虑到这种相互规定，由适量碳和适量氧组成的混合物仍然有许多可能的其他模式。即使我们规定只考虑化学模式，规定了混合物的范围，规定了区域内化学物质的分布，这片区域的模式仍然有无穷多种。因此，除了有关量的一切问题外，还存在对了解自然界所必不可少的模式问题。如果没有一个预设的模式，量就没有任何规定作用。实际上，数量本身不过是函数在类似模式下的类比。

这个例子（假定只有化学意义上的混合，只有化学反应，排除了容器内部其他区域的其他物质）还表明，模式概念中包含了多种结合方式的概念。这显然是一个基本概念，是我们只要从各种类型的基本事物概念出发，便应当立刻想到的。这些基本概念的危险在于，我们对它们的运用总是不自觉的。每当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便会经常发觉，自己用到了某些有关的实体类型和这些实体的结合模式，甚至可能就是广为流传的通说。我们所注意的是模式的细节、测量和比例量。因此，自然规律仅仅是普遍的行为模式，我们不会去注意行为模式的改变或者不再发挥作用。其次，任何一门学科的主题都是从丰富、具体的自然界事件中得出的一种抽象。被忽略的因素会隐于保留的因素中。但是，任何抽象都忽略了这一点。因此，如果局限于某一门学科的抽象，当我们考虑特殊模式与被忽略的宇宙要素之间可能的关联时，该模式就会细化为无限多种模式中的一个次要模式。即使在专门学科的范畴内，我们也可发现它不能解释的各种作用。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这里所说的模式存在着更广泛、多样的联系，那这些作用就可以得到解释。

多位当今科学界领军人物激烈地否定了我提出的一些看法。在我看来，他们的态度乃是无根据的信仰的可悲例子。他们坚持自然科学是独立自足的，而该信念的基础是一种已经被废弃的自然观。一想到这里，我就更坚信自己的判断了。

最后，还有一个尚未讨论的基本问题：在理解宇宙的过程时，我们要依赖哪些最根本的初级类型？假定我们同意科学探索所发现的自然界仅仅是活动和过程，这意味着什么？它们融入了彼此。它们产生了，然后消失了。正在发生什么？受到什么影响？借用一位大哲学家的话，这些不可能只是乘法表那样的公式，一种关于范畴的毫无生气的舞蹈。自然界充满生气，不断产生着实在事实。我们应当把科学研究的物理属性看作是宇宙的实在事实之间的更稳定的相互关系的一种复合。

本讲只谈一种抽象之下的自然界，这种抽象避开了一切有关生命的部分。这种抽象产生了动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带领我们从16世纪的常识概念逐渐过渡到当代理论物理学的自然观。

持存（endurance）同样是偶然的。按照这种观点，不管自然界在任何另一瞬间是否存在，甚至也不管是否存在另一瞬间，自然界在某一瞬间都是真实的。笛卡尔就接受了这种结论，因为他把持存解释为每一瞬间的不断重建。他与伽利略和牛顿共同奠定了牛顿式的自然观。于是，在他看来，应当在瞬间而不是持存中来观测事实。在他看来，持存不过是瞬间事实的连续。笛卡尔的宇宙论的其他一些方面更侧重运动。他关于广延和旋涡说就是一例。但事实上，他通过预测得出了与牛顿式观念相适应的结论。

从现代观点看，过程、活动、变化都是事实。任取一个瞬间，那里什么都没有。瞬间仅仅是一种把事实结合起来的方式。因此，既然没有被设想为简单、基本实体的瞬间，就没有某一瞬间的自然界了。于是，按其本质而言，事实的所有相互关系都一定包含了转化。所有实现都包含了创生进程（creativeadvance）的启示。

这一讲只是绪论，为回答最根本的问题做准备：我们如何把内容加入纯粹的活动概念之中？活动是为了什么？活动产生了什么？活动包含了什么？

下一讲的主题是生命的概念，从而更具体地来考察自然界，不会这样抽象了。

正如前几讲中所讲的，“生命的地位”是一个当下的哲学与科学问题，更是所有体系化思想（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哲学）的交汇点。我们尚不能确定生命的真正意义。我们理解生命时，也应理解它在世界中的地位。然而，生命的本质和地位同样令人困惑。

毕竟，我们之前脱离生命来谈自然，得到的结论也差不多。我们只剩下了一种没有主动性的活动。这样来看，这种活动并没有揭示其自身连贯的基础是什么，只有一种连续相继的公式，但缺乏为这种公式提供理由的可理解的因果关系。当然，使自己完全满足于一种对终极问题非理性的状态总是可能的。流行的实证主义哲学就是如此。

这种实证主义的弱点是我们全盘接受了在现阶段文明中所获得的孤立的、碎片化的解释方法。假定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是睿智的实证主义者，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探究理由，所观察到的就只会是纯粹事实。发展没有了必要，他们不会探究掩藏于直接观察之下的理由，文明也不会发展。我们详细观察世界的种种能力就会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因为原因的特性就在于，由它产生的结果所历经的智力发展会超出之前观察到的结果。观察的扩大要基于对合理联系的某种模糊理解。例如，对于花卉上昆虫的观察暗示着昆虫和花的本性之间有某种协调，从而产生大量观察，于是发展出了一整个学科分支。但一个坚定的实证主义者势必满足于观察到的事实，即昆虫会采花。这是一个迷人的、简单的事实。按照实证主义者的理论，不需要进一步探究了。现在，科学界受到了糊涂的实证主义的激烈攻击。实证主义对它自己的学说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关于自然界中生命的整个理论都受到了这种实证主义的毒害。有人告诉我们，物理学和化学公式中存在常规，而在自然界的过程中也是如此。

这种话之所以有说服力，源于欧洲思想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精神自然二元论。在近代发端之际，笛卡尔明确表述了这种二元论。在他看来，具有空间关系的物质实体以及精神实体都是存在的。精神实体外在于物质实体。任何一种实体都不需要另外一种来完善其本质。两者之间未加解释的相互关系对各自的存在是多余的。事实上，这种用精神和物质来表述问题的方法是失败的，因为它忽略了较低等的生命形式，如植物和低等动物。这些形式的顶点是人类的精神，而底部则是无机界。

自然界和生命的泾渭分明损害了所有随后发展起来的哲学。在大多数近代思想派别中，哪怕有些人抛弃了两种实在并存的立场，二者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融合。在某些派别来看，自然界仅是纯粹的表象，而精神是唯一的实在。在另一些派别看来，物质自然界是唯一实在，而精神是从物质派生出来的。在此，“纯粹表象”和“派生现象”显然表明两者对于理解事物的终极性质无关紧要。

我主张：只有将物质自然界和生命融合在一起，作为“真正实在的”（reallyreal）合成体中的根本要素时，我们才能理解两者；而这些事物的相互联系以及各自的特征构成了宇宙。

论证的第一步是形成生命意义的概念。此外，我们还要把生命与物质自然界的概念融合起来，弥补对后者理解的缺陷。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求生命概念必须包含物质自然界的概念。

但是，这些是对论证的引论。作为一种初步的表述，我们已经把生命看作是蕴含着某一纳入过程的绝对且个体的自我感受。宇宙的先前活动提供了需纳入的材料。因此，就其直接的自我感受来说，体验事态是绝对的，不需参照任何别的共存情境就可以理解体验事态是如何处理其材料的。因此，这种事态只以其内部过程为参照，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其他共时过程。实际上，这种在自我调节（self-adjustment）内在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就是“同时性”（contemporaneousness）的定义。

这一自我感受的概念并没有充分表达在此被称为“生命”过程的那个方面。由于其可理解性，过程包含了创造活动的概念，创造是每个事态内在本质中的东西。这是引出宇宙中现实存在一切要素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之前，这些因素仅是以未实现的潜在方式存在。自我创造的过程是由潜在转化为实在的过程，而这种转化的事实则包含了自我感受的直接性。

但是，至此我们依然没有穷尽对于理解自然界极其重要的创造概念。我们在描绘生命时还必须添加一种特征：“目的”（aim）。此处“目的”的意思是排除其他无限多的潜在可能性，加入一种确定的新要素，这种新要素构成了将材料融入统一过程中的选择模式。“目的”就是要达到以那种方式感受材料的复杂经验。“那种感受方式”是从无限多的其他方法中选出来的，是为了在那个过程中实现。

因此，生命的特征包括绝对的自我感受、创造活动和目的。在此，目的显然包含了接受纯粹的理想，由它来指导创造过程。感受同样也属于过程，但它不是任何一种静止结果的特征。目的就是要达到属于这种过程的感受。

这里马上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按照这样的阐释，自然界中的生命是否符合我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呢？所有的哲学力图获得一种对于事物观察的前后一贯的理解。因此，哲学发展为两个方向：一个要求条理清晰的前后一贯，另一个则是阐明所观察的事物。我们的首要任务便是将关于自然界中生命的上述学说与直接观察相比较。

科学在自然界中找不到个体感受，找不到目的，也找不到创造性。科学所发现的仅仅是一些连续的规则。对于自然科学而言，这些缺陷是真实存在的，是自然科学方法中固有的。自然科学的这种盲区，是由于这种科学仅仅研究了人类经验所提供的一半证据。科学把人类经验这件无缝的外衣裁开了。更恰当地说，科学只检查了外面的衣服，而忽略了根本的身体。

在欧洲思想中，造成这种盲区的原因在于笛卡尔确立的身心二元论带来的巨大分裂。从一种意义上而言，抽象是一种巧妙的、恰当的方法，因为它首先考虑最简单的事物，这种方法大约延续了十代人。现在，这些最简单的事物成了我们理解自然界的普遍习惯，控制着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最遥远、最模糊的宇宙领域。这些自然规律中没有一个能为必然性提供丝毫证明。这些规律是过程的模式，的确在我们的观察范围内占支配地位。我指的是这些事实：有维度的宇宙广延、三维空间、空间几何定律、物理事件的终极公式等。这些行为模式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必然性。它们作为平均的、规定的条件而存在，因为大多数现实事物都是根据相互关联的模式来彼此影响的，而这种模式恰好表现了物理法则。新的自我表达模式可能会占据一席之地，我们现在对此还无法断定。但是，根据种种类比来判断，目前的定律在长时段后会逐渐失去意义。新的兴趣会起主导作用。依据我们当前的理解，空间-物理时代会遁入过去的背景之中，模糊地制约一切事物，而不能决定明显的、突出的关系。

当下通行的宏大法则是无机界的一般物理规律。在一定的观察范围内，这些规律具有普遍性，不会受到干扰。恒星形成、行星运动、地质变化，似乎都伴随着一种巨大推动力，排除了任何有关能够引发变化的其他力量的线索。在这个限度内，科学所依靠的感性知觉表明，自然界是没有目的的。

但是，如果说人类的一般观察（感性知觉仅仅是一个部分）不能揭示目的，那是不正确的。恰恰相反，对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解释都把“目的”作为一个本质性因素。例如，在有间接证据的刑事案件庭审中，证明动机是一个主要的起诉依据。在这样的案件中，被告是否会接受这样一种理论：目的并不能驱使身体运动，因盗窃行为而起诉盗窃，就如因太阳升起而起诉太阳。其次，任何一个政治家，如果不对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政界的爱国情怀有一个估计（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他就不能处理国际关系。连一条迷途之犬都可能会努力寻找主人或回家的路。事实上，我们“直接地”意识到我们的目的在“指引”我们的行动。没有这种指引，任何学说都不可能践行。果真如此，精神上接受的观念对于身体活动就不会产生影响。因此，发生的事情与观念的接受毫无关系。

精神活动并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个预设完全主导了科学思维，完全撇开了一切先在的精神因素。而人们通常认为精神因素对指导宇宙运行是有效力的。如果我们意识到其中的局限性，那么这种方法是可以的。这些局限性既显而易见，又没有明确界定。哲学的希望就在于逐渐引出这些局限性的定义来。

我要强调几点。第一，在我们的根本性观察中，精神和自然界的截然分割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自身即生活于自然界中。第二，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把精神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构成要素。第三，我们应当抵制自然过程只是空转这一观念。每一个因素的出现都会产生影响，这种区别只能依据这个因素的特殊性质来表达。第四，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界定自然界的各类因素，以便了解精神存在如何限定其后的自然过程。

自然界的存在大致可以分为六种类型。第一种是人的存在，包括身体和精神。第二种包括各种动物生命，即昆虫、脊椎动物等。基本上就是人类以外的所有动物。第三种包括一切植物生命。第四种由单细胞生物构成。第五种是各类宏观无机物体，它们的体积大小类似或胜于动物。第六种是极其微小的物质，是通过现代物理学的显微分析发现的。

自然界的所有功能活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引导。上述分类并未经过科学的考量，而是有意进行粗略的划分。严密的科学分类对于科学方法极为重要，但对于哲学反而危险。严密的分类遮蔽了一个真相，即自然界存在的不同模式彼此影响。这些模式包括：由细胞组织集中指导的动物生命、具有有机细胞群的植物生命、具有有机分子群的细胞生命、被动接受空间关系必然性的宏观无机分子组织，以及丧失了宏观无机物被动接受影响的一切痕迹的次分子活动。

另一个问题又产生了：我们怎样观察自然界呢？还有，怎样正确地去分析观察结果？常见的回答是，我们通过感觉来感知自然界。在分析感性知觉时，我们往往偏重于最清晰的方面，即视觉。视觉在进化中是最晚出现的，它属于高等动物，即脊椎动物和较为高等的昆虫。很多生命没有视觉，但是，它们的一切迹象都表明能够适应自身的环境。人很容易失去视觉，闭上双眼抑或不幸失明。仅依靠视觉所提供的信息尤为空泛无用，即限于显露有颜色的外部区域。颜色的转化、区域的选择、色彩呈现的相互适应，这些都不是必然的。任意瞬间的视觉只提供一种被动的事实：不同的区域有各种颜色。要是我们有记忆力，我们就会观察到颜色的变化。但是，纯粹的有色区域不存在任何关于本质的信息，即能够理解这种变化内部活动的线索。但正是通过此类经验，我们才能得到被动物质实体的空间分布概念。因而，自然界就被描绘为由各块没有内在价值，在空间中来来往往的空洞物质所构成。

不过，这种经验随之而来有两个问题，使我们怀疑是否应该全盘接受经验的表象，认定这种经验直接地揭示了事物的形而上学本质。首先，即使在视觉经验中，我们也会发觉身体的干预。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用眼睛看东西，这是一种模糊但极其重要的感受。其次，所有重大实验都证明，我们看见什么，看见它在哪里，这都完全取决于身体的生理机能。任何使身体以特定方式发挥内在机能的方法，都会提供一种特定的视觉感知。身体对视觉材料近处的自然界事件毫不在意。

所有其他感觉模式同样如此，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切感性知觉都不过是感性经验依赖于身体活动的一种结果。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个人经验与自然界活动之间的关系，正确的办法是考察个人经验对于个人身体的依赖。

但是，在设想个人统一性时，我们往往强调心灵而非身体。个体就是由心灵调和的个人经验之流，是你我的生命线。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连续，每一事态都有对过去的直接记忆和对未来的展望。这种对持续自我同一性的要求，就是我们对个人同一性的自我肯定。

在这种认识论中，我们远离了复杂材料，而哲学思辨是一定在一个体系内对这些材料进行解释，以此来理解它们的。让我们探究一下身体和心灵、身体和自然界、心灵和自然界这几种统一体，或探究一下身体存在的相继事态，或者心灵存在。这些基本的相互联系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我们要问的是外部世界对于构成心灵的经验之流有什么作用。于是，被体验的世界就是这些经验的基本事实。相应于个人心灵存在的一切情感、目的、感受，都不外是心灵对这个作为心灵存在基础的被体验的世界的反应。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被体验的世界是组成心灵本质的诸多因素构架中的一个复合因素。我们可以这样简单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世界存在于心灵中。

但是，还存在一种与这条基本真理相反的理论：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中包含了心灵自身的展现，而心灵是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于是，经验事态与被体验的世界之间关系存在两个方向。在一种意义上，世界被包含在这个事态之中；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个事态被包含在世界之中。例如，我在这个房间内，而这个房间是我当下现在经验中的一项。但是，我现在的经验正是现在的我。

然而，这种使人不解的相反关系扩展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一切关系上。试考虑心灵的持续自我同一性。心灵无非是从我出生到此刻体验过的相继事态。所以，在这一瞬间，我就是体现了所有这些事态的完整个人。这些经验事态都是属于我的。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说，我此刻的直接经验事态仅是构成我的心灵事态之流中的一个。其次，于我而言，世界无非是我身体的各种机能如何呈现于我的经验面前。于是，世界就完全是在身体机能的活动中心展开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无非是对于这些功能活动的分析。但是，另一方面，身体不过是整个宇宙的大社会中的一个小社会（society）。我们要根据身体的社会来解释世界，也要根据世界的一般活动来解释身体的社会。

因此，正如我们经验的基本本质所揭示的那样，事物的集合性（togetherness）包含了某种相互内在性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世界现实事物的这种共同体（community）意味着，每一事件都是另一事件的本质中的一个因素。毕竟，这是我们能够理解日常概念的唯一方法。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概念就是一例。一个事件如何能够成为另一事件的原因呢？首先，任一事件都不能说是另一事件的全部的、唯一的原因。一个新事态是之前整个世界的产物，但是某一事态对于一个后续事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限定作用。那么，我们怎样来理解这种限定过程呢？

在考察观察材料，将其作为哲学宇宙论的必要基础时，我们便将自然科学的结论和主导人类社会活动的惯常信念结合起来了。这些信念同样引导着文学、艺术和宗教中的人道主义。除非是作为思维中一种抽象的远端，否则纯粹的存在从未进入人的意识之中。笛卡尔的“cogitoergosum”被错译成“我思故我在”。我们意识到的绝不是空泛的思维或空泛的存在。我发现自己实质上是情感、感受、希望、恐惧、遗憾，以及对各种选择的评估和决定的统一体。所有这些主观反应都活跃在我的本性中。我的统一体（即笛卡尔的“我在”）就是我将杂乱的材料塑造成前后一致的感受模式的过程。个体感受就是我作为一种自然活动，将环境的各种活动塑造成了一种新的创造物，即此刻的自我；然而，作为我的自我，是先前世界的延续。如果强调环境的作用，这个过程便是因果关系。如果强调我的主动感受的直接模式的作用，这个过程便是自我创造。如果强调对未来的概念预测（未来的存在必然存在于当下现在的本性中）的作用，这个过程便是以未来的某种理想为目标的目的论中的目的。然而，这种目的实际上并没有超越当下的过程。因为未来的目的乃是当下的一种感受，因而实际上限定了新创造物的直接自我创造。

现在，我们可以再一次提出上一讲末尾讨论的那个问题。自然科学将自然界归结为活动，并且发现了在自然界的这些活动中蕴含的抽象数学公式。但是，根本问题仍然存在：我们怎样给空泛的活动概念加入内容？只有将生命和自然界融合起来，我们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生命和精神。精神涉及概念经验，它只是生命中一个易变的成分。这里所说的“概念经验”是一种机能活动，指的是思考完全实现状态下的可能性，而不考虑是否可能实现的问题。概念经验的最明显例子就是思考各种选择。生命在精神之下。生命就是源于过去、指向未来的情感感受。这种指向的特征是这种感受、思考的本质。

这个过程永远是一种不断修正的过程，因为存在无数的供给渠道和无数的性质构成。情感的统一体——现在也是事态的统一体——是一种模式化的性质构成，总是在进入未来时不断变化。创造活动旨在存留构成成分并维持强度。模式的修正，从排除到消失，都必须遵从这个目标。

只要概念性的精神不介入，遍布于环境的各类重要模式就会将继承而来的调整模式传递下去。在此，我们发现了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研究的那些活动模式。在所有被如此研究的事态中，精神都只是潜在的。在无机界中，就我们的识别能力而言，任何不时出现的闪光都是无力的。最低级的精神受到继承来的物理模式支配，包含了无意识的理想目标所强调的隐约方向。高级生命展现出不同的精神力量。在动物的社会习性中，有证据表明过去的精神闪光已退化为身体习性。最后，在更高级的哺乳动物——特别是人类中——有清晰的证据表明，我们的精神性是有力的、普遍的。在我们的经验中，我们会有意识地接受知识并将其体系化。从直接观察来看，这必然意味着我们拥有这种高级的精神性。

这几讲中，我们没有谈及系统的形而上学宇宙论，而是要指出我们的经验中借以构建宇宙论的那些因素。作为这种构建出发点的关键概念，物理学所研究的能量活动就是生命中所采纳的情感强度。

哲学始于好奇。即便哲学已经竭尽它的所能，怀疑依然会存在。但是，我们对事物的无限性有了更多认识，也通过理解净化了情感。但是，这些反思中仍存在一种危险。人们往往用一种被动感受的蜕化形式来设想直接的善。存在是一种不断融入未来的活动。哲学的目的就是按照活动的超验作用来洞察活动的盲区。

只要理性思维以及文明的理解模式能够对创造未来产生影响，大学的任务便是创造未来。未来充满着成就和悲剧的一切可能性。

在这个创造性活动的舞台上，哲学的特殊功能是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确定任何一种具体的哲学学说是由什么构成的。什么学说算得上哲学学说呢？即使完全理解了它的关系的全部无限性，也没有一种真理比其他真理更能成为哲学真理。哲学追求的是一种否定全知的工作。

当然，为了进行揭示，你必须从某处开始。但是，当哲学家从他的前提出发来进行论证时，是把这些前提的每个单词、每个短语都视为进一步探索的论题。没有一个哲学家会满足于与开明人士取得一致，不管这些人是他的同事还是之前的自己。他总是在突破有限性的界限。

科学家也致力于拓宽知识领域。他以一组初始概念和这些观念的初始关系为出发点，以此确定自身学科的范围。例如，牛顿力学肯定了欧几里得空间、有质量的物质、运动、张力、压力以及更一般的力的概念为预设，还有运动定律以及后来加入的其他概念。科学就是在预设这些观念成立的条件下推导结论。

在对待牛顿力学上，科学家与哲学家背道而驰。科学家要探究结论，设法观察这些结论在宇宙中的实现。哲学家则要根据遍布世间的混乱特征来探究这些观念的意义。

有一种不断在扼杀哲学思想的固执预设。这种信念是如此自然而然，以至于人类有意识地接受了一切适用于它的经验的根本观点。而且，它以为人类语言可以通过单词或短语明确表达这些观点。我把这个预设称为“完美辞典谬误”。

在这里，哲学家与学究分道扬镳。学究借助辞典来探究人类思维和人类成就。他大力弘扬文明思想。如果没有学识，一个人可能是道德的、虔诚的、愉快的。但他不是一个完全文明的人，没有精确表达的能力。

显然，正如需要科学一样，哲学家也需要学识。但科学和学识都只是哲学的辅助工具。

“完美辞典谬误”把哲学家分为两类，即摒弃思辨哲学的“批判学派”和包含了思辨哲学的“思辨学派”。批判学派将自身限定于辞典范围内的语言分析。而思辨学派则推崇直接洞察，力图进一步利用引发了它的事态来揭示这个洞察的意义。这样，它就扩充了辞典。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追求稳妥，一个追求冒险。

批判学派的优势在于，进化的学说——按照它的根本含义——从来没有进入古代学者的视野。因此就产生了一种预设：人类心灵有固定的规范。这种规范的蓝图就是辞典。

我注意到了哲学史上的两个伟大时刻。苏格拉底终其一生分析当时雅典世界的普适预设，并明确地承认他的哲学是无知之知。他是批判的，也是建设性的。

近30年来，哈佛大学哲学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乔赛亚·罗伊斯（JosiahRoyce）、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桑塔亚那（Santayana）、乔治·赫伯特·帕麦尔（GeorgeHerbertPalmer）、敏斯特伯格（Münsterberg）构成了一个足堪骄傲的团体。其中，帕麦尔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文学和教学才华。这是一群人人都杰出的群体，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更加伟大。他们乐于冒险思辨、探索新观念。要想成为哲学家，就应当谦虚地以这个群体为榜样去学习。

哲学的用途就是维持一个社会在大问题上的活力，为社会起到启发作用。它使普遍接受的思想不再慢慢堕落为消极的、无力的老生常谈。如果用语言表述的话，它是“神秘的”。因为神秘主义就是直接洞察无法言说的深奥。但是，哲学的目的是把神秘主义理性化：不是通过文采诡辩，而是新颖、合理地用语言来表述它的特征。

哲学近似于诗。两者都力图表达文明的终极良知。两者都关乎超越词汇直接意义的塑造。诗与韵律联合，而哲学则与数学亲密。

自知之明在哪里？要我说，它不在自觉知识已然完成的时刻，而在自认知识尚在参透的过程。

——怀特海

作者：【美】约翰·杜威

ISBN：9787545543537

字数：115千字

约翰·杜威，1859年10月20日出生于佛蒙特州伯灵顿城一个经营杂货店的商人家庭。

1875年，他被佛蒙特大学录取；1879年毕业后，他先后在一所中学和另外一所乡村学校教书。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深受当时美国圣路易学派的刊物《思辨哲学杂志》的影响，并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假定》等三篇哲学论文，从此决定以哲学为终生职业。1882年杜威成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在此他听了皮尔士的逻辑讲座并深受影响。两年后他以一篇名为《康德的心理学》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884年，杜威进入密执安大学教授哲学；1888年，他被聘为明尼苏达大学哲学教授；一学年后，他又回到密执安大学任教，直至1894年。在此期间，他出版了他的头两部著作《心理学》（Psychology

）（1887）和《人类悟性论》（Leibniz’sNewEssaysConcerningtheHumanUnderstanding

）（1888）。此时他的哲学观点大体上接近新黑格尔主义。他对心理学研究也很感兴趣，并将其融入哲学研究中。正是这种研究使他走上了实用主义道路。在实用主义领域，威廉·詹姆斯在当时已出版著作并享有盛誉；他的著作《心理学原理》对杜威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杜威对心理学的研究又促使他进一步展开对教育学的研究。他主张应用心理学观点指导教学，并认为应当把教育实验当作实际生活中哲学运用的重要内容。1894年，他又被聘请到刚刚建立的芝加哥大学，并长期担任哲学系主任。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十年间，杜威的思想从早期的新黑格尔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他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成立了美国实用主义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派别，即芝加哥学派。这种思想的转变集中体现在他们共同创作的《逻辑理论研究》（StudiesinLogicalTheory

）（1903）。在此论文集中，杜威称这本书是实用主义学派的“第一宣言”。他还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有名的实验学校，把尚不成熟的想法直接运用于教育实践。该学校抛弃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不注重书本而注重实践活动，不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注重实际技能的训练。他后来一直倡导的“教育即生活”“从做中学”等口号就是对这种教学法的概括。

1904年，由于与芝加哥大学管理者在实验学校管理问题上产生分歧，杜威辞去芝加哥大学的教职。这时他的哲学地位已经得到巩固，因此很快就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杜威后来的哲学生涯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

）（1910）与《实验逻辑文集》（EssayinExperimentalLogic

）（1916）。同时，他对教育理论的兴趣更为浓厚，并创作出版了两部重要著作，一部是《我们如何思维》（HowWeThink

）（1910），这本书体现的是其知识理论在教育方面的运用，另外一部是《民主与教育》（DemocracyandEducation

）（1916），该书也许是他在教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

）（1920），《人性与行为》（HumanNatureandConduct

）（1922），《经验与自然》（ExperienceandNature

）（1925），《公众及其问题》（ThePublicanditsProblems

）（1927），《确定性的寻求》（TheQuestforCertainty

）（1929）。

杜威于1930年从教学岗位上退休，但作为公众人物，他的活动并未减少；在哲学论著方面也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艺术即经验》（ArtasExperience

）（1934），《一种共同信仰》（ACommonFaith

）（1934），《逻辑：探索的理论》（Logic:TheTheoryofInquiry

）（1938），《自由与文化》（FreedomandCulture

）（1939），《价值理论》（TheoryofValuation

）（1939），《认知与所知》[（KnowingandtheKnown

）（1949），与F.Bentley合著]。

杜威于1952年6月2日去世，享年92岁。

由广义定义到狭义定义

人们口中最常提及的词汇就是“想”，即“思想”“思维”。其使用如此广泛，有时真难以明确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本章撰写的目的是要探求“思维”一词的连贯的含义。让我们先看看“思维”一词最常见的几种用法，也许会有所助益。灵光一现和白日梦

首先是一种广泛的甚至可以说是不严谨的用法：凡是脑子里想到的或者“一闪而过”的事物，都可以说是思维。想到某事，即可认为是在某种情况下意识到了此事。第二种定义是我们对于自己并未直接见到、听到、嗅到、接触到的事物的思维活动。第三种含义则更窄一点，指人们根据某种征象或某种证据而得出自己的信念。这种含义必须分为两类或者定为两个等级方可加以辨别。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并没有多想甚至完全没有去想根据何在，就接受了一种信念。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则是用心搜寻证据，确信证据充足，才会接受某种信念。这一思维过程叫作反思性思维。只有这种思维才有教育意义，而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思维不只是一个序列，而应是连贯有序的

下面，我们再简短地探讨一下“思维”的四种含义。

反思性思维好像就只是这种随心所欲、毫不连贯的东想西想，但是它包含了一系列连续想到的事物，而并非偶然想到的、无序的“这件事那件事”。反思性思维并不是简单的一串想法，而是一个结果，即连贯有序、因果分明、前后呼应的结果。反思性思维过程中的各个部分不是零碎的大杂烩，而是彼此依存、互相支撑，其每一个阶段都代表着由此及彼的一个步骤——从技术上来讲，每一个步骤就是思维的一个“项”。每一项都留给后一项可利用的存储空间。这一系列流动的“项”成了一系列、一串链条或者一条线索。

2.即使是从广义的角度看思维，思维通常也仅限于在直观上感受不到的事物，即人们无法见到、嗅到、听到或接触到的事物。如果我们问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是否亲眼看到了某个事件的发生，他可能回答说：“没有，这只是我想到的。”但反思性思维意在获取信念

编出来的故事，不同于忠实的观察记录。此时最重要的是一系列想象的事件和情节，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连贯性，并由一条持续的线索连接，穿梭于万花筒式的幻想桥段与故意设计以确立结局的逻辑之中。孩子们讲的故事，其内部连贯性高低不等，有的支离破碎，有的情节分明。当这些情节联结到一起时，就激发了反思性思维。这样的故事通常产生于富于逻辑思维的头脑之中。这种富有想象力的构思往往会成为严谨思考的前奏，并为后续的发展铺平道路。然而，它们并不是以获得知识和“获得关于事实或真理的信念”为目的。因此，尽管它们极像反思性思维，却仍与其有天壤之别。讲述这些故事的人称不上是所言之事确凿无疑，但确实构想出了井然有序的故事情节或顺理成章的高潮。他们只是编造出好的故事，而不是创造知识，除非偶然机遇造就了知识。思维以两种方式归结出信念

这种思维只是感觉的绽放，目的是强化人们的心情或感受，其联结的纽带则是情感的连贯性。

3.就思维的下一种含义来说，思维所要指称的是立足于某种根据的信念，这种根据是某种知识，它或是真实的或是假设的，但都不为直接感观所感知。这种思维的特点是接受看来可信的事物或者拒绝看来不可信的事物。但这一阶段的思维，又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信念，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的区别是程度上的而非类别上的，但是对它们分别给予考虑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一些信念，是核对了这些信念的根据却未考虑信念本身被接受的；而另一些信念，却是经过核实根据之后才被接受的。

当我们说“人们曾经以为世界是平的”，或者说“我以为你曾从这房屋旁边走过”，这都是表达一种信念。信念是人们持有的、确认的、默认的、经过了证实的见解。但是，这样的思维可能意味着未核实真实依据便接受了某种假设。信念的根据可能是充足的，也可能是不充足的。但是它们支撑信念的价值并未被考虑到。

思维最佳的定义是对信念根据和结果的考虑

未曾想过信念是否正确就接受下来，这样的思维是不自觉的。我们也不知道来龙去脉就接受了这些信念。它们来自某些朦胧不清的源头，通过我们也许不曾注意到的渠道，不知不觉地被我们接受，成为我们思想的一部分。形成这种见解的原因包括传统、教诲或模仿——它们来自某种权威，或是投我所好、遂我心愿。这种见解是先入之见，而不是先弄清它有无实在根据再经过恰当判断而形成的信念。

一个基于其他信念和行为的信念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可能十分重要，因为这些结果会迫使人们认真考虑自己的信念有无根据或理由以及这些信念所产生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反思性思维的定义

这就意味着反思性思维，即更深层次、更有意义的思维形式。

人们曾经以为世界是平的，直到哥伦布发现地球其实是圆的。人们原先持有那种看法，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勇气挑战他们已经接受和学到的信念，更何况他们所感受到的事实似乎也证实了那一信念。而哥伦布的看法则是经过理智推论而得出的结论。它标志着对事实的研究，对证据的仔细审查和修正，对各种假设的含义的研究，和对这些理论结果与已知事实的比较。哥伦布并没有毫不犹豫地接受当时流行的传统理论，而是对之提出怀疑，加以探索，因此他才得出了他自己的见解。他对长期以来似乎已确凿无疑的信念抱怀疑态度，敢于相信那些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他坚持思索，终于找出了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信念和怀疑是有道理的。这样，即使最后他的结论被证明有误，那也与原先的传统信念截然不同，因为它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法得出的信念。对任何信念或假定存在的知识，均以积极的、执着的和谨慎的态度思考其所依据的根据是否成立；若根据成立，则考虑它可能进一步引发的结论，这就构成了反思性思维。几种思维活动都有共同的因素

前面所说的三种思维都有可能引出这种思维，但思考一旦开始，它就是一种自觉的和自愿的思维活动，是要在可靠推理的基础之上建立信念。

然而，上述的几种思维活动彼此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它们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彼此交错。倘若不是这样，养成正确思考的习惯就容易得多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讲的几种思维活动都是极端的例子，是为了清晰地呈现思维领域。现在让我们倒转思维过程，看看一种基础的、介于仔细核实证据和随意幻想之间的思维活动。一天，某人在街上散步。他刚刚观察后发现，天气温暖，天空晴朗。但是，当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另外一些事情时，天气变得阴凉了。他想着恐怕要下雨了，抬头一看，已见乌云蔽日，于是他赶紧加快了脚步。这当中，有没有能称之为思维的活动呢？走路不是，抬头看云也不是。散步是一种行为，查看和发现情况也是一种行为。但想到下雨的可能，是一个推测。这个人感到了阴凉，想到了看天上的云彩，推测快要下雨了。

再设想一下，在同一情况下，这个人抬头看云，觉得它像是一个人的形状，像人的脸。这两种情况下（信念和幻想）都涉及了一项注意到的或者感知到的事实，以及紧跟着的未观察到却在思维中得到反映的其他事物，都是一个人看到了一样东西，联想到并未看到的事情。共同因素就是想到并未观察到的事物

正如我们所说，一个事物使我们想到了另一事物。这是一个共有的因素。但二者又显然有区别。看到云而想到脸，但并不会相信那真是一个人的脸，不会相信那是事实。因此，这只是随便的想象，而不是反思性思维。相反，见乌云而想到要下雨，这对于我们来说具有真实的可能性，这与观察到天气变凉具有同样真实的性质。换句话说，我们不认为云彩有什么意义或者会把它看作是一张脸，我们只是觉得它像一张脸；而我们确实认为天气转凉可能意味着要下雨。在第一个例子中，正如我们所说的，看到一个事物，我们想到了另一个事物；而在第二个例子中，我们想到了看到的事物和其指示的事物之间联系的可能性。但思考还包括预示的关系

看到的事物成了所指示事物的信念根据和基础，它构成了证据。

因此，想到一件事物预示或显示出另一件事物，从而考虑一件事物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对另一事物的信念的根据，这一功能就是反思性思维或与众不同的思维活动的核心因素。想到“预示”或“显示”等词汇适用的情况，学生会更好地意识到反思性思维一词所指的事实。在这里和“预示”或“显示”的意思相同的动词还包括指明、指出、表示、表明、象征、暗示、提示等等。当说到由一个原则或原理联想到对另一个原则或原理的信念，还常用imply（意味着）这个词。

因此，反思性思维意味着对某种事物建立信念（相信它或是不相信它），不是根据对这一事物的直接观察，而是通过其他的事物，将这些事物作为自己得出信念的依据、理由、凭证或证据，即将前述实物作为得出信念的根据。根据迹象进行反思性思维和判断

因此，本书所探讨的思维，是指这样一种思想活动，即由观察到的事物推断出另一事物，并根据该观察得到根据或者证明，用以得出信念。此时信念还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说“我想是这样”，意味着我还不是很确定事实如此。推断而来的信念也许在后来会得到证实，被证明正确无误，但在此刻它总还是带有一定的推测成分。

上面谈到的是思维活动比较外在的和明显的表现。进一步研究则反映了反思性思维过程中的一些次级过程。它们是：（1）困惑、犹豫、怀疑状态；（2）旨在揭露更多事实而进行的搜索或考察活动借以证实或者否定所得出的信念。

1.在我们上面说到的例子中，一个人在晴天出门，走到半路突然感到天气阴凉，于是产生了困惑和待定信念，至少当时是这样的。不确定性对于测试的重要性

因为这出乎他意料之外，让他感到惊讶和突然，需要他解释、确认和评定。气温的突然变化构成了一个问题，如果说这种说法有些牵强，但是如果我们将“问题”的定义扩展到任何使头脑感到困惑或者艰难的事物（不论该问题本质上严重不严重），以至于由此形成的信念变得不确定，此等突变总会涉及一些真实的问题或者难题。

2.他抬头举目看天，就是为了识别认知事实，回答那突然的阴凉所带来的问题。查明情况对于测试的重要性

这些事实最初展示的是困惑，他们指向的是乌云，所以抬头观看天上的乌云就是要证实假设解释是否正确。要说这就是调查研究，也许显得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总结思维活动所产生的概念，以包容所有琐碎的、普通的以及技术的、深奥的事物，便没有更好的理由拒绝对该观察行为冠以调查研究的名头。该探索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或者否认假设的信念。我们感知到了新的事实，该事实或者证实了天气将要发生变化，或者否认这一猜测。

这里再举一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例，以加深认识。一个人走在他不熟悉的地方，一个岔道口，他拿不准该走哪条路，停下脚步，犹豫不决。怎么办呢？找路：反思性思维之一例

怎样解决这样的困惑呢？以下有两种选择：他可以随便走一条路，碰运气。他也可以思索一番，依据事实借以判明哪一条路正确。任何企图通过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涉及了对事实的调查，不论是通过记忆还是通过进一步观察，或者通过同时使用两种方法。多种可能而又不相容的思索

这个困惑的旅人必须仔细观察面前的路况，仔细地回忆，寻找用以支持可选道路的证据，即可以排除其中一种假设的证据。他也许登高爬树向远方眺望，或是每条路都走一段试试，通过种种迹象和线索，判明前进方向。他要寻找自然界中的天然路标或者一张地图，而他的反思性思维便是旨在发现服务此等目的之事实而进行的。

这个例子还可以抽象化、一般化。生活中有相当多的情形都可以称之为“岔道口”情景，即下一步如何前进情况不明，遇到了困境，需要做出选择。当我们的活动是一帆风顺直线前进时，或者当我们有闲情逸致可以海阔天空任意遐想时，都没有必要进行反思性思维。然而，当我们在达成一定信念的道路上遇到困难或障碍时，我们就会暂时停下来。在这捉摸不定之际，我们的思想就会像登高爬树一样，争取登上一个更高的立足点，环顾远眺，要看到更多的事实，并判断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

思想困惑时争取找到解决办法，这就是整个反思性思维过程中稳定的和起导向作用的因素。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没有需要克服的困难，思维过程是随心任意的，按照目的调节思维

这就是我们所描述的第一种思维。而如果思维的过程与情绪保持一致，并顺畅地融入一种情景或故事情节，那就属于第二种思维。但若有一个问题需要得到回答，一种模糊的状态需要得到澄清，那就是有了一个需要达成的目的，就需要让思维流入特定的渠道。任何一个假设的结论均会受到这一约束目的的检验，看它是否适用于面临的问题。理清思想困惑的需要也控制着所采取的探索方法的类型。一个旅行者若是以发现风景最美的路径为目的，他所要考虑的事项和遵循的原则，就会不同于想要发现通往一个城镇的路径的旅行者。问题决定思维的目的，目的控制着思维的过程。

可以得出概述，思维的缘由是遇到了某种困惑、不解或怀疑。思维的缘由和激发

思维不是自然的，不会根据“一般的原则”而发生。总是要有某些具体事物来引发和激起思维。对一个孩子（或是一个成年人）来说，不考虑他是否曾经体会过令人烦恼和心绪不宁的困难，就要求他思考事情，这无异于建议此人靠自身力气把自己举起来一样。

联想和过去的经验

遇到一个困难，下一步就是思考如何解决——形成试探性处置方案或者计划，运用某种适合于这一具体情况的理论，并考虑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现有的数据并没有提供解决办法，只能启示人们去想。那么，什么是联想的源泉呢？显然那只能是以往的经验和事先学到的知识。如果某人或多或少了解类似的情况，如果他以前处理过类似材料，那么此人或多或少就会进行适用的和助益的联想。但是，除非他具有此时能想象到的在一定程度上相似的经验，否则，困惑依然还是困惑。

他将想不出任何有用的办法来理清这困惑。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成年人）遇到一个问题，如果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类似的情况，要他想办法，就完全是徒劳的。

如果联想到的见解马上就被接受下来，那就是无批判的、最低限度的反思性思维。如果在脑子里再思索一番，再反思一下，那就意味着探求更多的证据，探求新的数据，从而使这一思索过程进一步发展，也会如我们上文中所说，或者证实了这一信念，或者是看出了它的不当和谬误。当遇到真正的困难而又有相当的经验可资借鉴时，思考的好与坏就在此时此刻明显地显露出来。最省力气的做法，就是接受一切看似合理的思考结果，使心灵得到宁静。而反思性思维总是有些费气力的，因为需要克服那种接受表面合理思索结果的惰性，所以大脑肯定要忍受一定的不安和骚扰。总之，思考意味着有了一种见解以后先将它搁置一下，再思索一番；这种搁置很可能是有些辛苦的。我们在本书下文中将会看到，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养成这样一种态度：肯将自己的见解搁置一下，运用各种方法探寻新的材料，以证实自己最初的见解正确无误，或是将它否定。保持怀疑心态，进行系统的和持续的探索，这就是对思维的最基本要求。

人是有思维能力的动物

细说思维的重要性将是荒唐可笑的。人的传统定义就是“有思维能力的动物”。认为思维是区分人与鸟兽的根本要素，肯定是有道理的。对我们来说，更合适的问题是：为什么思维是重要的？回答这一问题后，我们就会看到，思维需要得到什么样的训练，才能收到它的功效。

1.思维是避免单纯冲动或单纯惯性行为的唯一方法。没有思维能力的动物只会凭其本能或食欲而采取行动，是因外界环境及生物机体内在刺激而采取的动作，因而此种行为属于被动行为。这就是我们说的鸟兽行为的盲目性。采取这样行动的生物看不到或者预见不到其行动的最终结果，也不会预见以一种方式代替另一种方式行动将会造成的不同后果。它“不知其所为为何”。而在有思维能力的情况下，现有的事物会充当尚未经历之事物的标志或表征。这样，有思维能力的人就能够根据现有的事物对尚未出现的和未来的事物采取相应行动，而并不是受某种未能意识到的力量的驱使，不管这种力量是本能还是习惯，而被动采取行动；此种情况下，反思性因素被调动了起来（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他间接意识到某种较遥远的目标而采取了行动。

自然现象即语言

天要下雨时，没有思维能力的动物会在将要下雨且自己的机体受到某种刺激时钻回洞穴，而有思维能力的人则会感知到风雨欲来时出现的征兆，并且根据这些征兆和可预见的未来情况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耕田播种，锄草施肥，收割庄稼，都是有目的的行动。一个人只有学会将现时经历感受的因素归于它们将来预示的价值和预言，才有可能使之实现。哲学家们已大量论述过“自然之本”“大自然的语言”。的确，只有发挥思维能力，才能从既有的事物推测到那些看不到的事物，大自然的语言才会被人听懂。对于善于运用思维的人来说，现有事物记载着它们的过去，就像化石记载了地球以往的史实；同时，事物又预示着它们的未来，例如从天体的现时位置可测知它们许久以后的晦暝亏食。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树木之言，溪流之本”，就十分生动地表述出事物的存在会在思考者眼里显现出额外的能量。种种预见、明智的策划、谋虑和计算均有赖于事物的征兆功能。

3.最后，思维还会给自然的事件和物体赋予截然不同的地位和价值，这远远不同于那些无思维力者对它们的感受。在那些不懂得它们是语言象征的人看来，这些话不过是扯淡，是光与形的奇怪变异而已。但有思维能力的人会看出它们是其他事物的象征，根据其所表达的意义，每一事物均有它自己的特性。自然物体亦是如此。一把椅子，在没有思维能力的动物看来，不过是一件可以闻一闻、咬一咬、爬一爬的东西而已；但在有思维能力的人看来，椅子却有意识地提供了一个可以坐下来、歇一会儿和与人进行社会交流的机会。一块石头，在一个仅用感观认识它和一个知晓其历史与未来的人看来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只有出于礼貌才会说一个没有思维能力的动物会对一个物体有什么感受，而在我们看来，一个物体却是由它所拥有的素质所组成的，这些素质又是其他事物的标志。

英格兰逻辑学家维恩先生说过，一条狗看见一道彩虹，其感受是否多于它对它所在之国的宪法的理解，可能都是一个问题。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它睡的窝和它吃的肉。它想睡觉时，就进了狗窝；它饿了，闻到肉味就兴奋。除此以外，它看见一个物体还会有什么别的感受呢？它肯定不会感受到一座房屋是人们的“家”，即一座永久住宅所囊括的种种设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非它能将所有眼见之物抽象成未见之物，也就是说，除非它有思维能力。它吃一块肉时也不会想到它来自什么动物的肢体的什么部位以及它能提供什么营养。一个物体失去了诸如此类素质意义，还算是什么物体，我们真难说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跟我们所感知到的物体是完全不同的。此外，无论是对于感官、思维还是作为其他事物的象征，事物融合度的提升一直在增长，而且增长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没有限度的。从前需要哥白尼或牛顿那样卓越的智力才能认识到的一些事情，今天已成为孩子们都会马上明白的常识。

思维能力的各种价值，也许可以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一段引言进行归纳：“进行推理诚可谓生活中的大事。每个人在每一天、每一小时和每一刻都需要对自己并未直接观察到的事情加以推断，这并非总是出于增加自己的知识这一一般性目的，而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关系到自己的利益或职业。地方司法官、军队指挥官、领航员、医生或农艺师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根据证据做出判断，并采取相应措施……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是好还是不好，决定着他们本职工作的优劣。只有在这方面，他们得不停地动脑筋。”

人每天每时都在思索，这不是什么技术性的和深奥的难题，但也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小事。在任一时刻适合的场合下，这一功能都必须与智力相协调，且必须由清醒的思维完成。但是，仅仅因为这是一种推理的过程，是在确凿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并间接地得出信念，该思维过程可能出现错误也可能走向正确，所以需要谨慎小心，需要接受训练。它越是重要，出错的危害也就越大。

比穆勒更早的一位学者约翰·洛克（1632—1704）

阐述过思维对于生活的重要性和思维训练的必要性，以便通过思维得到最好的效果和防止最坏的结果。他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以这一种或那一种观点为依据，这些依据成了采取某种行动的理由；不论他运用何种手段，他都是以自己这一有充分根据或并无充分依据的见解作为引导，按照这一正确或错误见解而投入他的全部行动力量……神殿教堂都会供奉神圣偶像，我们总是能看到有多少人为之顶礼膜拜。实际上，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和偶像都是始终指导他们行动的无形力量，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一指导。因此，极其重要的是要用心培养自己的认识，在探求知识和做出判断的过程中对事物进行正确的理解。”既然一切有意实施的活动以及我们种种力量的运用都有赖于思维，那洛克强调用心培养自己的认识“极其重要”，就是恰如其分的。思维能力最能让我们摆脱本能、欲望和习惯，但也有可能给我们机遇，或者让我们出错失误。它使我们高于禽兽，但也有可能让我们干出禽兽由于其本能限制而干不出的蠢事。

在一定程度上，正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会出现一些需要调节推理思维活动的情形。生活中许多时候都必须遵从基本的和持续的规矩，它是任何巧妙的办法都无法有效地代替的。被火烫过的孩子怕火，这痛苦的经历比给他讲述热量的特性更能加强其对正确推断必要性的认识。社会环境也会重视对事物的正确推理，在此，基于有效思维的行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正确的思维有益于生活，至少可以使生活避免相当多的烦恼。敌情险情、安全保障、饮食调理或重要社会交往的种种征兆迹象，都需要得到正确的辨认。

仅仅就联想的功能而言，看见水银柱变化就预测下雨，以及看到动物内脏和鸟群飞向而预测战争输赢，都是联想，并无差异。洒落一把盐预示某人要遭厄运，与被蚊子咬了预示会染上疟疾一样，也都是预测。只有系统地调控进行观察的条件和严格调节自己进行联想的习惯，才能确保自己得出的信念到底是对还是错。用科学推理取代迷信推测，靠的并不是提高自己感官的敏感度或联想功能的自然运行原理，而是调控好自己进行观察和推理的条件。

洛克也谈过三种信念错误的典型，文字比较通俗，可能更具启发意义。除了引用他那熟悉而充满力量的引言，再无其他更好的办法。通过举例说明不同类型的人，洛克阐明了思维发生错误的不同方式。下面直接引用原文：

1.“第一种人是极少进行推理的人，其思想和行动总是模仿别人，包括学父母、邻居、牧师以及自己心甘情愿奉为师表的其他的人。他们只图省心省力，不肯认真思考和检验”。

2.“第二种人是以自己的爱好代替理智，并且坚决以喜好决定行为和论证，从不使用自己的推理，而是倾听别人的推理，只要该推理符合他们的幽默感、利益或者狂欢需求”。

1.“凡是跟我们的信条不相符的事物，都往往被认为是难以置信的，而不予考虑。对自己的信条坚信不疑，奉之为至高无上，因此不但不相信其他人的见解，而且对自己耳闻目睹的证据，只要该证据证明其他事理正确且违反我们深信不疑的信条，我们也往往会拒绝承认该证据……最常见的情形就是孩子们接受他们的父母、保姆或和他们有关的其他人的影响；这些人将种种见解灌输到儿童既无防备亦无己见的心灵中，并且使其逐渐加深，最后（不论这些见解对错如何）进一步被习俗和学校教育加以固化，甚至到了无法将其根除推翻的地步。小孩子长大以后，反思自己的观念，发现这些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在其记忆之初就已存在，所以即使未能发现最初接受了谁的指导或者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这些信念的，他们也习惯于将这些信条奉为神圣，不让它们受到玷污或怀疑。”他们将这些信条视作“裁定是非对错的可靠标准，在遇到各种争论时都求助于这些信条的判断。”

2.“另有一些人则将思想固化在一定的模式里，除了自己接受的假说以外，别的假说一概不接受”。洛克接着指出，这些人虽不否认事实和证据，但是思想闭塞，固执于特定的信念，对不符合这些信念的证据无法信服。

3.“以自己的爱憎好恶为尺度。这第三种人就是，凡是不合自己胃口和爱好的，不论其概率多高都不予考虑。在一个贪财者的推理过程中，若一边是概率很高的事物，而另一边是钱财，那就不难预见哪一边压倒另一边了。这些世俗气十足的脑袋，就像泥巴墙一样，不论多么强的电池也是无法让它通电的。”

4.“权威。思想容易出错的这第四种人最常见，其数量之多超过前几种人之和。他们盲从权威，不论是朋友或邻居或党和国家首领，只要大家都信，他们也跟风，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

培根和洛克都说明了，错误思维的根源除了个人性格倾向（例如倾向于匆忙下结论以及倾向于做遥远得不着边际的结论），而且还有社会的原因，且后者倾向于煽动和确定如下错误的习惯，即根据权威、有意识地指导甚至更加隐蔽地有意无意地组织语言、模仿、同情和联想而进行思维。因此相应地，教育不仅要让人们克服个人思维的错误惯性——急躁鲁莽，自以为是，只顾自身利害得失而不顾客观现实——还要削弱和摧毁社会上长期积存且严重固化的各种偏见。当社会已有较为理智、较注重理性信念、较少盲目跟随权威的风气，教育机构应能比现在更加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可与其他社会环境有意无意发挥的教育作用协调配合，帮助人们端正自己的思维习惯和信念。现在，教育工作不仅要将人们一些自然的倾向转变成训练有素的思维习惯，而且还要教育人们抵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改变已经形成的错误思维习惯。

思维重要，因为正如我们所见，通过思维这一功能，可从既知的或已查明的事实中看出或推测出其他并未直接确知的事实。但是这种从已知事物推想到未知事物的过程很容易出错。能对它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未见的和未考虑到的原因，数目甚多，如以往的经历、信奉的信条、自我利益的顾及、情感的变动、心理上的怠惰、偏见的社会环境、没有根据的期待，等等，可谓是不胜枚举。实际上，思维就是推理，即从一事物推想到存在关联的另一事物的概念或信念。这涉及认识上的一次跳跃，即从已确知事物跳跃到根据某证据推定的另一未知事物。除非是白痴，否则人们都会从已感知的事物联想到未知的事物，或根据已知的趋势推想到未来的趋势。从已知到未知，必然涉及思维上的一次跳跃，这样就必须注意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这一跳跃的，以减少思维跳错的危险，提高正确思维跳跃的概率。

因此，适当的调节需要可以提供证明

此时应注意：（1）调节好完成联想功能的条件；（2）调节好对联想到的事务赋予信任的条件。以这两种方式完成的推理（对其细节的研究构成本书主要内容之一）即形成了证明。证明某一事物主要意味着对它加以试验、检验。例外情况常用来证明一条规则，换言之，例外情况要求提供众多证据以便严格地执行。倘若这条规则经受住了这一检验，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怀疑它了。事物在经受住检验之前，我们还无法知道它的价值究竟如何。但经受住检验之后，事物即是可信的，因为它已得到了证明。它的价值业已明朗。推理即是如此。一般说来，推理是一种宝贵的功能，但这一点并不能保证推理都一定正确。推理是有可能出错的，正如我们所见，有不少因素都会使其出错。因此，重要的是要做到每一推理都是经过检验的。但是我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必须加以区分，自己哪些信念有经过检验的证据，而哪些信念却尚无此种证据，从而谨慎小心地予以对待。

教育的任务在于传授各种可能的信息，而不在于对每一见解均提供证明，但教育有责任让受教育者养成深层次的、有效的习惯，来区分哪些是经过验证的信念，而哪些仅仅是人们的主张、猜想和想法；要以真诚、活泼和开朗的态度接受那些确有根据的结论，并在个人工作习惯中掌握适当的方法，对自己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相应的探究和推理。倘若一个人没有这样的态度和习惯，那么不论他知晓多少传闻和消息，他都不是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因为他缺乏基本的思维素质。而这种习惯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论想要习得这些习惯的愿望有多么强烈）。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又不足以迫使人们养成这种习惯，因此教育有重大责任为培养它们创造条件。培养这些习惯，就是思维训练。

我们在上一章中谈到通过训练来转变自然推理能力的必要性，以养成批判性审视和探索的习惯。正因为思维对于生活非常重要，而自然的思维倾向容易走偏，社会上又存在一些因素会影响思维习惯，导致根据不足或错误的信念，因此，思维的训练必须立足于思维的自然倾向，有自然思维力才能接受训练

也就是说，训练必须从这些自然倾向中找到出发点。倘若一个人训练之前原本不会思维，那么训练也无法教会他思维。一个人要学习的并不是思维本身，而是如何更好地思维。简言之，人们必须在本来就有的独立自然思维能力基础之上进行思维训练；训练的目的不是创造这种能力，而是让这种能力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教与学是互相联系或者相互对应的过程，其关系很像卖和买。但即使没有人买货，一个卖货的人也可以说他卖掉货物了；即使没有学生学到东西，一个教书的人也可以说他已经教书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学习者手中，其程度超过了买卖中的买方。学习思维者应学会更加经济更为有效地使用他已有的思维能力，而教人思维者更是需要让教学更加适应和更能激发学习者已有的思维能力。要使教学对学习者具有这样的吸引力，教师就必须很好地了解学生们现有的习惯和倾向，了解他需要收集的自然资源。

这种自然资源必定涵盖许多的复杂细节，因此难以精确列举它的所有项目。但是我们看看思维的基本要素，将有助于我们看出它的主要元素。我们上文中已谈过，思维涉及我们联想到一项有待于接受的结论，进行探索和思索，以检验这一联想的价值，最后再接受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结论。这意味着：（1）要有一定的经历和事实以引起联想；（2）联想力的敏捷性、灵活性和丰富性；（3）联想的内容要有条理性、连贯性和恰当性。很明显，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人都有可能遇到障碍：他可能没有足够的事实材料，来作为联想的依据，因而导致其思想狭隘、粗杂或无关宗旨；或者虽然具体的事实以及原材料数量巨大、广泛，也无法轻易地引发丰富的联想；或者，即使这两项条件均已得到满足，但是所联想到的内容却缺少连贯性或者怪诞不经，而非连贯持续。

在提供那种能引起联想的原始材料方面，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因素无疑就是好奇心。古希腊贤哲曾说，好奇心是一切科学之母。惰性的头脑只能坐等强加于它之上的经历。华兹华斯生动描述过：

眼——它无法选择只能观望；

耳——我无法阻止它倾听世界；

我们的身体不论何处都在感受；

而不管我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这就如实地表现出人们是如何自然地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正如同充满活力的健康的身体总在寻求营养，好奇的心灵也总在保持警觉并进行探索，寻求思考的材料。有好奇心的地方，就有寻求新的和各种各样的体会的渴望。这种好奇心是我们获取供推理之用的原始材料的唯一可靠保障。

2.在社会刺激的影响下，好奇心会发展到较为高级的阶段。当一个孩子能够从其他事物中获得有趣的感受（所以如果物体不再提供有趣的经历，那么他就会求助别人给他提供感兴趣的材料），此时，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我们会不断地听到孩子在问，“这是什么？”“那是为什么？”最初，这种问问题的行为不过是他的体能过剩转移进入了社会关系，此前这种体能过剩表现为不断推拉或开门、关门等行为。他会连珠炮式地问问题：是什么支撑住了这座房子？支撑着这座房子的土地又是靠什么支撑的呢？那支撑这土地的地球又靠什么支撑啊？如此等等。但是这些问题还不是真正有意识的推理关联。他问为什么并不是要求科学的解答，其背后动机只是希望更多地了解他所立足的这个神秘的世界。他探索的还不是什么法则或原理，而只是更多的事实。不过小孩的东问西问已不单单是为了积累一些信息或者堆起互不连贯的条目，尽管这种询问的习惯最后只演变成无休止的语言。他会在朦朦胧胧之中意识到这种种事实还不是全部的故事，它们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还能从这些东西看出更多的道理。这样就出现了求知欲的萌芽。

联想的功能有很多不同的方面（或者我们也可以称这些方面为不同维度），它们因人而异，每一方面对比不同，其组合方式也不同。这三个维度包括：联想的难易或者快慢；联想的范围或者种类；联想的深度或者可持续度。

1.通常将人们分成聪敏不聪敏，主要基于其敏捷程度，即联想的快慢，当呈现某物体或者发生了某事件时，联想才会产生。正如愚笨和聪明的隐喻所暗示的那样，有些头脑无动于衷或者这些脑子属于被动接收信息类型。见到听到什么事，它们的反应都是单调乏力，毫无反馈。而另有一些人却反应敏捷，会相应地产生各式各样的联想。前者发呆，后者则是以完全不同的性质思考同一件事。呆滞或愚笨的脑子要受到重击才产生回应，而聪敏的脑子则回应迅速，并能迅速给予解释，并很快能联想到可能的结果。

但是教师不应该看到一个学生对学校功课反应迟钝就断定他头脑愚笨。有的学生在学校被认为愚蠢透顶，可是他对自己觉得值得做的事，例如某种校外体育运动或社会工作，却反应灵敏，表现出色。即便是学校功课，若是换一种内容或教学方法，他也有可能接受。一个男孩也许在几何这门功课上显得不开窍，但是在别的方面，例如，在需要动手完成的功课上，却可能心灵手巧；一个女孩也许对历史晕头转向，但在评判旁人是非功过方面却很有水准。除了身体有缺陷或有疾病的人以外，对所有事情都反应迟钝、傻里傻气的人还是比较少见的。

2.联想的范围时宽时窄，但这一差别与上述的反应快慢并无关系。我们都有过这种感觉，有时思潮如潮汐澎湃，有时却如涓涓细流。有时人们表现不出什么反应，是因为心里联想到许多方面，它们互相制约，让人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陷于彷徨犹豫；有时则是一种生动敏捷的联想占据主导，滔滔不绝地表达出来，而其他的反应则被阻挡在一边。有的人联想太少，这表明其思想贫乏枯燥；这样的人若是专注于琢磨什么大学问或大生意，就会表现为书呆子或者葛擂梗式的人物。这种人的脑筋总在转，可是除了干巴巴的信息以外便无话可说，容易让人厌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懂得人情世故又满怀风趣的人。

考虑几种方案之后再得出结论，这从形式上来看是正确的，然而，对比各种各样的备选方案并最终得出一种方案之后，该方案将不具备完整的、丰富的意义。另一方面，联想数量众多，五花八门，那也不利于良好的思维习惯。联想数量太多时，会使自己无所适从。人们会发现，要得到某个确定的结论很困难，他们只是在众多联想中无助地徘徊。联想到太多的正负得失，从一件事又自然地联想到另一件事，人们会发现，在实际问题中做出决定或由理论问题得出结论是非常困难的。想得太多会让行动陷于瘫痪。这众多的想法会让自己理不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头绪。因此，最佳的思维习惯是联想数量既不要太少又不要太多，要保持平衡。

3.联想的深度或者可持续度。我们区分人们的智力，不仅要看他们反应的快慢和范围，还要看他们反应的深浅如何，这能表现出他们反应行为的本质。

有的人思想深刻，有的人则思想浅薄；有的人能思索到事物的根源，有的人则只轻轻触及事物的表层。思维的这一方面也许最不受后天教育影响，外界影响最难以使它改变，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其过程都很难。然而，学生对标的物进行接触，既可以是被动地深入其实质内容，也可以是接受鼓励对事物浅尝辄止。普遍流行的一种看法是，认为学生只要肯思考就是好的，另一种看法是，认为学习的目的只在于积累信息，这两种看法都会让学生停留于肤浅的知识，而不利于督促他们深入思考。有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敏锐地区分事物的重要性，可是到了学校里上课却将所有科目等同起来；似乎一件事物与另一件事物一样真实，而智力耗费不是用来区分事物，而是用来组织口头语言。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一些在自己专业领域中做出卓越贡献的男女，在他们的学生时代却曾被人说成是笨孩子。有时，这种早先的错误评价主要是因为孩子感兴趣的领域在当时并不被看好，他们也因此而遭人轻视；达尔文对甲虫、蛇和蛙的兴趣即是一例。有时，因为孩子习惯于深层次思考，比其他学生乃至老师想得都深，但是这种习惯却被认为是缺点，相反，别人回答迅速才被认为是聪明。有时，因为孩子待人接物的天性不符合教科书和教师的要求，而教科书和教师的要求被认为是对学生做出评价的绝对依据。

总之，教师最好改变自己的观念，不要认为“思维”是一种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功能；教师应认识到“思维”一词指示了事物获得重要性的各种不同的方式。还应该除去一种类似的观念，不要再认为某些科目天生就是“聪明人”的选择，因而拥有一种训练思维能力的神奇力量。思维是具体的，它不是现成的、类似机器的装置可以随意开关，并对所有科目适用；不是一盏提灯，可随意照亮马匹、街道、花园、树木或河流。思维是具体的，因为不同的事物以不同的方式展示它们各自的意义，讲述自己独特的故事。正如同身体的成长是通过吸收食物的营养一样，智力的成长是通过对各种题材进行逻辑编组。思维并不是像生产香肠的机器那样，可以不加区分地将种种材料糅合成一种畅销的商品。思维是将各种具体事物引起的各种具体联想加以排列，联结到一起。因此，任何一个科目，从希腊语到烹饪，从图画到数学，都是有学问的，也就是“有智力的”，这不在于它的固定的内部结构，而在于它的功能，即能引起和指导认真探索和思考的力量。几何学能对一个人产生这种作用，而实验室操作、音乐作曲艺术或者经商则能对其他人产生同样的作用。

当灵巧性、丰富性和深刻性的因素都得到应有的平衡或保持了应有的比例时，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连贯性的思维。我们既不希望思想迟钝也不希望思想仓促。我们既不希望思维杂乱无序也不希望其刻板僵硬。连贯有序意味着灵活性和材料的多样性，这些材料都是按照单一的、明确的方向排列在一起的。这既要反对机械古板的统一，也要反对蚱蜢乱蹦式的运动。人们谈到聪明的孩子时常说，“他们只要定下心来，做什么事都行”，对任何事都能又快又好地做出反应。但是可惜的是，他们很少能定下心来。

另一方面，做到不分心还是不够的。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绝对狂热的集中精力。集中精力并不意味着固定不动，也不意味着紧紧钳住联想的洪流或者使其瘫痪。而是意味着让多样变换的思想连接成一股稳定的趋势并朝着一个统一的结论涌动。集中思想，靠的不是静止不动，而是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行，就像一位将领集中他的兵力发起一次攻击或者进行一次防守一样。保持思想集中就像保持船的航向一样，虽然需要经常变换位置，但始终要朝着自己既定的方向前行。连贯有序的思维也如同改变标的物一样。连贯要防止思绪矛盾，而集中精力则要防止分心，而思绪矛盾或集中精力都存在于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或者“轻易就会走神”的人身上。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和不相容的联想，但只要保证每一联想均与主题保持一致，就可以保证思维的连贯性和条理性。

在青少年的正确思维习惯训练中，通过实际行动检验推理的方法也不容忽视。然而，对于有组织的活动，青少年和成年人的表现是有很大差别的，在青少年的教育中运用这种方法时，一定要认真考虑到如下差别：（1）成年人需要通过实际活动取得外在的成就，这是他们迫切的需要，因而思维能力所受到的锻炼比较有效，而孩子则只是将这种活动当作一次学习机会；（2）成年人的活动结果比较专业化，这也不同于孩子的活动。

1.适当的选择和安排行动方式，对于青少年来说，要比成年人困难得多。成年人的行动方式或多或少是由环境决定的。成年人已是公民、户主、父母，有了一定的职业和专业，这些都决定了其主要行动特点，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而然地迫使他养成了相应的思维模式。而孩子则不同，其社会地位和个人追求未定，几乎没有任何客观因素来迫使他遵循什么持续的行动方式，而其他人的意志、孩子个人反复无常的想法以及他所处的环境也往往对他产生短暂的、与众不同的影响。缺乏持续的行为动机再加上孩子不成熟，思维模式就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这使得教育培训变得更加重要，而寻找适合孩子的持续行为模式也会更加困难。行动方式的选择往往带有随意性，受学校教学传统、教育思潮和变化不定的社会风气影响，因此，人们有时认为在这方面下功夫收效不大，于是就完全撇开了重视实际行动的教育，而只讲求纯理论和书本知识。

2.然而，这一困难恰好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为孩子选择真正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机会，要比为成年人选择同样活动的机会大得多。大多数成年人承受到的外在压力很大，因此，其职业和业务对其智力和性格的影响即使真有教育价值，其收效也只是附带的、意外的。孩子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机会，则在于选择有条理的和持续的活动模式，这既为他们成年后必然从事的活动做准备，又能立刻在思维训练方面看到效果，有助于他们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教育界的实践表明，对于明显的、费力的训练活动，人们往往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个极端是几乎完全忽视这种训练活动，理由是人们认为这种活动杂乱无章、波动易变，只是迎合青少年短暂的、未成形的兴趣，这些训练纯粹是让学生分心；或者是，人们规避这种邪恶的、与高度专业内容相悖的、或多或少出于商业目的的、旨在培训成年人的活动。学校若是提供了这些培训活动，那只是迫不得已的让步，是让学生在繁忙的学业中得以忙里偷闲，或是学校受到外界功利主义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另一个极端则是认为任何活动只要不是强迫学生死记硬背书本知识，就都是好的，就都能收到几乎神奇的效果。持这一立场的人鼓吹通过游戏、自我表现和自然成长促进智力增长，似乎任何一种自发的活动都必定能让思维能力得到恰当的训练。他们还搬出一套神秘的大脑生理学，用以证明任何一种脑肌肉锻炼都能训练思维能力。

当我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时，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却往往被忽视，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发现和安排这样一种活动，它必须是：（1）哪种活动最适合未成年人的智力发展；（2）哪种活动最有利于为他们成年后承担社会责任做准备；（3）哪种活动能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他们养成敏锐观察和连贯推理的习惯。好奇心关系到思维材料的获取，联想则关系到思维的灵活性和力量；活动本身虽不存在智力因素，但活动的顺序则关系到连贯性智力的形成。

我们在本书上文中已详细说明，并不存在单一、统一的思维能力，人们是各自通过许多的不同的方式对各种事物进行思维，包括观察、记忆、听闻、阅读，从而引起联想或形成观念，这些联想或观念对现时有用，对将来还会有效。思维训练就是培养这样的好奇心、联想力以及探索和检验的习惯，扩大其使用范围和效率。科目都是有助智力的，只是有助智力发展的快慢高低有所不同。因此，思维训练的方法，就是给每个人提供适应其需求和自身能力的条件，争取持续改善其观察、联想和调研的能力。

因此，教师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他需要研究每个学生的特点和习惯；另一方面，他需要研究每个学生习惯性自我表达的能力变好或变坏的条件。他应当认识到方法不仅包括有意识地设计和运用于智力训练的方法，而且还包括无意识运用的因素，即学校的氛围和校务之中能对学生的好奇心、反应力及有条理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一位教师既研究了个人心理活动又研究过学校教学条件对这些心理活动的影响，那么就可以基本上相信自己会找到更具体的适用的教学方法，以期在阅读、地理、代数等特定科目的教学中达到预想的效果。假如教师不了解学生个人的思维能力以及学校环境对这些思维能力的影响，那么他的教学法即使再好也只能收到短暂的效果，而无助于养成学生深层次的思维习惯。学校环境的影响可分为三大类：（1）学生接触到的其他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习惯；（2）学校所授的科目；（3）当前的教育目的和理想。

人的本性中都有模仿他人这一特性，从而不难看出，在某人接受思维训练的过程中，其精神状态会受到来自他人思维习惯的深刻影响。榜样比言辞更有力量。一位教师所做的最佳意识活动也许就是注意消除自己未能意识到的或者认为无足轻重的个人特性对学生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技术上存在错误的指导方法或者科目，教师应该根据个人教学方法所产生的启示减小上述方法或者科目对学生所产生的危害。

多数人并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思维习惯有哪些独到之处。他们认为自己的思维方式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于无意识之间以它们作为标准来判断旁人的思维过程。由此出现了一个倾向，就是学生的想法与此态度相符者即予以鼓励，而与之相悖者则遭到忽视或不理解。当今世界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过高估计理论性科目对于思维训练的价值而忽视实践性科目的这一价值，其部分原因无疑就在于，教师这一行业挑选人才，往往偏重于理论素质，而忽视实际办事能力。在这一基础上挑选出来的教师，自然是按照同样的标准评估学生和科目，鼓励那些生性相近者发展单方面的理论智力，而不重视实干的本能。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个人影响力会成为学生个人依赖性和软弱性的源泉，导致学生对科目本身的价值不够重视。

学业一般可分为以下三类：（1）以掌握技能为重点的科目，如阅读、写作、图画、音乐；（2）以掌握知识为重点的科目，即“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学习，如地理和历史；（3）以训练实际操作技术为重点，轻视获取大量信息并要求进行抽象思维、进行“推理”的学科科目，如数学和规范语法。上述每一类科目中，都有容易犯的错误。

1.在侧重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科目中，存在一种使智力活动和日常生活孤立开来的危险。教师和学生容易将逻辑思维与日常生活的具体需求割裂开来。抽象思维往往变得与实际生活毫不沾边。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些专业学者，其著述和言谈都抽象得出奇，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里以老大自居，却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们主持的研究和教学则完全脱离了生活。

3.在侧重信息量和信息准确度的科目中，也存在着差不多同样的问题。信息与智慧二者之间的区分古已有之，但二者区别需要不断地加以界定。信息是已经获得并贮存起来的知识，而智慧则是运用知识以便获得改善生活的力量。信息仅仅是信息而已，并不意味着特别的智力训练，而智慧恰恰是思维训练的最佳结果。在学校里，积累信息的教学通常都不会达成取得智慧或良好判断力的理想。对于这类教学目的，尤其对于地理这样的学科，人们追求的目标似乎是把学生变成所谓的“无用信息大全”。“贪多求全”成了第一要务，而思想培养则退居其次。当然，思维在真空环境之中是不会进行的，实际上，只有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联想与推理。

然而，到底是为掌握信息而掌握信息，还是将掌握信息视为思维训练的组成部分，这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有人说，不必将信息用于认知和解决问题，只需要将信息积累起来，就可以在今后将它们任意用于思维，这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开动智力而获取的技能才是可供智力随时利用的技能。除了偶然情况以外，只有在思维过程中获取的信息才能用于合乎逻辑的用途。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是在实际生活中为解决各种具体问题而获取知识，这样的知识点点滴滴都可得到有效的应用；相反，有些学识渊博的人却往往淹没于他们的浩瀚典籍之中，因为他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是死记硬背，而不是思考。

当然，这种无形的条件是与上文中谈过的教育界现状分不开的，因为教育界当前流行的理想做法就是要让学生机械式地掌握现成的技能和数量庞大的信息。然而，我们可以区分某些趋势做法，例如，按照外在的结果来评价教育水平，而不是按照学生个人态度和习惯的培养和发展来进行评判。这种理想化的学生教育与学生得到良好思维习惯相悖，尤其体现在科目教学和德育课堂上。

1.在教学中，以外在成果为标准的做法表现在人们只重视“答案正确”。人们认为教师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让学生学会复述课文，这种观念主宰着教师的教学思想，使得教师无法集中注意力去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既然灌输课文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奉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思维训练就成了附带和次要的事了。为什么这一观念如此流行，其实是不难理解的。每个班的学生众多，学生家长和学校当局又要求迅速拿出明显而可见的成果，这些因素都促使教师注重外在成果。这一目标对教师的要求只是了解科目内容，而不是了解学生的需求。科目内容也明确局限于排好版面的课文，而这其实不难掌握。教育若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智力水平为目的，就需要教师更加认真备课，需要以同情和明智的态度了解每个学生的思想状况，同时又要十分广泛而灵活地掌握科目内容，从而能在需要的时候选择和运用适当的内容。最后还有一点：由于人们以外在成果为目标，学校的管理机制自然也就受到影响，只注意考试、分数、评级和奖惩等。

2.在学生的行为方面，理想的外在表现也有重大影响。要求学生遵守校训校规是最容易的，因为这些规定、规则大多使用机械刻板的标准。我们目前的任务绝不是预测教条式的教学，或者严格遵守习俗、惯例或者上级命令在德育教学中应该持续多久。但是，既然品行问题是生活中最深刻、最常见的问题，如何应对品行问题就会影响到所有其他的精神状态，其影响甚至远远超出直接或有意识的品德考虑范围。的确，每个人最深层面的精神状态是由应对品行问题的方式决定的。在处置这些问题时，倘若思维功能、探索和反思的功能被减小到最低限度，那就难以期待思维习惯对次要问题起到巨大作用。然而，在应对重要品行问题时养成积极探索和深思的习惯，其实最能保证通用心理结构合情合理。

在前面几章，我们已经论述过：（1）思维的定义；（2）思维训练的重要性；（3）思维训练所需自然资源；（4）思维训练在学校教学条件下遇到的若干障碍。现在我们来谈谈逻辑与思维训练的关系。

从广义上讲，任何得出结论的思考都称为逻辑，不管所得结论是正确的还是荒谬的，也就是说逻辑一词涵盖了逻辑合理和不符合逻辑以及逻辑不合理等方面。从狭义上讲，逻辑一词仅指根据意义明确的、不证自明的或者曾经被证明正确的前提而得出的必要结论。在这里，逻辑的关键在于论证的严密性。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有数学和形式逻辑（也许可视为数学的一个分支）才是合乎逻辑的。切实有用的意义

然而，逻辑一词还有第三层意义，它更加紧要、更切合实际，这层意义就是：要从正负两方面系统地用心，确保思维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最佳的结果。如果我们对“artificial”一词只取它的“经过自愿训练而掌握了专业技能或者艺术”这一含义，而撇开它的“虚假”“人为”的贬义，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逻辑是指“artificial”思维。

毋庸讳言，教育工作者关心的是这种切合实际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逻辑。也许需要论据证明智育（不同于德育）在此意义上全部并且只是逻辑，也就是要养成细心、警觉和透彻的思维习惯。认知这一原则的主要困难在于一种错误认知个人的心理倾向与逻辑思维二者关系的观念，如果这样假设，事实上我们也经常这样做，即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关系，那么逻辑训练将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某种来自外界的、施加给个人的东西，因而认为将教育的目的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是荒谬的。

相当奇怪的是，彼此对立的教育理论都认为个人的心理与逻辑方法和成果这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固有的联系。其中一派认为个人的天然本性和功能是首要的和根本的，而天性的趋势不重视纯智力的培育。这一派的箴言是自由、自我表现、发扬个性和自发性，提倡游戏和兴趣、自然成长等。他们不重视有组织的课程和学习材料，认为教育的方法就在于以各种办法刺激和促进个人发扬其天生潜能，按照个人自然的成长循序渐进。

另一派则高度重视逻辑的价值，但认为个人的天性是嫌恶逻辑，至少是漠视逻辑的。因此这一派强调要依靠课程业已明确和分类的材料，釆用各种方法，将逻辑性灌输到人们天性不爱逻辑的头脑之中。这一派的箴言则是强调纪律、教诲、约束、自觉自愿努力，以及强调完成任务的必要性等。按照这一派的观点，在教育中体现逻辑因素的不是态度和习惯，而是学业。只有学习遵守外在科目内容的要求，思想才会有逻辑。为了做到这一点，学业内容应首先加以分析（通过教科书分析或由教师进行分析）而形成逻辑元素，将逻辑因素仅限于课程内容

然后对每一元素加以界定，最后将所有这些元素按照逻辑公式或一般性原则排成序列或组别。这时，学生逐一学习每一元素的定义，逐步叠加而构成逻辑体系，从而做到逐渐从外部为自己配备逻辑素质。

通过举例，这一描述将变得有意义。假设这一科目是地理。首先是给地理下定义，使之区别于其他学科。然后列出地理学科学发展所依据的一些抽象名词，然后一一进行定义，例如地极、赤道、黄道、地带；定义顺序从简单的事物到由其发展而来的复杂事物；然后一些更加具体的元素也排成类似序列，这包括：洲、岛、岸、岬、角、地峡、半岛、洋、湖、海湾等。据认为，学生掌握了这些材料，不仅获得了重要的信息，而且让自己的思想适应于这些现成的逻辑定义、概括和分类，从而逐渐掌握了逻辑习惯。

这种方法已应用于学校讲授的所有科目，如阅读、写作、音乐、物理、语法、数学。以绘画课为例，该课程基于这样的理论，即所有的图形均由直线和曲线构成，最简单的教学程序就是首先让学生学会画各种直线（包括平行线、垂直线以及不同角度的对角线），再学会画各种典型的曲线，最后将直线和曲线按照不同的排列组合起来，形成实际的图像。这似乎提供了理想的“逻辑”方法，首先通过将事物分解成各种元素，然后按照常规序列形成更加复杂的综合体，此时每一元素在使用时均得到了界定，因而可以被清晰地理解。

即便是没有遵循这种极端形式的做法，学校，尤其是中学以及小学的高年级，也几乎都是过分注重表面形式，据认为，学生要想取得合乎逻辑的结果，应该使用这样的形式。人们认为，某些步骤按照一定顺序排列后，就能卓越地表达出对某一科目的理解。因而，我们要求学生“分析”掌握这些步骤的程序，即学习一套有关陈述的固定模式。尽管这种方法最常用于语法和算术，但同时也渗入了历史乃至文学科目教学；在智力训练的托词下，它也被归结成为“纲要”、图表以及分类、再分类方案。在复述和模仿成年人统一枯燥的逻辑系统时，孩子一般会抛弃其原本细腻重要的逻辑思维方式。这种给予错误理念的逻辑教学法让“教学法”背上了坏名声，对于许多人而言，“教学法”就是用一套机械死板、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方法，它需要个人思维活动强壮的外部模式来取代。

这类自称为“逻辑”的做法造成的不良后果必然引起学生们的反感。其学习兴趣下降，日常表现漫不经心、拖拖拉拉，对知识应用明显反感，勉强死记硬背书本知识，有时自己也不知所云，凡此种种都说明这一套逻辑定义、分类、分级和系统理论实际上并不像它所说的那样起了良好作用。相反，接下来，它和所有的反应一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逻辑”被认为完全是人为的和附加的，教师和学生都对其不屑一顾，转而专注于呈现各自现有的禀性和爱好。强调以个人自然的性格倾向和能力作为唯一可能的发展起点，确实是有益的。但上述反应却是错误的、存在误导的，因为它忽视和否认了重要的一点，即存在于现有的能力和兴趣之中的真实智力因素。

人们通常所说的逻辑（就是从教学课程角度所说的逻辑），实际上是指成年人的受过训练的思维逻辑，即能够分解一个主题，界定它的各个元素，再按照一般原则将它们加以分类的能力，而该能力是经过了深入思维训练之后所掌握的逻辑能力。习惯于如此分类、定义、综合、概述之后，就不需要再接受逻辑方法训练了。然而，如果以为人们不经过逻辑训练就没有逻辑思维能力，那是荒谬的。教学课程上所说的逻辑是指思维训练所要最后达到的目标，而不是出发点。

实际上，一个人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逻辑。有人以为，自发的思维倾向无逻辑可言，而且是错误的，他们没有看到，即便在一个小学生的生活中，好奇、推理、实验和检测就已经起了重大作用。这种错误的看法低估了智力因素在个人自发性思维和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因为这种智力因素已经很有教育意义。一位教师只要用心观察正常儿童思维模式所起到的自然而然的作用，就不难看出逻辑并非仅限于逻辑课程中所讲述的内容，不难看出思维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将自发的思维能力转化为经受检验的专业思维能力，将或多或少偶然出现的好奇心和零散的联想转化为时刻警觉的、小心谨慎且始终连贯的探索。他会看到，心理和逻辑并非彼此对立、彼此独立，而是正常成长过程之中的前后两个阶段。自然的或者说心理上的思维活动，即使没有自觉地接受逻辑训练，也仍然具有自己的智力功能和健全性；而在获得了自觉的、有意识的思维技巧之后，这种思维技巧就成为习惯性的或者第二天性的。前者已经具有逻辑精神，而后者依然具备着固有的习性和态度，仍然属于个人的心理活动，这一点跟个人一时的冲动或随想并无区别。

因此，思维的训练实际上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任何人的思维都是在某种学科中加以训练的，而这种科目将赋予其独立主动的智力思考和控制。展现原始自然天赋的训练通过逐步的锻炼就会变成有效的力量。只要思维得到训练，得到了控制某种特定科目的学习方法，那么无须来自外界的指导，思维便能够独立地自我运行。教育的目的就是发展这种独立的、有效的智力——经过训练的思维。这种训练是积极的、有建设性的。

然而，人们通常将训练视为负面因素，它迫使思想痛苦地偏离原本和谐的轨道，使其受到某种限制，这在初始阶段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过程，但是对于将来来说，却或多或少地构成了必要的准备工作。训练通常被等同于磨炼，而磨炼通常被机械地类比成通过不断锤打，将一种物质强行融入另一种拒绝此类操作的物质当中；或是类似军训将新兵训练成举动和习惯都合乎要求的好兵。但是后一种训练，不论是否可以称为思维的训练，都不算是智力训练。它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良好的思维习惯，而在于取得整齐划一的外在行动模式。许多教师没有弄明白思维的训练是什么，以为它应该旨在培养学生的智力和思维效率，可是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却是限制和压抑学生的思维活动，使其形成机械死板的思维模式或者心理上的被动和屈从。

当我们从智力角度认识训练时（将训练视为有效智力活动的习惯性力量），训练的真实内涵就等同于自由。智力上的自由并不是不受阻碍的外在行动，而是能够进行独立思考，能够从盲从别人引导的怪圈中解放出来的思维力量。自由与外在的自发性

思维的自发性或自然性往往是指偶然出现的、一时的念头，因此教育工作者往往采取种种办法促使学生的思维自发性得以继续下去。这包括提供各种各样的有趣的材料、设备、工具和活动模式，促使学生的个性表现不致萎缩。这种做法忽视了达到真正自由所必须具备的若干条件。

1.一种冲动的、直接的、即时的释放或表现是思维必不可少的。当这一冲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抑制或反弹时，才会出现反思性思维。若是以为必须从外部布置任意性的任务，才能提供思维所必需的困惑和困难因素，那就是愚蠢的错误。凡是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有活力的活动，在其努力自我实现的过程之中，都必然会遇到障碍——因此，再寻找人为的或外部的问题就完全是多余的。对于经历发展内部呈现出来的困难，则应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因为这些困难正是引起深思的天然刺激因素。自由并不是让外在的活动保持畅通无阻，而是在于通过个人内在的思索，找到一条出路，来摆脱阻碍其自发思绪顺畅的困难。

2.只强调心理和自然因素，但却忽视了如果自然倾向在每一成长阶段都是由好奇心、推理及尝试的愿望构成的，是不可能保障其自然发展的。在自然成长过程中，每一个连续活动阶段都不自觉地、彻底地为下一个阶段的成熟表现准备条件——如同植物生长的周期一样。没有证据支持“思维”是一种独特的、孤立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在适当的时节会不可避免地爆发，仅仅因为各种感官和肌肉活动之前被自由地表现了出来，或者说只是因为观察、记忆、想象和动手能力已经在之前缺乏思考的前提下实施了。只有在使用感官和肌肉指导和应用观察以及运动时不断地运用思维，才会为更高阶段的思维活动打好基础。

现在流行一种看法，说童年是几乎完全没有反思性思维的，在童年阶段只有感官、肌肉以及记忆力的成长，而到了青春期才突然呈现出思维和理智。

3.不管怎样，良好的思维习惯正在慢慢形成。如果没有养成仔细查看事物的习惯，就只会行事匆匆、粗心大意、急躁粗率；如果没有养成连续追踪联想的习惯，就只会随意地进行跳跃式的猜想；如果没有养成暂时搁置判断，转而通过实验检测推理的习惯，就只会时而轻易相信，时而轻率怀疑；即在这两种情况下，某人会根据一时奇想、某种情绪或者意外情况，时而决定相信时而决定不信。唯一能够获取仔细、深刻和持续的思维特性的方法（特性，如我们所见，是指“逻辑”的组成要素），就是从一开始便注重这些特性的训练，并在环境需要时，保证呈现前述特性。

总之，真正的自由在于思想的自由，在于训练有素的思维能力，使之能够遇事时周密思考，下决心前要仔细想想所需要的根据是否齐全；若不齐全，应如何继续搜寻。若不是深思熟虑才采取行动，那就会让自己听命于心血来潮，行为或是轻率鲁莽，或是随波逐流、听天由命。若是从外部创造条件让人无忧无虑，不动脑筋，反而会害了此人，让其听从欲望、感觉和环境的摆布。

我们在本书第一章简略讨论了反思性思维的性质，在第二章又谈了思维训练的必要性。接着我们谈了思维训练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所需面对的困难和训练的目的。这些讨论的目的在于向学生呈现思维训练中的一般性问题。第二部分的目的

现在我们将要进入本书的第二部分，目的在于较为充分地说明思维的性质及其正常情况下的成长与发展，并为讨论本书最后一部分，即思维教育将会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做好准备。

在本章，我们将分析思维过程的各个步骤或基本组成部分，分析所用的材料都是极其简单但却真实的反思性思维经历。实际思维的一个事例

根据现实进行思索的一例

“每天乘坐渡船过河的时候，渡船甲板上方伸出一根白色长杆，其在水面上的投影几乎呈水平状态，长杆顶端还有一个镀金的圆球。我第一次见到它，觉得它像一根旗杆：它的颜色、形状和杆顶的镀金圆球都证明了它就是旗杆，这样的推理似乎证明了我的信念是有道理的。但很快这种推理就遇到了困难。旗杆通常是竖立的，而它却横着，几乎呈水平状态。而且，横杆没有配备滑轮、轮圈和绳索。最后，在旗帜飘扬的旗杆旁边，还应有两名旗手挺直站立。因此，该横杆很有可能不是旗杆。

“这时，我开始联想有关横杆用途的种种可能。（1）它会不会是装饰品？可是所有的渡船和拖船都有类似的杆子，因而它不像是装饰品。（2）会不会是无线电天线杆？但进一步想想，这种可能又被否定。天线杆合适的位置应该是船舶最高处，即驾驶室顶端。（3）那么，它会不会被用来导航船只航向？

“为了支持这一结论，我发现该横杆位置是在驾驶室前下方，因而舵手能清楚地看到它。而且，横杆根部低顶部高，因此以舵手的视角沿着此横杆望去，可以看到船舶正前方很远的地方。因为舵手处于整个船只最前方，因而可以通过横杆掌握船只航向。这种假设比其他假设更有道理，所以我接受了这个结论：即这根长杆是用来指示航向的，它有助于舵手正确掌舵。”

伴有实验的反思性思维事例

“我用热的肥皂水清洗玻璃杯，再将杯口朝下放置在盘子上，出现在杯口外沿的泡沫会钻进杯口里面。这是为什么？气泡表明有空气存在，我觉得那空气一定来自玻璃杯内部。盘子上的肥皂水阻挡杯内空气的出路，所以冒起了气泡。但空气为什么会从玻璃杯内排出呢？并没有什么设备在杯内排挤空气。空气一定是膨胀了。热度升高或压力增大，或二者同时发生，空气就会膨胀。玻璃杯从热泡沫水中取出后，空气就会变热吗？显然不是已经溶入水中的空气。如果原因是热空气，那一定是把杯子从肥皂水中取出并放到盘子上时进入到杯内的空气。为了检测这个想法正确与否，我又从水中取出了几个杯子。有的杯子取出时，我把它们晃了几下，保证杯内进了冷空气。有的杯子取出时，我小心地让杯口朝下使冷空气无法进入。前几个杯口都出现了气泡，而后几个则没有。所以我的推理一定是正确的。冷空气进入热杯子就膨胀了，所以在杯口外沿冒起了气泡。

“可是气泡为什么又会进到杯子里面？是热胀之后，又冷缩了吗？杯子凉了，里面的空气随即也就凉了，因而杯里张力消失了，所以杯子里面就冒起了气泡。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在杯子刚刚被取出、里面还留有余热、杯外冒气泡的时候，用小杯子盛装冰块并将其放在大杯顶端。很快，气泡就从里面冒了出来。”

三个事例形成一个系列

我们有意选出以上三个事例，使之形成一个系列，是由简到繁地展现了反思性思维的过程。第一个事例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进行的思维，在该思维过程中，无论是思维内容还是思维方式，都无法逃脱日常经历范围。而第三个事例则比较复杂。无论是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所使用的解决办法，都只可能发生在受过科学训练的人身上。第二个例子是思维的一种自然转变，其思维内容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思维者也不需要接受什么专业训练。然而这一问题与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间接源于某人的活动，并相应地诉诸某种理论上的帮助及不以心情为导向的兴趣影响。在本书下文中我们将会谈到从比较实际和直接的感触引发抽象思维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谈谈各类思维中通常共有的元素。

仔细查看上述三个事例就能看出，它们都多多少少包含逻辑上的五个不同步骤：（1）感受到的困难，难题；（2）对它进行定位和定义；（3）想到可能的答案或解决办法；（4）对联想到的结果进行推理；（5）通过进一步观察和实验肯定或否定自己先前得出的结论，即树立信念或放弃信念。

1.上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步骤往往结合在一起。感知困难时便已经对其进行了确切的认识，而且同时调整思维对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进行思考，或许刚开始人们会感到一些无法捉摸的不安、惊讶，可是这些情绪最终只会引导人们进行切实的尝试以便解决问题。不论这两个步骤是存在差别的还是混杂不清的，我们上文中已提出的反思性思维的起因都是存在的，即存在困惑或问题。

在上述的第二个事例中，困难在于自己最初想到的和暂时持有的信念（以为那根杆子是旗杆）与其他事实不相符。现在假定用三个字母a、b、c来代表旗杆的特性，用另三个字母p、q、r来代表与旗杆不相符的特性。这两方面的特性原本并不矛盾，但出现在同一事物上就无法相容了。这时就需要通过思维，发现这两方面的特性如何统一于同一物体上。这就需要想到它们之间的一些特性（用字母d、g、l、o来代表的驾驶室的位置、船头长杆的位置、方位以及需要有标杆显示的航向），使得两方面的特性结合到一起。

在上述第三个事例中，观察者本来习惯于自然法则和规则性，却发现气泡在杯口外沿和内沿的冒法很奇怪或者很异常。思维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些表面看似不寻常的情况还原为明确的法则能解释的例子。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在这二者之间找出将其联系起来的中间项。

3.第三个因素是联想。当一个问题出现时，让人感到困惑的情况会要求人们想到某些并不在眼前的事物。例如在第一个事例中，“我”从现时处境想到了地铁和高架铁路；在第二个事例中，“我”从旗杆印象想到装饰杆和无线电杆；而在第三个事例中，“我”从肥皂水气泡想到空气的热胀冷缩。（1）联想是推论的核心。它从现有的事物想到缺失的事物。因此，它或多或少带有投机色彩、具有冒险性。因为推测要越过呈现于眼前的事物，因此它是思维的跳跃；不论事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都无法预先绝对保证它的正确性。控制联想的因素是间接的，一方面它包括良好思维习惯的养成，既积极进取又谨慎小心，另一方面它也包括联想时所感知的特定事实的选择和排列。（2）联想到并试探性地为人们所接纳的结论还只是一种想法，还未被人们完全接受；其同义词包括假定、推测、猜想、假设命题，在详尽描述的例子中还可以称之为理论。在悬而未决的信念或者推迟接受的最终结论得到进一步证据证明之前，其可部分地依靠对立推测来决定最佳求证方法或者依靠可能性最大的解释，因此，用心养成若干不同的可替换联想方式，是养成良好思维的一个重要因素。

5.最后做出结论的步骤，就是对推测到的观点进行实验性确证或者确认。推理显示，如果某观点被予以采纳，某些结果就会随之而来。到目前为止，该结论还处于假设或者依据条件予以接受状态。如果我们目前搜寻并且发现了该理论所需所有条件，而且如果我们发现了相反选择中缺少并需要的典型特点，那么相信并且接受该理论几乎就不受阻碍。有时候，通过直接观察即可完成这一证实过程，上述第二个事例即是如此。而上述第三个事例（冒气泡）则表明，有时候还需要做实验加以证明，即按照自己的假设布置相应的条件，看看自己在理论上推出的结果是否会真正实现。若是实验的结果与自己理论上推断出的结果相符，就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随即即可表明这一见解得到了证实，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相反的事实要求修正这一结论之前是如此。

在整个过程的开始和结尾，都要进行观察。在开始，要通过观察弄清问题或困难的性质；而在结尾，则要通过观察检验自己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在这两头之间，则需动脑筋思索，先是推测、联想出可能的解释或解决办法，然后进行推理，弄清上述见解的意义和内涵。推理要求进行一定的实验性观察以求得证实，但只有在初步推理得出的见解基础之上进行实验，该实验才会经济实惠且富有成果。

思维训练的目的就在于养成逻辑思维的习惯，能在任何情况下准确判断上述每一步骤该走多远以及如何恰当地完成。思维训练要能适当完成上述各步骤

养成良好思维习惯的过程中，绝对没有固定的规则可遵循。因为情况各不相同、偏重不同、长短各异。在同一情况下想得太多是愚蠢，不合逻辑；而在另一个情况下则相反，考虑不周就会犯错误。在一个极端，需要迅速下结论，处置宜早不宜迟；而在另一个极端，则应该经过长期斟酌才下决心，甚至要将某事搁置一生之久再行定夺。训练有素的思维应是能恰到好处地完成每一情况所需的观察、联想、推理和实验性检验活动，除此之外，还要学会善于吸取教训。重要的是，应使思维对问题敏感，做到触发思维和解决问题均熟习老练。

我们已经看到思维特有的结果，即按照事物本来面貌，将一些本来孤立的、零碎的、不一致的事实和情况组织起来，实现组织事物的办法就是引入一些连接环节，即逻辑学中所说的中项。那些本来存在的事实构成了数据，即可供反思性思维思考的原材料，它们缺少连续性，使反思性思维感到困惑，同时也激发反思性思维进行思考。随后，具有某种意义的联想如果能够得到证实就会发挥作用，将那些零碎的、看似互不相容的信息各自归位，构成一个整体。联想到的意义提供了一处思维的平台，一种聪明的观点，通过该意义能够更加仔细地注意、界定那些数据，进行更多的观察，并通过实验组织变更条件。

因此，思维表现为双向运动：从一些给定的部分凌乱的数据，联想到综合的（或包含的）整体情况；再从这一整体（一定的内涵和外延的意义，一种看法）回过头来思索那些具体的事实，使它们互相连接，包括与留心联想到的事实相连接。简单地说，前一思维运动是归纳，后一思维运动是演绎。一次完整的思维包含着这两种运动，即包含着观察到的（或回想到的）一些特定的思考与综合、深远的总体思虑之间的有成果的互动。

然而思维的这种来回运动既可能是随意的和未加严密思索的，也可能是严谨和精心安排的。无论如何，思维意味着弥补经验中的差距，将本来互相隔开的事实或情况连接到一起。但是，我们可能只是匆忙从一点考虑跳跃到另一点考虑，避免多伤脑筋；也可能坚持细想走过的路以建立起联系。总之，我们可能愿意接受任何一种似乎看似合理的联想；也可能要仔细搜寻更多的因素，找出新的困难，推敲已推测到的结论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后一种做法包括明确形成连接的环节，提出一条信念，逻辑学术语称作使用一个全称命题。这样，如果我们明确表述出整个情况，原先的数据就变成推理的前提；最后的信念则是逻辑的或者说理性的结论，而不只是一个事实上的结束。

将孤立的事物连接成一个连贯的、单一的整体之所以重要就体现在暗示前提与结论之间关系的所有阶段当中：（1）前提被称为结论的根据、依据和基础，前提构成、支撑和支持结论的得出。（2）我们从前提“得出”到结论，也从结论“推导出”前提，恰如我们可沿着江河源头追溯到其入海口所在位置，也可从入海口追溯到其源头所在位置一样。所以结论源于、来自或者取自前提。（3）结论一词本身就表明它是将前提中列出的各种不同因素归结、总结、连结起来的。我们说前提“包含”结论，结论也“包含”前提，因此突出了我们感官的包容性和综合性，以及与推理特性紧紧相连的特质。总之，系统推理意味着，承认原先无组织和无联系的一些想法（思考）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关系，而这一承认源于对新的事实和属性的发现与增添。

然而，如同思维简单的双向运动一样，这种较为系统的思维也包含着通向联想或假说的运动以及回归事实的运动。区别在于，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完成得更加小心谨慎。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才可提出和进行联想。不可以匆匆忙忙就接受那种看似有理、看似能解决问题的想法；这些想法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而且经得住进一步的探究。这种想法只是作为一种“工作假说”，用以指引调查和发现新的事实，而不是作为最后的结论。当思维运动的每一步都仔细地进行，而且尽可能做到步骤准确无误时，走向建立观念的运动就称之为归纳性发现（简称归纳）；而走向展现、应用和检验的运动则称之为演绎性证明（简称演绎）。

归纳是从零碎细节（或者称为特殊命题）走向针对某种情况的连贯观点（或者称为全称命题）；而演绎则是从全称命题走向特殊命题，并将这些特殊命题联结在一起。归纳性运动是要发现能起联结作用的基本信念；而演绎性运动则是要检验这一基本信念，即检验它能不能统一解释孤立的细节，从而在此基础上将它予以肯定或否定或修正，从而形成统一的体验。我们在完成每一个思维的过程中，都会考虑到另一思维过程，使之彼此参照，以便得到有效的发现或者得到经过验证的重要思维。

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事例

现在用一个普通的事例来进一步说明这一道理。一个人出门时，他的房间是整整齐齐的，可是他回来后发现房间一片混乱，东西凌乱地散落一地。他立刻想到，可能有窃贼进过房间。虽然他不曾亲眼看见小偷，家里被盗不是通过观察得出的事实，而只是一种思考、一个观点。而且，在他脑中也没有特定的盗贼形象；是关联性，是有关盗窃行为的一般形象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他从房间里的物品状态得到感知，而且其情况是具体的、确定的、确实的；可是房间遭到盗窃则是通过推测得知的，具有一般性质。房间状况是事实，是确定的、不言而喻的；而出现盗贼是内涵，可能对事实做出解释。

截至目前，他只是根据眼前的事实进行推想，该推想是一种归纳性思维。这种归纳性思维还让他想到这也可能是他的顽皮的孩子们干的。这是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另一个假说，因此他一时之间还难以得出定论，而是需要进行判断。

控制联想形成的过程必然是间接的、是不完善的。因为所有发现和理解都涉及了新的思维，都是从已知的、现有的事物走向未知的、缺失的事物，因此不可能有什么规则能保证推理正确。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这取决于他的素质（独创能力，天分）、性情、主要兴趣之所在、阅历、早期所处的环境、过去经历的主要内容、专业知识、近期显著并持续思考的事情，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还取决于当时当地各种情况的偶然组合。这些因素主要存在于过去或是外部，因此显然是无法调控的。一种联想可能只是简单地出现了或者没有出现；这种或者那种联想只是发生了、出现了、涌现了。但是，先前的经验和培训已经演化成了一种态度，使之在怀疑的状态下保持耐心，这是一种搁置判断的能力，而喜好探寻、间接控制联想过程的做法是不可能的。个人对于产生联想的那些事实可以加以重新审视、修正、陈述、放大和分析。从技术上讲，归纳方法与调控观察、记忆以及接受他人证词（即提供新数据的行动）所需的条件存在关联。

现在假定一方面存在事实A、B、C、D，而另一方面存在个人的某些习惯，联想在此情况下将自然而然地产生。但是，如果事实A、B、C、D经过仔细审查而演变成事实A′、B″、R、S，由此产生的联想自然就与原先不同。要查清事实，准确地和缜密地看清它们的特性，将那些模糊不清的事实加以放大，将那些炫目耀眼且分散注意力的事实加以压缩，正是用这样的办法来修饰那些引发联想的事实，从而间接地引导联想推理的形成。

医生诊病一例

简言之，科学归纳意味着，所有观察和积累数据的过程均会受到调节，着眼于促进说明性理念和理论的形成。这些手法均应致力于选择那些能为联想或观念的形成提供有分量、有内涵依据的确凿事实。具体说来，这一选择过程包括：（1）通过分析，排除那些很可能造成误导且毫不相干的事实；（2）收集情况并加以对照，突出重要的事情；（3）通过实验变量，慎重构建资讯。

1.人们常说，要学会区分观察到的事实和基于该事实而做出的判断。排除不相干的意义

因此，科学探索的要领包括排除过于草率的“解读”内涵的程序；而其方式方法旨在针对待解数据给出纯粹“客观”的、毫无偏见的解释。面颊发红通常意味着体温升高，脸色苍白则通常意味着体温降低。使用医用体温计可自动测出实际体温，因此能够检验某个特例中习惯性联想可能导致错误的事实。各式各样用于观察的工具，包括仪、表、计、镜等在科学研究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帮助消除习惯、偏见、过度兴奋或热切期盼以及当前流行的现存理论的影响，从而避免使用现成的内涵。各种摄影和录音器材、记波器、曝光计、心震描记仪、体积描记器等设备能够提供可长久查阅的记录，可供不同的人使用，亦可供处于不同心理状态的同一个人使用。这样，由于个人习惯、愿望以及近期经历而出现的纯个人偏见，就可以大体上得到排除。用大众的话来说，就是要客观地判定事实，而不能主观地予以界定。这样，过早阐释的趋势就会得到控制。

多个事例

2.另一个重要的控制方法，在于借鉴多个事例进行对比。在检查一车谷物的质量时，只检查其中一部分是不够的，而是要从不同部位取出不同部分加以对照。若是它们质量都一样，那当然不错；若是它们质量参差不齐，那就需要再抽查足够多的样品，把多种样品仔细拌和在一起，再评价其质量。这一例子大致表明了归纳科学的控制方法，即要多观察、多取证，不要只凭一种或很少几种情况就下定结论。

这一方法并不是归纳的全部

归纳方法的这一方面确实很重要，所以人们往往把它视为归纳的全部。他们认为所有的归纳推理都立足于收集和对比一些类似的事例。然而，这种收集和对比的做法只是在某种单一事件中为确保结论的正确性而采取的次要的做法。在抽查一车粮食质量时，只抽查一部分样品，也是归纳，而且其在某些场合还属于一种合理的归纳；而多抽取一些样品，则是为了让这一归纳更加可靠，更可能正确无误。在上文中谈到的判断房间遭遇盗贼一例中，则是在审视了并不相似且性质不同的情况之后，才做出窃贼来过的结论。当问题一时模糊不清而难以判明时，就需要对一些并不相似的事例加以对照，而收集类似的事例并加以对照只是为了让归纳更有把握。考虑众多事例的目的，是选择重要的或可作为证据的特征，作为在某种单一事件中进行推理的基础。

因此，在已审视事例中，不同点和相似点一样重要。对照而非对比并不会达到合乎逻辑的结果。倘若我们对其他事物的观察和记忆深度重复了对已有案例的观察或者记忆程度，那么就推理而言，我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让原来的单一事实决定结论。就抽查不同样本谷物一例来说，重要的是抽取的样品应不相同，至少就提供样品的这一车粮食而言是这样的。若不是这种不同点的存在，粮食质量相同对于推理就毫无意义。从逻辑上说，比较相似点与不同点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让儿童观察植物种子怎样发芽生长，虽然有许多种子，但都放置在相同的环境里，孩子是不会从中悟出什么道理的。但若是将一些种子放在沙子里，一些种子放在土壤里，另一些种子放在一卷吸墨纸上，而且每一种环境又分浇水和不浇水两种不同情况，那么对照这些不同因素，孩子很快就会懂得种子发芽生长的必备因素是什么。总之，一个人进行观察时，既要用心观察相似的情况，也要用心观察不相似的情况，尽可能广泛地对照各种不同的情况，他才能判断能够解决问题的证据是什么。

另一种突出不同点重要性的方式在于科学家重视反面事例，即重视那些看起来似乎符合要求，但实际上与事实并不一致的例子。例外和相反情况的重要性

一般情况下，反常的事例、例外的事例以及某些其他事例在很多方面会表现出一致性，但是在重要时刻却表现不同，这种情况很重要，因为科学家们想出了许多办法来发现、记录和铭记这些对比鲜明的事例。达尔文曾指出，一些与人们所偏好的归纳有出入的情况很容易被忽略，因此他有意识地将其养成一种习惯，不仅用于寻找相反的事例，也用于记录注意到的或者想到的例外情况，否则的话，这些情况将很容易被遗忘。

通常的观察只是等待事件发生或事物的呈现，而通过实验进行的观察则显然有许多优越性。实验三大优点

实验能克服我们所要观察的事实的以下缺点：（1）罕见性；（2）微妙性和纤细性（或剧烈性）；（3）固定性。杰文斯在他的《逻辑基本课程》一书中对此也进行过阐述：

1.“我们也许要等待几年或几个世纪才会碰巧遇上可在实验室中制造的事实。倘若当初我们只是等待自然的馈赠，并且我们也碰巧发现了这些馈赠，那么现在已知的多数化学物质以及许多十分实用的产品就根本不会出现了。”

这一引语说明了在自然界中，某些事实，甚至一些很重要的事物的出现频率或概率是极低的。杰文斯接着指出自然界有很多微妙的现象，而在日常生活经历中，人们很难遇到这些现象。

2.“电无疑运行于物质的每一个粒子之中，而且每分每秒不停歇。古人大概也注意到了电在磁石、闪电、北极光以及琥珀摩擦中的情形。但是闪电中的电威力太大、太危险，而存在于另几种形式中的电又太微弱，难以为人们所适当地理解。只有当人们能从普通的发电机或伽尔伐尼电池得到源源不断的电力供应以及能够制造大功率的电磁体之后，关于电和磁的科学才会得以发展。电的作用，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一定都进行于自然界之中，只是太模糊，让人费解而无法观察。”

杰文斯接着谈到，在一般经验条件下，那些只有在各种情况下以固定统一的状态呈现于人们眼前的现象才会为人们所理解。

3.“例如人们看得见的碳酸是从燃烧的炭中冒出的气体。但是它遇到极高压力和较低的温度时，会凝结成液体，甚至变成同雪一样的固体。许多其他气体也有相似的变化，即变成液体或固体。有理由认为，只要有足够合适的温度和压力的变化，每一种物质都能呈现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三种状态。与此相反，若是仅仅观察自然界，就会以为几乎所有的物质都只会呈现为一种状态，而不会从固态变成液态或从液态变成气态。”

各个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都已研制出种种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和重新阐释人们所经历的各种事实，从而让我们能够避开老旧凌乱的联想，转而以适当的形式和角度理解事实，摆脱含混不清的、有限的解释，转而得到准确的和影响深远的解释。详细介绍这些方法需要撰写多本厚重的书籍。但是好在所有的归纳探索方法都着眼于一个目的，即间接调控联想功能，或者说间接调控概念的形成。基本上，这些方法最终演变成选择和安排所描述目标的三种类型的某种组合。

或定义与分类

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为典型科目的每一分支科目提供一系列内涵和原则，这些内涵和原则在特定条件下彼此相连、互相包含。在此情况下，替代各种等价物便成为可能，无须查证特定观察结果便可得到推理痕迹，这些观察结果对于任何联想原则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结果。推理所依靠的手段是下定义，通用公式，以及分类。据此，一则内涵才得以被固化成、细化成不同分支。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在初级教育中，人们经常如此看待它们），而只是手段，是使理念呈现为合适的形式，并使其适用于一定事实的特性得到最好的检验。

演绎的最后检测

上面讨论了逻辑分析的重要性，一部分出于它们对于教育的意义，尤其当教育界目前采用了一些错误的逻辑教学方法，即错误地将逻辑分析思维分离成为独立于彼此的、但自身完备的个体。

2.思维过程允许人们在匆忙之间掌握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不是意识到这些事实在这一整体过程之中的内在联系。学生们是“一般地”感觉到科目（例如历史和地理）所述各种事实的相互关系，这里“一般地”理解也是“模糊地”理解，并不包括其内在关系如何。

学生被鼓励在一些特定事实的基础上形成一般性的概念，即这些事实相互联系而形成的理念；但并没有费心思督促学生进行深入探究，并思索这一概念对当前事例及类似事例有何意义。学生进行的归纳推理其实就是一种猜测。若是猜对了，教师立即予以肯定；而若是猜错了，教师就予以否定。如果放任这一思维方法，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教师实施了这一行为，即教师应承担放任该智力错误发展方向的责任。但是完整、综合的思维活动需要做出联想（猜测）的人同时也有责任对该联想与现有问题的关系进行推理；他要确保该联想至少足以指示其在应用和解释案例具体数据方面的方法。当课堂教学不在于简单检测学生展现某种技巧、重复教科书或讲义内容和原则的能力时，教师却走向了相反的极端，即听到学生的自发反应、猜测或想法以后，只是对其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然后再进一步对其进行发挥。这样，虽然联想和阐释的功能得到了激发，却没有得到指导和训练。归纳得到了刺激，却没有进一步推进，以致达到完成推理的阶段。

在另一些科目中，演绎阶段被孤立了，似乎其自身就是完整的、完备的。这种错误的做法可能出现于思维过程的开始或结束阶段。

3.第一种错误的常见形式是一开始就提出定义、规律、一般性原则或分类等。这种做法已受到教育改良派的一致批评，因此已经没有必要再细说这种错误，只需指出，从逻辑上来说，出现这种错误，是因为在引进演绎考虑时没有首先指出什么样的事实要求运用演绎法。可惜改良派人士有时把批评意见说过了头，或者用错了地方，他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反对一切形式的定义、系统化规律和一般性原则，而不是仅限于指出当引用不当具体经历激发学生积极性时，它们将会变得一无用处、死气沉沉。

4.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一般推理过程的最后，如果没有使用新的具体事例来论证和检测推理的结果，那么这种做法也会使演绎陷于孤立。演绎法的最后要点在于要将其用于各个事例的消化和认识。没有人会完全地理解一般性原则（不管他能够多么充分地展示它，当然不是重复这条一般性原则）直至他能够利用该原则掌握新的情况，如果这些情况是全新的，那么应该与得出归纳的案例所展示的内容不同。然而，教科书和教师往往满足于提供一系列或多或少敷衍了事的例子，而没有要求学生将他想到的原则运用于个人经验中的其他事例。这样，这条原则就是没有生气和缺乏活力的。

5.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讨论同一话题：每一个完整的反思性思维行动都会为实验做好准备，即准备对推想到的和已认可的原则进行检测，用以积极构建新的事例，查看是否有新的品质出现。我们的学校只是缓慢地接受科学方法。从科学方面来看，现已证明，只有采用了某种形式的实验方法，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和完整的思维。在高等院校和中学中，这一道理已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在初等教育中，多数人仍然认为，对于孩子的智力成长来说，自然进行的观察就已经足够了。当然小学校不必都为此建立实验室，更不必购置精密仪器，但是人类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证明，要具备完整思维活动的条件，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安排来实施那些用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活动，而书本、图画乃至消极观察却不加以操纵的物体都不会提供这样的安排。

一个有健全判断能力的人，在任何事务中，不论其学识深浅或受到的训练如何，都表明他是有文化的人。如果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他们遇到的各类事务中，能够运用其思维能力做出良好的判断，那么这样的学生就比单纯拥有大量知识，或在专门学科分支中具有高度技能的学生要好得多。

判断和推理之间的密切关系显而易见。推理的目的在于得出合理的判断。推理的过程涉及一系列不完全的和尝试性的判断。那么如果单单检查这些单元、这些推理的项，它们到底是什么呢？它们的重要特点可以轻易地从判断这个词的使用情况去考虑，那就是在法律争议中，对种种问题做出权威的决定，即法官的判断。它有三个特点：（1）争议，针对同一客观情况存在截然不同的说法；（2）对这些说法加以界定和细化，并且筛选支持那些说法的事实；（3）做出最后的决定或者判决，结束存在争议的事件，并将该结果视为规则或者原则，用以判定未来类似的案件。

2.对审判争议的取舍，即衡量截然不同的观点时，常把它们分为两派；其中每一派观点，在特定的情况下，都比另一派观点更加真实。在考虑进行法庭辩论时，这两派均在筛选有效证据和挑选适用的规则；它们就成为这个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通常所说的判断包括：（1）确定特定事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料；（2）周密考虑由原始资料引发的概念或意义。它与两个问题有关：（1）在做出某种解释时，情境的哪些部分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用作解释的观念，其充分的意义和影响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紧密相连；各个问题的答案也是相互依存的。然而，为了方便，我们也可以将它们分开考虑。

所有事实上已经发生的事件包括很多细节信息，但是哪部分信息对于该事件并不重要？一种经验的所有部分虽然同等存在，但作为标记和证据，它们的价值却远远不同。没有什么有特点的标签或符号来表明“这是重要的”或“这是无价值的”，也没有强度、生动程度或显著程度等作为指示和证明价值的标尺。耀眼的事情也许在特殊的情境中完全没有意义，而理解整个事情的关键却可能往往是细微的或者隐蔽的。那些并无重要意义的特点总是让我们分心，它们提供了一些被人们视为有助理解的线索，而真正重要的特点却没有浮出水面。指示某种情况或者甚至已为感官感知的事件也需要判断。因此，一定要进行排除、淘汰、选择、发现和理解。在我们获得最后结论之前，否定和选择必须是尝试性的和有条件的。我们选择那些我们希望提示意义的事实。但是，如果这些事实并不能暗示和包括某种情境，我们就得重新组织资料或事实；我们的意思是，就思维而言，这些事实的特点可以用来作为证据，以求得到一个结论或形成一个决定。

选择、淘汰或固化事实并没有快速、严格的规则。如同我们所说，这些过程完全要靠良好的判断能力。所谓良好的判断能力，就是指明或者判断疑难情况的各个特点价值的能力，就是知道放弃无价值的特点，排除不相干的材料，保留有助于得出结论的材料，强调提示困难情况的线索。在一般的事件中，我们称这种能力为技巧、机智、聪明；而在重要的事件中，我们称这种能力为洞察力和辨别力。这种能力，一部分是本能的或者先天的，但是它呈现了深刻掌握曾经经历事件的有益结果。有了这种能力，就可以抓住可作为证据的重要事实；而放弃其他无用的事实是专家、行家和法官的标志。

米尔援引下面的事例，说明从情境中找出具有重要意义因素的能力可以达到非常完美和精确的境地。“一位来自苏格兰的经理，以高薪从英格兰聘请一位染色工人。这位染色工人以配制上等的颜色而闻名。经理要求他向其他工人传授这种技能，于是这位工人来了。但是当他调和各种染料时，却是用手称量，而不是用秤；他配制颜料的秘诀就在于此。经理要求这位工人改变用手称量的方法，而使用秤进行称量，这样，就可以查清人工称量方法的秘密所在了。然而，这位工人发现他自己没办法以秤代手，所以他无法向任何人传授这门技艺。在他个人的经验中，颜色的作用和他手捏颜料的知觉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种联系；他在任何特殊情况下均能凭借知觉推断出使用的方法和使用这种方法所产生的效果。”基于实际情况而进行的长期思考、亲密接触外加浓烈兴趣以及透彻地吸收多样的、类似的经历，这些都能够激发我们称作直觉的判断力；但是这种判断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是基于理智的选择和评估而进行的、以解决问题为标准的判断。是否掌握了这种能力，是区分专家和笨蛋的标准。

这是判断能力的最完整形式。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方式总伴有某种感觉；伴随着试探性选择某些特质的试验，以弄清什么样的强调内容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其他特征产生更能解决问题的联想，则我们应该自愿搁置某个最终选择，全盘否定各种因素或者将其降为不同的地位。机警、灵活和好奇心是基本的要素，独断、顽固、偏见、人性、因循守旧、激怒和轻率则是致命的。

3.一个判断形成之后，才可称之为决定；决定关闭了（或结束了）争论的问题。这一决定不仅解决了那个特殊的案例，同时，也为决定未来的类似事项巩固了一种规则或方法。如同法庭上的判决一样，它就结束了这场争议，同时也为将来类似案件的判决提供了习惯案例。如果确定的解释同后来发生的事件并不存在争议，那么有利于解释其他类似案例的假设便建立了，前提是其他案例特征并无明显差异，因而并无不妥之处。这样，判断的原则就逐渐形成了；某种解释方法就获得了影响力和权威性。简言之，意义得到了标准化；它们变成了逻辑的概念。

这使我们想到与判断有关的观点。在令人费解的情境中总有一些暗示。如果这些意义被立即接受，那么就不存在反思性思维，也不存在真正的判断。如果思考被不加判断地掐断，那么教条式信念以及与其相生相伴的危险也会随之而来。但是如果这些联想到的意义被暂时搁置，等待检验和质询，那么真正的判断就会出现。我们停下来思考，迟迟不做出结论，只是为了让推理更加深刻。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接受所得结论，且暂时接受只是为了检验其正确与否，那么此时意义才能变成观念。也就是说，观念是试探性地接受某个意义，对其加以组建，斟酌其适合与否，并用来处理令人困惑的情况；即是一种用来作为判断工具的意义。

或者解释工具

除非把观念看成反思性检验的工具，用于解决遇到的问题，否则该观念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观念。假如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希望学生掌握“地球是圆形”这一观念，这与向学生传授地球是圆形这一事实完全不同。给学生看（或者让学生去回想）一个皮球或一架地球仪，并且告诉学生，地球就像这些东西一样是圆形的；然后，让学生日复一日地重复复述这句话，直到学生在头脑中把地球的形状和皮球的形状融合到一起为止。但是，学生并不因此就取得了地球是圆形的观念，最多也不过是获得了某种球形的意象，然后与脑中皮球的意象进行类比，最终得出地球是圆形的意象而已。要想让学生获得球形这一观念，首先必须使其从观察到的事实中认清某些令人困惑不解的特点，然后再向学生介绍球形的观念，使其能够理解眼前的现象。只有把球形用作解释数据的工具以便给予学生全面的含义，才能够使其真正成为学生头脑中的观念。若非如此，学生眼前可能只有生动的形象但是不存在任何观念；或者如果该形象能够激发并引导学生进行观察并分析事实之间的关系，那么它也只不过是一瞬即逝、模糊不清的形象，仍然不会有任何观念产生。

想法给唯一的替换物以不定的方式

逻辑的观念就像一把可以打开锁的钥匙。如果用玻璃将一条梭鱼与梭鱼日常的猎物，即一条小鱼隔开，梭鱼会用头部碰撞玻璃，直到筋疲力尽，也无法得到它的食物。动物的学习都是通过试验性的方法，好比梭鱼一样地漫无目的地乱撞，循环往复，直到取得成功。如果人类的学习不是建立在观念基础之上，其过程就也会如此。自觉地以观念指导行动（即采用联想到的意义，以便用其进行试验）是唯一的选择，它既可以替代顽固倔强的愚蠢行为，又可以取代从敬爱的老师那里，即偶然机会获取的观念。

它们是间接攻击的方式

通过判断，混乱的资料得到整理，表面上支离破碎且互不联系的事实得以串联起来。这种整理便是分析，这种连贯或形成整体的过程便是综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对种种事物产生特殊的感觉；它们可能给我们留下某种难以言说的印象。我们可能觉得这一物体是圆的（也就是说，后来我们才能把这种表现出来的性质规定成“圆”）；一种行为可能是粗鲁的（也就是说，后来我们才能把这种表现出来的性质规定成“粗鲁”）；然而这种印象，这种性质可能被融化，被吸收，并混合在整个情境中。只有当我们在另外的情境中遇到困惑或难以理解的事物时，我们才需要利用原先情境中的特点作为帮助我们理解事物的工具。这样我们才能把那种特点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个别化的特点。只是因为我们需要说明某些新的物体的形状，或某些新的行动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我们才把经验中的圆形或粗鲁的因素分离出来，使之成为显著的特点。如果选择的因素能使经验中含糊的成分得到澄清，那么它的意义也就确定了。在下一章中，我们还会遇到这个问题；而在这里，我们讨论的只是同分析和综合有关的内容。

即使明确地阐述了智力分析和物理分析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行为，人们还总是将智力分析与物理分析进行类比，如同在头脑中而非外界将某个整体拆分成各个组成部分。由于任何人都无法讲述在头脑中把整体分割成部分意味着什么，因此这一概念进一步引导人们注意逻辑分析只是列举出可以想象到的全部性质和关系。这对于接受该概念影响重大。学校课程中的每一个学科都通过了（或仍然停留在）所谓“解剖学”或“形态学”方法阶段：在此阶段中，把学科理解为由性质、形式、关系等多重区别组成，并且每个区别因素还被冠以某种名称。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具体的特质只有解决了当前面临的困难时，才被予以重视，进而独立出来。教育界对分析的错误理解

只有当它们参与判断某个具体情况时，才会刺激使用分析方法，也就是说，才会强调某些因素或者关系尤其重要。

如同把车放在马前一样，把结果放在过程的前面，这种现象在初等教学中也存在着，在那里，人们可以指定过程方法，其使用也非常盛行。在发现和反思性思维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与发现完成之后形成的方法，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在真正的推理活动中，人们进行思维的态度是寻求、搜查、预测和试探；结论一经得到，寻求便终止了。希腊人曾辩论过下列问题：“学习（或研究）怎样才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那么我们便不用再去学习或研究；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能去研究。”这种二难推论表明，真正的推理活动应当运用怀疑的探究、尝试的联想和实验的方法。当我们获得结论之后，要回想整个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步骤，看看哪些步骤是有帮助的，哪些步骤是有害的，而哪些步骤又是无用的，从而帮助我们迅速有效地应付将来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这样，组织思维的方法就建立起来了。（比较一下有关心理学和逻辑学的讨论。）

先于其形成前采取的方式

人们普遍认为，除非学生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认识并明确地指出，在其取得结果的过程中所使用的逻辑方法，否则他就无法获得方法，其思维也必然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之中。其实，这种认识是荒谬的。如果学生学习的时候有意识地使用了某些步骤形式（如大纲、论题分析、标题目录和细目、统一的公式），学生的思维方法就能得到保护和加强，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事实上，逻辑态度和习惯必须首先得到发展。只有当使用无意识的、尝试的方法首先取得结果之后，才有可能有意识地陈述针对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逻辑方法。也只有当某个事例中所使用的方法取得成功之后，对该方法的回顾能够为将来类似的案件提供借鉴意义，那么这种回顾才具有价值。过早地强调已有的准则，反而会妨碍学生发展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会帮助学生以抽象和分析的手段巩固和筛选个人经验中最符合逻辑的特征。反复地使用，可以给予方法确定性；一旦有了这种确定性，公式化的叙述方法自然就会随之出现。但是因为教师们觉得他们自己深刻理解的那些事物都是划分开来的，而且限定在轮廓鲜明的方式上，于是学校中就充斥着这种观念，认为孩子们的学习应当以明确化的公式为开端。

既然人们认为分析是把整体拆开，那么就自然认为综合是将具体、零碎的事物拼凑起来。即使这样想象，综合也仍然神秘。事实上，当我们掌握了事实与结论的关系或者原则与事实的关系时，综合过程便已经发生了。分析等同于强调，而综合等同于情境。前者使被强调的事物成为重要事情而被凸显出来；而后者给予选出的事物以背景或者与重要事物的联系。每个判断都是分析性质的，因为它涉及了洞察力、识别力，将琐碎的事物从重要事项中剥离，将无关的事项同关乎要旨的事项分开；而且它是综合的，因为它使思维兼容并蓄，从而使选出的事物各得其所。

在讨论判断的时候，我们已经详尽地说明了推理涉及的事物，因而在讨论意义的时候，我们将只讨论所有反思性思维的核心功能。一则是它的意指、预示、表示、象征、表明含义，一则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思维的本质特征。要找出原始事实所具有的意义是所有发现过程的共同目标；要找出什么样的事实能够实现、证实和支撑一个特定意义，这就是所有检验活动的目标。当通过推理活动得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我们就达到了有意义的目的。判断行为涉及意义的成长和应用。简言之，这一章节我们没有新的论题；我们只是近距离地观察到目前为止一直讨论的假设。在第一部分，我们将假设意义和理解是同等的，以及理解的两个类型，即直接理解和间接理解。

如果一个人突然走进你的房间，并喊道“paper”，那么这种情况包含了多种可能性。要理解就要抓住大意

因此，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科学都试图掌握万事万物的意义。知识和意义

这个过程包括将事物从本身原始孤立的情况下分离出来，并根据它们联想到其所属的整体，利用该整体反过来说明、解释并诠释该事物，即赋予它们意义。假设发现一块标记着奇怪记号的石头。那么这些痕迹有什么意义呢？就由物体引发的这个问题而言，我们不明白它的意义；但就物体的颜色和形状而言，我们知道它是石头，我们知道这个物体是什么。理解与不理解纵横交织，由此引发我们进行思考。如果经过调查之后，人们发现这个奇怪标记是冰川作用留下的痕迹，那这些奇怪的让人迷惑的特征也就能被理解了：那就是，体积庞大的冰块运动使石头之间产生摩擦力，从而导致奇怪痕迹的产生。在一种情形下已知的理解被转移应用到另一个让人迷惑的情形，进而使后者变得简单、熟悉，得到了理解。这个例证表明，我们有效思考的能力是依据大量已知的信息。

在上面例证中举了两个掌握意义的方法。懂英语的时候，这个人马上理解了“paper”的含义。但是他没有从总体上看到或感知到任何意义。同样，这个人用肉眼便识别出了这个物体是石头；这不是秘密，也不神奇，反而一目了然。但是他不知道石头上面标记的意义。它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种情况，由于已知的认识，人们对物体及其意义有了一定的了解。另一种情况，物体及其意义，至少暂时是分开的，为了理解该事物就要去探寻它的意义。第一种情况下，理解是直接迅速的；而另一种情况下，理解是间接和迟缓的。

大部分语言都有两套词汇来表示这两种理解：一种是直接理解并掌握意义，而另一种是间接理解意义，两种类型的相互作用

知识的真正进步，部分源自从先前认为清楚、明白和理所当然的事物中发现不理解的事物，部分源自使用直接理解到的意义作为工具或手段，去理解尚不清楚的和可疑的意义。任何熟悉的、明显的、平凡的事物，只要处在新的情境中，就会出现新的问题；为了理解这些问题，人们就会进行反思性思维。任何事物或原则，不论多么奇怪、特殊或遥远，只要熟悉了它们的意义，就可以详细地阐述其所含的意义，即使没有使用反思性思维，也能立刻明了其含义。我们可以懂得、领会、认识、理解和明了种种原则、规律和抽象真理，也就是说，理解它们当前流行的意义。如前所述，直接的理解称之为直接理解，而非直接的理解称为间接理解，智力的进步就在于直接理解和间接理解之间有规律的循环运动。

人们经常引用詹姆斯的一段话。他说：“婴儿同时受到眼睛、耳朵、鼻子、皮肤和内脏的刺激，他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片永不停歇的、嗡嗡乱响的混沌。”詹姆斯将儿童的世界视为一个整体；然而如果一个成年人遇到新的事物，只要这个事物足够新奇，那么詹姆斯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成年人。对于一只“藏在奇怪阁楼里的猫”来说，任何事物都是混乱不清的；通常并没有什么标签能把种种事物区分开来。我们若不懂外语，那外语在我们听来总是含混不清的，我们也很难辨别单个声音组合的意义。乡下人走在拥挤的城市街道上，不专业的水手航行在海上，新手在复杂的运动项目中和老手比赛等，都是例证。没有经验的人初进工厂，对他来说，一切都似乎是没有意义的混合体。在一般人看来，所有异族陌生人同来访的外国人长得都一样。在门外汉看来，他们只能用肉眼分辨羊的体型大小和毛发颜色，而牧羊人却能清楚地看到每只羊的特征。茫茫一片模糊和无法分辨的变化，就标志着我们尚未理解某事。要通过事物获得意义（或者换另一种说法），形成简单理解事物的习惯，那就要使模糊不清和摇摆不定的问题在意义上能够达到：（1）明确或区分；（2）连贯或稳定。

意义明确性和一致性的获得主要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的。通过滚动一个物体，儿童便理解了什么是圆形；通过拍打这个物体，儿童知道了它具有弹性；通过抛掷这个物体，儿童使重量成了该物体的显著区别特征。是反应、反应性调节行为，而不是感官赋予了一种印象独特的、区别于其他特质（引发不同反应）的特点。例如，儿童通常对不同颜色的理解相当迟缓。对成年人来说，颜色的不同是十分显著的。不可能注意不到它们，也不会费很大力气才会认知和回忆颜色。毫无疑问，人们对颜色的感觉不会相同，但是并未在思维上认识到这种不同的感觉是怎样造成的。红色、绿色、蓝色的物体，并不能引起特殊意义的反应，以致能将它们从颜色的性质中突出地区分出来。然而，某些具有特色的日常反应逐渐地同某些事物联系了起来：白色变成了牛奶和糖的标志，儿童的反应是喜欢吃；蓝色变成了一件衣服的标志，儿童的反应是喜欢穿，如此等等。独特的反应活动能把深藏于其他事物中的颜色特质筛选出来。

再举个例子。辨认耙子、锄头、犁、锨、铲等，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困难。我们通过用途或功能来识别

儿童画作阐释了价值的支配

儿童的绘画为同样的原则提供了进一步的例证。对于儿童来说，并不存在透视画法，儿童的兴趣不在于以绘画再现事物，而在于所呈现的事物；尽管透视法对于前者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它对事物的特色使用以及事物本身的价值毫无关系。绘画中的房屋、墙是透明的，因为房间、椅子、床、人等重要事物代表着房屋的意义；烟囱里总是往外冒烟，否则，为什么要用烟囱呢？圣诞节时，画面上的长袜可以画得几乎和房屋一样大，甚至可以画得比房屋还要大；在每个例证中，都是已为人们所用的价值特性提供了该价值质量的尺度，图画以图像的形式提醒人们它们的价值，而绝非提供人们对其外在性质和感官性质的真实记录。大多数学习绘画艺术的人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就是习惯性使用和使用产生的结果已经非常深入地融入到了物体特点之中，实际上已不可能随意地把它们排除在外。

行动发声就如同语言标志

通过声音而获得意义，并将该意义变成文字，这也许是最明显的例证。从中可以看出怎样从单纯的感觉刺激获得确定的、持久的意义，并使之相互联系，便于认识。语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有成百上千个词汇，它们的意义已经和物质的特性彻底地联结在了一起，人们能够直接地理解它们的意义。就物质的对象而言，比如椅子、桌子、纽扣、树木、石头、山丘、花朵等，它们在智力上的意义同外在事实似乎是统一的。而就文字而言，事物和意义的联结则需要长期的辛苦努力才能获得，进而才能比较容易地去认识它们。物质对象的意义似乎是自发地给予我们的，而不需要我们通过行动进行探索才能获得。但就文字的意义而言，我们不难看到，它是通过发出的声音并注意到随后的结果，通过听别人发出的声音并观察与之相伴的行动，这个声音才最终成了该意义的承载介质。

摘要

对意义的类似认识使我们在面对物体时能确切地做出反应，在没有反思性思维的前提下也能预见可能的结果。我们做出的明确预见就帮助我们确定了意义，避免了含混不清；这个习惯性的一再重复的特征就赋予了意义确定性、连贯性和稳定性。

“意义”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概念和想法这两个词汇也同样是人们广泛使用的专业术语。严格地说，它们并没有涉及新的内容；任何被单独思考的意义经过直接地掌握和使用，并经由词汇对其加以固定，都可以称之为一个概念或者观念。从语言学角度上讲，每一个普通的名词都承载了一个意义，因此，任何恰当的和普通的名词，如果其前面被冠以this（这个）或者that（那个）这样的冠词，那么这些名词都是在例示承载该意义的物体。使用并扩大观念、概念的思维活动只是简单地表明，在推理和判断中，我们使用了意义，而且使用概念和观念也纠正并扩大了意义范围。

这就是标准化

提到概念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可以做如下总结：概念或标准的意义是：（1）鉴别的工具；（2）补充的工具；（3）把一种事物纳入一种体系的工具。假如我们在天空中发现了一道前所未有的光束，除非我们拥有大量的意义并可将其作为探索和推理的工具，否则，那道光束对于感官而言仍然只是一道光束。它所引发的一切反应也只不过是对视觉神经的刺激。并对可被感知的现实进行补充

但是基于从以前经验获得的意义，我们对这束光就有了合理的解释。这是否是宇宙碰撞、解体之后所产生的小行星或彗星，或一个新形成的太阳，或一些星云？所有这些解释都有其各自具体的和独特的特点。经过对其进行细微和持续的探究，最终确定，这是彗星发出的一束光。通过一个标准的意义，使物体得到确认和稳定的特征，进而产生了其他认识。所有已知彗星的特性都在这一特征里得到解读，即使我们并未真实地观察到这些特性。使事情系统化

所有天文学家过去了解到的彗星的轨迹和结构，都可用来解释这束光。最后，这个彗星本身的意义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天文知识系统的一部分。所有关于太阳、行星、卫星、星云、彗星、流星、恒星、尘埃的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参照。当这一束光被确定为彗星时，它就成为这个庞大的知识王国的正式成员。

达尔文在自传中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告诉过地质学家西奇威克，自己在一个砂石坑里找到一个热带贝壳。于是西奇威克说，它肯定是被什么人扔在那儿的，又说：“但是，如果它真的原本就埋在那儿，这将是地质学最大的不幸，因为它将推翻一切我们对英格兰中部县的地表储藏的认知。”即自冰河时代起。然后达尔文说：“当时我感到很惊讶，当西奇威克得知，如此美妙的热带贝壳在英格兰中部地表出现时竟然不兴奋。没有什么更让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热带贝壳正在英格兰附近被发现。没有什么让我彻底认识到，科学的意义在于收集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得出一般性规律或结论。”这一事例（当然，这可能在任何其他学科上也会发生）表明科学的观察使得概念使用中系统化的倾向趋于明显。

概念等同于提供了识别和放置细节信息标准规则的意义，这一说法可能与现今对其性质的某些误解不同。

1.概念不是通过去除事物间的不同特性，同时保留一致特性，而从众多不同的、确定的事物中得来的。人们有时候这样描写概念，即概念起源于具体的事物：孩子们开始认知时，是通过很多不同的、具体的事物进行认知的，比如具体的某些狗：属于他自己的名叫菲多的狗、属于他的邻居的名叫蒙特卡洛的狗和属于他的表妹的名叫托雷的狗。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狗面前，他分析到许多不同的特点，比如：（1）颜色，（2）尺寸，（3）形状，（4）腿的数目，（5）毛发的数量和质量，（6）消化器官等；然后去除所有不相似的特点（如颜色、大小、形状、毛发），保留相同特性，如四足动物、家养动物，这些特点是狗狗们共有的特征。

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事实上，孩子们从已经看到的、听到的和触摸过的任何狗身上得出了一些意义。他发现，他可以利用过去的一些经验，对后来的事物提前做出推测，即通过某些行为模式特征，提前对某些行为进行判断。只要提供线索和提示，他就会做出相应的预判；只要认知对象原谅他如此轻易地做出判断，他就会这样预判。于是他把猫叫作小狗，或把马叫作大狗。随着发现其他的特征及行为模式并不符合，他就得丢弃某些有关“狗”的意义特征，而转而选择并强调其他一些特征。随着他进一步将这一含义运用到其他狗的身上时，“狗”的意义得到了进一步确定、明确。他不是从不同的物体中得出共同点的，而是将以往经验中任何能够帮助他进行理解的特征都运用到了新的经历上。这个不断假设和实验的过程，会由结果去验证或否定，而他的概念也就变得更加巩固、明确。

2.同样，概念变得通用是因为它们得到了使用和应用，而不在于它们的组成部分。这种认为概念起源于不切实际的分析的观点，和其相反的观点一样，都包含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观念是由所有去除大量个性化特征的相似因素构成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当人们获得了一个意义时，该意义就成了人们进行进一步理解和理解其他事物的工具。因此，该意义内涵得到扩大，用以涵盖这些理解的事物。一般性特征之所以重要在于将其应用到理解新事例方面，而非理解构成部分。从数以百万计的事物中收集特性，这些特性不过是残留物，不过是简单的聚合、存货或者事物总和，而并非一般性特征；在任何一段经历中得以强调的一项显著的特征，如果被用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其他经历，将因此变成一般性特征。综合并非将事物机械地进行简单相加，而是在于将某个案例中发现的部分特征应用于其他案例中，使其与前述案例保持一致。

一个不具备认知能力的人是不会产生错误认识的。但是通过推理解释获取知识的人就很容易产生错误理解、错误认识或错误的行为。确定性对抗模糊性

误解和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意义的不确定性。意义模糊就会使我们对他人、事物甚至我们自己产生误解；也因为意义模糊不定，我们歪曲事实、行为反复无常。有意识地歪曲意义可被戏称作无稽之谈；而错误的意义，如果其本身轮廓清晰，是可以被追踪到并且加以避免的。但是模糊的意义不能提供解释，也不能给其他观点提供支持。它们是无法提供检验且不负责任的。抽象的意义是内涵

模糊的概念将不同的事情混杂在一起，无法形成准确的意义，也无法避免意义不明之处。这是逻辑的最原始错误。完全避免这种错误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缩小错误范围和降低错误程度。要做到意义明确，一个意义必须是独立存在的且完善而透明的。这种意义的技术性称谓叫作内涵。获得这一意义的过程叫作定义。人、河、种子、诚实、首都、最高法院等词语的意义都表明了各自所含的特点。在其用途中它是延伸

而这一意义就蕴含在这些词汇的定义中。检验一个意义的确切与否，就要看它能否明确地展示一组具有相同特征的东西，并使其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比如“河”这一含义就能代表劳恩河、莱茵河、密西西比河、哈德逊河、沃巴什河等，尽管它们所处的地点、自身的长度、水质都不同；而不能用来表示洋流、池塘或小溪。使用意义区分并收集众多独特存在的事物就构成了意义的外延。

定义有三个类别，即指示性的、说明性的和科学性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概念在逻辑上非常重要；而第二个概念在社会中与教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起到连接第一类和第三类概念的中介作用。

1.指示性的。一个盲人是无法真正弄清红色和彩色之间的分别的。而没有视障的人通过自身某些旨在注意到这些性质的器官就能够掌握色彩知识。这种通过使用某种感官界定意义的方法就叫作指示或者象征。对于所有的感官特质，如声音、味道、色彩等都要用到这种方法；对于情感和道德及品质方面的特质，如诚实、同情、憎恨、惧怕等，这种方法也必不可少。这些情感的意义必须通过掌握一手资料才能为个人所拥有。所以教育改革家在反对纯语言纯书本授课时，所凭借的原因就是缺乏第一手的体验。不管一个人的学识和所接受的科学训练多么高级，在理解一个新科目或者科目的新知识面时，都必须对所需了解的物体或者特质进行直接的体验。

也通过结合已经更确定的

2.说明性的。具备了一定数量的、直接或间接区划的意义积累后，语言就形成了建立想象组合和变量的源泉。这样的话尽管没见过介于绿色与蓝色的颜色，也可以加以界定；如要给老虎定义的话（即使关于它的观念变得更明确），便可以用一些猫科动物的特征，并结合其他物种的大小及重量特征来说明。例证是具有说明性质的，字典里的定义也是说明性的。选取已知的意义并加以联系，那么所获得的包含某个意义的一组意义就会为某人所用。但这些定义都是二手的、间接的；有可能会出现摒弃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努力，而接受权威观点的危险。

还有通过发现产生的方式

如果一个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门外汉被问到如何理解金属时，他的回答可能是金属实用的品质：（1）如何辨别任何一种给定的金属；（2）如何锻造该金属。对比因果性与描述性定义

在对金属进行定义时，他可能会包括光滑、坚硬、有光泽、密度大等特性，因为这些特性使我们能够识别看得见的和触摸得到的物体；而锻造的特性就包括其延展性好、加热熔化、遇冷变硬，所以可以改变和恢复形状，还具有抗压、抗腐蚀的特性。不管是否用到“可锻造的”和“可熔的”这样的词汇。而科学概念，在未使用这种特征时，即使附加了额外特征，也能在不同的基础上决定意义。目前金属的科学定义是这样界定的：金属是指任何与氧气结合并形成分子群的化学物质，也就是，与氧气结合后的产物，可与酸形成盐类的物质。科学是最完美的知识类型，因为它使用了因果关系的定义

这个科学的定义不以直接观察的特性为依据，而是以与其他物质间的联系为基础，也就是说，它指示出了一种关系。化学表明了物质之间相互作用形成新物质的关系；物理表明了物理相互作用的关系；数学表明了数的功能及群阶的关系；生物表明了物种的变异及与环境的关系；这些都是科学的范畴。简而言之，我们的概念包含了数量最多的个体特征和共性，显示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而非仅仅表达物体的静态特性。最理想的科学概念就是获得概念的灵活自由性，并实现相互转化；这就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互联系，以及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的动态关联，这一原则便是具有远见的发展或进步的模式。

有关具体和抽象的错误观念

老师经常引用的格言，“从具体事物出发，引出抽象事物”，尽管我们熟知这句话，却未必能理解它的含义。很少有人在读过或听过这句话后对具象这一出发点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理解抽象这一目标的性质；以及从一端向另一端所走的道路的准确性质。有时这句格言的用意是积极的，用来指示教育应该前进的方向，从事例到思想，好像任何不假思索处理事情的过程都可能具有教育意义。这样理解，这句格言所倡导的是，在一端，即底端教育教学阶段，以及另一端，即高等学术和非应用学习阶段，遵循机械的学习路径或者感官的刺激方法。

再一次直接和间接的理解

以上原则在补充理解之后便有了一个意义，即表达了逻辑能力发展的脉络。它有何重要意义？由具体的现象表明的这种意义明显区别于其他意义，以便它本身被人们理解。当我们听到这些词：桌子、椅子、炉子、大衣，我们不必思考就知道它们的意思。这些词清楚地表明了其本身含义，所以无须费力解释。然而，一些词和事物只有在先思考其他更熟悉的事物，并找到两者的联系之后才能找出理解的盲点在哪，最后才能知晓其真正意义。大致说来，前一种意义是具体的，而后一种意义是抽象的。

对于一个非常熟悉物理化学的人来说，原子和分子就相当具体。运用它们根本无须思考其含义。熟悉什么是智力上的具体形式

但是对于一个外行或新科学家来说，他们不得不先回忆一下较为熟悉的内容，然后才能开启缓慢的理解过程；如果中断熟悉的事物及由此过渡到陌生事物的线索的话，原子和分子便很容易丟失难以理解的含义。同样，不同点也可以从专业性术语上看出来：例如代数中的系数和指数、几何中的三角和直角以及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和价格等，这些词都与日常含义有区别。

实际的事情是熟悉的

而当它仅是作为纯粹思考的手段，它就是抽象的。对于一个理论家来说，一个想法是足够的、完整的，仅仅是因为它参与了并回报了思维活动；对于医生、工程师、艺术家、商人、政治家，想法只有给生活带来好处它才是完整的，即带来健康、财富、美貌、善良、成功，或者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但理论却高度实际

开始于具体意义，开始于实际操作

具体事物与感官上孤立的事物之间含混不清

有这样一个观点，即只需将实体放在学生眼前，就能在学生大脑中留下某个特定概念；这种观点几乎成了教师迷信的信条。将实物引入思考训练比起之前的纯语言教学要进步很多，但该进步也会误导教师，进而导致他们对该方法的应用仅仅是一知半解。事实上，对事物的感知能够发展孩子的思维，但前提是他们能够在自身的活动范围内应用实物。不间断的恰当活动和任务能让他们使用自然资源、工具和各种能力，并促使大脑思考它们的意义、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而独立存在的事物只能是无用的和僵硬的。几百年以前，基础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对语言形式（包括数字）的一味迷信，并据此训练思维；今天，对实物效用的迷信阻碍着改革的道路。就像经常发生的事情那样，“较好”经常成为“最好”的障碍。

3.所产生的结果，即教育所要达到的抽象目标，是只对智力发展事物本身产生的兴趣，是乐于为思考而进行的思考。起初，行为和过程只是一些事物的附带产物，但是后来却得到了发展并保持了引人注目的自身价值，这种结局并不新鲜。思维和知识也是如此，刚开始它们只是结果和调节行为之外的附带产物，但是后来，它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只是自身成了最终产物而不是手段。这样，孩子就把兴趣渐渐地毫不困难地运用到了反思性观察和检验之中，并成功完成了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这样就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学生的思维活动和扩大学生的思考范围，最终这种思考习惯将变成学生的重要财富。

转换的例子

第六章讨论的三种情况代表了由实际到理论的循环上升。为了履行约定而进行的思考显然为我们提供了具体事例。想要弄明白船体某部分的意义，这一事例处于抽象和具体状态的中间位置。杆子存在的理由和位置具有实际意义，对于建筑设计者而言，这个问题是纯粹具象的，即其存在是为了保证一系列行动的产生。但对于船上的乘客而言，这个问题就是理论的，带有或多或少的猜测性质。不论他得出杆子的用途与否，这对于他抵达目的地的目标都没有任何影响。第三个例子，气泡的出现和运动所展示的是严格的理论或抽象问题。无须克服外部存在的障碍，也无须调整为达到目标而采取的外部手段。好奇心，求知欲，受到了来自反常情形的挑战；而思考仅仅根据公认的原则解释明显的例外情况。

应该注意到，抽象思考代表了某个目标，而不是某个特定目标。针对无法直接使用事物而进行的持续思考能力是实际和直接思维模式的衍生品，而非替代品。教育的目标不是毁掉思考的能力，进而使之直接忽略障碍，并对手段和目标做出调整；它不应由抽象反思性思维取代。理论思考也并不是比实际思考更高一级。掌握这两种思考形式的人比只懂得一种思考形式的人要高明。发展抽象思维能力的方法若减弱了实际和具体的思维习惯，就与在培训计划、发明、安排、预测能力中所用的方法一样，没有达到教育的目的，不能带来无关实际结果的思维的一点乐趣。

教育者应该注意到个人之间存在差异；他们不能将一种模式和类型强加给所有学生。很多学生（也可能是大部分学生）的实际思考行动——思维习惯倾向于以指导行动和取得结果，而并非获得知识为导向——仍然占据主导位置。在成人中，工程师、律师、医生、商人的数量比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数量要多得多。当然教育应当使人们都具有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精神，不管他们的职业兴趣和目的如何。但却没有道理认为一种思维习惯就比另一种要优越，也没理由强制地将实际型思维转变为理论型思维。我们的学校不正因为单方面倾向抽象思考，而给大部分学生带来不公吗？难道不是由于缺乏“不拘一格的”和“人性化的”教育，才培育出了专业化强、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吗？

在某些事情中，这样做足够了

纯粹经验思维的缺陷是明显的。

但它会导致错误的信念

也不能够让我们应付新情况

2.有关经验的事例越多，并且对事例的观察越细致，那么事物之间持续联系的证据就越可靠。我们许多重要的信念，至今仍然依靠这种保证而存在。衰老和死亡，从经验上来看，在所有预期事物中最为确定，但是至今也没有人能讲出有关衰老和死亡的确切、必然原因。即使对于这类由经验而得的最可靠信念，在遇到新异的情境时也将失去作用。因为这些信念与过去的经验相符合，如果新的经验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过去的情境和以往的先例，它们就没有用处了。基于经验的推论是遵循习惯性行为产生的常规惯例而进行的，一旦常规惯例消失，前述任何推论就再也找不到应该遵循的规律。克利弗德发现普通技巧和科学思维之间不同，就在于此，这是很重要的。他说：“技巧能使人应对自己从未遇见过的情况。”而且他还认为科学思维的定义应该是“将旧有的经验应用于新的情况”。

而且带来懒惰、专横以及教条主义

3.我们还没有了解经验方法害处最大的特点。心智迟钝、懒惰、过度保守性大概与经验方法相伴相生。而且它们对思维态度施加的普遍负面影响比它们获得的错误结论更为突出。任何形式的推论都主要依靠它们与过去经验中观察到的种种事物的联系，而忽略了它们在通常情况的不同之处，夸大了可以顺利确定的事例的作用。因为思想自发地需要一些与其紧密结合的动因，需要在孤立的事实和原因之间建立某种联结的环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思想竭力地任意虚构这种联结。我们对幻想和神话的解释就是为了弥补所缺的环节。再比如，水泵能抽出水是因为自然界厌恶空虚；鸦片使人入睡是因为它有催眠效果；我们能够回忆过去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有记忆的功能。在人类知识进步的历史中，经验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孕育出了神话，而在其发展的第二阶段，隐藏的“本质”和神秘的“力”就出现了。正因为存在这种隐藏的、神秘的性质，导致了我们观察不到某些原因，所以我们对于它们做出的解释，既不能用来证明也不能用来驳斥后来的观察和经验。所以由此产生的这种信念就变成了纯粹的传说。我们对信念的解释不断反复、世代相传，就变成了教条的思想，而这实际上扼杀了后来的探索和反思性思维。

某些人成为这些教条思想的公认捍卫者、传道者，即今天的教育者，这使这些教条思想得以永世长存。怀疑这些信念就等同于怀疑信念的权威性；而承认这些信念，就表明对权威代表的忠诚，并且证明你是一名好公民。相应地，被动接受、驯从和默许教条思想就成了主要的美德标准。而对于种种新奇多样的事实和事件，这些信奉教条思想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是强加修剪，竭力使其与教条信念一致，一味引证古老的定律或众多杂乱的未经仔细审查的事实，而把探索和怀疑置于脑后。这种思维态度导致拒绝变化、厌恶新奇的态度，而这对于取得进步是十分有害的。凡与既定准则不符的都是异端邪说；而凡是取得了新发现的人就会遭到人们的质疑甚至迫害。最初的时候，信念也许是基于广泛的、细致的观察，而一旦该信念固化成了传说和神圣的信条，它就僵化了，被当作权威简单地接受下来，并且同权威人士所偶然信奉的幻想式的概念混合在一起。

科学方法与经验方法正好相反，科学方法是找出一种综合的事实，来代替彼此分离的、反复结合或联结的事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把观察到的、粗糙的或凭肉眼即能看到的事实分解成为大量的、无法直接感觉到的、更为精细的过程。

采纳经验方法的阐释

如果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一个普通水泵开动起来，能将水塘里的水抽到高处地面？他将毫不迟疑地回答：“因为水泵有吸力。”吸力被看作类似于热力和压力的一种力。假如这个人注意到，水在水泵牵引的吸力下，只能上升大约33英尺，于是，他就能很容易地解释这个难题了，即：各种力的强度是不同的，而且每种力都有各自的极限值，一到这个极限值，力就不起作用了。由于海拔高度不同，水泵吸水所能达到的高度也会随之变化。对于这种现象，普通人或许注意不到，但是即便他注意到了，也会错误地认为那只是自然界中千奇百怪的奇妙现象之一。

相反，科学工作者的认识则更为先进，认为虽然观察到的事物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单独的物体，但是实际上它是综合联系的事物。所以，他试图把水在管中上升这一单独的事实分解成许多细小的事实，使之成为数据。所采用的方法是尽可能变换条件，并且随时注意，当每一个条件被排除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两种变换条件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基于经验的观察方法。它包括不同条件下偶然进行的大量观察，以及对其结果的仔细比较。这样，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水上升的高度也不同。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使在和海平面等高的地方，水上升的高度也没有超过33英尺，如果这些事实得到了重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什么样的特殊条件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及排除什么样的条件，便不会产生类似的结果。这样一来，这些特殊的条件就代替了简单的事实。一些更确定、更精确的资料就为理解这个事实提供了线索。

还有创造差异

实验思维，或者科学思维，就是一种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过程，或者用简单的术语来说，是区分和鉴别的过程。当吸力阀门启动时，水就会上升；把这个事实的整体分解或区分为一些独立的可变因素，其中一些是人们以前从未观察到的，还有一些是人们想到过的和这个事实存在关联的因素。其中大气的重量被挑选出来作为理解整个现象的钥匙。这种分解方法就叫作分析。但是，大气以及它的压力或重量不只限于这一事例。它是家喻户晓的事实，至少在其他大量的事实中，可以发现大气压力的作用。选定这个不为我们感知的、细微的事实作为水泵抽水高度的实质或关键，水泵抽水现象就与以前孤立存在的、种种普通的事实联系起来并形成了整体。这一过程就是综合。而且，大气压力这个事实本身是所有事实中最普通的一种，即存在重力或万有引力规律。凡是适用于普通重力事实的结论，同样可以用于思考和解释水的吸力这种比较罕见的特殊事例。这种吸力水泵被看作是相同种类事物的一种。如虹吸管、晴雨表、气球的上升，以及其他乍一看根本不存在任何关系的大量事物。这是思维综合功能的又一个事例。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思考科学思维相对于经验思维具有什么优势，我们可以找到如下几点：

1.增加了安全性。由于用大气压力这一详细的、特殊的事实替代了吸力这个粗泛的、整体的和相对混乱的事实，因此提高了论证可靠性，增加了确定或论证的因素。后者是复杂的，它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有许多未知的和未曾提到的因素。所以，任何有关它的描述或多或少地都带有偶然性，而且遇到任何未曾预见的情况变化，这种描述也很可能会被推翻。比较而言，空气压力这个细微的事实至少是可测量到的、可以确定的事实，能够被人们挑选出来并且加以控制。

2.由于分析增加了推论的肯定性，因此综合就显示了妥善应付新异情况的能力。重力是比大气压力更为普遍的事实，而大气压力又是比水泵吸力作用更普遍的事实。能够以普遍的、经常发生的事实替代那些比较罕见的、特殊的事实，就等同于把表面看起来新异的、特殊的事实变为普通的、为人们所熟悉的原则，这样一来新奇和异常的情况就能够得到人们的控制，并使人们能够对其做出解释和预测了。

正如詹姆斯教授所说的那样：把热看作是运动，那么凡是适用于运动的原则，也都将适用于热；但是，每当我们有一次热的经验时，却等同于拥有一百次运动的经验。光线穿过透镜可以被看作是光线垂直折射的事例，你就可以使用无数日常所见的、人们非常熟悉的概念，比如线的方向的特殊变化来替代比较陌生的光线折射事例了。

对未来或发展保有兴趣

3.从信赖过去、常规和习惯的保守态度，转变为相信通过理智控制现有条件而取得进步的科学态度，这种转变当然是由基于实验的科学方法所引起的变化。基于经验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夸大了过去的影响；而实验的方法则寄希望于未来的种种可能性。经验的方法说：“事实数量不足的时候，我们要等待。”实验的方法说：“我们可以制造事实。”前者依靠自然界偶然呈现给我们的情境联系；而后者则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努力使这些联系凸显出来。通过这种方法，进步的概念便获得了科学的保证。

一般经验大体上会受到各种偶发事件力量和强度的直接影响和控制。凡是强烈的光亮、突然发生的事情、巨大的响声都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得到人们对其显著的评价。人们容易忽视暗淡的、微弱的和连续发生的事物，或认为其无关紧要。习惯的经验做法倾向于用直接的和即时的力量来控制思维，而不考虑那些在长时期内会发生重要作用的因素。总的来看，动物没有预测和计划能力，对于非常紧急的刺激，它们会立即做出反应，否则它们将无法生存。当思维能力得到发展的时候，这些刺激并没有失去它们原本的紧迫性和强烈性；但是思维要求这种直接即时的刺激服从于长远的要求。有时候，微弱细小的事物可能比强烈的、庞大的事物更加重要。因为后者象征着事物本身的力量可能已经耗尽；而前者则显示着一个崭新的过程即将开始，这个过程包含着特有事物的全部发展趋势。科学思维首先需要思维者将自己从感官刺激和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也是进步的必要条件。

请思考下面这段引文：“当人们最初想到流动的水与人力或畜力具有一样的动能，也就是说，它具有克服惯性和阻力，推动其他物体运动的能力；当人们看到一条溪流，便联想到了它与动物的力具有共同点，这就为人类增加了一种新的原动力；而且当情况允许时，这个力就能够替代其他形式的力了。在现代人看来，转动的水轮和漂流的木筏具有共同点，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是如果我们追溯到早期时代，并以当时人们的思想思考同一问题，即当流动的水以它的光辉、巨吼和不定期的破坏烦扰着早期的人类时，我们轻易就能推想到：早期人类绝不会将河流的动能与动物强壮的力等同起来。”

如果我们对这些明显的感官特点，附以各种固化个人态度的社会习惯和期望，那么以前的经验，即过去的、或多或少未加控制的经验就会明显地暴露其压制自由和暗示的弊病。抽象价值

抽象思维就是把思想从那些固定化的、习惯性质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更广泛的推论。

总之，经验这一名词需要使用经验的或实验的思维态度对之进行解释。经验不是呆板的、封闭的；而是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的。当经验局限于往事，受习惯和常规支配的时候，就常常变成了理性和思考的对立面。但是，经验也包括反思性思维，它使我们摆脱了感官、欲望和传统等局限性的影响。当然，经验也会吸收和融汇一切最精确、最透彻的思维所展现的事物。的确，教育应该被定义为对经验的解放与扩充。一个人在儿童时期的可塑性比较大，他还没有受到孤立经验的影响，思想变得僵化，以至于思想习惯已经过度经验化，到了无法救药的地步。儿童的态度是天真的、好奇的、实验性的；社会和自然界对于儿童来说都是新奇的。正确的方法能够保持和完善这种态度，使个人能找到捷径，了解整个民族缓慢的发展过程，并消除那些由于呆板的常规和依靠过去的惰性而带来的浪费。

本章将集中并详细讨论前述章节的观点。我们将主要按照人类发展的历史来进行阐述。

对身体的掌控是智力问题

社会判断导致模仿但并不是由模仿引起的

对想法的组织包含于玩耍中

玩游戏的态度比游戏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前者属于心智范畴，而后者属于这一态度的现时外在表现。当事物被简单地看作是暗示的媒介物时，所暗示的事物就超越了原本的面貌。他们玩耍的态度

因此，玩游戏时的态度就是一种自由的态度。有了这一态度，人们就不必再拘泥于事物的物质特性，也无须关心一件事情是否真正地“暗示了”他所指示的东西了。当儿童做游戏时，用扫帚来当马，用椅子来当火车，对于扫帚并不能真正代表马，椅子也不能真正代表火车的事实，他却认为无关紧要。所以，为了使儿童对待游戏的态度不会终止于随意的幻想，并且在构造一个想象中的世界时能够认识现在的、真实的世界，就有必要使其对待游戏的态度逐渐地转化成对待工作的态度。

什么是工作？这里所说的工作不仅是外在的表现，也是心智的态度。在自然生长的过程中，孩子们最终发现那些不可靠的、虚假的游戏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的虚构过程太容易，无法令人满意，也不能再提供足够的刺激，并引发令人满意的心智反应。想到了这一点，他就会把事物所暗示的观念恰当地应用于其他事物上了。如果一辆小车装配着“真的”轮子、车辕和车身，类似于一辆“真的”车，那么这辆小车不仅能满足心理的要求，而且还比仅仅是信手拈来的任何其他东西来代替小车要好得多。偶尔去参加摆放“真”桌子和“真”碟子的游戏，要比总是将一块平放的石头当作一张桌子，把一片树叶当作碟子有更多的收获。这时，兴趣的中心仍然停留在事物的意义上；事物越有意义，就越有重要性。对待游戏的态度正是如此。但是，这时意义的特性已经改变，它必须寻找化身，或者至少要用实际事物来代表。

在过程中是为了他们的结果

根据字典上的解释，我们不能把这类活动称为“工作”。然而，这类活动却代表了从游戏转变到工作的过程。因为工作（是理智态度，而不仅仅是外在表现）意味着一种意义（或一个暗示、一个目的、一个目标），是适当化身的兴趣，是在客观环境中通过应用适当的材料和器具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利用了在自由游戏中引发和建立起来的意义。但是，它却控制着意义的发展，使其在应用于事物时，能够与可以观察到的事物本身结构保持一致。

玩耍和工作快速分离的后果

区分游戏和工作，使用一般的差异说明方法进行解释比较，就会达到完全清楚的效果。据说，在游戏活动中，对于游戏的兴趣在于游戏活动本身，而对于工作的兴趣则在于活动终止时的结果。因此，前者纯粹是自由的，而后者则受到所要达到结果的制约。当用这种鲜明的形式说明二者差异的时候，人们就会对过程和结果、活动和活动成果进行一种错误的、人为的划分。而真正的区分并不在于对活动自身的兴趣还是在于活动取得的成果，而在于活动自身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兴趣与该活动外在结果之间的利害关系，因此要有一线式的连贯性并使连续的阶段相结合。两者都可以作为活动中“基于活动本身”的兴趣的例子；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基于兴趣的活动或多或少是偶然性的，是由环境中的偶然事件和一时而起的念头，或受别人的偶然指使导致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活动因有所趋向，有所成就而使其意义更加丰富起来。

假如游戏与工作态度之间的错误理论与学校实际教学中效果较差的方法之间不存在什么关系的话，那么似乎就没有必要坚持仔细分辨正确观点的做法了。但是，在幼儿园和中小学各年级里，把游戏和工作截然分开的现象非常盛行，这就证明了理论上的区分对于实际教学的影响。在“游戏”的名义下，幼儿园的作业表现为过度的象征性、幻想性、感情化和任意性。而在与前者相对立的“工作”的名义下，小学的作业就包含了许多外部指派的任务。前者缺乏目的性；而后者的目的性又太偏远，只有教育者才能够理解，而儿童是无法理解的。

到了一定的时期，儿童必须扩展对现存事物的认识，并使之更加精确；必须充分确定地推断出目的和结果，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导，必须获取某些熟练的技巧，并以此选择和支配各种方法，进而达到某些目的。上述这些因素在儿童较早的游戏时期，就应逐渐地引入；否则到了后来，再突然增加这些因素，对于早期和晚期的学习来讲，显然都是没有好处的。

关于想象和使用的错误想法

游戏和工作的尖锐对立，通常是与有关想象和实用的错误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家庭和邻里事务的兴趣，仅仅因为其具有实用性而受到轻视。让儿童洗刷碟子、摆放桌子、进行烹饪、裁制玩具娃娃的衣服、制作盛放“实物”的盒子、用锤子和钉子自制玩具等，（据说）可能导致儿童的美学和欣赏能力丧失，导致想象力的消失，并使儿童的发展趋向物质的、实际的事务。然而，（据说）如果让儿童象征性地表演鸟类和其他动物，表演人类关系中的父亲、母亲和孩子，或工人、商人和骑士，以及士兵、文职官员等角色，就能保证儿童心智的自由训练，而且这一训练既具有智力上的价值，更具有道德上的伟大价值。这些人甚至认为，如果儿童在幼儿园里栽种和照料植物，那就等同于过分注重身体的实用价值；然而，如果儿童以表演戏剧的形式去演艺种植、耕作、收割等生产活动，而不涉及任何物质材料或象征性的物质材料，那么儿童的想象力和欣赏力就会得到培养。更有甚者认为玩具娃娃、火车、船和火车头等都应该严格禁用；他们转而向儿童推荐立方体、球体和其他能代表社会活动的象征物品。他们认为，越是不切实际的物体，比如以立方体代表小船，就越具有更大发展想象力的功能。

这种思维方法有如下几点错误：

实现不存在和重要想象的一个媒介

1.健全的想象不是用来解决不切实际的问题的，而是用来解决由暗示引起的、智力能够实现的问题的。运用想象并不等于在纯粹的幻想和空想中任意驰骋，而在于扩展和丰富真实事物的方法。对于孩子来说，发生于身边的家庭活动，不具备任何达到现实目的的功利手段；这些活动向孩子展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的深奥是孩子无法理解的；以及一个充满了神秘和允诺的世界，成人们在这个世界的一切行为都让孩子们感到羡慕。在这个世界里，成人们把例行公事看作是自己的职责，并因此感到无聊和乏味；但对于儿童来说，这却充满了社会意义。从事这种活动，即等同于运用想象，来构成儿童自己所不曾掌握的、具有重大价值的经验。

只有已经从经验中认识的才能符号化

有用的工作不一定是必需的劳动

3.反对在教育中使用游戏的人，总是认为游戏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而那些反对正统教育活动的人，又混淆了工作与劳动的关系。成人们都知道，重大的经济成果取决于负责任的劳动；因而，他们摒弃了消遣、松弛和娱乐。如果儿童没有过早地从事工作，如果他们没有受到童工劳动的不良影响，就不会产生对游戏的片面认识。不论什么事情，凡是能引起儿童兴趣的，完全是因为那些事情本身能够引起儿童的直接兴趣。这样，为了实用而做事，和为了娱乐而做事就没有任何差别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更加统一、更加健全。如果认为成年人通常在活动实用性压力下才能完成某种工作，并据此认为儿童也不可能自由地、愉快地从事某种工作，那么这种假定是缺乏想象力的。决定哪一件事是属于功利的，哪一件事是不受约束而且具有创造性价值的，不在于所做的事情，而在于做事时主观愿望的特性。

在学校的职业课程中获取知识的可能性

研究课程的重组

因小学生负担过重，小学课程受到了普遍的非议。要反对恢复传统教育教学方法，唯一的途径就在于在各种艺术、手工与作业中寻求智力培养的可能性，并据此重新组织现行的课程。在这里，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是，去寻找将民族的盲目和因循守旧的经验转化成为有启发意义的、开发心智的实验方法。

语言和思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而需要在此作专门的讨论。逻辑这个词，是从理性发展而来的，其原意是指文字或语言，也指思维或理性。尽管学校教育把语言作为学习的主要工具（而且经常是学校的主要教材），然而“从文字到文字”，就只能意味着理智的贫乏和思维的虚假。几个世纪以来，教育改革者对学校中流行的语言用法提出了最严厉的抨击。一种看法确信语言对思维是必要的（甚至二者是等同的），而另一种看法认为语言会歪曲和隐藏思想；这两种争论形成了鲜明对立。

关于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下列这三种典型的观点：第一，认为二者是等同的；第二，认为文字是思维的外在表现，思维本身并不需要语言，只有存在传递思维的需要时，语言才是必需的；第三（这是我们这里所要坚持的观点），认为尽管语言并不等同于思维，语言是思维的必要工具

但它对于交流思想，以及思维活动本身来讲却是必需的。然而，当人们说如果人类失去了语言，那么思维也无从谈起时，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语言不只包含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还包括姿势、图画、标记、视觉现象、手指运动等，这一切有意地、人为地用作符号的东西，从逻辑上讲都属于语言的范畴。人们所说的，语言对于思维来说是必需的，即是说符号对于传递意义来讲是必需的。思维并不是应付单纯的事物，而是应付事物所暗示的意义；而各种意义必须体现在可被感知的和特殊的形体中，才可能为人们所理解。因为它单独定义了意义

自然界的某些物体是其他事物和事件的符号。例如，云块代表着雨；脚印代表运动或敌人；凸起的岩石表明地表下埋有矿物。然而，自然界的符号有着极大的局限性。（1）具体的或直接的感觉刺激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它们往往会分散注意力，使人们注意不到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回想起来，当我们用手指向为小猫或小狗准备的食物时，小动物只是看着我们的手指，而不看我们所指示的东西。（2）如果只凭借自然符号，那么我们就只能接受外在事件的支配；我们必须等到自然事件呈现出来，才能预防或预见某些其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3）因为自然符号起初并不是有意用来作为符号的，所以它们是多余的、庞杂的、不便的、难运用的。相反，有意创造的符号，则同任何人为的工具和器具一样，其目的就是为了传递意义。

脑中想着意义与符号（或语言）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就可以更详尽地来说明：（1）语言与具体意义的关系；（2）语言与意义组织的关系。

1.个别意义。口头符号的作用是：（1）选择和分辨作用，否则意义就会含糊不定、模糊不清；（2）保存、记录并贮存意义；（3）当需要理解其他事物时，可以使用口头符号。把语言的作用合并在一起的过程，可以做如下比喻：语言符号像一堵围墙、一个标签、一种媒介，将这三种功用合而为一，即为语言合并过程。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学习体验：那些朦胧的、含糊的事物在被冠以适当的名称之后，就变得完全清晰和明朗了。有时意义似乎近在咫尺，但却又难以捉摸；它没有转化成明确的形式；设法（究竟用什么方法，在此几乎不可能说清楚）限定一个词的意义范围，使文字不再空洞，且具有完整的内容。爱默生说过，他宁可不知道事物本身，也要知道诗人给予它们的真实名称。大概在他的头脑中，就记着语言的这种启发作用。儿童喜欢盘问并学习他身边各种事物的名称，这表明儿童已经逐步将这些名称的意义具体化、个体化了。因此，儿童与事物的交流由外在层面上升到了理智层面。野蛮人认为文字有不可思议的作用，这是不足为奇的。给任何事物命名，即是给予它一个符号；这样，事物就不只是物质上的存在，而是获得了独特的、永久的意义。野蛮人知道了人和物的名称，能够使用这些名称，也就具备了控制它们的能力。

由于事物变化不定，或者由于我们自身变化不定，所以有些事情往往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与事物直接感官是很有限的。自然符号所暗示的意义，仅限于能直接感官或观察的场合。但是，语言符号固定下来的意义却可以得到永久保存，以备将来之用。即使没有表示某种意义的事物，我们也可以制造文字符号，使之具有前述意义。因为理智的生活依靠大量的意义，语言作为保存意义的工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然，储藏也不能完全防止腐烂；同样，即使原封不动地保持文字，也难免会有错误，难免会经受有意义的变化。但是，这种不利影响是一种代价，每种生物为了获得生存的权利，都需要付出这种代价。

意义经过确定并被符号标识出来之后，便有可能把这种意义应用于新的场合和情境中了。意义的转移和应用，是所有判断和推理的关键。一个人能够识别一种特定的云就是一场特定暴风雨的前兆，如果他的认识只限于此，那么这种认识就不会有多大的益处。因为下一次的云和雨同上一次的云和雨是不相同的，所以他还需要一次次地重新学习。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智慧的累积和增长了。经验可以转变成适应物质环境的习惯，但是经验不能教给我们任何事情，因为我们无法使用旧经验去有意识地预料和调整新经验。我们要有能力运用过去的经验来判断和推论新的、未来的事物，即虽然旧事物已成为过去，但其意义应以某种方式保留下来，以便用来判定新事物的特征。语言就是我们巨大的承载工具，它像流动的车辆，将意义从已有的、不再与我们有关的经验中转移到那些依然含糊不清、无法辨识的经验中去。

但从事物中分离出的词并不是真正的符号

语言会抑制人的探索与思考

其次，尽管没有新事物的介入，新的文字组合也有可能提供一些新的思想，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局限性的。人们由于懒惰而接受流行的观念，不再亲自进行调查和验证。或者人们只是运用自身思维去验证别人的信念，随后就止步不前了。这样，他们在自身语言系统中只体现了其他人的信念，相反，自身的信念却遭到了摒弃。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对语言研究和方法的误用，使得人们的思想停留在陈旧的学术水平上，而这阻碍了新的探究和发现；以传统权威来代替自然事实和规律，贬低个人作用，仅靠从别人那里借鉴的间接经验，过着一种寄生的生活，所有这些，都是教育改革者反对把学校卓越的工作归功于语言的原因。

进而刺激人们注意那些新奇的、需要有意识地加以说明的事物。然而，学校却过分地重视通过使用技术设备取得外部结果的技巧，而这常常使这一优势变成了阻碍学习实践的弊端。在运用符号时，只要求学生能够熟练地复述这些符号并借助符号推导正确的答案，沿用指定的公式进行分析，就会使学生养成机械的、缺乏思想的学习态度；对文字的记忆也就代替了对事物意义的探究。这一潜在危险，也许就是教育活动中语言方法实践受到攻击的最主要原因。

语言和教学有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语言经常被应用于学校研究活动以及社会实践中，各门学科也不间断地借助于语言；另一方面，语言自身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们所要研究的仅仅是语言的一般用途，因为语言在日常使用中对思维习惯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人类的意识和研究对思维所产生的影响。至于语言科目的学习，只是为了使语言所包含的意义更加明确罢了。

语言主要不用于思维

“语言是思想的表现”，这一一般说法只道出了一半真理，因而也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错误。语言虽然可以表达思想，但是，起初使用语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达思想，语言甚至也不是有意识的。语言的首要目的是去影响（通过渴望、情绪和思想的表现）别人的行动；语言的第二个用途在于，语言促使自身与其他人形成更为亲密的社交关系；有意识地使用语言承载人们的思想和知识，这一用途居于第三位，其形成也相对较晚。约翰·洛克做了很好的陈述。他认为文字有两个用途，即“民事的”和“哲学的”。“语言的民事用途是指使用文字进行思想和观念交流，像与公众进行对话、进行一般事务的交往和获取社会生活便利条件……语言的哲学用途是指利用语言传递事物的准确概念、表述一般命题以及表达某些毋庸置疑的真理。”

教育将语言转换为思维工具的原因

区分语言的实际用途、社会用途和理智用途，很好地定位了学校教育教学中语言的角色。该角色是指导学生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使语言由原来的实际社交工具角色，逐步转变成有意识地传播知识、助益思维的工具。我们该如何做，才能既不抑制学生自发的自然动机，即语言的生命力、力量、生动逼真和多样化，又能使之成为精确而灵活的理智工具呢？仅鼓励学生流畅地运用语言，而不培养他们将语言变成思维工具是比较容易的；抑制甚至破坏（这是学校当前所关心的）学生自然的目的和兴趣，并在一些孤立的、技术性的事务中，规定人为制定的、刻板的规则也是容易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把处理“日常事务”的习惯转化成表达“精确概念”的习惯。要顺利地完成这一转变，需要教育工作者在如下方面做出努力：（1）扩充学生的词汇量；（2）更精确地表达词汇的意义；（3）养成连贯的口语表达的习惯。

1.扩充词汇量。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学生与事物和人进行更为广泛的、理智的接触，也可以采取替代方法，搜集听过的或读过的文字意义。但是无论依靠哪一种方法，要达到掌握文字意义的目的，需要学生运用自己的智慧、采取相应行动、进行智力选择和分析，要扩充词汇，必须扩充定义

还需要学生扩大意义或概念的储备，以便处理将来的理智事物。一个人所掌握的词汇一般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类，后者是由听到、看到或已经理解的文字构成，前者是由能够理解并且应用的文字构成。被动的词汇数量要比主动的词汇数量多，这一事实也说明了个人凭借一己力量是无法掌握和利用范围较广的事物的。如果不能运用已经理解的意义，学生便只能依靠外部刺激进行缺乏思考的创造。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教育的、人为的产物。儿童一旦学会了新词就会尝试对其加以使用。但是当他们学会了阅读、接受了大量的词汇，就再也没有机会使用这些词汇了。其结果，即使不会扼杀儿童的心智，至少也会压抑其心智的发展。而且，如果不能主动地运用文字意义确立和传递观念，那么文字的意义就永远不会清晰、完整。只有采取主动的认知活动，才能明确文字的意义。

词汇量的局限导致思维的松弛

造成词汇数量有限的原因固然是经验范围的狭窄，即学生与其他人和事的接触面较为狭小，但是不能因此便提出无须或否定大量的文字储备。如果某人的精神状态是听天由命，那么他就不会主动地分辨感观或语言的区别。模糊地使用文字便无法确定事物的性质。如果讲话时，把每一件事物都说成“什么什么”或“这个这个”，思维也就无法清晰地运作了。如果与儿童接触的人在词汇方面相当贫乏，或者儿童所接触的读物（甚至学校文选和课本）包含的词汇也浅薄和不足，都会导致儿童心智发展趋于狭隘。

支配语言包括支配事物

我们必须注意到，文字的流畅和语言的自由运用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语言的流利表述并不一定表明这个人拥有大量的词汇。比如在许多谈话，甚至即兴演说中，在一定的活动范围内，拥有正常词汇储量的人是可以应付自如的。大多数学校都苦于缺乏物质材料和设备，它们只有一些书本，可是就连这些书本也是按照成人想象中的儿童能力“编写出来”的。因而，这些状况就抑制了学生们掌握丰富词汇的机会和要求。学校里所学到的词汇，相当大的部分是孤立的，而且与学校以外所流行的观念和文字没有实现有机的联系。因此，学生词汇量的增加往往是有名无实的。即使有所增加，所增加的词汇也只囊括了毫无生机的内容，而不具备生动的意义。

笼统的词汇含义通用

2.更精确地表达词汇的意义。增加文字和概念的储备需要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发现和说明意义中不明朗的部分，这就是说，要使词汇的意义更加精确。意义的确定性同词汇数量的绝对增长同样重要。

由于人们对事物认识肤浅，词语的最初意义是笼统含糊的。幼小的儿童会把所有的成年男人都喊作“爸爸”；在认识了狗之后，可能会把看的第一匹马叫作“大狗”。尽管注意到了数量和强度的差别，但是，儿童对事物基本意义的理解还是相当含糊，所以会把一些根本无关的事物也囊括进去。词汇的意义与重要性双重增长

许多人认为，树就是树，或者仅仅把它们分成落叶树和常绿树，只认识其中的一两种就可以了。如果人类总是保持这种含糊、笼统的认识，就会在思维发展中遇到障碍。意义混杂的词语，充其量也不过是笨拙的工具；而且，由于它们的意义模棱两可，所以往往是靠不住的；如果对之加以使用，会使我们混淆对那些原本可以分辨清楚的事物。

词语的意义由原来的含混不清向明确的方向发展，一般来说需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第一，发展为代表事物关系的词语；第二，发展为代表高度个性化特征的词汇。第一点与抽象思维有关系，而第二点与具体思维有关系。据说，澳大利亚土著人部落并没有动物或植物这两个词语，但是他们却对周围各种植物和动物冠以独特的名称。这种精确的词汇代表着一种进步趋势，它标志着意义的精确，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虽然个体的独特性得到了区分，但是独特事物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区分出来。另一方面，对于哲学的学习，一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学生又倾向于获得大量表示关系的词语，而忽视对相对应的表示个体和特性的词语的积累。他们一般会使用因果关系、法律、社会、个体、资本等词语，而这一使用习惯说明了这一趋向。

为了改变词汇的逻辑功能而改变其意义

在语言史上，通过文字意义的变化，我们能够看到词汇在上述两个方面所取得的发展：有些词语从最初较为宽泛的应用范围退变成后来的较为狭窄的应用范围，即仅能代表个别意义；而另外一些词汇原先具有特殊含义，后来却具有了普遍意义，成了表示事物关系的文字。例如，“vernacular”这个词，是从“verna”发展而来的，意思是土生土长的奴隶，现在的含义却是本地话。“average”一词现在的意义是平均，而原意是指船只失事后，在这一事件中应当分担责任的人按比例承担的损失。

这些词语的历史变化帮助教育者去理解人类智力认知的演化过程。在学习几何时，学生就必须学会线、面、角、方、圆等熟悉名词的广义定义和狭义定义。所谓狭义定义，即其在几何学中的精确意义；而所谓广义，并不是指日常的用法，而是指一般的关系。类似的变化发生在每一个小学生的词汇表中

对于几何科学来说，颜色和大小等特性便被排除在外；而对于方向关系，必须明确掌握的是方向的变化和界限等。这样，在一般的几何学观念中，线的含义并不包含长度的意义，而只把一段线叫作线。在各门学科中，都会有这样的变化。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只在普通意义上附加一些新的、孤立的意义，而不是把真正有效的日常意义和实际意义转化为逻辑概念，这是很危险的。

3.形成连贯叙述的习惯。我们已经看到，语言既能选择和确定意义，又能联结和组织意义。因为每一意义都体现于某一具体情境中，因此，每一个字的具体用法也可归属于某些句子（一个字本身有时就能构成一个简短的句子），而句子又属于规模更大的故事描述或推理过程。我们没有必要再重复前面说过的有关意义有序连贯的重要性了。然而，我们要指出，在学校的实际教学工作中，存在以下几种妨碍语言的连贯性并极度干扰系统思考的情况：

避免错误

思维就是参照论题表示或者指示的物体对该论题材料进行整理。离开材料的整理，思维就无法存在，这就如同消化食物需要吸收功能一样。因此，如何呈现教材内容并使之被吸收就成了重要的问题。教材内容过少或过多，且排列顺序杂乱无章，或者孤立零散，都会对养成良好思维习惯产生不良的影响。如果个人观察和来自他人（通过书本或语言）的知识传授都能得以妥当进行的话，那么逻辑训练就成功了一半。因为，观察和传授知识是获得材料信息的途径，而进行观察和知识传授的方法，对思维习惯培养又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是比较深的，以至于人们往往觉察不到。营养不良、饮食过量、饮食不协调，能对原本运作正常的消化系统造成损害，同样，如果教材内容安排不当，其消化吸收情况就与前者并无二致。

上一章我们已经提到过，教育改革者反对过分夸大语言的用途，反对错误地运用语言，坚持认为个人的、直接的观察可被用来替换前述做法。这些改革者认为当前过分地强调语言因素，会剥夺儿童直接认识实际事物的一切机会；所以，他们呼吁用感官经验来弥补这一缺陷。他们满怀热情地坚持他们的主张，却常常不去研究观察为什么以及怎样具有教育的价值，因而错误地把观察本身当作目的，并且满足于一切观察到的结果。不论在什么条件下，也不论面对什么样的材料，只要能进行观察，他们就认为符合教育的要求。他们具有这些看法是不足为奇的。这种把观察孤立起来的观点，还表现在他们认为儿童的观察能力首先得到发展，然后记忆和想象能力才得到发展，最后思维能力才会发展。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可以认为观察行为给予以后的思维活动大量的原始材料。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这种观点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即使简单的具体思维活动也离不开与各种事物的联系，也绝非建立在纯粹外界物质的水平上。

1.所有人都有一种自然的愿望，这近似于好奇心，即希望扩大他们对人和物的认识范围。艺术展览馆的门口贴着禁止携带手杖和雨伞的标语，这一事实明显地证明了，对许多人来说，只是简单地看一眼是不够的，只有通过使用某些工具对展品进行直接接触才会令人感到对其有所理解。这种对知识更充分、更亲切的观察要求，与为观察而观察的、特意培养兴趣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自我扩充、自我实现的愿望是它的动机。这种兴趣是一种共鸣，即社会和审美共鸣，而不是认知上的共鸣。儿童们的这种兴趣特别强烈（因为他们积累的实际经验较少，而所面对的可能性又较多），当成年人尚未被常规惯例磨平棱角的时候，也具有这种特征。扩大熟识度的共鸣与动机

这种能够引起共鸣的兴趣提供了媒介物，并把形形色色的、没有联系的、对思维毫无用处的大量事物搜集起来并建立联系。这些系统的确是社会性的、美学的、而不是自觉的理性探索；但是，它们为自觉的理性探索提供了自然的媒介。有些教育家建议小学自然科学应当注重培养儿童对自然的爱好和对美的鉴赏能力，而不是纯粹地培养他们具备分析精神。另外一些教育家则强调多组织一些饲养动物和培育植物的活动。这两方面重要的建议都来自经验，而不是源自理论，但是都为我们上述的观点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分析检验为行事奠定基础

2.在正常发展中，特殊的分析和观察，起初几乎是同指明活动手段和目的的迫切需求完全连在一起的。当人们在做某件事（纯粹惯例的事情除外）时，如果要使工作取得成功，他就必须使用视觉器官、听觉器官和触觉器官来指导行动。如果没有持续的、灵巧的感官训练，那么即使游戏和比赛也无法进行下去；在任何形式的工作中，人们必须细心地对材料、障碍物、器械以及失败和成功的结果加以注视。感性知觉并不是为了其自身，或为了达到训练的目的而发生；在做感兴趣的事情时，感性知觉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直接和间接的感知训练

在思维训练中，对于怎样才能把观察摆到正确的位置这一问题，学校中所使用的最好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

在未公开的变化中观察应包括探索与悬念

1.观察方法依靠合理的假设，即观察是一种主动的过程。观察即是探索，是为了发现先前隐藏的、未知的事物，以达到实践的或理论的目的。观察不同于已经为人们所感知的认识。实际上，已知的对某些事物的认识，对于人类展开进一步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认识比较机械、比较被动，而观察却要求灵活的大脑进行机敏的注视、追求和探察。认识应用于已掌握的事物，而观察却用于探究未知的事物。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感觉就像白纸上书写的字，或者就像将影像印刻在脑子里，把印章篆刻在蜡上，或把图形拍摄在照片底版上。（这些意见在教学方法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提出这种意见，是由于不能辨别机械认识和生动观察之间的区别。

在活动中显示吸引人的情节

2.如果我们想想人们在追随故事或者戏剧发展脉络时，其注意力是何等专注和密切，就会明白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适当的观察材料。凡是有“情节兴趣”的场合，观察的机敏性就能达到高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旧的和新的，熟悉的和意料不到的信息是和谐地联结在一起的。讲故事的人能使我们听得入迷，就是因为其中有悬念。它暗示了几种可能性，但仍然不可捉摸。因此，我们就会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结局又会如何呢？儿童能够注意到故事发展的所有的显著特点，且该观察过程容易且全面，但儿童对某些呆板的和静止的事物进行观察时却费力且不充分，不能提出问题或暗示出几种可供选择的结果，这两种情况大相径庭。

当然，单有变化也是不够的。虽然变化、改变或运动能够刺激观察，但是如果仅仅刺激观察，并不能引发思维。变化（就像精心安排的故事或情节中的偶然事件一样）必须发生在层层积淀的故事情节中；每一连续的变化都能使人回想起变化以前的事物本貌，并对以后将要出现的东西产生兴趣。如果能够对观察的变化理智地加以安排，就有助于形成逻辑思维的态度。

观察框架并非产生于什么功能

对生物、动物和植物的观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双重的要求。哪里有生长哪里就有运动，变化和过程，也就存在着对循环变化进行的排列。前者引起思维，后者组织思维。儿童注视播种和植物生长各个阶段时所表现出来的极大兴趣，都是因为这种事实是在儿童眼前上演的一幕戏剧；某种事实正在上演，且其过程中的每一步骤对于植物的命运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动植物教学发生了重大的、富有时效性的进展，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将动植物看作是能够活动、能够实施行为的物体，而非具有静止特性的惰性标本，等待人们将其加以编目、命名和登记。如果把它们看成是死的标本，那么观察就不可避免地沦为错误的“分析”，沦为列举细节和编制目录了。

当然，仅仅观察事物静止状态的性质也有作用，而且有重要的作用。然而，若把首要的兴趣放在物体的功能上，即物体能做些什么，那么观察其结构便有了支持更加详尽分析研究的动机了。注意一种活动的兴趣会无意中转移到注意活动怎样进行的兴趣上去；关于动作的兴趣，也会转移到从事这种动作的器官上去。但是，一开始便按照形态学和解剖学的要求，指出各部分的形状、大小、颜色以及分布等特性，便使教材割裂开来，失去了它的重要价值，并成为僵硬呆板的东西。儿童知道了动物的呼吸是肺的相应功能之后，便自然地专心去寻找植物呼吸的气孔。如果他们的学习每时每刻都局限于事物结构的种种细节，而不涉及它们所包含的活动和用途，那么这种学习就令人生厌了。

3.当观察的兴趣并不集中在私人的、影响个人归属的手段上面，且不具备更多审美价值、无法为整体情感效应贡献部分特征时，观察就成为更加有意识的智力活动了。学生学习观察是为了（1）发现他们所面临的疑难问题；（2）对观察到的令人费解的特征加以推测，并提出假设性的解释；（3）验证联想的观念。

科学观察，应当是粗放的，集约的

总之，观察从本质上成了一种科学活动。也可以说，这种观察要遵循着粗放型和集约型之间的有节奏的变化。吸收广泛而松散的有关事实，以及选取少数事实，并进行精密研究，通过这两者之间的更迭，问题便变得明确起来，有效的解释也浮出水面。广泛而不够精确的观察是必要的，因为它使学生感觉到了他所探究的事物，意识到了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可能性，使他的头脑中收纳了可以使想象转化为暗示的种种材料。细致的研究也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限定问题的性质，以便把握实验的检验条件。后者本身因为过于特殊化和专门化，而不能激发理智的增长，前者本身则因过分肤浅和散漫，而不能控制理智的发展。生物科学、野外研究和游览，都是在自然的环境中认识各种生物，这种方式可以同显微镜下观察和实验室内观察交替进行。在物理科学中，对于自然界，广阔环境（包括自然地理学环境）中的光、热、电、水蒸气、重力等现象，应当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从中选择一些事实作为精密研究的准备。这样，学生就可从关于发现与验证专门科学的方法中受益，并且能够识别实验室模式能量同广泛的野外现实，因而避免了所研究的事实仅局限于实验室的错误认识（这种认识经常出现）。

任何观察者自身所能掌握的领域毕竟是狭窄的。在我们的信念里，即使是个人直接进行认识所得到的信念，也有很多是无意中加入了我们听到的或读过的别人的观察结果和结论。尽管在我们的学校里，直接观察活动大大增加了，但教材内容的极大部分还是从书籍、讲演、口头交谈等其他资料中得来的。如何从他人传输信息中得到最具逻辑益处的知识比任何一个教育问题都要重要。

逻辑上讲，这种类别只能作为证据或者证言

无疑，教学这个词的主要意义，是同传递、灌输他人的观察和推理结果连在一起的。在教育工作中，过分强调积累知识的理想教学目的，其根源在于不适当地突出了学习别人知识的重要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把这种形式的学习转化为理智的财富。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别人经验所提供的材料是证言，即是说，利用别人提供的证据，形成自己的判断，从而获得结果。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由课本和教师提供的教材，使之成为反省思维的材料，而不是现成的精神食粮，就好似商店里的商品，随手拈来便要全盘接受吗？

他人进行的交流不应当在观察中被侵占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明：

1.传授的材料应该是必需的。那就是说，传授的材料应当是个人观察所不易获得的。通过教师或书本，对学生进行填鸭式的教学，内容又几乎不存在更多的难点，只需稍加思索，便可发现问题的所在，这样就破坏了学生理智思维的完整性，变成了思维奴隶。这并不意味着别人传授所提供的材料，就应当是贫乏枯燥而又分量不足的。感知的范围是广阔的，自然世界以及历史也便无限延伸。但是，应当仔细地选择那些实际上可以直接观察的事物方面，并认真地加以保护，不能满足于粗枝大叶和呆板无效的观察，因为这会减弱学生的好奇心。

2.传授的材料应该是一种刺激，而不是教条死板的定论。如果学生们认为，任何学科都已被明确地审核过了，其知识是详尽的、终极的，那么他们就可能成为被驯服的学生，而不再是真正的学生了。任何思维——只要它是思维——都含有独创性的阶段。这种独创性并不意味着学生自己的结论和别人的结论有所不同，更不是指要得出一个彻底的新奇的结论。学生的独创性同别人大量使用的材料和提出的联想，并不是相容的。所谓独创性，是指学生对于问题有亲身探讨的兴趣，对于别人提供的联想有反复深思的主动精神，并且真心实意地循此前进，推导出经得起考验的结论。“亲自去想”这句话，就字面上看，是同义反复；因为任何思维都是由个人亲自进行的。

应当与个人问题联系在一起

先于经验体系

换言之，这一原则是指应将传授的教材纳入学生经验的现存系统或组织之中。所有的心理学研究者都熟悉统觉原则，即我们把新材料同先前吸收和保留下来的旧经验融合起来。由教师和书本所提供的教学内容，应当尽可能地以学生直接的亲身经验作为统觉的基础。学校中有这样一种趋势，即把学校中的教材与先前的学校课业联结起来，而不是同学生在学校以外已取得的经验联结起来。教师们说：“你们记得上星期我们从书本中学到的东西吗？”而不是说：“你们不记得曾看过或听过这样那样的事吗？”其结果是，儿童形成了孤立的、独立的学校知识系统，它静止地盖在日常生活经验的上面，而不是扩大和改善这些经验。我们的教导方式使学生生活在两个分离的世界，一个是校外的经验世界，而另一个是校内的书本和课业世界。

复述的重要性

复述与思考

教师也做出了一些努力，根据普遍的原则从而形成一种方法来引导学生进行复述。其中一项成果非常重要，对于学生“听课”有着更多、更好的影响；可以说其作用胜过其他成果之和；赫尔巴特对复述的分析分为五个连续的步骤，被称为“正规的指导阶段”。潜在的意思是，不管教学内容在范围和细节上怎么不同，只有一个最佳的方法去掌握它，因为人类大脑都会一贯寻找一种“普遍的方法”，来有效地攻克任何科目的学习。不管是优等生掌握数学的基本原理，还是语言学校学生了解历史，或者大学生掌握哲学，任何情况下，第一步都是准备，第二步是呈现，然后是联系和统合，最后是在实际的新案例中去运用。

准备阶段就是提出问题，提醒学生联想到熟悉的个人经历，这在获得新的科目知识时很有帮助。阐释方法

接下来的两个步骤用来指导获取一般性准则或概念的过程。当地的河流可能会与亚马孙河、圣劳伦斯河或莱茵河做比较；这样一来偶然的、非本质的特点就被去除了，河流的概念也随即形成：涉及河流这个概念的基本要素就被汇聚在了一起并得以形成。这一步完成之后，最终的概念就在大脑中固定下来，并在应用于其他河流的过程中更加明确，如泰晤士河、波河或康涅狄格河。

如果我们把这个指导步骤与我们自身的完整思维过程分析进行比较，我们会对它们的相似之处感到惊讶。与之前反思性思维分析做比较

在我们的陈述中，这些“步骤”（与第六章比较）是指发生的一个问题或者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然后通过观察、事实调查来发现并澄清问题；再然后形成合理的假设，提出解决方案，并做出推理解释；然后通过指导新的观察和新的实验，来检验推理。每一个过程都可分为（1）具体的事实和事件；（2）想法和推理；（3）将结果应用于具体事实中。整个活动过程就是演绎和推理的过程。令我们惊讶的一处不同是：赫尔巴特方法没有提到一处需要解释的困难、差异，即整个过程中的起因和促进因素。结果导致赫尔巴特方法经常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它将思想仅仅看作是获取信息过程中的一项偶然事件，而不是将后者看作是发展思维过程中的一项偶然事件。

与老师准备有关而不是与复述本身有关的正式步骤

在更详细地做出比较之前，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复述是不是都应该遵循一系列预先设计好的统一程式？尽管承认这一系列表达了常规的逻辑顺序。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顺序具有逻辑性，它表达了一个人在理解了这个主题后做出的调查，而非学习思维的进展过程。前者描述了一个统一的直通的过程，后者则是一系列的附加的、曲折反复的活动。简言之，这些正规的指导阶段指出了教师在准备复述任务过程中涉及的要点，但没有描述实际的教学过程。

老师的问题

缺乏教学准备的话，复述只会变得随意、危险。复述要获得成功只能依赖灵感，而灵感又是这么虚无缥缈。简单准备科目内容有助于形成一个严格的秩序，即教师可以检查学生从课本中学到的确切知识。但是，教师的问题，即作为教师，不应仅仅掌握一个科目，而应调整科目以适应培养思维需求。前面提到的几个阶段很好地指出了教师针对教授一个科目的难题应该提出的问题。那学生在接触这个科目时要做哪些准备？哪些经验可以被利用？他们学过的哪些知识可以派上用场？我们应该怎样呈现这一问题以使它经济地、有效地适应学生目前的状况？我应该呈现一幅什么样的画面？我应该将他们的注意力带到什么科目上？我应该联系哪些事例？我应该引导他们做哪些比较，提出什么共同点？用什么一般性原则指导整个讨论的结果？我应该怎样应用，从而帮助学生修正、澄清、并且真正掌握这些原则？学生们的哪些活动能帮助他们了解真正的、有意义的原则？

如果教师系统地考虑了上述问题的话，他就不会教不好课程。只有步骤的灵活性才会赋予复述以生命力

当教师根据前面提到的五个阶段，更多地从各种角度依据学生对一个主题做出的智力反应考虑问题时，他就能更灵活更自由地指导学生复述，从而集中地呈现主题，避免学生的注意力分散；他认为，为了保持一种智力的秩序，必须依据一个统一的方案，他将准备利用任何重要反应的征兆，无论其来自哪个方位。一个学生或许已经对一个一般性原则有了某些想法（也许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许一开始便对这一原则加以应用，以证明这个原则是行不通的，然后去寻找更多新的事实并得出新的归纳。或者，突然摆出一些事实或者物体，用以激发学生进行思维，以使任何初步准备工作都显得多余。任何一步都可能先行

如果学生们一直在思考，那他们不可能等到老师在完成准备、呈现和比较后才形成自己的假设或归纳。还有，除非在一开始就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事物进行比较，否则准备和呈现都变得没有目的性、没有逻辑目的、孤立且没有意义。学生的想法不可能很宽泛，他们只会专注于一些具体的事物，而呈现通常是激发事物之间各种联系的最好方法。重点在于依据熟悉的、已知的概念掌握新的概念；在于利用新的事实勾勒出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通过比较和对比一组命题中的一项来赋予另一项支持的。简言之，在指导复述的过程中，教师将一个观点转化成几个逻辑阶段时，需要考虑统一、连续的步骤，这就等于将已经理解事物的头脑所拥有的逻辑分析强加于正在努力理解事物的头脑上，从而防碍了学生自己的思维的逻辑。

这些步骤反映了学生掌握知识所涉及的纵横交织的因素，它们不是高速路上的里程标志，我们应区别对待。这样就很容易理解赫尔巴特学说，将上述步骤减少至三个步骤：第一，对具体的、特殊的事实的理解；第二，理性归纳；第三，应用和论证。

准备就是感觉到问题之所在

准备过程中的陷阱

当教师有意识地唤起学生经验中比较熟悉的记忆，并使之发挥作用时，必须预防几种危险。（1）准备阶段不要持续过长，不可过分详尽，否则，就将事与愿违，使学生失去兴趣，感到厌烦，相反，单刀直入反而有利于开展工作。有些认真负责的教师提醒学生，复述的准备阶段和跳远相似。如果距离起跳线太长，跑到了起跳线，就会因过分疲劳反而不能跳得很远。（2）我们依靠习惯来理解新事物，但总是坚持把习惯的倾向变成有意识的观念，反而会妨碍它们发挥最好的作用。某些熟悉的经验中的若干因素，确实要转化为自觉的认识，这正像为了使某些植物苗茁壮成长，就必须将其移植一样。但是若是一直挖掘经验或移植植物，以察看它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无疑也是致命的。过度开发旧经验的结果就是尴尬的自我限制。

课程目的的陈述

赫尔巴特派的教育家们认为教师对目标的描述非常重要，它是课堂准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描述课程目的并不见得比铃声响起或其他将学生的思绪拉回课堂的方法聪明。对于老师来说，目的非常重要，因为他已经到达了终点；而对于学生而言，这一目的本身就自相矛盾。如果教师过分强调教学的结果，认为这比引起学生注意更加有意义，那么学生的反应便很有可能受到制约，学生发现问题的任务就被豁免，其发展思维主动性的能力就会大受阻碍。

这里没有必要详尽说明呈现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因为主题为观察和交流的最后一章会讨论这个问题。老师应该讲述或者展示多少

小学生写出一个合理案例的责任

2.反思性探究独特的理性阶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于观念阐述、验证假设，通过对比和比较，得出定义和公式。

考虑复述教学时，首要要求是学生要负起责任，在头脑中弄清每项联想原则，以便向人们展示所用原则的意义，以及其与手中事实是怎样关联的。除非学生自己能够对自己的猜测做出合理的判断，否则复述教学在推理训练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聪明的老师总会丢弃那些对学生无用的、无意义的训练，转而选择与目标一致的训练。但是这种方法（有时叫作“推理疑问”）免除了学生的智力责任，只培养了学生“被老师牵着鼻子走”的能力。

身心放松的必要性

在比较的过程中，老师应避免同时给学生提出众多难度相当的事实。典型的中心对象是必需的

因为注意力是有选择性的，某一项客体会占据主要的思想，并形成思考的出发点。影响到教学的一个重要之处便是老师将同等重要的客体摆在学生面前。在比较的过程中，思维并不是自然而然地由甲乙丙丁出发，去找出对应的结果。而是由某一点出发，先是模糊而分散的，然后通过与其他方面的联系，使中心点变得清晰明白。仅仅收集可对比的各个方面是成功推理的大敌。每一个可供比较的事实都应该能够让中心客体变得清晰，或能够扩充它的某些属性。

简言之，应该努力寻找能够集中思考的典型客体：类型的重要性

因此，归纳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单一的行为；而是在整个讨论和复述中持续的趋势和功用。含义中的洞察力影响概括

每得出一个概念想法，都解决了疑惑，做出了解释，将分散的和不解的事物整合起来，并最终做出归纳。小孩子也和成年人一样会进行归纳思维，只不过最终结果未达成同样的一般性总结而已。如果他要研究河流流域的话，他就会根据一系列细节进行归纳，发现诸多细节源于一种单一的力的作用，即河流是在引力的作用下向下流淌，或是历史的不同时期作用的结果。尽管结论来自一条河流，但此等情况下所得的知识却是通用的。

含义中的洞察力需要构想

在总结中涉及的公式因素、有意地陈述，并不是单一的行为，而是具有恒定的功能。定义就是将模糊的概念变得清晰的过程。这种最终的语言定义应该是集聚独特特点的唯一顶点。即使在否定已存在的定义时，也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忽视总结个例中出现的纯粹意义。只有当总结出现后，思维才算找到了安宁的结果；只有获得结论之后，才能有助于将来的理解。

3.正如上面所暗示的那样，运用和总结密不可分。将机械技能进一步运用到新的情境，无须明确地理解原理；概括意味着对新生事物适应的能力

对于常规的、狭隘的技术事件，有意识地运用公式很可能阻碍工作进展。但是如果没有原理或总结，已获得的技能便很难运用到新的、相似的领域。总结的内在意义在于将概念从局部限制中解放出来；总结就是自由的概念；是由偶然的事例中得到解放的概念，这样得出的概念就能运用到新的情境中去。失败的总结（无法运用到新情境），在于不能自由扩充所谓的原理。一般性原则的精华在于运用。

练习应用法则和原则的目的并不只是迫使或者操练学生，让他们仅仅弄明白一个原理或概念的含义。将应用看作独立的最后步骤是很危险的。老化的对灵活的原则

在每一个判断过程中，某些意义都会得到应用，成为评估和解释某项事实的基础；通过应用，该概念就得到了扩充与检验。一般性原则意义通常认为是完整的，而应用则是外在的，非智力上的，仅对实际目的起作用，所以建议使用该意义。原理是独立自主的；它的使用又是另一件独立自主的事了。当两者相脱离的时候，原理就会变得僵化和死板；失去了内在的活力及自我推动的力量。

一个正确的概念是一个流动的思想，它会寻求出口或者解释具体事件或者指导行动等应用，就如同水流沿着山坡顺流而下一般自然。精确地说，如同反思需要观察具体事实、行为才能启动一样，自应用是名副其实原则的一个标志

概念也需要事实和行为得以完善。“闪闪发光的一般性原理”是无效的，因为它们是虚假的。应用是真正的反思性探究的内在部分，就像敏锐的观察和推理一样。真正的一般性原则会得到应用。教师要做的就是提供运用和练习原理的条件；而随意性的虚假的任务是不能保证原理的正确运用的。

某些思维因素应该是相互平衡的，但却常常趋于互相分离和对抗的状态，而不是相互协作，形成富有成效的反省的探究。我们在此提出几个思维的因素，综合地审视我们是怎样思维的，以及我们应当怎样思维，作为本书的总结。

“理解”这一名词的一项重要含义便是如假设一般，非常透彻地掌握了某一事物，并且完全同意这一含义；这就是说，已被理解的事物是当然如此的，无须再做明确的说明。我们平常所熟悉的“不言而喻”这句话，其意思就是“某事已经被理解了”。如果两个人能够相互理解地进行谈话，那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经验，而正是这一共同的经验提供了他们之间相互理解的背景。探讨和阐明这种共同的背景是愚笨的；因为这种背景是“已经理解了的”；也就是说，这种背景悄悄地提供并暗示了理所当然的理智交流的媒介。

询问作为有意识的构想

然而，如果两个人发现他们之间相互误解了，就有必要以各自的意见为基础，去查找和对比各自的前提、隐含的背景。这样，隐含的前提就得到明确；无意识的假定也变成有意识的了。用这种方法，就消除了误解的根源。所有富有成效的想法，都包含着有意和无意的思维。一个不断训练自身思维的人，会认为一些思维系统理所当然（因此他对“无意识的事物”不做任何表述），并确信和他人交流时坚持了这些理念。某些情形、某些条件和控制目的完全地支配了他的明确思路，以至于不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构造和阐述。明确的思路仅在有暗示或能理解的内容范围内奏效。但是，在某些情形下，反思性思维源于问题使得人们有必要对相似的背景进行有意识的检查核实。我们必须进行部分无意识的假设，并使之更加明确。

不能通过获得平衡来赋予规则

对于怎样才能使两个阶段的心智生活达到适当的平衡和有节奏的变化，我们无法拟定出任何规则来。同样，对于某些无意识的态度和习惯，它们的自发工作机制到了何种程度才应被予以检查，是没有任何规则可循的，直到其隐含的意义变得明确起来方可。至于分析性检查和规划应该做到什么深度，也没有人详细地做出过回答。我们可以说，他们必须进行足够的检测和防范，即足以使个人知道该如何指导自己的思维；但是，在特定的场合下，这又该达到怎样的程度呢？我们可以说，必须进行到足以发觉和预防一些错误的感知和推理，并获得研究的方法才行；但是，这种表述仅仅是重申了原先的困难而已。因为在特殊的事件中，我们所依靠的是个人的倾向和机智，检验教育的成功与否，最为重要的是看这种教育是否培养出一种思维形式，使其能够在无意识思维和有意识思维之间保持平衡。

要避免过度分析

我们前面批评了错误“分析”教学方法，它的错误就是因为放弃了无意识的态度和有效的假定，而追求直接明确的注意和阐述，以求取得较好的效果。单纯为了使之变得有意识、为了做出规划，而让眼睛紧紧盯住熟知的、一般的、无意识的事物，这既是一种不恰当的干涉，也是引发厌倦情绪的源泉。被迫去有意识地详细阐述习惯了的事物，是无聊的本源。追求具有这种趋势的教学方法等同于故意减弱学生的好奇心。

对错误的察觉和对真理的紧握，需要有意识的陈述

另一方面，是指我们前面批评过的、单纯的机械的技能。我们曾经说过的拥有真正问题，提出新异的事物，获得大量的一般性意义，其重要性落在了天平的另一边。眼睛紧紧盯住那些顺利有效的事，而不去有意识地注意错误或反复失败的根源，对于优秀的思维来说，也是致命的。过分地简单，以及为了追求速成技能而摒弃新奇内容，为了防止错误而故意回避障碍，这对于学生规划所有熟悉事物，阐述获得结果的每一步骤，都会产生危害。遇到困难的问题，就需要进行分析性的检查。每当解决了一个难题，就应当把有关这一问题的知识积存起来，使之成为解决更深一层问题的有效资源。因此，有意识的总结和组织是绝对必要的。在学习某一学科的早期阶段，大量自发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即使这些活动存在着随机试验的危险，也还是允许的；但到了学习的后一阶段，就应当鼓励有意识的规划和复习。早期阶段应该时刻进行推测和反省以及回顾检查，这一过程可以交替进行。无意识为我们提供了自发性行为和新鲜的兴趣，而有意识则为我们提供了理念和掌握思维的能力。

在心智活动中，过程和结果也同样具有平衡的特征。在考虑游戏与工作的关系时，我们就可以发现调节这一平衡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游戏中，兴趣集中于活动之上，与活动的结果并无多大的关联。行为、印象、情绪的后果都只是满足于自身。而在工作中，却由结果把持着人的注意力并控制着给予手段的注意。二者只是兴趣的方向有所不同，强调的重点有所差异，它们并不是根本分裂开来的。如果把活动或结果中比较突出的方面，有意识地彼此孤立起来，游戏就会退化为玩闹，工作也就变成苦役了。

游戏不等同于玩闹

不可以做苦差事

然而，如果唯一的兴趣仅限于结果，那么工作就变成苦役了。所谓苦役，是只对结果产生兴趣的那些活动，而对这些活动取得结果的过程并没有兴趣。每当一项工作变成苦役时，做事的人就对工作过程的价值失去了兴趣，而只关心行为的结果。工作本身需要付出能量，这件事令人生厌；但是这又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它，人们就会错过一些重要的结果。众所周知，世界上有许多必须去做的工作，而做工作本身并不有趣。然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儿童应当去干一些苦差事，从而养成忠于无聊职责的能力，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强制儿童去做无聊的工作，结果只能产生对职责的厌恶、躲避和推诿，而绝非对职责的忠诚和热爱。要使儿童愿意为达到结果而承受过程无聊的事，最好的方法是让他理解工作结果的价值，使对价值的意识转移到工作的过程之中来。工作本身并不能带给人们兴趣，而是借用了结果的兴趣，把工作过程与结果联系起来。

工作和游戏的分离，结果和过程的分离，造成了对学生智力的伤害。要平衡玩耍和严肃这种智力上的想法

有谚语为证：“只工作，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相反，如果儿童仅做游戏而不学习，事实将充分表明，玩闹将接近愚蠢。既爱游戏，同时又可以做到严肃认真，这正是理想的心智状态。当心智自由地认知一个主题时，理智的好奇心和灵活性表现了出来，教条主义和偏见得到了排除。这种自由的认知，并不是鼓励把某一问题当作玩耍取乐的手段，保持展开主题本身的兴趣，避免其屈从于先入为主的信念或者习惯性的目的。理智的游戏是开明的，它相信思维的力量，保持思维的完整性，不受外部的诱惑或专横的限制。因此，智力的自由认知就包含严肃性，它热切的追求问题的发展。它与粗心或轻率是不相容的，因为它要求精确地说明取得的结果，使每一结论都能够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应用。所谓“对真理本身的兴趣”，当然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然而，这种对纯粹真理的兴趣恰好与思想的自由认知不谋而合。

心灵的自由嬉戏，在童年是很正常的

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表面迹象（通常因为社会条件，或者是财富过剩，导致了人们闲散地玩耍，或者是过度的经济压力，强使人们去干苦差事），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在儿童时期，把自由的认知和认真的思考结合起来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关于儿童生活的许多成功的描绘，既显示出了他们对于未来的无忧无虑，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他们专心致志的沉思。生活在当下，同提炼现在生活中的深远意义并不矛盾。这种满足于当下生活本身的态度正是儿童时期遗留下来的遗产，也最好地保障了他们将来的成长。迫使儿童过早地关心遥远的经济成果，在某一特殊的方面，虽可以惊人地磨炼他们的才智，但是这种过早的专门化却要付出代价，即儿童成人后，会变得冷漠无情、无聊乏味。

艺术家的态度

艺术起源于游戏，这是老生常谈了。不论这句话从历史上看是否正确，它指出了理智游戏和严肃态度的和谐，从而描述了艺术的理想。艺术家如果过多地专心于方法和材料上，他虽可以获得精妙的技巧，但却没有得到优秀的艺术精神。相反，如果生动的意念超过了已经掌握的方法，但是由于艺术表现的技巧过于贫乏，因而不能彻底地表现艺术的感觉。当思维的目的非常适当，就会转化成手段，使手段体现适当的目的，或者通过对目的的认识，激发了为此目的服务的手段，这样，我们才会拥有艺术家的典型态度。这种态度在我们的一切活动中都可以表现出来，即使不是传统特指的“艺术”。

老师教学的艺术以养成这种态度而告终

教学是一种艺术，而真正的教师就是艺术家，这也是一句老生常谈。教师是否有权加入艺术家的行列，要看他是否能够培养出同样具有艺术家态度的青年或儿童。有些教师能够成功激发热情、交流思想、唤起活力。达到这种程度，当然是好的。但是最后的检验还要看这一宏伟目标的激励能否转化为有效的力量；也就是说，他能否使学生注意事物的详情细节，以保证能够掌握实施的手段。如果不能，学生的热情就会减少，兴趣就会消失，而理想也只能成为糊涂的记忆了。另一些教师，能够成功地训练学生变得灵巧，掌握技能并精通与课程有关的技术。到了这种程度，当然也是好的。但是，如果不能扩大理智的视野，提高价值的辨别能力，以及增强对观念和原则的感受，这种训练即使能够获得某些技能，也往往会与目的相去甚远。而且，随着情境的不同，这种技能也仅仅表现为合于私利的灵巧，俯首帖耳地接受别人的指派，或者在陈规旧俗中，干着令人不可想象的苦差事。既要提出激动人心的目的，又能训练实施的手段，并使两者和谐一致，这既是教师的难题，又是给教师的回报。

我们讲述这些事例，只是为了强调这样一点：熟悉的事物和邻近的环境本身并不能引起思维或使思维做出反应，而只有当我们对它们做出调整，使之帮助我们理解陌生的和相距较远的事物时，它们才是有用处的。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旧的或者我们完全熟悉了的事物，并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这是有着充分的道理的，因为新环境不断地要求人们去适应，而过多地注意旧事物会浪费精力，而且是很危险的。我们的思维必须留下来应付新的、不确定的和疑难的问题。因此，如果使学生的思维仅限于他们业已熟悉的教材上，便会压制他们的思维发展，分散他们的精力。我们不必去注意旧的、近的、习惯了的事物，而是要利用它们去注意别的事物；它们不会提供问题材料，而只会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前面谈到的内容，引出了反思性思维中新与旧，远与近的平衡问题。比较远的事物为我们提供刺激和动机；而比较近的事物为我们供给方法和可以利用的材料。这一原则也可以变换一种说法：只有当困难的事物和容易的事物以适当的比例混合呈现时，最佳的思维才会出现。容易的事物和熟悉的事物，就像奇怪的事物和困难的事物一样，是一对等价物。太容易了，会颠覆探究的基础；而太困难了，会使探究变得毫无希望。

给予的和建议的

近和远的相互作用是必要的，是直接从思维的本质中产生的。只要存在思维，那么当前存在的事物就会暗示或象征尚未出现的事物。同样，熟悉的、旧的事物必须在新的情境中提示出来，才能推动思维前进；才能找出缺失的事物增进当前的理解。如果所提供的材料全是新奇的事物，那么就失去了可以用来理解任何事物的基础。例如，一个人开始学习分数的时候，如果不向他指出分数与他已经掌握了的整数之间的关系，他就会感到十分困惑。而等他彻底地熟悉了分数的时候，他对分数的感知便成为某些行为的单纯符号了；它们是“替代符号”，他可以不假思索就马上对这些符号做出反应。不过，如果某个情境中全部是新异的和不确定的事物，则全部的反应就不再是机械的，因为这种机械操作只能用来解决问题。下面这一螺旋上升过程将循环往复、永无止境：新教材通过思维活动变成了熟悉的知识储备以后，就成了一种资源，被学生用来判断和融化更新的教材内容。

观察提供了邻近的事物，而想象提供了遥远的事物

在每一个心智活动里，既需要想象又需要观察，这说明了上述原则的另一个方面。一些教师试图采用传统的“实物教学”形式，可是他们通常会发现，当课程内容全新的时候，学生往往会被吸引，此时新的课程内容变成了分散学生注意力的乐事；但是一旦新课程变成了真正的课本内容，它们就变得单调乏味，学生就像学习符号那样机械地学习这些新课程了。想象不能仅仅拘泥于实物，而应使之丰富起来。教学中，“从事实到事实”就会使学生成为一种追求狭隘的平庸之辈，这不是因为事实本身具有局限性，而是因为人们把事实分成了一成不变的、预先准备好的若干条目，这样，想象的余地就没有了。摆出事实是为了刺激想象，文化也随即显现。反之亦然。富于想象也并不一定是空幻的，即是说，不一定是不真实的。想象所特有的作用，在于看到在现有的感官知觉条件下不能显示出来的现实。想象的目标是对于遥远的、模糊的和难解的事物，具有明晰的洞察力。历史、文学、地理、自然科学，甚至几何学和算术，都有大量材料，要想完全理解，必须依靠想象。想象补充并加深了观察；只有当它沦为幻想时，它才代替了观察，从而失去其逻辑的力量。

通过与他人交流的经验

最后一则关于远近平衡的事例在以下关系中被发现：即个人通过与其他人和事接触而获得的狭隘经验，以及个人通过沟通交流从整个人类种族中继承的广泛经验。教育经常会冒这样的风险，即用大量的交流资料埋没学生个人的重要经验，即使这样的经验十分狭隘。真正的教师能够传播知识，激励学生通过感官知觉和肌肉活动的狭窄门户，进入更完满、更有意义的人生；而单纯的教书匠却止步不前、无所作为。真正的交流包含着情绪和态度的交流；如果交流不能在儿童和他的种族之间产生一致的思想和目的，那么就不能将它妄自称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