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银行效率的问题已有大量研究，目前研究对象已由美、欧等少数发达国家的银行扩大到世界各国的银行，研究范围也由最初以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为主发展到目前以研究X效率为主，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
参数法沿袭了传统的生产函数估计思想，需要确定和构造一种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然后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确定前沿成本函数中的未知参数，继而由之计算理论最小成本比值的一种计量经济学方法。参数法主要包括随机前沿法、自由分布法、厚前沿法三种。非参数法则无须通过设计函数的形式来构造生产前沿的形状，而是通过大量的实际生产点数据基于一定的生产有效性标准找出位于生产前沿包络面上的相对有效点。非参数方法主要有包络分析法和无界分析法。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其优缺点比较如表1。
总的来说，参数法强调投入产出的明确关系，并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生产边界。由于参数法要预先假定边界形状，并相应赋予特定函数形式，其局限性非常明显，因而目前国外学者还没有在最佳边界模型上达成共识。此外，参数法对于偏离平均规模和产品组合的金融数据的分析结果不尽人意（McAllister和McManus，1993；Mitchell和Onvural，1996)，而非参数法可同时处理多元投入和多元产出而不必设定函数关系。本文选择非参数法中数据包络法（DEA）计算。
综观国内学者基于DEA方法对银行业效率的研究，我们认为在研究方法上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时，把国有商业银行效率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效率放一起进行比较之前，并没有对其可比性进行论证；二是在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上缺乏标准，使得各研究成果依据效率值的银行排名的说服力降低；三是不少研究成果将存款、贷款和利润同时作为产出指标，我们认为有些不妥。原因为利润属于收益指标，如果将利润作为产出，其投入应为所有应计入当期的成本。我们认为贷款、存款和利润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产出，不能同日而语；四是对贷款质量的考虑较少。本文试图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二、本文用到的DEA模型
本文用到的DEA模型是基于投入的评价DMU总技术效率的CCR模型。CCR模型是最基本的DEA评价模型，决策单元DMU的DEA有效性是同时针对规模有效性和技术有效性进行的，用于研究银行的总技术效率。
其原理为：现假设有n家银行（决策单元），每家银行都有m个投入变量和s个产出变量：
该模型用于评价DMU的技术和规模的综合效率，即为总技术效率。θ为该决策单元DMU。θ的有效值(指投入相对于产出的有效利用程度)，X0表示第j0个DMU投入向量，Y0表示第j0个DMU产出向量，λj为相对于DMU。重新构造一个有效DMU组合中第j0个决策单元DMUj的组合比例，s-，s+为松弛变量。
其经济含义为：(1)当θ=1且s-=s+=0时，则称DMU0为确定性DEA有效，即在这n个决策单元组成的经济系统中，在原投入X0的基础上所获得的产出Y0已达到最优；(2)当θ=1且s-≠0或s+≠0时则称DMU0为确定性弱DEA有效，即在这n个决策单元组成的经济系统中对于投入X0可减少s+而保持原产出Y0不变，或在投入X0不变的情况下可将产出提高s+；(3)当θ
上述CCR模型假设银行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情况下经营，得出的最优值θ*为商业银行的总技术效率，它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本文所有的效率值均为总技术效率值。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银行的选取
本文选取了截止2007年4月27日的11家上市银行，考察的样本期为1999―2006年，其中包括招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样本数据取自《中国金融年鉴》1999―2006年和1999―2006年间的各银行年报，其中中信银行2006年数据缺失。
(二)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
本文DEA模型采用两种投入产出方法来衡量：一是劳动力、固定资产净值、营业费用、股东权益、存款作投入，利润总额作产出，把该模型称为利润模型；二是以劳动力、固定资产净值、营业费用、股东权益、存款作投入，贷款作为产出，把该模型称为贷款模型。其中贷款模型还包括一个含不良贷款的，一个不含不良贷款的，去除不良贷款的贷款模型所使用的数据区间是2001-2006年，其余模型的数据区间都是1999―2006年。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以11家商业银行1999―2006年的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采用运筹学软件OnFront2.0计算各家商业银行的效率值，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
本文之所以采用利润和贷款两个模型，是因为本文认为利用现有的资源产出贷款的能力强，并不代表产出利润的能力强。
制”、“总体”分别代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所选的11家银行总体的技术效率的加权平均值，所谓加权平均市值以各银行的总资产占样本银行当年资产总和的比重为权重，分别乘以各自的效率值而得，以下同，不再赘述。从表2中可以看出民生银行效率最好，连续8年效率值均为1。其他银行效率值均有波动，三个国有银行的效率从2003年开始，有明显的提升。[5]
从图4可以看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总体上高于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去除不良贷款率与不去除不良贷款率的差别较国有银行小，这是由于股份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直以来相对国有银行来说比较低，近年来伴随着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改进，不良贷款率更是很低。我们也不难发现，对于国有银行来说，2004年以前，高水平的不良贷款率使得两种差距很明显，但2004年后注资并伴随着国有银行治理水平的提高，不良贷款率大大降低，两种效率也相差无几。
四、结论与思考
本文将利润和贷款分别作为产出指标来衡量效率。具体为：一是以劳动力、固定资产净值、营业费用、股东权益、存款作为投入，利润总额作为产出，把该模型称为利润模型；二是以劳动力、固定资产净值、营业费用、股东权益、存款作为投入，贷款作为产出，把该模型称为贷款模型。其中第二个模型还包括一个含不良贷款的，一个不含不良贷款的。利用非参数DEA方法研究了中国已上市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得到如下分析结果：
1．1999―2006年，中国已上市的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值并不差，其年加权平均技术效率值处在［0．6,1］,全部已上市商业银行中，中国民生银行的效率最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在2003年后有明显的提升。
2．1999―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出现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主要与国家两次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和今年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公司治理水平有关。
3．1999―2006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基本上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在利润模型中经过2003年政府注资后的国有银行的效率超过了股份制银行，但在贷款模型中并没有超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股份制商业银行对争夺存款、贷款客户竞争激烈，导致边际利润递减。
4．2003年，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注资效果暂时看来还不错，但国有银行仍就得借此机会提高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水平，要彻底改变生成不良贷款的机制，以免重蹈1998年注资、1999年不良资产剥离后无济于事的覆辙。
未来的研究可集中于探讨一套适合我国银行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以规范此类关于银行效率的研究。在比较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时，可以考虑是否使用同样的投入产出指标，现在的研究成果都使用同样的投入产出指标。两种不同的所有制银行，指标投入的成本差别是很大的，可能会导致同样的投入与产出指标的设定，导致结果的不可比性和弱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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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technicalefficiencyofChinesecommercialbanks
YangDeyong1
CaoYongxia2Abstract:Basedondataenvelopmenttheory,thispapermeasures
thetechnicalefficiencyof11maincommercialbanksinChinafrom1999to2006.TheresultsshowthatthewholetechnicalefficiencyofChinesecommercialbankstakesonatrendofdecreaseatfirstandincreasethen.Theefficiencyisnotlow,anditsweightedaveragevalueis［0．6,1］.Amongtheelevencommercialbanks,theefficiencyofChinaMinshengBankseemsthebest.Thetransformationofshareholdingsystemandtheimprovementofcorporategovernancelevelinstate-ownedcommercial
bankshavepositiveinfluenceonthewholetechnicalefficiencyofChinesecommercialbanks.Keywords:Commercialbanks;Technicalefficiency;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收稿日期：2008．6．22
关键词:商业银行;效率;市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
一、商业银行效率的基本概念
银行效率是指银行在业务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从本质上讲,银行效率是银行对其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银行的市场竞争能力、投入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反映。
银行效率与银行效益既紧密关联,又有所区别。银行效益是指银行的资产和服务所带来的收益率;而银行效率是指银行在追求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要追求安全性和流动性,这就要求银行讲究运作效率。而且,有效益的金融交易未必有效率。可见,银行效益包含在银行效率的内涵之中,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核心是效率,而基础是效益。
二、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运用了DEA(数据包络法)评价模型,采用中介法选择投入、产出变量。其中投入变量为营业费用、利息支出和员工人数;产出变量为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和不良贷款率。由于不良贷款率不能直接用来作为产出指标,本文对不良贷款率指标进行调整后作为产出项之一。
从总体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的综合效率在逐年改善,效率平均值由0.908上升到0.954(见上图)。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竞争的日益加剧,商业银行效率处于不断提升过程中。
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比较看,股份制银行5年的平均效率值为0.936,高于四家国有银行的0.901,而且除2002年外,股份制银行的年平均效率也要高于国有银行。不过随着国有银行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差异在逐步缩小。2000年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值差异为0.11,到2004年缩小为0.076,其中2002年随着工行、中行、建行改革成效的不断显现,国有银行平均效率值超过了股份制银行。
三、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
影响银行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影响因素,即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二是内部影响因素,即商业银行自身的组织结构。
(一)市场结构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分析
2.中国银行业垄断与效率实证分析。对银行业市场垄断程度的研究主要测定CR4指数值,即测定中国银行业前4家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在相应测定项目中所占的市场份额。
2000-2004年中国商业银行集中度CR4指标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2000-2004年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资本(所有者权益)、存款资产、贷款、员工数目等五项指标CR4的平均值都在0.8左右,因此可以初步判定中国银行业市场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而从净利润集中度与其他五项指标的集中度CR4变动看,2004年总资产等五项指标集中度均比2000年有所下降,而净利润集中度则得到极大的提升,并且2004年以前的利润集中度明显弱于市场集中度,因此可以认为四大国有银行存在高度垄断但绩效差的现实;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推进,国有银行的市场集中度下降而利润集中度开始提高。
3.垄断市场结构导致低效率的原因。根据SCP理论,居于市场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正是其行为特征促成了自身效率的相对低下。Hick(1935)的“安定生活”假说(quiet-lifehypothesis)认为:在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中,由于竞争程度较小,拥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厂商没有动力去实现成本最小化,从而造成效率下降及成本上升。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在市场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市场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在央行对存贷款利率管制的情况下,银行提高服务质量实际上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使顾客享受更好的服务,这部分提高服务质量所花费的成本要从银行利润中支出,显然银行缺乏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积极性,结果导致银行低效率的产生。
(二)企业组织结构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在既定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下,商业银行自身的组织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对银行效率的改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存在着最优规模边界。同时该理论认为,企业规模不能无限扩张。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幅度逐渐加大,员工监督的成本也越来越大,当规模经济产生的边际收益等于扩大规模产生的边际成本时,企业规模达到最优。
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EE=a+bORG+cPERSON+dLNASSET+ε
商业银行综合效率与组织规模回归结果
注:***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3.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导致低效率的原因。四大国有银行建立伊始即按行政区划进行分支机构设置,形成“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组织结构,使委托链条过长。同时,改革初期的国有银行主要通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扩张来实现自身发展,但由于缺乏成本约束,机构、员工数都大大超过了规模经济要求的企业边界。
四、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提升的战略路径
(一)优化产权结构,推进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
民营银行在职能上的优势是国有银行所不具有的，它可以更加快速便捷地为中小民营企业甚至是个人提供贷款服务。使得民营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也使得民营银行自身在银行业更具有竞争力。在银行的功能上民营银行填补了国有银行的空白点，它可以设立在县、乡一级，这样在地域上可以说覆盖性更为广泛。而在这类地区往往很少有国有银行，也可以说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措施。随着我国加入WTO，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现有的银行体系不足以抵抗。而民营银行有着其自身的优点如：市场灵活性、自主性和私营性等特点，即可以自主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和制定策略，最大限度的不受政府行政干预从而有效地辅助现有的银行体系一起抵抗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在国有经济之外有效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笔者相信将这一经验运用到金融领域也是同样适用的，并且可以做到避免出现中国金融业企业非国有即外资的尴尬局面，做到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重。
二、民营银行设立的困境分析
我国民营银行的物质基础是有的，在今天的中国民间资本中不容小视，所以在一些垄断行业上，民间资本是有一定的实力和能力与之相竞争。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需要更多不同成分的资本的加入。目前，民营银行的设立的最大困境是现阶段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督。但这并不等于放松对民营银行的法律规范和法律监督，而是需要我们更加谨慎和严格地对其进行法律规范和法律监督。
（一）准入标准的困境银行业因其自身具有高风险性、指标性、效益依赖性、高负债营业性以及明显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的特点，所以为了使其能够长久的经营，对其实行严格的准入政策不仅是对民营银行负责也是对公众安全的重要保障。第一，对民营银行准入门槛的设定。首先，不应对民营银行设定的注册资本过低，而应当比照《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设定，但相对的可以适当降低。这主要是考虑到各个地方经济水平发展不均衡。如果对注册资本设定过低，就会使得一些不具备竞争能力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从而增加对公众的不安全性。反之如果对注册资本设定的过高，又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市场竞争，从而不能起到建立民营银行对银行业的积极作用。第二，对民营银行发起人经营能力的考察。民营银行有其自身的私营性和资本的私有性，并且我国民营企业对聘用职业经理人或者职业金融师并不多见，这就要求我们的民营银行的负责人要有较高的金融知识和经营能力，并对其高层的管理人员也要进行严格的准入资格审查，防止一些不具备从业资格和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从而增加银行风险，造成不良后果。
（二）退出机制监管的困境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一直都是企业生存的法则。我们不仅要为民营银行制定其准入的监管，更要为其有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从保障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入手，从而才能更好地稳定社会安定。对此我们不光要适用《公司法》中关于公司的破产机制，更要发挥政府的功能，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比政府具有更高的信任度，政府可以利用其管理优势对其进行重组等，使其稳着陆。对于此时的民营银行制定的退出机制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即一是维护社会稳定，避免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处置成本，也就是说以成本最小化为处置目标。从以上两个原则出发，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就有了两个途径：一是市场处置，即关闭、破产或被动并购；二是通过强力组织撮合，即政府参与金融风险化解。
三、民营银行的立法建议
[论文关键词]民营银行必要性准入监管
一、建立民营银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什么是民营银行？笔者认为民营银行也就是私营银行，是指由民营资本控制的，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的采用市场化运作的银行。民营银行与其他银行相比，它根本上的不同是其资本全部来自民间而非国有，在日常运作上最大限度地不受国家的控制，而实行市场化运作，以灵活的自主性和私营性为其最主要的特征。
（一）建立民营银行的必要性
首先，民营银行可以弥补和完善银行业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在我国实际上因国有银行其特殊的身份与优势的地位占据了整个银行市场的绝对多数份额。随着市场经济地不断发展，私营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增大。民营银行的发展必将使我国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的辐射面、渗透力和适应性日益增强。
其次，将民营银行引入我国金融制度可以有利于各类银行的竞争和发展。即使是民间借贷的利息高于国家银行上限仍然十分活跃于民间资本市场，这也是民营银行未来的巨大的市场。引入民营银行为银行业注入新鲜的血液，使得中小企业看到贷款的希望，这也促进了金融业更好更快的竞争发展，同时加快促进金融业的体制改革。
第三，现实状况也使得建立民营银行迫在眉睫。在温州等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地下“钱庄”。这些“钱庄”长期存在必然是有它一定现实原因的，但地下“钱庄”是我国明令禁止的，虽然暂时起到了一些银行借贷的作用，但它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已远远超过了它所带来的益处。如果我们还是这样放任不管，就会使得地下“钱庄”愈演愈烈，例如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城市，一旦出现资金断裂或者其他情况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如果我们使它正规化和合法化，就会使它的益大于弊，它似乎可以看作是民营银行的雏形。
（二）建立民营银行的重要性
民营银行在职能上的优势是国有银行所不具有的，它可以更加快速便捷地为中小民营企业甚至是个人提供贷款服务。使得民营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同时也使得民营银行自身在银行业更具有竞争力。在银行的功能上民营银行填补了国有银行的空白点，它可以设立在县、乡一级，这样在地域上可以说覆盖性更为广泛。而在这类地区往往很少有国有银行，也可以说是一项便民利民的措施。
随着我国加入WTO，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现有的银行体系不足以抵抗。而民营银行有着其自身的优点如：市场灵活性、自主性和私营性等特点，即可以自主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和制定策略，最大限度的不受政府行政干预从而有效地辅助现有的银行体系一起抵抗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在国有经济之外有效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笔者相信将这一经验运用到金融领域也是同样适用的，并且可以做到避免出现中国金融业企业非国有即外资的尴尬局面，做到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并重。
我国民营银行的物质基础是有的，在今天的中国民间资本中不容小视，所以在一些垄断行业上，民间资本是有一定的实力和能力与之相竞争。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需要更多不同成分的资本的加入。
目前，民营银行的设立的最大困境是现阶段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督。但这并不等于放松对民营银行的法律规范和法律监督，而是需要我们更加谨慎和严格地对其进行法律规范和法律监督。
（一）准入标准的困境
银行业因其自身具有高风险性、指标性、效益依赖性、高负债营业性以及明显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的特点，所以为了使其能够长久的经营，对其实行严格的准入政策不仅是对民营银行负责也是对公众安全的重要保障。
第一，对民营银行准入门槛的设定。首先，不应对民营银行设定的注册资本过低，而应当比照《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设定，但相对的可以适当降低。这主要是考虑到各个地方经济水平发展不均衡。如果对注册资本设定过低，就会使得一些不具备竞争能力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从而增加对公众的不安全性。反之如果对注册资本设定的过高，又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市场竞争，从而不能起到建立民营银行对银行业的积极作用。
第二，对民营银行发起人经营能力的考察。民营银行有其自身的私营性和资本的私有性，并且我国民营企业对聘用职业经理人或者职业金融师并不多见，这就要求我们的民营银行的负责人要有较高的金融知识和经营能力，并对其高层的管理人员也要进行严格的准入资格审查，防止一些不具备从业资格和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从而增加银行风险，造成不良后果。
（二）退出机制监管的困境
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一直都是企业生存的法则。我们不仅要为民营银行制定其准入的监管，更要为其有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从保障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入手，从而才能更好地稳定社会安定。对此我们不光要适用《公司法》中关于公司的破产机制，更要发挥政府的功能，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比政府具有更高的信任度，政府可以利用其管理优势对其进行重组等，使其稳着陆。对于此时的民营银行制定的退出机制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即一是维护社会稳定，避免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处置成本，也就是说以成本最小化为处置目标。从以上两个原则出发，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就有了两个途径：一是市场处置，即关闭、破产或被动并购；二是通过强力组织撮合，即政府参与金融风险化解。
关键词：商业银行；银行贷款；小银行优势；关系型贷款
中图分类号：F930.33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我们长期未解决的难题。尽管银监会于2005年7月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鼓励银行打破传统的信贷理念和方法，各银行、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局面。[1]
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金融资本供给与产业资本需求存在体制上的不兼容是最根本的原因，而解决的办法自然是建立内源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银行。[2]根据“小银行优势论”，小银行可以利用与小企业建立的长期关系来获得借款人的专有信息，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发现，在我国上百家中小银行中，股份制银行的行为越来越像国有银行，贷款逐渐向大客户集中。[3]如何解释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股份制银行争夺大客户是否向某些学者所言仅仅是因为其发展战略失误[4]股份制银行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小银行吗
本文在小银行优势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小企业贷款的特点，考察股份制银行的贷款行为，力图透过现象挖掘贷款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
二、小企业贷款的特征与不同规模银行的贷款行为
关系型贷款与“人情贷款”之间存在微妙的区别。二者都建立在双方多次交往的基础上，贷款决策也都是主观的，但贷款决策的原则性却将二者区分开来。如果信贷员通过与企业业主的多次接触发现，该企业没有发展前景，业主品德也存在问题等，那么，在正常的关系型贷款中，信贷员应该拒绝发放贷款。但如果信贷员因为与企业业主的特殊关系，或者由于收授了后者的贿赂而违背贷款的基本原则而发放贷款的话，这就是“人情贷款”。在现实中，关系型贷款与人情贷款很难区分，银行面临着如何防范人情贷款的问题。但不同规模的银行所面临的这类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不同的。
可见，在小企业贷款方面，不同规模银行的贷款行为的确存在较大的差异。小银行简单的组织结构使其在收集、处理和传递软信息以及控制人情贷款风险方面的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将主要经营依赖于软信息的关系型贷款。而大银行则因组织结构复杂面临人情贷款风险和高昂的监督成本，而通过规范贷款程序和提高资本投入来加以防范成为大银行成长过程中最理性的选择。这样一来，大银行将逐渐丧失收集、处理和传递软信息的能力，它们将从关系型贷款转向依靠客观、量化指标的交易型贷款。
三、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
本文中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指以交通银行为第二梯队的十几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注：尽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三家银行已经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仍然由国家绝对控股，习惯上仍然称为“国有银行”。部分地方城市商业银行也正在或者已经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由于其业务基本局限于本地区之内，因而仍然是“地方性”银行。)。这些银行之所以被划在“中小银行”之列，是因为它们与规模庞大的国有银行相比仍然是很小的。在英国《银行家》杂志统计的“中国银行100强”中，它们的资产、税前利润和一级资本分别占21.8%、26.7%和18.8%，落后于四大国有银行(注：“Top100ChineseBanks”，《TheBanker》，2006年6月增刊。)。但是它们中大多数已经不再是理论意义上组织结构简单的“中小银行”，因为其跨区分支机构已经达到几百家、甚至上千家(见表1)。复杂的组织结构导致人情贷款的风险增大、监督成本提高，因此，为了防范人情贷款风险，规范贷款程序、严格实行审贷分离，便成为股份制银行防范人情贷款风险的重要措施。
当然，这并不是说股份制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完全无所作为。近年来股份制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并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一些创新贷款产品。尽管这些举措可以缓解小企业贷款困难，但离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无论何种贷款产品或技术，股份制银行始终要求能够提供满意的硬信息，如验资报告等。这类贷款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交易型。而无法提供满意硬信息的小企业仍然面临贷款困难。换句话说，只有小企业中的高端客户才可能成为它们的贷款对象。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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