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烈性疫情因其跳跃式传播以及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根基的破坏，需要“总体性治理模式”来应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社会生产及医疗资源为金融资本所支配，中产阶级贫困化，国家衰弱，导致其只能选择新冠肺炎疫情的“有限性治理模式”：弱强制性的易感人群保护、由患者支付能力决定的医治机会、有限而单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际义务的回避策略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性质、经济结构、价值导向等，决定了我国应对疫情的“总体性治理模式”：全覆盖的易感人群保护、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等。疫情治理模式的区别是政治经济制度区别的表现，疫情治理模式的博弈是政治经济制度博弈的延伸。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路向性价值在于：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坚定不移地发展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发挥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的治理效能；推动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结合；实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
【关键词】制度主义；疫情治理；有限性治理模式；总体性治理模式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继1918年西班牙全球大流感之后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全球性重大疫情。烈性疫情治理，需要明确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需要医治感染患者、保护医生自身的安全，需要社会物资的有力后勤保障以及防止其他次生灾害，总之，烈性疫情的治理需要“总体性治理模式”。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强调消极自由、守夜人国家，在应对疫情总体性治理需求时，有其内在的制度瓶颈，这是西方国家一开始选择鸵鸟式治理模式，后来在不得不面对的情况下才转向有限性治理模式的根本原因。我国的政党性质、经济结构、价值导向等，是选择抗疫“总体性治理模式”的制度根源。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但同时也提供了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经验、路向和契机。
一、应对烈性疫情需要“总体性治理模式”
病菌与人类相伴而生，人类文明的发展撬动了病毒世界，烈性疫情具有跳跃性传播的特征，有可能从根基上撼动社会，重大烈性传染性疫病的治理需要总体战的模式。
1.人类与病菌相伴而生的自然必然性。
人类的历史是几百万年，而微生物已经存活了若干亿年。人体内外的每个表面都被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其他微生物覆盖着。科学家发现人体中存在38万亿个细菌[1]，分布在人们的口腔、皮肤、呼吸道、肠道等部位。这些细菌既能增加人体的免疫功能，保护着人的肝脏、防止衰老、抵抗肿瘤等，也有可能侵害人体健康。在人体中还包含380万亿多个病毒[2]。病毒结构简单，是非细胞型微生物，大小为纳米级。很多病毒能够感染生活在人体内的细菌，它们被称为噬菌体。人体中每天都展开着噬菌体和细菌之间的战争。噬菌体会接管细菌中的分子机器并迫使它们产生更多的噬菌体，最后从细菌中爆裂出来并将其摧毁。从人类起源至今，病毒已在人类基因组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印记，这些整合到人类基因组的病毒DNA是可以被激活的。病毒可以被用来防御致病细菌，这种疗法称为“噬菌体疗法”[3]。病毒的生物特性还被运用于细胞工程、基因工程、病虫害防治等方面[4]4。病毒可与宿主共存而不引起明显的疾病，也可能破坏我们体内的健康细菌，成为人类致命的杀手，例如，鼠疫、麻疹、天花等就是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2.人类文明的发展撬动了病毒世界。
3.烈性疫情的跳跃式传播。
4.烈性疫情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根基的破坏。
5.应对烈性疫情需要“总体性治理模式”。
二、西方国家新冠肺炎疫情“有限性治理模式”的制度根源
1.弱强制性的易感人群保护。
2.由患者支付能力决定的医治机会。
3.有限而单薄的社会保障体系。
4.国际义务的回避策略。
5.西方疫情有限性治理模式的制度根源。
三、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总体性治理模式”的制度基础
与西方国家先是采取鸵鸟战术后又采纳被动选择性疫情治理模式不同，我国的疫情治理采取的是总体性治理模式，我国采取的是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力医治感染患者、明确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各条战线形成合力，14亿人口大国，全国一盘棋，举国抗疫。疫情得到有力逆转，成为防控的典范。
1.全覆盖的易感人群保护。
2.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
3.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
4.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
5.我国疫情“总体性治理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
四、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
抗疫实践所凸显出来的基本经验，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路向性价值。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坚定不移地发展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推动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结合，实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这些就是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路向性价值。
1.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在抗疫斗争中，我们的基层干部队伍广泛动员了群众、组织了群众、凝聚了群众，但也有少数干部表现不佳，不愿负责，百般闪躲，临阵脱逃，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降低了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动员、组织、协调、凝聚能力。一些地方的干部在执行中还确实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例如，山东的监狱、司法系统对抗疫部署表面执行，而并没有落实到位，结果导致监狱这一封闭空间内的大面积感染。一些干部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使一些防疫环节出现漏洞。红十字会对捐助物资调配不力，捐献物资分配甚至出现了官员多占先占，医院后方行政领导的补贴高于一线抗疫医生的补贴，被媒体曝光，降低了公权力的公信力，给执行党的群众路线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要加强干部的政治素质教育，在干部选拔制度中，要把群众的意见作为重要的参考权重，在制度设计中体现出来，对在斗争一线表现突出的入党积极分子，可火线发展入党，要切实克服官僚主义，才能提升执政为民的自觉性、公权力的公信力、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动员能力。
3.推动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结合。首先，网格化管理。在这次抗疫实践中，体现了社会网格化管理的力量。社区、村庄、企事业单位等，都是社会网格中的一个个实体，这些网格实体各负其责，各自守好自己的边界，防止彼此的疫情输出、输入，各自做好内部的宣传、动员、检查，14亿人口的大国，人人都被纳入这样一个个的网格化实体中，这是抗疫能够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其次，层级化管理。中央的战略部署、国家意志，要和各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加以实施，离不开层级化分工。物资调动、交通管制、信息汇总、秩序保障等社会管理职能，都不是只靠网格化管理能够实现的，必须根据具体的职能性质做好层级划分，把社会化的职能归结到管理阶梯的一定层级中去。最后，垂直化管理。各地方卫健委不必再层层报送，垂直上报国家卫健委，增加专家科研的社会治理导向和社会行政治理的专家意见科学导向，增加专家治理与行政治理的结合程度。通过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科学划分、有机结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五、小结
本文从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了中美新冠疫情治理模式差异的深层根源，并分析了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和意义。烈性疫情因其跳跃式传播、因其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根基的破坏，需要“总体性治理模式”来应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社会生产及医疗资源为金融资本所支配，中产阶级贫困化，国家衰弱，导致其职能选择新冠肺炎疫情的“有限性治理模式”：弱强制性的易感人群保护、由患者支付能力决定的医治机会、有限而单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际义务的回避策略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性质、经济结构、价值导向等，决定了我国应对疫情的“总体性治理模式”：全覆盖的易感人群保护、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等。疫情治理模式的区别是政治经济制度区别的表现，疫情治理模式的博弈是政治经济制度博弈的延伸。克服官僚主义，提升政治动员能力；坚定不移地支持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结合；推动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要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这些就是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路向性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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