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贫困的这两种不同观点，发展经济学家对许多解决贫困问题的政策建议也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以外国援助为例，持“扶持之手”的贫困专家实际上是把贫困问题视为市场失灵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们认为，如果国际社会不施以援手，这些国家就难以从贫困陷阱中解脱出来，就像政府不通过补贴和税收等方式就难以纠正市场失灵一样。要将贫困的人解救出来需要更多的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必要的资源，因而，他们认为外国援助多多益善，涵盖了粮食、健康、教育、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与之相对的是，持“看不见的手”的发展经济学家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援助，他们认为如果不把激励机制搞对，再多的外国援助也无济于事；很多发展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如果不把激励机制搞对，更多的外国援助反而会起逆向激励的作用，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有害无益。
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都失之于笼统。持“扶持之手”的发展经济学家认识到了外国援助的作用，但缺乏对援助穷人的有效手段和方式的具体研究，使得外国援助常常被浪费而无法起到其预期的目标，甚至与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而持“看不见的手”的发展经济学家则认识到了激励机制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缺乏对激励机制如何起作用缺乏具体的了解，使得他们对如何才能将激励机制搞对也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建议。事实上，使援助有效地发挥作用归根结底是把激励机制搞对的问题。而要把激励机制搞对，关键在于了解人们这样或那样行事背后的动机。激励机制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有时候与经济学理论的预期不一样。如果不搞清楚人们这样或那样行事背后的动机，那么设计出来的激励机制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适得其反。
他们的实地实验方法对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济实践有重要的意义，他们对贫困问题进行实验所得的结论对扶贫工作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对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的实验方法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进行述评。首先，在对比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因果关系问题研究异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经营管理实践，论证实地实验在因果关系实证研究中的地位及其实践价值。其次，将贫困问题的研究放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发展思想到现代发展经济学的演化脉络中，在结合中国扶贫实践的基础上，对他们的贫困问题实地实验的得失进行评价，进而指出发展经济学研究应该注重的方向。
归纳起来，本文得到四个主要结论。第一，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都有相同的基本原理，而且对因果关系的统计推断都存在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两方面的争议。自然科学通常使用实验对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也有相同的问题，然而由于学科性质的不同，具体的做法存在很大差异。经典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或者借助偶然实验对因果关系的内部有效性进行推断，并通过稳健性检验证明结论的外部有效性；而实地实验则直接按照自然科学的规范进行实验来对因果关系内部有效性进行统计推断，实地实验的结论要加以推广，同样要考虑其外部有效性的问题。
第二，实地实验方法和其他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一样，都是因果关系统计推断的一个工具，然而实地实验具有其他工具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使得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背后的因果关系进行主动的设定，从而有效地解决传统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使得经济学家不再受制于偶然实验的可得性，从而开辟了经济学因果关系检验的新空间。经济学家应该重新审视实地实验方法，将其纳入因果关系检验的工具箱中，因其具有不同于其他工具的功效。此外，我国的经济改革一直以来都秉持“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通常是通过各种政策试点来对其实施的各种政策的有效性及其问题进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实地实验；企业经营管理也是如此，企业管理者经常要对经营策略、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方案的有效性进行测试，这也是一种实地实验检验。因此，实地实验可以作为政府经济政策制定和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有效工具加以推广。
第三，他们对贫困问题所进行的实地实验以及由此得到的结论，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这一点值得肯定。他们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扩展了微观经济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加深了我们对经济理论本身的有效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加深了对贫困人口的动机的了解，使得我们对某些贫困问题的解决有切实有效的具体建议。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表明，要使所设计的激励机制或政策有效，细节的设计非常重要：谁、做什么、在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激励，所有这些问题在进行机制设计时都必须仔细加以考虑（尤里格尼茨和约翰李斯特，2015）。这些对我国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实施都有直接的参考借鉴价值。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他们的学术生涯及其主要论著；第三部分对因果关系与实地实验研究方法及其在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制定和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的价值进行述评；第四部分重点对他们贫困问题所展开的实地实验及其结论进行扼要总结，并且站在发展经济学演化脉络和我国的扶贫实践对其进行评价；最后是结语。
班纳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信息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和宏观经济学领域。1988年，班纳吉在马斯金（EricMaskin）的指导下从事理论研究，以《信息经济学论文集》作为学位论文取得博士学位。此后，他采用信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探讨了各种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正好提升了他应用信息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能力，同时也让他找到对收入分配理论这一新的研究兴趣。对该领域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他对风险分摊与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1991）；他对不完全信息与永久收入假说的探讨（1990）则使其研究延伸到了宏观经济学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他将信息经济学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1993年的《职业选择与经济发展过程》和1994年的《贫困、激励和发展》两篇论文标志着班纳吉向发展经济学研究转型之路的开始。随着他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问题的研究的深入，为了验证具体贫困解决政策的有效性，他的研究方向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证研究。由此，班纳吉走上了发展经济学实证研究之路，并发表了多部著作和大量论文。
他对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问题以及其他经济问题的贡献给他带来了许多荣誉和奖项，包括印度马哈拉诺比斯纪念章（2000）、美国政治科学协会迈克尔沃勒斯坦奖（2006）、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发展合作奖（2009）、Infosys社会科学奖（2009）、加巴隆国际经济奖（2013）、阿尔伯特赫希曼奖（2014）等。此外，他还入选《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全球100位顶尖思想家。
迪弗洛早期的兴趣是历史，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得到托马斯皮克提（ThomasPiketty）的指点而转向经济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期间，她师从班纳吉，在班纳吉的指导下以3篇发展经济学的实证论文作为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荣获法国科学院博士论文奖学金以及阿尔弗雷德斯隆博士论文奖学金。迪弗洛的研究一直围绕发展经济学特别是贫困问题展开。她力图了解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预防保健、教育、小微金融、环境以及性别和政治等问题，在这些方面出版和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包括《与贫困作斗争》（卷I和卷II，2010）等。
迪弗洛因其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被授予了一系列荣誉和奖项，包括法国最佳青年经济学家奖（2005）、BBVA基金会发展合作知识前沿奖（2009）、Infosys社会科学奖（2009）、麦克阿瑟“天才奖”获（2009）、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2010）、哈佛肯尼迪学院托马斯谢林奖（2011）等。
值得一提的是，班纳吉和迪弗洛是师生和夫妻双重搭档。他们携手对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贫困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2018），从各个层面探究导致贫穷的根源。该书获得2011年度英国《金融时报》和高盛商业年度最佳图书奖，是了解贫困问题的一本必读书。他们为了评估实地实验的进展，总结了一套实地实验研究方法，编辑出版了两卷本：《实地实验手册（卷I和卷II）》（Banerjee和Duflo，2017）。该书在提供了实验研究策略的同时，还提供了一份关于最新研究成果和有待探索领域的综合目录，是实地实验领域研究人员必备的参考书。2003年，班纳吉和迪弗洛携手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Mullainathan）一起在MIT创建了AbdulLatif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旨在确保基于科学依据来制定扶贫政策。在他们的指导下，该实验室已发展成为一个致力于通过随机控制实地实验来解答重要政策问题，以及对抗贫困问题的研究员的全球性网络，其研究成果已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Kremer）出生于1964年。1985年，克雷默以全美优等生联谊会成员的身份在哈佛学院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之后在肯尼亚卡卡梅加区埃希斯鲁中学担任教师兼行政管理人员（1985-1986），期间组建并担任非盈利组织——世界教育（WorldTeach）的执行董事（1986—1989）和主席（1990—2017）在发展中国家安置志愿教师。199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辗转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1999年起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2003年至今任哈佛大学经济系发展中社会盖茨讲席教授。他还曾担任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副研究员（1999年至今）、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展创新创业科学总监（2010年至今）、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组顾问（2007—2016）等，并曾担任《发展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季刊》等期刊的副主编。此外，他还是经济分析与发展研究局（BREAD）联合创始人，在2001—2004年期间组织了多场发展经济学会议。
克雷默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也给他带来了一系列的荣誉和奖项，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总统早期职业奖（1996）、麦克阿瑟“天才奖”（1997）、国际卫生经济学协会授予的KennethJ.Arrow健康经济学最佳论文奖（200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协会的社会政策最佳论文的胡安路易斯隆多尼奥奖（2014）等。2004年，他与雷切尔格伦内斯特合著出版了《妙手良方：为被忽视疾病的药物研究创造激励》一书，被美国出版商协会授予强效医学领域最佳专业学术书籍奖。
简要回顾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研究之路，可以看出他们或者早期从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后转向实证研究，或者从一开始就主要从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这是当今经济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在迪顿（Deaton）等人的推动下，高质量的微观经济数据库得以建立，并且计算机计算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发展经济学也经历了从理论研究向实证研究的重大转变。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不仅顺应了这个趋势，而且将实地实验引入到发展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之中，大大提高了贫困治理机制及其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可信度，弥补了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和回归断点设计等因果关系可信性革命中传统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
如前所述，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了解处于贫困中的人们行事背后的动机，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实证研究搞清楚贫困背后的因果关系。然而，在经济学实证研究中已经有许多因果关系实证研究可信的分析工具，为什么实地实验方法会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实地实验是如何具体展开？它具有哪些优点以及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在简要回顾统计推断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比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因果关系研究的异同，并且逐一探析上述问题。
（一）因果关系与统计推断的基本原理
当然，要推断理论是否错误，不需要这么极端的情况，只要偏差大到随机性无法解释的程度，就能有把握推断理论是错误的。这个因果关系统计推断的基本原理不管对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学科性质的不同和条件的限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基准的选择有大的不同，因果关系推断的有效性争议由此而起。
（二）自然科学中的随机控制实验
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统计推断中的基准可以通过随机控制实验来设定。以新药有效性检验为例，在新药推出之前，为了要正确地检验新药的效果，研究人员通常使用随机控制的双盲实验来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随机双盲实验的关键有两个：第一，将实验对象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参照组，随机的目的在于排除两组人之间的系统性差异，避免出现诸如一组志愿者男性的比例特别高，而另一组女性的比例特别高的情况。否则，将无法搞清楚感染人数减少到底是因为新药起作用的缘故，还是男女性别体质差异的缘故；第二，要给对照组注射安慰剂，安慰剂外观要跟新药一模一样，除了研究人员之外，注射人员与实验组和参照组的志愿者彼此都不知道。之所以这么做，是要排除人体自身免疫力以及心理作用的影响。只有经过如此细致的实验，才能将参照组作为药品即使无效仍然会好起来的人数作为基准，而将实验组与参照组之间的差异归因为药品的效果。
随机控制实验背后有两种看待因果关系的不同视角。一种视角是“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视角，即研究人员通过随机双盲实验，确保实验组和对照组除了注射新药或是安慰剂之外，其他各个方面是一样的。另一种视角是“反事实”的视角。即要检验新药的效果，就要找到假设新药无效的情况下人们感染传染病的人数。参照组要回答的正是这个假想的问题，计量经济学家称之为“反事实”。而经济学或者说社会科学因果关系的检验通常难以通过实验来来设定基准，而是依赖于被动收集的非实验数据。这些数据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厘清众多复杂的因素中的因果关系，计量经济学家沿着这上述两个视角设计和发展了各种实证分析工具。以教育回报率的实证研究为例，这个问题要分析的教育程度这个“因”对工资这个“果”的影响。
（三）因果关系问题的计量经济分析工具
要正确地分析教育对工资的影响，我们需要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或者说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探讨教育程度的变化对工资的影响，这实际上是从“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视角来分析因果关系问题。为了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早期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借助的工具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计量经济学家通常将除了教育之外的其他影响工资的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诸如工作经历容易度量的因素，称之为控制变量；另一类是诸如能力难以度量或者无法观测的因素，称之为误差项。在经典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将工资这个被解释变量看成解释变量即教育程度，控制变量即工资、经历等可以观测的因素以及无法观察到的随机误差项的函数。在满足线性回归模型的假设条件下，探讨在保持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这些线性回归模型假设正是自然科学中随机控制实验要满足的基本要求。因此，可以把满足线性回归模型假设条件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看成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随机控制实验的模拟。
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因果关系分析中所采用的非实验观测数据往往是人们选择的结果，即数据具有内生性。因此，严格外生的假设并不成立。以教育回报率为例，通常将无法观测的能力因素纳入随机误差项。但是，在这一模型中，教育程度并不是外生的，而是与能力因素有关。一个很大的可能是，能力越高的人会选择更高的教育程度，而能力越高的人原本也就更有可能获得高工资。因而，我们无法区分出一个人工资高，到底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导致的，还是其能力高导致的结果。假设教育程度是外生的，那么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就很可能会高估教育的回报率。
（四）实地实验方法
由此，实地实验有着其他工具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使得经济学家主动地对经济问题背后的因果关系进行主动的设定，从而有效地解决困扰传统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经济学家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使得经济学家不再受制于偶然实验的可得性，从而开辟经济学因果关系检验的新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就像一个优秀的厨师一样，他的工具箱里面有不同的刀具，有的适合砍骨头，有的适合切肉，经济学家应该重新审视实地实验的方法，将其纳入因果关系检验的工具箱中。因果关系工具箱中的不同工具有着不同的功效。
（一）发展经济学微观化与实地实验
1.提高教育质量
增加教科书等教育资源的投入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可能是因为额外的教育资源投入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才能发挥作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教学方式和课程设置都不能适应大量儿童涌入初等教育的情况。因此，他们将研究的焦点转向教学改革，即考虑如何使教学更好地与学生的学习水平相匹配。他们在印度展开了一项针对弱势学生学习的两种干预措施的实地实验（Duflo等，2011）。一个干预措施是补习项目。他们雇用人员在课外为表现不佳的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提供补习，另一个是计算机辅助学习项目，让四年级的孩子每周在一台共享计算机上玩两个小时的数学拼图游戏。实地实验发现，与单纯增加教育资源投入的研究相反，在一年和两年之后，上述的这两种干预措施对学生的学习都产生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他们还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教师缺勤非常严重。他们与一个非政府组织合作，从其开办的只有一个老师的学校中随机选取了一些学校，通过摄像机记录这些学校的教师出勤情况，并向出勤情况好的教师发放额外的奖金。实验发现，与对照组学校相比，实验组学校的教师缺勤率下降了一半，学生的学习也有所改善（Duflo等，2012）。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教师聘任机制进行实地实验。借助肯尼亚增加教师聘任数量以降低班级规模的契机，他们在正常的教育部公务员制的教师渠道之外，增加聘任一些以年度合同聘用的、工资通常低于公务员制教师的短期合同制教师，以此来了解短期合同制教师与公务员制教师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实地实验发现，一方面，接受短期合同制的教师缺勤率较低，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有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在接受短期合同制教师资助的学校中，公务员制教师的缺勤率反而上升了，同时，即使班级规模消减了，被随机分配留在原来班级仍由公务员制教师教的学生，成绩并没有显著提高（Duflo等，2015）。
2.预防保健问题
3.小额信贷
除了人力资本投资之外，穷人在实物资本上的投资同样乏善可陈。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家注意到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的平均生产力存在巨大差异的事实，却忽视了穷国内部生产力也存在巨大差异的问题。正如班纳吉和迪弗洛所指出的，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生产力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低收入国家内部的生产力差异，在贫困国家内部，有些人或公司使用了最新的技术，而另一些从事类似生产活动的人——通常是穷人——却使用着过时的技术（Banerjee和Duflo，2005）。那么，为什么这些穷人不使用先进的技术？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存在信贷约束，贫困者得不到信贷的支持，被迫使用过时的生产技术。
4.心理偏差
他们借助行为经济学理论展开了一系列实验，用于探讨困扰许多小农特别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小农的一个大难题：为什么诸如化肥等简单的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虽然能够带来很高的回报率却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这实际上是一个实物资本投资的问题。他们采用有限自制力的假设构建了一个模型来解释农民的行为。在他们的模型中，有些农民存在现时偏差（或者双曲线贴现率），这意味着打算购买化肥的农民即使有钱也会推迟购买，直到最后期限到来。但是，到那时他可能因为没有钱而无法购买，导致化肥的投入不足。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他们提出并比较了两种替代性的政策干预措施：相对较大的补贴和在农民有钱时为其购买肥料提供限时使用的小额折扣。按照行为经济学理论，限时小额折扣比大额补贴更能抵消现时偏好的影响。借助实地实验，他们评估了这两种干预措施的效果。结果表明，农民在提供限时小额折扣（以免费送货的形式）时多购买了50%的肥料。其效果比在本季晚些时候提供免费送货和较大额的化肥补贴的效果更大，并且与理论预期一致（Duflo等，2011）。
这项研究是将行为经济学融合到发展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典范，它促进了发展经济学对穷人认知和心理决策的研究。克雷默在总结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为发展经济学，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对发展经济学的诸多问题重新展开探讨（Kremer等，2019）。
5.性别与政治
在后续的研究中，迪弗洛及其合作者利用了同样的基础自然实验，但是增加了来自约500个村庄的样本的实地实验数据作为补充。他们发现，一个村委会领导职位的一再“保留”给女性领导人大大提高了未来选举中女性候选人获选的可能性。他们还发现了这一结果背后的一个重要机制，即村委会领导职位一再“保留”给女性领导人减少了选民对女性领导人的成见，特别是减少对妇女不能成为有效决策者的偏见（Duflo等人，2009）。
（二）外部有效性与实地实验结论的推广
（三）新实证发展经济学得失评价
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创立以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盛极一时、发展停滞再到微观化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学者们以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落后国家工业化、减少贫困人口等诸多问题。由于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复杂性、多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名噪一时的“宏大的理论”并未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往往是旧的贫困问题还有没有解决，新的贫困问题又出现。其实，贫困产生的原因极其复杂，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是一目了然，但是其最终原因却是模糊不清的，是一个还远远没有定论的问题（Sen，1981）。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学研究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证分析潮流的兴起，班纳吉和克雷默等也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证分析。他们以实地实验为基础的新实证发展经济学，无疑是给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应用注入了新的生机。
一是促进有着自然科学规范的实地实验方法在发展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实地实验方法与工具变量法、回归断点设计、双重差分法、匹配等一起推动了计量经济学可信性革命的潮流，丰富了微观计量的分析方法，使得这些方法在发展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前文所述，实证的关键是因果关系：自然科学先拿小白鼠做实验，然后推广到人身上还要做实验，社会科学也是一样，计量经济学要找偶然实验模仿自然科学，然后进行稳健性检验，而实地实验直接按照自然科学的规范做实验，然后在推广的时候也要考虑外部有效性问题。他们利用实验方法对健康、教育以及农村小额信贷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其研究视角也扩展到社会、法律、文化、制度等非经济领域。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实地实验方法有着其他方法不具备的优势，因此，经济学界应该把实地实验方法纳入因果关系检验的工具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