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叶赛宁与邓肯：激情的悲剧》
作者：【俄】尤利娅·安德烈耶夫娜
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集结了俄罗斯诗人谢尔盖·叶赛宁与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的来往书信，记录了两人相识与相爱的整个过程。他们的爱情并不是一场美好的罗曼史，而是一场悲剧，最终导致了两人的死亡。叶赛宁与邓肯——再也找不到比他们两个更不适合的一对了。年龄差距，没有翻译就无法交流——邓肯不会俄语，而叶赛宁不想学习其他任何语言，以及不同的教育背景、交往圈子、社会经历……但他们仍是彼此命中注定的一对。他们都是人类中的天才和唯物主义世界的理性化诗人。他们用爱的语言来交流。
作者简介：
尤利娅·安德烈耶夫娜（ЮлияАндреева），1969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俄罗斯诗人、散文家、作家。1993年发表处女作。她从事诗集、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与多家出版社合作。迄今为止，尤利娅·安德烈耶夫娜的著作约有40本，在一些大型媒体上定期刊登。
【试读连载】
题记
1923年秋，《红色新事物》（Краснаяновь）编辑部的房间里走进来一位身材消瘦、体型匀称、略高于中等身材的年轻人，大约二十六七岁。他身穿一套全新的灰色英格兰细呢西服。不知为何，这套衣服穿在他身上，让人感到非常舒服。搭在手臂上的大衣衬里闪闪发光。来者从容不迫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把带有象牙把手的手杖放在墙角，摘下手套，压低声音轻轻地说：
“我是谢尔盖·叶赛宁。我来是想和各位认识一下。”
—А.К.沃隆斯基，《记忆中的叶赛宁》
（Есенин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第一章命中注定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为诗人和非诗人两种，而诗人妨碍非诗人的生活，非诗人也妨碍诗人的生活。前者激怒后者，或者相反。可是，地球只有一个，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一起。但他们非常难以和睦相处。特别是当他们明白（对很多人来讲，是猛然间意识到的），诗人与非诗人都是凡人，即他们彼此平等的时候……
亚历山大·拉特克维奇在自己的著作《叶赛宁与邓肯》（ЕсенииДукан）中这样写到。
关于叶赛宁与邓肯这一对璧人，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像命运安排的那样彼此适合。年龄的差距、离开翻译就无法进行的交流：邓肯不懂俄语，而叶赛宁不想学习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再加上教育背景、交际圈子和经历的不同……
但他们仍然被命运安排成为一对。人世间的两个天才，在物质主义至上世界里的两位理想主义诗人，他们用爱的语言进行交谈。而且种种证据表明，从初次见面起，“就令人难以相信他们二人是第一次相遇”。
曾经有过激情，很狂热的激情。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之久，然后一切都过去了，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了。当激情还在的时候，我什么也看不见，可现在……我的上帝，当时我是多么盲目，我的眼睛干什么去了呢？的确，人们总是这样盲目。
邓肯一生中曾不止一次求助于算命术、占星术和通灵术。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她童年时代的美国的的确确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预言家和预报者。报纸上常常刊印一些占星图和关于占星术及算命术的简明教程。只要走出家门几步，就会有每个人花一点小钱就可以进去学习的通灵术俱乐部或者扩大人体生物场的培训班。我们那些见识过人所共知的90年代俄罗斯的读者们，会轻易地找到熟悉的类似场景。
在自己的一本书中，邓肯讲道：少年时代读父亲的诗作时，她发现，其中一首诗中父亲预言自己最后会彻底破产，后来这一厄运果然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也曾按照当时流行的可以给生活带来财富和好事情的库埃方法练习过心理暗示：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已经透支了自己的银行账户。必须找到一位百万富翁，以使我的学校生存下去。
邓肯在自己的书中这样愤愤不平地写到。
偶然说出的愿望开始在心头萦绕，挥之不去。
“我必须找到一位百万富翁！”
每天重复一百次这句话，刚开始以开玩笑的方式，后来按照库埃的方法严肃认真地说。
一天早晨，在一次特别成功的演出之后，我身穿宽大的便服在镜子前面坐着。记得，为了即将进行的白天演出，我的头发用很多卷发器卷着，脑袋上还戴着包发帽。侍女递给我一张名片，在名片上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突然，我头脑中灵光一现：“这就是我的百万富翁！”
我引用这个片段是为了证明，邓肯不仅是一位天生敏感的创造性人物，她还能创造自己的思想，之后这些想法会在她的生活中得以实现。
邓肯相信梦和预兆，能够注意到变动不居的现实画面中那些明显的和难以捕捉的征兆。
据邓肯自己回忆，她在教堂的圆顶上看见了自己未来儿子的脸，因此得知自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然后才去找医生证实自己的猜想。
有一天，我去圣马可教堂，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教堂镀金的蓝色圆顶。忽然，我看见了一张小男孩的脸，天使一般，长着大大的圆眼睛和一头金色的鬈发。
为什么？孩子的父亲是著名的百万富翁帕里斯·辛格尔，绝对有实力照顾自己的继承人及其母亲。而邓肯既年轻，又健康……
尽管如此，医生还是坚持要她做人流。
“这可恶至极！”他高声说，“您是贵家族唯一的演员，您将再次面临永远失去您的艺术世界的风险。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请您听从我的建议，拒绝这一反人类的罪行。”
孩子惨死之前的一年内，邓肯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看见一些小棺材，之后突然创作了一部以肖邦的《葬礼进行曲》（Похоронныймарш）为配乐的舞剧。在舞台上，她塑造了一位埋葬亲生孩子的母亲。
“请您演奏肖邦的《葬礼进行曲》。”
“为什么？”斯京很吃惊，“您可是从来没用这个曲子跳过舞啊！”
“不知道。您就演奏吧！”
我一再坚持，他只好同意了，于是我跳了那个进行曲。我表现了一位妇女，她抱着自己死去的孩子，一步一步、踉踉跄跄地走向孩子们的安息之地。我展现了将尸体放入墓穴、灵魂脱离自己的监狱—躯体及其升天—奔向复活的情景。
当我结束舞蹈、大幕落下之时，出现了一种怪异的安静。我看了一眼斯京，他面色惨白，全身颤抖，握住我双手的手也是冰凉的。
“永远也别再让我演奏这个。”他请求道，“死亡的翅膀已经碰到了我。我甚至闻到了葬礼之花—白花的气味，看见了儿童棺木，棺木……”
但是，邓肯还是不止一次地又表演了这个可怕的舞蹈，她一定是察觉到了悄悄降临的不幸的冷冷的气息。
吃饭的时候，巴克斯特给我画了一幅素描，如今这幅画出现在他的新书之中。画上的我面部表情十分严肃，一头鬈发伤感地从一边垂下。令人吃惊的是，具有某种天赋洞察力的巴克斯特这一天在我的掌纹中发现了两个十字架纹，他说：“您会得到声誉，但是会失去两个您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那时，这一预言对我来说还是个谜。
几年之后，邓肯还会看见两个神秘的十字架，这次是在自己的新房子里。房子是用帕里斯·辛格尔的钱建造的，十字架就在她那装饰豪华的小客厅门上。她能看见，但是肯定不敢设想这一可怕征兆的含义。
下面描绘的是我们的女主人公算命的另一幅场景，这发生在她动身去俄罗斯之前：
离开伦敦之前，我去找一个女人算命，她说：“您将远行。等待您的是一些奇怪的经历和不愉快的事情。您会嫁人……”
但是，当她说到“嫁人”这个词时，我笑着打断了她的话，“我？我一直反对婚姻，永远也不会嫁人的。”“别着急，您自己会看到的。”算命女人反驳我说。
算命女人预言说，在邓肯一直喜欢并受到热烈欢迎的俄罗斯，等待她的不是司空见惯的男女私情，甚至不是不时发生的诱人的罗曼史，而是名副其实的婚姻，要在护照上盖章的。尽管邓肯没有听完她的话就离开了，但是令人愉快而激动的想象却风起云涌，挥之不去。
芦苇哗哗响在静静的河湾里，
有位年轻的公主在河边哭泣，
美丽的少女在悼亡节算了一卦。
浪花冲散了无根草的花环。
唉，姑娘她不能在春天出嫁，
树林的预兆使她害怕。
白桦树被啃掉了一块皮，
姑娘被成群的老鼠赶出了家。
马儿在打架，可怕地晃动着脑袋，
唉，家神不喜欢黑色的发辫。
云杉林散发着神香的味道，
风儿响亮地唱着歌儿祭悼。
姑娘满面忧伤地在河岸上漫步，
波浪泛着温柔的泡沫为她编织裹尸布。
—谢尔盖·叶赛宁
这样说来，她等待着一个能够颠覆她婚姻观的人：邓肯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义务的束缚，认为嫁人是对女性的侮辱和奴役。所以，她去俄罗斯不仅仅是为了开办舞蹈学校，而且还等待着命运的这一新的挑战，像祭坛上等待祭祀屠刀的牺牲品。
邓肯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上有三个天使在演奏小提琴，三个天使中有一个长得与叶赛宁一模一样，这是后来人们发现的！
邓肯的秘书伊利亚·施耐德讲到。
有一次，我看见伊莎多拉·邓肯坐在床上看一本小书，她放下书、弯腰面向地板穿鞋时，抬起一只手，握着拳头向那三个拿着小提琴的天使示威，而那三个天使从挂在墙上的画里看着她。
不过，也许这个手势有自己的原因：伊莎多拉说过，三个天使中的一个长得与叶赛宁一模一样。的确，特别像。
第二章忠诚的加利亚
叶赛宁住在布留索夫胡同，在大剧院工作人员住的那所房子对面的一个院子里，住的是一套不太大的两居室的房子。房子是加利亚·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她不久之后在叶赛宁墓前开枪自杀了。伊万诺夫·弗谢沃洛德证实这些消息说：“他起床早，九点整就起来了。起来时，桌子上给他摆好了茶炊和他特别喜欢的白面包。”
“吃我比较文明，可喝起来却没完没了。”
“喝过了我们梁赞的茶之后，现在你来尝尝高加索的茶。”说着他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装着红酒的瓶子。
加利亚第一次见到叶赛宁时，他正在朗诵自己的诗歌，她一见钟情：对叶赛宁本人，还有他的诗歌……后来，他们在尼奇茨卡娅大街上的一个书亭边不期而遇，当时加利亚和一位女性朋友一起去的那里。你一句我一句的，他们就认识了。
……从那天起，在“斯托伊洛·比加斯”，我的脸总是红得像罂粟花。
加利亚在自己的著作《回忆叶赛宁》中讲道：
那时是冬天，人们都要冻僵了，我却热得只想扇扇子。一个美丽的童话就从这天晚上开始了。这个故事一直持续到1925年6月。尽管有那么多我们不能承受的焦虑不安，尽管有那么多伤痛—这仍然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无论如何，这是不仅在如此短暂的一生中可能遇不到，而且在十分漫长而特别成功的一生中也可能遇不到的事情。
从那时起，开始了一连串令人无比开心的见面，有时在书店，有时在晚会上，有时在“斯托伊洛”。一次又一次的见面—我以此为生。他的诗和他的人一样吸引着我。因此，每个晚上都是双重的喜悦：既有他的诗，又有他的人。
下面的文字仍然出自《回忆叶赛宁》：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搬到我这里来（这事发生在伊莎多拉去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巡演之后）时，把装有手稿和照片的箱子的钥匙都给了我，因为他自己总是弄丢钥匙、把手稿和照片分送给别人，那些没送掉的，他就留在身边自己拖着。他也会发现东西丢了，嘟囔几句，骂几句，但却不会珍惜、保存和把东西要回来。
加利亚仇恨邓肯，因为心爱的人离开她去找又一个她认为不适合他的女人而特别焦急。叶赛宁不断地和她的女性朋友发生罗曼史，她们也都和她一样盲目崇拜他。后来，突然出现了一位盛气凌人、作风非常轻浮的夫人安娜·阿博拉莫夫娜·别尔津。而经过与加利亚多年的亲近关系和彼此信任的友谊之后，叶赛宁突然又出人意料地娶了索菲亚·托尔斯塔娅为妻，女秘书加利亚愤恨到了极点。
下面的内容出自加利亚的日记：
他贪图托尔斯泰的名声—所有人都为他感到可惜，都鄙视他，不喜欢他，可他还是结婚了……甚至她自己也说，如果她不是托尔斯塔娅，任何人也不会注意到她……谢尔盖说他心疼她。但是，为什么心疼呢？只是因为她的姓氏。他没有心疼我，没有心疼沃尔平、丽塔和其他那些我不认识的女人……因为姓氏和房产而与一个他生理上感到厌恶的女人睡觉—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这样的事我永远也不可能去做……
加利亚随身带上了证件：没必要麻烦警察辨认尸体。她撕开一盒“莫扎伊奇”牌香烟，在烟盒上草草写下了几句遗言。
“我是在这里自杀而死的，尽管我知道我死后会有更多的人责骂叶赛宁……但这对我和他来讲都将是无所谓的了。这座坟墓里有我最珍贵的东西……”稍加思索之后，她又加上了日期，“1926年12月3日”。
写上日期之后，加利亚掏出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把芬兰刀。又补充道：“如果开枪之后芬兰刀插进坟墓里，那就意味着那时我还没有后悔。如果后悔，我就把它抛得远远的。”
把留言条放进大衣口袋，加利亚用手枪对准自己的胸口，深吸了一口气，扣动了扳机。枪没有响。双手在颤抖，热，难以忍受的憋闷，内心有一个声音在拼命地让她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天意。但是，加利亚只是从口袋里掏出纸片，加上一句：“第一次没响。”她再次将手枪对准胸口—还是没响！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都没响！第六次，她听到了枪声，但那时她已经不可能把芬兰刀抛出去，也不可能把它插向坟头了。
奄奄一息的加利亚是被守墓人发现的，也是他叫的急救车，但是一切都徒劳无益，加利亚一直没有恢复知觉，在去医院的途中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决定追随自己的偶像而去之后，加利亚给叶赛宁写了第一首、也是最后一首情诗：
我的光明天使，我要随你而去，
去向那荒凉的天穹。
画像上的你栩栩如生，
可你的坟头是厚厚的白雪。
我再没有什么可以怜惜，
因为在安格列杰尔宾馆的门槛上，
我的灵魂只能腐朽，
我的信仰也已永久死亡。
装上子弹的纳甘式转轮手枪发着光，
我看得见你，我的爱人。
颈上的绳子，像束缚俘虏的绳索，
嘴唇上覆盖着冷冷的冰霜。
空弹的死亡之声，
我一次又一次瞄准自己的心脏。
湿漉漉的双手不再颤抖，
你坟墓上方的烛火即将熄灭。
最后一次射击，死寂，
死亡张开它的网罩。
月亮送我上路，
冷风会为我做安魂祈祷……
邓肯是否知道忠诚的加利亚死亡的故事，不得而知。她怎样看待叶赛宁死去一年之后发生在他墓前的这一牺牲？倘若她事先知道自己会在诗人离去两年之后悲惨地死去，她会说些什么？的确，他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现在，让我们来直接讲述一下他们的相遇。
第三章注定不幸的相遇
叶赛宁与邓肯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波尔沙亚萨德瓦亚大街10号的一座房子里，或者波尔沙亚萨德瓦亚大街302—B。据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证实，很快就发现那座房子里有一所“凶宅”。这正是沃兰德和玛格丽特将要会面的地方。顺便说一句，在他们注定不幸的相遇时刻，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本人也住在这座房子里。虽然没有参加在亚库洛夫工作室举办的邀请晚会，但是，别的不说，他对彼岸世界还是很了解的。当他为黑暗之王的随从选择这个地址时，他是很清醒的。
让我们来听一听邓肯的秘书和翻译、也是那些年代久远的事件的见证人伊利亚·施耐德是怎样描述那个夜晚的：
“今天我的工作室有一个小小的晚会。”亚库洛夫说，“请您一定要来。而且，如果可能，请把邓肯带来。如果能带她进入莫斯科的艺术家和诗人的圈子，那是很有意思的。”
我答应了，邓肯也马上同意了。
亚库洛夫的工作室位于一座高楼的上层，离“玻璃房子”挺近，在萨德瓦亚大街上。
邓肯的出现引起了短暂的停顿，然后就开始了极度的喧闹。能够听得清的只有人们的高喊声“邓肯”！
亚库洛夫满面春风。他邀请我们入席，但是邓肯不想吃晚饭，于是我们送她到隔壁房间，在那里，她马上被人群团团围住，众星捧月般地安坐在贵妃榻上。
忽然，有个穿浅灰色套装的人差点儿把我撞一个跟头。他从我身边一闪而过，边跑边喊：“邓肯在哪儿？邓肯在哪儿？”
“这是谁啊？”我问亚库洛夫。
“叶赛宁……”他笑了。
我见过叶赛宁几次，但这时我没有马上认出他来。
稍晚一些，我和亚库洛夫一起走到邓肯身边。她半躺在长沙发上。叶赛宁跪在她身边，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发，一字一句地用俄语说着：
“金色—的—头发……”
亚库洛夫给我们做了介绍。我仔细地打量叶赛宁，与俗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相反，他身后接踵而来的同时有两种名声：一是关于他的诗歌，那是真正的大诗歌，一是关于他的古怪行为。
他个子不高，尽管举止十分优雅，身材却很敦实。他的眼睛令人难忘—蓝蓝的，而且好像有点害羞。无论是面部的线条，还是眼睛的表情，都毫无粗鲁之感。
……叶赛宁跪在地上，面向我们，解释说：
“有人告诉我，邓肯在艾尔米塔什，我就飞到那里去了……”
伊莎多拉又把手伸进“他金色的头发”中……他们就这样“交谈着度过了”整个晚上，用的是绝对不同的语言（叶赛宁不懂任何一种外语，邓肯则不会说俄语），但他们好像完全明白对方的意思。
“他给我读了他的诗。”在那个晚上邓肯说，“我什么也不明白，但是我能听得出，这些音乐、这些诗歌的作者是天才！”
我在赶车人的座位上找了个地方坐下，后背几乎靠在车夫身上。叶赛宁不说话了，但仍然没有松开邓肯的手。轻便马车在萨德瓦亚大街上轻轻地碾过，街道已经洒上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后来，它拐过斯摩棱斯克胡同，出来后没有驶向斯塔洛克纽什内胡同，也没有驶向对着普列奇斯金卡的缪尔特维胡同，而是来到了鹅卵石路环绕的大教堂附近。我们走得非常慢，而我的两位同行者对此似乎毫无觉察。他们看上去很幸福，甚至不用劳烦我翻译点什么……
……无论是邓肯，还是叶赛宁，都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绕着教堂走了几圈。昏昏欲睡的马车夫也没有发现这一点。
“哎，老爷子！”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怎么，给我们举行婚礼吗？你把教堂当成里面的诵经台，已经绕着它走第三圈了。”
叶赛宁一下子清醒过来，当他明白怎么回事之后，高兴地笑了起来。
“举行完婚礼了！”他拍着自己的大腿，哈哈笑着，笑得前仰后合，不时用带笑的眼睛看一眼身边的邓肯。
她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给她解释完之后，她带着幸福的笑容，拖长声音用英语慢慢地说：
“婚礼……”
还记得邓肯出发来俄罗斯前在伦敦得到的预言吗？那个老太太说：“您会嫁人！”
不过，暂时谁也没有谈到现实的婚姻，只有一幅美丽的画面：静谧的清晨，空旷无人的莫斯科，马路上均匀的马蹄声，半梦半醒，一半迷乱一半清明……高傲美丽的女子依偎在金发碧眼的陌生王子怀中……浪漫……美丽的画面，就像新一天清晨的虚幻之神故意制造出来的。
顺便说一句，当时亚库洛夫家有很多客人，他们对于这次注定不幸的相遇的描述大致相同，只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上有些出入。但让我们还是回到他们会面几个小时之前，以便于弄清楚，叶赛宁是怎样来到这个晚会上的。这次相遇的另一个见证人，叶赛宁的朋友阿纳托利·马里延戈夫在自己的一本书《没有谎言的长篇小说》（Романбезвранья）中是这样描绘这件事的：
若尔日·亚库洛夫（ЖоржЯкулов）来到我们身边。他穿着一件紫色的旧呢子弗伦奇式军上衣。他拿着一根精细的手杖，敲打着黄色的皮护腿。一个讲究的人。他就是戴着白手套，拿着这根手杖，带领自己的连队向德国人进攻的。而他胸前橘黄色的绦带上就有很多乔治十字勋章叮当作响。亚库洛夫看着我们，莫名其妙地合上一只油橄榄。而另一只则被他慷慨地倒满普罗旺斯产的油。
“想不想让我介绍你们认识伊莎多拉·邓肯？”
叶赛宁几乎从凳子上跳了起来：
“她在哪儿？在哪儿？”
“就在这儿……嘿嘿……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
叶赛宁一把抓住亚库洛夫的衣袖：
“快带我们去！”
您得承认，这种热情不同寻常。是的，邓肯是一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名人，不过，也有其他明星常来莫斯科。但是，之前叶赛宁没有像追逐汽车的小狗一样跑去找他们，也不想和他们认识。此外，您再简单想想，此前他未必见过她在舞台上的风采。否则，他肯定会向朋友们炫耀了。对于邓肯，他能了解什么？只能是报纸上写的那些东西。在非常了解叶赛宁的马里延戈夫看来，叶赛宁的这种急不可耐即使不是可疑的，也是十分奇怪的。
“如今，在他这种无法解释的极度渴望中有一种注定不祥的感觉：他渴望见到一个他从未谋面的女人，而这个女人注定要在他的生命中起到十分巨大、十分悲哀、完全是毁灭性的作用。”马里延戈夫抱怨到。
接下来的情况发展完全是果戈里（Гоголь）、普希金（Пушкин）、格林（Грин）和布尔加科夫笔下最完美的神秘主义：
……于是我们开始出发，从杰尔卡尔内大厅到吉姆尼大厅，从吉姆尼大厅到列特尼大厅，从列特尼大厅到轻歌剧院，从轻歌剧院回到公园，眼睛搜索着每一条长凳。哪儿都没有伊莎多拉·邓肯。
“见鬼……嘿嘿……没有……走了……见鬼。”
“她在这儿，若尔日，在这儿。”
然后又从杰尔卡尔内大厅到吉姆尼大厅，从吉姆尼大厅到轻歌剧院、列特尼大厅、公园。
“若尔日，亲爱的，她在这儿吗？在这儿吗？”
亚库洛夫就像梅菲斯特一样，驱使着不幸的诗人跑遍全城，让他时而因预感将见到命中注定的女人而惴惴不安，时而又陷入冰冷的绝望的泥潭。最后，他终于把痛苦万分、疲惫不堪的诗人送到躺卧在长沙发上的那个女人的怀抱中，很显然，她正在等待她的天命。他为什么这样做？从伊利亚·施耐德口中我们已经得知，亚库洛夫将叶赛宁带到自己的工作室，按照约定，晚场演出之后邓肯也会到那里去。他怎么忘记路了？难道是马里延戈夫在撒谎？难道这一切都是那个沃兰德和他的那些快活的随从在开始自己阴险的演出，其中讽刺性地赋予抒情男主人公诗人叶赛宁一个没有台词的角色，而邓肯则在自己的新情人身上得到自己失去的儿子，一个（按她本人所说）集天使和魔鬼于一身的人？
她跟我在一起是那么的温柔，就像母亲一样。她说我像她死去的儿子。她心中有很多的柔情。
第四章普列奇斯金卡的杜西卡
与伊利亚·施耐德和邓肯一起，叶赛宁来到了位于普列奇斯金卡的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这是苏联政府专门为邓肯建造的，邓肯提议喝点茶。伊利亚·施耐德明白，这里不再需要他了，确切地说，是用不着翻译了，于是他就回自己家去了。从这一刻起，叶赛宁和邓肯便没有分开过，第二天叶赛宁就入住新女友家里了。
他们的罗曼史不仅马上人尽皆知，而且成了头号新闻。他们也不隐瞒自己的关系，叶赛宁几乎每天晚上都带一大群政治委员和意象派诗人到自己意中人的单独院落里来。在邓肯家里总是很开心，餐桌几乎被形形色色的佳肴压塌，香槟酒成箱地送上来。
据说，伟大的邓肯的厨房中的所有美食都是被直接从克里姆林宫运来的。邓肯得到苏联当局令人难以置信的赏识，不开玩笑地说，在俄国人都往国外跑的情况下，这个勇敢的女人却逆潮流而上，大摇大摆地迎面而来。这时，甚至她穿的衣服也基本上是红色的，还用无产阶级的音乐创作舞剧。除她喜欢的《马赛曲》（Марсельеза）之外，还加上了《国际歌》（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很快，她还跳上了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的歌曲舞蹈！此外，她还主动接受采访，骄傲而激动地宣称：“我是红色的！”
有人拼命吓唬我们。在巴黎，俄罗斯的前任大使马克拉科夫（Маклаков）和与天才的俄罗斯作曲家同姓的柴可夫斯基一起来到我家。嗯，他们两个人都请求我，那个柴可夫斯基甚至在我面前跪下来，求我不要到俄罗斯去，因为我和伊尔玛一到边境就会被强奸，即使我们能顺利抵达俄罗斯，那我们也必须得吃汤里面漂浮着被砍下的人手指头的菜。
邓肯这样对记者说。
邓肯的奢华，她的疯狂宴饮，她的无数罗曼史，她那从早到晚、从晚到早挤满了信使、意象派诗人、可卡因吸食者、醉醺醺的演员和醉醺醺的肃反工作人员的房子—所有这一切都使贫困而愤怒的莫斯科眼花缭乱。
弗拉基斯拉夫·霍达谢维奇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
众所周知，邓肯，或许像叶赛宁的狐朋狗友们戏称的那样：普列奇斯金卡的杜西卡，富得令人难以置信，钱多得数不过来。叶赛宁这个小傻瓜真幸运，第一次来白石城，就凭借在沙龙里弹着巴拉莱卡唱着粗野难听的四句头顺口溜赢得了万千宠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富婆。还有人编了下面这个令人讨厌的小调：
不要批评得太严苛，
我们的叶赛宁不是那样的。
欧洲有很多的伊莎多拉—
却很少有伊莎杜拉克。
要是我们的读者突然请求这个小调的作者上台表演，他肯定不会躲闪，而会微笑着走上舞台：“你们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阿纳托利·马里延戈夫。”但他不是出于恶意，只是看着那么年轻标致的诗人挽着一个老太婆的手臂走来走去心里难过。而且叶赛宁谈恋爱也不关他的事。不过，对外来名人掩饰不住的憎恨并不妨碍马里延戈夫每天跑到邓肯的大房子里来吃吃喝喝，听话观事。
从米克拉舍夫斯卡娅的回忆录《与诗人相见》（Встречиспоэтом）中，我们可以得知这种行为的缘由。叶赛宁曾亲口对米克拉舍夫斯卡娅讲起过这件事：
阿纳托利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和赖赫（叶赛宁的第二任妻子）争吵。常常带我离开家，总是对我说，诗人不应该结婚：“你还得戴上一个棉耳套。”他拆散了我和赖赫，自己却结婚了，丢下我一个人……
叶赛宁对朋友抱怨说。
叶赛宁与邓肯交往时，马里延戈夫也是竭尽所能挑拨易怒、任性的诗人与其夫人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他发现住在邓肯家的叶赛宁喜欢上了吃羊肉，因此写了一个四句头顺口溜：
我不想吃羊肉，
因为我受了伤，
我的心脏受了伤，
被羊肉的女主人所伤。
而且马上自说自话地解释起这件事，说叶赛宁已经对他的杜西卡感到十分厌恶，以至于有她在场，他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读着马里延戈夫的《没有谎言的长篇小说》，我在想，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行为、任何一种思想都可以被以歪曲的形式呈现出来。
米克拉舍夫斯卡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
飞机将叶赛宁带向何处？
古老的雅典，邓肯的废墟……
……叶赛宁却一天天变得郁郁寡欢。人们的冷嘲热讽和闪烁其词的暗示已经让他感到十分厌烦，他们说，他和邓肯不般配，说事实上俄罗斯诗人显然是把自己卖给了富有的外国大妈。
叶赛宁甚至领马里延戈夫去了最神秘的地方—卧室，让他看看自己与心爱的女人一起生活得怎么样，让他为自己的幸福感到高兴。然后他又把拿到手的第一张唱片《起舞吧，邓肯》（Танцуй,Изадора）放到留声机上播放。
邓肯戴着叶赛宁的制帽，穿着叶赛宁的西服上衣。音乐带有挑逗性，陌生而令人不安……可怕又十分优美的舞蹈。
马里延戈夫在自己的小说中讲到。
细细的粉红色围巾在她手中逶迤流动。她抓住它鼓起的地方，用颤抖的手指卡住它的咽喉。织物圆圆的柔软的头颅无助而悲哀地垂下。
客人聚集的晚上，大家通常会请求叶赛宁朗诵诗歌。
邓肯的忠实秘书伊利亚·施耐德继续讲述邓肯家举办晚会的情形。
他很愿意，而且最常朗诵的是《一个流氓的自白》（Исповедьхулигана）和长诗《普加乔夫》（Пугачев）中赫洛普莎（Хлопуша）的独白，后者当时正在创作之中。私下里他朗诵的声音不大，有点嘶哑，有时变成耳语一般，但是听得很清楚；有时他的声音带有铜的质感。字母“Г”的音叶赛宁发得很轻，听上去像“Х”。他若有所思，似乎凝视着只有他一人看得到的梁赞的远方，几乎耳语般地念出《一个流氓的自白》中的一节：
可怜的，可怜的农民！
你们可能已经变得丑陋，
你们如此害怕上帝……
“和深深的沼泽地……”他通常以神秘的低语结束自己的朗诵，并把其中的“O”音发得特别动听。在舞台上则恰恰相反，他朗诵的声音很洪亮，稍微带点“O”化音。读赫洛普莎的独白时常带有戏剧性的激情，而长诗结尾的语句语调十分低沉，以咽喉痉挛的声音读道：
我亲爱的人们……亲爱的……好—人……
第五章共同语言
如果邓肯学会了俄语，或者叶赛宁掌握了英语、法语或德语—这几种语言邓肯都会说—那么，可能现在我们手中就会有这两个绝对的天才和无比勇敢的人之间柔情蜜意、激情澎湃、常常真实到有失体统的通信，然而……
“……教邓肯学俄语的方法仅限于她用英语写句子，然后不同的家庭成员辛勤地为她翻译。”邓肯的养女伊尔玛·邓肯插话说。
事实上，在革命前的俄罗斯，邓肯非常受欢迎，她时常来此进行巡演，并与当地的名人交往。但是，在她的那个美好年代，她周围的俄罗斯人都精通各种外语，因此没有出现过交流的问题。
在莫斯科的学校里保存有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片，上面有她龙飞凤舞的笔迹：“我最后的爱！”后面是用大大的印刷体拉丁字母写就的俄语译文。
“我愿意亲吻你的脚印！！！”
“我不会忘记你，我将要等待你！你呢？”
他（用诗歌）回答了她，尽管他早就知道，他的心上人只会欣赏他诗歌的音乐性，而不懂得其中的含义。当伊利亚·施耐德最后给她解释这首诗的实质意思时，他那干巴巴的笨拙的翻译彻底扼杀了诗歌绝妙的本性，因此邓肯最终也没有看清诗人对她敞开的心灵，只能无助而盲目地在其边缘徘徊。
不过，他还是为她写了情诗。
即使你这杯美酒已被别人饮过，
但依然留给我，依然留给我
你秀发玻璃般的迷雾
和你美目中秋天般的疲惫。
噢，秋天的年纪！在我眼里
比青春和盛夏更加珍贵。
诗人之心因为如今的你
感到双倍的欢喜。
我的心从不撒谎，
因此我可以理直气壮
回答那高傲的声音：
从此我将不再胡闹。
是时候告别惹是生非
桀骜不驯的一时之勇。
因为我的心畅饮了另一种
提神醒脑的家酿啤酒。
我的小窗被敲响
那是九月挥动殷红的柳枝，
让我做好准备去迎接
它无所要求的到来。
如今的我可以接受很多
无需强迫，无需失去。
我眼里的俄罗斯也改变了模样，
坟墓和农舍也变得不同寻常。
我放肆地举目四望
无论在何方，我只看见你一个，
我的姐妹，我的朋友，
只有你能够成为诗人的伴侣。
而我也只能为你一人
不断地修炼自己，
并吟唱路上的黄昏
和远去的顽劣。
但是，如果叶赛宁和邓肯的两个宇宙无法用语言交流，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必须向邓肯证明，人们也喜爱他、器重他，她遇到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无名小辈，而是一个大诗人，他对文学的贡献不仅受到大批崇拜者的重视—邓肯曾多次在“斯托伊洛比加斯”咖啡馆见过叶赛宁的崇拜者，而且受到莫斯科政府的重视。怎么办呢？
那是1923年12月（也可能是11月末）。
加利亚讲到。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斯托伊洛”对朋友们说，12月10日是他从事诗歌创作十周年。十年前他第一次看见自己写的东西被发表。他甚至亲自起草了提交给人民委员会的呈文。
叶赛宁说，诗人协会和政府都打算举办纪念活动。
我们（纳扎罗娃和亚娜）对这种想法的态度比较冷静：我很清楚，在我们这里，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只给“德高望重者”戴桂冠，那个时候人都老得掉牙了。于是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就激动地说明自己有权庆贺。
“对，是这样。等你要死了，就可以树碑立传，就可以庆贺，就能获得荣誉。可现在我有没有这个权利……我不想等死后再庆贺，那样对我来讲还有什么用？现在就给我庆贺吧，趁我还活着。不需要纪念碑，不需要。让人民委员会给拨一万。这是我写诗应得的。”
我们沉默的态度使他生气，他说了两三天，后来就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纪念日。
叶赛宁总是特别害怕别人不理解他、对他评价过低或者视而不见。当人们问起他的女儿塔尼亚她姓什么时，这个小家伙总是骄傲地回答：“我不是别人，我是叶赛宁娜！”
第六章第一份礼物
……我记得，在属于他们的第一个春天，有一次，我听到连续而细碎的马蹄声在我们那所独立房子的大门口停止，于是我走到窗前，看见伊莎多拉坐着轻便马车回来了。
伊利亚·施耐德讲到。
邓肯看见我，礼貌地挥了挥手，她手中好像有什么东西亮亮地一闪。她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大理石台阶，容光焕发、激动又高兴地站在我面前。
“您看！”她伸出一只手。她手心里有一只硕大的男式手表金光闪闪，“给叶赛宁的！现在他有手表了，他会非常高兴的！”
伊莎多拉用剪刀把自己的一张小照剪成需要的形状，打开厚厚的金表的后盖，把剪过的照片放到里面。
叶赛宁欣喜万分（那时他还没有手表）。不住地打开它查看，然后放回口袋里，然后又拿出来，高兴得像个孩子。
“让我们看看，”他从衣袋里拿出手表，“现在几点了？”说完，心满意足地“啪”的一声合上表盖，然后，咬住嘴唇，把指甲放到后盖下面，稍稍撬开它，开玩笑地轻声细语：“是谁在里面？”
可是，几天之后，我从人民教育委员会回来，走进邓肯房间的瞬间，正好看见这块手表闪着耀眼的金光，“啪”的一声摔成碎片。
邓肯脸色苍白，看上去一下子消瘦了许多，悲伤地看着手表的碎片和从金环中脱落的自己的照片。
叶赛宁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在原地不住地转圈，一边转一边向四处看。这一次我的到来没有起作用。我把他拉到浴室，在洗脸池边放开他，把他的头压下去，打开淋浴头。然后，仔细地帮他擦干头发，把毛巾扔到一边，这时我看见了一张微笑的脸和一双蓝蓝的没有丝毫怒意的眼睛。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用手指梳理着头发说，“太糟糕了……伊莎多拉在哪儿？”
我们一起走进房间去找她。她保持原来的姿势坐着，呆呆地看着滑落到她脚下的白色表盘，旁边不远处是她的照片。叶赛宁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拾起那张小照并紧紧靠在邓肯身上。她把一只手放在他头上，他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
“用冷水洗的？”她抬起眼睛吃惊地看着我，“他不会着凉吧？”
无论是他，还是她，都想不起来、也说不清楚叶赛宁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发火。
第七章镜子上的留言
“你要知道，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无比自信地走进这所房子，就像你昨天和今天进来时一样。”在一次争吵之后，邓肯这样写给叶赛宁。
先给心爱的人写信，然后再把内容不应该被任何人看见的信文交给翻译，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正因如此，叶赛宁与邓肯之间，一封长信也没有，仅有一些传达爱意的简短留言或电报。
邓肯努力使自己一天天适应叶赛宁，也让他习惯自己。通常她也总是能碰到这样神经质、自私自利、有抑郁倾向的男人。她习惯了戈尔东·克雷格的吵闹—一个只能用最高级来形容的人。激情狂热的亨利·托德，精神抑郁、多次自杀的帕里斯·辛格尔……她善于温柔、圆滑地处事，善于忽略缺点、原谅过失……
除了“达令”“天使”，伊莎多拉没叫过叶赛宁别的，而且，有一次，为了表达自己对叶赛宁的感情，她在“斯托伊洛·比加斯”咖啡馆的整张镜子上用口红写下了：“叶赛宁不是流氓，叶赛宁是伊莎多拉的天使。”
伊万·斯塔尔采夫（ИванСтарцев）回忆到。
伊利亚·施耐德讲道：
有一天，伊莎多拉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地用俄语印刷体字母在镜子上写道：“我爱叶赛宁。”
而叶赛宁从她手里拿过那支笔，在邓肯的题词下面画了一条线，然后飞快地写道：“而我不爱。”
伊莎多拉难过地转过身去。我拿过叶赛宁的笔，在下面写道：“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第八章婚礼的忙乱
结婚的想法是邓肯本人提出来的，因为她面临着漫长的巡演，她打算带叶赛宁一起去，让他见识一下欧洲并帮助他在国外翻译和出版诗集。如果不正式结婚，他们在德国、英国或法国都可以很好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邓肯计划结束欧洲之行后再带叶赛宁去美国看看。那是一个清教徒式的国家，如果知道他们没有结婚，是无论如何不能安排他们住在一起的。当年，高尔基和安德烈耶娃就在这方面碰过钉子。年轻的苏维埃政府理所当然会担心，如果既为叶赛宁、也为邓肯放行，那么到时候可能两个人都不回来了。可是，热爱自由的舞蹈家最初的计划还要宏大得多：不仅要带上年轻的诗人，还要带上她那些学会了一些东西、能够进行演出的小学生们！邓肯早已习惯于带着一大群孩子巡演。她带着自己以前的女学生走遍了欧洲，还访问过美国。之前当局从未阻止过对孩子们的出境申请。所有人都理解：演员，无论年龄大小，都需要实践，必须有新条件下的生活经验、必须深入语言环境。当明白了邓肯不是能够忍受拒绝的人时，苏联政府决定把舞蹈学校的孩子们留在国内，而允许叶赛宁出国。
叶赛宁当年写给卢那察尔斯基、请求发给他出国护照的申请被保留下来。他在申请文书中说，他打算想办法促进自己的作品在柏林出版。4月25日，叶赛宁拿到了编号为5072的出国护照。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邓肯筹划好了一切：首先，她把叶赛宁在国外舞台上的初次亮相与自己的巡演绑在一起。这样她可以计算在那里能赚到什么，已经签好的合约给了她这方面的保证。叶赛宁也不应该白去一趟。事先与翻译、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签好了协议：
乌拉！华沙是我们的啦！
1921年11月19日，叶赛宁在莫斯科给马里延戈夫和格里什卡·克洛博夫（ГришкаКолобов）写信。
今天，11月19日，利夫希茨的信到了，3000德国马克、十俄磅白糖、四盒罐头和我们的诗译成犹太语后的版样，包括《一个流氓的自白》和《失望》（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е）。美国建议我们通过里加，在维也纳复活节前出版德语集子，以韦尔弗（Верфель）为代表的柏林向我们的天才表示敬意。
怎么样，恶棍们？！怎么样，坏蛋们？！
这一切之后，我要给自己养两只公狗，到时候我和所有人打招呼都只用我这两位好朋友的尾巴和爪子。
为了完成这些巡演，邓肯打算卖掉在德国和法国的不动产。做出这样的牺牲并不奇怪—她下定决心至少让欧洲拜倒在自己意中人的脚下。可是，首先得保障他的资金，以维持养家人不在时其家人—妹妹和父母的正常生活。
以下内容选自叶赛宁写给妹妹卡佳的信（1922年4月25日，莫斯科）。
卡佳！我留给你两个信封：里面装着钱。两千万给你，一千万给父亲。（俄罗斯通货膨胀严重。父母急需钱用，康斯坦丁诺沃的房子烧毁了。）
让他回家，随意处理这笔钱，我只能为他做这么多了。
出发前我还会给你留一些钱。
下面还有一笔值得注意的汇款，但这个已经不是给亲人的了：
亲爱的朋友！尽我所能，帮你办好了钱的事，还有《金刚鹦鹉》（Ара）杂志寄来的包裹。近几天之内，我还会给你寄出五百万。
叶赛宁写信告诉尼古拉·克柳耶夫。
过两周左右，我要去柏林，六月或七月回来，也可能会晚一些。在那里我尽量把《西徐亚人》（Скифы）的稿费也寄给你。我负责和他们谈条件，如果我从他们那里拿回你的书，你别生气，因为我会把它安置到比他们付酬更高的地方。
……我太累了，而且最近狂喝滥饮的毛病也使我心绪特别烦躁，以至于我都不敢给你写信，生怕毫无缘由地伤到你。
紧急寄出这笔救急款是因为叶赛宁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我的兄弟，我要死了，毫无意义、极其难看地死去。
同一封信中：
……现在我是一个一贫如洗、衣衫褴褛、经常吃不饱饭而浑身无力的半老头子。普通公民的粮食定量被取消了，没有任何生存物资。我整月整月地只靠麦秸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就着开水把它喝下去。无数个夜晚，我一个人孤独地哭泣，请求上帝让我体面而安静地死去。
我不知道怎样度过这个冬天。在彼得堡有人告诉过我，说我有权得到学校的定量，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弄到它。在这个偏远的县城，所有的执行委员和政治教育委员根本不了解作为作家的我，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最悲惨、最野蛮、被家酿烧酒弄得全身浮肿的家伙。
第九章婚姻
物质方面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谈得太多了呢？尽管我们的读者中未必有人会对下面的现象感到奇怪：在计划长期出国旅行之前，人们总是忙得团团转，几乎踏破各种办公室的门槛，力图在出发前的最后时刻办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还是把财会该做的事情放在一边，以便直接讲述我们主人公的婚姻。
叶赛宁对伊莎多拉的感情，起初只是对她强烈的爱情模糊而忐忑的回应，而如今，它似乎与伊莎多拉对他的爱一样，狂热而强烈地燃烧着。
伊利亚·施耐德接着说。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们三个人早早就出发去哈莫夫尼基苏维埃的户籍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登记处就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十分干净的胡同里。
伊利亚·施耐德写到。
登记处的房子是灰色的，而且规规矩矩的，一看就是办公之地。当问到他们准备选取哪个姓氏时，二人异口同声地表示要选择复姓“邓肯—叶赛宁”。
结婚证和他们的护照上登记的都是“邓肯—叶赛宁”。邓肯手头甚至没有美国护照，她来俄罗斯苏维埃时带的是被称为“一纸空文”的所谓的法国护照。在这个小本本的最后一页上，贴着伊莎多拉的一张小照，小照上的她异常美丽，一双生动传神的大眼睛水汪汪的，熠熠闪光，充满热情。1940年，我把这个小本本和叶赛宁的信一起转赠给了文学博物馆。
“现在我是邓肯了！”当我们离开登记处来到大街上时，叶赛宁大声喊到。
前一天夜里，邓肯拿着所谓的“法国护照”来到我身边，面带羞色。
“您能不能在这儿稍稍改动一下？”她更加不好意思地请求我。
我没明白她的意思。于是，她用手指点了一下她的出生日期。我笑了：眼前的邓肯是那么漂亮、匀称、苗条、年轻，比我几年前在格尔采尔（Гельцер）家初次见到的那个伊莎多拉·邓肯美丽得多。
但现在，她却羞涩地站在我面前，用一根手指盖住黑墨水写的她的出生年份。
“嗯，墨水我倒是有。”我装作没有发现她的窘迫，说：“不过，我觉得您好像用不着这个。”
“这样做是为了叶赛宁。”她答道，“我和他都感觉不到我们之间有15岁的差距，但是这里写着呢……明天我们就要把护照交给别人了……他可能会觉得不舒服吧……这本护照我很快就不用了，我会拿到另外一本护照。”
我改了那个数字。
苏联的各个行政部门很快就办好了护照，而邓肯和叶赛宁意欲前往的那些国家的使馆，却迟迟没有给他们办好签证。
事实上，签证的办理也没有耽搁很久。1922年5月10日，叶赛宁和邓肯就已经离开莫斯科，飞往哥尼斯堡了。对于我们这些21世纪的人来说，签证只需等一个星期，已经算是十分幸运的了。可对于耐心不足的邓肯来讲，缓慢的签证期难挨得要命，因为她已经习惯于出门旅行之前必须一切准备就绪、到位，而且随时随地有剧院、剧院老板和观众恭候了。顺便说一下，是我无谓地打断了伊利亚·施耐德的叙述。
……从莫斯科机场起飞，定的是早班飞机。
叶赛宁是第一次坐飞机，显然心情激动。邓肯预先准备了一篮子柠檬：
“他可能会晕机，如果他吸柠檬汁的话，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
那时候，飞机上都给乘客发特制的帆布服。叶赛宁脸色惨白，战战兢兢地套上了大袋子似的衣服，邓肯却没有穿。
登机之前，我们坐在机场草坪上等待出发，邓肯忽然想起她没写遗嘱。我从军用背包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蓝色记事本。邓肯在窄窄的两页上迅速写下了简短的遗嘱：如果她死了，她的遗产继承人将是她的丈夫—叶赛宁—邓肯。
她把写有遗嘱的那张纸拿给我看。
“可你们坐的是同一班飞机，如果失事的话，两个人都会死的。”
“我真没想到这一点。”伊莎多拉笑了，然后迅速加上一句话，“如果他死了，我的遗产继承人将是我的弟弟阿福古斯丁·邓肯（АвгустинДукан）。”她在此页下方龙飞凤舞地签上自己的姓名，伊尔玛·邓肯和我也作为证人签了名。
终于，邓肯—叶赛宁夫妇坐上了飞机，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发动机的响声震耳欲聋。突然，窗户（那里是些大窗户）里出现了叶赛宁苍白、惊恐的脸，他在用拳头敲打窗玻璃。原来，是那篮子柠檬落下了。我赶紧奔向汽车，可司机已经迎面跑来了。我抓起篮子，追着飞机就跑，跑道不平，我一瘸一拐地跑得很慢，但我还是追上了飞机，跑到机翼下方，把篮子从叶赛宁放下来的窗户边递了进去。
轻盈的飞机快速滑出机场跑道，离开地面，在耀眼的蓝天中，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影子。
第十章在路上
邓肯有多习惯旅行呢？带着一箱子书，其中一部分是哲学方面的，一部分是诗歌。如果看书累了，总是能够找到人聊天，她是一位聪明、善于交际的舞蹈家，无论什么人—从著名拳手到哲学家，再到宗教人士或者普通店员，她都能找到共同语言。而作为一位出色的听众和十分博学的人，她在说英语、德语和法语的任何地方都如鱼得水。可是，叶赛宁呢？
当然，我在路上还可以，也不是没有好心情，甚至还很高兴可以无视这可恶的莫斯科。我如今在认真反省自己。最近发生的事让我大为震惊。以后我肯定不会再这样喝酒了，而今天，为了看看格里什卡喝醉的样子，我甚至完全没喝。我的天啊，这简直太难堪了，我以前可能比这还不像话呢。
不知为何，今年这里的气候比我们那里冷，有些地方甚至现在还有雪！所以暂时我还穿得很多，睡觉时也盖着裘皮大衣。这里的食物自然很多，多到我总是不由自主地问廖瓦：
“那你呢，廖瓦，现在想吃香肠吗？”
我们就这样走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走着走着，回头看窗外：可恶的萨马拉像是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地方。
……今天，出于无聊，也是出于高兴，我下车来到站台，走到墙报前面，看萨马拉的文学界怎样责骂意象派诗人。我甚至没有想到，我们在这里会如此时髦。由于意外，我手里甚至长出了一根棍子，但是，我的朋友，这是因为你应该被打脸。
第十一章众说纷纭的形象
他的脸上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眼睛略微有点浮肿，总是给人一种好像他工作了一整夜的印象。
伊万诺夫·弗谢沃洛德这样粗线条地描绘叶赛宁的形象。
可能确实是这样的。他被激情驱使着，一整夜从一个熟人家到另一个熟人家，读诗、喝酒，喝够之后于黎明时分回家，与此同时，不管如何奇怪，一直保持意识清醒。我多次亲眼看见他用工整的字迹把自己的诗歌记在桌边上，就像毫不费力地在回忆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的东西。写完一首诗，他有时会连读两三遍，似乎自己都感到惊讶。
关于叶赛宁，人们写得很多，谈论得也很多—似乎他是在醉酒中创作，似乎诗句自己从他笔下流出，不用修改、不用动手和动脑……
伊利亚·施耐德打断伊万诺夫。
这是不对的，叶赛宁从未在不清醒的情况下写过任何一首诗。
就这件事情，我不记得他说过的原话了，但其大意是这样的：“人们说我写诗不用修改……其实也经常修改，只是我不用笔写诗，笔只是过后进行加工而已……”
因此，这里也存在意见分歧。我觉得，各种情况都存在。遗憾的是，邓肯最终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回忆录，没有能够讲出她心目中的叶赛宁。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一些碎片、微小的回忆片段、色彩杂乱的马赛克玻璃……来建立他的形象。
关于叶赛宁和邓肯的外表，确切地说，是关于他们外形的变化、成长和气质风度的变化，马克西姆·高尔基讲得非常生动。这位大作家的回忆录对我们来讲之所以弥足珍贵，还因为他没有局限于描绘普通的日常生活，而是赋予作品以鲜明的感情色彩，对他所不能忍受的邓肯的描写尤其如此。他同时也认为，邓肯配不上叶赛宁这样的天才：“邓肯是他所不需要的一切事物的完美化身。”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在俄罗斯，有很多人对这两个人有着相同的评价，这不能不使（主要是）叶赛宁产生压力，因为他与邓肯不同，他明白每一句话的意思，却不能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叫屈。但是，我们还是来听一听马克西姆·高尔基本人是怎么说的吧：
我第一次见到叶赛宁是1914年在彼得堡，在一个地方碰见他和克柳耶夫一起。他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15～17岁的小男孩。一头金色的鬈发，穿一件天蓝色的衬衫、一件紧腰细褶的长外衣和一双带金属片的靴子，特别像萨莫基什—苏多夫斯卡娅（Самокиш—судовская）那些甜腻的明信片上刻画的那些有着同样一张面孔的贵族孩子。那时是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仨先是在巴谢伊纳亚大街上散步，后来走上了谢苗诺夫桥，在桥上站了一会儿，看着桥下黑色的水面。不记得我们谈了什么，好像是战争：那时战争已经开始了。叶赛宁使我产生一种模糊的感觉，好像他是一个自觉在庞大的彼得堡城里没有自己位置的、谦逊的、有点不知所措的少年。
如此单纯的少年都来自寂静的城市：卡卢加、奥廖尔、梁赞、辛比尔斯克、塔姆波瓦。在那里，你看见的这些男孩或是商铺里的伙计，或是细木工的助手，或是酒馆合唱班的舞者或歌手，状况最好的是不太富有的商人或尊崇“古老的虔诚”之人的孩子。
后来，当我读到他那潇洒、鲜明、极其真诚的诗歌时，真不能相信这是那个故意穿得像画上一样的男孩子写的，不能相信我曾和他一起深夜站在谢苗诺夫桥上、看他向花岗岩栏杆围绕的河里黑天鹅绒一样的水面上吐口水。
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夫人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НатальяКрандиевская）则是这样描述1917年与叶赛宁见面的情景的：
“咱们的厨房里有客人。”托尔斯泰走进我房间说，“克柳耶夫带叶赛宁来了。出来认识一下，他可是个大忙人。”
我走出房间，来到厨房，诗人们正在喝茶。克柳耶夫穿着紧腰细褶的长外衣，梳着分头，长着女人一样瘦弱的肩膀，面部圆润而和善，看上去像个教会村长。我递给他一杯茶，他接过去，说现在是大斋节，推开了火腿和黄油。他喝茶是“神父式的”，在茶里面加碎苹果。喝完之后，把杯子倒扣过来，按照萨里扬（Сарьян）画里面的样子划了一个十字，然后开始唱歌一般地朗诵非常优美的诗歌。但是，时常有一些过分民间化的词语使人紧张。而且他那留着磨得光光的长指甲的小拇指也让我感到困惑。
第二位客人像个少年，不时轻轻地咳嗽一声。他穿着天蓝色偏领男衬衫，长得很招人喜欢，亚麻色的头发在额头上做成蝴蝶花形。第一眼看去就是一个工厂里的小青年、小工匠。这就是叶赛宁。
桌子上摆着柳枝。叶赛宁从花瓶里拿出一根暗红色的细柳枝。
“像一群小老鼠站在细杆上。”他突然开口说到，说完自己笑了。
我喜欢上了他说这话时的样子和他调皮的眼睛里闪出的幽默之光，突然喜欢上了他身上的一切。我忽然明白，在他看似简单的外表下，闪耀着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
他转动着手中的细柳枝，朗诵了第一首、第二首，还有第三首诗。那天晚上他朗诵了很多。我们听得激动万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在告别时，我带着澎湃的感激之情亲吻了他，直接吻在了那朵亚麻色的蝴蝶花上，那朵蝴蝶花突然变得与他外表的一切一样亲切。
在玄关里最后一次握手时，叶赛宁像个孩子一样摇晃着我的手说：
“我还要到您家里来，好吗？”
“来吧。”我回答说。
如您所见，描述是相同的，但是，高尔基眼中明信片般的甜腻之处在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看来是温柔、与众不同和幽默感。
淡褐色头发有点卷曲，蓝眼睛，神气的鼻子。他应该穿上缀有红色补丁的亚麻布衫、扎上镶有铜扣的腰带，在悼亡节时与姑娘们在小白桦林里翩翩起舞……叶赛宁善于歌唱的才能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古老的才能是诞生于寂静而缥缈的河岸之上、绿色丛林的喧闹之中和草原广阔无垠的草地之中的，这种才能是属于斯拉夫的灵魂的，而斯拉夫的灵魂是充满幻想的、无忧无虑的，总是被大自然的声音莫名打动……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这些文字又为对诗人的描写增添了美妙的一笔。
1920年。秋。“对意象派的审判”。音乐学院的大厅。天很冷，没有暖气。
加利亚讲述着自己与诗人的第一次见面。顺便说一下，这次见面与叶赛宁和邓肯的见面一样，同样注定是不祥的。
大厅里都是年轻人，非常热闹，大家哈哈笑着、吵着闹着、因为座位而相互叫骂（座位上没有编号，谁坐哪个算哪个）。我们有一大帮人，我们来参加是因为布留索夫是主席。而我和亚娜还想听听舍尔舍涅维奇的声音，我们那时特别喜欢他的声音。大家坐在了第一排。但是，我来晚了，所以给我占的座位被别人抢走了，于是我找来一把椅子，大胆地把它放在左前方，在第一排座椅的前面。
终于有人走上舞台。受审的有五个人，集体坐在左边。有舍尔舍涅维奇、马里延戈夫和其他人。
我几乎一坐下就感觉到有人用好奇的、带点顽皮的眼神看着我。这个人可真不要脸，要是舍尔舍涅维奇这样看我就好了—人家仅凭那副嗓子就有资格这样。可这个小男孩，不过是个小诗人。我气哼哼地半侧身坐下，对亚娜说：“这个人可真不要脸！”
审判开始，各个团体都有人发言：新古典主义者、阿克梅派、象征主义者—他们的人多得不计其数。受审者交头接耳，嘴里嚼着什么，哈哈笑着。（我对着亚娜的耳朵说，他们嚼的是可卡因。那时我还不知道，可卡因是闻的还是嚼的。）他们这伙人有舍尔舍涅维奇、马里延戈夫、格鲁济诺夫、叶赛宁和他们的“辩护人”费多尔·日茨。该受审者发言了。都有谁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甚至有点乏味。突然，那个看我的男孩走了上来：敞怀的短款鹿皮夹克，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完全是金黄色的头发，像是新长出来的。他稍稍向后昂起头、挺直身体，开始了朗诵。
“风啊，吐出大堆的树叶吧，
我和你一样，是个流氓。”
他整个人就是一种强烈的情绪，顽皮、难以掌握、无法遏制的情绪，不仅在于诗歌，还在于他表现诗歌变化的每一个动作。他讲述的东西像风一样灵动、猛烈，不，风算什么，风也比叶赛宁少一点勇敢。哪里是他，哪里是他的诗歌，哪里是他豪放的勇敢—根本分不清楚。所有这一切融合成一股无法遏制的急流，紧紧抓住你的心的似乎不是诗歌，而是这种迅猛的自然性。
这似乎是雨滴尚未落地时突然刮起的一阵暴风，风来得如此迅猛，雨滴甚至不能、也来不及落下。
这似乎是飘零的黄色秋叶，风急不可耐地用手揉搓着它们，使它们无法停止地在旋涡中打转。
这似乎是风在逗弄燃烧的火焰，时而揉搓，时而把它们撕成碎片并无情地揉搓着这些碎片。
这似乎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黑麦，在旋风的裹挟之下它们已经不向大地弯腰，而是好像马上就要被连根拔起，不知要飞向哪里。
不。这是叶赛宁在朗读《风啊，吐出大堆的树叶吧……》（Плюйся,ветер,охапкамилистьев...）。但这不是无情摧毁树木、房屋和所到之处一切东西的飓风。不。这恰恰是那股顽皮的、难以掌握的风，这是非但不可怕而且还深深吸引人心的情绪。而听他朗读的人，也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情绪，不由自主地想和他一起、像他那样勇敢地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和你一样，是个流氓。”
年轻人穿着得体，举止优雅。
莫里斯·门德尔松这样谈到他对新结识者的印象。
他那接近于金色的浅褐色头发，他那张被眼睛的蓝光照亮的脸—一切都似曾相识。当然，这是叶赛宁，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但是，不知为何，我却觉得能看到另一种东西—活泼的调皮。
他不时微微一笑。
А.К.沃隆斯基这样讲述他与叶赛宁相识时的第一印象。
他的笑容很柔和，若隐若现、捉摸不定、漫不经心，“月光一般朦胧”。
与叶赛宁见面，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朗诵诗歌。
И.В.叶夫多基莫夫写到。
他那时谁也不看，眼睛盯着旁边的某个地方，头垂向胸前，头发像不听话的泥鳅一样动来动去，嘴唇像孩子那样任性地叭叭响。第一行诗的声音刚刚响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没有调得太好的乐器开始演奏，声音一点点变大，刚开始的嘶哑慢慢消失，诗句一节一节地融合在一起，热烈、沉醉、充满激情……我听过我们最优秀的演员朗诵叶赛宁的诗歌，但是，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人能够传达出哪怕是近似于诗人自己朗诵时的那种内在的和音乐的力量。任何人都不能从他的诗中找到恰当的语调，任何人都体会不到叶赛宁在朗诵自己作品时所创造的那种隐秘的、无法传达的音乐。他是个令人惊叹的朗诵者。当他朗诵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明白，对他本人而言，朗诵是他内心极为重要的一件事。
叶赛宁忘记了在场的人，似乎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和他那响亮的诗歌，他既热烈又痛苦地大声向人诉说着自己的经历，威胁、劝说、争吵……他走来走去，做着各种手势，不时把帽子推向额头，脸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嘴唇非常非常快地颤抖着……
第十二章柏林的会面
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第二次见到叶赛宁已经是在柏林了，这时变得成熟了的诗人与自己的夫人一起出现在她面前。
叶赛宁身穿晚礼服上衣，后脑勺上扣着高筒帽，衣襟上别着一朵菊花。这看似完美无缺的三样东西集中在他身上，有一种化装舞会的感觉。高大而华丽的伊莎多拉·邓肯脸上还带着演出时的妆，走在他身边，锦缎的衣裙下摆在路上摇曳。
风吹起她紫红色的头发。人们纷纷向两边闪开。
请注意，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说，叶赛宁的外表看上去像参加化装舞会，至于邓肯，她这样描绘她：“高大而华丽……脸上还带着演出时的妆”。别见怪，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不是在平常散步时遇见邓肯—叶赛宁夫妇的。极负盛名的妻子尽最大努力让公众了解自己的丈夫。叶赛宁的诗歌暂时没有德语或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译本，因此，他的知名度仅限于移民圈。所以，她的直接任务就是尽可能地让人们记住他、谈论他，不让叶赛宁觉得自己仅仅是名人妻子的附属物，男人不能容忍这种落差，这就是她不在郊外某处散步、不坐在人工湖岸上舒适的咖啡馆里休闲或者徜徉于各个博物馆，而不得不像现在人们所说的，出卖自己面孔的原因。也正因此，她才穿着不便于也不适合在城中散步的曳地锦缎长衣。您能想象得出，如果邓肯的长衣下摆真的像克兰季耶夫斯卡娅描述的那样拖在身后，那么，散步归来它将是什么样子吗？
如果邓肯是一个人，如果她不需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保罗·波烈的精美衣裙完全可以满足她的要求—既贵重，又好看。
但是，让我们继续看……
“叶赛宁！”我喊了一声。
他没有马上认出我来。知道是我之后，他跑过来抓住我的手喊道：
“哎呀天啊……是您啊！西朵拉，快看这是谁……”
“是谁啊”伊莎多拉问到。她淡紫色的眼睛几乎没有看我，却停在了我手里领着的尼基塔身上。
她久久地、好像带着恐惧似的死死盯着我五岁的儿子，由于使用阿托品药水而逐渐扩张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里面含满泪水。
“西朵拉！”叶赛宁拉了她一下，“西朵拉，你怎么了？”
“噢！”她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尼基塔，终于呻吟起来，“噢，噢……”然后，她在他面前跪下来，就在人行道上。
此时此刻，邓肯不是在表演：死去的孩子们的幽灵日夜缠绕着她，使她不得安宁，即使有他—丈夫和情人叶赛宁，即使天才叶赛宁特别像她亲爱的帕特里克，即使有时他可以变成她的帕特里克。
尼基塔吓坏了，像个小狼崽一样看着她。可我什么都明白了。我努力扶她起来，叶赛宁帮我一起扶她，周围聚集了一些好奇的人。伊莎多拉站起来，把我从叶赛宁身边推开，用围巾蒙住脑袋，头也不回、旁若无人地在街上走起来，活脱脱像索福克勒斯悲剧中的人物。叶赛宁跟在她身后跑着，头上戴着那顶讨厌的高筒帽，惊慌失措。
“西朵拉。”他喊道，“等一等！西朵拉，怎么啦？”
尼基塔把头埋在我的膝头，痛苦地哭着。
我知道伊莎多拉·邓肯的悲惨遭遇，她的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多年以前在巴黎的一场车祸中丧生。
一个雨天，他们和女家庭教师一起坐车经过塞纳河，司机在桥上刹车，可桥上的木板路太滑，车仍然前行，翻过桥栏杆落进河里，没有一人获救。
……六七年后，我在柏林的阿·尼·托尔斯泰家又见到了叶赛宁。
高尔基继续讲到。
当年那个一头鬈发、玩具娃娃一样的小男孩身上只剩下了那双特别明亮的眼睛，而且这双眼睛好像也被过于耀眼的阳光晒得褪了色。不安的眼神滑过每个人的脸，眼里的表情经常变化，时而挑衅和不屑，时而又变得不自信、羞涩和怀疑。我觉得，总体上他对人们怀有不友好的情绪。而且，看得出来，他是个爱喝酒的人。眼皮浮肿，眼白发炎，脸上和脖子上的皮肤是灰暗的，苍白得像很少在户外活动而且睡眠不好的人。他的两手总是在动，手腕到指尖疲软无力，像鼓手的手一样。他整个人都惴惴不安、心不在焉，就好像一个忘记了某一重要事情、却又记不清自己到底忘记了什么的人。
陪在他身边的是伊莎多拉·邓肯和库西科夫。
“也是诗人。”叶赛宁这样介绍他，声音很小，很沙哑。
库西科夫是个十分随意的年轻人，他在叶赛宁身边显得很多余。他背着理发师们喜欢的乐器吉他，但是，看上去似乎不会弹。这次见面之前的几年，我见过舞台上的邓肯，那时她被书写成奇迹，而有一个记者说：“她天才的身体会用荣誉的火焰把我们烧成灰烬。”
可我不喜欢、也不理解脱离理智的舞蹈，我不喜欢这个女人在舞台上跑来跑去的样子。我记得，当我觉得半裸的她是因为冷得要命，为了取暖、为了摆脱寒冷而跑来跑去时，我甚至有点难过。
她在托尔斯泰家也跳了舞，事先吃了点东西、喝了点伏特加。舞蹈表现的似乎是邓肯年龄的负担与其被荣誉和爱恋惯坏的身体的暴力之间的斗争。这些话里面并没有隐含着任何侮辱女性的意思，它们只是说明年老的可恶。
比如，下面是莫斯科报纸《俄罗斯专页》（Русскийлисток）上1905年2月7日的一则报道：
昨天，音乐学院的大厅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观众聚集起来看从马克西姆……马克西姆·高尔基那里来的女士—“光脚女人”伊莎多拉·邓肯的表演，她用脚尖演绎序曲、夜曲、玛祖卡舞和肖邦的波罗涅兹舞!
以“裸露大腿”为理想的潮流趋势的新型“赤足”，“裸露大腿”宣扬的是一种新的舞蹈，表现的是严肃音乐—肖邦、贝多芬（Бетховен）、巴赫（Бах）。
歌颂赤足者的人在描绘被迫的“赤足”时，根本想不到会出现美国女人邓肯式的“自愿的赤足”，而在邓肯那里，认识和阐释古典音乐的手段，除了灵魂……还有赤裸的双足。
一个赤足在地毯上跳贝多芬的奏鸣曲或交响乐、巴赫的赋格曲和肖邦的夜曲的女人—确实是咄咄怪事，惊世骇俗的咄咄怪事。
她苍老、臃肿，长着一张难看的红脸，身上裹着砖红色的裙子，在狭小的房间里旋转、扭曲，把一束凌乱、枯萎的花朵紧紧抱在胸前，没有任何意义的微笑凝固在那张胖脸上。
高尔基继续写到。
这是一个著名的、被千万名欧洲唯美主义者、精明的造型美鉴赏者颂扬的女人，站在小小少年一般的、了不起的梁赞诗人旁边，正是他所不需要的一切事物的完美化身。我这样说没有任何成见、没有任何的凭空想象，没有。我说的是那个沉重的日子里的感受，那天，我一边看着这个女人，一边想：她怎么能够体会到诗人下面这些感叹的意义呢？
如果能够对着草堆微笑，
用月亮的嘴巴咀嚼干草该多好！
他这些痛苦的微笑对她来讲意味着什么：
我戴高筒帽不是为了那些女人—
心脏因为愚蠢的激情而无力生活—
用金色的燕麦去喂母马，
它才会好受些，才会减轻烦恼。
叶赛宁与邓肯说话用手势、用膝盖或手肘碰。当她跳舞的时候，他坐在桌边喝红酒，不时用眼角瞟她一眼，眉头紧皱。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心中的怜悯之情才凝结成了诗句：
人们喜爱你，玷污你……
可以想象得到，他看着自己的女友就像看着一个可怕的东西，虽已习惯、已不足为奇，但仍然让人感到压力。他甩了几次头，就好像一个秃顶的人脑壳上的皮肤被一只苍蝇爬来爬去时一样。
后来，疲惫不堪的邓肯跪倒在地，脸上带着无精打采、模糊不清的微笑，看着诗人。叶赛宁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头，但是，很快转过身去。这时，我又产生了一种感觉：或许正是在这一时刻，他心中才迸出了残酷、悲戚的绝望诗句：
你的眼睛为何如此闪烁蓝色的火花？
难道你想打我一个耳光？
……亲爱的，我在哭泣，
对不起……对不起……
人们请求叶赛宁朗诵诗歌，他高兴地同意了，站起身来朗读赫洛普莎的独白。刚开始，流放犯悲惨的呼喊似乎是戏剧性的。
失去理智的、狂暴血腥的混蛋！
你算什么？死亡？
但是，很快我就觉得，叶赛宁读得非常感人，听他读诗难过得想落泪。我不能说他的朗诵是纯熟的、精巧的等，所有这些修饰词丝毫都不能表达出他朗诵的实质。诗人的声音听上去有点沙哑、刺耳、令人心碎，而这无比强烈地突出了赫洛普莎冷酷的话语。极度真诚、极其强烈地不止一次而且以不同的语气重复出现流放犯的一再要求：
“我想见到这个人！”
恐惧之情也传达得十分到位：
“他在哪里？在哪里？难道没有他这个人？”
令人难以置信，这样一个小人儿拥有如此强烈的情感和如此完美的表现力。朗诵的时候，他脸色发白，连耳朵都变成灰白色的了。他与诗歌节奏不一致地挥舞着双手，但就应该是这样的，诗歌的节奏难以捕捉，冷酷言语的语气轻重也有着极其细微的差别。好像他在抛掷这些话语，一句扔到脚下，一句抛得远远的，另一句甩到他所憎恨的人的脸上。而且所有的一切：包括沙哑刺耳的嗓音、不正确的手势、晃动的身躯、闪烁着愁苦的眼睛—都是诗人此刻所处环境中应该有的那样。
普加乔夫问了三次的那个问题，他朗诵得令人惊叹：
“您疯了吗？”
—响亮而愤怒；然后声音略低，但更加激动：
最后，声音完全低了下去，因为绝望而几乎喘不上气来：
“谁告诉您，我们被消灭了？”
他问得非常好，好到无法形容：
“难道灵魂也会像重担一样将你压倒？”
然后稍作停顿，叹一口气，诀别一般地：
“我亲爱的人们……
我的好—人们……”
他使我激动得喉头哽咽，想放声大哭。记得我当时说不出任何夸奖他的话语，不过，我觉得，他也不需要那样的话。
我请他朗诵一遍关于那只七个幼崽被抢走扔到河里的狗的诗。
“如果您不觉得累的话……”
“读诗我不会累的。”他说，然后又犹豫地问：
“关于狗的诗您喜欢吗？”
我告诉他，在我看来，他是俄罗斯文学中如此高超而又如此真挚、充满爱意地描写动物的第一人。
“是的，我喜欢所有的动物。”叶赛宁若有所思地低声说，但我问他是否知道克洛德尔（Клодель）的“动物乐园”时，他却没有回答，用双手摸了摸头，开始朗诵《狗之歌》（Песньособаке）。一直读到最后几行：
眼中潸潸泪流，
仿若一颗颗金星
洒落在雪地上。
听完这些诗，我不禁想到，与其说谢尔盖·叶赛宁是一个人，不如说他是大自然只为了诗歌、只为了表达“田野无尽的哀伤”、对世间一切生物的热爱和人类应有的仁慈之心—比其他一切都更重要的仁慈之心而创造的一个工具。因此，抱着吉他的库西科夫、跳舞的邓肯显得更加无用，极度无聊的柏林勃兰登堡城显得更加无用，独具天才、彻头彻尾的俄罗斯诗人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更加无用。
可他好像不安而无聊。他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邓肯，大概就像从前抚摸梁赞的少女们一样，拍了拍她的后背，建议离开：
“去个热闹的地方吧。”他说。
我们决定晚上去游乐场。
在玄关里穿外衣的时候，邓肯开始温柔地亲吻男人们。
“俄罗斯人非常好。”她非常激动地说，“这样的人—啊哦！没有……”
叶赛宁笨拙地表演了吃醋的场景，他用手掌拍了一下她的后背，喊道：
“不许你亲吻别人！”
我想，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表明，旁边的人是外人。
这一年，高尔基住在柏林。
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继续讲述高尔基和叶赛宁的那次见面。
“叶赛宁来的时候，请叫我一声。”有一次他说，“我对这个人感兴趣。”
决定在菲舍尔膳宿公寓举行早餐聚会，我们那时在公寓里租了两个带家具的大房间。在角上的那个阳台对着库达姆大街的房间，按对角线斜着摆了一张长桌子。邀请了伊莎多拉·邓肯、叶赛宁和高尔基。
非常好的是，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也讲述了高尔基前面给我们讲过的那一天的情况。比较一下两人的说法，非常有意思：
……伊莎多拉来了，身上裹着很多浅灰色调的围巾、肩上斜披着一块红旗一样火红的雪纺绸。这一次她很安静，看上去很疲惫。脸上的妆没那么浓，充满了女性美的憔悴面庞，让人想起了以前的邓肯。
从女性角度对邓肯外表的这个评述很重要。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指出了妆容的变化，不过，不排除第一次见面发生在邓肯两次演出之间，众所周知，她的演出安排紧密，经常会有一天三场独舞表演的情况！因此，完成白天的演出之后，晚上演出之前她出来和叶赛宁一起散散步，是不会洗去脸上的妆的。
……作为早餐的女主人，我对三样东西感到不安。
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继续讲到。
第一，是不能让尼基塔从隔壁房间跑出来，他被藏在那里，一整天不能出来；第二，是并排而坐的叶赛宁和高尔基的谈话总是不太和谐。我看得出来：叶赛宁很胆怯，像个小男孩，高尔基在仔细观察他；第三，不安是早餐的男主人造成的，因为他毫无远见地一个劲儿地往伊莎多拉的杯子里倒伏特加（喝几杯这种饮料她根本不当回事）。主人这种漫不经心的后果是很明显的。
“为了俄罗斯革命！”伊莎多拉向着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举起自己的杯子，咋咋呼呼地说，“听着，高尔基！我要为俄罗斯革命跳《如果仅仅……》（Seulmentt…）。俄罗斯革命，很好！”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皱着眉头跟她碰杯。我看出他不大自在。他抚摸着自己的小胡子，弯下腰低声对我说：
“这位中年女士称赞革命就像演员称赞一场成功的初演，她这样做没用。”沉默片刻，他又说道，“这女士的眼睛真好看，有才气的眼睛。”
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还指出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不管怎样，高尔基还是看到了邓肯的优点。不过，我们当时并没有在现场，不排除这句话是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为了缓和气氛臆想出来的。
早餐进行得十分热闹和忙乱。喝过咖啡之后，高尔基从桌边站起身，请求叶赛宁朗诵最近写的新诗。
叶赛宁朗诵得很好，但是，好像有点过于努力，用力过猛，从而失去了内心的宁静。（我难过地想起莫斯科莫尔恰诺夫卡的那个晚上。）高尔基喜欢这些诗，这我看得出来。他们谈得兴致勃勃。我看着站在窗边的他们。他们真是太不同了！一个久经考验、目标确定，正在大步向前，另一个像盲人一样摸索着前进，跌跌撞撞、惊慌失措、举步维艰。
这又是一个十分正确的评述，高尔基著作等身，其话剧正在欧洲最优秀的剧院成功上演，而叶赛宁的知名度仅限于俄罗斯，他根本不知道西方人会怎样对待他。再加上不可能用俄语交流，实际上，在柏林那里，恰恰俄罗斯人相对较多，俄罗斯俱乐部、图书馆、报纸等也比较多。但所有这些人对叶赛宁来讲都是陌生的。与如今在饭馆当伙计的白卫军的见面，差点以灾难结束。有备而来的报纸上刊登着伟大的邓肯的俄罗斯丈夫的访谈录，不过他们关心的不是文学，而只是这桩几乎赔本的婚姻的细枝末节。在公众看来，叶赛宁什么也不是，只是正在老去的女舞蹈家的面首。这一切都刺激着叶赛宁的神经，而敏锐的女作家（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在他身上发现的正是这种焦躁和不安。
不要看她手腕之外
和她肩上流动的绸缎。
我在这个女人身上寻找幸福，
却无意中找到了死神。
《唱吧，唱吧。可恶的吉他弹奏着……》
（Пойже,пой.Напроклятойгитаре…）
莫斯科人早已认为叶赛宁是第一诗人，因此原谅他打碎橱窗、打架斗殴，这不奇怪。加利亚在回忆录中如此描写在综合技术博物馆举行的诗人大赛：
我们对待叶赛宁的态度极其幼稚。我们该投谁的票呢？我们羞怯地决定—投叶赛宁的票。我们羞愧，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把叶赛宁当作俄罗斯第一诗人是我们太大胆还是真的正确。但我们还是要投他的票。
可是，忽然—令人大失所望！参加的是各种小人物，叶赛宁都没有到场。无聊、无趣。我猛然间向左边的入口一转头，在下面门口的地方看见了一颗金色的脑袋！我一下子跳起来，喊得整个大厅的人都听见了：
“叶赛宁来啦！”
马上开始一阵慌乱与骚乱，响起狂喊声：“叶赛宁！叶赛宁！叶赛宁！”一部分观众对此很气恼。有个人带着嘲讽对我说：“怎么，您想听听月亮之歌吗？”我只是粗鲁地回敬了他一句，就继续和别人一起呼喊叶赛宁。
人们把叶赛宁连拉带举地弄到桌子上—不朗诵是不可能的了，无论如何不会放他走。他朗诵的不多，并没有参加比赛，只是客串一下，但是，很显然他也不需要参加比赛，很显然，他，只有他才是第一位的。跟平时一样，接下来的事我都不记得了。
“……后来，诗人库西科夫来了，穿着切尔克斯卡袍，背着吉他，像酒馆里的人。”高尔基接着讲到。“谁也不认识他，但是他像影子一样，跟在叶赛宁身后，在柏林到处逛。”
邓肯不得不带上库西科夫一块儿旅行，而且负担他的全部费用，因为叶赛宁坚持要这样。
天才而荒谬—有时，叶赛宁也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感到难堪。他崇拜邓肯，崇拜她的举世闻名，他很高兴挽着她的手臂走上一圈，在朋友面前夸耀一番，但是，他听到的不是赞叹，而是背后越来越多的鄙夷的议论，不时还有人喝醉了劝他丢下他的老太婆，不要毁了自己的生活。
……你不要说她老，她是漂亮、优美的女人。只是她满头白发（染料的作用），银丝胜雪。你知道吗，她是真正的俄罗斯女人，甚至比俄罗斯所有的女人都更像俄罗斯人。她的心是我们俄罗斯的。
切尔尼亚夫斯基在《相见的三个时代》（Триэпохивстречи）中如是转述叶赛宁对邓肯的评价。
第十三章游乐场
……华丽得一塌糊涂的游乐场使叶赛宁活跃起来。
我们又听到高尔基的声音。
他不时笑着，从一个新奇的东西跑向另一个新奇的东西，看令人尊敬的德国人自娱自乐：他们努力把球扔进丑陋的硬纸面具的嘴里，倔强地攀爬着脚下摇摇晃晃的软梯，然后重重地摔倒在波浪起伏的台子上。有无数种这样简单的游戏，有很多火焰，而且诚实的德意志音乐一刻不停地到处轰响，这音乐可以被称为“胖子的音乐”。
“建了不少东西，可是什么特别的东西也没想出来。”叶赛宁说到。接着马上又补了一句，“我不是在诋毁。”
然后，他急急地说，动词“诋毁”好于“谴责”。
“简洁的话语总是胜过烦琐。”他说。
叶赛宁对德国人的娱乐活动走马观花式的观看令人疑虑，而且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个人想看完一切东西，仅仅是为了快点忘记。我们站在圆形的凉亭前面，亭子里面有彩色的东西在转动并不断地鸣叫，叶赛宁突然急匆匆地问我：
“您认为，我的诗有用吗？总的来讲，还有艺术，就是诗歌有用吗？”
问题再恰当不过了：即使没有席勒（Шиллер），游乐场依然欢快地活着。
但是，没等我回答他的问题，叶赛宁就提议道：
“我们去喝酒吧。”
在坐满了快乐人群的巨大的酒店凉台上，他又感到无聊了，变得无精打采、喜怒无常。他不喜欢送上来的酒。
“酸涩，还带着烧焦的羽毛的味道。请要一点红酒，法国的。”
“所有人都尽可能做得可怕。不过，我喜欢杂技，您呢？”
他给人的感觉不是一个被惯坏了的、自我炫耀的人，不，让人感觉好像他来到这个未必真正快乐的地方是情非得已，或者是“出于礼节”，就像不信教的人去教堂一样。他一来就急不可耐地希望法事快点结束，因为这法事丝毫不能触动他的灵魂，因为这是给别人的上帝做的法事。
大家决定在空气清新的户外结束这一天。有人提议去游乐场，据说柏林的游乐场特别好。
纳塔利娅·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的说法与高尔基一致。
那是一个周日的晚上，看上去悠闲、庄重的人们在城市的各个街道上漫步，散发着冠冕堂皇的无聊。他们小心翼翼地穿着自己那象征着富足的星期天礼服，穿着、戴着、拿着一次没用过的新雨伞、新手套、气派的手杖、雪茄烟、皮包、考究而夹脚的鞋子和礼拜天的圆顶礼帽。商店橱窗的铁制护板都放了下来，因此城市显得更加宽敞和干净了。
我们分头坐上几辆汽车，司机载着我们在宽阔的库达姆大街上奔驰的一路，伊莎多拉的头一直倚在叶赛宁的肩上。
“告诉我，母狗，告诉我，坏—女—人……”伊莎多拉含含糊糊地哼哼着，像个孩子似的噘起嘴唇求吻。
“她喜欢我用俄语骂她。”叶赛宁说到。不知是在解释，还是在为自己辩解，“她喜欢，她也喜欢我打她。小怪物！”
“那您打她吗？”我问。
“她自己找我打。”他模棱两可地笑了。
“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你们是怎么交流的呢？”
“就这样：我的—你的，我的—你的……”他像集市上的鞑靼人那样动起手来，“我们互相理解，是吧，西朵拉？”
在游乐场的饭店里，伊莎多拉疲惫地坐在小桌后面，手拿一杯香槟，眯缝着眼睛看着人群上方，眼里充满了厌恶、威严而落寞的神情，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澳大利亚美洲狮，看着外面闲着没事看热闹的讨厌的人们。
周围的德国小市民在喝着他们的周日啤酒。饭店爵士乐队的铜管乐声尖利而哀伤，响彻夜晚的天空。架空斗车在木制斜坡上轰隆作响，把尖叫着的人们抛向经过检验无危险的深渊。叶赛宁和库西科夫一起在哈哈镜前面呈现出各种难看的样子。镜子有时把人变得圆鼓鼓的像个球，有时把人扭曲成痛苦的虫子。旁边轰隆作响的是著名的“钢铁海洋”，一条条的铁带波浪般翻腾着，传送着带轮的铁船。毫无疑问，是某个阴郁的厌恶人类者荒诞的想象力发明了这个钢铁的娱乐设施，柏林的骄傲！在园区的另外一个角落里，挂满彩灯、疯狂转动的靶子亮得刺眼，令人太阳穴作痛。大多数娱乐项目的根本都是古怪的暴虐狂心理。看得出来，高尔基不太喜欢这些娱乐。他在人群中被认出来，好奇的人们跟在他身后，像追着娱乐设施一样。他辞别我们，回家去了。
这个晚上注定不会顺利结束。我们餐桌上的热烈气氛渐渐散去，饭店里慢慢空了下来。伊莎多拉觉得特别无聊。叶赛宁喝醉了，很不开心，他是俄罗斯式的醉酒，高谈阔论、吵吵闹闹。与高尔基的会面有什么东西刺激了他、触动了他。
“那些聪明人，让他们去找他们的狗娘吧！”他与库西科夫推杯换盏，胆子越来越大，“普希金怎么说的？”“上帝原谅，诗歌应该带点傻气。”“哥们儿，诗歌它不喜欢聪明人！喝，萨什卡！”
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叶赛宁。在他突然爆发的流氓习气后面，我感觉到某种习惯性的东西，其后隐含着的不是巨大的屈辱，就是绝望。觉得他很可怜，想快点结束这个越拖越糟糕的夜晚。
第十四章一个拥有过去的男人
和一个没有未来的女人
邓肯信奉自由的爱情，目前的爱人是否已婚她并不在意，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身体就是为了获得愉悦和满足。至于新情人的个人生活、他以前的情人、孩子、体面与不体面的行为，她可以连续听上几个小时。通过伊利亚·施耐德以及很快就与她成为好友的叶赛宁的朋友们，她得知叶赛宁在遇到她之前结过两次婚。首先，1913年，在“伊·德·瑟京的合伙人”印刷厂工作时，叶赛宁结识了安娜·伊兹里亚德诺娃，后者在1914年为他生下了儿子尤里。
安娜·罗曼诺夫娜属于那种自我牺牲精神可以支撑整个世界的女人。她看上去朴实、低调，总是被生活琐事缠绕，看着她，你可能会被表象欺骗，看不出她天生有很强烈的幽默感，拥有很高级的文学趣味，博学多识。与叶赛宁有关的一切在她看来都是神圣的，她从不谈论、也不评判他的行为。周围人应该对待他的态度，她十分清楚—那就是保护。
几年之后，塔季扬娜·叶赛宁娜这样描写父亲的第一任妻子。
“亲爱的”、“可爱的”、“永久”。
可心里总是装着一件事，
如果触动一个人的激情，
那么，你肯定找不到真理。
他刚刚从农村来到这里，可是一点儿也不像农村的小伙子：他穿一身棕色的西服，浆过的领子高高的，系着绿色的领带。
安娜·伊兹里亚德诺娃这样描述丈夫叶赛宁。
一头金色鬈发的他像洋娃娃一样漂亮，根据第一印象，人们管他叫复活节天使。他傲慢自负、自尊心很强，因此人们不喜欢他。他对我很是迷恋，总是给我读诗。他对我要求特别苛刻，甚至不让我跟女人说话：“她们不是好人。”他的情绪很颓唐：他是个诗人，没有人愿意理解他，编辑部不愿意发表他的诗歌，父亲总是责备他……所有的薪水他都用来买书和杂志，根本不考虑怎样生活……
安娜·伊兹里亚德诺娃和叶赛宁有了儿子尤里之后，年轻的父亲就明白，家庭不是他的天地。必须想办法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诗歌，干事业，而不应该洗尿布。他扔下妻子和初生的婴儿，去彼得堡碰运气。此行的目的是与勃洛克相识。
……不要冒冒失失地闯进俄罗斯文学。应该进行高明的战争、采取最细致的策略。……装傻没有坏处。我们的人特别喜欢傻瓜……应该让每个人都感到满意……我想，就让每个人都这样认为吧：“是我把他引入俄罗斯文学的。”他们很开心，我却很讨厌。
马里延戈夫似乎是在转述叶赛宁的话，实际上他叙述的是他自己看待事物的观点。
没有正式离婚，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登记。因此，没有任何申诉，他们就像大海中的两条船一样分道扬镳了。叶赛宁许诺要来探望尤尔卡并尽可能资助对他的教育。下面是安娜·伊兹里亚德诺娃的话：
夕阳红色的翅膀黯淡了，
雾中的篱笆静静地睡着了。
别难过，我白色的寒舍，
因为我们又变得孤孤单单了。
月亮在茅草房顶上清洗着，
装上宝蓝色弹夹的犄角。
我没有跟在她身后，也没有
送她走过僻静处的草垛。
双唇，和无辜的灵魂，
她也会为另一个人珍惜。
乞求欢乐的人不是强者，
只有高傲的人才能生存。
而另一个人对她会始乱终弃，
像扔掉被潮气腐蚀的锁链。
我等待命运不是因为无聊，
新雪将会狂暴地飞旋。
而她也会来到我们这里，
温暖她的小伙子。
脱下皮衣，解下沙丽，
和我一起在篝火边坐下……
平静而温柔地对我说，
孩子长得和我一样。
三年之后的1917年，叶赛宁娶了女演员季娜伊达·赖赫，还与她在沃洛格达县托尔斯基科沃村的一个古老的教堂里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宴在“巴萨日”宾馆举行。叶赛宁没有举办婚礼和教堂仪式的钱，但是新娘给自己的父亲尼古拉·赖赫发了一封电报：“给我汇100卢布。我要结婚。季娜伊达。”没有要求更多的解释，后者就立即满足了女儿的要求，并开始等待新人回门。新娘的手捧花是叶赛宁在去教堂的路上采集的野花。简朴的婚礼过后不久，一对新人就出发去奥廖尔与季娜伊达·赖赫的父母和亲人相见。
康斯坦丁·叶赛宁在《关于父亲》（Оботце）一书中讲述了这次见面的故事：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三个人一起来到了奥廖尔。”姥爷说，“季娜伊达和她的丈夫，还有一个头发、眉毛、胡子颜色都很浅的小伙子。她丈夫个子高，头发黑，很有气派，一本正经。自然，安排了不太盛大的宴会。那是困难时期。我们坐在一起，喝了些酒，聊了会儿天。快半夜了，我给新婚夫妇安排好了房间。可我看季娜伊达没有到她丈夫身边去，却走向那个浅色头发的小伙子。我完全糊涂了。她和他两个人向安排好的房间走去。这时我才明白，那个浅色头发的才是她丈夫。而另外一个，是他的朋友，我还得给他安排房间。”姥爷和天下所有的姥爷一样，喜欢庄重、踏实的男人。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副小男孩的样子让他感到沮丧。
1918年春天，马上就要临产的季娜伊达·赖赫搬回奥廖尔的父母身边。1918年5月29日，叶赛宁夫妇添了女儿塔季扬娜·叶赛宁娜。他们决定在莫斯科生活。因此，叶赛宁暂时先走，去安排住处。
最初的争吵源于诗歌。
塔季扬娜·叶赛宁娜【诗人的女儿，留下了一部关于自己母亲的回忆录《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赖赫》（ЗинаидаНиколаевнаРайх）】，给我们讲了一个家庭传说。
等到季娜伊达·赖赫该生她与叶赛宁的第二个孩子时，她带着塔季扬娜·叶赛宁娜又回到奥廖尔的父母身边。这是1920年的事。生了个男孩，取名叫康斯坦丁，非常遗憾的是，孩子病得很严重，本应回到父亲身边的母亲不得不带着小孩搬到齐斯洛沃茨克去疗养。
“呸！头发是黑的！叶赛宁家的人没有黑头发的……”谢尔盖撇撇嘴，和马里延戈夫一起坐车走了。
季娜伊达·赖赫的头发是黑色的，所以黑头发不是背叛的标志。你想想，随母亲—会是个幸福的人。
我不能与季娜伊达一起生活……我跟她说过—可她不愿意理解……不走……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谢尔古恩，你爱我，这我知道，别的我不想知道。”托利亚，你告诉她……我有别的女人了……说春天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一起了，而且我特别爱她……我也不能隐瞒这事……
赛宁的各种新奇想法烦扰着妻子，季娜伊达·赖赫一人分成几半，奔走于丈夫、父母、塔尼亚和不断生病的科斯佳之间，这样一来，小儿子的病情快要稳定的时候，她自己也进了精神病门诊。
请贵庭在职责允许的范围内，不要驳回我与妻子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叶赛宁娜·赖赫的离婚请求。我们的孩子—三岁的塔季扬娜和一岁的康斯坦丁，我留给前妻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赖赫抚养，同时承担他们的抚养费，对此我签字确认。谢尔盖·叶赛宁。
签完离婚文件，季娜伊达·赖赫把孩子留给他们的外祖父母，去了莫斯科，因为她突然令所有人感到意外地考上了梅耶霍德主持的导演系。一年之后，她嫁给了梅耶霍德，后者正式收养了塔尼亚和科斯佳。
1922年夏天，我完全不认识的两个人—母亲和继父—来到了奥廖尔，把我和弟弟从姥姥姥爷身边带走了。在剧院里，很多人在弗谢沃洛德·埃米尔耶维奇面前都战战兢兢的。而在家里，他经常把一件小事—小孩子可笑的一句话、一道可口的菜—变成巨大的喜悦。他会给所有的家畜治病：敷布、拔刺、开药、包扎甚至注射，还一边做一边夸奖自己，喜欢自称为“梅耶霍德医生”。
塔季扬娜·叶赛宁娜继续讲到。
据说，在一次晚间聚会上，梅耶霍德好像对叶赛宁说了一句：“叶赛宁，你知道吗，我可是爱上了你的老婆……如果我跟她结婚，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叶赛宁开玩笑地对导演行了一个屈膝礼：“发发慈悲，娶了她吧……我将终生感激你。”
不过，当季娜伊达·赖赫彻底离开他时，他还是骂了人：“插足我的家庭，假装保护神……把我老婆勾搭走…………”
三个孩子，邓肯当年正好失去了这么多的孩子：两个淹死了，一个出生几分钟便夭折了。要是叶赛宁能给她机会，哪怕是偶尔给他的孩子们买点礼物就好了！也许，那样他们就有可能不破坏自己的关系，而我们现在谈论的也将不是悲剧的爱情，而是幸福的爱情。有三个来自不同母亲的孩子，过些年还会出现第四个！还会有那么一天，命运将尤拉、塔尼亚和科斯佳联系在一起，并使他们成为朋友。事情是这样的：
对面，林荫路的另一面，有一座特别像纪念碑的房子—格里鲍耶陀夫曾经住在那里。究竟有哪些他的同代人在我们的房间里走过—（19世纪）20年代的时候，这样的问题不知为何从未出现过。
塔季扬娜·叶赛宁娜讲到。
诺文斯基大道是个繁华的地方，不远处有热闹的斯摩棱斯克市场，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跳蚤市场，戴着帽子和面纱的年迈女士在那里出卖自己的扇子、首饰盒和小花瓶。有茨冈人牵着熊在大道上走来走去，他们是流浪艺人。外来的农民吓得直皱眉头，踏着树皮鞋、穿着家织的厚呢外衣、肩上背着包裹，穿过有轨电车道四散逃避。
在林荫路上，我们突然十分意外地认识了同父异母的哥哥—尤里·叶赛宁。他比我大四岁。好像他也被领到林荫道上来玩，而且，显然是因为没找到别的同伴，他开始用雪橇拉着我们玩。他的母亲，安娜·罗曼诺夫娜·伊兹里亚德诺娃在长凳上和我们的保姆聊了起来，问我们“是谁的孩子”，然后感叹一声，“是哥哥拉妹妹呢！”她马上表示要和我们的母亲认识一下。从那时起，尤里开始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常到他那里去。
叶赛宁可能介绍邓肯跟孩子们认识吗？这甚至非常容易，无论如何，他带加利亚去见过他们，后来还带来了索菲亚·托尔斯塔娅：
父亲只有一次认真地管过我。
那次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和加林娜·阿尔图罗夫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一起来的。他听我朗读。然后，突然开始教我……语音。他检查我是否能听清楚一个词中的所有音，特别强调说，每两个辅音之间总是能听到一个短的元音。我争辩说，既然没有字母，就不可能有任何音。
邓肯总是给叶赛宁钱养活他的母亲和妹妹。她还很年轻，招收了40名女学生，一个不留地把她们都收为养女，为她们开办舞蹈学校。有一次，已经是叶赛宁和邓肯从国外回来之后了，整个莫斯科城里传播着一个奇怪的流言，说诗人（叶赛宁）决定把塔尼亚和科斯佳偷走，与自己的新妻子一起抚养他们。
有一天，叶赛宁想把我们“偷走”的流言传到了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耳朵里。
塔季扬娜·叶赛宁娜在回忆录中写到。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她都以名字和父称称呼自己的母亲。
要么两个一起偷走，要么偷走一个。我看见过父亲和奥尔加·格奥尔吉耶夫娜（ОльгаГеоргиевна）开玩笑，因此，完全可以想象，父亲肯定是捉弄某个人，跟人家讲他要把我们偷走。也许，他没想到这话会传到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耳朵里。也许，想到了……
后来，有一天，当我跑进母亲的卧室时，我看见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画面。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正坐在地板上数钱。她面前的钱堆成了一座小山：都是像银行里那样用纸包着的硬币，像一个个小柱子。原来，那次剧院发工资用的都是有轨电车上的硬币。
“你和科斯佳用这些钱去克里米亚。”她激动地小声说。
我当然很久以后才得知，她小声说话是为了保密。而我们真的被紧急送往克里米亚去了，同行的还有奥尔加·格奥尔吉耶夫娜和阿姨—为了不让叶赛宁找到我们。家里有很多女人，散播恐怖情绪的人有的是。那个年代，有很多人离婚，母亲对孩子的抚养权是个新鲜事物，父亲“偷走”孩子的事件总是被人们传来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