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苏鹬是一种特殊的水鸟，雄性有三种形态：黑色的“地主阶级”，白色的“流浪汉”，还有长得和雌性差不多的“伪装者”。在求偶时，它们因为自身地位差异而使出不同的办法，比如“伪装者”，假扮雌性闯入地主阶级的领地偷偷交配。
雄蜘蛛求偶时还得准备一份“彩礼”——用蛛丝层层包裹好的食物。但也有的雄性很狡猾，找不到食物的时候，就用树枝充当食物以假乱真了……
这些动物的求偶策略，都被王大可写进了《它们的性》里。王大可本名王云珂，博士毕业于牛津大学动物学系EdwardGrey鸟类研究所，现在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工作。今年7月，28岁的她发表新书《它们的性》，讲述100多种动物如何求偶、交配、带孩子的故事。在第二十三届深圳读书月中，这部作品入选“年度十大好书”。
“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动物。”王大可说，“我自始至终想观测的、想理解的全部都是人，只不过找了一个不同的角度。”
“写作是为了自救”
五年前，王大可并未有意写书，“前期的写作主要是在学习”。
2017年，王大可在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学习演化生物学（又称进化生物学）。在这过程中，王大可经常碰到许多疑问和不解，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所以我就强迫自己，看了一部分paper（论文）后一定要提炼出它的观点和结论，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知识点巩固下来，否则看了就过去了，根本记不住。”
王大可坚持每周写一篇1000多字的笔记，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后来有自媒体联系她开专栏，她就开始持续供稿，直到2019年才歇笔。所以，“这一本书的内容主体，是在2017年和2018年完成的”。
对于王大可而言，“写作是为了自救”。从写作到出书的五年，也是王大可自我蜕变的五年。她常常用“哥白尼式翻转”来形容自己在这五年里的思考。
年少时的她跟许多同龄人一样，习惯了在现有社会框架下的生活，努力成为别人眼中的优秀学生，但在规训感极强的现实世界里却逐渐丧失了当下的自我感受。“是不是一定要这样？还可以怎样？应该怎样呢？”，她不断在对自己发问。
2016年，王大可决定出国学习演化生物学，回到原始的动物社会、人类文明开始之前。用她的话说，“在看到更多动物之后，是可以让自己不要再轻易地被很多观点给改变。”
接下来两年，在演化生物学理论的指引下，王大可不再是从人类的角度去思考动物，很多传统的理论框架也被一一打破，比如“以前我认为，强者建立秩序，弱者被淘汰，后来发现这种视角太狭隘了，弱者不甘于被淘汰，他们有很多法子可以活下去”。王大可发现了不曾见过的动物世界。
到了2019年，王大可突然歇笔，因为她发现演化生物学并不能帮助她化解心中的困惑。“我更渴求的是，我想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看到了任何事实层面的东西后，都不能推论出应该怎么做。其实一开始这条路就走错了。”这时，王大可试图跳出演化生物学，开始用别的方式寻找答案。
虽然这场探索旅程至今没有抵达终点，但在王大可看来“这依然是一次非常值得的尝试”，并且把它写进了书里。
“那你喜欢动物吗？”读特记者问王大可。
“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动物。”王大可很快回答道，“我自始至终想观测的、想理解的全部都是人，只不过找了一个不同的角度。”
好奇“性”的奇女子
王大可从小对世界充满好奇。她在书的序言里提到，自己“是一个在高中就暗中观察，在女生的姨妈期和非姨妈期，男生发起聊天的频率是否有显著差别的奇女子”。
王大可1994年出生，湖北人。在她成长的环境里，“大家对性这个话题一向比较忌讳”。“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都不是很清楚性行为是怎么发生的。”王大可说，课本里只有“蜻蜓点水”式的生理知识，所以基本上都是通过阅读书籍和文献资料去解答自己心里的疑惑。
在那段青春懵懂时期，王大可开始读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斯卡·王尔德、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作品。她像一块海绵一样不断从书里吸收各种知识，了解“性”的同时，也在思考“性”背后的意义。“王尔德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关乎性，除了性本身，性关乎权力。我作为一个女性，在这种父权制的社会里，也好像感受到了一些无形的压力。所以我就想往‘性’这个方面去追溯，而不是性行为这个具体的生理学过程。”
雄性流苏鹬有三种形态，最常见的是黑头的“地主阶级”，其次是白头的“流浪汉”，还有极少数长得和雌性差不多的“伪装者”（前排站在水里）。（图片来自《它们的性》）
“学者研究发现，出轨行为通常不能使雌性获益，那她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带着这些好奇，2016年，王大可成功申请进入牛津大学动物学系EdwardGrey鸟类研究所读博。
在博士学习期间，王大可主要研究原鸡在不同社交环境下的性行为策略、精子分配策略与认知决策机制。换句话说，她要弄明白鸡是怎么找对象的。
其实，这并非王大可最想研究的课题。“我对精子没有那么感兴趣，因为我是一个女性，我更想去研究母鸡。”
刚入学的时候，王大可发现学校养鸡场里的母鸡特别少，公鸡的数量是母鸡的三四倍。她后来听闻，母鸡的数量之所以偏少，是因为前不久有几十只母鸡染上了严重的性病而死亡。“性这件事儿对于两性实在是太不平等了。一只公鸡与一只母鸡交配，凭什么母鸡就‘挂掉’了，公鸡却没啥事。”王大可对这件事表示气愤和不满。
她想知道，母鸡在被迫性行为后是否可以筛选精子，但这个研究过程并不容易，一个是因为母鸡数量少，另一个是因为“它发生的过程是在体内，我们不能为了做研究而把鸡杀了”。后来，她试图从鸡蛋上寻找答案。由于鸡蛋上的卵黄膜非常坚韧，她尝试过很多方法都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王大可只好听从导师的建议，转向研究公鸡。
所以在每次进入鸡场之前，王大可都必须“全副武装”。她要提前穿上包裹全身的防护服，套上塑胶筒靴，戴上具有过滤空气作用的抽风机，最后再加一个头罩，“把整个脑袋都罩在里面”。有了这些装备，王大可在鸡场里就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只是，这一身装备很笨重，让她跑动起来十分辛苦。
这段科研经历让王大可恍然大悟。为了寻找自己，她曾一步步走向进化论，最终却发现走错了方向，因为她反对个体无意义。“科学注重的是整体，要剔除偶然，而人生却是处处充斥着偶然。”
在深圳“打开自己”
2020年10月，王大可顺利毕业，找工作成为她接下来要纠结的难题。“从我选择这个专业开始，我就知道是找不到工作的，当这个问题切切实实摆在你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生存压力。”
毕业答辩结束后，王大可在一场学术会议上遇到深圳先进院的导师，并接到去深圳工作的邀请。一开始，王大可有些顾虑，“因为深圳并不是一个在传统教育领域非常强的城市”，但最后她选择留了下来。至于原因，她说“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细节”。
当时，王大可在深圳先进院面试完后，与合作导师和几位学生一起到餐馆吃饭。饭吃得差不多了，导师准备起身前问大家，“吃饱了没？”这时，一个学生突然举手说，“老板，我没有吃饱，再来一碗面。”导师又叫服务员给学生上了一碗面，等他吃完后再一起离开。
王大可被这样的场景所触动，那一刻起，她对深圳也有了新的定义，“这是一个非常平等、包容的城市，这边的结构扁平简单，没有什么非常深厚的、不可撼动的东西。”
2020年，王大可进入深圳先进院工作，在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脑功能图谱与行为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后，研究小鼠性行为策略的认知基础，并逐渐朝着脑科学的方向发展。在她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方向，因为这是她“从研究动物转向研究人的一个契机”。
对于王大可而言，深圳不仅是一个工作的城市，也是她开始“打开自己”的地方。
多年的科研经历，让王大可习惯了从人群中抽离出来，与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让自己不会遭受任何人际关系中的伤害，甚至站在“上帝视角”去观察身边的一切。以致于当人们对她表示友好的时候，她会忍不住自我怀疑，“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可能我对于人的信任是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王大可说到这里，两眼忽然变得通红，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她试图调解气氛，一边擦眼泪，一边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笑点和泪点都很低的人。
王大可一直非常向往被爱，向往“那种很单纯的、很简单的、有爱的关系”。而深圳给了她投身人与人关系的勇气，帮助她从朋友、同事和读者那里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王大可说，“在这里，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王大可曾在《它们的性》的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人做实验，采取的是上帝视角，而人活着，采取的是“我”视角。上帝视角下，如果我偏离了宏观统计学规律，那么我就无意义，“我”视角下，正因为我有个人意志，所以我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