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与西域的文化和贸易交流不断加深，出现了新一轮玻璃制品和技术的进口潮，在有着更为悠久玻璃制造历史的西亚，玻璃制造工艺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玻璃器物，不仅透明度更高，而且还出现了丰富的色彩，红、白、黑、黄、青、绿、紫等都有，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无穷的魅力与诱惑。新技术终于在北朝时期传入中国，而隋侯珠、五色玉之类的本土传统玻璃工艺则遭到了毫不迟疑的抛弃。
也许由于交通条件与传授方式的限制，中国本土制造的玻璃，品质上始终无法与舶来品比美，程大昌《演繁录》中说“中国所铸玻璃，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则色甚光鲜，而质甚清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至其来自海舶者，制差朴钝，而色亦微暗，可异者，虽以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损动，是名蕃琉璃也。”耐热性太差，是古代国产玻璃最大的问题，而舶来品又太贵，所以几个世纪以来，玻璃始终无法大规模进入寻常百姓家。
战国蜻蜓眼琉璃珠
可以确定的是，王武子家的琉璃器也是进口产品，在许多传世作品中，都有刻画隋唐以前贵族使用玻璃器皿的痕迹，比如说酒杯，造型就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
唐代周昉的传世名画《簪花仕女图》中，一位抬手轻撩衣领的仕女，臂上密密地戴着五、六只透明的手镯，可见在这一时期，中国制造玻璃的工艺已然达到一定规模，用它来制作首饰日渐形成风气，更为惊人的是玻璃珠帘的创意，水晶帘的意象大量在诗词中出现，“水精帘影露珠悬，绮霞低映晚晴天”，“闲读道书情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玻璃珠穿成的珠帘在生活中制造出的奇异美感被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了，玻璃珠相对大型器皿而言，制造难度相对要低一点，但珠帘也基本上还是只在具有富贵气息的场景中出现，玻璃器皿则仍属上层社会的专享，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不少精美的皇家供奉玻璃器，如是寻常之物，多半不会这样郑重其事地放入地宫里。
琉璃和玻璃的混淆大约从宋代开始，随着文化的发展，宝石基本上都得到了各自的专用名词，用玻璃笼统来命名透明晶莹的宝石的不精确与模糊性自然也被人们摈弃，也许是因为本土玻璃与外来玻璃的品质差异，需要在命名上加以区分，所以把更为晶莹可爱的进口玻璃叫作玻璃，把品质稍逊的国产货叫作琉璃成为了某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但语言在传播过程中向来带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玻璃和琉璃间的区别又并非金与银那样泾渭分明，有些人随随便便地混叫也不是不可能。
明代中叶，欧洲开始世界范围内的海上贸易，其中与中国的贸易交流也随之进入全新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玻璃制品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受到贵族阶层的热烈欢迎，玻璃与琉璃的叫法再一次得到确定，尤其是清代，宫廷中甚至开办了玻璃厂。《红楼梦》里，出现过多次“玻璃”的字样，王熙凤的玻璃炕屏、怡红院的大穿衣镜，李纨的玻璃窗等等，比较明确表示玻璃属于高级生活用品的描写则是晴雯与宝玉拌嘴时说的一句话“……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贾府是富贵之家，置办得起大宗玻璃用具，一方面也反映出优质玻璃制品本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离大规模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已经为时不远。
对现代人而言玻璃当然已不再是什么稀罕之物，尤其是建筑上大量玻璃的使用，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坚固与脆弱的鲜明对比，但无处不在的玻璃恰好又说明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被异化的程度，它直接、冰冷，明晰、光洁、它以“无”的形态注解“有”，玻璃形成的无形阻隔被我们遭遇之时，我们才会恍悟，生活本质中的那一点温情与柔软，不知道何时，已经从中心，挪移到最不起眼的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