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引发国际社会热烈支持和普遍赞扬。全球文明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继2021年9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4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后，提出的第三个全球性倡议，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的担当与气度。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突破了“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国强必霸论”“文明冲突论”等四重论调，为繁荣人类文明百花园、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和平发展与交流互鉴贡献了卓越的中国智慧，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世界意义。
一、打破“历史终结论”，为繁荣人类文明百花园发挥中国作用
与“历史终结论”的线性视角相比，全球文明倡议认为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文明间彼此平等，都是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文明倡议并不否认存在着一些为全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价值理念，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并且强调要尊重不同文明对上述价值理念的理解和诠释，在追求这些共同价值的过程中，应当允许不同文明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历史终结论”的单向史观，认为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动态的，不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终点”，鲜明反对将某一特定的政治或经济发展模式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并强加给其他国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着诸如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悬殊、生态环境危机和技术伦理风险等共有难题，亟需立足全球文明倡议这一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新视角，放下文明偏见和歧视，通过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和各文明间的互学互鉴寻找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二、突破“西方中心论”，为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提供中国方案
“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它将西方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视为文明的唯一评判标准，认为其他非西方文明都是落后的、愚昧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认为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足够的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的束缚，直到19世纪中叶来自西方的冲击才使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演变。上述观点过分放大了外来的西方力量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西方中心论”曾长期主导着国际话语体系，它将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视为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标杆和样板，一味忽视或否定其他文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中心论”充满偏见和狭隘的视角不但阻碍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合作，有时甚至还加剧了文明间的对抗、矛盾和冲突，其局限性和弊端日渐显现。国际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理性的声音呼吁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与偏见，寻求更加平等、多元和包容的理论和实践新视角。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智慧。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走出了一条卓有成效的发展路径，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和选择。全球文明倡议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存在的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倡导通过多边机制和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展现了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全球治理新视角。相较于“西方中心论”往往隐含的文明优越感，全球文明倡议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发展观，充分尊重各文明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与“西方中心论”下常出现的利益不均、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形成鲜明对比，全球文明倡议秉持开放、包容、普惠等理念，提供了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发展新模式。面对种种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和人类共有难题，全球文明倡议提倡合作而非对立，互鉴而非排他，共赢而非零和，为充分理解并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和谐的世界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
三、跳出“国强必霸论”，为各国文明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国强必霸论”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论调认为一个国家一旦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就会不可避免地寻求向外扩张，试图在国际舞台上主导他国，以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大国在成为强国之后采取了扩张和霸权行径，如欧洲的殖民扩张、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等，这些实例在一些人看来构成“国强必霸论”的实证基础。然而，“国强必霸论”过于突出竞争和对抗，忽视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实现共赢的可能性，往往促成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和短视的国际政策，加剧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国强必霸论”的局限性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愈发凸显，对国际关系的理解需要超越简单的力量对抗，寻求基于尊重、合作、共赢的文明交往互动新理念。
四、超越“文明冲突论”，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汇聚中国力量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论著中提出了所谓“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全球冲突的主要源泉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体制的差异，而是文化和文明的差异。他将世界划分为八种主要文明，并且预言文明的冲突将成为未来国际冲突的主导形式，特别是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将对西方文明构成重大挑战。在“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视阈中，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由双极化向多极化转变，国家行为不再仅仅由意识形态决定，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的政治，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文明冲突论”自提出以来就备受争议，一些人批评它可能加剧不同文明间的紧张关系，不利于文明间的交流对话与和平共处。不幸的是，“文明冲突论”似乎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强调文明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心理预期本身就增加了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将“文明冲突论”上升为政治价值观、政治哲学观，过分突出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和冲突性，则无疑会导致不同文明间产生更多的纠纷和争端。
（作者艾哈迈德·赛义德系埃及汉学家、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总裁；王俊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