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有人研究认为：“人类绝不是首先从天然环境优越的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的和异常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成为促使森林古猿种群分化并从中派生出人类的主要原因”。（陈恩志：《中国与南亚人类起源中心说》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中国喜玛拉雅山系是距今1800万年地球板块飘移、碰撞、隆起而致的造山运动的结果，生态环境的巨变可能是促使人类产生的条件。横断山脉东侧近数十年来不断有蜡玛猿、西瓦猿化石的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人类的摇篮之一。生态环境的剧变、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迫使人类从其起源开始，到以后的体质演化，都必须与自然展开艰巨的斗争。其中包括与疾病及损伤的斗争，人类生存和保健的需要，是医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它向医学史研究者提出，史前人类的研究是医学起源和医学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一节遍布中国大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一、原始人类体质的演变人类体质是由古猿进化逐渐形成的，其进化为：古猿→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古猿；古猿→巨猿→现代类人猿；上述人类进化链条上的每一主要环节，我国均已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化石，在体质上也明显具有中国人种（即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
（一）早期直立人早期直立人或称南方古猿。生存年代距今300万—150万年，由于中国过去未发现南猿化石，考古学家一般认为，亚洲的人类是由非洲迁移而来。1970年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和巨猿牙齿化石共存的早更新世晚期层中，发现三颗与南方古猿纤细种接近的下臼齿（高建：《与鄂西巨猿共生的南方古猿牙齿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2期）。1989年在湖北省郧县弥陀寺村出土了中国第一具南猿头骨化石，填补了亚洲人类起源链条上缺少的环节（《嘹望》1990年18期；英国“自然”杂志357期）。
（二）晚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或称直立人，包括早更新世后期和中更新世的直立人类型。晚期直立人在欧、亚、非三洲均有发现，距今200万年（或150万年）—40万年（或30万年）。直立人脑容量显著增大，能制造较进步的旧石器，并开始用火，但体质上仍有较多的原始性。我国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均属晚期直立人。
（三）早期智人早期智人亦称古人，包括中更新世后期和晚更新世前期的人类，体质上与现代人更接近。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质，距今约30万年（或20万年）至5万年，我国发现的丁村人、马坝人、长阳人、桐梓人等均属早期智人。以丁村人为例，其化石为一个十二、三岁少年的右侧牙齿。两颗门齿舌面呈铲形，和北京人相似，但齿根、齿冠较细小，舌面隆突和指状突也较简单，与现代蒙古人种已无差别。下第二臼齿的齿冠和齿根也较北京人的细小，齿冠相对高度则较高，咬合面无北京人的复杂。丁村人是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中间环节。
（四）晚期智人晚期智人亦称新人，包括晚更新世后期到现代的人类，生活在距今5万年到现在，体质特征与现代人基本相似。我国发现的河套人、资阳人、柳江人、麒麟山人、山顶洞人等均属晚期智人。这里主要介绍河套人和山顶洞人。河套人。自192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沿岸发现以来，积累有顶骨、股骨等人类化石22件，经过研究，河套人尚有一些原始性质，如头骨骨壁较厚、骨缝较简单、下颌体较粗壮、颏孔偏低、髓腔较小等，总的体质特征已很接近现代人，属晚期智人，生活距今5～3．5万年，河套人门齿内面呈铲形，枕鳞上方有顶间骨，与现代蒙古人种很接近。山顶洞人。化石资料代表8个不同性别的个体，其中有成年人5个（包括1个超过60岁的人），一个少年，一个儿童，一个婴儿。山顶洞人头骨在顶结节附近最宽，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明显，下颏突出，脑容量达1300——1500毫升。男性平均身高为1．74米；女性1.59米。表明他们与现代人已无差别。
（二）创伤性疾病北京人的头盖骨大部分留有伤痕，并且是带有皮肉时受利刃器物、圆石或棍棒打击所致。山顶洞人的一个女性头骨，有破裂后综叠粘含痕迹；左侧额顶骨之间、颞颥线经过处有一前后15.5毫米、上下宽10毫米之穿孔，据认为，二者皆不是死后的骨质破损，而是生前受伤所致（宋大仁：《原始社会的卫生文化》，中华医史杂志3：186．1955）。山东西夏侯新石器时代遗址二号墓男性见有右肱骨骨折后愈合。愈合处有大片骨痂，骨折部位自肱骨背面外科颈附近斜向下至三角肌粗隆止点附近，全长近85毫米，骨折近段向前内移位，侧方移位达13毫米（颜词：《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3期）。广东曲江马坝人中见有眉骨及额骨动物啮伤痕迹；江苏邳县大墩子316号墓主左股骨有骨镞造成的箭伤；云南元谋、大墩子十五座墓中有八具骨骼之胸腹骶部留有生前被射的石镞，少者4枚，多者十余枚。看来原始人死伤于创伤性疾病者为数不少。
（三）骨关节疾病骨关节疾病除上述的损伤一类外，在原始人骨骼化石中还常见有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骨结核、脊椎变异、股骨弯曲增大及骨髓炎之类疾病痕迹。仰韶文化姜寨遗址四十具尸骨中，都有骨质增生症，而平均年龄尚不足四十岁；渭南史家及宝鸡比首岭氏族墓地骨骼有多种病态，如M2八具人骨架中6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骶骨与腰椎变异，8号骨架为一中年男性股骨弯曲增大。M16六具人骨架中，10号骨架为一老年男性生前腰椎骨结核形成骨桥。M18十八具人骨架中13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骨结核（半坡博物馆等《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遗址》考古1978，1（5）参见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P95）。许家窑人枕骨部见有许多纤孔及细微皱纹，顶骨也有此类成丛小孔，古人类学家林一朴认为是缺少某种维生素而死的“骨小孔症”或“筛状外头骨症”（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1年2期）。五人中有二人如此，可见发病率不低。
（四）孕产和少儿疾病山顶洞人一具遗骨为尚未出生而死于母腹的胎儿；甘肃永清大何庄遗址见一婴儿位于成人大腿之间，很象是难产而致母婴俱丧。邳县大墩子199具人骨，死于14～23岁者21具，其中女性13具，推测部分即死于孕产期（参见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2）。小儿死亡率尤高。半坡瓮棺葬共73具。年龄均在1岁左右。甘肃永清大何庄82座墓葬，1～8岁小儿55座，占60%。由于小孩骨骼易腐，我们无法断定其死因，但小儿难养易夭，是不难想见的。
三、原始人类的寿命原始人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防治疾病的条件极差，他们的平均寿俞极低。人类学家对北京人的38个个体的年龄进行过认真研究，发现死于14岁以下的15人，30岁以下的3人，40～50岁的3人，50～60岁的只有1人，其余16人死亡年龄无法确定（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2页，文物出版社，1983）。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表明，当时平均寿命也很低，活到中年的较前有所增加,进入老年的很少，按性别统计。在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于男性；在中年期，男性高于女性；进入老年期，又以女性为高，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当与难产或严后感染有关；中年期男性死亡率高，则与繁重的体力劳动、氏族间的械斗有一定联系。原始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威胁，疾病丛生，寿俞很短，他们迫切要求医药卫生的保护，是促使医学发生的基本条件。
原始人类最早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是石器和骨器，但这是从现代考古发掘所见的遗存而言，一些当时可能起过重要作用的竹木器具则未必能保存至今。原始人类的工具；不可能象后代那样专门，既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同时也作为医疗用具来使用。
一、石器和砭石石器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一种生产工具。因其资源丰富、容易加工、硬度较高等优点，在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生产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不可轻视的角色。考古学上，根据加工方式的进步程度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阶段，旧石器从选材到制作都很简略，只是稍作一些加工；到了新石器，琢、磨、钻孔等技术逐渐产生，制出了比较精致适用的石器，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器物与妆饰品等。砭石是石器的一种，是原始人类最初使用的医疗工具，有锐利的尖端或锋面。后世的医疗上常用的刀、针等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它主要被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近年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一些遗物当是古代记载中的砭石。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根磨制石针；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一枚玉质小剑形器等，是文献记载的有力佐证，实际上砭石除了在石器时代应用外，其后的数千年间，在人群中一直沿用着。
二、外治法和按摩导引的起源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低下，条件极差。为了生存，人与野兽的搏斗，氏族部落之间的争夺搏斗及恶劣环境所致，外伤、风湿性疾病、关节之风寒湿痹等，是原始社会人们的常见病。对此，和先民逐渐积累经验，产生抵御和预防的思想和措施。譬如：《吕氏春秋·古乐》在论述原始人歌舞时指出：“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它真实地描述了远古人们生活于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因此造成人们多患筋骨瑟缩不达的风寒湿痹之关节疾病。人们创用舞蹈运动，预防这些常见病。按摩、导引既用于解除人们因过度的体力劳动所引起的肌肉僵硬、关节劳损，也用于防治因与野兽搏斗或战争搏斗所引起的伤害和骨关节折伤脱臼，人们由最初之盲目、不自觉到自觉认识，按摩、导引、外治法即逐渐从中而诞生。
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过去的医史学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诸如医源于神、医源于圣、医源于巫、医源于动物本能、医源于人类之爱、医源于劳动等等，都各有所据，又各有所偏。医学的起源，不可能是单一因素作用所能解释圆满的，我们认为只能是诸种因素综合参与不断发展的结果。
一、本能与医学医学源于动物本能，西方一些著名医学史家大都持这一看法。中国学者在千年前已有这一论述。唐一书《朝野佥载》中说：“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逐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唐，《朝野佥载》第7页，丛书集成本）动物在其生活中，具有克服痛苦、保护生命的本能，从而产生某些自疗行为，无论这些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都是无庸怀疑的事实。人和动物一样，有求生和保护生命的本能。他们遇到疾病和意外创伤，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求解除痛苦、恢复健康的方法，也是必然的。但要看到，原始人类和动物仍然有着本质的差别。原始人类尽管与动物同样具有保护生命的本能，却是在原始思维指导下进行的，他们可以观察、思索，把原始的经验积累起来，从偶然的事物中发现事物的某些联系。由于无意识的动物本能过渡到有意识的人类原如医疗经验的积累，才能有真正的医学起源。可以说医学源于本能，又高出本能，不把本能的医疗保护行为转化为自觉的经验积累，便不会有医学产生。
二、实践与医学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医史学界，提出了“劳动创造医学”的论点，成为当时普遍认同的观点。劳动在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巨大作用，正是由于劳动，人们才逐步获得了可用于治疗的砭石、骨针等，认识到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性能，才获得更多的医疗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劳动创造了医学。但强调医源于劳动，不应把它绝对化，也不应把劳动局限为生产劳动，更不应勿视其它因素在医学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综而言之，中国医学发展的启蒙时期，朴素经验的积累有过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即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巫”产生前的若干万年无数代人们医疗经验的积累和口耳的世代相传。这些经验的积累被后世学者誉归于伏义、神农、黄帝、岐伯、俞跗、伯高、鬼臾区、少俞、雷公、少师、桐君等等。继之而起者，乃原始社会晚期生产、文化等之发展而诞生的“巫”，以及由之而起的巫医，由原始社会晚期到殷商，乃至西周前后，巫医在中国医疗保健中曾居於显要地位，俞跗、巫彭、巫妨、巫咸、苗父等是其代表人物。研究中国原始社会之医疗保健，我们不能忽视上述传说甚至神话中的医家与巫医，应当承认，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给予他们以历史的、真实的地位，乃是医史学家、医史学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