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那一年，90后东莞女孩谢翠屏没有像同龄人那样忙于求职，她跑去东莞当地名为“泗安”的小岛上，过连不上WiFi、吃不到麦当劳、不方便拿快递的半封闭式生活。
泗安岛景色静谧迷人，四面环水，周围种着数不胜数的香蕉树和芒果树，每到秋天，一群群白鹭越过人们的头顶。
除去治愈、美好的岛屿印象外，泗安岛还有另一重身份：
麻风康复村。
这里生活着一群有些特殊的老人，他们年轻时罹患“麻风病”（一种由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疾病永久地摧残了他们的面容和躯体。麻风病康复后，无处可去的老人们，留在这座小岛上安家养老，日复一日地吃饭、种花、打麻将，直至死去。
谢翠屏通过志愿者组织接触到这一群体，意外地融入其中，决定长期留在岛上做社工，大到帮老人寻亲觅故，小到充话费，陪不少老人走到生命的终点。
在生活单调又慢慢悠悠的岛上，谢翠屏一住就是六年。
2018年，由于工作变更，她不得不离开麻风康复村，重新回到都市。因为舍不得六年来的珍贵回忆，她不断回访尚还健在的老人，通过他们的口述，还原这些平凡老人一生的故事，并集结出版成书《我的朋友来自1918》。
深入了解这个故事后，我发现这既不是“感动中国”式好人叙事，也不单是都市人惬意的岛屿生活记录。谢翠屏和麻风村老人共同生活的六年，无意间形成了珍贵的“跨年龄友谊”，探讨了一个不那么合群的i人女孩，如何在巨大而迷茫的世界，探索出一片狭小区域，确立自己的存在，寻觅真正合拍的朋友。
我有一群生于100年前的朋友
第一次去泗安岛，谢翠屏读大二。那是十四年前的春天，她从学校出发去岛上，需要先乘坐公交车约一个半钟头，经过转车到码头，再乘渡船进入岛内。下船后，她还要穿过郁郁葱葱的香蕉林，兜兜转转近三小时，终于抵达目的地。
泗安岛地处东莞麻涌镇与洪梅镇交界处，这里本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偏僻岛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岛上建立泗安医院，统一收治麻风病人。随着岁月变迁，麻风病被逐渐攻克，疾病却在他们身上留下永久的伤痕，或失明，或肢体残疾。
为了不给家人增添负担，他们依然聚居在岛上，形成了自然村落。
谢翠屏起初并不晓得什么是“麻风病”，这是种曾令生活在广东、广西、四川、云南一代的祖辈们闻之色变的疾病。建国后，麻风病得到有效控制，染病的人越来越少，淡出了中国人的视野。
因为志愿者组织“家工作营”的帮扶活动，谢翠屏第一次在网络搜索关键词“麻风病”，页面跳转出不少手脚残疾的黑白特写，令人心生畏惧。
谢翠屏告诉自己，“这不是一件需要害怕的事”。确认麻风病康复后不具备感染性，她主动报名来到了这里。
真正走进村里，和她想象的沉重氛围截然不同。湛蓝的天空中飘着白色云朵，树叶在阳光下被晒得油亮，村里矗立着几栋墙皮脱落的低矮小楼，高高的樟树下坐着一群慈眉善目的老人家。
谢翠屏不擅长与人交流，在同龄人中也显得不太合群。她形容，在班里，如果同学们需要三三两两组成小队，自己会是“被单独剩下的人”。
与康复村老人的靠近与熟悉，却像呼吸那么自然。她不需要刻意找话题，不会被打量、审视或诘问，唯一要做的，只是倾听和陪伴。
“他们需要帮助”的念头也被推翻。谢翠屏发现，岛上有医生和护士，麻风老人并不需要志愿者们去深入照料，“从‘我是来帮助他们的’，变成了‘（我们）是可以一起玩的人’”。
刘大见是谢翠屏在岛上结交的第一个好朋友。刘大见出生于1918年，是康复村最年长的老人，亲历过二战，家里还种过鸦片，“好多我从历史书上知道的事情，刘大见都经历过”。
年龄的巨大差异，没有阻碍友谊的诞生。谢翠屏和刘大见成了好朋友，彼此不论辈分，以姓名相称，可以坐在电视机前看《甄嬛传》，一句话也不用说。
有时，他们还会在村口的樟树下聊天乘凉，或是在玫瑰园种花。
刘大见的生活围绕着玫瑰园而展开。那是间约50平的小园子，种满玫瑰花、百合花、柠檬、甘蔗，他精心呵护着这些花苗，当种子结成花，也不介意别人来摘取。
谢翠屏曾问，“你为什么要种这么多花？”
老人家的回答没有年轻人想得浪漫，“每天不挑两桶水浇花，晚上就睡不着。”
刘大见是谢翠屏在康复村里非常亲近的朋友，谢翠屏却不敢称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如果我敢说是刘大见，张献肯定会在天上骂我”。
张献是村里“最贪吃的康复者”。他会吃，也会做，最拿手的菜式是电饭煲版广式腊味糯米饭，入围过某美食菜谱评选活动的全国前十名。
康复村里的居民都是人均七八十岁的老人，刘大见和蔼慈祥，张献喜欢恶作剧，还有能说会道的黄伯、爱笑的阿崧、“万事通”党伯、会拉手风琴的余宏……
从前有位去采访的记者，希望谢翠屏能用几个词来概括这些麻风老人的共性，让谢翠屏有些反感和困惑：怎么能用几个单薄的形容词，概括真实存在过的具体的人呢？
有些老人开朗，喜欢与人交流，也有些老人不爱说话，她补充道，“真正认识他们后，会发现各有各的可爱之处”。
岛上生活：小到帮老人交话费，大到寻亲觅故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她对未来一片迷茫。
新闻系毕业的同学们热火朝天地忙着寻找媒体类工作，她却丧失了求职的动力，“我没什么志向，不想接触人。找工作、跟人打交道，这些都好累啊。”
长期留在泗安岛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恰好有社工机构在泗安岛开办项目，带领青少年到泗安岛体验农耕生活，需要招聘两位社工助理。谢翠屏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正式留在了岛上。
岛屿不似城市，这里生活单调，信号微弱，也没有网络。刚开始，她有些不适应，买东西、拿快递，都要经过骑单车转渡船才能去镇上；长期住在小岛，她还发现自己想吃汉堡披萨的念头几近疯狂。
好在她性子慢、物欲低，很快适应了这种生活，每天在张献家吃饭，减少网购频率，每隔一阵再去镇上购物采买。
谢翠屏的第一份工作是社工助理，后来又被泗安医院聘为文员，老人们不清楚她的具体工作内容，但他们都知道，“有事找翠屏帮忙就可以啦”。
麻风村老人的需求很简单，谢翠屏的工作范围包括修手机、代充话费、采买物资、医院陪诊、去银行取钱……每完成一件小事，都能收获老人们真挚的夸赞，“你好厉害喔”“找你充的话费特别耐花”。
老人们生活里最复杂的需求莫过于寻亲。麻风村里的老人从上世纪中后叶住进这里，为了不连累家人，在长达几十年的生命长河中，或主动或被动地和家人断了联系。
不少人希望能在自己去世前和家人再见一面。八十岁的彭伯就是其中一位，他怕自己死后在地下认不出大哥，委托谢翠屏和村里的志愿者们找回亲人。此时彭伯对家乡的印象模糊，只依稀记得老家在汕头司马浦，大哥身型高大，比自己大四岁。
村里有位志愿者在汕头某中学当历史老师，在班里讲述了彭伯的故事，恰巧班里有位男同学是彭伯的老乡，他放学回家和妈妈提了一嘴，男学生的妈妈隔天跑到村委会，找到了彭伯的大哥。
认亲当天，彭伯的家人热情地接待了彭伯和陪他寻亲的人：彭伯大哥将所有家族成员都叫回家，当厨师的侄子特意准备了美味的当地特产蚝烙，另一位侄子因为彭伯无意间夸赞家里的防蚊纱帘，给整个康复村老人每人都送了同款纱帘。
在谢翠屏亲历过的寻亲故事中，大多数情况下，麻风康复者和家人团聚的场景，都充满了温情色彩。但有时候，麻风康复者的寻亲过程也会存在坎坷。
有位老人家想见见自己的儿女，但儿女们始终不愿意。最终，老人家通过寻亲节目，和电视台的人堵在了家门口，才实现了见面的愿望。
谢翠屏解释，这类家属的态度事出有因。在过去，社会对麻风病人充满偏见，夸大了麻风病的传染性。在当时的农村，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是“乱搞”才会染上的疾病，连带歧视、躲避他们的家人，家人因此受过不少苦楚。
即使亲人能够接纳，也不意味着康复者们能彻底回家。不少康复者的老家在农村，如果村里突然多了个陌生人，很难向邻居解释，也犹豫该不该坦诚过去的麻风病史。另一方面，有些麻风康复者手脚残疾，无儿无女，无法靠侄子侄女来承担长期照护的责任。
不如留在康复村。这里有他们的房间，有照顾他们的医生和护士，重要的是，过去几十年认识的老朋友都在这里。
六年的近距离相处，让谢翠屏更了解麻风村老人们的内心，“没有人认为‘我对这里很有归属感’。他们只是在康复村待得比较习惯和舒服，就一直住了下来。”
人像树上的芒果，生虫了会掉下来
麻风康复村里，高龄老人居多，也因此，死亡在这里司空见惯。
据记载，泗安麻风康复村居住人数最多时超过800人，“一个房间有很多人住”，随着老人们逐渐离世，谢翠屏去的那一年，康复村只剩下50位老人，原本挤满人的小楼，多出了许多空房间。
再后来，50位老人变成43位。经过和另一个康复村合并，泗安麻风康复村的总人数一度扩充为87人。现如今，村里又只剩下51位仍在世的老人。
老人们摇摇晃晃的命运，犹如村里随处可见的芒果树，芒果树是南方常见的行道树，果子熟了或是生虫了，会掉落到地上。
没有人会在意一颗芒果的掉落。
一次意外摔倒后，刘大见起不来床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床上度过，曾经悉心照料的玫瑰园也渐渐荒废了。
怕刘大见长期卧床会无聊，谢翠屏将他从前的照片和事迹贴在了床头。每年四月初四，她还会约张献一起买肉买菜，简单的打边炉，帮刘大见庆生。
刘大见生前总认为自己能活到114岁，事实上，他的生命停在了99岁那年。
又过了几年，张献被查出胃癌，在做胃部切除手术后，医生不允许他吃一些刺激性食物。那个曾经最贪吃的老人，只能靠看外卖单，想象食物的香气和咀嚼的滋味。
再后来，张献也不在了。
死亡是什么呢？谢翠屏回答，“我常常想念他，在发绿豆芽的时候，在洗杯子的时候，在吃鸡爪煲和卤肉饭的时候……”很快，谢翠屏又清醒过来，“他不可能尝到了”。
这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张献走后，却被谢翠屏不断地回忆，“应该给他买的，不管能不能治病。他想吃，就应该让他吃到。”这也让谢翠屏对死亡有了另一重理解，“既然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在来得及的时候，想吃什么赶紧去吃”。
失去了这些老人的泗安岛，跟从前没什么不同。留下的老人也不害怕死亡，有时，这甚至是种解脱，“从最开始的800人变成了50人，其他人还会在意死亡吗？身边太多人离开了，自己只是剩下的那个。”
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离开，谢翠屏不可避免地有些伤感。她安慰自己，能陪伴朋友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已经是莫大的幸运。
谢翠屏曾以为，自己会在泗安岛上待很久很久。转折点出现在2018年，岛上的泗安医院经过改革，她所在的部门被全体解散，只留下医护人员。
她不得不离开岛屿，重新回归高强度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至今又过了六年。
“你怎么看待在泗安岛生活的那六年？”
谢翠屏想了想，反问“你看过《数码宝贝》吗？”
那是一部流行于上世纪末的动画片，讲述几位少年主人公意外被选中通往另一个世界，并联手拯救世界的故事，在不少90后的童年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谢翠屏心中，麻风村也像是“另一个世界”。她被命运意外选中，心甘情愿地前往岛上，协助老人们完成了升级打怪的任务后，再次回到了现实生活。
在泗安岛，谢翠屏从22岁长到28岁，她成长了，又好像没有。都市让她熟悉又陌生，心里像缺了一角的拼图，缺失的那一小角，仍然留在了岛上。
离开岛屿之后：记住他们存在过的痕迹
回归都市生活，谢翠屏又成了那个“再正常不过的社会人”，每天上班、下班，周末休息，偶尔回麻风村探望她的朋友们。
但因工作忙碌，她回麻风村的频率，逐渐从几周一次，变成两个月去一次。
她梦见所有人都住在一张巨大的EXCEL工作表里，密密麻麻的表格变成高耸入云的墙，横亘在人与人之间。她预感到康复村的一位婆婆将会去世，而她们之间相隔很多道墙。
谢翠屏想去探望婆婆，但在梦里她也需要上班。到了周末，她努力地爬呀爬，却依然错过了婆婆的葬礼。那种绝望的感觉从梦境传到现实，“我好想去看她，可我爬不过去……”
这或许从侧面折射出谢翠屏对现实生活的不适感。回到城市后，她学过一年服装设计，又找了份制造业工作，每天都要跟陌生人打交道。
真正将她从迷茫状态里解脱出来的，是动笔写刘大见的故事。谢翠屏有些健忘，从2012年开始，她陆陆续续在笔记本和微博上记录下麻风村趣事。
写着写着，她还会想到这样一幅画面：当她抬头望天，过去结识的麻风村老人笑眯眯地坐在云朵上看着她。而她笔下的老人，和坐在云上的老人一模一样。
“我想的是你允不允许我写，但她想的是‘她不值得被写’”。
写作过程中，她的内心得到了疗愈，不再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工作，整天和陌生人打交道，转而去当一名小学老师。和孩子们相处，像是与麻风村老人相处那样，让她觉得放松。
在岛上的六年恍如隔世，谢翠屏的生活在忙碌中又一次变得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