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有句老话，叫“泥巴萝卜，喫一截揩一截”，意思大概是说做事没有通盘考虑，边做边想，边干边看。有些事情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想不清楚，拔出来的泥巴萝卜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试探着吃一点点再说。
花桥的历史，大多都不可考，也无从着手。只能四处看看，或许能看到一点点过去的东西。今天就在山坡上看到了一座老碑，碑主人叫康宏地，是湖南石门县北乡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卒于光绪四年(1878)。
康宏地是鸦片战争之后出生的一代人，他和他的兄弟一起搬到了花桥康家湾。他去世后，他的侄子给了立了个碑。清代时，从辰州、石门、桑植等地到花桥来的人，有不少，他们是花桥的拓荒者。
有意思的是，康宏生的侄子立碑的时候，用的是黄帝纪年：“黄帝纯元辛亥岁”。晚清民国时，革命派开始使用这个纪年方式。辛亥年就是中华民国建立的那一年，这一块老碑居然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纪念物，真是出乎我的预料。
更有趣的是，在村落山坡靠近大山深处，据说还有当年革命者的医疗站之类的。也就是说，从这个老碑，和医疗站联系起来说的话，花桥曾经也是一个干革命的地方。就是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革命烈士，有没有从花桥走出去的老革命之类的。
查看《鹤峰县志》可知，1917年(民国六年)就有工农革命军一百余人在鹤峰整军，并且在1929年就成立了鹤峰县苏维埃政权。红二军团曾经在走马坪一带活动，而当时的石门县保安团曾与苏维埃交战，并且攻占鹤峰县城，随后又撤回到南北镇。
从花桥的后山到南北镇，距离不是很远。不知道当年红军是不是在这一带与当地的保安团发生过战斗。
二
从老碑文可知，清末民初的时候，花桥是有革命者的，而且应该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成为革命分子，后来其中有些人又参加了为了新中国的革命运动。这一批人参加革命活动，汇入到全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而在他们的家乡，留下的除了这一片美好的山河之外，大概就只有几座无人知晓其意义的老碑了。
老支书说，花桥这些年的变化很大，虽然和外面的农村比起来差距不小，但还是在不断发展着。仅就村里的大小道路而言，就比以前要好了不少。村里的主干道路，基本上都在这几年里全部弄成了水泥路。
他指着一条山路说，他们当年全组动员搞了一个冬天的几个月才修通了一条通往另外一个村落的山路。前几年村里又给弄了水泥道。现在从省道到村里的大山脚下，差不多都可以开车过去了。
在修路的同时，还有不少人家从山脚下搬出来，或者买下已经离开村落人家的房子，或者自家重新修建房屋，在大山脚下就留下了好几栋已经不再有人住的老屋。山脚下的另外一个村落，民居还比较多。水泥道路修通之后，那些地方都成了环境清幽的好地方。
他所知道的花桥的老木桥有三座，其中一座是花桥。那个桥的规模相当大，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公路的时候拆掉了。
老书记说，花桥的这个桥比白果坪的那个老木桥要大，格局和样式都要更好一些。不过，白果的那个桥保存下来了，成了县级文物，有了风雨桥的名称。花桥的老木桥拆得早，当时没有什么文物保护的概念，一个老木头桥，留下来有什么用呢。
人民对于历史的观念大概就是如此，凡是有用的才能留下来，没有用的，拆掉毁掉都很正常。
不止花桥如此，大部分村落都是这样，近代以来的革命者，对于历史没有什么好感。
在他们看来，历史都是包袱，只有去掉历史，至少是去掉近代以来的历史，才能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一个美丽的中国。
三
老支书还说，山坡顶上以前还有座庙，叫太子庙，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给拆掉了。他说，这个庙前的老树合抱，同样被锯掉了，如今连树根都已经烂完了。不知道村里还有没有知道太子庙的故事。
据说，太子庙是金朝的太子，当年宋金交战，打到了这一带的。在《虹洞桥碑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当然，那个《虹洞桥碑记》所谓的“金人犯境，众议焚桥”云云，是作者引用江苏省吴江县的长桥故事。并不是说花桥的老桥曾经是金朝人经过的老桥。
江苏吴江的长桥原叫“垂虹桥”，早前是个木头桥，金人南下时，有人建议烧桥，守令洪遵认为没有必要烧桥，垂虹桥就保留下来了。后来，人们将木头桥改成了石孔桥，有七八十个洞。
可惜的是，花桥的老桥都消失了。历史文化也差不多都淹没在岁月之中了。
卫所时期的花桥，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革命者们，也没有留下什么历史的痕迹。有一座孤坟，一块老碑，算是了不起的了。
这座老碑，还有康氏的后裔去送个亮(过年的时候去坟头烧香点烛)；我想，它以后将不仅是康氏的纪念碑，也将会成为花桥革命者的纪念碑。
以前的乡村修了很多庙，大概桥梁和庙宇是村落中除了某些人户的住宅之外，最好的了。在民国时代，有把庙宇改为学校的做法。民国时期，鹤峰县境内的很多庙宇都改成了校舍，比如走马的回龙阁、所坪的永宁寺、白果的新庙、南北的仙龙寺等等，统统成了学校。
很早以前，花桥有个学堂堡，那里可能也是个什么庙，改成了村里的小学。村里五六十岁的一代人可能都是在那里上学的，从小学到中学。后来村里不办中学了，小学也换了个地方。所以，在四十年前那个曾经的寺庙，后来的花桥学校就被拆掉了，再后来成了一家茶厂的厂址所在。
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学堂堡的学校已经没了，在村里有个坪地重新修了一栋楼，村里的小朋友都在这里启蒙，然后去镇里接着读书。如今，我呆过的启蒙学校也没了。现在村里的小朋友上学都要到以前的镇上去，那里的白果小学还保留着。那棵老白果树每年还在开花结果，一如我当年上小学的时候。
四
清人顾彩(1650-1718)曾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路过花桥的，他在《容美纪游》(第33-34页)说：
十八日，雨。过麻寮所(属岳州府，半隶属容美)。一村如巨镇，街衢平直，亦有土官驻扎，人烟颇盛。前后皆大山巉秀削，面面改观。问之，皆无名(土人谓山为坡，此地皆西坡也。)暮抵白果树(地名)。荒坡无店宿，惟古银杏树一株，大百围，腹空可容十许人，行旅就宿其中。已为雷火焚去上枝，就根为墙，构薪作窝，铺居焉。夜多燃薪环其外。而四远不知何人放火烧山，炬如列星，照耀通夕。夜半大雨如倾，衣杯尽湿，最为狼狈。(计行五十里。)
顾彩吹牛说，白果坪的那棵老白果树有个洞，里面能装得下十来个人，其实没有这么大。
那棵白果树就在白果小学的校园里面，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和同学一起在那棵老树上玩闹。的确可以钻进去，从树洞钻出来就是一个树枝。当年还有一个竹子弄的爬杆，是同学们最喜欢的运动之一。白果树的空腹能容得下两三个小朋友就不错了。这棵白果树现在还在，每年都能结很多果子。
顾彩匆匆一过鹤峰，写下了很精彩的文字，如今鹤峰人对顾彩的这部游记也非常看重，因为它是传承下来的一部文学性和纪实性兼备的鹤峰游记，也得到了“立旨深，取材精，缘境发情，缘情别体”的赞誉。
所以说，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道路，有了路，很多东西也就可以慢慢开始了。不管是半山坡的那些纯天然的蔬菜地，还是村落中漫山遍野的茶园，都可以给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提供优质的果蔬、饮品，当然也为村民带来了收入。如果未来有些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开发，那么这个村落将会更加有发展的前景。
花桥观察(十七)：石头、古树和老人
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知道，花桥的历史，有明代的卫所文化、有清代的州县文化、有晚清的茶马古道文化、有清末民初直至建国前的革命历史文化和建国以来的乡村发展文化。这样丰厚且多样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村落中，应该还是算比较独特的吧。对这些历史和文化展开考察和思考，不仅对于花桥的文化建设有价值，也对国家历史文化研究有价值。所谓的美丽乡村，所谓的美丽中华，不外如是。
比如，在大集体时代，村民到处开荒，大山脚下都是人造梯田，人民为了生活，向大山发起了攻势，将山岭变成了粮食种植的小块田地，或许当年的产量并不高，但是如今走在大山深处，看到那些到处都是长条的保坎(用石头砌成的防护台阶)，这些石头墙，如同蜿蜒在山间的长城，它是村民们的血汗的象征，也是人类拓荒发展的最直接的证明。虽然那些山间长城，没有留下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至今也没有一字的说明，但只要我们沿着那些山坡的羊肠小道前行，静听那些不知名的小鸟的欢鸣飞腾，感受山间小溪水的潺潺不息，看着那些累石成墙的坎坎角角，我们就能感受到农耕的文明。在这里，我们能亲眼看到的是，在农耕时代人民是如何在山林生存的，就能理解到山区民众是如何向丛林进军的，就能对山民曾经生存的状态有所理解。
花桥观察(十八)：云间烟火是人家
农村生活，在很多现代人看来似乎就是一种田园牧歌，无非是劈柴做饭，桃花盛开；无非是采菊东南，竹篱鸡犬。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这是多么美好的故事，“所有村民看上去繁忙而满足。”(萧公权《中国乡村》，第475页)
这种美好的向往，并非是现代人的想象，也并非老外的观察；如果我们只是匆匆一过的旅行者，总是能在观赏之眼光中看到这样的生活样式。如果弄首打油诗，那就是：
南坡几陇茶，锄头簸箕家。抬眼有青山，低头运泥巴。
或许，山村的生活就是宁静的，不变的，青山不变，流水不变，变化的只是四季花开，只是阴晴雨雪。或许，很少人想象中的农人一生，无非是在山坡、田间。
所谓的终老山林，所谓的田园之乐，不就是如此么。
但我们知道的是，人类的生活从来都不是静态的，田园诗篇只是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永远在历史的回忆中，永远在不知魏晋的桃源中，永远在诗词山水之中。现实的农人生活是一直在变化的，是朝朝暮暮的。这种变化就是人的一生，它的活动的，是勤耕苦做之样式，它也是村落的历史所在。
除了种粮生产之外，修楼建房，是大部分村民一生的事业。所以，房屋所在的屋场也就成了最重要的地标。
房前屋后，栽树种竹，是村落建筑的旧习惯。我家祖屋的院子前面就有一棵桂花树，还有一棵楠树。靠近河边，还有好几棵果树。后来，我父亲重新建房，也栽种了几棵楠树。不过重新建房的时候，大都砍掉了，这些木材都用得上。
有的人家可能一直保留着家族前辈的老树，老屋场和老树就共同构成了家族的历史记忆。花桥的那棵古树就在彭家屋场。彭家屋场的老屋已经不在了，树成了古树。老楠树终年常青，开花结籽，只看它当然也是岁月静好的。
彭家老屋场原址左近建着村落中如今比较典型的新楼房。村落中的民居，现在一般都是两层的楼房，在钢筋水泥已经十分普遍的今天，建两到三层的楼房没有什么问题。
在我的印象中，村落中的房屋，经历了木头到木石，从砖石到混凝土的建筑样式的变化。用木头建房，这是一直以来最方便了，周围山林的树，多为杉树、枞树，不管是做房梁柱子，还是板材，都很好用，而且这些数种都有生长期比较短的特点，用不了多少年就已经成材，可供村民建房使用。
这种房子有悬山式屋顶，上面盖黑瓦。以前的瓦，都是本地生产制造的。烧制瓦片的土需要比较好一点的黄泥巴烧制而成。如果某个地方的土好，还能为当地人带来不菲的收入。
木结构房屋，基本上全部是用接榫而成的。室内的地板多会离地尺把高的样子，称之为镇板。如果没有的钱，或者没有木板的话，就是夯土而成的。而厨房和冬天烤火熏肉的房间肯定是夯土的。
石头房子也是就地取材的。村里的花桥河有砂石可用，大山的石头也很多。而且，石头要比木料似乎要便宜一些，木石结构的房子也就比纯木料结构的民居更多一点。
石头房子只是把木头墙壁换成石头而已，其他的结构没有变化。
村里还有几栋石头房子的遗迹，新建房屋没有在老屋场上，原来的那些石头可能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就原地保留着了。
而砖石结构的房子，则是最近四十年左右的事情了。以前在镇里有个水泥厂，还有预制板厂和砖厂，这些大都为附近集镇村落的建筑服务的。村里就有人曾在这些工厂上班。村里也有人搞了砖厂，或许以前也有规模更大的砖厂也未可知。
木结构、木石结构和砖石结构的房子，基本上都是老式的，这种样式的房屋在很多村落都能见到。
这些老房子即便拆掉，大概原来房屋的不少木料石料都能在新建房屋中继续使用。房屋虽然翻新了，老的物件还保留了一部分。这就成了房屋本身的传承，也是村落的发展见证。
从花桥来看，叫某某屋场的不止一处，几乎曾经有人在那里建了一栋房屋，就可以叫某某屋场。比如我家祖屋那里，就被家里人称之为老屋场。这是因为修建的房屋不在原来那个地方，就以老和新区别之；而对村民来说，他们也会说某某老屋场、某某新屋场。
一个屋场，意味着一个家的成立。如果没有一个屋场的人，往往是村落中一些比较特别的人。要么是大家族，他们曾经的祖居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已经不需要一个屋场来确认他们的存在；或者是那些不能修屋建房的人，基本上已经是沦落了的人口。
《湖北省志民俗》说：“村落，俗称屋场、垸子、湾子。”(第235页)垸子就是院子，或许有其他的村落因为某某院子而成了一个自然村也不一定，从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山区的民居大都带个院落，或许有篱笆，或许有院墙，不管如何都会有个房前的塌趴(就是院子)。以前是晒场，现在不少已经变成了露天停车场了。
作为地名的院子，花桥只有一个，以前叫垣子，因为那里是城垣所在。后来成了一处人口集中的聚落，也从垣子变成了林家院子。
花桥的湾倒是不少，有长湾、倒湾、殷家湾、骆家湾、康家湾等等。其中，只有康家湾是一个村民聚落，其他的都是村落中的某个山坡之下的小块梯田，是村民劳作之地。
而骆家湾这个地名，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里可能曾经是洛氏家族的住所，现今基本上没有姓骆的了，据说是若干年前就已经搬走了，一个不剩。留下的，只有几座不知名的老坟，还有几块老碑。
骆家走了，留下了一个地名。也有人说，那个地方虽然是骆家湾，但更早的一个地名是风泉坪，至于为什么叫风泉坪，就不知道了。
在骆家湾那边，我看到了几方老碑，碑主人是从湖南、湖北临县过来的。他们的子孙在这一带生活也有了百余年以上的历史了。
有人搬走，有人搬来；屋场没变，可是房子变了，所以说村落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化的不变的。古代如此，现代还是如此。
因此，萧公权先生说，理解乡村是理解历史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的必须。“如果不考虑政府对乡村亿万居民的影响，以及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就不能充分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萧公权《中国乡村》，第1页)
的确，直到现在，我们仍旧可以通过乡村来了解中国的发展，比如我们通过花桥的民居建筑的样式变化，就能看到现代中国这几十年来的成就。这种发展，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就是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慢慢演变的。老的建筑风格，或许就是古老历史的证明，而新的村落民居则意味着当代的历史。
在萧公权先生看来，乡村的稳固，意味着帝国的稳固；乡村的衰败，意味着地方的破产。这是因为，在专制王权下的乡民社会，政府的控制是为了维系辽阔疆土的尽可能的稳固。
社会控制，自然的分成了两截，一是上层的官僚集团，一是下层的中国乡村。
“帝国控制通过从社会上层中吸收新成员的官僚集团来运作，在战略要地设置实质的或威慑性的军事力量予以强化。然而，清帝国的幅员广阔，认可众多，而通信和交通工具落后。在此情况下，清王朝的行政力量和军事力量实际上不可能到达全国各地每一个大小村落。因此，为了把控制延伸到乡村层面，清王朝就需要一种可以成为基层行政体系的制度。”(第601-602页)
事实上，我们了解花桥的历史，从社会控制和组织的角度也是最为方便的。将花桥的历史分成卫所时期、州县时期、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就是这种社会控制体系的思考方式。
但问题是，中国乡村的很多生活过程都是没有什么记载的，不仅花桥如此，大部分的乡村都是如此。特别是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的时期，要考察起来就比较麻烦，至少会存在一种过度的想象的问题。
比如，我们要了解花桥的过去，从社会控制方面，似乎就难以下手，找不到文字的资料，根本没有办法下手。祠宇是没有的，志铭也只有一点点，谱系更不太好找，谈花桥的历史从何谈起？
如果我们从史志方面去找一些材料，似乎也不能充分的说明问题。花桥六百多年的历史，到底是如何演变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大概就永远成了一个谜题了。我们能看到的，大概永远只是一个当下了。
人民都是活在当下的。过去的历史，就像花桥的古树一样，它的存留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古树不会说话，民居建筑也不会说话，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变迁，也仅仅是这历史洪流中的一个小浪花。
虽然如此，诗人早就告诉我们，历史的想象就在地里：“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花桥的古道，也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花桥观察(十九)：因桥而名
五代时期的韦庄(836-910)曾说：“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故乡对于很多人而言，总是一种依恋的符号。而对观察者而言，地名就是一个地方(place)的符号，它本身就具有历史人类学的意义。
作为地名的花桥，在中国有不少。查看《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第1205页)可知，在四川、湖南、云南、浙江、江西、江苏等省都有名为花桥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花桥，我都没去过。可能每个地方的花桥，都因某座古老的桥而得名吧。上述这些地方，大都有山水环绕，桥梁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地标。
杨向奎先生说：“所有的地名都是空间的标志”，为了辨识空间，就有了地名作为坐标，这种坐标本身就具有历史的意义。
在有些人看来，这或许是发思古之幽情，或许是留下一点点纪念。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一个地名也就意味着他们曾经的生活。
相对而言，大地名的变化往往是以国家大叙事为主线的，而小地名的变迁则往往意味着地方历史文化的变化，当然它也会在大叙事的影响下发生着历史的变动。比如，如果没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全国性地名普查，没有国家明确的尊重历史，保持稳定的要求，可能花桥就真的要彻底消失了。
家户、定居点和市场的逐步形成让地方得以持续，其中商业活动对于地方而言具有了最关键的枢纽意义或者焦点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说，农村以市集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塑造了村落的历史，也就是说市集的边界才是村落的边界。
因此，他通过空间体系和经济体系来研究地方的结构功能，形成了一种市场共同体的农村研究模式。他认为，通过这一研究路径是可以了解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化变迁的过程的。这样的研究，以市镇为中心，观察市镇辐射范围以内的村落，探究农村市场结构对于传统中国的深远影响。(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
在这里，村落大多是作为集镇的附庸而存在的。集镇的兴衰决定了乡村的起落。
短时期内，有些村落的确随着市集发展而发展；但长远来看，市集的影响则要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是行政组织的变动。
在我小时候，市集还是人民最喜闻乐见的，去赶集有专门的词汇，即赶场。场，不在花桥，但场也不止一个。当时，花桥附近的三个小镇都有市集，三个小镇的市期(也就是场)是间隔着的，农历的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这些日子被分配给了三个镇子的集市。花桥人不管是去做小生意还是购买生活用品可以在三个镇的市集上去。
由于每天都有集市，从理论上来说村民可以天天赶集，而市集上的那些流动的行商几乎都是老面孔，只有坐商才会因为市集的变化而有生意上收入的起伏变化。
农村的市场共同体并没有直接改变村落，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驻地选择会让村落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比如，相对于地名变化的保守性而言，政区划分的变迁则更具有人为设计的味道。而历史往往就在这些设计之中存在着；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缺少了对这些规划设计的考察，所谓的乡村历史，其实是不知所谓的。
从明代初期到清初，花桥曾经是麻寮所靖安隘的驻地，不过到了顺治十三年(1656)左右，靖安隘驻地从花桥搬走了，新的驻地叫花山坪。花山坪在湖南石门县，从花桥到花山，还保留了一点点古老的记忆。
末代的麻寮所靖安隘百户叫向庆历，他也是第一代靖安隘千总。他之后由向祚华继承了这个千总职衔。
很幸运的是，现如今花桥还保留了向祚华为他的二叔三叔建坟时所立的一块碑。据我的推测，极有可能靖安隘驻地的搬迁是在向祚华的叔叔那一代人手中完成的。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们从花桥搬到花山坪。
大概也正是在同一时期，麻寮所驻地也从花桥左近的所坪，搬到了慈利县二十三都的通津铺的一个村落。后来那个地方也被称之为所坪，即如今的通津铺镇所坪村。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新所坪附近有向家坡、向家峪、唐家坡、赵家垭等地名。唐氏、向氏、赵氏都是麻寮所世袭百户。
在以前，搬家不仅要把家里的东西搬走，一起搬走的还有地名。豪族大家可以把大地名搬走，次一等的搬走一个村名，一般的小家庭大概也就能搬走一个某某屋场了。
向祚华的二叔三叔，其中一人可能原本就是向祚华的亲生父亲。由于向庆历没有儿子，向祚华就被过继给了他。这样，我们就看到向庆历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二月初十病故之后，澧州慈利县很快就上报朝廷，请求准许向祚华世袭麻寮所靖安隘千总。
以前的交通不便，从慈利县到北京城的公文走了很久，一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兵部才发文同意地方的请求。这样的情况，在现如今是难以想象了。
有可能在卫所时代的麻寮所驻地，也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市集。不过随着卫所驻地的变迁，原来的市集被新的行政中心所取代，这样所坪的繁华也就成了明日黄花。
而花桥这个村落似乎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它反而因为靖安隘废除之后，大量新来的移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事实上，我们今天能在花桥所找到的文字遗存，几乎都是后靖安隘时代的。前面三百余年的花桥历史，基本上就是一片空白。
靖安隘百户搬走之后，花桥就归山羊隘管辖。鹤峰州时代，当地政府在山羊隘设立了巡检所，这里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市集。
从清代一直到民国，山羊隘所在的白果坪一直是周边若干村落中心所在。人民需要在市集交易，政府也在市集征收税款。相应的，白果坪的辉煌时代也延续了若干代人。
我们从《向氏族谱》首卷所录《山羊隘谱》的《沿革记略》(第18-19页)中可以知道，卫所时代的花桥及周边村落，除了驻防军人及其家属之外，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民户，整个地区的发展处于一种相当原始的有限开发水平。
刀耕火种，持续了数百年。这里地广人稀，“人烟稀散，(山羊隘)上下一带，居民不过一二十户。草木畅茂，荒郊旷野。道路俱系羊肠小径，崎岖多险。”
在这种环境下，当地完全可以用这种原始的方式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与此相应的是，国家对于军丁的赋税也有免征，或者免七征三的优惠。
帝国政府就没有想着要从这里获得更多，只需要一帮卫所军丁能够自保就足够了。所以，县志记载这一时期的花桥及周边地区用了这样的诗句：
茅花界外不知甲子，砍畲挖地不分界至。
等到清朝政权的巩固，地方叛乱的清理，伴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原来的这一自给自足的自然发展就与整个国家的发展不相匹配了，于是一场改革也就自上而下的推行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了原来的世袭制的军事驻扎，更多地以民政为主，州县的设置就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举措。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的外来移民融入这一地区，移民的开发，带来了商业文明，“至乾隆年间，始种包谷。于是开铁厂者来矣，烧白炭者至焉。群来斯土，斧斤伐之，叠匕青山，炎一扫光矣。”
我们从一些老碑文中也可以看到，进入花桥的某些移民家族，就是在乾隆时期而来的。他们带来的不仅有人口的急速增长，也完成了这一地区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阶段开发。
而卫所时代，终究是不可考察了，我们对于乡村的观察也只能采取一种观察的眼光了。
在此，历史就是一种可以寻找的却消失了的感觉，词人说：“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
花桥观察(二十)边城如画
湘鄂西一带，长期以来是内陆的边疆，是待开发、欠发展的山区。这里的文化，除了山水文化之外，似乎没有多少可谈的，直到出了沈从文之后，才有所改变。
在沈从文之前，我们要了解当地的情况，只能看看县卫史志和家谱族谱，只能听听口口相传的故事，当然，也能从碑文中找寻一点点故事。
沈从文之后，山区乡土文化开始有了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边疆之城，不仅有大西北，大西南，不仅有松花江上，还有桃源的筏(划)子。
1948年，沈从文为他的《边城》一书再版写了一篇《新题词》。他说：“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的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沈从文为他的家乡写了不少文字，从散文到故事，从小说到论文，大概能尝试的文字样式，他都试了下。
湘西因为有了沈从文而成了当代最有名的旅游胜地，当然电视剧《边城》的影响可能更大一点。这就是说，乡土的文化需要有人去记录描写，要有人去揭示介绍。
有些文字，就像坟头的碑铭一样，对人民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描述，它也是其存在的唯一证据。
也许刚开始的时候，沈从文也没有想过要把他的家乡描写的如何，也没有想到湘西最后会与沈从文这个名字联系得如此紧密。他曾经看到的，曾经接触到了，曾经感受到的，大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但他的那些文字，并不一定会随着那些故事的主角和配角，以及路人甲的故去而灭失，那山那水还在，故事就可以继续。
只是到了三百多年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移民们有组织的、自发的开发山区行为越来越密集，湘西和鄂西就成了两个省的边区。
再后来，当革命风潮在全国涌动的时候，一些年轻人开始在领头人和组织的带领下，在这样的群山中打起游击，建起根据地，最后他们成功地从农村包围了城市，完成了初步的革命目标。
因此，无论是帝国的历史来看，还是从革命的历史来说，还是从沈从文式的文学样式来说，湘西与鄂西，都可以是亲密的兄弟。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或许不是，他们是忘了历史的人，当然或许他们也只是某种政治文化的背锅侠。
沈从文的《边城》中记录了驻扎在地方城中的戍兵和他们的长官，收税者，山村的住户以及其中的有身份者，这些人共同构成了边城生活的各种角色。其中的那些戍兵，之前是绿营的屯丁，再往前应该就是卫所千百户及其军丁旗丁。而那些住户中，大部分都是当年屯戍的军籍人家。
屯戍的兵丁，每天去城墙上吹个号，刷一下存在感，他们的武器无非就是一杆标枪，两个长号。吹完了号子，甩了下旗帜，该干嘛就干嘛。戍兵屯丁，或者说旗丁，其他的时候跟农人没有两样，干农活的时候，一样要光着膀子下地干活。这其实就是早期的卫所屯田部队的日常生活样式。当然，屯丁来得早，他们的田地是坪坝中肥沃的部分，而大山地下，山坡高处，则是农人砍畲之所。
当年，花桥周围，从五里坪一直到懒板凳(也就是今天的南北镇)这一大片地区，都有朝廷的士兵，也就是麻寮所下辖的十余个关隘中某几个千百户的部下。官方记载是一个关隘有百十来名军籍士兵，至于是不是有足额的人，那就要看当年的百户能不能找到那么一大帮人了。还要看他们能不能生产出养活这批人的粮食了。
所以，不管是卫所的屯丁，还是自治的土司，其实都要追求安宁。在与关内的土司相处了一二百年之后，卫所与土司之间的关系早就已经成敌对的防御变成了友好的和平了。双方做生意谈价钱，通婚联姻，都不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早年间，他们之间的确是发生了大小规模的战斗，打生打死，结果双方都未必占了多少便宜。即便是占了一大片山林，又能如何？连个砍柴挖地的人都找不到，就更别说什么收税纳粮之类的了。
古代人又不傻，朝廷保持了二三百年的统治秩序的稳定，地方的这些人，不管是当地的土皇帝自行任命的官吏，还是朝廷任命的卫所军官，都明了自己的命运，那就是在这山这水的世界里。
移民分为很多种，有为了生存的，有为了发展的；有自觉自愿的，有迫不得已的；有官方组织的，有个人单干的。其中，驻屯的卫所当然也是移民，可是十几代人世袭下来，原来不土的也已经彻底土得掉渣了，至于原本就是土著的当地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当新的政权出现的时候，从外面的世界而来的人，所看到的一切人和事，都是乡土的，狗是土狗，鸡是土鸡，人是土人。
管你八代祖宗是要饭的，还是当官的；是当兵的，还是挖土的；管你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大家在这个时候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了。
正因为如此，湘鄂西的人民有很大一部分被认定成了差不多的类型，自觉不自觉的成了另外一种人民。
再后来，这种认定被确定下来，成了带有经济和权力的味道，那就更有必要保留下去了。
至于所谓的历史，自然有人去重新书写。写的人多了，说的人多了，故事也就成了现实了。
在老外，像拉铁摩尔之类的学者看来，或许只有长城一带、草原地带和高原地区才算是中国的边疆。拉特摩尔说，边疆的开发就是一个移民开发的过程，就是内地经济逐渐影响边疆的过程。他一再强调的是，边疆文化的独立性、特殊性和民族性。
他认为移民所造成的影响其实是有限的，因为移民往往带有征服者的味道，而征服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移民的征服者与原住民之间存在着生活样式的截然差异，只要外部力量的有选择介入，边疆的内地化也可以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
或许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中亚一带的当代史了。拉铁摩尔的老铁是很多的，他们的文字也是很有影响的。
如果我们从当代的政区地形图来说，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什么问题，至少对于一大部分试图去边疆化的人来说，他们绝对不希望成为某个边疆，他们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
不过，对湘西、鄂西的人民来说，故事略有不同。我从小就知道湘鄂西是老少边穷地区，是革命老区，曾经是土司统治的落后地区。史志上也往往将这一地区的古代史用蛮夷之地来描述。
其实不止是我，沈从文当年也是这样认识的，否则他不会把写他老家的故事书称之为《边城》了。所谓的边城，其实是内陆的边疆，是不同省份接壤的边缘地带。这样的认识在最近这些年才有了新的变化，原因不在于权力与经济，而在于山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老话看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然，不管是帝国时代，还是后帝国时代，朝廷、政府在四川与湖南、湖南与湖北、湖北与四川的接壤地区，从来没有放弃过治理，从明代的卫所千百户，到清代的营兵，再到后来的分区驻军，都是为了维系地方的秩序，安辑保守，则天下太平。
所以，当年朝廷剿灭吴三桂的势力，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后来政府剿灭土匪，同样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因为乱起来，对人民来说是流离失所，甚至是丧命亡身，对那些官吏兵丁、土司头人、组织干部之类的人来说也未尝不是如此。
即便有些人可以从乱中捞到个功名在身，但一直乱下去的话，全身挂满了勋章，又能如何呢？所以，内陆边疆的人民总是有一种保守的性格，即便是移民而来的人，也是如此。
从花桥的历史来看，它就是一个由移民形成的山区村落。从明朝初年开始进行初步地探索，明末清初有了大规模移民的开发，也正是在后一时期移民在此地扎根下来，成了如今山区一带的原住民。除了明朝卫所时期的军户后裔之外，其他的姓氏往上追溯十代左右基本上都是从外地来的。如此一来，花桥在中国的移民开发历史上也可以算是一个个案了。
当然，一直到今天，小规模的以家庭或个体为主的移民仍在继续，既有从花桥迁出进入都市或者其他乡镇的，也有从其他地方迁移过来的。关于移民的研究，如果从移民的迁出地来说，可能意味着当地劳动力人口和人才的流失，它对于某地来说当然是不利的因素。
比如，萧公权先生就分析说，从移民的角度来看，“不论怎样，移民对乡村带来的最后作用不论是什么，都是乡村经济萎缩的证据。移民后果至少在一方面不是有益地方。假定所有移民都是乡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最有创业精神的人，他们的永久离去，会导致居民中出现一种反向淘汰。乡村就会失去一些有用并充满希望、当环境有利时会对乡村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成员。”(《中国乡村》第478页)
当代的人口流动，从乡村到城市，的确是存在着这种“反向淘汰”的现象，特别是村落中的年轻劳动力，基本上大多数都从农村走了出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村里存在的可见的标志是一栋栋新修建的房屋和留在家里的小孩。
那些头脑灵活，勤劳能干，又善于把握机会的人，则差不多是要彻底离开了。家里留下的只有上了年纪的父母辈了。
老年人多数不愿意到都市生活，认为城里住不习惯，不如乡村那么便利。或许再过两代之后，这一批人就将永久地离开了。他们的离去，对乡村的建设和发展来说，当然是一种不利的因素。
而早期的山区开发，对花桥这样的村落而言，失去的当然有羲轩景象和不知甲子、不知分界的自然纯粹，带来的却是人口的繁衍增长，和漫山遍野的累石城墙。
对移民而言，“人禀乾坤志四方，任君随处立纲常。年深异境犹吾境，身入他乡即故乡”(《流迁诗》)，才是更现实的写照。
花桥观察(二十一)包谷烧和其他
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离不开人，山区的开发也是如此。湘鄂西一带山区，僻处万山，地广人稀，在漫长的人类开发史中，并不为一般民众所青睐，更不为政府所重，得不偿失，还不如让当地人自治自理。所以，山民往往是自由散漫的，从村落的那些分散的民居都能略窥其端倪。
与湘鄂西毗邻的湖南中部和洞庭湖平原、湖北江汉平原，是千里沃野，人丁繁庶，一直以来都是人民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区。
山区，一直没有太多的人口，不管是土司的治下，还是卫所的兵丁，三五个人七八条枪，也就是一股势力了。对山区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开发，要等到了明末清初之后才在正式拉开帷幕，特别是清代雍正时期开始，以政府主导的民政开发，让山区逐渐摆脱内陆边疆的窘况。
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十二月，胡广总督永常报文称，恩施从雍正十三年以来有大量外来移民，“附近川黔两楚民人，或贪其土旷粮轻，携资带产；或藉以开山力作，搭厂垦荒，逐队成群，前后接踵。”(《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第141页)
不仅临近省县的人民前来，甚至还有远自江西的人前来垦荒拓殖。邻村里有位老人就说，他们那里的徐氏家族的老祖宗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也曾听说江西的向氏也有在湘鄂西一带扎根的。
山区人口数量也在这一大开发时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比如，《鹤峰县志》(第85页)记载在清乾隆六年(1741)统计的鹤峰县人口数只有12187人，而到了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已经有了66016人。
一百六十多年中，人口数量翻了几番。这些人构成了山区开发的基本力量，没有他们，湘鄂西的山区如今可能跟神农架没有什么两样吧。
民国以来，国家的开发力度更大，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也有了新的提升，到了2018年时鹤峰县人口已经有了217189人。
村落中没有留下具体的人口统计数据，大概情况也应该差不离。花桥之所以成为花桥，也因为在花桥坪这一带的人口相对多一点。
增长的人口怎么养活的呢？主要是农作物品种的更替。原来的水稻依然在种，高粱、油菜之类的也继续着，但玉米(包谷)开始成为最主要的农作物。它既能当主食吃掉，也能酿酒喝掉。
我小时候，玉米也基本上是主食，当时水田种植的水稻大部分都充当公粮上缴了，村民家里往往不能等到新米出来就已经把去年的稻谷吃光了。为了省着吃，就会在玉米面中加上一点点谷子，美其名曰金包银。而纯的玉米饭就称之为粉籽饭。如今，金包银的米饭倒成了一种民间美食，可供外地人尝尝鲜啥的。
那绝对不是什么忆苦思甜，而纯属一种健康饮食。
至于包谷酒，如今还是很多人的最爱。村里还有人搞着酒厂酿酒，纯正的当地包谷酒，一口下去，火辣辣的，从嘴角一直到肠胃，就感觉一道火线穿过。如果再来两截大辣椒，那种滋味，绝对不会比吃山珍海味差。当然，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享受这样的美味。
不管是花桥的包谷酒，还是周边的苞谷酒，似乎都没有变成一种知名的品牌。烧酒毕竟不如清酒。
据说，以前种植玉米采取的是一种广种薄收的办法，防火烧掉一片山坡，然后随便点几个洞，播撒种子，秋天就能收获了。不过，一般种了两年就没有多大产量了，就得重新再找一片山林烧掉。后来每家每户的田地都固定下来，山岭也有了主，大概这种类似游牧的农耕方式就不成了。
我小时候种玉米的时候，也是需要把周围山坡上的杂草收集起来，弄上一大堆，再在上面铺上一层土，点燃杂草，让它燃透了，土也变成了熟土。那个叫做烧火肥(粪)。
后来，这样的法子都被取消了，说是污染环境。要保持土壤的肥力，就得每年定期撒上化肥。用化肥，既带动也经济发展，也不用见到山岭半坡的青烟，倒是一个省事省力省时的办法。
农耕时代，开发基本上靠人力堆上去的，人口的增长就意味着地方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活动，让原来的荒山野岭变成了粮田，山坡上遍布着大小石头砌成的山间长城，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
最近二十多年来，劳动力人口已经远远不够了，那些长城就隐藏在树林之中，长满了苔藓、野草，慢慢地也就重新与山坡融为一体了。
伴随着大开发而来的是，当地的人口构成的复杂化，姓氏的多样化，以及民政事务的难度系数增加。除了新老土著之外，又来了新丁，在人口身份识别上，清代政府采用了一种比较灵活的办法，即把原来属于州县的人口称之为民籍，属于土司治下的称之为土籍，明代卫所的那些人户称之为军籍，新进外来的则属于客籍，至于那些不在此列的原住民统统归入苗籍。
土苗军客，四民都被纳入到政府的民政管理体系治下，统统交税纳粮。奉公守法的，就是良民；为非作歹的，就是土匪。政府机构除了收税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维系当地的秩序，即抓捕盗贼，处理治安问题等等。
也是从此以后，茶马古道不见了，驼队小时了，挑夫失业了。
《慈利县志》中的《烈士英名录》(第639页)中列名革命烈士1460名，其中仅国内革命时期就有1106名，而《鹤峰县志》中的《革命烈士名录》具名者也有700余人，也就是说，山区在革命年代为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很多人从山里走出去，最后也没有回得来。
当然，革命并不是请客吃饭，流血牺牲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有些牺牲纯粹是政策的失误，甚至是错误所造成的无谓的牺牲。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鹤峰很早就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成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培养了大量的革命力量，其中一个就是1929年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团，当时任团长的是鹤峰邬阳关人陈宗瑜任。
陈宗瑜牺牲之后，他年过半百的老父亲陈连振接过儿子的旗帜继续战斗，并且担任了红四军第五路军的指挥。然而，在1931年时，组织执行冒险主义路线，取消第五路军的编制，并且在走马坪处决了陈连振和他的下属干部十多人。
陈氏后裔雲豪博士说，如果当年不是因为这样的错误决策，鹤峰县说不准也是一个将军县了。错误的决策在战争年代，不仅仅消耗了革命的力量，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其实，在任何一个战争年代，错误的决策，都是相当危险的。
历史昭然若揭，而现实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时至今日，鹤峰的人口总量仍旧不大，与其他平原地区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差距，甚至还不如北京、上海的一些街道办事处辖区人口多，这当然与山区的各种条件限制有关。我们看到的是，如今的山区各方面的硬件和软件，与都市比起来都要差了不少，特别是公共卫生、道路交通、文化事业等等，与国家的现代化目标都有一定的距离。在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仍旧没有火车经过的县，除了新疆、西藏之外，大概也就山区的某些地方有了。
但不管怎么说，在群山之间，养活二十来万人，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85年鹤峰县的人口就已经有了192102人。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整个县域的人口繁衍增长速度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这样的低水平发展，对于县域的发展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评估起来的话，需要很专业的判断，我就不多说了。
从花桥的人口构成来说，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有一千二百多人；到今天，村里的人口数基本上还是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怎么增加。即便有，也是非常低水平的。
人口的极缓慢的增长，甚至是基本上没有怎么增长，与最近四十年来开展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政策，在专家那里或许还有研讨的价值，在决策者那里也仅仅是发号施令的事情，但对村落来说，可能就是大问题了。
曾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担任过村长的前辈说，他那个时候不搞什么建设，各个村的干部主要的任务就是收税催粮和搞计划生育。搞不好这些事情，就当不好干部。
粮食交够了，人口不涨了，官就保住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基层组织逻辑。
五六十岁一代人家里兄弟比较多，一般都有三个左右；到了三四十岁的一代，基本只有两个孩子了；再往下，不少村民只要一个了。如果再加上不断流出的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萧公权先生所说的“逆淘汰”就成了村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花桥观察(二十二)麻木与叫花
花桥的习俗，不见诸史策。这里的人民性格，也没有多少人细致观察描述过。按照《鹤峰州志》的说法，设立州县之后，“风气日开，亦时有清标令上者出焉，且多气节自好，而无武断健讼诸事。”
虽然村民之间的冲突纠纷时有发生，但大体而言，还是老实本分的，大部分村民都比较安分守己。个别人偷奸耍滑，想要多占便宜，想要多拿多占，村民对此也是很反感的。所谓的公义，在人民心中还是存在着的。
农耕时代，“田少山多，坡陀硗确之处，皆种包谷。初垦时，不粪自肥。年既久，浮土为雨潦洗尽，佳壤尚可粪种；瘠处终岁辛苦，所获无几。故贫民于农隙，肩挑背负，乃可赡生。”(第381页)
百余年之后，青山脚下的半山坡，那些犄角旮旯曾经都被砌墙种粮的坡陀，全部退耕还林，树木已经成材成林。而村落中的山坡梯田和坪中水田，也大都成了茶园。以前的茶园道路，只够一个人一头牛通过，是没有办法错车的，现在大多都有了两米左右的硬化路，可供小三轮车(麻木车)穿行了。
据说，“麻木车”还是武汉的方言，说的是以前的人力三轮车。武汉冬天很冷，车夫总是酒瓶不离身，一天到晚看上去总是麻麻木木的，所以三轮车也就成了麻木了。而车夫还是叫车夫，车就成了麻木。
再后来，人力三轮车没了，电动三轮车普及，它还是被人称之为麻木。
现如今，乡镇村落的道路交通好多了，村民家的小车和乡镇的公交车都多了，这些电动小三轮车大都回归到茶园路和田间农户道路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农家运货工具。
不管是曾经肩挑背负的，还是后来开个小麻木跑的；不管是曾经出门考走的，还是今天小车代步的；今不管是老一辈的村民，还是年轻一代的人，总体而言，大都还保留着几百年前移民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种勤耕苦做的秉性，还保留着公义正直的性格。
可以说，村里一千二三百人号人，绝大多数都是勤劳的朴实的。
不管是在当地种地的，还是出外务工的，大都有一种质朴的性格。“精杆子”长(想得多，有办法的)的人，在搞事情的时候，大多也是有底线的。无底线的人，没有办法得到人民的认可，即便他能一时获利。所以说，历来这里的人民大都是良民百姓，除非是没辙了。
山永远是那么大，地也就那么多，再想什么折，也没办法把群山拆掉，愚公移山只是一个古老的神话。人民不通过自己的双手双脚和头脑，没有办法在这个地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在大集体时代，村民天天见面，一起干农活，修房建屋等等，都是全体出动；大集体时代结束之后，多是单干了。除了极少数事情需要村组群众集体参与之外，大部分都是各家各户分头行动。东家搞个酒厂，西家搞个砂场；东家养鸡养鸭，西家做做当地饮食。基本上，村落中的农户都是以户为单位创业和生活。这或许就是书中所谓的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意味着没有大赚头，也没有大发展。村里没有大规模做的集体项目，即便是茶园，也是各家各户的。村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大事可干的，数十年可能也没有大事发生。所以，其实要把一个村落的故事写出来，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事情可说，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当然，人多了，就会有利益的争端，也必然会有矛盾，大多数是为一些蝇头小利，沟边田角，鸡毛蒜皮之类事情的闹起来。
也总会有些人户之间存在着矛盾，有的可能会因此吵翻天。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几户人家吵架，刚开始声响很大，差不多对面上坡都快有回音了。女人骂完，回家喝水做饭，男人出来接着对骂，而骂人的词儿，翻来覆去，大概也就是那么几句。
至于为什么要对骂，也没人知道原因了。我所知道的结果是，他们对骂了几天之后，几户人家的男女嗓子都哑了，骂仗也就宣告结束了。
虽然如此，大概是由于移民成村成镇的原因，移民文化一直强烈地影响着这个区域。移民“较少有狭隘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保守思想，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技术”，有“豁达、豪迈的气度”以及“开拓意识和冒险精神”(葛剑雄《亿兆斯民》，第579页)
村落中的人民，不管是哪个姓氏的人，也不管是何年何月从何处来此落脚生根的，大多对外来的人有着比较友好的态度。甚至，有时候即便是自家兄弟妯娌之间闹得不可开交，对外人倒是经常有一种大度的气魄。整个村落之间，没有听说过谁家与谁家有世仇的，也没有听说过谁家与谁家永远不往来的。大部分人都愿意把一些事情摆出来说，私底下搞小动作的，只有极少数人。
村里谁比较公道，谁比较得人心，大概还是有个一致的看法的。很多村民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即便到了九零后一代，村组中上过大学的人也只是一少部分，大部分人读了高中就出去干活了。不干活就没办法生存，没有什么富二代，都需要靠着自己的本事去谋生。
如果最能说明当地人性格的一个小故事的话，那就非流浪汉(叫花子或者告花子或者讨米的)莫属了。在每个地方都会有流浪汉，在都市中，流浪汉不为有关部门所容，因为影响了市容；在乡村，流浪汉也未必能为人所容，因为他们总是潜在的危险。
不管是外来的和尚，还是外来的乞讨者，总会给人一种不那么安全的感觉。所以，这两类人如今基本上不再容易见到了。但是，流浪汉却一直存在着，总有那么几个人，被迫的或者自愿的，放弃了对一切常人看起来应该有的生活的追求，真正地浪迹于天涯之间。
或许早期的移民拓荒者就有着流浪者的记忆深刻，以至于山区人民对于流浪汉总是保持着一种同情的态度。以前，修建木结构房屋的时代，会在立梁的那天举办庆祝活动，也就是当地人称之为整酒的时候，不仅本村的村民会聚拢来，十里八村的亲属也会赶过来，给上一笔数目不等的人情(礼金)，吃上一顿丰盛的饭菜。
据说，要是上梁的那个时候来了个流浪汉，建房的人家一定会高高兴兴地给流浪汉吃的喝的。至于其他时候办酒席之类的，遇到流浪汉过来，也不会把他驱逐。
而且，在不少人的传说中，花桥那个桥的得名，也是因为建桥的当日来了叫花子，所以那座桥就被命名成了花桥的。另外一种传说，则是叫花子还为修桥捐了一笔钱，人民为了纪念它，把桥的名字改成了花桥。
至今，仍有个流浪汉在附近几个村落的道路上活动着。在前几天村里的医生还专门拍了一段视频，并且配上了这样的解说词：叫花子都知道要少和人接触。他都注意防疫了。村民们得要注意了。
其他关于流浪汉的故事，我所知不多。不过临近的五峰县(原名长乐县，后来因为与福建长乐重名了，就改成了五峰，倒也是名副其实)流传着一则关于流浪汉的故事，题为《向叫花子请愿》。长乐的五峰，离走马的花桥，距离不是太远，都是同样的移民山区。五峰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以前山区的税赋虽然比起其他地方来说是低了些，但是山里本来就收成一般，缴了税粮之后，也就所剩无几了。大多数山民只能勉强度日。能活下去就算不错了，大多数人也都认命了。
有个叫花子却不这么看。这个叫花子姓向，名字是向光瑞。不知道他是谁家的人，反正他就是个流浪汉，没有田地，也没有房屋，走到哪里天黑，他就在那里找个树都能睡上一夜。
这一天，他到了五峰山白溢坪。在这里，他听说到当地好几个人说，今年的天气有点鬼，开始是春节打雷，接着又是过年之后下大雪，再就是六七月的时候连续干旱，已经几个月没有见到雨水了。
今年可就是个大灾之年啊，但是朝廷的秋粮还必须交，这是雷打不动的，到时候可怎么办呢。这日子可怎么活呢？
向叫花子默不作声，山民交不交税，和他的关系似乎也不大。流浪汉是不用交税的。
可是，这个向叫花子似乎很不一般。他找了个人问，白溢坪有什么产出，这大热天的，实在是太难受了。那人告诉他，后山前夹湾有个洞子，那里有冰窟窿，去弄半截冰块出来，既解渴，又解暑。
向叫花子顺着山民指的路，找到了那个冰窟，果然在大暑天还有大冰块。这可是好东西。他先弄了一小截，就着乞讨来的干粮下肚，真是快活似神仙。酒足饭饱，向叫花子觉得他要为山民做点什么。
他在山上找了几块大石头，砸起冰块来。动静很大，远处乘凉的山民都听到了。等他们过来的时候，向叫花子已经不见踪影了，大家只听到远处有人说：借你们冰块一用，今年你们就不用交秋粮了。
山民哄堂大笑，这个叫花子，你弄两块冰走了也就算了，还扛走一大块，你以为那个冰不化么。还免我们的秋粮，果真就是个叫花子。
话说这个向叫花子，背上他废了九年二虎之力凿出来的大冰块，直接去了宜昌府。他一路跑，冰一路化，叫花子一路念念有词，千万慢点化千万慢点化啊。到了府衙。向叫花子对着门口的鼓就是一通敲。
宜昌府的掌印大老爷正在里面纳凉呢，心想着，这么大热天的，哪个不长眼的还出来告状呢。他慢慢走出来，一看是个叫花子。那叫花子浑身都湿透了，背上还有块化得差不多的冰块。府老爷一看就生气，这个叫花子是闹哪一出？
大老爷问：你这个叫花子，姓氏名谁？大热天跑到府衙作甚？
向叫花子说：我叫向光瑞，我从五峰山来。您看看，这大夏天的，山里还是这么厚的冰块，朝廷还要山里人缴粮，他们怎么交得上来啊。请大老爷给他们免了吧。
大老爷看了看叫花子，又看了看他背着的大冰块，再看看叫花子本人。大老爷也有点感动了，毕竟是个读书出身的大老爷，还是有点天下情怀的。大老爷喊来钱粮师爷，让他过来，对他说，以后就免了五峰山一带的田粮赋税吧。
向叫花子又说：光是嘴上说说，以后反悔了可不行，得立个字据。
府老爷就说：你一个叫花子，心眼子还不少。于是，大老爷就给叫花子写了个条子，亲自批示四个大字：“府示永革”。
向叫花子拿到字据，把背来已经化的差不多的冰块给了钱粮师爷，然后高兴地走了。他出了宜昌府衙，找了个石匠(岩匠)，让他把大老爷的批示刻在石头上。弄好之后，向叫花子就扛着这块石碑回到了白隘坪。
从此以后，这里的山民就不用交税了，向叫花子的名字，也被人记住了，他的故事也有人一直在讲述着。
所谓为民请命之类的，流浪汉也是有的。
花桥观察(二十三)桥樁石墩尚安好
花桥，顾名思义是因为有一条小溪流，而且有人在河上建了一座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句话，不仅是一种战斗的修饰话语，它其实是农耕时代人民日常生活中需要集体应对的事情。人民就地取材，建起来各种各样的大小桥梁，不管是一块石板，还是一根木头，只要是用来破除山水的阻隔，都是一座桥。
当然，建造真正的桥梁，就不仅仅是随便放一石一木那么撇脱(方便)了，它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文化史和建筑艺术史的组成部分。
不管是梁桥、拱桥，还是悬桥，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晶。在花桥而言，它甚至就构成了村落历史的重要篇章。
由于没有人去写诗篇，没有留下白居易的“晴虹桥影出，秋雁橹声来”，也没有苏轼的“弯弯飞桥出，潋潋半月彀”。好在还有黄灿的一篇碑记，否则啥都不知道了。
如果按照史志中的说法，花桥的那座桥是明代修建的，气势如虹，当然是一座花桥了。黄灿《虹洞桥碑记》中说，花桥溪上的桥在明清代有三次重修，分别是弘治初年、嘉靖年间和顺治初年，也就是说木头桥想要保存很久是很难的，一般是过个几十年就需要重建了。
只有石头桥，比如赵州桥、花桥的老石拱桥才能数百年、数千年的坚持下来，一直为民服务。如果当地气候条件不佳的话，在狂风侵袭、激流冲击之下，不管是石头桥还是木头桥都会不断遭受损害，至于人为的破坏，那就更严重了。
因此，花桥虽美，但需要不停地有人去重新建设，才能成为美丽的花桥。事实上，最近一个世纪以来，花桥的大桥已经先后有了两次重建了，一座比一座好。
那么，作为桥的花桥到底是什么样子？黄灿的碑记中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并不是夸张的说法。可惜的是，花桥的那座老桥没有踪迹了，也不知道当年有没有人在花桥拍照留念过没有，那样才是有图有真相了。
临县有位叫有位叫戴楚洲的学者，是专门研究湘鄂西乡土文化的学者，他考察了这一带的各色建筑，提出可以用“转角楼”“凉亭和”“木屋花桥”来代表湘鄂西的乡土建筑风格，他说：
湘鄂西的花桥很多，因为大都有木屋，可以称之为木屋花桥。现存的，有名有姓的，包括龙山县洗车河花桥、桑植县洪家关“贺龙桥”、慈利县溪口镇花桥、咸丰县丁寨乡十字路花桥、鹤峰县走马镇白果村花桥、恩施市沐抚乡花桥、印江县汪家沟共济桥、德江县楠杆花桥、思南县筑溪佛圆桥、松桃县大路花桥、石阡县汪河花桥和永定区四都坪乡乌木峪花桥、王家坪镇马头溪花桥等。
其中，白果村的花桥，曾经被拆了一回。因为是文物，又就地重建了。村里人说，花桥的那座老桥被白果坪的那座桥要气派得多。但是花桥的那座桥不在了，也就没有可比性了。
戴建洲还说：
“花桥设计独特，装饰华丽，由桥墩、桥廊两大部分组成，故称木屋花桥。桥墩用青色岩石砌成，以桐油石灰或者水泥缝合，呈梭子形上下排列。
墩子铺设抱大桥木，以柏树、楠木为佳。桥木上面再铺横木板，厚约2寸。横木板比桥木宽，两边等距离形成飞悬之势。
花桥核心部分是桥廊，又叫桥屋。它架设在横木板上，由木质柱梁组成。要立中柱、立檐柱，两头边缘处立亮柱，上面穿棋筒架过梁。檐柱下脚部分安装坐板，亮柱下脚部分安装靠板，中间形成过道，宽约2至3米。”
他还说，花桥的桥廊设计上也很有特点，有搬鳌鱼、喜鹊等等形象。屋檐还会悬挂“积德留芳”之类的匾额。按照黄灿的说法，花桥的老桥上应该挂着“虹洞”的牌匾。
《马可波罗游记》中说：“这些(成都的)桥都有好看的木头屋顶，红漆，带美丽彩画，顶上盖瓦。每桥上由这头到那头两边皆有小屋，屋里有许多商工业都是在那里勤作出来的。但是这些小屋，皆是木头做的，早晨拿来，到晚上撤去”(同上)马可波罗看到的应该就是这种老屋桥，也就是所谓的花桥。
我父亲回忆说，老花桥上面有两排座板可供人休憩，就是不知道当年有没有乡民在花桥上面做过交易。
还有老人回忆说，他们小的时候还从桥上跳过水，桥下水潭水深。后来在附近筑起堤坝，慢慢淤积泥沙，那个深潭如今也就只剩一点点浅水了。
花桥的老桥，在桥梁建筑上的说法是“廊桥”，也被当地人称之为“木屋花桥”。这种廊桥，“横向几乎都是四柱三间的起架，中宽边窄。中部是通道，两侧可作旁用。”(《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第691页)
桥廊仿照民居样式，屋脊堆制罗汉，四方有飞檐翘角，整个廊桥也就看起来像一道架设在溪流上的彩虹了。
花桥原名是虹洞桥，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木拱而成的虹桥结构，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横木铺就的直板型“风雨桥”。
按照《中国建筑艺术全集5桥梁水利建筑》(第13页)的说法，虹桥结构的桥身用巨木构成拱骨框架，再用横木连接拱骨构成稳定结构，然后在横木上钉上木板，而拱骨上则铺上桥面，顺拱势连接到河岸处，形成一个反弯的曲线。
这样，花桥就具有了艺术的特点。
至于桥柱樁则打在巨石上，据说从秦始皇时期就有了一种叫作“金锥”的打樁技术，以后漫长历史中一直延续着这一老办法。
现在花桥老桥那里还保留着打樁的巨石桥墩，桥墩上还有立桥柱的樁孔。不知道当年是用什么样的技术凿开的。
当然，当年修建的那个虹洞桥到底什么样子，似乎是不太可考证清楚了。只能从桥墩巨石和上面的几个樁孔去想象一下曾经的花桥是什么景象。
花桥的木头桥，现在只有在山间小沟才能见到了，村民把山林的杉树放倒几根，铺在小沟堤上，也就成了一座简易的木桥。过两年再同样操作，小河沟也就不能阻隔人民去干活了。至于石板桥，或者从山上凿出一块，或者从河沟里挖出一块，或者把老旧无主的坟头石碑抬过去就行。
花桥整个村落中保存下来的老桥，如今只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拱桥。大的有十来米长，小的也就半米左右。这些桥梁为村民的出行带来了便利，一直默默地伫立在花桥的小河沟上。
小河沟就是溪。《康熙字典》(第588页)中介绍说，溪字的写法有三种，分别是溪、谿和磎。其中，奚的声旁，水、山谷和石头则是形容溪的样子的。
也就是说，凡是小溪流，必在山谷，必有大小石头。山里的大小河沟，统统都是溪。
《康熙字典》中还说，《说文解字》中用的字是“谿”，解释有二：其一是“山渎无所通者”，其二是“水注川曰谿”。渎的意思是独和浊，一个说的是就那么一条小沟沟，穿过一个个村落；一个说的是小河沟的水经常是很快的，从山上带来泥土之类的，浑浊是它的常态。
杜甫曾经到过山区，他的《落日》诗说：“落日在帘钩，溪边春事幽。芳菲缘岸圃，樵爨倚滩舟。啅雀争枝坠，飞虫满院游。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忧。”
农耕时代的山民，大概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求生存。冬春之际，在小溪边的自家院落里，青年壮丁喝着当地酿造的纯粮却低质的苞谷烧酒，一众人扯扯群山之外有何种景象；而小孩子则围坐在一个火塘边，听听老人讲讲他们听说的传说故事。
山区的溪流，经年涌动不息。不管外面的世界是连续的干旱，还是不绝的洪涝，花桥溪水总是从大山深处的某个出水洞口冒出来，汇集起来，沿着小河沟奔向大江大河。
到了梅雨季，雨水充足之时，小溪水就更加欢腾起来，它们冲击着河堤石墙，冲刷着河床巨石。特别是夏天，小溪水甚至会瞬间抬升一米半米，呼啸奔腾，声势震天。这时候如果河边还有行人的话，一不小心就会丢了鞋，刮了衣，呛水也是有可能的。
在诸多的史志记载中，花桥溪这种小河沟是算不上什么，祖国的大好河山中，江河湖海众多，且北有黄河，横贯疆土，绵延数千公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河。而花桥的小沟沟称之为河，的确是有点夜郎自大的意思，因此正式的定名应该是花桥溪。如果按照恒河沙数的说话，这条小溪称之为恒溪也没啥问题，它四季常流，千百年来从来没有停歇过。千百年来，它一直灌溉周围的田土，抚养着这里的人民。
溪水不仅提供水源，也养育水产。《鹤峰州志》说：“山窦流泉，时伏时见，见有涧宽一二尺而获餘一尾重至数斤。盖石山戴土，底多石罅，溪河之水有罅分流而鱼随之也。”(第363页)我小时候，花桥的大小河沟里面还是能捞到鱼虾的，有各种各样的河鱼。小的只有米粒大，大的则有尺把长。
以前借助自然中的各种东西来识别天气变化，就是农耕人的生活常识。早年的山林中能见到各种飞鸟，大小河沟也能看到各色的水鸟，还有白鹤。白鹤三五成群，不仅增添了山林的野趣，更为人民看天干活带来一些启发。老话说的是：“一鹤晴二鹤阴，三鹤四鹤天(汗？)连阴，五鹤六鹤像瓢泼。”群山的雾气，也是人们识别天气的一个好标志，老话说的是：“有雨山戴帽，无雨山抹腰”。这种看鸟识天气和看云雾识天气的事情如今已经被天气预报取代了。
花桥观察(二十四)桅杆之塔
花桥是个乡村，并非典型意义的中国乡土社会。
为何不典型呢？
它没有典型的榜样人物，没有典型的社会样式，没有典型的社会关系，没有典型的村落结构。我们可以说，这里似乎看不到太多传统的乡土中国的类型学样貌，传统如此，当代似乎也是如此。
特别是在最近四十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里发生的故事，也非现代的教科式农村研究所能涵括的。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溯历史的话，它更不具有传统乡土的那种样式，作为一个由农耕时代的国家移民所建设的乡村，它的特点更加复杂一些。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沈从文的《边城》被研究湘鄂西一带乡土的学者反复提及的原因所在。可是正如沈从文所说的：这里的居民，农人与兵士，“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沈从文全集》第八卷，第57页)
即便由作家将他们的故事书写出来，也只是反映出一小撮朴素的乡土人民，不管是戍卫的士兵，还是勤耕的农人，他们的生活故事如同在不可知的世界中前行的传说不仅与都市的读书人相去甚远，也与现代人莫不相干，它仅仅是一个乡村的故事而已。甚至对于乡土中生活的人民来说，那些历史故事，也只是极少数闲散人员无聊的话语罢了。
《边城》从官道和白色小塔开篇。花桥也曾有过一条崎岖的官道和一座矗立村落边缘的小塔，只是这两样东西，都已经消失了。
史志中说，这里曾经有一条贯通湖南湖北的商道，而且有清代的商业石碑为证，石碑已经成了某个博物馆的藏品，村民已不知其详。
至于塔，什么都没留下，只有一个老地名，叫作围杆塔。这个地名，对年轻一代人来说，完全不可知。即便是村里的中年人，也不知其名，只有少数几个老年人还知道某某屋场就是以前的围杆塔。
是桅杆？围杆？难道是一个瞭望之塔？没有人知道。
我们不知道先民在那里瞭望着什么，也不知道桅杆上曾经飘扬着什么样的旗帜。
我们只能从某些家族的谱书上找到曾经有过家族的先辈在围杆塔左近埋骨。
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埋在了塔地之下。
原本还有些碑文讲述他们的一生，足以证明他们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政策的变迁，坟头已经成了粮田，老碑石头或者变成碎石，成了民居的一部分；或者被砌到檐墙、石桥之中，再也没有人能看到了。
人类的历史就是如此，沧海桑田，不可改变，也无从追迹。据说，曾经是靖安司百户或者把总的向祚华就葬在围杆塔。他留下的唯一印记是他给他的叔辈所刻的石碑。
沈从文的边城小白塔下面，有一栋小楼，曾经住着一户单独的人家，那家人就在小溪边上。
小溪沿着村落往前，如同一张弓的弓背，而崎岖的山路则像弓弦一般。
弓，是旧时士兵所用的，也只有曾经是卫所兵丁的沈从文才会如此描绘山村的羊肠小道和奔流的溪水。
边城的酉水，当然并非沈从文老先生说的那样只是一条小河沟，无论在自然地理，还是历史经济方面，它都是一条有着研究意义和开发价值的大河。
酉水江边，河道宽阔，沈从文那个时代及以前，往来的行人想要过河就得要找撑渡船的舟子。
如今坐上渡船，是旅游观光的娱乐了，当年渡船的舟子，也就成了如今的导游了。
至于花桥溪，它与无数有名的每名的小溪水最后汇集，形成了溇水。
溇水风景区，奇峰幽谷，是当年九溪卫的驻地，九溪之地也才在最近若干年以旅游和渔业发展起来，而作为九溪卫的一个小芝麻点的花桥，它的发展就要等待。
数百年间，数十代人在这里呆过，如今仍有数千人在这里生息着。一栋栋新式乡村小楼拔地而起，沿着山丘的河道与公路展开，从无人机拍摄的图像来看，就像是点缀在绿色海洋中的五彩珍珠。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有人在自家场院里叼烟锯木劈柴，小猫小狗趴着门口酣睡，老人坐在椅子上晒着太阳。
山间小路上，间或有无事漫步的大人小孩。村里公路上偶尔呼啸而过的宣传车，播放着防疫的声音。
上坡上、坪地里，偶尔有农人除草施肥。如果用游客的眼光来看，整个山村都是寂静的。“一切总永那么寂静，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一分安静增加了人对于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沈从文全集》第八卷，第68页)
人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
等待着疫情结束，等待着山村的未来。
只有花桥溪水在不停地奔涌着。
它从大山深处的某个地方冒出来，顺着山势往下，在丘陵中蜿蜒前行之后，汇集在一个水坝，然后冲下山坡，在崇山峻岭中消失不见了。
它是祖国大地上河川无数毛细管的一小段；与它一样，花桥也是祖国乡土的毛细管。如果不用千百倍的放大镜，根本在版图上看不到它的存在。
李铁匠钻过坟头，扛过墓碑；张木匠赶过野狗，打过野鸡；叫花子曾经修过一座石拱桥，等等，这些陈年的老故事，大概也没有什么人把它写下来。
乡土无故事，大概就是如此的。
曾经或许有人记录过村落的历史，可是如今很难找寻了。
在思考乡土问题的时候，我们或许会问，究竟什么才是乡村？是因为现代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城市相反的一种生活样式？还是因为与现代工业相背的传统农耕？还是因为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与居民相对应的村民？是否由此而区分出来所谓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呢？
从目前的研究而言，农民被定义为一种阶级地位和职业身份；农业被视为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存样式，而农村则被看作一种地域的行政范畴和经济的类型范畴。社会学家贺雪峰等人(《新乡土中国》)提出可以用“村庄社会结构”这样的概念对当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现状进行类型学的社会分析。
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他们认为当代的中国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向了市场中国，这样的转变发生于2000年前后，也就是说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变迁意味着一个新样式的乡土社会(ruralChinainthe21century)的出现。
其中，国家经济层面取消农业税、市场经济层面的全面渗透以及国家强制政策执行之后的生育观念的改变，使得传统的乡土不再具有当下的分析意义，虽然仍旧是那山那水，但已经是现代的乡土了。
他们认为，从地域的范畴和宗族规范的强弱等方面可以识别出至少三种现代农村的样式来，即华南团结型、华北分裂型和长江分散型等三种不同的理想类型。
华南团结型的主要特点是呈现一种封闭的聚居样式，有强大宗族的地方社会；华北分类型同样是封闭的聚居样式，以小血缘集团为基础形成较强的地方社会；而长江分散型则是开放的散居样式，由小的同族具体构成了较弱的地方秩序。
首先，贺雪峰等人假定，存在着一个村落的传统，这种传统既是文化的，也是历史的。这种传统不管是何种历史原因形塑的，它都是村落之所以成为村落的原始动力。如果没有这种传统存在，就不可能有村庄的产生。因为如果仅仅是一群人的聚集是不可能形成一个村落的。
不管是类似花桥这样有六百年历史的移民村落，还是有着更久远历史的中原村落，都因为有了传统的组织力量(以家族或者宗族为主)和传统的道德规范(以人伦规范为主)，才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生态区域中逐步形成一个乡村。这种传统就是乡土中国的基本面貌。
其次，贺雪峰等人认为，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与传统的决裂基础之上的。不管是从顶层的国家层面，还是从底层的村落而言，决裂的过程在百余年，特别是上世纪中期以后，采取了一种激进的方式割裂了历史。人，永远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这一点来看，绝对没有问题。
这种决裂，对于新秩序的建立当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没有这种决裂就没有新秩序的形成。但是决裂本身所造成的影响，可能会以某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存在下去。
第三，贺雪峰等人坚信，可以用社会类型学来处理乡土的课题。中国社会是复杂的，中国农村社会也是千变万化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比如村落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熟人社会，同样的，单位的基本特征也是如此。然而，现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让这种熟人社会关系日渐解体。
陌生化、流动性和自主性，日渐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样式，乡村虽然在陌生化、流动性和自主性方面弱于都市，但这种趋势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经济发展和政策导向，都在不同程度上鼓励这种新的社会秩序。
如此一来，新的乡土中国，就在作家描述的“寂静”的历史之外有了新的潜流涌动。至于在变得面目全非之际，以什么样的理念去观察和思考，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中国问题。
花桥观察(二十五)：碑残了，皇上
如今以乡土为主题的研究，似乎很难为中国问题提供某种建设性的方案，至少缺乏了上个世纪上半叶那样的重要性了。
我们从国家的《民政事业发展概况》和《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可知，1988年年底全国乡镇56676个，有村委会88.36万个；2018年年底，全国乡镇数量是39945个，村委会54.2万个，村民小组449.1万个。
也就是说，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34.16万个村都消失了。这也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许，在若干年后，乡土的故事，真的就成了某个古老的传说了。
这种愿景给在乡土中平静生活着的人民带来了传承的期待和历史延续的可能。
一旦人民有了对未来的期待，他们总要为将来做点打算，这种打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历史，至少是构成了我们所能知晓的历史的主体部分。
我们看到，像花桥这类的由移民开发所形成的中国乡村，并非是没有文字的社会。当然，如果从最狭义的理解上说，文字的社会是有历史的记录，同时还要乡民大多能识文断字的话，我们说它的在历史上曾经是没有文字的社会，也是成立的。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文字的社会是曾经的历史，所以我们找遍村落，就很难见到早期的历史。
比如，花桥曾经有至少二百余年的卫所历史，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的痕迹，只有几个老地名还诉说着当年的历史，枫香坡、风泉坪、围杆塔、城墙口等等，无一不是我们的历史。
村里的老一辈人多数知道城墙口是有城墙的，在城墙附近生活的村民曾经还爬到城墙上玩耍过，见过城墙石头上的石雕，趴在城头扔过石头。
或许，他们还在上面搞过跳墙的比赛，谁能从几米高的墙头跳下去，谁没有摔伤，谁就是好汉之类的。
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他们的儿时是见过历史的辉煌的。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那就是历史，也没有意识到那些石头背后曾经有过的故事。
后来，他们在某些决策者和研究者的共同推动下，共谋的参与打造没有文字的社会，他们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差不多集齐了所有青壮劳动力，喊着号子，拆城墙，在口号声中或许就是要去建设一个没有过去的美好新社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大多都没了，他们就和城墙一样，大多都消失了。
花桥的老城墙的确是被拆了，石雕也是被砸烂了，人民的生活到底在那样的切割历史、砸碎旧时代的狂欢过程中得到了多少的好处，人民的生活又得到了多大的改善，真的就不好说了。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用他们的双手，让先辈们曾经创造的历史彻底地消失了。
幸运的是，城墙口的老地名还没有消失，知晓一些老故事的人也还在，不然我是真的不知道这里是个什么地方了。
所有的历史都是有些人去记录、保存和传承下去的。不管在什么时代，总有一些有心人会把一些东西保存下来。
那些偶尔保留下的东西，就成了我们了解历史的关键证据了。在曾经当过中学老师的彭先生家外面，他指给我看了一块一米五左右、厚度约有二三十厘米左右的青石条。
他说，这大概是当年城墙口城墙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块石头了。这块石头之所以被保留下来，也是因为它当年被埋在了地下，没有被人发觉，要不然我们今天也看不到了。
这块青石条的其他小伙伴们，或者成为谁家的房屋的墙壁，或者成了谁家院落的地板，亦或者已经成了某座石桥的一部分了。
他们当年要防御的人早就消失不见了，城墙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只有其中的一个小兄弟孤零零地躺在路边，它是沉默的，我也不能从它那里知道多少过去了。
正因为曾经有过那样的历史，所以我们现在找遍村落，也很难看到明代持续数百年的卫所时代的痕迹，但这也不能证明在那个三百多年中间就未曾有人记录过历史。或许某一天我们还能看到一点也未可知。据说石头桥里面就有一些老碑呢。
虽然早期的历史可能不太有传承下来的证据，特别是文字的证据，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村落的山坡上和屋场边的坟头，不少是有碑文的。这些碑文不仅是家族的谱系，也是村落的历史，也是我们了解乡土历史的重要依据。
如果没了这些东西，我们就不知道祖先从何而言，也不知道过去的历史究竟如何。
如果将这些东西视为历史的包袱，全然砸碎之后，乡民社会就真的成了一个记忆缺失的社会了。
纯然没有文字的社会，基本上就是没有历史的社会，更谈不上什么传承了。
只有有了文字之后，我们的历史才成为可以不断传承和延续的历史文化。
因此，不管是对家族而言，还是对乡土而言，文字的记录都意味着可以为后人追溯过往而树立的纪念碑。
乡土中国的文字记载本来就少，如果还把这些记录统统抹平铲光，即便是为了破除旧时代的约束，其后果也是人为的制造了历史的截断，造成了如今村落无历史，家族无渊源的“一片空白”。
彭老师家的房子后面还保留着他们家的历史。那是几座彭氏的祖坟，上面的碑文不仅有家族谱系，也见证了清代鹤峰州和花桥的历史故事。
其中一座老碑上的文字有：“乾隆庚子年(四十五年，1780)十月十四日辰时在本州山羊司礼陶乡”“道光三十七年丁未岁(1847)三月二十日辰时在鹤邑山羊司”“鹤邑山羊司礼陶乡崇本里虹洞桥城墙口”“崇本里花桥梅子园”等字样。
有了这块碑文的“虹洞桥”三个字，我就可以十分确定地说当年黄灿所写《虹洞桥碑记》的那座老木桥，就是在上个七十年代被拆毁的屋桥了。
“礼陶”“崇本”“虹洞”之类的字眼，无不说历史人文，即便它只是一个传说。
当然，这些东西可能太复杂，费孝通先生写《江村经济》的时代，这些东西都被撤销了，只有第几里第几保了。
离彭家屋场不远处，就是一个叫帽岔堆的地方，如今被人称之为墓窟堆。原来在帽岔堆上有遮天蔽日的古树，有各种野鸟野兽出没，也有是一些花桥先民的埋骨之所，回归山林是每一个村民的最终归宿，也是每一个村民都知晓的故事。
我不知道这种习俗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人民要用这种方式来提前准备好自己生命终结之后的纪念碑，但是这显然是因为人类对于生存与消逝这个问题有着某种共通的想法。
在帽岔堆，我见到了向氏祖先的石碑。可惜，向氏家族没有彭老师他们这样有保护自己历史的后裔。曾经的石碑都被砸得稀烂，只剩下半截，还顽强的矗立在那里。
村里的邓伯伯说，当年的民兵们带个工具去捶的，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当然是历史的。
我看到的那块碑文有“皇上雍正十一年(1733)十二月”字样。
从残存的人名“向庆祖、向庆宗”和“重孙向永松、向永柏”可以知道，碑主人就是我的十代老前辈向子玟。向子玟的父亲向九玉有六个儿子，向子玟是老大，他弟弟向子瑛承袭了靖安司百户。
这个明代朝廷设立的用于内地边疆守御的靖安司，很快就像我今天看到的这个半截子石碑一样，残了。
这块残存的石碑乃是当年靖安司的历史遗存，也是目前我所见到的花桥在改土归流(雍正十三年，1735)之前的唯一的文字了。
历史总是如此，在不断的重演着。而在此过程中，写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它能为我们讲述点什么东西。
花桥观察(二十六)说不完的石头
中国的文化绵延不绝，它既存在于中原地区，在内陆的边疆也是如此。中华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的文明，就在于这种代际的传承和地缘的传播。
即便我们的后世子孙根本不知道其中的缘由，也在世代的变迁中，失去了历史的记忆，但是只要我们去观察一些存留在人民生活中的故事、词汇和村落中的一些遗存，我们就能见到这样的传承。
而且，正因为有了这种文化的传承，才有了人类文明的历史。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代乡村的研究，其实也是考察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绝佳的场所，随着都市化的发展，可能很多农耕文明的东西，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化为乌有了，而在内陆的边疆地区，虽然也经历了各种破坏，甚至是严重的损毁，可是总还保留着一点点古老的东西。
当然，和纯粹自然的造物而言，人类的文明实在只是沧海一粟。花桥也是如此。
小时候就听人说过以前花桥坪曾经是一片海洋。真的是水域。那么，它在什么时候是海洋呢？人类又从什么时代开始在这里活动的呢？前一个问题比较容易找到答案，后者基本上没有什么解答。
据地质学家的研究，花桥一带(湘鄂西交界)的山区山石(岩头)、山峰和盆地所构成的地质样貌，是五六亿年前(也就是震旦系)的地壳变动所造成的板溪群地层。
这类地形的特征是褶皱(fold)。褶皱的规模很大，湘鄂西一带都是这种地质构造形态。
褶皱又分为向斜(syncline)和背斜(anticline)两种基本类型。按照《鹤峰县志》(第44页)的说法，花桥属于东山峰复背斜，这一褶皱的地理面积占了鹤峰县的三分之一左右。
与之相反，向斜则是内层的岩石年代较新，外层岩石年代较老。
当地人称之为后山的群山就是数亿年前的地址时期形成的，那些大山的垭口之类的，也就是大自然的手笔。
我还没有见到有地质学家对花桥的大山进行研究的报告，或许是湘鄂西一带的山太多，地质学家也没有那么多人手去研究吧。
按照地质学的说法，这类褶皱地层往往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前花桥左近的两个小镇都有规模不小的矿厂，后来都先后破产了。其中的具体原因并不是很清楚。
守着大山，没有富矿，不知道是不是大自然的玩笑。
不过前几年有外地人试图在这里开矿的，他们在山根下打洞找矿，据说钻了几百米的样子，还没有找到比较优质的矿脉，暂时放弃了。
与五六亿年的地质年代比起来，花桥的人文历史就只有短短的五六百年了。
在有历史记载的开端，花桥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只是一个内陆的边疆。但是边疆，并不意味它就脱离了中华的文明而自行成长。
不管从何而来的人民，汇集在这里，一代代的繁衍下来，即便是早期没有多少文字的记载，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就很难找到早期的存在物。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也更不意味着这里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相反，从一开始，它就带着农耕文明而来，也在村落的每个角落，在山间地头，都留下了农耕文明的足迹。
先说说地名，这是最有文化传承和历史意义的了。
花桥有不少优美的小地名，也有其他村落都有的地名。村里一位老大哥说，他印象中到花桥最早的姓氏是杨氏，他还见过杨氏的老碑。杨氏在一个小山包落脚下来，后来那个地方后来就被称为杨家园。
不管是杨家园的老碑，还是其他的，如今能见到的都比较少了。如果在这里发上一通感慨的话，似乎也很正常。
其实，汉代人早就已经把我们想要表达的意义说过了，当然，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人说的。《古诗十九首》的第三首是这样的：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古诗十九首集释》，第23-25页)
这首诗，大概就是当年某个村民看到了村里头的那些老碑，想到了他曾经在京城的生活，喝上两口小酒之后，发了一通感慨，结果被记录下来，一直传承到今天。
这首诗中的坟头松柏，石碑，至今是乡土中国中较为常见的景观。不论贫穷与富贵，不论高低与贵贱，不论年轻或耄耋，最后大概都会变成远行之客。
于是乎，对历史的流逝之感，以及不可避免的沧桑之悲，都是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也是我们能亲近的。
在村落中，老辈子人记忆中的那些老石碑和老树，大都不见了。在人为制造历史褶皱的时代，各种力量挤压之下，那些老物件都被打得稀烂，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讲述历史的资料了。
老大哥说，当年把很多东西都弄没了，能毁的，全部毁掉。他说，曾经有市里、县里的人来花桥想找那个虹洞桥碑，都没有找到。
他所知道是的，那块石碑被人运到一个山包顶上，那里曾经是大集体时代的仓库，所以被称为仓库堡。据说那块记录着花桥历史的石碑可能早就砸碎了，成了水泥地板的一部分了。
老大哥说，他小时候见过那个石碑，石碑很大，上面是一个半圆形，下面是方形，外侧还有蟠龙浮雕。他印象中，那个石碑写的是“洪洞礄”。
在桥上还有一块匾，上面记载了当地乡绅某某出了多少钱粮之类的。这些东西当然也都一点点痕迹都没了。
老大哥说，之前在花桥溪边建了一个小水电厂，雨水时节，能供周围十几户人家用电；一旦连续天晴几天，就发不了什么电了。
那个小水电的设备和厂房都没了，如今留下了河边的是一堆石头墙，那是当年搞事情留下的一点点痕迹。
为了弄小水电，村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修建了一道堤坝。刚开始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深的水潭的，没过几年就被溪水卷来的泥沙填满了。
如果说以前这里还是拒马河的话，如今就连一只鸡都能走过去了，水小的时候，鸡毛都不会湿。
大自然制造的东西，保留好几亿年都是可以的；人类的制造，保留三五十年也就差不多了。花桥六百多年的历史，大部分都不可知，不可见。
不仅仅是花桥如此，大部分地方都是这般，绝大部分人为的东西都很难保存下来。能保存下来的，大多是一些纪念碑性的物件，比如石碑。我在村落的好几处发现了类似的纪念碑。
用石头做丧葬的纪念性建筑，至少在东汉时期已经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花桥一带的人民，基本上都是明清两代移民而来的，他们带着中原的旧传统，在自己的坟头树立一块石头的纪念建筑也是情理之中的。
不过，值得注意是，当地人称那种仅仅一块石头的坟头碑为令牌碑。
“令牌”当然是一种军事话语，到目前为止似乎也只有在湘鄂川黔一带人比较常用这个词，我听说为什么会用这个词汇来表示一块孤立的石碑。
从明代开始在内陆的边疆地区设置了大量的卫所以拱卫内陆的安定，所以我推测这种“令牌碑”的说法是由兵丁传下来。
据村里人说，那些早殇的且没有子孙的，在他们的坟头就只能立一块坟头碑。
去打仗的卫所士兵，送了性命的，大概也是年轻的，他们也算是早殇吧。在生时，他们要听命，令牌一道，性命交付；死后也是如此，留下的只有那个令牌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卫所时期在花桥留下各种东西里边，除了几块修建城墙的条石，几个地名，还有几个词汇。
历史总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传承下去，到了后世子孙那里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曾经意味着什么，就是日用而不知了。
这就是人民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添加的新花样，这些新的花样，记录着历史。当然，除此之外，还保留着古老的文化样式。
比如，在老旧的坟头纪念碑建筑中，我还见到了所谓的“抱鼓”，它是一个类似鼓的圆石头，上面有各种浮雕图案。
由于年代久远，抱鼓上面已经长满了青苔，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也不知道是什么了。
抱鼓，是不是也是一种军事化的用词呢？我原以为可能也是有类似的意涵。
后来看到有人说，抱鼓其实是中国传统民居中的一个基本构件。
富贵人家的大门，大多有一对抱鼓。也就是说，抱鼓意味着非富即贵。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抱鼓，就是最直接的表现样式。
坚硬的石头，是一种最素朴的材料。
它的坚固耐久性，通过人工的雕鑿，让原本无言的自然之物，变成了一种视觉和文字相融合的人类艺术品。
在那个纪念碑建筑面前，自然会让子孙后代产生一种与先辈生命的永恒联系。这就是历史。
历史的传承，就在这些石头中间。所以说，花桥的历史，当然也是可以慢慢观察，慢慢讲述的。
花桥观察(二十七)民勤纯朴勇而不争
基层的治理，对大一统的国家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基层处理好了，地方安宁了，政府才能长治久安。否则，内部消耗，叛乱纷争，往往会演变为重大的国家安全事件，甚至最终导致王朝的覆灭。
因此，历朝历代对于基层治理无不尽可能地采用比较灵活的治理模式，以期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更大的收益。
比如，明代在山区设立的卫所，其职官上就较一般的朝廷军队要高一点，对于卫所的管理也比较宽松，基本上以自治的方式展开工作；清代在湖广地区设立了鹤峰州、长乐县(五峰县)和直隶澧州等等，在财政方面也有更多的优惠措施，等等。
这些历史故事，对于当代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挖掘这些历史，不仅对于当地的发展有意义，对于国家的治理也有其参考的意义。
在明代，花桥是卫所管辖之地。不过现如今基本找不到什么卫所时期的历史遗存了。
顾城先生(1934-2003)曾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时候对明代的卫所展开过系统的研究。他指出，明初洪武、永乐时期，曾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数量极为庞大的卫所，它们在维护国家稳定、开发边疆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明代中期开始，卫所民事化的趋势加强，卫所驻地设立的卫城、所城，要么废弃，要么成为州县治所。但到了清初，保留的所城卫城尚有一些。随着清朝政府推行改卫所为州县，以及雍正年间大规模改并卫所，明代的卫所遗存就越来越少了。
到了当代，明代的卫所遗存更是少之又少，各地乡镇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加速前行，大兴土木，拓展道路，如果正在新规划的道路上，旧遗迹也就没有存留下来的任何希望了。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城墙口的那道墙，就是当年卫所时期遗存下来的一点点东西，如今也就只剩下最后一块石头了。
所以说，即便就是彭老师保存下来的那块石头，仍旧具有历史的保存价值。
至于在花桥的大山坡上会不会有其他的遗迹，那就需要进一步考察了。
另外，花桥左近的所坪就是明朝的一个所城，那里会不会还有更多的历史文物？除了存在放在州城博物馆的古钟之外，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保护和研究呢？
当地人民对于这段历史其实并不熟悉，毕竟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明代的的确成了村落的史前史了。
明代时期，对于内陆边疆的管理不仅有军事化的卫所，也有民事化的州县。
比如，花桥就属于胡广地区的九溪卫麻寮所靖安司，而在州县地方上则属于慈利县。麻寮所在慈利县城的北方，与容美土司接壤。
整个慈利县以县城为中心东西南北分若干都，其中县城北部设都十九。所谓的都，也就是后来的乡镇。这种数字化的基层设置，对于以后的基层治理有直接的影响。
慈利县西北方向的险要地形设立了若干关隘，一部分属于九溪卫设立的安福所、麻寮所，还有一部分属永定卫。
当年设立卫所就是为了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当然也是为了守卫边疆的稳定。政府在一个个险要之地设立了关隘，让一些熟悉当地山水形式的长期驻扎在此，以拱卫民事化的州县，使民众得到安康的保障，其历史的功绩当然是不可磨灭的。
那么，在卫所时代的花桥人民是什么样子的呢？《九溪卫志》中说，麻寮所一带的人民，“其风俗则民勤而朴，勇而不争；其士文而古，质而不陋，有古风，什唐魏余韵焉。其官家子弟，皆肄经史而入慈庠也。”(第457页)
人民勤劳质朴，生命不息，劳动不止，勇敢但不好与人争斗；乡间的那些精英们，文质彬彬的，老实巴交的，一看就是个乡巴佬，没什么水平，但他们并不孤陋寡闻，有古代人的风范；至于官员的家人子弟，大多能到县城去接受教育，有了一定的教育水平，知书达理的人不少。
在以前，官家有保护人民的职责，接受教育也是为了传承历史文化；精英分子有负责维护地方的职责，传播正能量，自然是他们的义务；至于一般的百姓，做好自己的事情，勤劳勇敢，那就是最好的了。
除此之外，卫所还有其他的职责。比如，当兵的自然有军队本身的要求。卫所之地也并非一片荒野，要是这样的话，卫所的士兵可能也早就要崩溃了。
随着局势的稳定，兵丁及其后裔，外来的移民以及后代，缓慢的开发这这片比较原始的土地，为今天的村落村民打开了一个初步的居住样貌。
没有永久不变的人为故事。任何一种制度化的设计，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之后，都将失去其本色。
到了明朝末年，内地边疆的这些卫所已经逐渐失去了其创设之初的功能了。早先的卫所要开田垦地，还要负责防御；到了王朝的中期，就开始有了与民争利的事件发生了。
“以后日久法驰弊生”，“慈邑之田，只有此数(隆庆六年(1572)的田地数为一千五百二十三顷一十三亩三分一毫)，然临卫者多为豪军所据，而临隘者类为隘丁所有。是田之额数不减，而其在民者已十去其一二矣。”(《慈利县志》卷五，第2页)
豪军隘丁，成了历史的罪人。总有人得做替罪羊。
卫所与民事产生直接冲突，废除卫所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最终，它的历史在清初被终结，而它的一些残存的遗迹，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还略有保存，到了现如今就再难寻觅了。
清代在鹤峰地区设立鹤峰州之后，很快以州城为中心，在四个方向设立四个乡，分别是东兴仁、西崇让、南礼陶、北乐淑。
乡之下设里，东乡二里，分别是博爱、元长；西乡二里，即在道、在田；南乡五里，即土司旧治的节文、仪则和慈利县划拨的崇本、贵和和谦吉；北乡则有纯化、和平和以成等里。
里下又分设保，或以村为保，或以坊为保，或以寨为保，或以坪为保。
崇本里有六保，即白果坪、官庄坪、千金坪、走马坪、上阳河和下阳河。花桥在这一时期应该在白果坪保辖区内。
民国初期，鹤峰州改为鹤峰县，将原来的四个乡改成十个乡，分别是：
元长、协和、镇福、康吉、忠爱、维新、发明、美利、友助、和保安。
走马坪一带为保安乡。这一时期的碑文，我暂时没有见到。不过，在花桥的老碑文中，我看到了不少美利乡(今中营)的地名，也许是有人从那里移民而来也未可知。
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鹤峰县成了苏维埃政府，在四年之内，鹤峰地区成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全县分成11个区103个乡。花桥属于第十区，不过没有成为乡，所以名单上就没有出现这个小村落。湘鄂边特委和湘鄂边联县政府组织驻地在五里坪，受湘鄂川黔省委指挥。
国民政府在红军实现战略转移之后，重新实现了当地的县治，在行政上以保甲制度的施行为主要特点。
当时，全县设立6个区，区下有联保，走马坪为第四区。以数字化管理的方式命名并非国民政府的首创，而是他们学习了苏维埃政府的办法。苏维埃学习的样板应该就是前清慈利的以数字命名的第几都的基层组织形式。当年革命同志有不少是从慈利、桑植而来，从那里得到的历史知识直接套用就行。
这一时期，全县十一区分别是容美、太平、中营、下坪、燕子、五里、白果、成平、南藩和铁炉。就在这时，花桥进入了保甲的名单，属于白果坪乡。
建国初，县政府成立，废除原来的保，改名为村。
如果说一定要写出一部村史的话，1950年是“花桥村”有了官方认定村名的节点。
有了村的称呼之后，也没有一直固定下来，后来又改成大队、生产队(小队)、公社之类的。
反复折腾了几十年之后，终于在1984年恢复了村名。所以说，1984年又是村史的另外一个节点。
这之后的近四十年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虽然有乡镇一级的变化，比如把原来的县下一级的区改为乡镇，而原来的有些乡镇在行政组织上予以撤并等等，村的建制基本上没有变动。
由于国家的基层秩序的变动，村落的历史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如今，对于红色文化的保护，基本上已经有了不少的举措，村里一位大哥也说，如果把花桥的红色文化找一找，发掘发掘，应该是有意义的。
不过，从现在的发展进度来说，就是大集体时代的东西都消失了，保存下来的最主要的遗迹大概就是大山半山坡的那些石头城墙，石拱桥、堤坝等等了。说来说去，留下的就是石头。这就是山区的特色。
再往前的历史遗产，相当难寻觅。
人类的历史创造，真的是很难保存下来。
其实，只要不是像在大集体时代那样开展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故意破坏，有些东西还是能保存下来的。
保存下来的那些历史遗迹，总有有一天能起到作用。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皆能让以后的人民知晓，曾经有一些人在这里是如何生活的，是如何奋斗的。
花桥观察(二十八)拓荒者在故事
现代的都市化，其实就是不断吸收移民进入的过程。都市的历史难以书写，因为任何一个都市都庞大无比。因此，现代的都市必将是一个没有个人历史的人类制作之物。或者说，都市史只能以一种现代学术史的方式来书写，没有办法去讲述一代代人创业、繁衍的故事。
都市生活中的个人，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渺小的而微弱。
从这一点来说，就像山区的人民与群山一样。但是，村落毕竟是一个人构成的，有人的话，就可以去追寻历史。
花桥这个村落，从四十年前到现在一直保持着一千二三百人的规模，村落中有人离开，有人进入。一直保持着早期移民地区的基本样貌。
其中最明显的是，村落中的姓氏多样，以一个村民小组的数据为例，三四百人有将近三十个姓氏，不管是十几代人、几代人一直在本地的之外，尚有不少姓氏是在不同时期从周边地区搬迁过来，其中，女性姓氏多因婚姻关系而来，而男性则或从深山老林中搬迁出来，或是投奔亲属而来，或是购买田地房屋而来。
在山区开发的时代，男女的社会分工是比较明确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田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时代，移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但凡有一定经济实力，是可以通过购买田产等方式来延续家族事业的。
比如，彭老师就说彭氏的进山老公公(也就是第一代移民)是当年家族遭奸臣陷害时逃难的人。当年，彭氏兄弟若干人就带着银钱躲进了深山，其中一支就是彭老师家的老祖宗。
可惜，第一代移民的碑刻遗迹不可找寻了。
传说中，第一代移民沿着大山深处的道路前行，在高山的某个地方落脚，他们也就埋骨于高山深处。之后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彭氏家族从高山往下迁移，并且以不菲的代价，购置了花桥及周边地区的四五处田产。
这样，彭氏子孙就分别在这几处扎根，一代代地延续下来。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到道光年间(1821-150)，彭氏已经是花桥的一个大家族了，并且一直传衍至今。
这个家族一直人丁兴旺，人才辈出，不仅为花桥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
花桥彭氏，与周围的朱氏、康氏、向氏等等家族均有联姻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着花桥，以各自的方式创造着花桥的历史。
至于康氏，他们家族的第一代移民名叫康宗霈(字作霖)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生人，是鹤峰州附近的石门县的某个山林村落中搬迁而来。
康家的一个叔叔说，他们康姓进山公公(第一代拓荒者)当年到花桥时，先在大山住着，看几个树，做一个窝棚，就算是有了家了。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从那个小窝棚开始，长年累月地劳作，盖起了石头、木头房子，子孙也开始慢慢成长起来。
他们在花桥留下的，除了康家湾这个地名之外，还有不少历史的故事。
修建房屋，在以前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家庭在某个地方立了足，也意味着这个家庭开始有了融入到当地社会的基本条件了。
在此之前，他们大多还需要与移民的迁出地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不管是出于生计考虑，还是出于家庭延续的考虑，他们的亲密伙伴毕竟还是老家那边。
家族延续，不仅仅是血脉传承，更是历史文化的延续。以前的人民，对于家族的延续是比较看重的。每一个家族都试图保留自己的祖先记忆，其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办法是为祖先树立一块坟头碑。
树碑立传，这是中国的传统。如果不是特别富裕的移民，一般会在先辈去世后若干年才能为家族的前辈们树立一块石头碑，上面会详细地记录前辈的出生地、生卒年月日时。
康氏第一代移民康宗霈的坟头碑，就是他死后十五六年才由他的子辈树立的。
康宗霈于嘉庆十九年(1814)去世，他的墓碑则是道光十年(1830)刻立的。
此时，第二代移民已经有了五户，分为五房，别是大房康希浩、二房康希湘、三房康希洪、四房康希淳和舞房康希汉。
称房，一方面说明这个家族的人丁兴旺，一方面也说明这个家族已经有了当地的居住条件，子孙们能够在这里立足了。在这个时候为先民树碑立传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块祖坟石碑，用料讲究，石匠刻工水准精良，两百多年后仍旧字迹清晰，所有子孙的名字都可辨识。
它业已成为花桥康氏最重要的历史见证，当然也是花桥的历史见证，同样也是早期移民开发的历史见证。
康氏的前几代拓荒者埋骨之所都靠得比较近，形成了一个康氏的祖先墓葬群。
据说以前曾经是一个墓园，大概周围还有家族祭祀的一些田产和建筑，不过后来都在大集体时代毁掉了。
康氏的祖坟墓地，在大山脚下，遭受的人为破坏程度要轻一些，至少我所见到的几座老石碑并没有砸毁的痕迹，只是有一两座坟头碑的组件已经散落在地了。
子孙后代，对于三代之内的，还有点印象，再往上就不可追溯了，只有一小部分人还知道一点以前的老故事。
所以说，正是有了这些老碑，康氏的子孙才知道他们原来的老家究竟在什么地方，否则过了二百年，将近十代人过去，还有多少人能知晓那些古老的故事呢。
移民是具有开拓精神的一代，或者说他们也是具有叛逆精神的一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把自己的历史忘却，他们会以各种方式保存他们的家族记忆，以此昭示子孙。所谓的文化传承、家族记忆，不就是这样一代代延续下去的么？不过，这种带有家族色彩的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不视为是历史的包袱和封建的残余，是需要铲除掉的东西。
这其实是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现代的一批人的幼稚观点。否则，为什么欧美各国仍旧有那么多的散居在各地古老遗址？为什么他们会千方百计的把世界各国的历史遗产搬进他们的博物馆呢？
显然，历史并不是现代的对立面，恰恰相反，没有历史的现代，就成了一种无根的浮萍。
如果用房子来做一个比喻的话，它的确是一栋很新的房子，但它的地基并不牢靠，不能为子孙后代带来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文明。当子孙后代再去追迹历史的时候，能讲述多少当年的故事呢？
第一代移民仍旧保持着迁出地的各种联系。从康氏祖坟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康氏家族第二代移民(希字辈)中联姻的姓氏有舒氏、高氏、喻氏、蔡氏。
这些姓氏，似乎都还不是花桥的当地姓氏，喻氏稍微近一点，但也不在花桥，而是在临近的另外一个村落。
也就是说，移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往往还会与他们原来的家乡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除了文化上之外，人员方面的联系也相当紧密。
康氏第三代(光字辈)联姻的姓氏则有贾氏、潘氏、高氏、张氏、于氏、孟氏、杨氏、舒氏等，其中张氏、孟氏、杨氏，都是花桥有的姓氏或者离花桥特别近的地方就有的，而且这一代中有康氏家族女性嫁到花桥向氏，也就是康氏有了向氏的女婿。
彼时的花桥向氏，已经在这一地区传承了八九代左右，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对康氏这样的新移民而言，大概算是当地土著了。
也就是说，移民经过两三代之后，逐渐与此前的移民有了更多的联系，在传统社会中，以联姻的方式联系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花桥的移民，并非一次性完成的，数百年间，不断有新移民加入。就在康氏祖坟不远处，还有另外几座老坟。
他们的后人把那一小块大山底下的梯田建成了一个小墓园，肃穆而庄严。
墓主人也是康氏家族成员，不过并非清初进入花桥的康氏，而是民国时期从五里坪过来的。
据碑文记录，在五里坪也有一个康家湾。不知道是为了躲避战乱，抑或是因为当年参加革命战斗的缘故，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有一家康姓人辗转数百里，搬到了花桥，并且在这里的大山脚下生了根。
这个康氏家族也很快在第二三代时就融入到了康家湾，成了花桥康氏的一员。
花桥观察(二十九)一块碑一个字
村落是由人组成的。村落的社会秩序需要人民去维护，村落的发展也需要人民去努力。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同样的，村落的历史需要有人去保护、挖掘。
家族的历史，村落的历史，如果没有人去保护的话，可能就很快消失不见了。
花桥林氏有一方老碑，如今在一块地边的土墙放着，据上了年纪的村民介绍，那是花桥林氏的老祖宗的碑，原来的坟墓所在地因为要修建小学，被毁了。那块碑是他找人抬走的，要不然早就没了。
那块老碑，大概有一米六七十公分高，字迹模糊不清了，但能看到林氏后裔的姓名，以及“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岁(1767)”字样，以及地名“湖南直隶澧州慈利县”“湖北宜昌府鹤峰州山羊司关外崇本里花桥风泉坪”。
可以推知的是，这方老碑到现在已经二百五十余年，从碑主人往下，花桥林氏也有十三四代了。
当初把这方老碑抬走的村民或许仅仅是出于那是他家老祖宗的碑，他要把它捡回去立起来。
可，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清代初期花桥人在地方行政区划上的归属变动。
从碑文上的林氏子孙模糊的名字可知，当年花桥林氏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了。碑刻的浮雕，更说明这家子人的水平不一般。
除了这一块之外，花桥林氏尚有另外一块老碑放在一块田边，字迹比前一块要清晰一点，是林家的老太太，姓张，有“乾隆己卯年(二十三年，1759)”“乾隆庚寅年(三十五年，1770)”。
这块林氏的张老太太碑文中间写的是：“清故萱妣林母张氏孺人之墓”。
在常见的坟头石碑中不会写“萱”字，写这个字意味着彼时的林氏是很有文化水平。
“萱”字出自《诗经·卫风》中的《伯兮》篇：
62.1伯兮朅(qiè)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shū)，为王前驱。
62.2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62.3其雨其雨，杲杲(gǎo)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62.4焉得谖(xuān)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mèi)。
此前，我在阅读这首诗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萱”“谖”的字形变化问题。这个字似乎对于解释《伯兮》篇没有那么关键的意义，现在想来，这个字还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对于我来理解花桥的历史有帮助。
《诗经》之为诗经，不是因为它是一部古代的书那么简单，它是我们了解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它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这就是文化本身的力量。
据字书，萱就是谖。在陆德明《经典释文》已经特别标出：“谖，本又作萱。”同时还说，也有写成“藼”或者“蕿”的，都是一个字，一个意思。(《毛诗注疏》，第331页)
一个字有很多种写法，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比如花桥的院子，我见到的写法有三种：院子、垣子和上“艹”下“园”。
字，怎么写其实都无所谓，关键让人民知道那个地方在什么哪里。
那个字、那个词所指代的故事本身，才具有历史的意义。
《伯兮》这首诗，按照毛公的说法，说的是为国奉献的人，到前线去了很久还没有回来。(《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
在以前是戍卫军人，再后来是前线战士，他们可能就永远在某个地方呆着，再也回不去了。在那个戍卫之地，这些人生根发芽，若干代之后就没有人知晓他们的来历和当初做的是什么事情了。这不仅是家庭的悲伤故事，更是那个时代的本身问题。
这样的问题，诗人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他只能写一首诗，让这个故事传下去。至于故事到底什么样子，其中有什么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又有什么样的曲折，已经没有人知晓了。
过了十几代人，谁还对那些老故事有兴趣？就是自家的子孙，也未必知道，能把他们的那块石碑保存下来，没有变成碎石，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这样的故事，不仅仅是春秋时代发生过，明朝的那些戍卫的兵丁们不也在重演同样的故事么？
毛公说，“谖草，令人忘忧”；郑玄接着说，因为忧虑而生了病，怕这样一来自己如果不行了，那就麻烦大了，所以就弄一把草来解决忧愁。从那以后，读《诗经》的人基本上会把萱当做一种花草，也就是黄花菜。(《诗经注析》，第203页)
但是，唐人孔颖达说，谖的意思是“遗忘”而不是一种草。所谓“焉得谖草”意思是找到一种让人遗忘忧虑的草。
干事的人一直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写诗的人很忧虑，差点自己都病了，如果自己完了的话，可是对不住不回来的人，也是对不住子孙的。
所以诗人说，要是能在哪里找到一种可以让人忘记忧虑的草，那该多好啊。可以把它栽种在自己院子的北边，每天一出门就能瞧见它，就这样看看那棵小草，也可以少点对于那人的思念之情了。
为国奉献的人，离家很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想到这里都有点揪心如焚。而且，《尔雅》中也说：“谖，忘也”，也是说谖的意思是遗忘。(《毛诗注疏》，第331页)
后来，人民基本上把谖草(萱草)理解成忘忧草，就是黄花菜。
据说，黄花菜会在民居中会种植在北堂，北堂是老娘住的房间，所以也就把“萱堂”作为母亲的代词。花桥的黄花菜也是不少的，我小时候就采摘过，不过似乎很少见过谁在家门口养这个。
宋代人叶梦得《再任后遣模归按视石林》诗说：“白发萱堂上，孩儿更共怀。弄孙那得见，将母竟难谐。已绝功名望，犹疑出处乖。此心终未稳，何处复安排。”
全诗的意思说的就是，叶梦得出去工作挣钱养家糊口，家里就一个老娘，想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奉养，想着想着就很痛心。加之他在外面也没混出来，升官发财似乎都难如愿，是不是干脆回家得了，长久漂泊在外，想着家里的老娘，想着家乡，越发有点伤感了。
花桥林氏子孙，应该为有这样的老祖宗感到自豪，也应该为有这样的老祖宗而有所启发。
老祖宗们都这样有修养，有水平，有文化，在二三百年前就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不仅在花桥是有典范意义的，在全国村落中，大概也是不落人后的；
作为他们的后人，就应该追慕先人，传承祖风，为花桥这片祖祖辈辈生存之地，继续做好子孙辈该做的，这样才不愧为花桥林氏子孙。
花桥林氏的两方老碑都是非常具有历史文化特点的老物件。
林氏村民说，他保存的那方老碑应该是进山公公(第一代移民)，据我的判断，应该不是第一代的，碑主人之前尚有好几代才对。
因为，第一，从行政区划来说，花桥原来属于慈利县，后来属于鹤峰州，林氏祖先的这方碑文虽然字迹模糊不清，但上面记载的行政区划的变化，只是花桥本身的归属变化，并没有标明此时的林氏是外来者，或许在他们之前，还有更早的几代人也未可知。
第二，从石碑的用料、刊工和碑文本身来说，都是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来做的，第一代移民的若干代后裔当然可能做这个事情，但是传统社会中的文化教育水平，往往不是一两代人完成了，它可能需要好几代人才能完成。
当然，从乾隆年间到现如今，十几代人过去了，花桥林氏将他视为祖宗绝对没有问题。
另外，林氏的张老太太的碑文也非常具有文化的意义，可以说明当时林氏有一些人是知书达礼的，也是很有文化水准的。
按照我的初步考察，林氏或许也是当年在花桥的卫所隘丁，他们早早地跟随着明初的部队，在花桥安营扎寨，建设花桥，而当时的政府也让这批人的后裔中的一些人接受了比较不错的教育。如此一来，当地的文化水平就在整体上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抑或者是有其他的故事，尚待考察。
我不知道那个保存他家老祖宗石碑的人文化水平如何，想来应该没有接受过太多的学校教育，他们那个时代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基本上都已经离开村落了，很少会继续留在村落，为村落的历史文化做多少直接的贡献。
在古代不同，即便是接受了比较高等的教育，如果不去选择外地做官，基本上都留在当地，做一个乡绅，为当地的教化做点什么。或许在平时，这帮人还需要村民供养着，因为他们不会劳动了。不是他们不想，而是根本就不会。
我的一个大伯说，他当年到县城读了高中，由于家里没钱了，他读了两年就回家了。到家之后当然也得种地，在大集体时代，种地挣工分，是必须的。村里就有人嘲笑他：看看你，搞事(干农活)还不如一个姑娘家。
大伯七十好几了，至今还记得他高中回村没多久干活的情形。古代的那些读书人，有可能要读书二三十年，才能混到个差不多的样子，要他们干活，大概也是不太可能了。
古代的劳动分工比较简单，士农工商，最多再加上个官民。士人可以为官，士人也可以在家为人撰写碑文，民则要在田间地头劳作，同时奉养那些士与官。
花桥林氏的两方乾隆间的老碑，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在花桥的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分工，也有这样的家族故事。
这样的故事，当然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了。现在也没有知道了，它恰如“萱”(谖)字一样，或许遗忘才是真的历史。
花桥观察(三十)：历史跟劈柴差不多
湘鄂西的历史上，有土、客的人群归属问题。孰土孰客？似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解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全国上下学习苏联的大跃进时期，不管是百姓，还是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很多的见解和意见。
他们的这些意见汇集起来，又用专家学者的办法加以考察和研究，最后变成了一种国家的政策，于是“老少边穷”四个大字就从此定性了。
有了它，就可以要政策，就可以要这要那，还能有当地人自己做主干大事，这样就是最佳的。所有人都皆大欢喜，至今仍旧是很多人坚持的观点。
我们今天只能说，历史就是人写的，写的人多了，也就成了历史了。没人去说过的，那就可以说他不存在；有人说过的，但是不符合特定时代的要求，也可以当它不存在。
这就像我在花桥看到的事情差不多，按理说从明代初年就开始了移民开发，怎么可能什么都没留下来？
可就是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可靠的记载，除了几个地名、几块没有文字的石头之外，什么都没有。如果按照当下很多人的研究，既然找不到，那就是不存在了，如果存在，那也必定是要按照他们所设定的某种方式存在，否则就是不正常的。
如今，“老少边穷”四个字中间的两个字是要被取消了，因为它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时候谁再说这些，那就是政治不正确的。
我们可以说，曾经是老少边穷，那是历史的。如今已经早就成了新上加新，历史已经过去了。
可是，历史并不会如此简单的消失过去。即便我们今天没有找到多少早期的文字遗存，也不能表明历史就是如他们所设计的那样，历史的真相如何，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考察。
比如，在花桥有个风泉坪、梅子园、后所等小地名，如今都消失了，老人中间可能还有知晓的，在老碑文中还保留着，如果按照今天的一二三四组的分类方式，我们的确是把那些小地名取消了。
但是，那些地方曾经有人生活过，甚至是几代人生活过，即便如今那里没有他们的后裔，或者很少有了，也是非常正常的。
我在梅子园看到了覃氏的两方老碑，一方是覃家的张老太太，她老人家是乾隆甲戌年(十九年，1754)四月生人，出生地是南道江的唐家屋场，去世之地就是花桥梅子园。这两个地名，我都很陌生。它太细微了，消失了。
张老太太只有一个儿子，叫覃必盛。还有五个女儿，女婿分别叫徐光德、裴国天、张成桂、濮昌梅和苏芳喜。
这么多姓氏，说明当年花桥及附近地区还是有不少人家的，不然怎么这么多不同姓氏的女婿呢。
张老太太附近是她的丈夫，覃氏的老人家，字迹不清，不知道他的名字了。只知道他生于乾隆戊辰年(十三年，1748)，在花桥中坪出生，在花桥梅子园去世。也是道光十年立的碑。
也就是说，覃氏后裔在二老去世后，过了若干年才为他们共同打了碑。从石碑的形制和刻字工艺来说，应该都是相当有水准的。
从道光十年到现如今，已经将近二百年了，附近似乎已经没有了他们家的直系后人了，所以也没有什么人去为他们二老送个亮之类的。
附近有其他的覃氏后裔，不过很有可能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即便有关系，十代人以后，也认不清了。其实，根本不用十代，就是五代也未必就很清楚。
就在覃氏夫妇墓地不远的另外一个山头，有花桥向氏的一座老坟，陪我去找寻老碑的叔叔说，他也只是听说过，但是没有去看过。
在一个叫瓦厂坡的地边有老坟一座，坟头已经和田地融为一体了。
老坟有石碑，老人叫向长泽。他在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去世，至今一百三十多年，子孙五六代过去了。
向长泽也是花桥向九玉的后人，向九玉大概是明朝末清初时期的人，他有六个儿子，长子是向子玟，四子向子瑤，向长泽就是这第四子之后。
从子字辈到长字辈，中间有庆、祚、永、天等四代，而从长字辈到陪我去看碑文的叔叔那里，又有文、武、家、绪、延这几代。
那位叔叔还说，他的孙子都有了，他也只是知道向长泽是他的祖宗，但家族其他的关系如何，三代以内还可以知道，其他的就只能找谱书去看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人民对于历史有了新的看法，他们更相信调查，不认同谱书。
潘光旦先生曾到湘鄂西一带做过社会调查，并且撰写了调研报告。他的报告至今仍旧是这一地区社会历史调查的典范，我们要去了解历史，也需要看看他的说法。
他当年来的时候，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按照政府的要求对当地人的归属问题进行判定。
在调查期间，他首先发现了一种矛盾：传说和历史记载对不上。比如，根据当地人的传说，有不少人的家族祖先是从外地来的，比如从江西、四川之类的地方。当年的调查可能并没有去坟头看看老碑文，他们看的都是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石刻。家族的坟头碑，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学术意义。
找人问问就是调查。你老祖宗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呢？有人说是五代时期(907-960)，有人说是更晚一点。
一问就出了问题。如果是从外地来的话，当地人为什么一直在史书上有记载呢？不管是正史，还是其他的书籍中，关于这一地区人群活动的记录是比较早的。后来，还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找到了百万年前的古人类遗存物。这就说明这一带早就有了人活动。
当代人说他们是从外地来的，明显就有问题。
明明元代以前的记载就是蛮夷，那么在这一代活动的当代人当然也就是蛮夷之后；明明从元明以后史书中记录了土司、土兵，当代人就应该是土人后裔，怎么可能是从五代或者更晚一些时候从外地迁来的呢？即便是移民而来的，怎么他们有变成了土司、土兵、土著？
估计潘老先生当年没有听说过神兵，不然他会更迷惑，明明是连个火枪都没有，还号称是神兵，这是什么样的神话故事呢？
潘先生确定的说，史书上记载的，汉代的武陵蛮、南北朝的五溪蛮、和宋代的南北江诸蛮，就是当代在湘鄂西一带生存的大部分人的祖先。
很多学者都坚持当代湘鄂西的人的祖先就是武陵蛮，直到今天我们看不少的乡土介绍，大概都是这样说的，好像也是学界的共识了。不说全民皆知，至少乡土教材中会这么写。
但是，潘先生说，如果这样说的话，那还停留在汉代人的水平，是没有学术上的进展的。比如，在汉代人所说的武陵蛮之前呢？
这里有没有人存在？有的，他们就是春秋战国时代被楚国人打怕了的野蛮人。当时，楚国人把不少蛮子打怕了，打服了，也就成了楚人了。
不过，楚国人也是野蛮人，因为在《诗经》中就有“荆蛮来威”“蠢尔荆蛮，大邦为仇”的说法。早就在汉朝之前，楚国被秦始皇打垮了。楚人没了，野蛮人又自由了，于是有变成了蛮族了。
到了南北朝时期，长江中游沿岸，又有出现了一批新的蛮族人，这批人可能就是当代楚国人打过的野蛮人，他们被人打得四处跑，留下来的，可能就是史书中记载的一个新的族群，也就是所谓的苗人。
当代仍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人，其中一部分的祖先就是这一批人。
这样的说法，是历史的说辞，未必就准确。调查所见的，也未必就有依据。
如果没有谱书，很多家族的历史的确很难考察。可是如果谱书搞错了，那就很麻烦了。特别是新造的谱书，出错的几率更大。七十年前，人们对于家谱之类的很看重，家有谱、县有志、国有史，很多东西都依靠这些来做依据。
但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不管是像潘光旦先生那样的学者，还是决策者，都认为家谱不可靠，很多家谱一扯就扯到周朝的老姬家，或者传说中是三皇五帝之类的，一看都是没有现代人的观念，怎么可能追溯到那么早的时代。
对于不少学者和决策者来说，追三代就已经不错了。在这一点上，那些决策者其实和花桥的村民是一样的，或者反过来说，花桥的村民的认识水平和大学者、大官僚们也是差不多了。
后来，他们开始打造出一套新的历史，这套历史也就成了现在教科书的常识。至少有两三代人所接受的新的历史，就是这种新的历史。
这种历史当然也是有科学和历史的根据的，当石碑都没了之后，当后人都没了之后，再来的人说历史，似乎有了很大的便利条件，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
比如，花桥就有老辈子人说，这里几百年前是一片湖泊，没有人住过，他们的进山公公是第一代移民，当年花桥就三两户人家之类的。
我所知道的是，花桥有人的历史，应该有六百年左右。再往前，的确不知所谓了。至于湖泊时代的花桥，大概在数亿年之前。
地壳的运动所造成的花桥山水，其成型的年代在伍亿年左右，之后数亿年或许这里是一片湖泊。
当有了人类活动之后，人民先在适合人居的地方住下来，繁衍下去。
但是，总有各种原因导致人口的失踪，有时候是一个姓氏的消失，有时候是一个家族的消失。他们消失的原因并不清楚。
有些人把传说中的故事写进了史书，过了很多代之后，那些书中的传说就被人有选择的使用了。比如“武陵蛮”之类的，在我看来就是选择性的使用历史记载的一种样式。
湘鄂西一带的历史故事，应该有很多可讲的。毕竟说了几十年的“老少边穷”已经更新换代了，未来谁讲出新的花样，就要看人民如何去选择了，也要看学者们和决策者们如何去思考了。至于乡村的百姓，还是继续过日子，继续劈柴。
花桥观察(三一)：孔夫子和中山先生
花桥的历史与靖安司有着密切关系，它是明代卫所中的一个小机构。花桥向氏大多与靖安司有关。其他几个年头悠久一点的姓氏，比如杨氏、林氏、覃氏和张氏，大概也与卫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据《唐氏族谱》的记载，当年靖安司有隘官四名、总旗二名，各校军户十四户。可惜，这些军户的名单已经找不到了。原来的军户后裔是否早已经搬迁去了外地，还是留下一些人丁在这里，都不知道了。
明代的卫所在全国各地都没有留下多少东西，更别说花桥了。除了在花桥留下一帮子子孙孙之外，其他的实物资料非常之少。
靖安司向氏后裔保存下来的东西，目前我看到的只有向九玉之子向子玟的残碑、靖安司千总向祚华为他两位叔叔所立的整碑、可能是卫所城墙的条石等等，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呢？或许还能找到一点点也未可知。
漫长的卫所时代在清初终结了，它的历史也就消失了。
但是，几百年的历史，如果说一点点都没有保存下来的话，似乎也是不太能想象的事情，总有一些东西融进了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习俗之中，比如对于传统的尊重，比如对文化的敬重，比如对于勇敢、勤俭、责任和荣誉等等的看重，多多少少有一些军人集团和传统文化的影子在。
所以说，实物性的东西即便不能找寻了，但某些文化性的、习俗性的东西，可能还保存着。
当然，这些东西，其实村民说不清楚，学者们也未必有兴趣去考察。据说市县有专家来找过虹洞桥碑，没有找到，在他们看来这个石碑如果找到了，至少能给在史志中多点实物的资料。
在我看来，虹洞桥碑大概是没有多少可能见到了，但是其他的东西尚能寻到一点点。因为子孙后代们，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一些老辈子传下来的东西，即便在不息的社会变革中，绝大多数东西都消失不见了，但有些东西总会通过一些很细微的方式保留下来。比如人的称呼，比如习惯，比如生活样式等等。
在这中间还可能有一点点痕迹，即便只有那么一丁点，也是因为当年有过某种历史，也就存留下来了，如果没有这种历史的话，就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村里有一位我的老前辈叫向家元，生于1938年，今年八十多了。
向家元老人曾因他的嫡亲大哥(生于1928年)去了台湾而被打入另册过。他大哥去台湾呆了三十多年，没有在那边结婚生子，等到通航通行之后，他又回到了他的故乡，并且埋骨于他的桑梓之地。
向家元老人的名字，我以前不知道，只是父母辈的告诉我怎么叫他，可村民的叫法和他的名字一点关系没有，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村里人对长辈一般不会直呼其名，而是按照辈分叫叔叔、伯伯。以前家里兄弟多，也就分个老大、老二、老三，称呼上也就是大伯、二叔之类的。
按理说，老前辈是老二，村民叫他二伯才是后来的习惯。
今天我才突然想明白，子侄辈称为他为仲叔、仲嗲、仲太，这个是只有老辈子人才用的。
以前会孟、仲、叔、季来为家里的孩子们排序，也只有稍微有点文化常识的人才会这样用的。
至于从什么时候他被人叫仲的，我没问，或许是从小就被人这样称呼了也未可知。
老人说，他小时候在庆哥家(即我的曾祖父)的私塾读了几年书的。庆哥是老人的嫡亲堂兄。
我问他当年读的什么？他说读的是孔夫子和孙中山先生的东西。
他说“中山先生”的时候，我还有点吃惊的，因为现在人几乎没有说中山先生的。不管没人说，可能村里受过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也未必知道“中山先生”到底是什么意思，更别说什么孔夫子了。
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之类的，也早就成了历史，不再被乡民所知了。所以当我在村里发现了一块碑文上有“黄帝辛亥”纪年的时候，刚开始就没有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这个纪年特别而已，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年孙中山先生他们那一辈的革命者们所使用的文化符号。
庆哥的这个私塾就设在我家祖屋的堂屋里。村里有不少老人曾经在那间屋里接受基本的启蒙教育。
那个年代学的孔夫子和中山先生，现在大概只有到了大学才会有文史专业的人去学一学，初等教育是不需要这些的。
孔夫子和中山先生，最近若干年似乎又被学者翻出来，但是要想要像以前那样，基本上没有可能了。先生们早就被历史的洪流卷走了，留下一些记录，能给人一些历史的记忆罢了。
庆哥的父亲是秀才(庠生)，他父亲的父亲是监生。可以说，家里有几代人都是传统社会的读书人，不过也仅仅止步于此，秀才之类的人在传统的乡村中并不多。
何炳棣说，清代的秀才群体可以算是平民中的领导者，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乡土社会中的特权者，他们是可以被人称为先生的。这种人，在一个村落中，可能也找不出几个来。
这帮先生们，据说还编有同学录。家里的老前辈说他当年不知道庆哥爷爷的名字到底是怎么写的，还是听说某某人家里有同学录，上面有他和庆哥祖辈的名字。
老前辈说，有那个同学录的人也不在了，估计同学录也早就消失了。
老前辈说，他读了几年私塾之后就解放了。私塾没了，他也似乎就没有再上学了。在解放前两年，有人在乌龟堡上建了个学校，乌龟堡成了学堂堡。
后来，那里就有了村里的小学、中学，很多人都能在这里上学了。这样，以前的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教育的普及，让绝大部分村民上了学，识了字，文盲也就成了历史故事了。
当扫盲的成为历史之后，学堂堡也很快没了。那里变成了搞经济产业的茶厂，一直到如今还是。
但是，当我们去追溯老旧故事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的。比如，明代的卫所，就是朝廷的军队，而且是终身制的、世袭制的。
只是这种军队到了晚明已经成了儿戏，不管是普通的军户，还是卫所的长官，其实早就徒有其表，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了。
所以，改朝换代之后，这种世袭的军队，就被裁撤了。顺治二年(1645)开始清政府废除了军籍，固定身份的军户就没了。至于内陆的卫所则要在雍正年间才被真正的废除掉。
当然，废除军户的时候，政府的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当年对那些卫所的长官们还是给了政策的。比如，麻寮所的隘官们就得到了“世袭千总”的职衔。
这个职衔也就是个本地粮票，放到外面去就是什么用处都没有的，政府只是给了个政策，至于经费，全靠自筹；至于地位，全靠自家了。
雍正十三年(1735)朝廷给麻寮所的敕书称：
敕唐贤圣。尔系麻寮所正千户，既无防御之责，亦无管束军人之任，恳请辞职，准将原缺裁汰。但念尔祖父曾经随征效力，不忍其废置，特赏给千总职衔，准尔子孙永远承袭。若有年力精壮，情愿随营差操者，准其食俸禄效用；才具优长者，著该管大臣保题，照武职例升转。钦哉。故敕。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一日给。(《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第479页)
这一年，麻寮所原来管辖的地域，包括花桥在内，全部划拨给新成立的鹤峰州。原来的军户统统就地转成民用。
为了防止这帮人多占，也为了更好的开发山区，政府大力地吸引外来移民。
这一时期就有很多人从各地前来，过了几代之后，他们就彻底的成了花桥人了。
就这样，城墙没了，只剩下个有石头城墙的城墙口；
再后来，城墙口彻底的虚无了，石头全部没了，变成了一个实打实的小地名；
桅杆塔也没了，变成了好几代花桥人埋骨之所；
再后来，埋骨也不行了，石碑也就和桅杆塔一样消失得差不多了。
当然，总会有点点东西留存下来的，这就成了历史了。
四麻寮所的唐氏有这么一道敕书，靖安司的向氏也有一道。乾隆二十六年(1761)，兵部为向祚华承袭千总下发的公文。
兵部也给了政策，也是本地粮票和经费自筹的意思。
这个千总衔，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团长衔。
只不过，团长是有兵的，“千总”就是个世袭的封号，如果想用它来自筹经费的话，也就在村里有点作用，出了县城，也就什么用处没了。
而且，它不能变卖，只能传给自己的子孙，一直传下去，直到朝廷没了，封号也就自然结束了。
这个情况，孔夫子的后裔也遇到过，他家的级别高，是衍圣公，是全国通用粮票。朝廷没了，衍圣公这个荣誉称号，也就没了。
粮票虽然没啥用，但我们在粮票上还能发现点历史。这就是它对我们而言最大的价值之一。
可惜只有半截，碑主人的姓氏不见了，只剩下“老孺人淑性之墓”几个字，好在其他的家族成员的姓名还有很多。分别是：
“孙，世袭：(向)长凯，易氏、周氏、赵氏”
“孙婿：陈自详，(向)枝姐”。
“重孙，应袭：(向)文衡，彭氏”
“重孙：(向文)衍，康氏、(向文)徤，马氏”
“内侄：贺友斈、贺友刚、贺友凤、贺友朋、贺友书”
“外孙：张孙纯，张孙荣，戴氏”
“重外孙：陈大志，莫氏(？)；张绍良，龚氏”。
“(向)长庆，张氏；(向)长佩，王氏；长鼎，田氏；(向)长书，符氏；(向)长经；(向)长纬，吴氏。”
“世袭”“应袭”出现的碑文中很奇怪。当我查阅族谱，补上()号中的字，故事就比较清晰了。
从碑文中的诸多姓氏来看，当年花桥向氏与陈氏、康氏、张氏、龚氏、彭氏等等，都有密切的联系。
现在彭氏、康氏、张氏都还有，贺氏似乎没有怎么见过，或许这是千户当年与外界联系比较多，他娶亲就是在外地娶回来的。
可以确定的是，残存的老碑是靖安司千总向祚华的长子向永泰的妻子贺氏的。贺氏在湘鄂西一带很多，最有名的就是贺龙元帅。
向永泰之妻有彭氏、贺氏和葛氏，只有贺氏生有一子，为向天城。向天城只有一个儿子叫向长凯。向长凯妻子有易氏、周氏和赵氏。赵氏生有向文衡、向文彦和向长健等三子。
向祚华过继给向庆历，并于乾隆二十六年承袭靖安司千总。其后，他子孙中也有一人按照惯例继续承袭这个“千总”的职衔。
向祚华有子三人，即向永泰、向永宝和向永乐，其中永泰继承“千总”衔。永泰之子为向天城。不知道天城有没有继承千总衔，因为《世袭官》的名单中记载的永泰之后为长凯。
天城之子为向长凯，他继承了千总衔。向长凯之子为向文衡、向文彦和向文徤。
按照碑文，应该是文衡去继承，但是《世袭官》名单中记录的是向武定，他向文彦之子。向武定活到了民国时期，他也就成了靖安司的末代千总。
向永泰的生卒年不详。据族谱记载，他的儿子向天城生于清嘉庆丁卯年(十二年，1807)四月二十二日寅时，卒于清光绪甲午(二十年，1894)十月十四日午时。
也就是说，贺氏生活在清乾隆中后期到嘉庆年间，也就是从1775年到1820年期间，而残碑的年代也应该在二百年左右。即便是残了，它也是花桥历史的重要见证。同时，它也是清代国家荣誉制度在地方执行时的一件历史文物。
花桥观察(三二)：抗击病毒的历史与现实
病毒有很多种。无论哪一种，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创伤。
许多年之后，回忆它的时候，或许人民早就忘了。
但人民总会以某种方式来纪念曾经为那场战役付出过努力的人们。不管是历史上的那种士兵，还是当代的医生、志愿者们。
花桥可以追溯的历史只能到明代。明代时期，倭寇就是一种社会的病毒。《明太祖实录》卷四一洪武二年(1369)四月：
“戊子，升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为指挥副使。先是，倭寇出没海盗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时守太仓，率官军出海捕之，遂败其众，获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至，诏以德有功，故升之。”
刚开始的时候，倭寇还只是小股部队，政府派遣卫所小分队就能剿灭。或许以为是可控的，也说不准。
但是，病毒都是狡猾狡猾的，倭寇也一样，大概也有人传人的特点，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倭寇就相当猖獗了。
为了抗击倭寇，朝廷采取了封锁的措施，称之为“海禁”，因为知道倭寇从海上过来，如果限制交通的话，应该还是很有作用的。这一政策，我们今天仍在使用。
后来有人会把历史故事倒过来说，比如说是因为海禁导致了倭寇之类的，还有人说当时的统治阶级昏庸无能造成了倭寇的大爆发。
如果不是统治阶级无能而且剥削无度，采取海禁的强硬措施，倭寇是不会发生的，至少倭寇的风险不会那么大之类的。
倭寇，不管怎么翻案，其实都是社会的病毒，而抗击病毒的英雄和无名英雄们应该不会被人忘记。
当年，花桥的靖安司士兵就参加了抗倭战役。他们在麻寮所统领唐仁的带领下从花桥、所坪出发，大概走了一两个月的路到了浙江杭州等地参加战斗。
明代作家严从简在他的《殊域周咨录》中说，当时“招募福建、两广、邳、徐、松藩、保靖、永顺、桑植、麻寮、镇溪、大及苍处等兵不下十万(今川、广诸溪峒土兵，悉皆免调)，敕镇守总兵驻扎临山，协守总兵驻扎金山，参将分守各府，把总统辖卫所，一时任事之臣，非不摅殚谋划，务底安壤。而豺虎未消，烽烟未靖者，盖以城戍不足，而告急者多，则疲于奔命，庾帑不实，而资用乏者，则窘于设防，而冻馁者众，则怯于应敌。土著不练，而征召者至，则艰于行法，此皆用兵之大患也。”(《明代倭寇史料(第7辑)》，第2960页)
严从简从官方报道中知道当时抗击倭寇的卫所士兵有内地山区保靖、桑植和麻寮等地卫所来的，但是他把字写错了，麻寮写的是麻遼，桑植写的是桑直。
而且，他严厉批评这些内地边疆的兵丁打仗不专业，训练配合之类的都不太好。
更要命的是，当时的战略失误，没能对倭寇展开有效的围剿，而是疲于奔命，花了很多冤枉钱。
在他看来，要是严某人去指挥战斗的话，定能将这场抗倭战役打得漂亮的。
明代作家严某人，是对着一大堆史料复盘时候，发出这种议论的；在战役的发生的时刻，直接参与战斗的那些人肯定是相当艰难的。而且，麻寮所的将领也是立了功受了奖的，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九溪卫志》中说，当时的防疫指挥部总指挥是胡宗宪。麻寮所的唐仁请求与最高长官见面，提出了他的建设性意见。
胡宗宪并没有因为唐仁只是一个九溪卫下面的麻寮所长官就看不上，而是细致听取了唐仁同志的汇报。
听完之后，胡宗宪觉得唐仁同志的确很有见地，到底是有基层打仗带兵的经验，对付倭寇之类的社会病毒很有一套。就直接提拔了唐仁，让他参与指挥部的工作。
在战役紧张的时期，让人要么亲临一线参与指挥，要么在后方出谋划策。像打掉倭寇首领王直之类的重大事件，唐仁都参与其中的。
最后，防疫战大功告成，唐仁却在这时牺牲了。胡宗宪总指挥为唐仁请了功，皇帝追封唐仁为浙江巡抚(省部级领导干部)，并且授予他“镇国将军”荣誉称号。
这是麻寮所最辉煌的一刻，被记录在史书中。
不过，奇怪的是《唐氏族谱》中的《麻寮唐氏沿革》对他的事迹着墨不多，鹤峰的州县志书中也似乎没有记载这段历史。毕竟，明代的麻寮所人干的活，和后来人似乎没有那么大关系，即便是他们当年为抗击倭寇疫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时的麻寮所驻地，与现今的花桥就一桥之隔，过了花桥大桥，下个坡就是所坪了。
那个时候，麻寮所的唐仁到底带了多少人过去？花桥的靖安司又有几个人参战？没有人知道了，他们就像今天的志愿者们一样，事后若干年，谁还记得？
我们只知道，在嘉靖三十五年(1554)年，唐仁带领士兵参战，获得了《明史》中所谓“东南战功第一”的记载。
将近四百七十年过去了，全国人民早就忘了他们了；可是，从某种程度来说，人民又一直没有忘记他们。
最明显的例子是，花桥及周边地区过年就要比全国其他地方早一天。
至今的传说中，仍是当年有人要去打仗了，士兵要出征了，没办法在家过年，所以家人就提前一天开始。当时卫所和周边的军民宣慰使司等等，大都响应国家号召，派出了自家的队伍。所以，在湘鄂西这一带有一大片地区过年的习俗都是要早一天的。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都是很朴素的。
每年大年三十一大早，家家户户都在天没亮的时候起来做饭，吃饭之前会放鞭炮，之后全家男女老少围坐在一起吃团年饭。
三十早上放鞭炮，最开始的意义可能也是相互告慰的，很久以后就没人知晓了。到后来，直接把放鞭炮这个事情给禁掉了。
三十一大早吃饭的这个习俗也就在最近这些年中给废掉了。我想，提出禁放政策的决策者是百分百不知道湘鄂西一带人民三十放鞭炮，是有它的历史渊源在的；对当代人来说，几百年前的老黄历，似乎也没有什么价值了。而且，环保这个理由，足够抵消一切历史与文化了。
即便如此，人民也默默纪念了明代那帮保家卫国的士兵们四百五十多年。
英雄们的事迹，即便模糊不清了，也为后人所仰慕，这大概是中国人民最朴素的历史情怀了吧。
和当年抗倭一样，我们今天也采取了类似“海禁”的办法，同时也采取了招募的办法，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都在过年期间纷纷赶来，参加这场战役。他们就是当年的士兵。
和严某人不同，我尚没有在一堆史料中复盘，我是在历史的当下记录着他们的故事。
虽然对于村里的很多人我很不熟悉，但我知道，村组的这些干部、志愿者们所做的工作，非常细微，要放在全国的范围里，可能非常微不足道，他们就像当年麻寮所的那些士兵一样，只是做了他们能做的、该做的，他们这样做，没有其他什么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就在花桥，他们也热爱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我所知道的，在花桥村五组起到了表率作用的干部有组长向佐宇，下沉干部向延强、陶萌，村医向左良等等，他们在村委会向延忠书记的指挥下，为疫情防控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日常生活物资和生产物资的采购，从柴米油盐酱醋茶，到猪吃的之类；从快递包裹，到学生练习本、铅笔之类；从液化气罐，到酵母粉；从种子化肥，到汽油机油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活、生产物资，都需要上报到村组，再由志愿者去统一采购，然后由村组干部和志愿者们逐一上门送货。
入村的卡口，现在是驻村的尖刀班同志负责的，带队的是覃东同志。守卡口的工作枯燥，天晴时还好说一点；阴雨天时，他们的日子就非常难过，一整天呆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小帐篷里面，随时待命，的确非常辛苦。我见到的是，他们多吃方便面解决肚子问题，好一点的时候能有村民给做一顿热饭热菜。
还有为防疫战提供支持的。其中最关键的是口罩，因为这个是防疫的最基础的物资。截止目前，国家图书馆为花桥村捐赠了一次性口罩320支、一次性手套100双；为花桥村五组个人捐赠一次性口罩的有向绪珍12支、向延岗8支、康宝成4支、陈竹清3支、林玲5支、李家峰3支、郑小悠博士20支。
这些口罩只能保证花桥村五组每户发放一个的水平。全组人口百十来户340多人，最基本的防疫物资仍处于比较匮乏的水平。即便是一次性的口罩经过烘烤等不同办法杀菌消毒之后再反复利用，也有一些村民没有口罩戴。马上就要进行春耕生产，如果需要他们都戴口罩出门的话，这就是一个需要各方想办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