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刚从多年的战乱中逐渐恢复，百废待举，经济拮据，外汇紧缺。但为了不使珍贵文物流失境外，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运筹下，一批批重要法书名画、古钱币、善本古籍等由香港回归内地，铸就了我国文物事业史上的辉煌篇章。
一、“三希堂”与“三希帖”
古人有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或“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说，但这里的“三希堂”之“三希”，却是指清内府所藏的3件法书名帖。清官修《国朝宫史》卷十三《宫殿》载：“清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故知“三希堂”之命名，乃因晋王氏三帖均庋藏于此。
2019年下半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香港收购了一批郑振铎与刘哲民、徐伯郊、徐森玉等人的往还信札，然后将之捐赠给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又将之拨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并于年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入藏纪念展”。梳理这些信札并结合其他材料，既能进一步了解周总理是如何关心、指导这些珍贵文物的抢救，也能粗略梳理出这些文物流散的大体脉络。
二、始购郭昭俊的“二希帖”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带着这“二希”墨宝逃往台湾。在台湾，他曾向原北平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也是1948年押运古物赴台后升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严表示，愿意出售这“二希帖”。庄严亦四处筹措资金，但终未在约定的时限内达成交易。后郭昭俊赴香港做生意，遂将《中秋帖》和《伯远帖》抵押给一个印度人经营的银行，那位印度人又以10多万港币的价格将其抵押在香港的汇丰银行，抵押期限至1951年11月底。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1951年10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十时半赴文物局开学委会，修正学习毛泽东思想提纲。（王）冶秋询《中秋》《伯远》两帖历史，谓郭昭俊押在香港外人处，本年十一月底即将押绝，郭无力赎取，拟请公家取赎。嘱致函郭沫若，请其设法。”这就是1951年回购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的起因。
王冶秋、马衡等得知此事后很快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总理于1951年11月5日向马副主任并王冶秋副局长、马衡院长并薄副主任、南行长下达指示：“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总理特别指示要待《中秋》及《伯远》运入内地后再拨还价款，“以上处理手续，请与薄、南两同志接洽”。[《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60页。]短短140字的指示中，饱含着总理的种种心愿、嘱托和睿智。
总理的意愿十分明确，那就是同意回购两帖。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经济困难，外汇拮据；朝鲜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军需也是大笔的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显然是他对政治、经济、文化权衡之后做出的郑重决定，是对流失香港珍贵文物回归的高度重视。
但回购流失香港的珍贵文物，要区分文物本身的真伪，如果不慎将赝当真买回，那就不仅仅是资金的浪费，也使鉴定者有失资望，而公帑被滥用也失国格。总理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所以要求“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考虑到光负责人未必能鉴定，故要求“派负责人及识者”一同前往，责成行政管理人员与专家一同前往鉴别，确保所购之物为真。这是何等细致入微的至嘱！
郭昭俊毕竟是商人，他的两帖押价到底是多少，不能只凭他一词就信以为真，其中是否有诈骗或抬高的情况，须进行核实，所以指示中还要求找我方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抬高押价之事”，目的是不能受骗。而所需价款，须由我方在港银行与郭昭俊共同商定，电请北京有关部门批准后垫付。而我方拨款，则要在两帖运入内地以后才行拨付。可谓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知道了这些情节，才知道周总理是怎么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妥善安排这些具体事务的。
郑振铎于1951年12月13日致信刘哲民，报告“‘二希’已由政府收购，这是一个好消息。伯郊兄已有信来，详告此事”。是年12月底，“二希”运抵北京，重归故宫博物院。为此，总理批拨了50万元港币，实际用了488376元。这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心、指导下，以重金收购流失香港珍贵文物的实例。
三、再购陈仁涛所藏古钱币
郑振铎得知此事后，于1951年多次致信徐伯郊，告知拟在港成立小组，以徐伯郊负责接洽、鉴定并议价事，由中国银行沈经理及温康兰二位负责付款等事宜。并言陈（仁涛）托张（伯）代为出售钱币时，只索价70万元，如今我们出了90万元，可见陈之狡猾异常。“君赴港时只好推翻前议，以他从前索取之价为准。”“古货币如能在七十万元上下收下最好，最多不能超过八十万。”为此，徐伯郊又找到陈君葆，请他出面帮助办理。1952年9月19日的《陈君葆日记》有如下记载：
“与伯郊到东亚银行九楼一位姓胡的（指胡惠春。——撰者注）去谈了一会，目的是要替国家购买陈仁涛的一批古钱，他们商量了一过，结果仍要找一位姓金的来才能决定去看陈仁涛。这件事当中，也有多少技术上的困难。因此伯郊想到找我。第一、人民政府要买这一批东西，却又不让物主知道是政府买，这样来抬高价钱，如果让我露面来作买家的代表人，陈仁涛便只得来暗中摸索了。这个方法可能有效。第二、里边购买外汇，一时款还未能汇到这里来，而这方面谈到交易也不得不先给陈以一笔款以坚定他的信心，同时他这批东西也是押了在银行里的，拿出来也要费手续，所以这事的结果是胡金才几个人先凑了五万元给仁涛，逐后又添了若干千，这样开始弄好了，然后五点多，胡金才陪同我到浅水湾去访陈仁涛。陈仁涛的一批东西大概是集南北方药雨、张叔纯两藏在一人手上，而又增了他自己所搜罗的若干部分所成，计八箱，洋洋乎巨观哉！”
陈君葆（1898—1982），字厚基，广东香山县（今属广东中山市）人。香港知名学者、爱国教育家、文学家、宗教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幼时就读乡间私塾。11岁随父前往香港，肄业于皇仁书院，后考入香港大学文学院，攻读政治经济。1921年毕业，应聘到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两年后到吉隆坡任七洲府视学官。“九一八”事变以后，曾赴厦门、上海、南京考察国情。1934年受聘于香港大学，任冯平山图书馆主任并先后任中文学院讲师、高级讲师、教授。与宋庆龄、蔡元培、柳亚子等发起“新文字运动”，推广汉字拼音和平民教育。1941年初，参加宋庆龄、何香凝在香港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徐伯郊找他帮忙回购陈仁涛藏币，算是知人善任，结果以80万港币商妥办成。1953年8月29日，郑振铎致函徐伯郊，称“古币款，已汇上。请即与沈君办理手续”。这80万元港币也是周总理批准的。这批珍贵的古币包括历代发行的金、银、铜币及纸钞，凡17000多件。1953年回归，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继购陈清华旧藏古籍善本
陈清华（1894—1978），字澄中，祖籍湖南祁阳（今属湖南永州市）。1894年8月5日出生在扬州。1915年上海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获资助赴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1919年学成归国，先后供职于多家银行。20世纪30年代开始涉足中国古籍善本的收藏，并以万金购得宋版《荀子》。后不久，陈清华北上拜见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先生于京华。甫见面，傅先生便笑问：“君非以万金得熙宁《荀子》者乎？是可以‘荀’名其斋矣。”自此，陈氏藏书室便以“荀斋”（“郇斋”）颜之。荀斋财力雄厚，又慧眼识珠，收藏宋元本珍贵古籍、金石善拓、明清抄校稿本等，与日俱增。一时江南无出其右者，与北方天津周叔弢自庄严堪藏书并驾齐驱，故时有“南陈北周”之誉。1949年，陈澄中移居香港，其珍贵藏书亦随之庋藏港埠。
两年后，即1951年，陈氏用钱，遂欲出让部分珍贵藏书，消息不胫而走，美国人、日本人知晓后都想染指收购，使这批珍贵善本流失海外的风险继续加大。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闻讯后，连续致信徐伯郊。1952年12月15日函称：“陈澄中的善本是否可购？”1953年1月10日徐伯郊回函郑振铎，称：“《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已收到，谢了。洋洋大观，无所不有。其中每一本书全是想看的，尤其周、刘二家的书。因为这本目录，更鼓励我尽力争取陈澄中的书。陈的书争取到后，可以说全国藏书家的书全集中于中央了。希望今年国庆日再来一个更大的展览。”信中所言《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指的是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周年，于1952年9月29日开办“中国印本书籍展览”，为配合展览而编制的展品目录。其中不少是藏书家新捐赠的善本秘籍，十分抢眼。郑振铎给他写信时寄送了一部这个展览的目录，所以他信中才说“《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已收到”云云。也正是因为这本目录中所著录的某些珍本秘籍，鼓舞着徐伯郊先生尽力去争取陈澄中的藏书，才有陈氏藏书分批购回的盛举。
（图1）
（图2）
1965年11月13日，这批珍本善拓运抵北京。不久，在北京图书馆3号楼会议室，为这批书举办了一次小型陈列，邀请杨秀峰、徐平宇、吴仲超、郑裘珍、谢国桢、王冶秋、唐弢、丁秀等社会名贤前来鉴赏，而最终目的是要请周总理莅临，过目赏鉴。然总理日理万机，因事未到，康生却以行家姿态前来一一翻阅。时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总理办公室电告王冶秋局长，谓总理要看宋拓《蜀石经》。当天晚上，王冶秋、丁瑜二人携书进中南海北门，经紫光阁、游泳池到西华厅，由王冶秋交给了值班秘书。又过不久的一天晚上，赵万里等又奉命将这批书送至中南海紫光阁，陈列在几案上，请总理鉴赏这批瑰宝。总理在看书过程中，边看边议论，当看到宋拓《蜀石经》时，他指着签题问，此书题签为谁所写，是不是从宫里流出来的？赵万里先生圆满地做了回答。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拓《蜀石经》篆字题签犹存，秀气灵动，雅致不俗。右上钤朱文“即此是学”，左下钤朱文“宣”、白文“统”连珠印鉴（图3）。表明签题确为溥仪手笔。
图3宋拓《蜀石经》篆字题签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前后延时15年，四批重要文物陆续回归，不仅丰富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也让我们这些后来人有机会研究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更让我们感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和他对流失香港珍贵文物回归的关心。
20年之后的1985年12月12至22日，“中国书展”在香港展览中心隆重举办。我策划的“中国古代书籍史展”同时协助展出。这个小型展览，摆在“中国书展”右侧前端，展室不算很大，但将展品展陈之后，还显得很精致。展览内容涉及的历史知识含量较大，有文字说明、实物陈列、图像描述，加之简明扼要的讲解，所以收效很好。参观者有香港各界人士，尤其是中小学生，整班整班由老师带领而来。也有学界名人，乃至行家里手特意前来观展。一天上午，我正出恭小解，厅中来了一位西装革履的儒雅之士，看完展览后在厅中说，这是行家搞的展览，其人是否来港，若也来港，很愿见上一面。正说着，我已回厅，赶紧上前握手施礼，自道姓名，对方也自报：“我是徐伯郊。”徐伯郊！我久闻其名，故再次握手，自叹晤面甚晚，今日始见。
徐伯郊（1913—2002），字文桥，祖籍浙江吴兴（今属浙江湖州市）。著名文物鉴定泰斗徐森玉之子。自幼受家学影响，文物素养极为深厚，尤精于古代书画和古籍版本鉴定。1932年留学日本，先在东京帝国大学学日语，后考入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1937年回国度假，正遇“七七事变”，遂愤然留在国内。先后在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市银行供职。1946年，任上海市银行经理。1948年起，任广东银行香港分行经理。他则酷爱文物和珍贵典籍，是香港十大收藏家之一。1951年受有关方面委派，成为香港秘密收购小组负责人。经他手，将已流落在香港的《伯远帖》《中秋帖》及《韩熙载夜宴图》抢救回内地，使北京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有“二希”。陈仁涛所藏古钱币以及陈清华荀斋两批藏书于1955和1965年从香港回归，也是徐先生斡旋经办的结果。这些事我不全然知道，但梗概以及用事之人多少还知道一些。故当先生道出自己姓名时，实在高兴有缘在此相晤，遂就势与之谈起陈清华藏书的回归。先生也越听越高兴，遂邀我一道共进午餐。
餐中边吃边谈，说到了陈清华第二批书中最有名的宋刻《荀子》绝非唐本或唐本重修之本，更非钱氏江西漕台之本，而是宁宗时重刻之本。但版式格局，仍不失监本规制，当属监本系统，且海内仅存，至为罕见。另外，《友林乙稿》也绝非宋版，而是清代翻刻。先生连连点头，表示我们研究得很深很细，应该如此。好在同行漫谈，相聚甚欢。先生也旧事重提，讲他们当年秘密收购的情节，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使我深受感动，也验证了上述信札中涉及的事实。
由于陈氏两批藏书都先后归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且保管精善，给陈氏后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时隔40年后的2004年3月，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拓晓堂同志如约前往美国加州旧金山，与荀斋后人陈国琅先生相见，面谈陈先生从父亲陈清华手里继承的部分藏书的回拍问题，结果洽谈成功。拓君原来乃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工作人员，后虽供职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但对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建设始终有割不断的情怀，故这批书从大洋彼岸运回北京以后，拓君便与公司协商，力主不经拍卖而整体转让给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亦闻风而动，先请部分专家对这批书进行初步鉴定，确认价值，紧接着便向财政部提出专项报告，最终以国家文物局所掌管的回购流失海外珍贵文物专项管理资金采购之，入藏于国家图书馆（图4）。
图4
这批书一共24种，其中宋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刻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残册、宋景定二年（1261）安吉州归安陆道源刻本《妙法莲华经》、宋宝祐明月堂刻本《大慧禅师年谱》、宋刻巾箱本《山堂考索》《古文苑》、元刻本《杨仲弘诗集》《范德机诗集》《说苑》、明活字印本《欧阳文忠公归田录》《曹子建集》等，都是一级古籍，版本上乘。
陈清华的哲嗣陈国琅先生，不但于2004年整体转让了他手里的藏书，还将其父当年的藏书印鉴悉数捐给了国家图书馆，并在致国家图书馆的亲笔信中云：“中国国家图书馆将我保存先父陈清华在海外部分的善本书全部购藏，我深为欣慰……保护民族文化典籍，是父亲藏书的终身至高意愿。家境窘困之时，父亲无奈出让部分藏书，也是尽可能以国家为先为重……如今陈清华在海外的部分藏书，能回归中国国家图书馆，我深信父亲在天之灵会很骄傲，认为这是‘荀斋’藏书的最理想的妥善归宿。”
从1955年至2004年，半个世纪之内，陈清华荀斋珍贵善本藏书125种分三批先后入藏国家图书馆。这当中饱含着收藏者陈氏父子两代人的殷殷爱国之情，饱含着许多志士仁人的热心帮助，更饱含着敬爱的周总理的远见卓识和主管领导者的责任心，反映了历届政府的保护珍贵文化遗产的强烈意识。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专门发文，要求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我深信，无论是流失境外古籍的回购，还是现有古籍的维修维护，都会因此出现令人鼓舞的新局面。
李致忠（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本文刊发于：《文津流觞》（第三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