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湘西石门南乡起义，属湖南省5大农民起义之一。即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朱德、王尔琢领导的湘南起义，贺龙领导的桑植起义，袁任远领导的石门南乡起义。
当时的石门南乡地段属中共临澧县辖管，1952年划归石门县。那段风起云涌的南乡起义资料大都留存临澧史库，石门县史只将那一段历史简单介绍。86年过去了，两县并没有去立项专题研究，挖掘那一段具有党史研讨价值的悲壮史实。过去，曾经“策源南乡起义”的指挥中心，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袁任远活动重地。创建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的“崇秀寺”遗址，。眼前一片废墟，昔日播有革命火种的一片热土，却被人们渐渐淡忘。700多南乡起义壮士忠骨眠青山，他们的在天之灵何曾安抚
冷落半个世纪的石门南乡起义烈士纪念碑，同时也得到了石门县民政局，石门县党史办的高度重视与支持。2013年5月，专款修缮了纪念碑。1.3公里水泥路连接碑前。笔者希望这里将是启迪子孙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红色旅游基地。让先烈精神发扬光大。
湘西《石门南乡起义》
目录
一南乡燃烽火长天恸英…1
二、黑夜亮明灯火种播四方………………5
三、借枪杀王匪搬兵救同志……………11
四、设学崇秀寺捣敌朱家溶……………17
五、夜袭寺垭铺首战夏家巷……………20
六、毙敌陈家塆夺枪排兵垭……………25
七、旗插刘家山退敌八里坡……………29
八、虚势驱鲍匪再战夏家巷……………34
九怒斩宋竹溪刀劈汪子厚……………37
十、探敌恩子潭枪杀“二黄横”………40
十一、三英战丰匪俩贼见阎王…………44
十二、深山访贤士结识蔡先任…………49
十三、智擒敌密探石砸佘千吾…………54
十四、屯兵立龙岗痛击上官鲍…………59
十五、羁押熊冬相枪挑“普邋遢”……63
十六、御敌周思安血洒城墙岩…………68
十七、兵移刘家山匪劫周家峪…………73
十八、陷圄贺氏祠血柒善人坡…………78
十九、敌残绝人寰英烈舞忠魂…………82
二十、施计突围困迈步新征程…………86
后记：英灵名录
一.南乡燃烽火长天恸英雄
一九二六年，随着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全国各地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湖南农民运动更是迅猛异常。革命浪潮迅速扩展到湘西，澧水流域各县建立起革命领导机构——国民党县党部。石门南乡成了全县乃至整个湘西开展农民运动最早、最活跃的地区。当时，中共早期党员宋鹤鸣、杨石武等人在南乡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组织群众，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在官渡桥建立了国民党基层组织——石门二区党部，杨石武任常务主席。同时成立了二区农民协会，杨汝南任农会主任。还成立了二区农民纠察队和妇女联合会。杨如林、匡伯凤任纠察队正副队长，杨瑞林、贺金姑任妇联正副主任。紧接着宋鹤鸣在朱氏祠，肖先之和肖炎泉在肖氏祠，贺任植和刘衡之在曹儿垭，王灵川在冷水街分别建立了四个区分部。各分部相应成立了农会和妇联。宋早林担任宋氏祠分部农会主任，覃美玉担任冷水街分部农会主任。曹儿垭分部还成立了儿童团，刘子甫和宋胃川担任儿童团正副团长。
各种组织建立后，革命运动迅速展开。各地农会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呼喊“打倒地主恶霸”、“一切权力归农会”、“穷人要翻身”等革命口号，强迫地主减租退押，废除苛捐杂税，铲除鸦片烟苗，封闭鸦片烟馆，禁止赌博，破除封建迷信，惩处不法分子，镇压反革命分子。反动劣绅王为已对抗革命，被革命群众押着鸣锣游乡，令其写出悔罪书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冷水街大恶霸龚悟卿和官渡桥反革命分子陈化昌被农会捉去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公审后予以镇压。革命洪流荡涤着一切封建污泥浊水，摧毁着剥削和压迫人民的腐朽制度，昔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恶霸和土豪劣绅，如今威风扫地，老百姓拍手称快，欣喜若狂。
栗山坡大恶霸宋琴楼巴结石门县反动当局，当上了反共“团总”，南乡农民运动开展起来后，一直龟缩在县城以躲避革命群众的惩罚。这次认为时机已到，窜回老家拼凑“民团”，派出团丁到处抓捕革命人士，勒索人民钱财，报复革命。五月二十七日，官渡桥区党部常务主席杨石武和纠察队副队长匡伯凤不幸落入宋琴楼魔掌，被推到反革命分子陈化昌坟前严刑拷打。杨石武理直气壮，痛斥宋琴楼欺压人民，反抗革命的种种罪行。陈化昌狗崽子陈海秋在一旁叫叫嚷嚷，说什么“杀人抵命，祭我父坟”。杨石武轻蔑地瞅了他一眼怒斥道：“你这小杂种知道个屁，共产党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用死是吓不倒的!”接着警告说：“革命者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斩不尽，杀不完。最后灭亡的肯定是你们!”宋琴楼和陈海秋被痛斥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指示爪牙把杨石武和匡伯凤杀死在陈化昌坟前。
冷水街农会在这次反动派报复中遭受重大损失。当地大恶霸丰端玉把农会主任覃美玉捉去索要暴徒税被活活打死；把纠察队副队长孙士林捆绑着倒扣在扳桶里活活逼死；把农会委员陈化生和纠察队队长丰应长严刑拷打后杀死；把其他农会骨干和革命积极分子以“暴徒”罪打入牢狱。南乡农民运动陷入低潮，人民群众被迫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
二、黑夜亮明灯火种播四方
马日事变后，早些时候被石门县党部派往省城农讲所、群治大学学习的宋鹤鸣、周南、肖先之、张三烈、杨树志等农会骨干受命返回家乡开展武装斗争。当时正值反革命猖狂之时，他们在家暂避风头。但革命同志被捕牺牲的噩耗不时传来，革命组织遭破坏的情景历历在目，大家深感痛心不已，仇恨之火顿生，恨不得将反动派一扫而光，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他们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宋鹤鸣回想起离开省城时，在群治大学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江伯龙同志传达的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到农村去，山区的上山，湖区的上船，发动群众，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一切走狗展开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打开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局面。他深感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内心由冲动转为理智，决心带领大家沉着应对复杂局面，把武装斗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宋鹤鸣从经验和教训中认识到凡事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获得成功。武装斗争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他决定从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着手开展工作。
东方破晓，山下鸡叫声此起彼伏，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四人心潮澎湃，信心坚定地迎着东方曙光开始了新的战斗!
七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宋鹤鸣乔装打扮来到易家渡涂家河涂自发家。这里是中共石门地下县委秘密驻地。房东涂自发系中共党员。宋鹤鸣与他对上接头暗号后，被热情迎进屋内与县委负责人袁任远见面。同志相见格外亲，两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宋鹤鸣象久别的孩子见到爹娘，不禁热泪盈眶。
坐定。宋鹤鸣汇报了马日事变后南乡革命受挫、建立中共栗山坡支部等情况。袁任远对南乡革命深表关切，肯定了宋鹤鸣自省城归来后的工作成绩，对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予以高度赞扬。并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动群众，继续发展建立新的党组织，恢复各种群众团体，为开展武装斗争作好准备。”几句言简意赅的话语，让宋鹤鸣方向更加明确，信心更加坚定。次日早饭后，袁任远送别宋鹤鸣时说：“根据情况，我过不多久也要到南乡和你们一起工作。”宋鹤鸣喜出望外，激动地说：“那就太好了，有了县委的直接领导，我们工作更有信心。”说完，松开双手踏上返回的路途，袁任远目送同志的背影消逝在远方。
宋鹤鸣向党支部传达县委指示精神后数日，支部成员周南按照支部分工来到周家峪开展党建工作。他住在原农会委员周超焕家，相同的革命志向使两人无所不谈。一天晚上谈及周家峪的革命情况时，周超焕气愤地说：“自从农会遭到破坏后，宋琴楼带着团丁隔三差四到这里来骚扰，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周南问起原来农会干部的情况，周超焕说：“周敬哲等人憋了一肚子冤气没处出，目前都隐蔽在家。”周南思索着，觉得如果有人牵头，定会一呼百应，周家峪的革命烈火准能重新燃烧起来。他向周超焕询问道：“你看周家峪哪个人能领头把革命重新搞起来”周超焕沉思片刻后说：“姚家桥贺文成从红军部队回家养伤已有好几个月，想必伤已好，听说他还是共产党员，如果能出面领个头，大家一定会拥护。”周南听罢，觉得此人可以启用。
次日，周南来到贺文成家，亮明身份，说明来意后，贺文成惊喜万分，紧握周南的手说：“哎呀，我早就想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但不知到哪里去找，想不到今天党组织找上门来了，喜从天降呀!”接着他向周南吐露心声：“自负伤后，离开部队三个多月，现伤已痊愈，但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看到反动派疯狂猖獗，革命同志流血牺牲，真是憋死我了。”周南征询贺文成意见说：“你是不是愿意同家乡人民一起干呢”贺文成高兴地表示同意。接着周南介绍了建立栗山坡党支部，在涂家河与县委取得了联系等情况，两人决定在周家峪建立起党组织。
二七年八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在树木繁茂的周家峪立龙岗召开了中共姚家桥支部成立大会，周南主持会议，贺文成宣布周超焕、周敬哲、张三烈、周桂庭、朱泽利五位同志被接纳为中共党员。接着举行宣誓仪式。周南宣布中共姚家桥支部成立。会议推举贺文成担任支部书记，决定张三烈、周敬哲负责筹建周家峪游击队，为武装斗争作准备。
经十多天宣传发动和组织串联，有周才松、周才庆、周凤生、周益志、周波清、周茂清、周衡山、周才业、周南斋、周道明、张采焕、宋德仲、向登科、向长发、向长峰、周才云、周炎泉、宋暑生、周九山、周才谋、周才林、董学阶、姚礼堂等人报名参加游击队。周家峪游击队宣告成立，周敬哲、张三烈任正副队长。同时，宋鹤鸣、贺任植在栗山坡、东泉坡、灌坪等地串联发动，吸收了肖炎泉、刘子甫入党，为栗山坡党支部注入了新鲜血液。肖先之在刘家山开展活动，建立了以杨文林为支部书记的刘家山党支部。周南在夹山建了以龚受益为支部书记的夹山寺党支部。至此，石门二区党组织建设初具规模，武装组织有了基础。为开展武装斗争作了组织准备。
三、借枪杀王匪搬兵救同志
话说反动劣绅王为己原来被农会游斗后，一直怀恨在心，司机报仇雪恨。当革命暂时受挫时，他以为机会来了，伙同先前同样受到革命群众惩罚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一次不了一次地向石门县反动当局告状催案，请求派兵捉拿“暴徒”。他还在新街口专门设立“代笔诉讼案”，为同党代写诉状。县衙根据他提供的名单，一月之内将王灵川、王福庭、贺凤山、杨三级、闫波飞等十多名革命人士捕获入狱。党组织决定除掉这个可恶的家伙，但眼下正是反动派嚣张之时，游击队又没有快枪，除掉王为己并非易事，于是商定了个“借枪除霸”的办法，即向石门县伪团防局借一把枪杀掉王为己。咋听起来，这话有点近乎荒唐，其实，其中自有奥妙。原来，周南同伪团防局长袁玉卿是熟人。袁玉卿是花薮乡人，爱财如命，为争一小老婆与本地一陈姓财主结冤。为占上风，他破财费资买了个团防局长之职。但那姓陈的财主也不示弱，重金贿赂伪县长周万纪作靠山。袁玉卿与周万纪同在县府上班，见面虽嘴里热乎，心中却各自有数，袁玉卿需时刻提防着他，决不能有什么尾巴让他抓住。这些情况，周南都一一知晓，利用袁玉卿同周万纪这种矛盾关系，加上略施小计，向他借把枪用用是有可能的。
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晚周南到涂家河就“借枪除霸”一事向县委请示，县委同意这一行动方案，只是再三叮嘱“行动要稳、准、快，绝对保密，胆大心细，切勿打草惊蛇”。
第二天，即十月二十五日，周南领着陈太阶从二都坪中渡口过河，向新街口走来。周南告诉陈太阶，王为己的“代笔诉讼案”设在新街口张瞎子家，他身材矮小，皮肤黝黑，长有绊腮胡，说话有点结巴。还如此这般交待一番后，两人分手了。
陈太阶按周南的指点，找到了张瞎子家，站在门外朝里喊道：“王先生在屋内吗”屋内并不见人出来，只听到有人答道：“王先生在家，有事吗是不是写状子”陈太阶说：“不是不是，是有人托我给王先生捎个口信，南边宋琴楼先生要王先生回去有事商量，说是选“团总”的事。”说完就走了。王为己在屋内听得清楚，有点急不可耐，因他对“团总”这个职位早已垂涎三尺。于是即刻带着保镖上路回南乡。
陈太阶离开张瞎子家后，装作一农民在王为己必经之地瓦拱桥路边割牛草。一会儿，前面路上有两个人朝瓦拱桥走来。近了，陈太阶对来人瞟了一眼，只见前面那人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满脸胡须，断定此人便是王为己。于是丢下割草刀，拨出手枪，对准来人大声喝道：“不是对手快闪开!”后面那保镖知趣地飞快溜走。王为己面如土色，结结巴巴说：“这……这位仁……仁兄，有话好说，好……好说。”陈太阶懒得和他哆嗦，冷笑一声说：“奉命送你回家当‘团总’。”“叭”的一枪结过了他的性命。这时周南从隐蔽处走出来，拿出一张告示盖在王为己尸体上，上面写着：“一切反共分子都将得到同样下场。”周南向陈太阶表示感谢。陈太阶对周南说：“周先生，我也是穷人，今在官府当差，只是为混口饭吃，我拥护共产党，愿意弃暗投明，能接受我吗”周南高兴地握着陈太阶的手，表示欢迎。陈太阶这就要和周南一同过南乡。周南思索一会儿说：“陈先生的赤诚之心我完全理解，不过革命战场处处皆有。为了工作需要，我看你仍然留在团防局，边应付差事，边为我们作情报工作。”陈太阶欣然同意，两人握手告辞。
王为己被杀，对反动派震慑很大，周万纪怕夜长梦多，决定将关押的十多名共产党“政治犯”迅速处决。陈太阶迅速把这一情报送出。宋鹤鸣、周南等人研究营救办法，决定请求红军帮忙。原来前几天有一支贺龙的小型部队执行任务来到官渡桥，住在宋古成家里，带队的是一个姓赵的营长。宋鹤鸣和周南来到部队驻地，说明来意，赵营长满口答应。
一日傍晚，赵营长带着清一色农民打扮的红军战士，来到县城监狱门前，首先解除了两个哨兵的武装。陈太阶提起斧头砍开监狱大门，宋鹤鸣招呼同志们快速出了牢房，肖炎泉接迎大家一口气冲出街头，赵营长带领战士严密注视敌人动静，没花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劫狱成功，待县警备队闻讯赶来时，劫狱队伍已到达澧水南岸，乘着夜幕向南乡进发了。
四、设学崇秀寺捣敌朱家溶
为了加强对南乡革命的领导，县委派遣县委委员袁任远同志过南乡与宋鹤鸣、周南等人一起工作。袁任远化名“老满”，在古刹崇秀寺设一学堂，以教书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在这里“任教”的还有周南、杨忠术及县委派来的汪毅夫(化名“王平”)和陈昌厚(化名“周麻子”)等。
崇秀寺，位于石门和临澧交汇处的晓星山东段半山腰，四周古木参天，人户稀少，有个穷苦老头在这里当庙老主持香火，是个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的好地方。袁任远他们利用学校这个合法阵地向青少年宣传革命思想，利用走访学生家庭的有利时机进行秘密串联，发展党员，充实革命力量，壮大革命队伍，为建立二区党、政、军组织机构作准备。
一九二八年正月初八日晚，离崇秀寺不远的共产党员龚受益家，一个党员代表会议正在进行。与会者有袁任远、汪毅夫、陈昌厚、宋鹤鸣、周南、肖先之、张三烈、贺任植、肖炎泉、刘子甫、贺文成、杨文林、杨三级、龚受益、张绍栋。袁任远主持会议。他说：“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是个非同寻常的会议，中共石门二区委员会，石门二区苏维埃人民政府，石门二区农民游击大队将由此诞生!”
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选举产生了区机构领导班子。陈昌厚任区委书记兼政府主席，张绍栋任组织委员，周南任宣传委员，张三烈、肖炎泉任军事委员，宋鹤鸣、刘子甫、贺文成、杨文林任委员，肖炎泉、刘子甫分别兼任游击大队队长和指导员。根据工作需要，区委决定在冷水街设立秘密联络站，周南以冷水街小学教员身份负责联络站的工作，联络人员以买卖文具和书画作品作掩护，用暗语联络。
二区工作安排妥当后，袁任远、汪毅夫又马不停蹄地去一区的白洋湖、陈家桥等地开辟新战场。
再说毗邻崇秀寺东南面的朱家溶，有个地主恶霸朱南康，听说崇秀寺办了一所私人学堂，教书先生多为一些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这时社会上又流传着一些共产党的赤色宣传言论，如“消灭剥削阶级”、“建立人民政权”等。朱南康觉得对他们大有不利，必须好好对付对付。于是他亲自披挂上阵，东拉西扯拼凑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取名“志忠社”，专门招揽一些富门子弟，灌输封建腐朽思想，进行反动宣传，与崇秀寺分庭抗礼。为了反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区委决定拔掉“志忠社”这个反革命毒瘤，遂派侦察员了解“志忠社”成员活动情况。
一天，根据侦察员汇报，得知朱南康在“志忠社”召开骨干会议，区委陈书记当即派肖炎泉带十多名游击队员向“志忠社”扑去。但稍晚了一步，大部分人已散会离去，只剩王自后、周子益两个亡命之徒做了游击队刀下鬼。漏网的朱南康得知两个帮凶被杀，深为痛惜，但马上又转而庆幸自己命大不该死。
五、夜袭寺垭铺首战夏家巷
一九二八年二月某日，湘鄂边区红军总指挥贺龙带领部下张海涛等一行十来人，从汉口经津市去桑植开辟湘西革命根据地，途经官渡桥，歇脚四斗坪张海涛家，在那里召开了南乡革命形势分析座谈会。宋鹤鸣、周南、肖炎泉、董学阶等参加了会议。贺龙听取汇报后指示：“坚持就地革命，深入发动群众，牢牢控制农村。”最后贺龙交待“如果游击队在军事上遇到难以坚持的困难，三个月后到磨岗隘去找我，我派队伍来接济你们。”
再说一九二八年石门北乡年关暴动失败后，县委根据形势变化，指示南乡革命部署略作调整。陈昌厚、周南去一区协助袁任远和汪毅夫工作，二区区委书记由张三烈代理。
秘密的军事准备，还是惊动了当地反动派，他们非常恐慌，很快请来县警备队清剿游击队。三月十六日，八个警备队员投宿寺垭铺，区委决定消灭他们。当晚深夜，佘泽元亲自带领一个分队从营地陈家桥出发直奔寺垭铺某旅馆。当游击队员破门而入时，敌人才从睡梦中惊醒，没弄清发生了什么，就做了游击队刀下鬼。
游击队夜袭寺垭铺取得成功，对南乡人民鼓舞很大，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袁任远决定趁热打铁，干脆把反革命据点南乡清乡委员会和伪团防局所在地——夏家巷杜云助饭店一锅端掉。
夏家巷，乃石门南乡重要集镇，位于石门县城南六十华里处，东北、西、西南三面环山，东南一马平川。龙潭河傍街流过，狭长的街道两边小作坊、小商店、饭店、旅馆、烟馆、茶馆、赌场、牲畜交易行等一应俱全。街道北端一家饭店与众不同，平常多为当地头面人物出入其间，老板是反动走狗杜云助。
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是夏家巷赶集日。街上人头攒动，叫卖声不断。二区游击大队侦察员周道明装扮成牛贩子，赶着一头大黄牛进入耕牛交易行，拴好牛向同事交待几句后独自一人来到杜云助饭店。他进门听到内屋有麻将声响，便拣了僻静处的饭桌坐下，向店伙计要了点素菜便饭，边吃边细听动静。不一会，听到内屋有几个人七嘴八舌议论着：“怕什么，我们有十几条枪，还怕游击队几把单刀不成”“老兄，话不能这么说呀，游击队人多，又诡计多端，不是好对付的。”“你们别争了，今天夜里舒爷开会，一定能研究出个好办法对付他们的。”周道明听到这儿，心里一怔，觉得今晚是个好机会，付了饭钱，喝了口茶，若无其事地走出饭店。出门时，见有十来个背枪的人被杜云助迎了进去。
周道明出饭店后火速赶往陈家桥报告敌情。袁任远、佘泽元等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捣敌方案。根据敌我双方武器装备悬殊的情况，决定用“引蛇出洞，贴身近战”的办法克敌致胜。据此，佘泽元司令员作了如下战斗部署：一区游击大队各人手持火把(暂不点燃)在集镇周围设伏，闻信号声(鸟铳)点燃火把，齐声呐喊虚张声势，把开会的匪徒从饭店引出来。二区游击大队肖炎泉带数十人埋伏在饭店大门外，待敌人出来后扑上去速战速决。刘子甫带十多人守候在饭店后门口，防敌从后门溜走。
当晚十点钟左右，游击队员各就各位准备就绪，静等行动命令。这时夜静悄悄的，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声和饭店楼上不时传出匪徒的嬉笑声及麻将声。凌最一点整，一声沉闷的鸟铳声打破了深夜的沉寂。顿时，集镇周围火光冲天，喊声大作，“烧掉土匪窝，活捉舒集吾”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正在饭店楼上打麻将的匪徒顿时惊慌失措，慌忙跑下楼打开大门往外跑，但刚出门便遭到肖炎泉他们一顿猛砍，前面几个家伙当场毙命，后面的见势不妙，马上缩了回去涌向后门。他们打开后门，不见有什么动静，庆幸“天无绝人之路”，稍舒缓一口气后，赶快出门逃窜。可刚跑出几步，刘子甫等人从黑暗中一跃而起，猛虎扑食一般把匪徒一个个摁倒在地，手起刀落，全部杀死。这次突袭行动杀死了反共“团总”梅春甫、清乡委员陈海秋、反动劣绅闫谷生、反动走狗饭店老板杜云助和十多个团丁，缴获步枪十二支，手枪一把。当晚楼上所有匪徒无一逃脱，但不见舒集吾踪影。原来舒集吾突然改变计划，当晚没有召开秘密会议，鬼使神差般的使他成了漏网之鱼。
六、毙敌陈家塆夺枪排兵垭
夏家巷捣匪战，使舒集吾失掉了左膀右臂，成了孤家寡人。但他贼心不死，又窜到冷水街与反共分子丰端玉、喻耀峰、娄合清、宋琴楼及白洋湖的田超群等人纠合在一起谋划新的阴谋活动。
一日，这伙人在冷水街某地召集会议，碰巧被在隔壁一户人家缝衣的裁缝、游击队侦察员朱登溶发觉，他迅速向二区区委作了汇报。区委代理书记张三烈立即指派肖炎泉、刘子甫带领游击队员直扑冷水街。但是和上次突袭朱家溶“志忠社”一样，又稍晚了一步，众匪会议已散。经打听，舒集吾在喻耀峰陪同下，到山北吴家饭店投宿去了。肖炎泉等迅速追去，在吴家饭店只见喻耀峰，不见舒集吾，喻耀峰供称舒集吾已去县城。肖炎泉押着喻耀峰返回冷水街，行至陈家塆，突遭娄合清袭击，喻耀峰打算趁混乱之机逃跑，被刘子甫一枪击毙。
一天，机会终于来了，陈国衡外出办事，陈坤山灵机一动，提笔伪造了一封福田乡乡长写给陈国衡的信，假称乡长邀请陈国衡到乡公所商讨“团总”人选一事。陈国衡外出归来，陈坤山将信交给他说：“你出去不久，有人给你送来一封信。”陈国衡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国衡兄，依县府之令，定于明日上午在乡公所商讨本乡“团总”人选一事，特邀仁兄莅临为盼。”即日。
陈国衡信以为真，看完信后心中一阵喜悦，因“团总”这个位子是他梦寐以求的，当然喜不自胜。陈坤山见陈国衡乐不可支，明知故问：“老兄，这么高兴，有何喜事”陈国衡如此这般一一道来。陈坤山按照事先的设想，乘机建言道：“既然如此，老兄何不把队伍一同带上威风威风这样兴许还可以增加竞选筹码。”陈国衡听了一拍巴掌，得意洋洋地说：“真也是，老弟高见，高见。”
陈坤山把陈国衡准备带上队伍去乡公所一事迅速报告了区委，并约定在陈国衡去乡公所的必经之地排兵垭某草垭下手夺枪。区委接此情报后，于深夜让肖炎泉、刘子甫带领游击队员在排兵垭某草坪周围隐蔽下来，另派两名游击队员天亮后在草坪不远处扮作农民烧火土粪。
七、旗插刘家山退敌八里坡
刘家山位于石门、慈利和桃源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中，森林茂密，一望无际，是开展游击战的好地方。这里最先由栗山坡党支部派肖先之来开辟革命工作，成立了以杨文林为书记的刘家山党支部，行政上属石门二区管辖。
一九二八年三月，周南受袁任远指派到刘家山加强革命工作的领导，建立了刘家山游击队，杨三级任队长，骨干成员有周满堂、谭良才、张宜彦、张学阶、闫同阶、闫植林、黄东生等。
刘家山人民在党的教育下，纷纷走上革命道路，青年农民踊跃参加游击队，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为游击队作后勤保障工作，站岗放哨，探听敌情，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很快，革命烈火烧到了八里坡、桃子溪一带。刘家山成为继周家峪后的又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刘家山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让反动派十分恐惧，他们欲置其于死地，秘密策划着围剿刘家山根据地的阴谋活动。
四月六日晚，风清月高。周南同黄东生、谭良才、闫渭川、闫植林、周满堂等去骆家峪检查工作，行至分水岭时，遇见侦察员张学阶气喘吁吁地跑来，周南问有什么急事，张学阶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今天我和妻子到桃子溪赶场，看见两个人在一家茶馆神秘地窃窃私语，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就叫妻子假装歇脚进到茶馆听他们说些什么。我妻子在靠那两人后方桌旁坐下，手里摆弄着买来的几尺布料。那两人见我妻子是个普通农妇，没有在意，继续小声说着。虽声音很小，我妻子还是听清楚说的是什么。”“那两人说些什么”周南急切地问。张学阶接着说：“过了片刻，那两人各自散去，我妻急步出门一把拉住我说：‘不好了，我刚才听那两人说明天张登之要带人去刘家山攻打游击队。’我感到情况紧急，乘黑来向你们报告，正巧在这里遇上你们了。”
且说张登之其人，他是广福桥地区大恶霸，靠种鸦片烟买了几十条枪，网罗了一帮流氓地痞，拉起一支土匪队伍，危害老百姓，与共产党为敌。慈利县反动当局封他为铲共“团总”。刘家山革命运动开展起来后，他觉得自己眼皮底下出现了共产党，感到脸上无光，决心要除掉刘家山游击队。他派出侦探四处打听刘家山游击队活动情况，张学阶夫妇在桃子溪茶馆见到的那两个人就是他派出的密探。
周南他们听了张学阶的汇报后，立即商讨退敌对策。为了不使根据地受到破坏，决定在敌人必经之地八里坡设伏痛击他们。遂连夜派通讯员黄东生去崇秀寺调来长枪队，派周满堂回刘家山通知杨文林、杨三级速率游击队到汪家山集合。另派谭良才、闫渭川组织刘家山群众作好防范工作。深夜，陈太阶带领长枪队随黄东生赶到汪家山，与杨文林、杨三级刘家山游击队汇合。周南、肖先之等作了如下战斗部署：陈太阶率长枪队埋伏在八里坡右侧，正面阻击敌人；杨三级率刘家山游击队埋伏在八里坡左侧，迂回截击敌人。鸡叫时分，两队同时出发，天亮之前各自占据有利位置，静候敌人到来。
四月七日清晨，东方地平线霞光万道，早上的露珠晶莹剔透，又是个好晴天。隐藏在树林中的游击战士全神贯注盯着远方的路上。
早饭时分，广福桥方向的大路上，一队人马向八里坡开来。近了，陈太阶看得清楚，总共大约七八十人。前面几十人没有武器，只是挑着箩筐，拿着袋子等，估计是枪劫东西用的。后面的人扛着枪，一骑马的人居中，此人便是张登之。
队伍进入了伏击圈，陈太阶一声令下：“打!”憋足了劲的游击战士一齐向敌人射击，前面挑着箩筐的那些人吓得直往路旁荆棘丛中乱钻。张登之命令众匪徒边还击还往左边山上撤，杨三级指挥战士们从隐蔽处杀入敌阵挥刀猛劈，匪徒们鬼哭狼嚎，有枪使不上，连滚带爬往回逃，游击战士随后追打，一直追至八方碾。这时有个叫张自新的土匪正倚墙向周南瞄准，杨三级眼疾手快，箭步上前一刀将其斩于墙下。另一姓曾的匪徒负隅顽抗，被肖先之一刀结过性命。
张登之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一个土包后面，见游击队枪少刀多，壮着胆子重新组织反扑。周南等带领队伍往八里坡山顶退去，让陈太阶长枪队隐蔽在半山腰，自己在一个铁煤油桶里安放上一串炮仗，接好引火钱，其余人员隐藏在右侧山头上。
张登之一伙人乱放一通枪后，见游击队没了动静，就猫着腰往山上搜去。他们丈着武器优势，没把游击队放在眼里。哪晓得，当他们快爬到山顶时，周南指挥战士点燃炮丈，顿时，山上“枪声”大作，敌人以为遭到强大火力袭击，又处于下坡，不敢冒然行事，迅速往下撤，至半山腰，遭到真正的火力阻击，陈太阶的长枪队从侧面山头朝匪徒猛烈射击。这时，敌人已乱了方寸，在山坡上丢下一些尸体后溜回了广福桥。周南、肖先之、杨文林、杨三级、陈太阶带领游击队胜利返回刘家山。
八、虚势驱鲍匪再战夏家巷
舒集吾从吴家饭店来到县府，哭丧着脸向周万纪诉说着游击队的种种“罪行”及几个同党命丧黄泉的不幸遭遇。周万纪先是一通臭骂，怒斥舒集吾无能，还给了他一耳光。舒集吾连大气都不敢出，用手摘下礼帽，连连点头说：“是我无能，是我无能，不过——。”“不过什么!”周万纪大声反问。舒集吾壮起胆子继续说：“万爷，那游击队神出鬼没，难得招驾，这你是知道的。”听到这话，周万纪好像有些身同感受。他当然没有忘记上次游击队在自己眼皮下劫狱的事，于是对舒集吾打了又摸，放缓语气安抚道：“当然啰，你们也有难处，共产党确实防不胜防。”舒集吾见主子在顺着毛摸自己，便哀求道：“万爷，你是不是派官兵过南乡杀杀他们的威风呢”周万纪也觉得到了该教训教训共产党游击队的时候了，便答应派铲共队队长上官鲍带领铲共队员过南乡清剿游击队。
二八年四月十三日，上官鲍带领百多匪兵走栗山坡、经官渡桥，来到夏家巷，仍住在原杜云助饭店。稍稍平静了几天的集镇又陷入乌烟瘴气之中。官匪过南乡清剿游击队之事很快传到陈家桥游击支队司令部，袁任远、佘泽元召开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认为这次鲍匪人多枪多，游击队的武器装备远不及敌人，不可能消灭之，只能赶跑之。于是制定了“虚张声势，驱虎归山”的作战方案。决定由蔡凤鸣带领一区游击大队在牛角垱、观国山、岩巴垴三地设伏，备好铁桶、炮丈。二区游击大队杨三级带领一个分队隐蔽在河对岸花山岗，见机行事。肖炎泉、刘子甫率精干力量直捣敌人住地，赶“虎”出窝。
九、怒斩宋竹溪刀劈汪子厚
游击队连连取得打击敌人的胜利，老百姓为之欢欣鼓舞。为了从苦难中解救劳苦群众，二区区委决定开展“废田赋，抗捐税”的斗争。游击队利用各种场合，采取多种形式，发动群众起来抵制苛捐杂税。这一招引来了反动派及其走狗的强烈反抗。有些伪税赋征收员不顾人民政府的警告，破坏抗税政策，抵制抗税宣传，继续到集市和老百姓家里强行征税索款。
二八年四月初九，是官渡桥赶集日。肖炎泉、刘子甫、周敬哲三人来到集市上作抗税宣传。他们先在桥头土地庙墙上贴上两张标语，上面分别写着“坚决反对征收田赋捐税”，“严惩继续欺诈百姓的赋税征收走狗”。赶集的人越来越多，看了标语拍手叫好。忽然有一个身穿长褂、头戴黑帽的家伙恶狠狠地把那两张标语撕下，揣进怀里。夹在人群中的肖炎泉勃然大怒，上前一把揪住那人厉声质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撕下标语。”那人被抓了个现场，吓得直打哆嗦，赶集的人纷纷议论开来。有的说：“这家伙叫宋竹溪，是个鸦片鬼。”还有的说：“他哥哥宋洞溪是田赋征收主任，他就傍到他哥哥狠。”“更多的人则说：“这家伙害了好多人哟。”“好多人被这些家伙害得倾家荡产。”……人们越说越气愤，尤如一场声讨反动派滔天罪行的斗争会。肖炎泉他们从群众的声讨声中，听清了此人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唰地拔出单刀，与周敬哲将他拖至河滩杀了。之后，刘子甫站在桥头上面对群众大声说:“乡亲们，宋竹溪一贯为虎作伥，欺压百姓，公开对抗革命，今天杀了他，是罪有应得。”赶集的人个个拍手叫好。
无独有偶，在官渡桥东方十多里地有个小集镇叫周思安。在那里也有伪税征人员抗拒政府法令，继续向小商贩强行索要税款的事。
四月十五日，是周思安赶集日。早饭后，二区游击大队队员朱泽利、周敬哲、贺宗林等随指导员刘子甫来到集市上，暗中注视伪税征人员活动情况。一会儿，一个手拄自由棍的人满嘴酒气，到各摊点指手划脚，强行收取这样的税，那样的款。他就是周思安这儿的伪税征员汪子厚，此人公开抗拒政府法令，还在继续强迫老百姓交款纳税。集市上有些摊主抱着退财免灾的心理，汪子厚要钱就给了他，有的摊主生意还没开张，暂时没钱交，他就抢摊主的货物。当他来到屠夫夏明泽肉案前“纳税”时，夏明泽申述生意还没做多少，暂时没钱交税，汪子厚不依不饶，要没收夏明泽的猪肉和刀具。两人争吵起来，引来越来越多的人围观，把肉案挤得水泄不通。无奈胳膊拧不过大腿，汪子厚和另一帮凶强行把夏明泽的猪肉和刀具装入筐中，准备抬走。这时夹在人群中的朱泽利见汪子厚如此横行霸道，心中不觉怒火中烧。摸了摸上身上的单刀，恨不得一刀劈了他。但人多拥挤，单刀抽不出来，于是顺手从筐中拿过一把杀猪刀，当场将汪子厚一刀劈了。围观的群众庆幸汪子厚死有余辜，无限敬佩朱泽利赤胆红心，为民除害的大无畏精神。
这一天，刘子甫等人还当街处决了反对革命、私印纸票、乱发粮券的杨栋成、刘法川两个反动分子。
十、探敌恩子潭枪杀“二黄横”
从官渡桥顺道水而下五里处，有一丘岗地，过去年代多油桐树，人们叫它桐子岗。桐子岗脚下道水河上有一座石板桥，是后人在原桥墩上新修的，所以叫“新桥。”在新桥下一里处，道水河自东折向东南，在拐弯处形成一个深水区，人们叫它恩子潭。当年道水河上往返于官渡桥至津市的小木船经常在这里停靠装卸货物，是个货运码头。恩子潭左侧岸上是个三叉路口，路边开有小店铺和一个鸦片烟馆，贺氏祠堂也矗立在三叉路的一侧，所以恩子潭这地方平时还显得有几份热闹。
再说桐子岗有幢房屋与众不同，两层的青砖瓦房雕龙画栋，被高高的院墙围得严严实实。院墙的大门常年紧闭，外人不易入里。房屋的主人叫贺小贵，又名贺世榜，是当地一霸。他富甲一方，还豢养着几个打手。他有两个儿子，老大贺华庭，武昌大学毕业；老二贺湘庭，黄埔军校“毕业”。两人一文一武十分了得。老二依丈权势，横蛮无理，无恶不作，人们痛恨地给他取了个混名叫“二黄横”。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荡涤着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贺小贵父子组织了一个“挨户团”专门对抗革命。“二黄横”更是骄横得近乎无知，叫嚷着“不怕几个土共产党(指游击队)”，“杀光共产党，坐镇南五乡。”“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就叫他有来无回……”二区区委为了杀灭反动派的威风，决定除掉这个狂妄之徒。
肖炎泉等人商量后迅速作出行动安排：董学阶埋伏在鸦片馆后面，防止“二黄横”逃往后山。周敬哲隐蔽在鸦片馆上首，刘子甫隐蔽在下首，桥头各自就位完毕后，肖炎泉走进鸦片馆大声喊道：“老板，生意好啊。”“二黄横”听到喊声觉得耳熟，丢下烟枪，出门观望，见来者果然是他认识的游击队长肖炎泉，不觉心里发麻，预感到有麻烦出了，乘肖炎泉不备，夺门而出，慌不择路，直往下首桥头跑去。肖炎泉跨出门高声喊道：“二少爷，我有事特来找你，怎么见面就跑了呢”说着尾追上去。埋伏在外的刘子甫、周敬哲、董学阶三人听到肖炎泉喊声，高度集中注意力，生怕“二黄横”从自己身边溜走。
当“二黄横”气喘呼呼地跑到桥头时，隐藏在桥头一棵大树后面的刘子甫一步跨到路中央，大喝一声：“往哪里跑!”“二黄横”一时收不住脚步，与刘子甫撞了个满怀。刘子甫顺势揪住“二黄横”胸前衣领，紧跟着一个绊腿将他摁倒在地，用手枪对准他脑门喝道：“你不是说太岁头上的土动不得吗我今天倒要试试看!”说着“叭”的一枪“二黄横”一命呜呼了。
十一、三英战丰匪俩贼见阎王
崇秀寺往东不远的下官桥，有个恶霸叫丰端玉，是个恶贯满盈的害群之马。他的两个儿子同样狂妄骄横，父子为了称霸一方，还学了几招拳脚工夫，又巴结上反共头子舒集吾作靠山。自认为财大气粗背景硬，谁也奈何不了他，扬言要端掉共产党的“老窝”崇秀寺。
针对丰端玉如此嚣张的反动气势，二区区委决定教训教训这个顽匪。
当晚十点钟左右，同样懂得一些拳法的肖炎泉、周南斋、董学阶三人悄悄来到刘则中屋外观察动静，待机出击。屋内丰匪可能听到屋外有响动，打开窗户探头张望。肖炎泉手疾手快，照丰匪探出的上半身子“叭”的一枪，丰匪被打中肩膀，“哎哟”一声缩了进去。董学阶乘机飞起一脚踹开大门，三人一起冲进屋内，同丰匪父子三人对打起来。董学阶首先一单刀把屋梁上的马灯砍灭，以防敌人用暗器伤人。黑暗中，六个人一对一，只听到拳击拳。噼啪作响；刀碰刀，叮当有声。丰端玉肩上有伤，两个狗崽究竟还羽毛未丰，不是肖炎泉三人的对手，节节败退。肖炎泉三人越战越勇。丰匪父子背靠背且战且退，出得大门后，往夜幕中钻了。肖炎泉三人也收兵返回了崇秀寺。
次日清早，区委又接到两份敌情报告。一份是关于宋琴楼的走狗宋道柏窥探游击队活动的报告，另一份是关于恩子潭鸦片馆老板贺栋成为躲在临澧县城的主子贺小贵收集游击队情报的报告。区委认为此二人的行为对游击队威胁很大，可恶至极，必须除掉。根据区委指示，肖炎泉决定兵分两路，自己带领周敬哲、周道明、董学阶等人去收拾贺栋成；刘子甫带领向松山、贺双溪、贺文山、宋渭川等人去收拾宋道柏。
话分两头，先说贺栋成怎样魂归西天，再讲宋道柏如何命丧黄泉。
贺栋成是个地痞无奈，十分讨好贺小贵，是贺小贵的忠实走狗。贺小贵自五月初五日“痛失爱子”后，惶惶不可终目，害怕有朝一日自己的脑袋搬家。于是一头钻进临澧县城“避难”去了。临行前，交待贺栋成帮助照看好家，注意“共党”活动情况，随时与他保持联系。贺栋成遵从主子之令，偷偷探听游击队的情报，与贺小贵频繁地函来信往。这一切都在游击队掌控之中。
五月十二日，肖炎泉等人来到恩子潭后山上，先派周道明到鸦片馆观察动静，恰逢贺栋成准备锁门外出。周道明灵机一动，掏出一块光洋说：“贺老板，买个烟泡烧烧。”贺栋成见来了生意，哪有不做之理便打开门把周道明让进屋内，燃起烟灯，给他烧起烟泡来。
肖炎泉见周道明迟迟没有返回，估计是和贺栋成扯上了，便和其余人快速进入鸦片馆。见贺栋成正给周道明烧鸦片泡，跑上前去一把揪住他厉声喝道：“贺栋成，你死心塌地为贺小贵卖命，反共反人民，想必是活够了。今天，共产党成全你一回，送你上西天。”说完将他砍死。周道明开玩笑说：“老子今天也过了一把鸦片瘾。”随后对肖炎泉解释说：“我不用买烟泡这个计策把他稳住，他早就锁门外出了。”接着，肖炎泉还在床铺草中翻出一封贺小贵写来的信：“来信收到，进一步弄清游击队近段活动情况。世榜。”
贺文山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区委。张三烈、肖炎泉等领导认为此人确系宋琴楼的情报员。就在肖炎泉他们收拾贺栋成的同一天，即五月十二日，贺文山领着刘子甫等人于天亮前在宋道柏每天“砍柴”上山的路旁隐蔽好，等宋道柏自投罗网。不一会，宋道柏手拿柴刀，肩背扁担，哼哼叽叽从坡下走来。行至贺文山隐蔽处时，贺文山突然一个箭步跨到路上喝道：“站住，哪里去!”这家伙见势不妙，调头往回跑。没出几步，被向松山截了个正着，贺双溪、宋谓川一齐扑上去，将他制服。贺文山刀指宋道柏明白地告诉他：“与人民为敌，替反动派卖命，就只有死路一条。今让你黄泉路上走一趟!”说完几刀结过了他的狗命。
十二、深山访贤士结识蔡先任
五月的天气，虽不算热，但日上中天时仍然暑气逼人。刘家山茂密的森林，郁郁葱葱，广阔无垠。周南独自一人行走在林中阴凉的山路上，感到空气格外新鲜，不禁驻足仰望头顶，只见林木枝叶象大伞一样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偶而才有一缕阳光投向地面。他做了个深呼吸动作继续前行。
为了更加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闹革命，刘家山党支部决定扩大根据地范围，把邻近谭家塆的老百姓也组织起来。今天，周南就是受组织委派去谭家塆探听情况的。
蔡先任听了很羡慕，遗憾地说：“可惜周家峪的共产党管不到我们谭家塆来哟。”周南看出蔡先任对共产党很是向往，便开导他说：“听说刘家山也有了共产党，不知是真是假，离这儿又不远，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刘家山”蔡先任顿觉眼前一亮：“我有个老朋友黄东生是刘家山的，与我是同行，明天就问问他去。”周南表示赞同，吃完饭起身告辞说：“多谢蔡老板夫妇的招待，过两天我派人来抬‘万年屋’，到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傍晚，周南返回刘家山，与黄东生讲了与蔡先任接触的情况，两人定了个试探蔡先任的办法。
第二天下午，细雨纷飞，蔡先任打着一把纸伞果真来到黄东生家。落坐过后，两人开始聊起天来，从拉家常，谈生意，慢慢扯到眼前乱世穷困的时局上。然后蔡先任兴奋的说：“昨天周家峪有个人到我家买‘万年屋’，说他们那里有共产党，把地主恶霸杀的杀了，赶的赶跑了。老百姓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不知是真是假”黄东生见话到正题，接着蔡先任的话茬说：“我也听说过，他们上头还有大部队呢。”蔡先任急不可耐，凑上前问黄东生：“那人还说你们刘家山也有共产党是吗”黄东生佯装不知道，用诧异的目光看看蔡先任问道：“怎么，你老打听这个，想参加共产党这可不是闹着好玩的，搞得不好要杀头的呀!”蔡先任语气坚定地说：“杀头就杀头，反正穷人现在没有生路，坐着生不如站着死，只要找到共产党，我一定参加!”
这时，周南从内屋走出来，热情地握着蔡先任的手说：“好啊，蔡老板，我们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蔡先任一头雾水，惊奇地问：“你不是昨天到我家买‘万年屋’的周先生吗”周南解释说：“是的，我叫周南，昨天到你家买‘万年屋’是假，做群众发动工作是真，这不，你不是被发动起来了吗”三人哈哈大笑起来。周南进一步解释说：“我和你的老朋友黄东生早就是共产党了，昨天就是他介绍我去你家的。”蔡先任又惊又喜，“哎呀，原来如此而已，昨天我以为你真的买‘万年屋’，我找共产党正所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说着紧握周南的手央求道：“请收下我这个新兵吧!”周南当即表示热烈欢迎。
十三、智擒敌密探石砸佘千吾
周南和蔡先任分析，佘千吾攻打刘家山，必定会走尹家峪。于是两人来到尹家峪察看地形。
原来，尹家峪是个纵深三里多的山峪。一条山道直通山峪深处，可直达刘家山。入口处两边是陡峭的岩壁相对而立，是个“一人当关，万夫莫开”地方。山峪两边的陡峭山坡上长着茂密的树木，是藏龙卧虎的理想之处。周南和蔡先任商定把佘千吾的队伍引进山峪里来“关门打狗。”周南吩咐蔡先任组织民兵在入口处靠道路一侧的岩壁顶上堆放大量石头和滚木，自己用木炭沿山道把“×”标记一直画到山峪深处拐弯的地方，然后返回刘家山召开作战会议，决定由杨文林、杨三级带领游击队队员在山峪深处的两边山头上埋伏好，待佘千吾的队伍到达后，展开猛烈攻击，逼敌调头往山峪入口外逃窜。同时，蔡先任带领民兵守候在入口处靠道路一侧的岩壁顶上，待敌人退至岩壁下时，及时滚下石头滚木，砸打敌人。
五月初十拂晓前，游击队和民兵按分工部署到位。早饭后，桃源县反共头子佘千吾，果真带着五六十人向刘家山开进。他们到达尹家峪外不远处，发现了“×”路标，便毫不犹豫地沿路标走进尹家峪。一路顺顺当当，大摇大摆沿“×”标记直往山峪深处进发。当行进到峪底拐弯处时，两边山头上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子弹从敌人头顶飞过。埋伏在山头上的游击队员对敌人发起了攻击。佘千吾知道中了埋伏，派出的密探没有返回，这“×”标记肯定是游击队搞的鬼。于是马上命令众匪徒边还击边往后撤退。匪徒们都是些乌合之众，哪里还会还击，各自只顾逃命，丢下几具尸体后，一窝蜂往回跑。后面的游击队紧追不舍，佘千吾喊破嗓子“顶住，顶住”，但无济于事。当匪徒们逃至山峪入口处时，山上的周南、蔡先任一声令下：“放!”刹那间无数石头、圆木一起滚下岩壁，砸得匪徒们哭爹叫娘，有的当场被砸死。佘千吾发觉山顶上没打枪，断定只是些老百姓向下放滚石和滚木，遂命令众匪往上冲。但无奈悬崖峭壁，根本冲不上去，眼看后面的追兵快到跟前，只好气急败坏地怆惶往老窝逃去。
十四、屯兵立龙岗痛打上官鲍
崇秀寺西南三四里地有个几十户人家的自然村落周家峪，它的西北边沿是善人坡和屈家岗，正北面与抓子塆相邻，东北方向与沙龙岗和排兵垭相望，东南和西南方是广阔的丘岗森林地带。周家峪在大革命时期是石门南乡，乃至石门全县开展农民运动最早的地方，马日事变后，成为石门二区游击队，即湘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第二游击大队的根据地。这里大多数青壮年农民都参加了游击队，南乡早期共产党员周南、周超焕、周敬哲、周桂庭、张三烈等都是这里人。周家峪作为一块红色土地，早就成了反动派眼中钉，肉中刺，自然也就成了他们攻击的目标。
周家峪南沿有个立龙岗，当年古木参天，与东南广阔丘岗森林连成一片，是个屯兵习武的好地方。以周家峪游击队为主体的第二游击大队，常年驻扎在这里，游击队战士白天下地干活，夜晚汇聚到这里训练。周家峪的人民群众为战士们送饭送水，一派革命新气象。
再说家住栗山坡的反共“团总”宋琴楼，眼看革命潮流迅猛异常，感到非常恐慌，于是跑到石门县城向反动当局请求派兵帮助清剿周家峪游击队。县铲共队头目上官鲍受命过南乡执行清剿任务，他吸取上次败退夏家巷的教训，这次他不搞长途奔袭，先在栗山坡宋琴楼老窝安营扎寨，寻求适当时机突袭周家峪。宋琴楼趁此机会网罗一些牙抓走卒拼凑起一个“挨户团”，以配合上官鲍的清剿行动。当地大恶霸宋巨卿、宋文甫、宋祖英是“挨户团”的骨干成员。
一天，游击队得知情报：上官鲍将在五月二十日进犯周家峪。区委代书记张三烈立马召开会议商讨退敌对策。与会者各抒已见，有的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免周家峪老百姓生命财产受损。有的主张先让群众把牲畜及一切有用的东西藏起来，把敌人放进村子“关门打狗”。最后大家认为后一种意见可行又可靠。区委制定了“坚壁清野，四面设伏，关门打狗”十二字作战方案。
根据这个方案，肖炎泉作出如下战斗部署：刘子甫率两个分队埋伏在善人坡，陈坤山带一个分队埋伏在抓子塆，陈太阶带一个分队埋伏在沙龙岗，陈寿山带领一个分队埋伏在白鹤嘴，肖炎泉带领其余分队驻守立龙岗，张三烈、周南组织群众坚壁清野。
这次战斗虽没给上官鲍以重创，但狠狠地杀了他的威风，对革命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
十五、羁押熊冬相枪挑“普邋遢”
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统治者经过与游击队十多次较量后，并没有占到便宜。相反，游击队的力量越来越壮大。敌人终于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即游击队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单凭武力不可能消灭他们。于是采用了一着狠棋，用经济封锁来对付老百姓和游击队，造成粮食、食盐、布匹及其他日用品更加奇缺，农民产的农特土产品卖不出去，而象张登之、佘千吾、王耀庭等这些反共头目及一些不法商人家里又大量囤积着日常生活物资，广大人民群众和游击队战士的生活苦不堪言。
官渡桥熊家塆，有个地主熊冬相，长期顾请长工经营一只木船，在道水河上往返于官渡桥与津市之间。在反动派经济封锁中，熊冬相囤积着大量粮食，食盐、布匹等物资。
距熊家塆不远的夹板峪有个“青痞无奈”熊普庭，小时候绿鼻涕直达下巴，全身脏兮兮的，人们送他外号叫“普邋遢”。“普邋遢”长大后不务正业，脾气暴躁，一般人不愿惹他。即便是有身份的人，见他也避之不及。但熊冬相却看中了他，用金钱收买做了自己的保镖，还把他老婆闫六姑“收归囊中”。“普邋遢”在熊冬相家衣食无忧，吃喝有余，对熊冬相与自己老婆的那些事睁只眼闭只眼，心甘情愿戴绿帽子，死心塌地为熊冬相“保驾护航”。
二区区委为打破反动派的经济封锁，缓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困境，决定从那些囤积居奇的不法分子手中夺取粮食、食盐、布匹等生活物资，熊冬相成为首选对象。
一天，即二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游击队探知熊冬相在“普邋遢”家与其老婆鬼混。区委代书记张三烈立即派肖炎泉带人对其实施抓捕。深夜，肖炎泉带一个分队战士将“普邋遢”房屋围住。经过几个小时等待，天亮了。“吱呀”一声，大门打开，一个女人顶着一脑壳蓬乱头发，探头向外张望。肖炎泉一看便知是闫六姑。他向身边的周才松一挥手，周才松快步上前一把揪住闫六姑厉声问道：“熊冬相在哪儿”闫六姑吓得说不出话来，用手向内屋指了指，董学阶马上持刀冲入内屋，将正在穿裤子的熊冬相拖到外屋，令其穿好衣服，熊冬相吓得连声求饶。肖炎泉拿出一纸条交给闫六姑，令她火速送到熊冬相老婆那里。然后，同游击队员押着熊冬相返回刘家山。
刚走出不远，忽见后面风风火火赶来几个彪形大汉，领头的那人冲着肖炎泉他们大声叫喊：“请把冬爷放下，不然老子和你们拼了!”原来，在肖炎泉等人进屋捉拿熊冬相时，“普邋遢”知道事情不好，从后门悄悄溜出搬救兵去了，他快速纠集了几个无奈之徒，火速追了上来。
肖炎泉见这伙人气势汹汹，口气不小，心中大怒，遂令几个战士押着熊冬相上前先行，自己领着其余战士与“普邋遢”一伙摆开决斗架势。这时“普邋遢”向肖炎泉下了战书：“放枪的不是好汉，我们来点硬的。”看来，这家伙还会有两下子，但肖炎泉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游击队员中有董学阶、周才松、张采焕，还有他自己都会几招工夫。便冷笑一声说：“随便玩哪一套，我们都奉陪到底。你们这些家伙恐怕不见棺材不会掉眼泪。”说着把单刀往背后一插，顺手从一个战士手中拿过一杆梭标，箭步上前，猛地刺向“普邋遢”。“普邋遢”躲过梭标，用大刀狠命向肖炎泉砍去，肖炎泉拨开大刀，顺势将梭标向“普邋遢”胸部刺去。“普邋遢”慌了神，急忙往一旁躲闪，但慢了半拍，虽保住了胸口，却被刺中了右臂，砍刀“咣当”一声掉地上了。肖炎泉飞快抽出梭标，又乘势扎进了“普邋遢”的右肋。这家伙扑通倒地，肖炎泉补上一梭标，结过了他的性命。
在肖炎泉与“普邋遢”撕杀时，两边各自的人马都密切注视着对方，如果那一方有人上前助战，另一方就会一齐动手，那将是一场恶战。但游击队这方因肖炎泉明显占据上风，不需助阵。“普邋遢”那几个亡命之徒见游击队一个个虎视眈眈，不敢轻举妄动，当看到“普邋遢”一命呜呼时，一溜烟跑了。肖炎泉带领战士胜利返回了刘家山。
再说闫六姑接过肖炎泉的纸条后，不敢有半点怠慢，乖乖地把纸条送到熊冬相老婆手中。熊冬相老婆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写着：“熊冬相平日欺压百姓，现又充当反动派帮我凶，大肆非法囤积居奇，罪上加罪，现令三日之内，交出大米二十担，食盐五百斤，布匹两百丈。送交地点：将军山凉水井。若胆敢抗拒，熊冬相将性命不保。二区游击大队肖炎泉。”
熊冬相老婆害怕丈夫“性命不保”，第三天乖乖的派人如数把物资送到指定地点，熊冬相也获释回了家。
十六、御敌周思安血洒城墙岩
回到周家峪后，周才谋连水都没喝一口，立即赶到崇秀寺向区委代书记张三烈汇报了情况。
张三烈马上召集周南、肖炎泉、刘子甫等主要领导商讨对策。大家认为，这次与上次不同，敌人人数众多，还要防止上官鲍从栗山坡袭来，若南北之敌对我形成夹击之势那就麻烦了。因此，这次只能分兵把守，御敌于周家峪之外。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区委作出如下战斗安排：贺文成带领杨三级和周超焕两个分队埋伏在周思安北面张氏祠堂附近，乘敌人二十五日在周思安吃早饭时，首先突然发起攻击；陈寿山分队埋伏在周思安南面树林中，适时出击；周敬哲分队埋伏在芭茅铺，见机行事。肖炎泉、刘子甫率陈太阶、陈寿山两个分队埋伏在宋家岗，阻击上官鲍、宋琴楼偷袭周家峪。二十四日晚，各分队进入预定地点，作好了战斗准备。
二十五日，是周思安赶集日。早上，汪耀庭带着上百名铲共队员同田超群的“挨户团”来到周思安。一到集市上，不管三七二十一，第一件要作的事就是抢东西，见什么抢什么。一些小商小贩收起货担纷纷逃跑，一下子把个集市闹得鸡犬不宁。一会儿，开饭的哨声响了，匪徒们一齐向伙房涌去。
埋伏在张氏祠堂的贺文成见时机已到，随即命令出击。向长举第一个点燃土炮，对着伙房“轰隆”一声，地动山摇，无数生铁弹丸雨点般撒向伙房；紧接着，游击战士们不顾一切地冲向敌人，手持快枪、鸟铳的战士朝敌人一通猛烈射击，挥舞大刀长矛的战士抢入敌群奋力劈杀……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十几分钟内的事，敌人在这突如其来的攻击下，没有任何准备，吓得乱钻乱窜，你叫他喊，饭堂里一片狼藉。有几个匪徒已仰面躺倒在满是饭菜的地上，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汪耀庭急令匪徒还击，众匪慌忙从墙边拿过枪来。但敌我双方已混战在一起，敌人的武器优势变为劣势，游击战士手中的单刀大显神威。这时陈寿山分队赶到，对敌人形成夹击。三五几个回合后，敌人招架不住了，留下十多具尸体，向老巢逃去。埋伏在芭茅铺的周敬哲分队见敌溃不成军一路跑来，指挥战士一排子弹从侧面打过去，敌人又被放倒几个，往白洋湖逃跑了。在清理战场时，发现反动帮凶陈一堂在敌人尸体之中。
十七、兵移刘家山匪劫周家峪
面对恶化了的不利形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二区区委决定暂时放弃周家峪，把游击队主力转移到地形复杂的刘家山，留下刘子甫带领部分留守游击队员在原地坚持秘密斗争。
上官鲍、宋琴楼之流探听到游击队撤出了周家峪，马上扑了过来。他们叫嚣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对周家峪进行疯狂洗劫。牵猪赶羊，抓鸡打狗，抢财劫物，凡一切有用的东西全部一扫而光，连田里还没完全成熟的谷子都被割走。宋琴楼贴出告示：“凡‘叛逆者’之山林田土，统统收归‘公有’，任何人不得擅自经营和耕种。”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冲逆产”的由来。接着反动派分成若干小组，焚烧房屋，不管是不是“叛逆者”的房屋，统统付之一炬。当时，整个周家峪大火冲天而起，浓烟遮天蔽日，噼啪声响彻云霄，全村陷入火海之中。躲藏在山上的人们眼巴巴地看到自家的房屋化为灰烬，不敢下山扑救。据统计，这次共烧毁房屋一百二十七间，害得好多人无家可归。
二八年六月上旬的一天，刘子甫因事去夏家巷，不知什么时候被敌人盯上了。当他路经夏家巷梭金山下时，突然被几个人挡住了去路，一看是宋琴楼的爪牙熊巨卿和两个团丁。他不幸被捕了。
捉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宋琴楼一阵暗喜，心想：把共产党游击队一网打尽的时候终于到了。审问刘子甫时，宋琴楼得意地问：“刘指导员，没想到我们今天在这儿见面吧”刘子甫怒而不言，两眼射出仇恨的目光，逼得宋琴楼不寒而栗。“刘子甫，你要明白，这里不是周家峪，而是团防局，你的生死大权在我手里”。宋琴楼在给自己壮胆，“你把游击队去了哪里说出来，什么事都好说。”刘子甫再也忍不住了，轻蔑地说：“宋琴楼，你算个什么东西，充其量算得上一个比猪还不如的蠢货!你以为共产党人是用死来吓得倒的吗”宋琴楼被骂得跳了起来，狂吼着：“刘子甫，你死到临头，嘴还这么硬，给老子狠狠地打!”
刘子甫被敌人用“铁牯牛耕地”、“坐碾杠”、“猴子抱桩”等酷刑整得晕死过去，又用冷水泼醒过来，始终守口如瓶。宋琴楼一筹莫展，对这样的共产党要犯又不敢自行处置，只好交给石门反动当局。
新上任的伪县长刘夷老奸巨猾，企图用“诱骗”法让刘子甫就范。一日，刘夷将刘子甫“请”到客厅。“刘老弟请坐。”刘夷假惺惺地称刘子甫为“老弟”，说着还递上一杯茶。刘子甫的真睛火眼一下就识破了刘夷假殷勤的用意，回敬道：“谢谢刘大哥，今天能与县长大人兄弟相称，是我三生有幸。”刘夷一听，喜笑眉开，以为刘子甫并非一块难啃的骨头。哪知刘子甫接着把话锋一转：“不过，你堂堂一县之长，与俺这穷共党分子称兄道弟，实在让我受宠若惊，我恐怕没有这个福分吧!你要怎么办，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刘夷强压心中火气，继续“开导”刘子甫：“刘老弟，话可不能说绝了，今天请你来此一谈，不为别的，只因你年轻有为，必将鹏程万里，今若能归顺党国，一定前途无量，望老弟三思而后行。”刘子甫一听火冒三丈：“放屁!老子从参加革命第一天起，就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你们那个“党国”算什么东西，别玷污我的灵魂了”。
刘夷直往肚子里吞苦水。见此招不行，又使一招，转而说道：“难道你就不为你的父母大人想一想”刘子甫更加火了，大声反问道：“难道你们想把我父母怎样，真是禽兽不如!”刘夷终于撕破了假面具，恶狠狠地吼道：“刘子甫，你别不识抬举，敬酒不吃吃罚酒，限你三分钟内说出游击队下落，不然马上枪毙!”刘子甫站了起来，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人非常清楚，干革命就会有牺牲，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游击队的下落我当然知道，但就是不告诉你们。不过有一点应该正告你们，那就是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你们永远无法杀尽。今天杀了我刘子甫，明天马上会有千千万万个刘子甫跟上来，每人吐口唾沫就可淹死你们!”刘子甫越说越激动，刘夷连连往后退，忙喝令将刘子甫拖下去严刑拷打。
刘子甫再次受到敌人的酷刑折磨，没有说出一个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最后敌人将他杀害于石门蒋家洲，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十九岁的宝贵生命。
十八、陷圄贺氏祠血柒善人坡
游击队突然不见了踪影，宋琴楼和上官鲍一筹莫展，一连几天派人明查暗访，还是不知其下落。心腹大患一天不除，一天寝食不安，两人捉摸来捉摸去，认为游击队就藏在立龙岗到桐子岗的广阔森林中。于是派出匪徒在这一片森林中进行搜捕。但经过好几天瞎折腾，除因偶然机会捉到留守的游击队员张采焕和周伯清两人外，其他一无所获。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诱捕”法。
二八年六月十三这天，宋琴楼的狗腿子贺家彦提着铜锣沿周家峪、贺家弯、桐子岗边敲边喊：“宋‘团总’有令，明天上午所有青壮年者，一律到贺家祠堂‘练团’，违抗者以‘共匪同谋’论处。凡参与‘共匪’闹过事的人，也要参加‘练团’，否则连同家人一并以‘共匪’论处。”人们听到喊话后，感到疑虑重重，忧心忡忡，一股矛盾心情压在心头。
六月十四上午，在反动爪牙们的催促之下，人们将心将意慢慢来到贺家祠堂，脸上流露出焦虑不安的神色。部分留守的游击队员因害怕连累家人，也忐忑不安地来到现场。先来的人进到了屋内，后到的坐在屋外树荫下。为了稳住人群，反动帮凶贺崇得当众进行骗人的说教。他说：“乡亲们，今天奉‘团总’宋爷命令，召集大家来‘练团’，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防范‘共匪’继续作乱。有些人过去因一时‘糊涂’跟着共产党跑了几天，不要紧，只要参加了‘练团’就可既往不咎……”。贺崇得谎言还没说完，坐在外面树下的人就发现从老屋坪、井塆和河边三个方向各走来一队背枪的人。大家意识到事情不好了，周洪瑞、周茂清打算从后山溜走，被早就守候在那里的敌人堵了回来。顿时，人群被匪兵团团围住，大家知道受骗上当了，但为时已晚。
这时，宋琴楼出现在人群面前，他恶狠狠地喊道：“凡是搞过游击队的都站出来!”场上死一般沉寂，没有一人敢动一动。“听见没有，耳朵鸡八戳聋啦!”宋琴楼把嗓门提得很高，开始骂起了脏话，但仍然没人理睬。无奈之下，他令爪牙雷云甫、雷冬生把认识的游击队员李金山拉出来。宋琴楼上前对李金山封脸就是一记重重的一耳光，大声吼道：“老子喊了半天，你为什么不站出来，给老子一个个把你的同党点出来，不然就要了你这条小命!”说着，用手枪在李金山脑袋上敲了敲。李金山被宋琴楼一耳光打得眼冒金花，又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吓得直打哆嗦，终于成了软骨头，当了可耻的叛徒。他带着匪徒在人群中到处寻找，指认游击队员。他点出一个敌人捆绑一个，一下子有二十四名游击队员落入敌人魔掌。他们是：周超焕、周才松、周才庆、周才林、周才谋、周洪瑞、周洪申、周衡山、周九山、周桂庭、周炎泉、周茂清、周益志、宋暑生、贺潮海、贺世尤、贺兴祥、贺家琪、贺洞泉、贺阳春、向登科、杨春善、李以海、王举之。有个匪徒指着周洪瑞和周茂清说：“刚才打算逃跑的就是这两个家伙。”
敌人面对二十四张愤怒的面孔，不觉有些胆颤。为了壮壮胆子，显显淫威，他们把刚才打算逃跑的周洪瑞、周茂清以及先前捉到的张采焕、周伯清四人当场用开花子弹打死。张采焕被打中脑袋，脑浆迸了一地。敌人觉得这还不解恨，又把贺世尤、贺阳春、贺兴祥三人绑在木梯上倒插入恩子潭活活淹死。接着把其余十九名游击队员串绑在一起押往石门县城。在押解途中，周超焕一路走一路寻思：此去必死无疑，与其命丧他乡，不如魂断故土，干脆和匪徒拼个鱼死网破，兴许还能活出几条命来，就是死了，热血洒故土，也死而无憾。当押解队伍行至周家峪善人坡(必经之地)时，周超焕突然大喊：“同志们快跑啊!”他奋力挣脱绳索，一脚踢翻押解他的那个匪兵，飞快向不远处自己的家奔去。接着有两个匪兵随后边打枪边追赶。周超焕跑到自己家门口，一屁股坐在碾禾用的石磙上，两眼怒视着追来的敌人，大声喊道：“狗杂种，就朝老子这儿打吧!”他边喊边拍打着自己的胸膛，壮烈牺牲在自己家门口。
其余十八名游击队员，见周超焕争脱跑掉了，也一起行动起来，用力争扎，押解队伍一片混乱。敌人几次试图制止骚动，都无济于事，眼看越来越招架不住了，于是残忍地一通乱枪扫射，有十六人当场牺牲，只有杨春善受伤倒于死人堆里未被察觉幸免于难，还有李以海当场没打死，被押到栗山坡杀害。叛徒李金山被带到石门县城后不几天，敌人见他再无利用价值了，也被杀死了。
善人坡、栗山坡、恩子潭，这三块红色国土，见证了八十三年前这血腥的一幕!为了纪念逝去的英雄，善人坡自此改成了“杀人坡”。
十九、敌残绝人寰英烈舞忠魂
自从常德专署反动当局派遣国民党一个正规师来石门南乡后，南乡游击队面临重兵压境的不利局面，隐蔽在刘家山深山老林中不敢轻易出击。反动派则乘机疯狂捕杀革命人士，继杀人坡“六.一四”惨案后，又制造了一桩桩惨绝人寰的血案。
一区区委委员张杰斋，是曾为国民革命军某团团长、南昌起义参与者、现为贺龙部下张海涛的胞兄。他与舒集吾是两股道上跑的人，曾进行过激烈的斗争。无奈张海涛技高一筹，舒集吾只得望涛兴叹，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再来，一九二六年农运时期，张杰斋是一区党部常委，对舒集吾一伙豪绅恶霸进行过无情斗争。因此舒集吾与张海涛、张杰斋兄弟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张杰斋不幸被捕后，舒集吾咬牙切齿，叫嚷着要剥他的皮，吃他的肉。最后，在水制河滩上将张杰斋乱刀砍死，剖开腹腔，割下血淋淋的肝脏当下酒菜，割下胆囊做眼药方子，其暴行令人发指。
一区区委委员张光召被捕后，舒集吾指示爪牙用铁丝拴住他的锁骨牵着在夏家巷游街，鲜血顺着张光召身体往下流，洒满街道。最后被杀在自己家里。敌人放火把他的尸体连同房屋一起化为灰烬。
共产党员肖先之，游击队员闫同阶、张宜彦、张学阶不幸落入广福桥反共头子张登之魔掌。肖先之在敌人对他审讯时，义正言辞，历数张登之镇压革命、杀害革命人士、欺压剥削人民、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等种种罪行。张宜彦和张学阶父子二人在审讯室对张登之痛骂不已。他们三人被张登之割下头“示众”，壮烈牺牲。
闫同阶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视死如归，守口如瓶。敌人以“死”相威胁，他正气凛然，高声怒道：“老子从革命第一天起，就作好了为革命而死的准备!”张登之暴跳如雷，大声叫道：“好啊，既然你准备去死，今天就让你死出个花样来。”说着令爪牙抬出一个烧得通红的铁桶绑在他赤裸的背上。顿时，闫同阶背上青烟直冒，皮肉烧得咝咝作响，满屋弥漫着浓浓的皮肉焦臭味。闫同阶高声痛骂敌人是“吃人的魔鬼”，“灭绝人性的畜牲”。这个坚贞不屈的汉子就这样被活活烧死。
共产党员，原冷水街区分部常务主席王灵川，在二六年农运时期曾组织群众游斗过反动劣绅王为已，后来王为已又被共产党处决。所以王为已的家人对王灵川有着刻骨仇恨。后王灵川不幸被捕，王为已的胞弟王叶泉逼迫他交出杀害其兄的凶手。王灵川怒目圆睁，愤怒地说：“王为已对抗革命，设立“代笔讼案”，使我们不少同志被捕，险遭杀害，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们不杀，天理不容!”接着又把话锋转向王叶泉，“你王叶泉今天虽然暂时得势，但终究逃不脱你老兄同样的下场!”王叶泉被痛斥得满脸发紫，狂叫着：“王灵川你胆敢如此放肆，今天我要你祭我兄坟。”王灵川早有思想准备，指着王叶泉骂道：“王叶泉，你看老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今后轮到你死的时候，能象老子这样视死如归，就算你有种!”王叶泉被骂得不知所措，嘴里叽咕了几下，没吐出什么词儿来，只得把王灵川推到王为已坟前杀害。
栗山坡党支部(后升格为总支)书记宋鹤鸣、支部委员贺任植，刘家山党支部书记杨文林等一批南乡革命的奠基人在敌人大搜捕中都没能幸免，英勇献出了宝贵生命。反共团总宋琴楼想用宗族关系软化宋鹤鸣，遭到宋鹤鸣严词驳斥：“我们宋氏家族，为有你这样的败类感到羞耻!我宋鹤鸣从来就喜欢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最后宋鹤鸣被宋琴楼杀害于栗山坡。
反共头子董伯勋和匡象贤勾结张登之，在“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口号下，于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将游击队员董天次，董天将，董松林在蓝家拐杀害时，还把一个叫化子不分青红皂白当作游击队员一同杀死，其罪行无可加复也。
英雄们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英勇牺牲了，他们的英灵将长留寰宇，他们的英名将永垂青史，他们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努力创造新世界!
二十、施计突围困迈步新征程
敌人终于弄清了游击队藏身之地，准备对刘家山展开大规模清剿。他们以正规军担任主攻，地方团防武装在各主要路口设关堵卡，切断游击队与外界一切联系，对刘家山形成包围之势，形势十分危急。张三烈、周南、杨文林、陈坤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围方案。根据情报，刘家山各出口——舒家口、顾儿岩、申家垭、岩板垱均被敌人堵死，只有通往青玄山的凉水井防守稍松，但这里一有动静，就近的敌人只需二十来分钟就可以赶过来。经反复研究，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进行突围。
六月下旬一天上午，游击队突然向申家垭守敌发起攻击，敌人以为游击队要从这里突围，岩板垱和舒家口的守敌迅速跑来助阵。游击队瞅准机会急速奔向凉水井，快刀斩乱麻解决了那里少量守敌后，顺利登上了青玄山，再次从敌人视线中消失。
青玄山上荆棘丛生，山顶有一破庙，恰可供游击队员栖身。一天，从颠儿垭、桃子溪不同方向传来枪声，为了安全起见，游击队员从破庙转到了羊角山密林中，他们带的三天干粮早已吃完，现在腹中空空如也。下午，正在放哨的周南，发现不远处有个砍柴的人。他轻手轻脚走过去仔细打量，觉得此人好面熟。想了一会，记忆的闸门打开了，原来这个人叫杜玉衡，两年之前同他曾有过一面之交。那是有一次，周南到官渡桥办事，见挑着柴卖的杜玉衡被一无奈之徒欺侮，向他勒索钱财。正当杜玉衡处于孤独无援时，周南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于情于理狠狠教训了那人一顿。围观的群众拍手叫好，不断起哄，搞得那人狼狈不堪，灰溜溜地跑了。事后，杜玉衡对周南感激不已，两人互通姓名后，各自离去。
周南回忆到这儿，喜出望外，想请杜玉衡帮战士们弄点吃的。于是咳嗽了一声，以引起杜玉衡的注意。杜玉衡听见咳嗽声后，抬头一望，先是一怔，接着丢下砍柴刀惊喜地向周南走来，周南也迎前几步，两人紧握着手。杜玉衡激动的说：“哎呀，周先生，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杜玉衡啦，你怎么到这老山上来了现在风声这么紧，这里很危险呀!”杜玉衡自那次在官渡桥与周南邂逅后，打听到他是“搞共产党”的，这时担心地说：“听说明天胡巨川、邵和庭、夏保林要联合搜山，这羊角山怎么藏得住呢”周南问：“现在如何是好呢”杜玉衡以为周南独自一人，忙说道：“你暂时先到我家歇息一会，等到深夜我送你出去。”周南说：“不，我还有许多同志在山上，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两块光洋往杜玉衡手里塞,“请你帮我们煮些稀饭送上山来，让同志们吃饱肚子后再走。”杜玉衡正愁没机会报答周南当年解困之恩，哪肯要周南的钱呢满口答应：“好，好，我这就去煮。”说完很快走下山去。一会儿，山下那小屋顶上冒起了炊烟。
周南回到战士们呆的地方，把刚才偶遇故友的情况向大队长陈坤山说了后，认为有必要防备一下，于是让大家隐蔽到另一地方，自己在原地等候杜玉衡送稀饭来。
不一会，杜玉衡挑着两水桶玉米粥，还有菜，一手提着装着碗筷的篮子，一步一步走上山来。周南迎上去接过篮子，招呼同志们出来吃饭。大家饿极了，一会儿就把两只水桶底儿朝天了。
饭后，杜玉衡手指远方对周南说：“今晚半夜以后，你们可以从杉方峪出去，经独子岩，出丁家塆，过了河就跳出了敌人搜捕圈。”他想了想接着又说：“不过，一路上有几个路口敌人设有岗哨，你们尽量避开正道走小路。”周南感谢杜玉衡指点，握手道别，目送他走下山去。
深夜，大地寂静无声，天空繁星闪耀。月光下，张三烈、周南、陈坤山等带着游击队员按照杜玉衡指点的路线快速前进。出了杉方峪，过了独子岩，进入丁家塆，一路顺风。突然有人踩翻了一块石头，乒乒乓乓滚下山去，惊动了附近哨卡的敌人。敌人立即鸣枪报警，各哨卡敌人迅速包抄过来。战士们只得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由于刘家山突围时，子弹已打完，周南一边不停地在衣兜里摸着，一边吩咐杨三级准备好炮仗，眼看敌人越来越近了。天无绝人之路，周南竟从衣兜里摸出一颗剩下的子弹，顺手从身边一战士手上拿过枪来装入枪膛，瞄准走在前面的敌人“叭”的一枪，那人应声倒下。与此同时，杨三级点燃炮仗，噼里啪啦响起来，敌人不知深浅，调头就跑。游击队迅速出丁家塆，过了道水河，摆脱了敌人的包抄。
天亮时，游击队来到两渡水虎背山。根据贺龙先前的指示，准备去磨岗隘寻找他的队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严密，几十人的队伍目标太大，张三烈、陈坤山、周南商量决定兵分两路行事。一路由周南带领谭良才、周满堂、闫桂林、闫先衡、闫质宣、闫先念、闫登傲、闫于成等同志经祝公渡、刘家河去湘鄂革命根据地——桃花山。另一路由张三烈带领陈坤山、陈寿山、陈太阶、杨三级、杨汝南、胡会成、周敬哲等同志去磨岗隘找贺龙红军。患难战友，情同手足，难舍难分。大家拥抱一团，热泪盈眶。相互安慰着，鼓励着。张三烈勉励大家坚定信念，充满信心，革命到底，永不回头。周南满怀激情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暂时的分别，是为了明天永远在一起，我们要克服重重困难找到红军。相信我们会重逢的!”最后大家挥泪而别，踏上了寻找红军的艰难之路。
周南一行十多人扮成到洞庭湖区割谷的务工人员，行至祝公渡时，遇到敌人严厉盘查。闫先念、闫质宣、闫于成、闫登傲四人不幸被捕，当场牺牲。其余同志不敢暴露身份，只得强忍悲痛，从战友遗体旁边走过，继续前进。到了刘家河，周南打听到桃花山根据地已遭敌人破坏，不能去了。只好带着十来个人另行出路。后来他们来到常德酒港做工度日，到一九三五年才回到家乡。
张三烈一行人历尽千辛，最后在磨岗隘找到了贺龙红军，一个姓孙的军长热情接待了他们，游击队员们激动得泪流满面。
两年后，一九三0年十月，贺龙红军终于打回石门，在威武雄壮的红军队伍中，有警卫营长张三烈、连长陈坤山和陈太阶、连指导员贺文成。其他游击队员都转为红军战士，雄纠纠气昂昂行进在红军队伍中。
经军在石门帮助建立起县苏维埃政府，汪毅夫任政府主席，陈坤山任政府警卫大队长，杨汝南任政府财经干事，红旗再次在石门上空高高飘扬。
随着革命形势快速发展，驻石红军奉命攻打澧州城，石门人民依依不舍送别亲人。张三烈、陈坤山、陈太阶、贺文成和原游击队其他战士跟随红军踏上了新的征程。
后记
周友林
袁任远，原名袁明濂(廉)，号毓灵，曾用名袁思贤，南乡大革命时期化名老满。1898年5月出生于湖南慈利县，是石门南乡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927年秋，任中共石门县委委员，1928年春组建中共石门南乡第二区委员会，同年3月，同汪毅夫、陈昌厚、佘策源等同志组建中共石门南乡第一区委员会。随后组建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佘策源任司令员，袁任远任党代表，举行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7月(农历6月)南乡起义失败。袁任远同佘策源等同志在群众掩护下脱出包围。同年10月任上海总工会秘书。1929年12月参加由陈豪人和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1932年底后任湘赣军区红八军政治部主任。1939年10月随部队返回陕甘宁边区。1943年4月至6月作为晋绥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全国解放后，袁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青海省委书记、省长和中央监委专职常委。1977年已是八十高龄的袁老还出任中纪委副书记，1986年1月2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
汪毅夫，字厚南，南乡革命时期化名王平，临澧县停弦渡花林坪人，一九0三年出生于一个中等富裕家庭。1925年7月毕业于法政学校，同年9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程潜任军长，林伯渠任党代表)某部任营级政治指导员；1927年4月27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受中共派遣以特派员身份回到临澧县开展地下革命工作；1928年初，被派往石门，任中共石门县委委员，同袁任远、陈昌厚等同志发动了石门南乡起义。同年6月，贺龙率领的工农红军受挫，汪与陈昌厚一同被党组织派往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工作，汪任宣传队长。同年10月，汪任湘西前敌委员会委员，主管苏维埃政府建设工作。1929年3月，汪任红四军第二旅党代表；6月中旬，红四军打下桑植县城，成立县苏维埃政府，汪任主席团主席，同时组建农民自卫军。1930年2月，汪任鹤峰中心县委书记，负责鹤峰、五峰、长阳、石门诸县革命工作。同年7月，汪出任红二军(红四军改称)四师十一团政委，同时负责保卫鹤峰、五峰、石门的苏维埃政权。
1932年秋，湘鄂西苏区领导人夏曦因忠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大搞错误地“肃反”，以“改组派”罪名将汪错杀，时年29岁。1935年8月，时年14岁的大儿子汪佐福跟随红军长征，亦不幸病死途中。
陈昌厚，南乡革命时期化名周麻子，1905年出生于常德县石板滩。1927年夏，任湘西特派员，同年冬任中共石门县委委员。1928年正月，陈任中共石门南乡第二区委员会书记，同年3月协同袁任远组建中共石门南乡第一区委员会(区委机构化名炎炎赤)，陈任书记(原二区书记由张三烈继任)，同时组建革命武装，随后陈担任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第一路指挥部党代表。南乡起义失败后，陈同汪毅夫被派往红四军工作。1929年6月，随着红四军打下桑植县，成立苏维埃政府，陈任县农民协会主席，并组建农民自卫军。约于1930年，陈与临澧县的王再生、全受益等20多名原游击队员组成一支常、临边区游击队，在柏枝台七姑山、鳌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杀死反共团防李华清和劣绅全莲堂。终因敌人清剿甚激，最后分散隐蔽。1932年4月，敌军大举“围剿”洪湖苏区时，陈率领一支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在瓦庙集抗击敌人，坚持战斗7昼夜，最后中弹牺牲，年仅27岁。
佘策源，字汉初，1909年7月出生，石门花薮人，中共党员。1928年任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石门南乡起义失败后，在群众掩护下逃脱追捕，后投贺龙红军部队。1929年2月辗转至开封。1930年国民党在河南开卦开展登记工作，此时佘与组织失去联络，遂加入国民党。并经族兄佘爱生介绍进入河南省党部工作，历任河南省政府录事、河南省民报社校对、北京扩大会议录事、陕西西安文化日报社编辑、铁道部职教会助理会计等职。七七事变后，佘与同乡箫忠贞等一同返湘，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在永顺组织地方武装抗日。1938年佘任湖南永顺县政府第三专署第二科科长、副主任，1940年12月经邓飞黄、萧忠贞介绍任第一战区经济委员会专门委员，1941年8月离职改任驿运处秘书。1944年入中训团受训时集体加入“三青团”，受训结业不久即被派为湘桂铁路党部委员。1945年任南京财政部稽核室稽核，1948年经邓飞黄(时任湖南省民政厅长)邀任湖南省政府民政所秘书并代主任秘书，1949年5月辞卸。同年8月经袁任远介绍留任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科员，1961年4月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秘书。1970年4月逝世，享年61岁。
陈坤山(昆山)，石门官渡桥汉丰人。1925年报考黄埔军校，1928年4月参加石门南乡起义，始任第二游击大队分队长，肖渊泉牺牲后继任大队长(再后由陈寿山接任)，有勇有谋，曾假投南乡二区草头王陈国衡手下当兵，设计夺取枪支近20条，胜利返归游击队。南乡起义失败后，陈坤山同陈寿山、张三烈等投贺龙红军部队。1930年初随红军赴湖北石首，被贺龙任命为连长，10月晋升营长，11月调任石门县红色警卫队长，参加苏区建设。1931年1月，红四军与国民党第十九师二团及石门团防罗效之遭遇，在白沙渡激战中，时任赤卫大队长的陈坤山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时年仅29岁，其子陈炎林承嗣。
陈寿山，字忠猛，石门官渡桥两合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回乡后参加石门南乡起义，始任第二游击大队分队长，后继任大队长。同年7月，南乡起义失败，陈同张三烈、陈坤山等同志投贺龙红军部队，1929年6月参与指挥攻克长阳县城的战斗。7月9日参与领导湘鄂边界的西湾起义，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6军，任副军长，曾参与指挥沿头溪战斗。同年8月所部在长阳资丘遭国民党军袭击失利，他突围后在长阳李田窑被地主武装杀害，时年仅27岁。
陈太阶(陔)，石门官渡桥两合人。1927年农历10月25日，应石门南乡地下党邀请，枪杀了反动劣绅王为己，铲除了残害革命人士的毒瘤。随后与南乡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并协助地下党在县城成功劫狱，救出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的王灵川等革命志士。1928参加石门南乡起义，任第二游击大队分队长，后任副大队长。南乡起义失败后，陈同张三烈等同志投贺龙红军部队。1930年10月，红军打回石门时，陈任连长。1932年于湖北松滋作战中牺牲。
周敬哲，派名常序，号凤鸣，生于1905年，石门官渡桥西周周家峪人，1927年9月，任中共姚家桥党支部委员，参与组建石门南乡第二游击大队，周任分队长，是游击骨干成员，作战勇敢。南乡起义失败后，同贺文成等同志投贺龙红军部队。在组建地方苏维埃政权中，曾任湖北某县负责人(但无档案材料)。1936年随红军北上，途经云南省镇雄县遭国民党军飞机炸伤，无法继续随军前进，部队将他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养伤，伤愈脱队，就地成家，配妻张银戈，生三子(训刚、训武、训友)，1960年病故，享年55岁，其长子周训刚遵循父愿，曾于1997年回故乡探亲认祖，现有子孙20余人。
贺文成，石门官渡桥西周姚家桥人。1927年夏参加红军，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随后回家休养。同年9月，贺任中共姚家桥支部书记，秘密参与组建游击武装。1928年参加石门南乡起义，多次率队与敌作战。同年农历5月29日，率朱子注等百余名游击队员兵分三路，与地方反动挨户团在崇秀寺附近作战，打死打伤敌人近40人。南乡起义失败后，贺同张三烈等同志北上投贺龙红军部队。1930年红军打回石门，贺任红军指导员，随后转战湘西各地。1932年在湖北松滋作战中牺牲，在家生有栋才、全才、三才三子，现今孙辈众多，人丁兴旺。
张海涛，字浩然，又名张声迟，石门官渡桥两合人。1925年1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1927年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4月，受贺龙临时委派任中共石门县委代理书记，参与袁任远等同志组织发动石门南乡起义。同年5月，受湘西特委派遣，北上子良坪、太平街、五峰开辟地下交通线。1929年7月任红二军十七师五十团团长，1931年回家。为报杀兄之仇，不惜脱党回家，屈就国民党委任的“区长”一职，借机诛杀了石门南乡反共清乡委员会主任、曾将张海涛胞兄张杰斋同志剜心肝下酒的大仇人舒集吾。1956年病逝，享年58岁。
周才桂，字群林，化名周南，石门官渡桥西周周家峪人。生于1902年，肄业于湖北法政学校，复肄业于长沙群治大学。其家虽不富裕，但他奋学，造就他知识渊博、有胆有识。“马日事变”后，他奉命从长沙群治大学返乡，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石门南乡革命斗争，是石门南乡最早中共栗山支部四名党员之一。按支部分工，他先后创建了以贺文成为支部书记的姚家桥党支部和以龚受益为支部书记的夹山党支部。1928年正月，周任中共石门南乡二区委员会宣传委员，南乡起义后，周主要在刘家山开展工作，南乡起义失败后，其父周道明(游击队侦查员)被国民党杀害于临澧县，尸首无归。周才桂(即周南)率领刘家山部分游击队员突出重围，拟投桃花山革命根据地未果，无奈走洞庭湖卖苦力，甚至出家当和尚糊口度日，以避官兵追杀，直到1935年才返回家乡，从此脱党，遂以教书为业。解放后，因其是南乡起义失败时没有被敌人杀掉的人，疑为叛徒，故受到不公正待遇，曾被归纳为五种分子(地、富、反、坏、右)对待，后被揭“帽”，过正常人生活，1985年农历7月15日病逝，享年83岁，其子周炎吾，孙女周玉银是为其后。
张三烈，石门官渡桥西周张家湾人，习过武。1927年9月加入共产党，任姚家桥支部委员。1928年正月任中共石门南乡第二区委员会军事委员，随后任二区区委代理书记，同年5月继任区委书记。南乡起义失败后，率陈坤山、贺文成、杨汝南等同志投贺龙红军，1930年任红四军第一警卫营营长。1932年回家经营田产，从此脱党。解放后，其家被划为地主成份，田产被依法没收，因害怕被人民政府追究其脱党之罪，在家上吊自杀。
肖渊泉，官渡桥长龙人，生于1901年，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同肖先之一道组建肖氏祠分党部。1928年南乡起义时任第二游击大队长，每次战斗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同年农历5月25日追敌于会垭山城墙岩处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27岁。其子肖熏力成。
宋鹤鸣，石门官渡栗山坡人，早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宋在当地宋氏祠组建成立分党部并负责常务工作。马日事变后奉命从长沙返乡，1927年农历7月15日创建南乡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栗山支部，点燃了南乡二区地方的革命星火。南乡起义后，宋主要从事党务政治工作。革命失败被捕，被反共团总宋岑楼杀害于栗山坡。其妻闫兰玉，1926年任妇女筹委会委员，解放前病逝。
蔡凤鸣，花薮人，1928年任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第一游击大队长，牺牲在舒家口。
刘子普，石门官渡灌坪人，1926年任曹家垭分党部儿童团长，南乡起义时任第二游击大队指导员，政治性强，多次参加对敌战斗，勇敢杀敌。起义失败后被捕，受尽酷刑，宁死不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石门县蒋家洲，临刑前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时年仅19岁。
杨石武，官渡桥青峰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同年担任官渡桥区党部常委工作，组建农会，诛杀反动劣绅陈化昌。马日事变后，反动势力复辟，陈化昌的儿子陈海秋及宋岑楼一伙将杨石武同志捉去受尽酷刑后，杀害于陈化昌墓前祭坟。
杨文林，杨石武长子，移居刘家山，1927年冬任中共刘家山党支部书记，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7月，南乡起义失败后，在筲箕湾被捕，被敌人杀害于夏家巷。
龚受益，石门杨坪人，1927年冬任中共夹山党支部书记，1928年参加南乡起义，后被杀害于易家渡。
贺任植，官渡东红人，是中共栗山党支部最早的四名成员之一，起义失败后，牺牲于栗山坡。
肖先之，官渡东泉坡人，是中共栗山党支部最早的四名成员之一。1927年在刘家山组建了以杨文林为支部书记的刘家山党支部。起义失败后被捕，牺牲于桃子溪。有子肖代忠。
杨三级，官渡汉阳人，南乡起义时任第二游击大队刘家山游击分队队长。革命失败后投贺龙红军，在作战中牺牲。
王灵川，官渡晓星人，中共党员，1926年负责冷水街分党部常务工作。大革命时期从事政治工作，1928年7月被反共团佐王叶泉杀害于王为己墓前祭坟。
刘衡志，官渡栗山人，1926年负责曹家垭区党部常务工作，后被刘伟大杀害。其妻杨瑞林，官渡东红人，1926年任妇女筹委会委员，解放后病逝。
宋暑生，官渡西周人，游击队班长，1928年6月14日被杀害于缮人坡。现今宋珍清是其孙。
周才松，官渡西周人，生于1897年，游击队班长，作战勇敢，曾与肖渊泉、董学阶、周益志组成四人突击组大战丰丹玉，起义失败后被捕，被杀害于缮人坡，时年31岁。
周超焕，官渡西周周家峪人，生于1892年，1927年入党，游击队分队长，在贺氏祠被捕，在押往石门路经本人家前时挣脱逃跑，被官兵枪杀于自家禾场，时年36岁。现有其孙周望初、玉初等后裔。
周道明，官渡西周人，生于1884年，周才桂之父，游击队侦察员，被杀害于临澧县殷家溪，连尸体也没找到，时年44岁。
周南山，官渡西周人，生于1885年，游击队员，周敬哲之父，起义失败被捕，1928年6月被杀害于临澧县殷家溪，时年43岁。
周益志，官渡西周人，生于1905年，游击队员，作战勇敢，1928年参加四人突击组大战丰丹玉，6月14日被上官包杀害于缮人坡，时年23岁。
周才庆，官渡西周人，生于1901年，周才松胞弟，游击队员，与兄同时被杀害于缮人坡，时年27岁。现今周隆犬是其嗣子。
周才业，官渡西周人，游击队侦察员，南乡起义失败后逃出虎口，解放后病逝。
周才谟，官渡西周人，生于1897年，周才业胞弟，游击队侦察员，1928年8月9日被杀害于临澧县，时年31岁。
周才林，官渡西周人，生于1897年，游击队炮手，1928年6月20日牺牲于新桥张家湾，时年31岁。
周才珍，官渡西周人，游击队员，牺牲于周家峪立龙寨。
周南斋，官渡西周人，生于1900年，游击队侦察员，1928年8月被杀害于易市双溪桥，时年28岁。现今周谷生、周金生是其孙。
周炎泉，官渡西周人，生于1881年，游击队炊事员，1928年6月14日被杀害于缮人坡，时年度47岁。现今周文书是其孙。
周茂青，官渡西周村周家峪人，生于1886年，游击队员，与张采焕同时被杀害于贺氏祠，时年42岁。
周洪瑞，官渡西周周家峪人，生于1886年，游击队员，与张采焕同时被杀害，时年42岁。现今周金林是其重孙。
周桂庭，官渡西周周家峪人，生于1905年，周洪瑞之子，游击队员，被杀害于缮人坡，时年23岁。
周柏青，官渡西周周家峪人，生于1897年，游击队员，起义失败后被捕，被杀害于缮人坡，时年31岁。现今周训杰是其孙。
周波青，字海亭，官渡西周周家峪人，生于1909年，游击队员，被杀害于缮人坡，年仅19岁。
周凤生，官渡西周人，生于1911年，周超凡长子，中共党员，起义失败后投贺龙红军，以后下落不明。
周隆春，官渡西周人，游击队员，牺牲于周家峪立龙寨。
周保村，官渡西周人，生于1887年，游击队员，1928年7月14日牺牲于官渡桥，时年41岁。
周恒山，官渡西周人，生于1903年，游击队员，被杀害于缮人坡，时年25岁。有子周福之。
周九山，官渡西周人，游击队炊事员，被杀害于缮人坡。现今周常础是其孙。
宋德仲，官渡西周人，游击队员，1928年6月14日被杀害于缮人坡。
张采焕，官渡西周人，游击队员，1928年6月14日在贺氏祠被宋岑楼挨户团杀害，现今张德富是其孙。
贺文魁、雷和尚(真名不祥)，均为官渡西周人，游击队员，被杀害于临澧县城。
贺朝海，官渡西周人，游击队员，被杀害于缮人坡。
贺世尤，官渡西周人，游击队员，在贺氏祠被捕，当场被淹杀于恩子潭。
贺典吾，官渡西周人，我党秘密交通员，被杀害于西周排兵垭。有子贺柏生、贺修根。
曾庆双、贺双溪、宋友元、栋栋庭，均为官渡栗山人，游击队员，牺牲于栗山坡。
向松山，官渡栗山人，游击队员，被杀害于石门县城。
杨望生，官渡栗山人，游击队员，牺牲于晓星村单家台。
宋锡之，官渡栗山人，游击队员，牺牲于青峰村熊家湾。有子宋桂庭。
杨明么，官渡栗山人，游击队员，牺牲于巅儿垭。有子杨文甫。
宋阳生，官渡栗山人，游击队员，牺牲于官渡桥马家峪。有子宋蒙泉。
贺凤山，官渡栗山人，游击队员，被杀害于栗山坡。有子贺宗福。
宋八么、宋桂生，均为官渡灌坪人，游击队员，牺牲于灌坪宋家岗。
李海山、李茂林，均为官渡灌坪人，游击队员，牺牲于栗山坡。
刘伟林、贺凤山，均为官渡灌坪人，游击队员，同时牺牲于灌坪雷家桥。
李凤山，官渡灌坪人，游击队员，牺牲于石门县城。
姚礼堂，官渡灌坪人，游击队侦察员，连同其母亲一起被杀害于官渡桥。
周景阳，官渡灌坪人，生于1894年，二区文书，牺牲于临澧县，时年34岁。
宋日新，官渡灌坪人，中共党员，游击队员，被杀害于石门县城。
宋卓之，官渡灌坪人，游击队员，牺牲于李家大堰。
宋日民，官渡灌坪人，游击队员，被杀害于石门县城。
王佑川，官渡晓星人，游击队员，牺牲在官渡桥。
易善丙，官渡晓星人，游击队员，革命失败后出逃在外，其母亲被敌人杀害。
王宗先，官渡晓星人，游击队班长，牺牲于李家堡。嗣子王长青。
郭继阳，官渡晓星人，游击队员，被杀害于官渡桥。有子郭宗云。
王小元，官渡晓星人，游击队员，被杀害于缮人坡。
王举之，官渡晓星人，游击队员，被杀害于缮人坡。
王岳之，官渡晓星人，游击队员，牺牲于唐家岗。
向登科，官渡新桥张家湾人，游击队炮手，被杀害于缮人坡。
向长举，官渡新桥张家湾人，游击队员，被杀害于缮人坡。
贺举之，官渡新桥人，游击队员，起义失败后被捕，牺牲于临澧县城。有子贺洪茂。
贺兴富，官渡新桥人，游击队员，牺牲于周家峪。现今贺金莲是其侄女。
贺家齐，官渡新桥人，游击队员，被杀害于缮人坡。有子贺修兵。
贺兴祥、贺阳春，均为官渡新桥人，游击队员，与贺世尤同时被淹杀于恩子潭。贺阳春有子贺修桂。
邹云成，官渡汉阳人，游击队员，牺牲于汉阳山岩堡。
朱登容，官渡汉阳人，游击队员，是“缮人坡惨案”中唯一幸存者，解放后病逝。
朱双全，官渡汉阳人，游击队员，被杀害于临澧县。
朱泽利，官渡汉阳人，中共党员，游击队员，起义失败后被杀害于临澧县。
龚明进，官渡汉丰人，游击队员，被杀害于贺氏祠。
闫同阶，官渡青玄人，游击队员，被张登之用“火背篓”酷刑杀害于广福桥桃子溪。
董天慈、董天将、董松林、赵德泮、赵金武，均为官渡青玄人，游击队员，同时牺牲在官渡双龙村兰家拐。
杨义成，官渡东红人，中共党员，游击队员，在侦察敌情时牺牲于甲子山。有子杨祥林。
贺文山，官渡东红人，游击队员，牺牲于栗山坡。
贺金姑，官渡东红人，1926年任农民协会妇女筹委会委员，解放后病逝。现今杨友成是其子。
杨汝南，官渡东红人，农民协会主任，1928年参加南乡起义，革命失败后投贺龙红军，1930年红军打回石门时任红军后勤经理，以后情况不详。
张桔林，官渡荷花人，游击队员，牺牲在史家峪。
张绍栋，官渡荷花人，1928年任中共南乡二区组织委员，被杀害于白洋水治河边。
陈祖二、陈光朗，均为官渡两合人，游击队员，牺牲于两合团斗坪。
张结(杰)斋，官渡两合人，张海涛胞兄，1926年国共合作时任夏家巷区党部常务工作，1928年春任南乡中共一区委员，被捕后遭敌人严刑拷打，被舒集吾乱刀杀害于白洋水治河边，断气前遭敌人剖腹剜肝下酒之惨。有子张光权。
尹长生，官渡两合人，游击队员，父子三人同时牺牲于夏家巷。
杨暑生，官渡桥人，游击队员，牺牲于官渡桥。有子杨克武。
杨三元，官渡桥人，游击队员，牺牲于官渡桥。
钟善池，官渡桥人，游击队员，牺牲于杨坪周思安。有子钟炎林。
匡伯凤，官渡双龙人，1926年任农会纠察队长，1927年与杨石武一同被地主武装杀害。
胡汇成，官渡新岗人，游击队员，革命失败后投红军部队，在一次作战中牺牲。有子胡光先。
佘丹青，官渡新岗人，1926年任妇女筹委会委员，解放后病毒逝。有子闫桃春。
陈化堂，杨坪枣峰人，农会委员，被丰丹玉杀害。有子陈克明。
周修全，杨坪枣峰人，生于1877年，游击队员，1928年6月20日牺牲于灌坪雷家坪，时年51岁。
丰应长，杨坪枣峰人，农会纠察队长，1927年被丰丹玉杀害。
孙仕林，杨坪枣峰人，农会纠察队员，1927年被丰丹玉杀害。
龚喜生，杨坪姊妹人，中共石门二区委员会即在他家召开，故被敌人杀害于晓星王氏祠。
贺云成，杨坪东周人，游击队员，牺牲于官渡灌坪宋家岗。
覃德堂，杨坪下官人，游击队员，革命失败后投湘西红军，以后下落不明。
覃美玉，杨坪下官人，农会主任，马日事变后被丰丹玉逼死。
易恒新，白洋湖人，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任中共白洋湖第六高小支部书记，1928年被敌人杀害于白洋湖。
闫于羔、闫质轩、闫先鳌、闫先念，均为刘家山人，游击队员，起义失败后随周才桂突围下洞庭湖途中，四人同时被汪耀庭部杀害于祝公渡。
闫先恒，刘家山人，游击队员，牺牲于易家渡。
杨团生、杨二爷(真名不祥)、杨秀之、舒南湘、董民安、谭浦青，均为刘家山人，游击队员，同时牺牲在杨家坪。
董阳生，刘家山人，游击队员，牺牲在谭家山。
蔡先任，刘家山尹家峪人，游击队员，起义失败后脱出包围，在外躲避一年余回家，解放后病逝。
黄东生，汪家山人，游击队员，牺牲于汪家山。
陈光昭，夏家巷盘山人，中共一区委员，被捕后遭穿骨游街，被杀害于自家里屋，连同房子一起被敌焚烧。
舒晓凡，夏家巷老屋台人，中共一区委员，被杀害于常德。现今舒业干是其后裔。
蔡耒成，夏家巷人，一区政工，牺牲在花薮戈尔潭。
蔡成焕，夏家巷人，一区游击队员，牺牲于舒家口。
蔡宏耀、付砥如，均为夏家巷人，一区政工，牺牲于陈家桥。
张学阶、张宜彦(父)，父子二人，慈利县广福桥双合人，同时牺牲在广福桥桃子溪。
张国英，慈利县人，中共党员，白洋湖第六高小教师，解放后病逝。
李敬庭，官渡汉丰人，游击队司务长，起义失败后变节为绅，解放前病逝家中。
朱子注(铸)，石门官渡汉阳朱家溶人，练过武艺，是当地知名人士。1927年冬，朱受进步思想影响，拥护革命，被纳为中共党员。为掩护革命活动，出任崇秀寺小学校长，随后参加石门南乡起义并任第二游大队分队长，1928年农历5月29日，朱同贺文成等人率游击队兵分三路，在崇秀寺附近打死打伤反动地主武装(挨户团)40余人。南乡起义失败后，朱化妆逃出，三年后才回家，从此脱党，遂与当地豪绅混同一起。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收押，念其无大恶，仅判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回家数年后病逝。
贺洪范，石门官渡西周人，1928年加入共产党并参加石门南乡起义，时任第二游击大队炮队长。在周恩安反围剿战斗中，炮轰敌阵，打败敌人。起义失败后，外逃数年方归，从此脱党，遂变节为绅，雇请长工广置家产。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政府福田乡第二保保长多年。解放后被划为地主，贺潜逃在外帮人驾船度日一年余，后被抓捕归案，因无大恶，被判有期徒刑，刑满前病逝。
侯宗汉，盘石人，出身土匪，1928年石门南乡起义时曾任湘西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二路指挥，起义中途被国民党策反判变，当场杀害党代表“老冯”，自此杀人无数，祸害一方，人称“南霸天”，解放后被抓捕，枪毙于石门县城。
此外，曾参加过革命斗争的部分人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出虎口，事后返家得以生存者还有游击队员闫洪飞(新岗)、贺宗林(栗山)、向长发(新桥)、熊伯川(长龙)、宋谓川(栗山)、闫谓川(三星)、闫桂林(刘家山)、谭良才(刘家山)、周满堂(刘家山)、张用阶(广福桥双合)、闫文生(青玄)、杨如林(青峰)、董学阶(西周)、周才富(西周)、董学泮(西周)、周占魁(西周)、周阳生(西周)、闫于锡(两合)等。
由于笔者了解有限，当年参加革命活动者不能一一列举，误漏甚多，实感遗憾。愿知情者不吝赐教，补充完善，追录石门南乡起义英烈信息，
张德富13469143031
您提供的信息，上报政府职能部门审定后，将注入史册，以慰先烈之英灵。
袁任远南乡起义回忆录选段原文：
南乡的武装斗争虽遭受了挫折，但由南乡转到北乡的陈昌厚、郭天民、曾庆轩等同志与原在北乡坚持工作的伍伯显、盛联熊、陈奇谟等同志，在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北乡的武装斗争更大规模地展开了，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为湘鄂西根据地之一部分，革命的火焰是任何敌人不能扑灭的。（夹山镇官渡中学/张德富石门县信用联社/周友林夹山镇中学/杨群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