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逃离城市，回到故乡，是在一个冬天。天空阴郁得如同濒死之鱼的肚皮，惨兮兮地铺在视野里。西风肃杀，吹得枯枝颤抖，几只麻雀在树枝间扑腾，没个着落处。
我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拖着行李箱，缩着脖子，回到了这个偏远的村庄。
父亲在路边接我，帮我提箱子，一路都沉默。自打我小学毕业，就被姨妈带离家乡，只回来过一次，那次也是行色匆匆。这么多年，沉默一直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好的交流方式。但我看得出，他还是很高兴的，一路上跟人打招呼时，腰杆都挺直了许多。人们都惊奇地看着我，说，这是舟舟？变了好多！好些年没回来了吧，听说现在在北京坐办公室，干得少、挣得多，出息哩！
父亲连忙摆手说，干得也不少，干得也不少。
这样的寒暄发生了四五次，可见我沉默的父亲平时是怎么跟乡亲们夸我的。但如果他知道我撞见女友劈腿，随后因心不在焉而被公司辞退，生活崩溃，回来之前退掉租房，并且删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不知是否还会保持这份骄傲。
现在，面对这些粗粝的面孔，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每张脸我都记得——我是在他们的笑声、吼声、骂声和窃窃私语声中长大的，但现在却已叫不出名字，像是有一面被时光磨花的玻璃挡在了我们中间。我只能对每一个人笑笑点头。
父亲把我带回了家。记忆中的小平房已经消失了，一栋两层小楼立在我面前，但已经不新了，毕竟在寒风中挺立了几年，墙皮都有些剥落了。楼房前是一块水泥平地，青灰色的，倒映着此时暗淡的天空。这块平地用来晒稻谷和棉花，夏天的时候，父亲和母亲还会把饭桌搬出来，在渐晚的暮色中吃晚饭。父亲照例会喝上二两黄酒。
厨房就在水泥平地的对面，母亲已经做好了饭，系着饱经烟熏火燎而显得焦黑的围裙，搓着手，看着我。我已经离开母亲多年，此时有些哽咽。
回来了。她说。来来来，先吃饭。
吃饭时，父亲一直沉默着，就着一筷子菜，扒几口饭，然后抿一下酒。倒是母亲一直在说话，絮絮叨叨着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大伯的儿子退伍后跟几个混混一起在街上游手好闲，抢别人脖子上的项链，被抓了；隔壁家老来得女，但孩子脑子有问题，五岁多了还坐在门前，冲路过的人傻笑，一笑就流口水；老唐家嫁了女儿，结果在喜宴上，新郎嫌老唐给的茶钱①少，当场就把桌子给掀了……
老唐家？我放下筷子，抬头问道，是住在村口路旁的那家吗？
母亲说，对，对，是那家，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对了，你以前跟老唐家的丫头经常一起玩，还记得吗？
我默然，扒了一口饭。
人家现在都结婚三四年了，唉，就是她男人不省心，天天喝酒，一喝酒就吵架，吵架还爱砸东西。电视机砸坏了好几台，前几天把摩托车给踹了，两三千块就这么一脚给蹬没了。母亲唉声叹气，一边说，一边低头拨着煤火。
母亲接下来的絮叨我都没有听到，她的声音突然变远了。我匆忙把饭吃完，想去洗碗，母亲拦住了我。
冬天的夜晚来得特别早，不到六点，天就开始暗下来。我从北京回来，奔波了一天，在飞机、火车、大巴和拖拉机上辗转，已经很累了，于是洗漱完就在床上躺下了。
我睡得很早，但入睡之后，一场噩梦袭击了我。
梦中，我悬在一条河流之上，河面有一个旋涡，整个世界都被扭曲了，疯狂地向旋涡涌过去。一切都被吞噬。我也缓缓下沉，不管怎么挣扎，也无法阻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腿沉浸在旋涡里，被绞碎，接着是腰、腹、胸膛，最后轮到脑袋……
我猛然惊醒，瞪着黑暗喘息。这个噩梦太过熟悉，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过程，总是在午夜潜入脑中。这是故乡给我的烙印，无法抹去。
我摸出手机一看，才十二点。夜晚风大，窗子呼呼震响，我左右翻转都睡不着，索性爬起来，按开了灯。
白炽灯的光扫开黑暗，照亮了墙角的一个木箱子，上面有些尘土。我想起睡前母亲告诉我，她把我儿时的玩意儿都收在里面了，于是我起了兴致，翻开箱盖。
里面的东西少得令人失望——没有玩具，没有记录生活点滴的笔记本，没有书信，只有几本小学时的课本，还有一个造型奇特的物件。它顶部是浑圆金属，下部是方形晶体，中间无缝接合。可能是我小时候捡的废品吧……但我拿着它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是如何得来的了，便丢在一边。我接着翻了翻，兴味索然，刚要关箱，突然看到课本底下压着几张光碟，上面有已经褪色但依稀看得出的清秀字迹，写着“哆啦A梦”。
长夜漫漫。正好我带回来的笔记本电脑有内置光驱，于是我拿出电脑，接上电源，把这几张VCD擦干净，插进了光驱中。
“每天过得都一样，偶尔会突发奇想，只要有了哆啦A梦，欢笑就无限延长……”熟悉的旋律在这间小小的、冷清的屋子里响起时，我吓了一跳，连忙调低音量。屏幕上的画面很模糊，噪点密密麻麻，偶尔还出现因碟面磨损导致的蓝色条纹。
机器猫张开嘴，舌头上坐着另一只机器猫，它也张开嘴，里面还有一只机器猫……
我偎在床头，把电脑放在被子上，看着大雄和机器猫在久远的画面里蹦来蹦去。而静香，这个漂亮的女孩也加入了他们的冒险。VCD容量小，一张碟只有五集，三十多分钟。看完后，光驱停止转动，画面满是蓝色，我一直浑浑噩噩的脑袋却在清冷的空气里清晰起来。
哆啦A梦，哆啦A梦，哆啦A梦。
这四个音节，如同咒语，一经念起，满脑子都涌出了回忆。
在能够看到《哆啦A梦》之前，我的童年乏味而无趣。
在很多人的回忆里，尤其是关于乡村的回忆，童年都是充满了乐趣的——他们无忧无虑，晃晃荡荡地穿过盛夏沸腾的阳光，在湖边钓虾，门前打弹珠，在河里游泳……他们一边回忆，一边微笑。但在我小时候，没有一个孩子是真正享受这种生活的，童年缓慢得如一只在烈日暴晒下的蜗牛，永远到不了夏天的尽头。他们都希望快快长大，逃离黏稠的童年，恰似如今他们希望逃离空乏的现状。
尤其是我。
我从小就不合群。上树下河，偷瓜钓虾，这些我都不喜欢。别的男孩子在稻场上拿着竹竿喊打喊杀、互相追逐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游荡在田野间，有时穿过金黄的油菜花，有时拂过一朵朵雪白的棉花，有时涉过被风吹得麦涛滚滚的麦田。
我经常走着走着就遇到了在田里干活的父母，他们对我这种漫无目的、鬼气森森的游荡感到忧虑，呵斥我回家去找邻居小孩玩儿。我答应了，却走得更远。
这种游荡一直持续到村子西边的杨方伟家买了VCD放映机为止。杨方伟的爸爸杨瘸子是开酒厂的，在白酒里兑了水卖给村里人，挣了钱，就给儿子买了这个。而那时，村里有电视机的都是少数，即使有，也是右上方有两个旋钮的那种老式电视机，加上信号不好，只能收到几个地方台。但在杨方伟家里，VCD配上大彩电，加上偶尔从镇上租的电影碟，一下子成了村里最时髦的家电。
每天傍晚，附近的老老少少都来到杨方伟家的院子里，大声喊着要看电影。杨瘸子开始没理，但人们的精力是充足的，一直喊到半夜，他想跟媳妇儿亲热都不成。没办法，他只能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把彩电和VCD搬出来，接好线，放一部电影。
院子里挤满了人，自带椅子、板凳，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屏幕。人一挤就热，蚊子又多，但人们硬是一直忍到电影播完才散开。
杨瘸子每个星期天去镇上送酒，也就顺便换下一批VCD碟，因此每个星期天，大家都知道有新电影看，人来得最多。但有一次，他把杨方伟带过去了，杨方伟在租碟店子里转了半天，看到店里有新货，选了十张封面上印有圆头圆脑机器猫的VCD。
那个星期天，人们都来了，但是画面蹦出的不再是熟悉的少林寺众僧，而是色彩鲜艳的动画。他们都抱怨起来，说：“老杨，你怎么租的这个碟？动画片不好看，换换换！”
杨瘸子说：“你叫我换就换？租碟子一张三角钱，你给我？”
众人起哄：“杨老板莫小气，三毛钱抵不上你一斤酒里掺的水，换嘛！”
“没得，碟子是伟伟租的，他就爱看这个。”
大家只能看动画片，耐着性子看了一会儿，夸张童稚的画面并不能吸引他们。没多久，大人们就陆陆续续起身走了。
留下来的，全都是孩子，看得津津有味。
我也坐在中间，被电视里这只神奇的机器猫吸引了。它从未来跋涉而至，陪伴在大雄身边，兜里能掏出无穷无尽的宝贝，带着大雄上天入地、穿越时空，最重要的是，它还能陪着大雄去接近美丽的静香。我看得如痴如醉，腿上被蚊子咬出了好几个大包都浑然不觉。
放了两张碟之后，杨方伟站起来，对我们说：“都放了十集了还舍不得走？回家吧，明天再来。”
我问：“还是这个时候？”
“明天可以早一点儿，要是太晚了，你们回去也不方便，”他转过头，朝我左边说，“露露，你家有点儿远，回去要小心点。”
我这才发现，一直在我左边看电视的，是一个女孩子。电视机已经关了，我看不清她的脸，但看得到她的头发扎成细细的马尾，在黑暗中一晃一晃。
我们往回走，各自散开。夏季的田野并不全然黑暗，有星光在头顶，有萤火在身畔。我走过大路，要途经一片空旷的大稻场。我四处游荡那会儿，已经走遍了全村，所以很熟悉这条路。但走着走着，感觉身后有人跟着——是那个小女孩。一只萤火虫很近地划过她身侧，我看到她的右边脸颊有一瞬间被照亮，即使是这样的晚上，依然可以看出她很白皙，还有着黑亮的眼睛。但我再想细看时，那只萤火虫已经飞远了。
她也停下了。
我顿时明白了——稻场的周围，是一大片坟茔，村里故去的人都埋在里面。此时冷清的夜风吹过，在坟间穿梭，隐隐听得到一缕缕呼啸。坟茔的另一侧，是一条流淌的河，水声啪嗒啪嗒，像是有人在河面上走动。
这个女孩独自穿行，会感到害怕，所以才离我近一点，保持五六米的距离。
于是我放慢了速度。那是小学五年级结束的盛夏，我们都很矮小，步子跨得短，走过这片深夜的稻场要花十分钟。我记起了刚才的动画片片头曲，便轻轻哼唱起来：“每天过得都一样，偶尔会突发奇想……”星空亮起来，风大起来，我们小小的身体在风里穿行。我心里没有一点儿害怕，连路过那个突兀地立在坟茔与稻场中间的房子时，也步履轻快。
走出稻场，踏上村口大路，半里外家家户户灯火连缀。
“谢谢。”
我似乎听到女孩的声音，但又怀疑听错了，因为这两个字太轻，像羽毛落在水面泛起的波纹。风有点儿大，我转过身，看到女孩已经低着头转到一条小路上。小路不远处是一栋房子，我记得父亲路过这家时，打招呼喊的是“老唐，老唐”——村里出名的酒鬼和赌鬼。
她转弯进了屋。
那个晚上，我始终没有看清她的脸。
我突然从床上跳下来，在木箱子里翻找着，但里面只有书和光碟，没有那张照片。
我跑下楼，把母亲叫醒。她正在熟睡，醒来后过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她怔怔地看着我。
妈，我的照片呢？
照片……什么照片？
就是小学毕业时候拍的合照，我记得跟课本放在一起的。你把它放哪儿了？
灯光有点儿刺眼，母亲的眼睛眯着。过了好久她才说，我不记得了，十多年了吧。你找它干吗？
我也从冲动中回过神来，意识到这是在深夜打扰母亲，便摇摇头，回到了房间。窗外依然是铁一样坚硬的黑暗，风在铁中间切割着，声音凄厉。我准备合上箱子时，心里一动，把破旧的语文书拿出来，卷了卷，有异物感，一翻开，里面果然夹着一张照片。
因为一直藏在书中，这张照片躲过了岁月的洇染，没怎么泛黄，只有质地显得有些脆，摸上去有一种粗粝感。
我在照片上仔细寻找。第一排坐着三位教师，居中的是一个脸色阴沉的年老女人，她那比面色更阴沉的目光，透过照片，穿越十数年光阴，落在我身上。
我掠过她，在角落里找到了自己。而我的身边，是一个清秀的小女孩。我终于看清了她，五官精致、秀气。她扎着辫子，嘴角有一丝扬起，不知道是在微笑还是因照片失真而引起的。她身后是一片杨树林，叶子被风托起。她的发梢轻扬。
唐露……在被回忆的潮水汹涌吞没前，我念出了她的名字。
那个炎热的盛夏，我停止游荡，每天吃过早饭，就跟其他孩子一起，守在杨方伟家里。他也够意思，碟放完了就让他爸去镇上带新的回来。
杨方伟的家境很优渥，是村里第一个铺上瓷砖地板的。我们坐在地砖上，凉丝丝的，在夏天特别舒服。
经常有来他家买酒的人，看到我们一大群人老老实实坐在杨方伟家里看电视，都会啧啧称奇。有一次，一个又瘦又黑的男人过来买酒，看到我们，冲角落里说道：“露露，去，给我打一斤酒。”
一个女孩站起来，低着头，接过了他手里的酒瓶，走向杨家院子的酒窖。
我正好尿急，也出去上厕所，看到唐露走到杨瘸子身前，怯生生地说：“杨叔叔，我给我爸打一斤酒。”
杨瘸子叼着烟，斜睨她一眼，说：“你爸爸给你钱没有？”
唐露摇摇头。
“嘿嘿，这老唐，赊了我那么多酒，自己不好意思，让个小丫头来打酒——回去告诉你爸爸，不给酒钱，我这小本生意也做不下去。”
但是唐露没有走，而是低下头，声音带着些抽泣，“买不到酒，我爸爸会打我的。”
“这狠心老唐，迟早他妈遭报应！”杨瘸子把烟扔下，踩灭了，“跟你爸说，最后一次了啊！”
我怕错过电视，匆匆上完厕所就回到房间。孩子们都在看电视，老唐也坐在一旁，呲着满口黑牙说：“这动画片有什么意思？听人说，杨瘸子藏了几部外国电影，自己一个人偷着看。哎，杨方伟，你知道你爸爸把碟子藏在哪儿吗？找出来放，我老唐带你们早点儿见到真正的女人，比这个动画有意思多了！”
杨方伟皱着眉头，没有理他。其他人也露出嫌恶的表情，但老唐浑不在意，继续满口胡言。
幸好唐露很快提着酒进来了。她把酒递给老唐，老唐乐呵呵接过，转身就走了。唐露坐回之前的角落，但周围的人都挪了挪屁股，离她远了一些。
这个表情又美丽又哀婉，让我印象很深，此后每次看到雨中的花，我都会想起她边流泪边笑的脸。
“《哆啦A梦》有多少集啊？”流鼻涕的王小磊没注意到我们，一边看一边问，“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可别给看完了。”
杨方伟一摆手，说：“放心吧，我去租碟子的时候，看到好厚一摞呢。老板跟我说，这个动画片有几百集、几千集呢，而且还一直在画，永远不会结束的。”
杨方伟跟我同年级，但比我们都要高大一些，说起话来，有一种在村庄里少见的意气飞扬。他让我们在他家看动画片，俨然已经是孩子头了。大家纷纷点头。
“那我们也能一直看到老了？”我情不自禁地问。
几乎是同时，另一个颤颤巍巍的声音也冒了出来：“我要一直看下去。”
话音刚落，我和说话的人互看了一眼。她有些怯生生的，白皙的脸上染着微红。她的五官太精致，我不敢直视，于是低下了头。
“你脸怎么这么红？”杨方伟纳闷地看着我，然后对女生说，“露露，你放心，你在我家里能一直看下去。”
但是杨方伟的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很快，杨瘸子给他买了一台游戏机，那可是最高级的玩意儿，连上电视，插一张卡，就能用手柄操纵比尔·雷泽①在二维画面里冒险。所有的男孩子都被吸引了，聚集在杨方伟家里。杨方伟固定用一个手柄，另一个给其他人轮流玩，轮不上的就算是看也看得津津有味。
孩子们都兴致勃勃，只有我和唐露非常失落：《哆啦A梦》的VCD光碟被杨方伟退了，换成了一张张游戏卡。我们站在满屋子围观打游戏的孩子们的身后，看了一会儿，默默转身走开。
我往家走，唐露跟在我身后，但直到过了她家，她还是跟着我。
“你怎么不回去呢？”我问她。
她指指自己的家，低声说：“我爸爸……”
我于是明白了，长长地叹了口气。
四周起了风，吹起她淡淡的刘海。我们站在风中。那一个下午，天气有些阴郁，我和她都无处可去。
回忆把我推进了睡眠里，醒过来时，天已经大亮。故乡的冬天特别阴冷，没有暖气，我缩在被子里不愿意起来。但母亲过来叫了几次，我只能挣扎起床。
春节将近，家里要办年货了，往常本是父亲搭别人的机动三轮车去镇上买，但他年纪已大，腿脚不好，爬上三轮车后车架时脚滑了几下。我上前拦住了他，说，我去吧。
父亲没说什么，进屋给我找了件棉衣。风大，车开的时候，要裹住脑袋和手。他叮嘱我说。
这棉衣又破又旧，我拿在手里都有点儿嫌弃，不愿意裹住手。但三轮车一开，冷风就瞬间变成了刀子，划过每一处裸露的皮肤。我连忙把羽绒服的帽子戴上，转过身，背对风口，同时裹住了手。
三轮车在崎岖坎坷的乡间路上行驶，路两旁掠过枯瘦的小杨树，枝丫孤零零的，在冷风中晃啊晃。冬日的村庄，全被一种“灰”笼罩了——灰色的天、灰色的田野、灰色的道路和人家。仿佛所有鲜活的颜彩，全都在这个萧索的季节里褪色了。
村子离镇上远，办年货不易，通常都是一辆三轮车载好几家人过去，每家收十块钱路费。我搭的这辆三轮车，在村里七拐八弯，接了四五个人上来，都蹲在车架上。
其中一个年轻人我看着眼熟，正思索着，他先开口了，胡舟？
这张脸迅速跟记忆里那个意气飞扬的孩子王重合了。我笑了笑，杨方伟，好久不见了。
是啊，好多年了。小学毕业以后就没见过吧。
的确，自从小学毕业，我跟姨妈去了山西，从此确实没有联系过。但他说的也不对，我回来过一次，村子毕竟这么小，还是见过的，只是我跟他的关系有些尴尬，远远见到对方，都不会打招呼。现在，我们都缩在一辆顶着寒风前行的三轮车后架上，不说话尴尬，开了口却不知如何往下接。
耳边呼啸着冷风，沉默了几分钟，我问，对了，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本来是在重庆当老师，但是当老师吧……他咧开嘴笑了笑，嘴唇被冻得苍白，因此让他的笑容显得有些苦涩……挣不到钱，所以年后应该不回去了。
那你要去哪里？
准备去深圳看看，找份工作吧。
深圳压力会很大吧……
他看了我一眼，哪里压力不大呢？
我点了点头，是啊，哪里压力都大。
不过跟你不能比啊，他又笑了笑，听人说你在北京，做……是做动画片吗？
我做的其实是漫画，刚想解释，但觉得没有必要，便点了点头。
我老婆也快生了，有了孩子就更花钱，我爸的酒厂欠了一屁股债……他缩了缩肩膀，身子缩成小小的一团，听你爸说，你一个月一万多呢，顶我四五个月工资。你看，你是过日子，我是熬日子。你是文化人，你说对不对？
谁不是熬呢？我过得也很不好。
但他显然不太信我这句话。他笑了笑，就没说话了。
接下来，我们一直沉默着。三轮车在冷风中呼啸，许多枯树从我们身旁掠退。四周逐渐由零星的房屋变成了街道，人越来越多，摆满了货物的店铺排得看不到尽头。
到了，你们下车去买年货吧，我买点儿药。开车的赵叔叼着烟，吼道。十二点在这里集合。
我们蹲得腿脚发麻，下车后活动了好久。杨方伟一边抽烟一边跺脚，几大口就抽完一根。他碾碎烟头准备走，我叫住了他。
你知道……唐露过得怎么样吗？
他站住了，转头看着我。
我突然感到了一阵没来由的窘迫，解释道，我听我妈说她过得不好，是真的吗？
杨方伟下意识地又点了一根烟，一口抽掉大半根。是的，她过得不好。在朦胧的烟雾中，他的表情有些看不清。过得很不好。
没了哆啦A梦，我又恢复了闲荡的状态。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唐露一直跟着我，在那个遥远夏天的尾巴上游弋。
我们这两个小小的人影穿梭在田野里，在一株株将要绽开的棉花间，也穿行在村庄纵横复杂的小路上。大人们看见我俩，总会大声调笑说：“舟舟，你都有跟班啦？！”每到这种时候，我就气呼呼地昂头走过去，而身后的唐露则红脸低着头，羞怯地跟上我的步伐。
在那些漫无目的游荡的日子里，我把我在村子里发现的所有秘密都告诉了唐露：杨方伟的父亲之所以瘸，是因为卖假酒被人打的；还有村尾的赵老鬼，总是悄悄把别人系好的牛牵走，在田里藏一夜，第二天再给人牵回去，以此换得一声感谢和十块钱。
唐露听得十分入神，这个村子以另外一张面孔出现在她眼中。她说：“原来你知道这么多秘密啊。”
她清亮的眼睛中闪着光，这光让我豪气干云。我拍了拍胸脯，说：“这些秘密算什么，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没告诉你呢！”
我把她带到河边。这条河是村子的命脉，听说是长江的二级支流，灌溉用水都从河里面抽取。它也流经稻场，绕着坟茔而过。关于靠近坟茔的这个河流段，有许多恐怖的传说，隔壁王三傻曾经赌咒说夜里他路过这里时，听到地下传来嗡嗡嗡的声响。“不知道是河水在流啊流，还是棺材里有人翻身……”这个傻子一边吸着鼻涕，一边用阴森森的语气说。
这种鬼故事，村里还流传着很多——一头水牛在吃草，吃着吃着头就不见了，血喷了十来米：解放前，有人掉进河里，十多年后才回来，却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样貌……大人们就是拿这种故事来警告我们不要乱跑，但我向来不信，唐露也不信，却还是有些害怕。
我们小心沿着河边走。左侧是一座座土坟，唐露颤巍巍地跟着我，同时小声地对墓碑说着“对不起”。
走没多久，我们来到一处河畔前。这里非常隐秘，藏在两座荒坟后，鲜少人至。河畔长着一棵歪脖子树，都快平行于水面了。我扶着树干站稳，指着水面，对唐露说：“你看这水有什么奇怪吗？”
唐露战战兢兢，看了半天，摇摇头。
“看好了。”我从地上捡起一根枯枝，扔在河面上。枯枝顺水缓缓向下流，但快到我的面前这一块儿水面时，水里像是有什么拉住它，迅速下沉，连“咚”的一声都没发出。
“咦？”唐露满脸疑惑，又捡起树枝，但接下来几次都如出一辙——树枝在水面漂得好好的，流到某一处水面时，便会立刻下沉。
我说：“别说树枝，就算用泡沫盒、书包、皮球，流到这里都会沉下去。我都试过的！怎么样？我说这是村子里最大的秘密吧！”
“你是怎么发现的啊？”
“前阵子我做了艘小木船，放在河上，它顺着水漂，我就在岸边跟着它，看它最后是不是能飘到海里去。但是我走到这里时，它就突然沉下去了，所以我就发现了这里。”
“你告诉过别人吗？”唐露昂着头问我，斜阳下她的脸被染上了橘红色泽。
我摇摇头，“我本来跟我爸爸说过，非要拉他来看看，但他给了我一巴掌。我现在只告诉了你，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啊！”
“我不会的！”唐露郑重地抬起手起誓，然后又问，“不过你知道为什么水面上的东西到这里就下沉吗？”
这个我倒是没想过，我老老实实地摇摇头。
唐露却转了转眼珠，看了看水面，又看了看我，说：“我猜这就是哆啦A梦的口袋，可以装进无穷无尽的东西。说不定水面下，就有一只机器猫呢！”
她转眼珠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我一时有些兴起，压低声音说：“也可能水下都是死人哦，就像王三傻说的一样，谁在水面上，就把谁拉下去！”
唐露像受惊的兔子，眼圈顿时红了，紧紧攥住我的袖子。我有些后悔，便由她拉着袖子，慢慢走上河边，穿过坟茔，回到稻场。夕阳垂在天边，金色斜晖铺满整个村庄，尤其是河面上，一片片金鳞泛动着。
我们正要走出稻场，突然吱呀一声，那间突兀地立在坟茔与稻场中间的房子的门打开了，一个面目阴沉的老女人走出来，看着我们。她脸上生满了皱纹和褐斑，看上去五十多岁，但那目光却像是在寒冰中被冻住了几千年一样，只一眼便让我遍体生寒。
我赶紧拉着唐露向家跑，但背上依然一阵发毛。
后来，我无数次在噩梦中看到这种眼神。
办完年货已经十一点半了。风大得有点儿邪门，我把包裹放在脚边，缩起来，瞪着苍灰色的天。
赵叔慢吞吞地从药店里出来，把几盒药扔到车上，嘴里骂骂咧咧。我低头扫了一眼，都是些风湿药或肠溶片，就问，赵叔，给你家老人用的？
呸！不是我家里！是那个姓陈的老不死，一大把年纪了不安生入土，每次都是央我给她买药。赵叔点燃一根烟，深吸一口，嘴里和鼻孔里都冒出烟来。
姓陈的？我心里一动。
赵叔又喷一口烟，说，就是陈老师啊，我记得小学时她还教过你吧……
我沉默了。那双噩梦中的眼睛再次浮现，我往后缩了缩。
十二点，人来齐了，三轮车吭哧吭哧地往回走。到了村口，路稍微跟之前有些不同，绕到了稻场边。我看到满地都是枯黄的细草，冬风凛冽，草在风中簌簌发抖。一座一座的坟头像丘陵般蔓延，有些修葺得如碑石般整齐，大多数无人打理，草木乱生，一派萧索。
而坟山与稻场的中间，那间屋子依然突兀地立着。它比我记忆中更破旧，原本由红砖垒砌的墙已经变成了土黄色，屋顶瓦片遗落，有些地方是用稻草盖住的。难以想象住在这样的屋子里，该如何度过这个寒冬。
赵叔把车开到路边，并不下车，喊了声“药来了”，然后抓起那几盒药扔在了屋门口，就准备开车离开。
我疑惑道，这就走了？
不然还怎么？赵叔头都没回，踩着生锈的离合。这屋子里晦气得很，难道我还要进去？你都不知道，她一个人住在这坟边，也不知在干什么。上次县里有个开烟厂的老板来买这块地，想给家里修祖坟，开价十多万啊，多少人眼红！结果这姓陈的，怎么都不卖，人家过来劝，连门都不让人进——嘿，你跳下去干吗？！
我在地上站稳，冲赵叔喊，帮我把年货带到家。然后转身，走到破屋子前，风吹得屋顶的稻草上下翻动，除此之外，我没听到一点儿人声，似乎屋里比外面还荒凉。
我把药捡起来，叫了一声，见没人应，就推开了那两扇腐朽的木门。吱呀吱呀，令人牙酸。我走了进去。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屋里很暗，摆设很少，但一桌一椅都干净整齐。最里面是一张床，上面躺着一个老人，只露出头，但依然看得出满头白发，额角皱纹如一群蚯蚓般弓起。
她睡得很浅，睁开眼睛，看到了我。
我正准备说话，她却先开口了。她的脸在暗处模糊不定。她说，胡舟，是你吗？胡舟，我眼睛不好，你走近一点儿。胡舟，你长大了。
我一下子颤抖起来，药盒掉在地上。
我看着她，像是看着一团被岁月揉得发霉又褶皱的抹布。我厌恶这个女人，无数次想象过怎么报复她，现在进门来送药，也存了想看看她过得多么惨的心。但看了一眼这样的老态，看到岁月擅自将她摧毁，我只感到一种荒诞和无力。
她挣扎着坐起来，冲我笑笑。
你还记得我？我把药盒捡起来，放在床边柜上。她扫了一眼，又继续看着我，我怎么会忘了你？你和唐露，是我印象最深的学生，而且，你是唯一一个发现了我秘密的人。
秘密？我有些诧异，随即醒悟过来，跺了跺脚下的地板，你是说这里面吗？
她却不再说话了，重新躺下，似乎刚才这简单的几句话已经耗尽了她的全部力量。她躺着，吭哧吭哧地喘着气。屋子里太暗，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从窗外渗进来的风掠起了她花白杂乱的头发。
——刊登于《科幻世界》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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