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读经典名著。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曾获普利策奖，他认为，在人类的征服史上，病菌与枪炮、钢铁一样威力巨大。人类所驯化动物身上的病菌，不断演变，对人类社会形成“致命”影响，至今不绝。特节选有关病菌的章节：《牲畜的致命礼物——病菌的演化》，小标题、引题系城管队长所加。
一个医院的病例令人难忘地向我说明了牲畜、作物与病菌之间的关系，这个病例是我从一个医生朋友里听说的。一种神秘的病菌，使一位年轻男子得了肺炎，他美丽的妻子忧心忡忡。我的朋友忘记了隐私问题，竟让他妻子去问他的性经历，看是否与这次感染有关。
那个男子面红耳赤，恨不得一头钻到床单下面去，结结巴巴地说出实情。他的妻子突然怒叫一声，一把抓起了一只金属瓶，向她丈夫的脑袋砸去，接着怒气冲冲地跑出了房间。他究竟说了些什么让妻子如此暴怒？原来他承认，不久前到家里的农场时和母羊性交过几次，也许这就是使他传染上那神秘的病菌的原因。
这件事听起来有点荒诞不经，但它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源自动物的人类疾病。
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的比死于战斗创伤的要多。所有那些为伟大的将军们歌功颂德的军事史，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泄气的事实：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取决于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而常常是那些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的病菌。
为什么有些病菌演化的目的是“使我们生病”？
那些病菌的祖先，怎样从它们的宿主动物身上转移到我们身上来？
为什么欧洲人能够凭借病菌杀死大多数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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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演化的“技巧”
让我们暂时把我们人类的偏见放在一边，从病菌的角度来考虑疾病问题。要知道，病菌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病菌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使我们生病，它这样做会得到什么样的演化利益呢？这似乎是特别令人费解而又自拆台脚的事，因为病菌杀死了它的宿主也就杀死了它自己。
从根本上说，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有什么两样。为了后代，病菌已演化出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以及从动物传播给人。传播能力强的病菌繁殖的后代也多，结果就会得自然选择的偏爱。我们的许多“症状”，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非常聪明的病菌，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以便使我们帮助传播病菌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而已。
传播方式1：吃
病菌传播的最不费力的方式，就是等待着被动地传染给下一个受害者。有些病菌等待一个宿主被下一个宿主吃掉，就是这种策略的运用：例如，沙门氏菌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已被感染的蛋或肉而感染上的；引起旋毛虫病的寄生虫是等我们在杀猪后吃了未煮熟的猪肉而从猪身上进入我们体内的；引起线虫肉芽病的寄生虫是喜吃寿司的人感染上的。这些寄生虫都是从被吃的动物传递给人的。这种病是通过吃人肉传播的:高原地区的母亲们把死于库鲁病的人的脑髓挖出来等待下锅，一旁的孩子把这未煮过的脑髓用手摆弄后舔了舔手指，从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传播方式2：“搭便车”
有些病菌不是等到旧宿主死后被吃掉，而是在昆虫的唾液中“搭便车”，这个昆虫咬了原来的宿主，然后赶紧离开去寻找新的宿主。提供这种“免费搭车”的可能是蚊子、跳蚤、虱子或采蝇，它们分选别传播疟疾、瘟疫、伤寒或昏睡病。这种被动传播的最卑鄙的把戏就是病菌干的，它们通过妇女传给胎儿，从而使出生后的婴儿受到感染。引起梅毒、风疹和现在的艾滋病的病菌就是靠玩这种把戏造成了道德的困境。
传播方式3：改变宿主的结构和习惯
其他一些病菌是由自己来处理事情。它们改变宿主的结构和习惯，来加速传播。从我们的角度看，梅毒之类性病引起的生殖器溃疡是一种极不光彩的事，然而，从病菌的观点看，它们只是一种有用的手段，进入新宿主的体腔。天花造成的皮肤损伤，同样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接触来传播病菌的。
传播方式4：“咳嗽、打喷嚏”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运用的策略就更厉害了，它们诱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把一群病菌向未来的新宿主喷射出去。同样，霍乱菌促使它的受害者大量腹泻，把病菌送入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引起朝鲜出血热的病毒通过鼠尿来传播。在改变宿主的行为方面，再没有什么能和狂犬病病毒相比的了，这种病毒不但进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还驱使这只狗疯狂地乱咬，从而使许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但就这种小虫子所作的实际努力来说，应该得奖的还是钩虫和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它们的幼虫通过前一个受害者的粪便被排泄到水里或土里，又从那里努力地钻进新宿主的皮肤。
因此，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生殖器溃疡、腹泻和咳嗽都是“症状”。但从病菌的观点看，它们就是传播病菌的聪明的演化策略。这就是为什么“使我们生病”是符合病菌的利益的。但是，为什么病菌会演化出杀死宿主这种明显自拆台脚的策略呢？
人类的反击&病菌的演化
反击1：“发烧”是烤死病菌的策略
我们受到感染的一个普遍反应是发烧。而我们又一次习惯把发烧看作是一种“症状”，好像就这样无缘无故地照例发生了。但是，体温的调节是受到基因控制的，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有些病对热的反应比我们的身体更敏感。提高我们的体温，实际上就是要在烤死我们自己之前把病菌烤死。
反击2：产生抗体
我们的另一个普遍反应就是把我们的免疫系统动员起来，白血细胞和其他细胞积极地搜出并杀死外来病菌。我们在抵抗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特定的抗体，使我们在痊愈后不大可能再次受到感染。我们根据经验都知道，有些病如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我们对它们的抵抗力只是暂时的；我们最后还是有可能再次感染上这种病的。然而，对其他一些疾病——包括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百日咳以及现在已被战胜的天花——我们的由一次感染激发起来的抗体使我们获得终生免疫。这就是预防接种的原理:给我们接种一种已死的或变弱了的菌株，促使我们的抗体产生，而不必真的去生病。
但是，有的病菌能够对付“抗体”
可是，有些聪明的病菌在我们的免疫防御面前就是不屈服。有些已学会了改变我们的抗体能认出来的那一细菌的某些分子结构（即所谓的抗原）来使我们上当。新品种的流行性感冒通过不断的演化或改造，产生了不同的抗原，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你在两年前得过流感，但在今年另一种流感到来时你仍不能免于感染的缘故。疟疾和昏睡病由于有迅速改变抗原的能耐，成了甚至更难抓住的主顾。最难抓住的是艾滋病，因为它甚至在一个病人的体内也能演化出新的抗原，从而破坏了这个病人的免疫系统。
人类用自然选择抵抗病菌
我们最缓慢的防御反应是通过自然选择表现出来的。自然选择改变了我们一代代的基因频率。在疾病流行时，那些具有抵抗某种病菌的基因的人，比缺乏这种基因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因此，在历史的进程中，在反复接触某种病原体的人口中，具有那些抗病基因的个体的人数比例较高——这完全是因为没有这种基因的不幸的个体不大可能生存下来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
你可能又一次认为，这是莫大的安慰。这种演化反应对基因易受感染的行将消失的个体没有任何好处。然而，这的确意味着整个人口有了抵抗这种病原体的更强的能力。关于这种基因防御的例子如:镰状红细胞基因、泰萨二氏病基因和囊性纤维变性基因可能使非洲黑人、德系犹太人和北欧人分别获得了保护自己（以一定的代价）抵抗疟疾、肺结核和细菌性腹泻的能力。
许多病菌不得不演化出一些花招，好让它们在潜在的受害者之间进行传播，而许多这样的花招也就是我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症状”。我们也已演化出我们自己的反花招，对此细菌又演化出反反花招来予以回答。我们和我们的病原体现在在一场逐步升级的演化竞赛中难解难分，以竞赛一方的死亡为失败的代价，而自然选择就是这场竞赛的裁判。现在就让我考虑一下这场竞赛的形式:是闪电战还是游击战？
拥挤稠密的人口是病毒的温床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杀死2100万人的流行性感冒。黑死病（腺鼠疫）在1346年到1352年间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有些城市里死亡人数高达70％。
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些病需要有足够多的人口，足够拥挤的稠密人口，这样，到这种病衰退的时候，又有一批众多的易受感染的儿童现成可供感染。因此，麻疹和一些类似的疾病也叫做群众疾病。
显然，群众疾病不可能在小群狩猎采集族群和刀耕火种的农民中存在。现代亚马孙河地区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岛民的悲惨经历表明，一个小部落可能被一个外来人带来的一种流行病几乎全部消灭——因为这个小部落中没有一个人有任何抵抗这种病菌的抗体。例如，1902年冬天，捕鲸船“活跃”号上的一个水手带来的痢疾，使56个萨德勒缪特爱斯基摩人中的51个人丧生，这是生活在加拿大北极地区南安普顿岛上的一群完全与世隔绝的人。小部落人口少，这一点不但说明了为什么他们承受不住从外面带来的流行病，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能演化出自己的流行病去回敬外来人。
然而，这并不是说人口少就百病不生。他们同样会得传染病，不过只限于几种传染病而已。有些传染病是由能在动物身上或土壤中生存的病菌引起的，结果这种病始终可以使人受到感染。例如，黄热病病毒是由非洲野猴携带的，它总是能够通过野猴感染非洲的农村人口，再从被卖到新大陆的奴隶，感染新大陆的猴子和人。
所有这些为与世隔绝的很少人口所特有的疾病，谅必都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它们是我们在早期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中得以形成并保持的疾病。这些疾病是我们与我们的野生近亲非洲类人猿所共有的。相比之下，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那种群众疾病只有在积聚起众多的稠密人口时才可能出现。这种人口的积聚，随着大约1万年前农业的开始出现而出现，然后又随着几千年前城市的开始出现而加速发展。事实上，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传染病的得到证实的最早出现年代，竟晚得令人惊奇：天花出现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从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的痘痕推断出来），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400年，麻风出现在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出现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出现在1959年。
为什么农业的出现会成为我们群众传染病形成的开端？其中一个原因是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更高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倍到100倍。另外，狩猎采集族群经常变换营地，留下了一堆堆排泄物，上面聚集了大量病菌和寄生虫的幼虫。但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之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水源提供了捷径。
如果说农业的出现就这样地使我们的病菌交了好运，那么城市的出现则给它们带来了更大的幸运，因为在甚至更糟的卫生条件下，更加拥挤的稠密人口使情况恶化了。直到20世纪初，欧洲的城市人口才最后稳定下来:在那以前，来自农村的健康农民不断地移居城市，这对于补充城市中因群众疾病而死去的人是必要的。对病菌来说，另一件好事是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到罗马时代，这些贸易路线把欧洲、亚洲和北非有效地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谓安东尼瘟疫的天花终于到达罗马，在公元165年到180年期间杀死了几百万罗马城镇居民。
因此，当人口的数量和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也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至少能够形成并保持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的群众疾病。但这个结论也有其矛盾之处：在那时以前这些病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它们必须演化成新的疾病。那么，这些新的疾病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近，由于对致病病菌所进行的分子研究，证据正在不断出现。就引起我们独有的疾病的许多病菌来说，分子生物学家现在能够确定一些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病菌。这些病菌同样证明是群众传染病的媒介——不过只在我们的各种家畜和宠物中流行罢了！在动物中，流行病同样需要稠密的大种群，而不是只去折磨某一只动物:这些流行病只发生在大种群的群居动物中。因此，当我们驯养牛和猪这类群居动物时，它们已经受到了一些流行病的折磨，只不过在等待着转移给我们罢了。
动物病菌向人类转移4个阶段
考虑到我们同动物的亲密关系，我们必定不断地受到它们的病菌的攻击。这些入侵者经过自然选择的筛选，只有少数得以成为人类的疾病。只要把当前的一些疾病迅速地观察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原为动物疾病向人类转化疾病演化的4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们有时从宠物和家畜那里直接得来的。它们包括从猫那里得来的猫抓热，从狗那里得来的钩端螺旋体病，从鸡和鹦鹉那里得来的鹦鹉热，以及从牛那里得来的布鲁氏菌病。我们同样会从野生动物那里感染疾病，所有这些病菌仍然处在向人类转化病原体演化的早期阶段。
第二阶段：动物的病原体的演化，达到人传人的地步。然而，这种流行病由于几个原因而消失了，如被现代医药治愈了，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已得过病了，有的获得了免疫力，有的已经死了。例如，以前有一种叫做奥尼翁-尼翁热的不明热病于1959年在非洲出现，接着感染了几百万非洲人。它大概是猴子身上的一种病毒引起的，由蚊子传染人。病人很快康复并不会复发，这一点有助于这种新出现的病很快消失。美国人家乡的一种病叫做布雷格堡热，这是给一种新的钩端螺旋体病，于1942年夏季在美国爆发，随后很快失不见了。
由于另一原因而消失不见的一种致命疾病是新几内亚的库鲁病。这种病因吃人肉而传染，是一种作用缓慢的病毒引起的，人一旦感染上这种病毒，就会终生不痊愈。就在库鲁病快要消灭新几内亚的2万人的福雷部落时，澳大利亚政府于1959年左右加强管理，结束了吃人肉的习俗，从而也结束了库鲁病的传播。医学史连篇累地记载了一些我们今天闻所未闻的疾病，但这些令人恐怖的流行病，又像出现时那样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三阶段：动物病原体已在人体内安家落户，可能仍然是人类的主要杀手。拉沙热是1969年在尼日利亚观察到的，它在那里引起了一种传染性很强的致命疾病，即使出现一例这样的病，尼日利亚的医院就都得关闭。情况比较清楚的是莱姆病，它是由一种螺旋体引起的，老鼠和鹿携带的扁虱叮咬了人，这种螺旋体就从叮咬处进入人体。虽然人类感染莱姆病的已知首批病例晚至1962年才在美国出现，但在我国的许多地方，莱姆病已经达到了流行的程度。艾滋病来自猴子的病毒，1959年左右有了关于人类感染这种病的最早记录。这种病的前途甚至更有保障（从艾滋病毒的观点看）。
第四（最后）阶段：只有人类才会感染的那些主要的由来已久的疾病。这些疾病必定是多得多的病原体在演化过程中的幸存者，所有那些病原体都曾力图迅速转移到我们身上——但多半失败了。
在这些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使一种本来为动物所独有的疾病转化为一种为人类所独有的疾病？有一种转化涉及居中传病媒介的改变：如果一种依赖某种节肢动物为传播媒介的病菌要转移到一个新宿主身上去，这种病菌可能不得不也去寻找一种新的节肢动物。例如，斑疹伤寒最初是由老鼠身上的跳蚤在老鼠之间传播的，这些跳蚤过不多久就能把斑疹伤寒从老鼠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最后，斑疹伤寒菌发现，人身上的虱子提供了一种效率高得多的在人与人之间直接往来的方法。由于美国人大都消灭了身上的虱子，斑疹伤寒又发现了进入我们体内的一条新的路线:先是传染给北美东部的飞鼠，这些飞鼠藏在阁楼上，然后再通过这些飞鼠传染给住户。
总之，疾病代表了一步步的演化，而病菌则通过自然选择适应新的宿主和传病媒介。但同牛的身体相比，我们的身体具有不同的免疫系统、虱子、排泄物和化学物质。在这种新的环境下，病菌必须演化出新的生存和传播方法。在几个富有启发性的病例中，医生或兽医实际上已经能够观察到演化出这种新方法的病菌。
为什么欧洲人和印第安人的病菌传播不对等？
人类历史上致命病菌的重要性，可以从欧洲人征服新大陆并使那里人口减少这件事得到很好的例证。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这些病菌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
例如，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600个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去征服拥有好几百万人口的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科尔特斯到达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又带着他的“仅仅”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队伍逃走，并一路打回海岸，这既证明了西班牙人的军事优势，也证明了阿兹特克人开始时的幼稚。但当科尔特斯的第二次袭击来到时，阿兹特克人就不再幼稚，而是极其顽强地展开了巷战。使西班牙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1520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而产生的天花流行接着杀死了阿兹特克的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难不死的阿兹特克人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因为这种病专杀印第安人而竟不伤害西班牙人，就好像在为西班牙人的不可战胜作宣传似的。到1618年，墨西哥原来2000万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160万左右。
皮萨罗于1531年率领168个人在秘鲁海岸登陆去征服有几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时，同样带来了一场浩劫。
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
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好像这些病还嫌不够似的，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在无数情况下，白人实际上在当地亲眼目睹了病菌来到时所产生的破坏。
虽然有十几种来自旧大陆的主要传染病在新大陆安家落户，但也许还没有一种主要的致命疾病从美洲来到欧洲。如果我们还记得稠密的众多人口是我们的群众传染疾病演化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病菌的这种单向交流就甚至更加引人注目。新大陆的一些城市，如特诺奇提特兰城，属于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为什么特诺奇提特兰城没有可怕的病菌在等待着那些西班牙人呢？
其实，只要我们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其原因就一定会变得很清楚。这个问题就是，想象一下这些疾病可能会从什么病菌演化而来？我们已经看到，欧亚大陆的群众疾病是从欧亚大陆驯化的群居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尽管欧亚大陆有许多这样的动物，但在美洲驯化的动物只有5种: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火鸡、安第斯山脉地区的美洲驼/羊驼和豚鼠、热带南美的美洲家鸭和整个美洲的狗。
然而，病菌也并不是只对欧洲人有利。虽然新大陆和澳大利亚并没有本土的流行病在等待欧洲人，但热带亚洲、非洲、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却有。旧大陆热带地区的疟疾、热带东南亚的霍乱和热带非洲的黄热病，是欧洲人在热带地区殖民的最严重的障碍，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直到欧洲人瓜分新大陆开始后将近400年，欧洲人对新几内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殖民瓜分才宣告完成。
毫无疑问，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拥有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的巨大优势。但仅仅这种优势还不能完全说明，最初那么少的欧洲移民是如何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那么多的土著的。如果没有欧洲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从欧亚大陆人与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这一切也许是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