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内著名饮用水品牌农夫山泉，因生产标准问题，成为舆论的焦点。消费者疑惑的是，在超市花大价钱买来的瓶装水，到底质量如何？难道真的不如自来水吗？企业的生产质量标准与国家产品标准，究竟哪个算数？
农夫山泉所用标准低于国标
在北京的超市买一瓶农夫山泉饮用天然水，你会看到在瓶身包装纸上有几行白色小字，其中标明产品标准号为DB33/383。此次引起民众质疑的就是这个“产品标准号”，也就是农夫山泉此类产品的生产标准。
农夫山泉瓶装水的产品标准号DB33/383是《浙江省瓶装饮用天然水》标准，对比这个标准与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来水”标准发现，二者在PH值、色度、浊度等几个基本指标上差别不大，但前者关于几项有害物质的限量标准比后者宽松。
按照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要求，砷、硒含量需小于（或等于）0.01mg/L，而浙江的地方标准则为小于（或等于）0.05mg/L，要求放宽了5倍。对于镉的限量，前者要求小于（或等于）0.005mg/L，后者为小于（或等于）0.01mg/L。
对于包装饮用水，国家颁布了《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GB19298—2003），并在2008年进行过两次修改。与修改后的国标相比，浙江地方标准在总砷指标上较为宽松，并缺少溴酸盐限量标准。也就是说，浙江省地方标准在某些有害物质的指标上，比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宽松，而这两项标准是瓶装水企业执行标准的底线。
农夫山泉遭质疑的另一方面在于，广东饮用天然水的地方标准为《广东省标准瓶装饮用天然净水》（DB44/116—2000），原产地在广东省河源万绿湖的农夫山泉外包装上，显示的产品标准却仍是浙江地方标准，而对比两省标准发现，在砷、镉等水质标准上，浙江标准比广东标准宽松。
虽然农夫山泉执行的产品标准低于国家标准和广东省地方标准，但广东省质监部门表示，其对农夫山泉瓶装饮用天然水的监督抽查，依据的是国家强制标准和广东省地方标准，近两年的监督抽查并没有不合格情况出现。
饮用水标准繁杂
梳理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瓶装饮用水到底有多少标准，农夫山泉能否弃国标而用地方标准，其地方标准为何低于国标。这暴露出我国目前瓶装饮用水标准混乱的现象。
记者走访部分超市后发现，市场上的瓶装水品种众多，其执行的产品标准也不一而足。昆仑山牌饮用天然矿泉水使用的是《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哇哈哈生产的饮用纯净水采用的是《瓶装饮用纯净水》国家标准，屈臣氏饮用矿物质水执行的是企业标准，而农夫山泉饮用天然水采用地方标准。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严卫星介绍说，我国现在实行以国家标准为核心、其他标准为补充的食品标准体系。如果没有国家标准，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可参照国家标准，制定地方标准。国标、地标都没有的，生产企业可制定企业标准。
在瓶装饮用水细分市场上，只有纯净水和矿泉水有国标可执行，而此次爆出标准问题的“饮用天然水”则没有单独的国家标准，各生产企业执行的是地方标准或自己制定的企业标准，而目前仅地方标准就有十余种。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规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实施后，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卫生监督机构对标准复审，确定其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根据《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国家标准，《浙江省瓶装饮用天然水》标准在2005年进行过修订，但国家标准在2008年进行过两次修改，浙江地方标准却未做相应修订，维持原来的较低标准。
对此，浙江质监局食品监督管理处处长周晓林解释说，根据国标的修改内容，他们在2009年3月提出了对地方标准的修改计划。但当时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将食品安全标准的管理职能划到了卫生部门，在移交工作时，他们向卫生部门提出了修改地方标准的建议。但4年过去，修改建议迟迟没有落实。
食品安全标准需清理整合
农夫山泉“标准门”暴露出来的饮用水标准问题并不是一个行业个案，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卫生和质量两套标准并行，标准更新滞后、交叉重叠甚至矛盾的问题仍然严重。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认为，我国针对食品的标准不是太少，不是宽松，而是乱。就同一食品而言，根据《食品卫生法》，有食品卫生标准；根据《产品质量法》，有产品质量标准；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多个标准交叉并行，并由不同部门制定，可能存在重复监管或监管盲点。
根据食品安全标准“十二五”规划，2015年将基本完成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以及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内容的清理整合，基本解决现行标准交叉、重复、矛盾的问题，形成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按照工作步骤，标准清理工作正在从标准审评的专业委员会，到国家部委位层面，一步步推进。陈君石表示，只有在体制上把分散在各部门的食品标准制定和监管职能整合起来，形成监管明确、层级清晰的食品标准体系，并依据社会现实适时进行修订，才能消除食品安全标准繁杂、多头制定、多头执行的弊端。（记者杨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