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亿元村”南街村带头人王宏斌：实现共同富裕，要让村里人富得不存一分钱
往幕后过渡的王宏斌，一直都是南街村的主心骨，重要的决策还是要请他来拍板。
在王宏斌的带领下，上世纪90年代，南街村就已跻身“亿元村”。（资料图片）
建设中的南街村“福利房”。
虽年过花甲，鬓已染霜，王宏斌的身体依然很硬朗。
作为南街村党委书记、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他，现已很少再管村里的具体工作了，正慢慢从台前往幕后过渡。但在南街村人看来，“班长”王宏斌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大家的主心骨，重要的决策还是要请他来拍板。
南街村，1981年分田到户，1984年将承包出去的村办企业收归集体，而后走上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过去37年，在王宏斌的带领下，这个中原村落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黄金发展期，也在新千年到来之时经营上一泻千里。如今，触底反弹的南街村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数据显示，2017年，南街村共有26家企业，年产值突破了20亿元。
伴随着“高福利低工资”的质疑，背负着高额负债传闻，处在转型中的南街村将何去何从？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对话了“亿元村”南街村带头人王宏斌。
“土地分了，人心散了”
南街村的实际是什么？“土地分了，企业承包了，但是人心散了，（这种情况下）搞集体经济势在必行。”
1978年12月，以安徽小岗村为代表的分田到户，拉开了全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在当年全国上下分田到户大搞承包的背景下，距小岗村千里之外的南街村，也搞起了土地承包责任制。1981年，南街村将土地一下子分到了各家各户，刚刚建起来的两个村办企业面粉厂和砖厂也搞了个人承包。
但王宏斌发现，问题很快来了。南街村由于离城区近，经商做小生意的人多，在分田到户的初期阶段，村民不把那几分地放在心上，因此，不少农户都把土地租给别人种，或转给亲戚。几年下来，南街村的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
与此同时，两个企业承包出去后，长期拖欠承包金和工人工资，还接连发生事故，致一死四伤。承包人的腰包鼓起来了，老百姓却没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有人开始往王宏斌的家门贴大字报，反映村干部们贪污公款，私分公款，与承包人同流合污。还有群众向上级领导写告状信反映情况，甚至把大字报贴到了县委门口。
外部的声音让王宏斌开始重新思考当初的决定。1984年元旦，在一次支部会上，王宏斌提出，收回两个小工厂的个人承包。继续延续承包制，但是由党支部亲自上阵指挥，一定要把企业经营搞上去。
“分田到户，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因地制宜，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王宏斌解释说，全国各地一哄而起，有些没有结合当地的实际。南街村的实际是什么？“土地分了，企业承包了，但是人心散了，（这种情况下）搞集体经济势在必行。”
异军突起的90年代
土地和企业重新收归集体被认为是南街村发展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节点。《中国南街村》一书指出，从那时起，南街村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共同富裕道路。
在面粉厂收归集体后，当务之急，就是面向市场把企业做大。而要打响面粉的知名度，必须要去大城市，当时他们选择的是北京。现任副村长佟平安，当年和王宏斌一起到北京推销面粉。“一开始听说是河南农村生产的，人家说啥都不要。”难局直到王宏斌当场向北京一家食品厂的厂长拍胸口之后才有了改观——“俺把这一车面粉白送给你做个试验，不中算拉倒。如果中，俺比人家一斤便宜一分钱卖给您。”结果，让人喜出望外，双方签订了长期供销合同。
如果说面粉厂算是南街村与市场经济的首次亲密接触，那接下来几年，方便面项目的陆续上线，则将整个南街村推向了“黄金90年代”。
1988年，南街村出价20万从平顶山粮食局购得一条方便面设备。“产品一出来，很快供不应求。”王宏斌回忆说，那个时候，到南街村来进货的车子，都要排队。伴随着销量上涨，生产线随之越上越多。2条、4条、8条、10条……高峰时，南街村仅方便面生产线就有60多条。每天生产方便面400多吨，成为全国最大的村级方便面生产基地。
在乡村“能人”王宏斌的带领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南街村年年有项目，相继建成了包装厂、冷库、扩大了糕点厂和方便面厂、新建了大型面粉厂，甚至在1992年还上马了河南省漯河市中日合资印刷厂。
一跃迈出了五大步，利税连年翻番。到1991年，南街村工农业产值突破亿元大关。实现产值1.0322亿元，利税880万元，获得河南省“亿元村”桂冠。
“高福利低工资”
到今天，南街村还延续着1986年开始实施的“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而“高福利低工资”也成为外界对于南街村的一大质疑。
伴随着集体资产的壮大，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南街村投入大量资金，修路盖房，改善基础设施和村民居住生活条件。
在南街村，从幼儿园到高中，从超市到卫生院，一应俱全。南街村全村共有3000多口人，其中回族占了九分之一。为了方便少数民族做礼拜，由村集体斥资两百万，在村里兴建了一座熠熠生辉的清真寺，至今仍是南街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为了解决住房问题，从1993年起，南街村开始建设高标准的住宅楼，并按人口分配。大套三室一厅，92平方米；小套二室一厅，74平方米。村里统一配备了中央空调、彩色电视机和家具，厨卫设施也是一应俱全。据称，一套房子耗资近8万元，村民可直接拎包入住。
到今天，南街村延续的还是1986年开始实施的“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每人每月只发少量的工资，包括王宏斌在内的村委班子成员，每个月只拿250元人民币，称为“发扬二百五精神”。每月定量发给村民吃穿用住几乎所有生活用品，这部分的比例大约与工资是3∶7。
在村民福利方面，从1986年最初的水电免费，到如今发展到面粉、鸡蛋、啤酒、食用油、肉、豆浆、鲜鱼、燃气、子女入托上学、医疗、住房等20多项公共福利全部免费。公开数据显示，南街村在村民的供给开销上每年要花费2000多万元，每人年纯福利超8000元。
今年30岁的臧富海是土生土长的南街村人，曾在广东一所高校念大学。每次交完学费，他都会找到财务索要发票，方便拿给家里人报销。“老师说教了那么多年学，还从来没见过谁要发票的。”臧富海说，他一度被同学质疑为“骗子”。
如今，南街村每年都会从各个公司推荐优秀员工，多方综合考评，吸纳成为三好建设者，享受村民同等待遇。不过也有人认为，福利虽然高，工资太低了，跟现在的消费水平不太匹配。“一度吃香的高福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吸引力。”
危机和转机
经营危机让王宏斌认识到，“这样的困难，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或者任何一个民营企业身上，都是不可承受的。真正的英雄还是群众。”
经历了高速发展，有人曾总结了南街村发展背后的两个“隐形外援”，其中一个就是巨额的银行贷款。
对此，王宏斌并不避讳。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企业发展需要贷款，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甚至有银行直接把钱送到了家门口。”不过，在90年代中期，高福利之下南街村经营下滑已成为不争的实事。1996年至2004年，“最困难的时候，账上只有7000块钱。”王宏斌坦言。
只是南街村遭遇的危机，是否和银行借贷有直接关联，南街村方面并没有正面答复。“团队自满情绪越来越大，管理疏漏导致经营下滑。”在总结原因时，王宏斌如是告诉记者。
于是，在低工资低存款的情况下，一家一户自发捐款以及企业内部融资，硬生生融出了100多万。这笔钱首先被用到了利润最高的调味厂做流动资金。昔日轰鸣的机器声再次在村子里响了起来，一切又开始慢慢走向正轨。
靠着政策和其他形式支持，一直困扰南街村的负债最终解决了。到2008年，南街村甚至迎来了增速最快的一年，利润增速高达15%。王宏斌对外宣布，南街村就此真正告别举债发展的模式。
当然，这场危机，同时让王宏斌更加坚信，“这样的困难，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或者任何一个民营企业身上，都是不可承受的，真正的英雄还是群众。”
焦点问答
我会工作到南街村不再需要我的那一刻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不会变。如今，在临颍县城唯一保留的护城河的一侧，南街村新建的公寓楼正在施工。新楼建成后，村民拎包入住。“不论是金银首饰，还是衣服鞋帽，都会统一供给。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一直没变。”王宏斌说。
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如今生活在南街村，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其大如婚丧嫁娶在内的所有生活费用都由村上提供。这种事无巨细的保障是否有必要？高福利低工资是否符合时代需要？
王宏斌：富裕不等于幸福，幸福包括富裕。富裕指的是富了集体，幸福则是代表个人。只有集体富裕了，个人才能得到幸福，没有集体的富裕，哪来个人的幸福？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记者：有人曾总结南街村快速发展背后有两大法宝。其中之一，就是对银行贷款的依赖。
王宏斌：南街村的发展，离不开各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支持。90年代国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那个时候，南街村要获得贷款是非常容易的事儿。也正是依赖各级金融机构的支持，让南街村如虎添翼，得以高速发展。
记者：有报道称，南街村曾背负了17亿元债务，是否属实？债务解决了吗？
记者：南街村未来会上市吗？
王宏斌：不会。南街村永远不会上市。
记者：你已掌舵南街村几十年，是否考虑寻找接班人？
王宏斌：现在还不会（寻找接班人），我会工作到南街村不再需要我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