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1个多月前的5月7日下午,内蒙古阿拉
早在几年前,内蒙古的一位生态学专家就反话正说“我们应该感谢沙尘暴,它吹醒了人们对土地沙漠化的警觉,并开始大规模进行生态建设和防沙治沙。”确实,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平均10多次的沙尘暴,把我国土地、草原“三化”退化、沙漠化、荒漠化的严峻生态形势通过风沙传递到全国各地乃至相邻地区和国家。人们开始在大自然的惩罚中反思自己的行为,并从实践中总结出防沙治沙的新的方法。
“总体恶化”还是“局部恶化”
2004年中国草业科学大会提供的资料表明,我国的干旱和荒漠化主要发生在西部,而草地的沙漠化、荒漠化最为严重。中国草地为4亿公顷,其中北方温带草原3.13亿公顷,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平原以西,沿内蒙古南缘、经黄土高原东侧至青藏高原东缘一线以西的广大地区。这里是干旱、半干旱、高原高寒地区。这条蔓延4500公里的绿色自然保护带,是中国大陆乃至许多亚洲国家很重要的生态屏障。中国的重要江河源头在草原地区。但这些地区草地的“三化”面积约为9000万公顷,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并以每年66.7万公顷的速度发展。沙化的速度高于建设的速度。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有1333.3万公顷的农田受风沙侵袭。同20世纪50年代相比,我国草地草产量下降30%50%,牧草质量变劣,毒草害增多。宁夏97%、新疆61%、内蒙古59%、青海56%、甘肃48%的国土面积发生了沙漠化、荒漠化。我国草地生态处在“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
自2000年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加大了生态建设和保护的投入力度,积极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等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再加上2002年以来,西部降水增多,生态保护力度加大,生态恶化出现了趋缓的势头。一些地区便急不可待地宣布“沙漠化扩展趋势得到整体遏制,出现局部恶化、总体好转的好势头”的论断。
中国草业学会理事长、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云锦凤指出,生态建设和保护是一个长期过程,草原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周期,而有的已不可能恢复。我们要科学理性地认识生态建设和保护,不能盲目乐观看待刚刚出现的好势头。实际上我国草地生态“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如果稍有倦怠,不仅前几年的努力会付诸东流,而且沙化的速度还会加快。
种树还是种草
从过去鼓励开荒垦地到今天的退耕还草,国家生态建设和保护的思路渐渐明晰起来。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却陷入了新的误区。
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生态学博士杨通过多年的生态研究发现,在干旱地区大规模种树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在西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稀稀拉拉的“老头树”,这些树生长了几十年,永远长不大。过去种植的许多大片林地,在长年干旱少雨的气候下,渐渐枯萎死亡。由于林带不能成片成活,防风固沙的作用起不到,反而像抽水机一样抽干了宝贵的地表水,进一步影响了其他地表植被的生长。西部的生态建设应该采取综合措施,林草灌乔木结合种植。他反对单一种植,特别是反对单一种树。
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宗锦耀也指出,沙化大都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这些地区不适宜林木的生长。由于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中,还林比还草给的投入和补贴更多,所以有的地方为争取项目,借退耕还林为名毁草植树。违背自然规律毁草植树,会造成新的恶果。草毁了,树也无法成活。现在需要调整,加大对还草、种草的政策扶持。
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近几年大面积种植牧草和灌木,已取得了防沙治沙明显效果,他们得出了“种树不如种草”的结论。
人进沙退还是人退沙退
造成土地荒漠化的原因,除干旱少雨的气候因素外,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滥垦。许多地区无节制地毁草开垦,造成一年开草场,两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梁的现象;二是滥伐滥牧。对林地草地无限制的索取已超过了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三是滥采。每年春秋雨季,大批人员涌入草原采挖发菜和中药材,加上各种采矿工程大面积毁林毁草,导致沙化问题日趋严重;四是滥用水资源。一些地区由于大规模开采地下水,导致水位急剧下降,大片植被死亡。
据内蒙古大学著名生态学家刘钟龄分析,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盲目思想指导下,1958年以来,在草原腹地曾发生了几度开垦草原的浪潮,进行粗放的耕作经营。“文革”期间,在“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的政策误导下,滥垦草原。上世纪80年代,又在“向草原要粮”的指导思想下扩大草原耕地。90年代,在“增草增畜”的口号下开垦草原种植玉米。半干旱草原的土壤水分和养分资源有限,虽然短期内可能获得一定收益,但不到10年耕作的土壤就会明显衰退,继而发生严重的土地沙化。这是草原发生荒漠化的重要原因,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教训使人清醒。2000年以后,我国西部地区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人不能过度侵扰草原”、“给草原休假”、“生态移民”等全新的生态建设理念。
针对过去重利用、轻保护,重索取、轻投入,过分强调草原的经济功能,单纯追求牲畜数量的增加,对草原掠夺性经营的做法,通过6种新制度进行生态建设和保护。它们分别是草原保护制度、退耕还林还草制度、草畜平衡制度、禁牧休牧轮牧制度、舍饲圈养制度和生态移民制度。内蒙古农业大学对锡林郭勒草原季节性休牧实验证明,从4月到6月休牧50到60天,不仅使天然草原植被得到了有效的恢复,而且产草量也增加了20%―30%。一般而言,生态移民转移牧民1000人左右,可使3000平方公里的草原得到保护。目前在内蒙古,农牧民积极响应国家“禁牧、休牧、轮牧”号召,顾全大局、牺牲个人利益,他们宁可少养畜减少收入,也不再向草原作掠夺性经营。每年全区实施草畜平衡的草场面积达5.2亿亩,禁牧休牧面积达6.1亿亩,90%以上的草原得到休养生息,广袤的大草
原有望恢复碧浪连天的景象。过去是人进沙也进,而现在人退沙退的效果却充分显现出来。
沙产业和草产业能否成亮点
人类生存和生态保护是不是永远对立的矛盾目前存在两种片面认识,一是片面强调农牧业的生产,满足人的生活需求,忽视生态保护。二是片面强调生态保护,一禁了之,工作方法简单,对农牧民生产生活缺乏统筹考虑。内蒙古沙产业协会秘书长郝诚之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认为,大力发展沙产业和草产业是实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良性循环的又一条防沙治沙之路。
沙产业、草产业理论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1984年6月28日应邀给《内蒙古日报》发表专论时提出来的。他强调,要变防沙、堵沙为科学经营沙漠,与沙漠和谐共存,充分利用沙漠戈壁地区的太阳能如日照、温差等有利条件,推广使用节水技术,搞知识密集型的现代化农产业,高度重视发展沙产业和草产业。
发展沙产业和草产业就是推动农牧业产业化。在内蒙古,以“伊利”和“蒙牛”为龙头,拉动奶牛养殖业发展;以“草原兴发”为龙头,拉动肉牛、肉羊发展;以造纸企业拉动沙柳种植、以药品企业拉动中草药种植。已有上百家企业形成“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模式。这种模式使农牧民用较少的土地和草场发展了高效养殖业和种植业,继而腾出大片的土地和草场进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实践证明,大力发展沙产业和草产业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社会意义和生态意义。
郝诚之说,传统的草原畜牧业走向新型的生态畜牧业,恰恰是在生态建设、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采用禁牧、休牧、轮牧及围封转移等各项新的生态保护措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生态草原畜牧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龙头是名牌企业。这里的关键是龙头企业和名牌的带动。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不同于工业企业,它下连着生态效益和农牧民的生存,受气候和疫病影响较大,有时候非常脆弱,需要国家各方面大力扶持和保护。只有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批涌现,做大做强,沙产业和草产业才能成亮点,中国的防沙治沙才能走上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科学理性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