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时代，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问题都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中国输不起。
而粮食问题，实际上又是农民问题。
对于中国8亿农民来说，土地仍是他们的命根子，粮食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
天下粮仓，既是国家的根基，也是百姓的命脉。
当下，举国震动的粮食清仓查库行动，再一次证明，中国从未对粮食安全放松警惕。
然而，公众更期待，这次行动是一次实事求是的调查，而不是一场华丽的表演。
对于粮仓虚实的公众质疑，不应回避。
科学统计，透明清查，实时跟踪，及时反馈，才是正解。
文/孟凡
吉林省伊通县一家粮库正将收购来的玉米装车
今年52岁的老汪，是安徽省安庆市粮食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在粮食系统工作了26年，经历了两次全国规模的粮食清仓查库行动，第一次是2001年9月，第二次是2009年4月。
自从4月初安庆市粮食局下达清仓查库任务后，老汪就一直在怀宁县“蹲点”。10多天里，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多，中午不能休息。怀宁县是安庆市的粮食大县，中央粮食储备库安庆库就设在怀宁县城。像老汪这样一直在粮食系统工作，直接接触过粮仓账目，算是最了解当地粮库“家底”的人了。
2009年3月31日，国家粮食局副局长任正晓在做客中国政府网时透露，从4月1日开始，全国将开展粮食库存大检查，一直持续到6月底。这次清仓查库是继2001年之后国务院组织的又一次全国范围的粮食库存大检查。
这次由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粮食局等10个部门共同组织、联合检查的行动，参与清查的人员在10万人以上。
一位在国内知名门户网站负责地方频道的人对本刊记者说：“粮库问题牵扯面太广，水很深，恐怕你们就算到了地方，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别小看粮库，那可是我们当地效益最好的单位，能进去的人大多都有关系。一旦进去，要遵循严格的保密纪律。粮库可是涉密单位。”曾在山东省某国家粮库工作多年的李先生对记者说。
本篇开头提到的老汪，也不是一个特例，尽管他向记者介绍粮库的情况最多，但谈到粮库存在的问题时并不多说。
至少在目前，粮库问题还是一个让人神经敏感的话题。
从传播的角度看，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谁掌握着信息的权威性和发言权，受众的意见自然偏向谁。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袁隆平委员在一份提案中毫不客气地指出：“有些国家储备粮库是空的，这些人虚报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从国家拿补贴，还可以拿仓库来存其他东西，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至于如何检查粮库空置问题，袁委员建议“微服私访”，“我今天通知你，明天要到你的仓库看看，他们完全可以把其他粮仓的粮食调过来。”
国家粮食局副局长也提出，“空库”现象可能有五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正常流通客观上需要备有一定的周转仓容；二是企业粮食库存季节性变动形成空仓；三是粮库执行国家调销计划导致正常空仓；四是有仓不收粮出现了空仓情况；五是人为导致违规空库。
由此可见，只要做到粮食数量真实、账实相符，对粮食轮换过程进行动态监控，暂时的空库并不可怕。但如果是非正常的粮库亏空，背后必定隐藏着严重问题。这也是政府、媒体和公众最担心的，揭示这些问题，是清仓查库行动的任务之一。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有人担心粮库的粮食“太少”，也有人担心存粮“太多”。
“粮食库存不仅具有应急和战略储备的功能，还是国家的调控手段。但库存规模应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如果库存过多，一方面会占用资金和资源，造成浪费；另一方面，也无法正确反映市场供求。调控过多，也会造成粮食市场的扭曲。”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粮食安全警戒线是库消比17%～18%，根据中国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国家储备粮食储备达到较高水平，粮食库消比达到35%左右。我国现有15000万～20000万吨的储备粮，库存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倍。
从以上数字来看，我国的粮食库存为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基础。但另一方面，粮食库存过多，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可能会对粮食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有媒体报道，2009年，我国粮食库存已经接近历史最高点，而历史上的最高库存出现在1998年、1999年。此后，粮食出现了结构性过剩，价格下跌，从1999—200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累计减少596.5亿公斤。
除了直接影响粮食价格，粮食库存过多也会对农民增收带来压力。当国际国内粮价再度大幅上扬时，一旦国家采取加大抛售库存储备粮的方式来平抑粮价，则可能间接带来农民卖粮的问题，与保护农民利益背道而驰。
全球粮食危机的震荡及粮食价格下行压力，让中央到地方一直紧绷粮食安全的弦。此外，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粮食宏观调控的要求，查清我国粮库的状况势在必行。
但在采访中，多位人士都向记者表示，由于牵涉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问题，虽然每年都有例行的清仓查库行动，但是粮食库存数量并不对外公布。
“中国已经是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成员，其他国家都将粮食库存数量对外公布。我国目前还将这个数据作为保密信息。我个人认为，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清查范围太大，获得完全准确的数据太难。”李国祥研究员认为。
另一位多年从事粮食工作的专家告诉记者，从我国对外公布粮食库消比之后，粮食库存的实际数量，可以通过粮食消费量推算出来。目前，中国全年粮食消费量估计在5亿吨左右，根据国家发改委统计，粮食库消比为35%，那么，中国粮食库存应在1.75亿吨左右。
李国祥研究员对记者表示，“最能反映粮食库存是多是少的指标还是市场上的价格和交易行为，这是一个可观察的变量。”这是他判断粮食库存的依据。
其实，对于粮仓问题的公众质疑，不应回避。科学统计，清查透明，实时跟踪，及时反馈，才是正解。
5月，全国粮食库存清查将进入收尾阶段。6月底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向国务院报送全国粮食清仓查库工作总结报告。
希望这次清仓查库行动，能够揭开中国粮仓的面纱，还原它的真实面貌。
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国有库，库有备；市有集，集有粮；户有仓，仓有米”的粮食储备流通格局。
文/本刊记者刘梦羽
我国在粮食生产实践中，探索出了做到手中有粮、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稳定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
尹成杰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吉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长期从事农业农村经济政策研究和实际管理工作。
为了进一步解答这些问题，也为了探求中国粮食储备对粮食安全的意义，本刊记者对尹成杰进行了专访。
中国报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粮食问题尤为重要。在全球粮食危机的时候，有人表示过担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尹成杰：这种担忧可以理解。我们拥有世界20%左右的人口，但只有世界9%左右的耕地。人多地少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应该看到，对我们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如果粮食和农业出了问题，谁也帮不了我们。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决不能依赖粮食进口，决不能把饭碗放在别人手里。
正因为如此，我国长期坚持基本自给的粮食安全方针，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不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切实提高粮食有效保障能力。2008年，粮食在连续4年增产的基础上，又赢得一个特大丰收年，粮食产量突破历史最高水平。
我国在粮食生产实践中，探索出了做到手中有粮、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和办法，稳定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因此，与全球粮食危机的暴风骤雨和国际粮食市场吃紧相比，中国显得从容许多，中国粮食供求平衡。这种从容背后是一种底气，中国拥有10000多亿斤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自给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粮食储备远远高于粮食安全警戒线。可以说，中国手中有粮，供给充裕；中国政府手里有粮，应对从容；中国人民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尹成杰：可以这么说。粮食生产及其产量是一个政策制度、生产者行为、资源供给和气候条件相结合的过程和产物。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述就是，手中有粮=耕地淡水资源+政策扶持+科技支撑+国家储备+农户存粮。“手中之粮”来自五个方面：一是我国长期坚持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当利用进出口调剂余缺的粮食安全方针，这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性保证；二是强农惠农的农业和农村政策，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及一系列扶持粮食发展的政策措施；三是技术变革和科技进步，带来粮食丰产增收；四是健全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五是农村传统的农户储粮。我国在粮食生产的实践中，探索出了手中有粮、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途径和方法。
中国报道：您提到的以上五个方面，两个都涉及粮食库存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粮食库存和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
尹成杰：实际上，粮食危机的实质是供给与价格问题，粮食库存对这两个方面都有影响。从全球来看，当前世界粮食库存量和消费量的比值下降，粮食库存对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降低。因为一些国家出现了粮食的年消费量超过同期的粮食生产量，造成粮食供求紧张，为了缓解粮食供求矛盾，不得不动用国家粮食储备。
对于日益刚性增长的粮食需求来说，无论粮食生产发展到哪一个阶段性水平，都必须有相应的粮食储备各国应从国情出发，深入研究粮食储备政策和措施，建立科学、安全、可靠的粮食储备体系，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中国报道：中国的粮食库存在一个什么水平上是安全的？
尹成杰：近些年来，我国粮食库存充裕，库存消费比大大高于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国家储备粮库储备达到较高水平，粮食库销比达到35%左右。我国现有15000万～20000万吨的储备粮，库存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倍，尽管2007年国家为满足市场粮食需求、稳定市场粮食价格，加大政策性粮食销售力度，适时在粮食批发市场投放国家储备粮，使得国家粮食库存略有下降，但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完全可以保证市场供应。
中国报道：您在《粮安天下》一书曾多次提到“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储备格局”。您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中国特色”？
尹成杰：从我国的国情来看，人口众多，城市人口规模大，乡村人口多而分散，粮食需求具有放大效应，粮食供给保障具有特殊性和艰巨性。基于这样的国情和粮情，党和政府长期坚持粮食自给为主的方针，高度重视手中有粮，始终把手中有粮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首要条件，坚持做到以产供需、以储保缺、以丰补歉。从防范特大灾害和突发事件出发，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粮食生产体系、储备体系、供给体系，形成并保持自有的、有效的粮食供给和保障能力。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国有库，库有备；市有集，集有粮；户有仓，仓有米”的粮食储备流通格局。
中国报道：我国粮食储备的历史悠久，目前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尹成杰：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家实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保护和调动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建立粮食风险基金，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储备。中央粮食储备垂直体系进一步健全，储备制度不断完善。国家不断增加投入，新建了一批粮食储备库。按照粮食省长负责制的要求，各地都建立了地方粮食储备。初步形成了中央、省级、地县级三级储备体系。2000年1月，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对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从体制上保证了中央储备粮管得住、调得动、用得上，提高了储备粮的调控效率。除此之外，我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不断加强，粮食仓储技术不断创新，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得到提高。
中国报道：您曾引用数据说，我国有60%的粮食储藏在农户家中。为什么历次全国粮食清仓查库行动主要侧重国有粮食企业？
尹成杰：我国一直倡导“藏粮于民”。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地区，农村几乎家家储粮，根据调查，大约占我国粮食储备的60%。可以说，这一部分是我国粮食安全的有力保障。由于农村农户有足够的存粮，所以当市场粮食紧张、粮价上涨时，农民一般不会去抢购粮食；当粮食丰收市场充裕时，农民除了正常售粮外，不会大量抛售粮食。这对稳定我国粮食安全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粮食出现紧张的时候，农民消费一般可以通过自己储备或少部分国家储备解决，而城镇居民消费主要依靠国家储备粮。因此，国家粮食储备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历次检查的重点也主要放在国有粮食企业。
中国报道：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对于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储备机制来说，客观上是否也需要进一步改革？
尹成杰：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是各级政府调控粮食市场的主要手段和物质基础，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当前看，还要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体制机制，提高应对国内外粮食市场变化的能力，更大地发挥储备粮在宏观调控中的效率和作用，进一步理顺储备体制关系，建立完善中央储备与地方储备协调机制，加强地方监管，提高储备粮食质量。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问题作出了全面部署，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贯彻实施，将为长远稳定解决中国吃饭问题奠定坚实基础。
毛泽东评价粮食统购统销的五项好处为，对贫农有利，对灾民有利，对发展经济作物有利，对城里人有利，可以拿些豆子出口换回机器。
文/崔晓黎
既保证粮食安全，又放活粮食政策，这是多年来我国在粮食体制改革上的总体思路。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是这一政策的提出者和设计者。
1953年，粮食购销矛盾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若干种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陈云分析其根本原因为，“人民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日益超过这些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1953年10月16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指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统购）、计划供应（统销）、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四个组成部分。11月19日，《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及《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通过，规定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办法。12月初开始，除少数地区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继粮食统购统销后，油料、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也相继纳入统购统销的范围。
1955年，毛泽东评价这一政策的好处为，“第一，对贫农有利。贫农缺粮，保证他们饿不死。第二，对灾民有利。不统购统销就要饿死人。第三，对发展经济作物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的可以买到粮食。第四，对城里人有利，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可以拿些豆子出口换回机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继续沿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直到1984年出现建国后第一次卖粮难。据统计，1978—1984年，农民增收的粮食中，70%～80%都卖给了国家，国家的粮库已经盛不下。国家采取了应急性改革措施。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从当年起，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至此，持续32年之久的统购统销政策废止。
但是，卖粮难引发了农民种植的选择和调整，粮食的种植面积不断缩小，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持续增加，经历了连续几年的粮食减产后，国家对合同定购政策进行调整，规定合同定购也是任务，这在实际上是部分地恢复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目前，国家粮食局承担着国家战略储备粮的征购与管理工作，但多年来的运作结果表现为，国家粮食局收进来的粮食已经远远超过了安全储备的需要，把原本应在市场流通的部分粮食也收进来了。我国乡镇一级的粮站已经实现股份化改革，大多交由粮站的人承包经营，他们既承担着国家粮食局下达的任务，也经营市场业务。
近年来，国家多次强调要保护种粮农民的收益，并连续三次提高粮食收购价，就是要把保护农民利益和保护国家安全两个目标结合起来，但目前看来，要用一个政策把粮食安全和保护农民利益两个目标同时解决，难度极大，可以考虑的办法是“一分为二”。
把国家政策性、战略性粮食安全储备与粮食的商业性购销调存基本分开。国家的战略性储备用粮可以直接在产区收购，也可以考虑通过期货市场吞吐一部分。战略储备的方式和数量根据我国的国情，借用淮海战役刘伯承的一句名言，可以采用“吃一个、看一个、夹一个”的办法，即实控国储一块、虚控民储一块、遥控国际市场一块。实控国储可以控制在1000亿斤左右。民储的数量，据调查，大约在2000亿斤左右，总量大约可以达到全年产量的1/3，达到中国历史文献中所说的“耕三余一”，即33%的储备水平，这一指标在今天应当说是很高的储备水平。
控制的目的在于尽量为粮食的市场运作让开空间，充分发育民间的市场交易网络和平台。鼓励凡是符合国家规定资质的国有和民营企业积极进入粮食购销调存的各个环节，鼓励各种符合条件的经纪人进入粮食市场，鼓励各类农村经济合作社进入粮食市场与大型农贸市场直接对接。
划分粮食安全基金和粮食风险基金。粮食安全基金主要用于国家粮食的安全储备调控，粮食风险基金主要用于粮食市场波动的价格调控。对于农民粮食种植收益的保护，建议与粮食的市场价格和直接补贴脱钩，采用间接调控和间接补贴的办法解决，即通过调控粮食进出口的指标和配额，通过调控生态建设的粮食补贴指标、期限，通过累进征收粮食消费税等简易办法来解决。
崔晓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
粮食库存不仅具有应急和战略储备的功能，还是国家的调控手段。
文/李国祥
关于粮食储备问题的讨论一直纷纷扬扬，这还要从1995年谈起。当年粮食减产造成粮价大幅度上涨，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朱镕基总理于是要求实行粮食最低保护价政策，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中央专门拨了1000多亿元，但很多国有粮食企业从中央要了补贴，却没有收购农民的余粮。
1998年，粮食增产到4.9亿吨，但无人收粮，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受到打击，连续多年减产。2003年，我国粮食减产到4.3亿吨，出现大规模粮食缺口。2004年，粮食价格开始大幅度上涨。
温家宝担任总理后，首先对国有粮食企业进行改革，然后将国家粮库和地方粮库分开管理。2004年新一轮粮改，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的粮食储备制度，国家粮库由中央财政支持，部分地方粮库实行企业化运营。此外，国家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收购农民手上的大部分粮食，这样，主要的粮源就掌握在国家手上了。目前来看，这项改革还是很成功的。
当出现灾荒或战争等紧急需要时，要保证国家粮食库存“调得动、用得上”，历史上曾出现过灾荒之年国家调不动地方粮食库存的情况。现在，战略储备粮全部在国家粮库，国家粮库的调动权直接在总理，就保证了“调得动”。那怎么保证“用得上”呢？就要求粮食库存不仅要账实相符，还要保证质量。粮食库存不仅具有应急和战略储备的功能，还是国家的调控手段。国家要想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除了对农民进行补贴之外，还要对市场价格进行调控，而调控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国家粮食库存。
因此，粮食并不是越多越好，太多了，消化不了，可能会造成粮食价格的大幅下跌。我认为，最能反映粮食库存多少的指标还是市场上的价格和交易行为，这是一个可观察的变量，具有客观性。粮食库存规模应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库存过多，一方面会占用资金和资源，造成浪费，另一方面，也无法正确反映市场供求。有学者将粮食价格的大起大落归因于政府调控的失败，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国在进行调控时还需要多一些胆量和魄力。像去年，国际上闹粮荒，粮价飞涨，而国内粮食充足，却不敢出口，好的机会没有把握住。
我认为，今年我们不能喊粮食增产，只能讲稳定粮食增产。因为，现在全世界包括我国粮食都大幅度增产，粮价偏低，我国政府搞托市收购，使得国内粮价高于国际市场，这对政府的压力也很大。一些销区宁愿从国外进口粮食，造成了东北等地粮食库存偏高。解决这个矛盾需要有统筹大局的思想，需要国家的平衡和调控。
虽然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国家责任，但地方上，很多销区的储粮积极性都不高。比如北京，库存水平低的时候，只够城市居民两个星期的口粮，高的时候，也只够一个月，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销区3到6个月的口粮规模。我国连续5年粮食增产，而且增产幅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调动销区的储粮积极性，适当推高粮食价格。否则，总是“少了就喊，多了就砍”，粮食产量很难稳定。
清仓查库是粮食系统每年的日常工作之一，只不过今年的力度特别大，今年粮食清仓查库的背景十分特殊：国际经济危机呈蔓延之势，其负面影响不断显现，是否见底还难以预计。这种情况下，中央有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宁将经济危机的影响估计得坏一些，只要保证整个国家粮食供应充足，做到“手中有粮”，就能“心中不慌”。我们不仅要在短期内保证粮食储备安全，从长期来看，还是要保障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另外，我国已经是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成员，其他国家都将粮食库存的数量对外公布。我国目前还将这个数据作为保密信息，不对外公布。我个人认为，有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粮食清查范围太大，难以获得完全准确的数据。在对粮食库存数量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国家不公布粮食库存数量是可理解的。但从长期来看，粮食库存数量是需要公开的，也只有将粮食清仓查库工作做好，才能保证粮食库存方面信息的准确性。
李国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初振荣老局长告诉记者，他的工作历史里，没见到过靠倒转粮食而最终赚钱的粮库。
文/本刊记者王新玲
东营市粮食储备库
山东省一直都是我国粮食的主要产区，但由于人口多，近年来虽然产量很大，也已逐渐成为粮食自我平衡省份。
东营，黄河从这里入海，因为泥沙淤积，每年都会增加两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东营土地的盐碱化程度很高，并不适合种粮食。
东营市区80多万人口，其中胜利油田的职工和家属50多万。
东营市的农民更习惯种蔬菜和棉花等经济作物，寿光市的蔬菜一部分就是东营县区供应的。
“在粮食产量上，东营市一直属于销区，历史上，除了广饶县可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并出售商品粮之外，其他地方都不能自给。”东营市粮食局崔建军主任告诉记者，“一直到1995年，东营市的粮食才实现了自我平衡。现在的状况是总体平衡略有结余，在各粮食品种上略有不平衡，大米和面粉有些缺口，玉米有结余。”
省内外调拨之外，东营市许多市民还有过吃进口小麦的记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小麦，我们都吃过。”
按照国家要求，粮食产区应该有不低于3个月的粮食储备，销区应该有不低于6个月的粮食储备。虽然在正常情况下，东营市的小麦产量只有24万吨，但目前东营市拥有不低于8个月的储备用粮。
“改革开放以前，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粮管所，只要有50万吨的仓容，10间办公室，再配备10多个人，就是一个粮管所了。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根据统购任务储存粮食，再根据统销任务发放粮食。那时候的粮食不准私自买卖，即使从一个库运到另一个库，也要有动支令。”东营市粮食局退休的老局长初振荣告诉记者。
牛庄镇粮管所就是一个。现在，牛庄镇粮管所大院里，4个苏式大仓铁门紧闭，还有两个小仓，据说还有两个仓已经被拆掉了，打开之后，这些仓库里堆放着各种杂物。
记者见到了来这里停放工程铲车的高法国，2000－2004年，他在这里担任所长。“我刚来的时候，每个仓库都是满的，那时中央直属库还没有建，国家储备粮也存在这里。”当时牛庄镇下辖二三十个村子，他们就是粮管所服务的对象。“2002年以前，粮管所还可以搞一些市场运作，买卖粮食赚些差价，后来资金没有保障了，各方面控制也很严格，就不行了。”在高法国的记忆里，那时粮仓里的粮食有的会存六七年。而他上任两年后，因为当地的农民主要改种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去外地采购粮食，“外购的粮食，加上成本运费等，和本地粮食价格差不多。”
杨方军曾是西范乡粮管所的所长，他问记者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来采访，是要再建粮管所吗？”目测了牛庄镇粮管所的几个仓库后，杨方军告诉记者，这里可以盛放700万斤粮食，而西范镇粮管所小一些，只能盛400万斤左右。
杨方军希望能够再建个类似粮管所的地方，“去粮库卖粮太远了，老百姓不愿跑，都直接交给粮贩子了。”对他的这一愿望，记者在当地后续的采访中，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高法国评价说，“再成立粮管所是不可能了，但更方便老百姓卖粮食是可能的，现在粮库一般都不和农户直接打交道。杨方军做的就像粮食购销合作社，只是还没达到那个规模。”
用一个小时，走完了东营市粮食储备库，瞬间明白，无论曾经的人们如何怀念某段历史，粮管所的淡出都注定是发展中的必然。37栋不同于苏式大仓的标准平房仓，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粮食储备的需要，“粮食也是一种生物，它也需要呼吸”，东营市粮食储备库杜召庆主任说。
东营市粮食储备库与中央直属储备库仅一墙之隔，2001年10月投入使用，是山东省第一家同时拥有中央储备糖、中央储备粮、市级储备粮三种物资储备资格的综合性储备库。目前，这里存有11万吨小麦，8万吨中央储备糖。
“粮库不能做生意，越亏越大，想捞的时候就捞不回来了。我们为商务部做储备，没有市场风险。目前储备仓容19万吨，今年的3万吨仓容建设已经开工，建成后将是山东省储备规模最大的地方粮食储备库。我们全心全意做储备赚钱。”今年，这家粮库为商务部做的原糖储备，在数量上超过了粮食，而收入上和粮食持平。
“每斤小麦政府给粮库4分钱的保管补助，这个政策是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是20年前的价格。粮库保管最大的成本是人工成本，20年前，一个工人工资80元钱，现在2000多元，人力成本翻了近30倍。这个标准也应该提高。”
2006年，东营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成，根据一年工龄换算为一月工资的标准，职工从国有企业身份置换为完全自然人身份。
在东营市粮食圈里，商奎凤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她在1986年成为牛庄镇粮管所的一名正式职工，1997年分流下岗，1999年得了乳腺癌，她的丈夫是农村户口，一直是临时工，2005年丈夫做了脑瘤手术，2007年做了第二次手术，现在基本上偏瘫，正在办理残疾证，她的孩子明年考高中。几年来，商奎凤在牛庄镇粮管所门口摆了个地摊，卖些小百货和孩子玩具，她的货物就存放在粮管所的一间平房里。“生意还凑和，够吃饭的”。“1986年参加工作，直到下岗分流，都还可以，那时候生活有保障。成立了股份公司之后，领了两年失业金，就没有生活保障了。”
粮食局东营区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粮管所改制后，东营区成立一家股份公司管理东营区所有粮管所的资产，可以拍卖、出租，盘活，以这些收入来养100多位粮管所老职工，为他们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因为交不起1万元的入股费，商奎凤没有入股。
三年过去了，公司的经营状况令人担忧。崔建军主任告诉记者，“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经营情况不太好，没有完全进入市场。”“粮食部门的职工比较听话，任劳任怨，但他们大多是初中毕业，改制后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比较差，思路不行，发展好的也有，但很少。”初振荣老局长说。
同样没有入股的还有高法国和杨方军，高法国单干了，杨方军做了粮食经纪。
对于自己的身份，高法国耿耿于怀，“19岁就进入粮食系统，干了14年，原来是国有粮食企业，突然不国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挣钱比那时候多，但心里不好受。”高法国39岁。
杨方军说，“现在就等着卖这块地皮了，卖了还债，给职工交养老保险，卖了之后也就没有这个地方了，已经卖了好几个了。”
“原先他们都属于粮食系统的工作人员。”东营分局的工作人员说。
“每年县粮食局的领导都会多次去北京活动，‘指标是通过上面一层层拨下来的。’”
四月中旬，河南。无论行走在怎样的公路上，依稀可见的村庄，几无起伏的平原，一望无际的麦田，都是随处可见的场景。年年如此。
我所走进和试图讲述的，是一个曾经的乡镇粮管所、现在的“国家粮食储备库”，粮库基层工作人员所经历的生活变迁，还有粮库所服务的一个典型的河南村庄。零散的信息和个案提供给我们的，或许就是今天豫北农村的不完全剪影。
河南新乡翟坡国家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赫然的牌子挂在门口。而当地的百姓却大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宗的国家库。
“以前，新乡县唯一的国家库是新华粮库，那是正牌的国家粮食储备库，负责四区八县的粮食收购管理，后来，新华粮库不同意交由国家，国家粮食储备库就从新乡县转至获嘉县了。”一位粮库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的粮库只是挂了个国库牌，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如果正式挂牌的话，需要几十万元。不过，那样我们就是事业单位编制了，而现在我们是企业编制，纯粹的社会自然人。”
附近的村民也告诉记者，这个粮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库，“国家并不承认他们国家库的身份”。
据记者了解，这家建立于1976年的粮管所，现在在功能上已经更接近于一个“仓库”了。粮库由新乡县粮食局直接管理，主要业务是根据上面批下来的指标，收购和管理粮食，而价格调整、陈粮轮换等均按照指示完成，没有任何独立的市场行为。“粮库里存的全都是专项储备粮，容量9万多斤，目前的仓库里，玉米和小麦各占一半，玉米会稍微多些。”
几百万元，对于粮库员工和周边的百姓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这家粮库也因此成为新乡县效益最好、转型最成功的粮管所，每年都是县里的先进单位。
而粮库赖以生存的“上级指标”，根据这位老员工和粮库其他职工的说法，每年县粮食局的领导都会多次去北京活动，“指标是通过上面一层层拨下来的”。
某农户农业收支明细
“我们粮库现在已经不存在议价粮的问题了。”“前几年，粮库有主动权，我们也收议价粮，粮食贵的时候抛出去，便宜的时候再买进来，但有时卖出时价格高，想收回时价格更高，就不能全填补过来了。现在粮库没有主动权了，只是代省里收购和管理，一个粮食籽也不敢动。”
“转圈粮，就是买空卖空粮。”根据王振宇的说法，陈粮轮换的时候，粮库轮出粮食是肯定的，但轮进新粮时，需要上面统一配备购粮指标。所以在这方面，能否赚到钱要看能否得到上面配备的指标，粮库没有轮进新粮的主动权。
王振宇告诉记者，现在，“站上”是粮库最大的竞争对手。“站上”指一些经营规模比较大的粮贩子，他们在火车站收购小粮贩的粮食，直接用火车运往四川等养殖地区。他们可以根据行情灵活地调整价格，有时仅比粮库高出一两分钱，就能让粮库毫无办法地认输。而粮库要调整价格，必须向上面请示。在这方面，粮库往往是落后于粮贩的。对于走乡串户收粮的小粮贩来说，把粮食卖给粮库，每斤可以赚2分钱，直接运到站上，每斤可以赚3～4分钱，按每天收5000斤来说，就是100元的差距。
“因为每月10号铁路方面会下达车皮计划，每月12号左右就是‘站上’的收粮高峰，1号到10号价格比较低，因为‘站上’还不确定能拿到多少车皮，而25号以后又成了低潮，那时候收的粮食要到下个月才能运出，粮贩们要承担太多的站上粮食管理费。”
记者所到之处，河南省或是山东省，粮库员工们都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份”。
1976年，王振宇来到这家粮库上班，那时翟坡人民公社刚刚成立，粮管所也刚开始筹备，只有十几个人，他们面对的还是一片棉花地。他在粮库做的第一份工作是看工地，建住宿房、仓库，工资是34元。粮管所正常运作后，他做了仓库保管员。
“工作最忙的时候是交公粮的那些年，队能排到一里地之外，最高潮的时候，从早上7点多一直要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有些老百姓担心粮食过夜就会受潮，所以宁愿排在粮管所门口过夜。”
上世纪80年代，王振宇用2500元钱买了些工龄，由原先的合同工成了一名正式工。拿钱买工龄换身份，在新乡县一些地方非常盛行，远不止在粮库。
2003年，和国家其他粮管所一样，翟坡镇粮管所改制了，王振宇等员工失去了他们全民合同工的身份，变成了完全的自然人，一次性买断工龄中，王振宇领取了2万多元。此后，粮库实行了强制性的全民入股，普通员工每人交2万元，领导依级别不同交4万至6万元。成为“股东”的这几年里，王振宇和他的同事们没有开过一次股东大会，“领到的基本是月利，三个月领一次，一次领80元钱。股权可以买卖，但是没有人买。”
“现在，我们又是一年一签了。”
南翟坡是距离粮库最近的几个村子之一，紧邻京广铁路线。这里的村民们都经历过拉着板车、赶着牛车到这家粮库交公粮的日子。
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个有着1000多人、人均拥有耕地1亩的村子，刚刚有200多户在自家院里修了沼气池，每家需要为此交200元钱，这是去年刚换届选举出来的村长为村民们做的事情之一。村民告诉记者，晚上的时候，村里也开始办起了电脑培训班和舞蹈培训班。
许多年的实践中，村民们发现，村子里最适合种的粮食似乎只有两种，麦子和玉米，于是，收了小麦种玉米，收了玉米种小麦。曾经大规模地种过棉花，后来因为虫害多，而且，当地的纺织厂、棉油厂即使从新疆运回棉花加工也比收购当地棉花便宜，棉花就慢慢停种了，花生也曾风行过两年。
对于自己的村子算不算小康村，大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村里的许多福利在许多年来一直都优于邻近村庄，这让大家有了一份延续下来的自豪。但当我们一起计算出村民每年来自土地的收入不过1000元，而小康社会需要达到人均年收入3000美元时，数字上的偌大差距让大家动摇了这个答案。“我们村里现在之所以比较好，是因为有纺织厂留下的基础，底子还在。”1986年，这个村子用新乡一荷泽铁路线的部分占地款80多万元建了一家纺织厂，这是村子里有过的唯一一家企业，但在2002年倒闭了。“七里营、龙泉等村子的企业多，所以他们更有钱一些。”
这里，教师是大家非常羡慕的一个职业，因为他们退休后可以拿到稳定的2000元左右的退休金，这是村民和企业工人们可望不可及的。这里没有人外出打工，农耕之余去乡镇企业上班或者打零工的工人除了每月几百到1000多元的工资外，再没任何其他收入了。
凡是历史上比较平稳的岁月，粮食储备往往有四方面的准备：一是官仓；二是义仓；三是老百姓手里的储粮；四是商人手里的周转粮。
文/张鸣
2009年春夏之交，对于中国的粮食行业来说，意义尤为重大。10万人规模的粮食库存大检查在全国的推开，使得粮食部门和粮食企业瞬间被推到聚光灯下。
事实上，建国以来，这样大规模的全国范围粮食库存检查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2000年）。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去年全球一些地方出现粮食危机的时候，国内有人对中国粮食库存表示出担忧。后来，黑龙江的富锦粮库亏空等重大案件引发了更多的焦虑。但在当时世界性粮食恐慌的情形下，不便大规模核查。
粮食的仓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
在计划经济时代，粮库遍及农村每个角落，每个乡镇（公社）都有一个国家粮库。粮食部门，是从中央延伸到地方每个角落、最为庞大的一个国家体系。改革开放以后，这个体系转换为国有企业，却成了一个人数众多但效益很差的庞然大物。
粮食仓储，本身是个需要不断支付成本的事情。晾晒、通风、除虫、防鼠等等，只要粮食入了库，储存一天，就得花一天的钱。现代化的大中型粮库设备先进，但花钱也多，人力和能源的消耗也是巨大的。
从理论上和经营角度看，只有将入库的粮食迅速地在市场上流通起来，粮食企业才能获得最大的盈利。因此，粮食企业自然希望库存最少，流通最多。但问题是，第一，粮食不仅是商品，而且是国家战略储备物资，从国家储备的角度，粮库必须存储一定数量的国家战备粮，这些粮食只能定期轮换（以新粮轮换陈粮），不能拿出去赚钱盈利。第二，国家粮食企业还承担着稳定粮食市场价格的责任，粮价贱时抬高、贵时压低，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反市场的。但国有粮库具有政策性定位，调控的职能和责任显然是不可能推卸掉的。第三，自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来，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粮食系统，行政化积习已久，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一手垄断收粮售粮，一手拿国家补贴，不知道如何经营粮食。所以，自改革以来，一直到2007年，粮食企业一直就是长期亏损，只能靠国家补贴维持着。
事实上，由于粮食行业的特色，目前国有的大中型粮库，或者说粮食企业，至少在目前尚不可能彻底市场化，某种形式的双轨制，还会长期存在。无论何种性质的粮库，被粮耗子捣成空库的风险，始终会存在。
对国有粮食企业加强管理、定期检查，甚至搞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检查，如果使之制度化，并严格执行，的确可以化解部分风险，但是，最好的办法是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通过分散风险增加获利的机会。
因为，再好的制度也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且检查制度本质上也是行政导向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再严格的行政制度，也往往抵不住市场牟利的诱惑。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好的粮食储备制度，甚至是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
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朝代，国家在每个县都建有“常平仓”，设有专人管理，连县令都不能随意支配，即使发生灾害，出现粮荒，也不能擅自动用，需要向上级申报，经朝廷批准，才可以开仓放粮。这种常平仓，其使命跟我们今天的国家粮库类似，第一作为救灾储备；第二用来平抑粮价。因此，“常平仓”的管理者需要跟地方官员配合，每年收粮的时候，定期将新粮存进，陈粮卖出。当然，跟今天的问题类似，国家管理的这种“粮食企业”，往往经营不善，很难兼任公益和商业的两重使命。因此，粮食多、粮价贱的时候，就陈陈相因，腐烂不堪；粮食少、粮价贵的时候，就拿出去卖钱生利，虽然不至于全国都这样，但相应的弊端是历朝历代都有的，因此，仅仅有“常平仓”，很难起到灾害时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
作为“常平仓”的补充，民间往往有“义仓”，由宗族和乡社建立并且管理，有些朝代，国家对于民间的义仓，还有一定的补助。义仓的管理，显然比官仓好，而且机制也比较灵活，遇有灾荒，凡是有义仓的地方，救灾就比较及时，如果单靠官仓，等地方官报上去等上级核准，朝廷批下来，往往都灾民泛滥了。
事实上，凡是历史上比较平稳的岁月，粮食储备往往由四方面组成：一是官仓；二是义仓；三是老百姓手里的储粮；四是商人手里作为周转的储备粮。粮食一边在流动，买进卖出，由于风险分散，每个部分在周转过程中，始终有一定量的储备，事实上粮食一直在流动，所以，无谓的消耗少而获利多，凡是这样的地方，一般都不会因灾荒而出现大的动荡。每每到了每个朝代的末期，吏治腐败，管理混乱，官方对于义仓不仅没有补助，而且加以侵夺，加之地方的乡绅劣质化，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大量出现，于是，官仓和民仓都出了问题，一有大规模的灾害，离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也就不远了。
中国古代的这种制度，即使在现代世界，也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好制度，上个世纪初，留美的中国学生陈焕章先生，在美国做的博士论文，就是介绍中国的粮食储备制度，据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借此改善了美国的粮食储备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统一的粮食收购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粮食储备体系，是特殊情形下的特例。那时候，中国全面学习苏联，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取消粮食市场，利用剪刀差，剥夺农民，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但这种道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初衷，更谈不上实现国家的富强。
那个时代，总体上国家的粮食安全，其实并没有得到保障，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粮食的短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得不靠定量供应来维持。很多农村的温饱问题长期解决不了。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农村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使得困扰中国政府多年的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也为粮食企业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现在农村的粮食生产，本质上是市场化的，而非当年的计划经济性质的，庞大的粮食企业，虽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但改革的方向，却只能是市场导向的。
说到底，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而应实行全面的市场经济，回归到国家和民间两条腿走路的轨道上来。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回顾考察，或许能给我们提供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明清时期，粮仓官员的种种贪污腐败行为，触目惊心。
编辑/本刊实习记者陈珏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天下粮仓滋生出不少“粮仓硕鼠”，暗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粮仓官员的种种贪污腐败行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京城的粮仓历来由地方政府上缴的“国税”即皇粮来补充。明代之初，也照例由地方解粮进京，清点称量后入仓。因路途遥远，粮食总免不了人吃马嚼、遇潮霉变、虫咬鼠窃等损耗，被称为“火耗”。因此，地方政府在向农民征粮的时候，总要比预定数量多征一些，这样可以保证入京后称量时不会出现差额。这也给贪官污吏带来了可乘之机。他们往往多报“火耗”，中饱私囊。在明朝，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最嚣张时，“火耗”数量达到了四成以上。不仅国库皇仓时常有不满之虞，而且百姓对此也怨声载道。
为了加强对粮仓的管理，明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注：相当于地方的民政和财政部门）、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注：相当于秘书）至户部（注：相当于民政部和财政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稍有差错，即被驳回重造账册，并须加盖原衙门官印。对于此项规定，各布政使司计吏便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表面上，这是因离户部道远、为免往返奔走的便捷之举，实际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这样一来，官员就可以在空白账册上随意填写数字，虚报数量。后来，明洪武帝朱元璋得知此种情况大为愤怒，立即下令追查，一次就处死了近10万名贪污的官员，造成了轰动全国的“空印案”。
明代的粮仓腐败有“火耗贪污”和“空印虚报”，清代更甚一筹，又出了另外一个瞒天过海之新招——设置“双层仓”。
所谓的“双层仓”，就是在粮仓中间用木板隔开，然后将下层仓中的粮食贪为己有。这种遮眼法在当时的确是一种高明的贪赃手段，很多官员用此法瞒天过海，直到死后才被揭开。此外，隔木板的做法还有应对检查、谎报信息之用。乾隆年间，曾多次派官员开仓查粮。但各州县官员往往串通作弊，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造成“满仓”的假象。于是检查官员回京复命，奏称“仓粮系属实贮”，皇帝便信以为真。
储藏谷物本意是以备将来不时之用，是立国安邦所必需，仓储后备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但日常的贪污之外，集中的贪污方便之门却也由此打开。
清朝规定，殷实农民可纳豆麦给国子监，捐监生应试入官，这叫“监粮”。伴随此规定，清代发生了多起“监粮冒赈”案件。贪污的官员常常以内地仓储未实为借口，申请收捐充实，实则强行摊派，而且上下级之间还营私舞弊、互相串通。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甘肃就发生过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之名，共谋作弊、肆意侵贪的大案，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官员113人，追缴赃银281余万两，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全国，时称“甘肃冒赈案”。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四月，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灾荒连年、仓储不足、捐监粮米赈灾为由开捐。王亶望采取了与以往捐监不同的办法，让监生把应捐的谷粮折为银子，改变“原令只收本色粮米”为“私收折色银两”。清廷在批准开监捐时，规定每名监生捐粮43石，王亶望却把这43石粮食改成了收银子47两，另外还加收办公银、杂费银8两，合计每名监生共收银55两。这样，“监粮”一下子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
当时，王亶望收受银子有个规矩，就是下属送银子不能让他看见。于是，行贿的人就把银子放到酒坛、咸菜筐里，或者通过看门人送交，这样王亶望和他的属下自然心知肚明。为了贪赃，州府官员有的直接参与分赃，有的接受贿赂，有的向上报假情况包庇下属。当时，甘肃官场有这样的话流传开来：“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是对王亶望们贿赂情形的真实写照。
许多国家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安全和社会稳定，都试图建立一套与其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粮食储备制度。
编辑/毛家莹
美国
美国粮食产量居世界前列，年产量一般在3.3亿～3.8亿吨。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出口量占世界粮食出口量的50%。每年约有其总消费量40%左右的粮食进入储备。因此，美国的粮食出口和储备对世界粮食市场有很大影响。
美国的粮食储备大致有四种：第一，正常储备，即粮食生产者和加工商正常经营的周转性库存。第二，缓冲储备，是指在两个生产年度间调节供求的粮食储备，由美国政府和私人共同参与。第三，农场主自有储备，即参加自有储备计划的农场主储存的粮食。第四，政府储备，是指政府为保证粮食安全的储备，由作为美国粮食市场的政策性调控机构商品信贷公司经营。目前政府储备大约在500万吨，相当于粮食年产量的1.4%。
欧盟
欧盟是世界上第三大粮食出口地区。其中，法国是欧盟第一大农业生产国，其粮食产量占欧盟产量的三分之一，其出口量占欧盟的一半。
欧盟粮食储备主要实行国家采购，即按照“干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干预价格”是欧盟根据保护农民收入不受过大影响，以及欧盟各国粮食生产、库存、需求状况，国际粮食生产形势和价格走势等因素综合考虑制定的。如在法国，当收购机构（主要是农业合作社）不能在市场上卖掉粮食时，法国粮管局（ONIC）作为政府管理机构就必须买下他们的粮食。但法国粮管局不拥有粮仓，为完成其公共储存使命，它向拥有空粮库的收购机构或专业仓储公司租用储存容量（即购买仓储服务）；或同私人企业签订收购合同，商谈储存期间的费用补贴标准。欧盟农业补贴委员会对“临时储备”给予必要的储费和利息补贴。补贴方式是由欧盟补贴给法国粮管局，再由粮管局补贴到储粮企业。
日本
日本是地少人多、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目前，日本的大米流通形成的是自主流通米（主要由农协销售）、政府米（储备）、计划外流通米（农户自由销售）并行的流通格局。
长期以来，日本作为粮食短缺的国家，尽管每年要从世界市场进口大量小麦和饲料粮（国内消费中小麦的90%和饲料的80%依赖进口），但大米的进口量基本为零。自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签署后，日本接受了大米的最低市场准入量。进口大米一部分作为主食用米和加工用米出售，另一部分作为政府储备粮。
1993年，日本发生了“米荒”，使日本政府下决心建立更为明确、有效的粮食储备制度。
1995年《新粮食法》规定设立专项储备，以政府米及部分进口米充当，由政府与民间共同负责，并以政府为主；民间储备由自主流通米法人负责，费用由政府补贴一部分。政府的储备大米，由政府根据国内生产的年成丰歉，决定是否抛售或增加储备，通过调整储备以抑制粮价的暴涨暴跌。日本是世界上对粮食实行高额补贴的国家，除对政府米储备费用据实进行补贴外，对生产者在年度末未能卖出的粮食也给予部分储存费用补贴。
印度
印度虽是农业大国，但长期以来农产品短缺。因此，政府对粮食流通和价格实行严格控制，统称“政府粮食配售制”。进入90年代以后，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潮流影响下，印度粮食流通体制向市场化方向作了较大改革。
印度较大规模的粮食储备是在20世纪60年代饥荒以后建立起来的。印度粮食储备制度包括经营库存和缓冲库存两种。经营库存是指一年内由于季节因素，为保证全年连续供给而储存的粮食，以解决正常年景两个收获期之间的粮食供给问题。缓冲库存是指在经营库存之外，再储存一部分必要粮食，即粮食安全储备库存，以缓冲由于年度性粮食减产而产生的短缺、从而起到保障供给、稳定粮价和社会的作用。储备制度规定，缓冲库存的临界值为500万吨，最佳数量为1200万吨（相当于粮食年产量的6.3%）。库存品种主要是小麦和大米，分别占60%和40%。与此相适应，政府拥有2800万吨的仓储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