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也有很多的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而且很快就确信，你们不希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他们常在企图证明与此相反的说法，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衷心地同情你们的命运。他们所做的驳倒了他们所说的。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用来证明下面这件事是绰绰有余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他们庄严地宣布过对你们的好意，但是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来从实际上加以证明呢？
对你们的诉苦他们曾认真地注意过吗？除了负担派来调查你们的状况的五六个委员会的费，他们还为你们做了些什么呢？而这些委员会的大本大本的报告都永远放在内务部的档案架上的废纸堆里。他们是否打算过从这些日渐腐烂的“蓝皮书”中哪怕编写出一本易读的书，使每一个人都能毫不困难地了解到绝大部分“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的状况呢？没有，他们当然不这样做；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不喜欢谈论的事情。他们宁可让一个外国人来把你们所处的屈辱的状况报道给文明世界。
但是我希望，我对他们来说才是外国人，而对你们来说却不是。我的英语也许不很道地，但是，我希望你们将发现它是平易近人的。顺便说一句，无论在英国或是在法国，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把我当做外国人看待。我极其满意地看到你们已摆脱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这些极端有害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是大规模的利己主义［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ｓｅｌｆｉｓｈｎｅｓｓ］而已。我看到你们同情每一个为人类的进步而真诚地献出自己力量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英国人；我看到你们仰慕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事物，不论它是不是在你们祖国的土地上产生的。我确信，你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英国人，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员；你们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正是由于我把你们当做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当做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所以我和大陆上其他许多人一样，祝贺你们在各方面的进步，希望你们很快地获得成功。
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坚定，要大胆，你们的成功是肯定的，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的事业，全人类的事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１８４５年３月１５日于巴门（莱茵普鲁士）
序言
本书中所考察的问题，最初我是打算仅仅作为一本内容比较广泛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中的一章来论述的，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很快就使我不得不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而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则是它的间接产物。
所以，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proetcontra〔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
我有机会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特别是当我的书落到英国人手里的时候，这一点我是早有准备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给我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不确切的地方。要知道，在研究一个需要全面论证的庞大题目时，这种情况就是英国人也难以避免，更何况像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状况的著作，连英国本国也还没有出过一本。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描述不列颠王国无产阶级的境况的典型形式，特别在目前对德国来说是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
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甚至连善意的“劳动阶级状况改进会”（而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就在这些会里对社会问题大肆歪曲）都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状况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见解作为根据。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实际知识。虽然德国无产阶级的境况还没有像英国那样典型，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了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的出现迟早会达到和北海彼岸同样尖锐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照这样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同时，对英国的灾难的揭露将推动我们去揭露我们德国的灾难，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灾难以及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９３中所暴露出来的危险，这种危险从这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安宁。
弗·恩格斯１８４５年３月１５日于巴门
导言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１８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英国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愈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愈是强有力）的典型国家，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结果（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
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个革命的历史，也不谈它对现在和将来的巨大意义。这是将来的一部内容更广的著作的题目。现在，我们只要几点，这几点是弄清以后要讲到的事实和了解英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所必需的。
工人们就这样过着庸碌而舒适的生活，诚实而安静地、和和气气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比他们的后代好得多；他们无须乎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但是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有空到园子里和田地里做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对他们已是一种休息，此外，他们还有机会参加邻居的娱乐和游戏；而滚木球、打球等等游戏对保持健康和增强体质都是有好处的。他们大部分是些强壮、结实的人，在体格上和邻近的农民很少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区别。孩子们生长在农村的新鲜空气中，即使他们有时也帮助父母做些事情，到底还不是常的，当然更谈不到八小时或十二小时工作日了。
可是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停止在这里。有些资本家开始把珍妮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来发动；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减少工人，并且把自己的纱卖得比用手摇机器的个体纺工便宜。
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而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跟一个地让给了机器。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而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工作的任何信心，道德败坏，政治骚动以及我们将在这里加以研究的对英国有产阶级十分不愉快的一切事实。我们已看到，甚至仅仅像珍妮纺纱机这样一架很不完善的机器已使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从我们这里得到料而还给我们以布匹的一整套配合得很好、构造得很精密的机器，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异了。
诺定昂和得比的织袜业，由于棉纱价格的降低也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由于针织机的改良（这种改良使人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同时织两只袜子）又获得了第二个推动力。从１７７７年发明了网布机那时起，花边的生产也成了重要的工业部门；以后不久林得里发明了花边机，而后来在１８０９年希斯科特又发明了络丝机。这样一来，制造花边的工作无限地简化了，而对花边的需求随着它的跌价而大大增长，以致现在从事于这种生产的已不下２０万人。它的主要中心是诺定昂、莱斯特和英格兰西部（威尔特郡、戴文郡等）。和棉纺织业有关的劳动部门，如漂白、染色和印花也得到了同样的发展。
由于用氯代替大气中的氧漂白，由于对染色和印花有影响的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由于在机械方面出现了促进印花发展的一连串的极其光辉的发明，这些部门获得了很大的推动力；由于有了这种推动力，又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引起了需求的增加，这些部门就空前地繁荣起来。
麻纺织业中的进步开始得比较晚些，因为料的天然特性给纺纱机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的确，１８世纪最后几年，在苏格兰已有人做过这种尝试，但是一直到１８１０年，法国人日才实际上做到了用机器纺麻。而他的机器也只是在英国加以改善，并在里子、丹第和拜尔法斯特普遍应用以后，才在不列颠的土地上得到了它们应有的地位。从这时起，英国的麻纺织业才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１８１４年，有３０００吨G亚麻运入丹第，到１８３３年就有１９０００吨亚麻和３４００吨大麻了。输入大不列颠的爱尔兰夏布从３２００万码（１８００年）增加到５３０００万码（１８２５年），其中大部分又从大不列颠输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麻织品的输出从２４００万码（１８２０年）增加到５１００万码（１８３３年）。纺麻工厂的数目在１８３５年达到了３４７个，共有工人３３０００人；其中一半是在苏格兰南部，有六十多个在约克郡西部地区（里子及其附近），二十五个在爱尔兰的拜尔法斯特，而其余的在多尔塞特郡和郎卡郡。麻织品的生产是在苏格兰南部、在英格兰的某些地方，但主要是在爱尔兰。
英国人在蚕丝加工方面也获得了同样的成绩。他们从南欧和亚洲取得已纺好的料，而主要的工作就是捻成细线。在１８２４年以前，生丝的高额关税（每磅４先令）大大限制了英国丝纺织业的发展，英国丝纺织业的市场仅仅限于本国及其殖民地（因为那里有保护关税）。后来，进口税降低到一个辨士，工厂的数目就立刻大量地增加了。在一年内线锭的数目从７８万增加到１１８万，虽然１８２５年的商业危机也使这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停顿了一些时候，但在１８２７年这一部门中所生产的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了，因为英国人在技术方面的技巧和验保证了他们的捻线机优越于他们的竞争者的拙劣机械。１８３５年，大不列颠共有捻丝厂２６３个，工人共计３万人，这些工厂大部分集中在柴郡（麦克尔士菲尔德、康格尔顿及其附近地区）、曼彻斯特和索美塞特郡。此外，还有许多从事于废茧加工的工厂；用废茧制成一种特别的丝（ｓｐｕｎｓｉｌｋ〔纺丝〕），英国人甚至用它来供给巴黎和里昂的织绸厂。用这种方法加工的丝主要是在苏格兰（佩斯里等地）利伦敦（在斯比脱菲尔兹），同时也在曼彻斯特和另外一些地方织成绸子。
但是，从１７６０年开始的英国工业的巨大高涨，并不仅仅限于衣料的生产。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里去，而许多和前面提到的东西毫无联系的发明，也由于它们正好出现在工业普遍高涨的时候而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其次，当工业中机械能的巨大意义在实践上得到证明以后，人们便用一切办法来全面地利用这种能量，使它有利于个别的发明家和厂主；此外，对机器、燃料和料的需求本身，就直接要求大批的工人和各个工业部门加倍地工作。随着蒸汽机的出现，英国的丰富的煤藏第一次成了重要的东西；只是在现在机器的生产才开始萌芽，而对铁矿的注意也随着加强了，因为铁矿是给这种生产提供料的。
羊毛消耗量的增加使英国的饲羊业兴盛起来，而羊毛、亚麻和蚕丝输入的增加又引起了英国商船队的扩大。发展得最快的是铁的生产。英国藏铁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熔解铁矿石的时候总是用木炭，而由于林砍伐殆尽和农业发展，木炭的产量愈来愈少，价钱也愈来愈贵。上一世纪才开始使用烧过的煤（焦炭），而在１７８０年以后又发明了把焦炭所熔解的铁（在此以前，只能从它得到生铁）变成锻铁的新方法。这种把熔铁时掺杂在铁里面的碳素提出的方法，英国人叫做搅炼；它给英国的制铁业开辟了崭新的活动地盘。炼铁炉建造得比过去大５０倍，矿石的熔解由于使用热风而简化了，铁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以致过去用木头或石头制造的大批东西现在都可以用铁制造了。１７８８年，一个著名的民主派托马斯·倍恩在约克郡建成了第一座铁桥，跟着就出现了其他许多铁桥，现在几乎所有的桥，特别是铁路上的桥，都是用生铁造的，而在伦敦甚至用这种材料建造了一座横跨太晤士河的桥（萨得克桥）；铁柱和铁的机座等等成了很常见的东西，而随着瓦斯灯的使用和铁路的修筑，英国的制铁业又获得了新的销售领域。
同时，现在所有煤矿的开采都比过去紧张多了。锡矿、矿和铅矿也在同样地加紧开采；和玻璃生产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即陶器的生产，这种生产在１７６３年左右由于约瑟亚·威季伍德而获得了特殊的意义。他开始根据科学则制造陶器，促进了艺术风味的发展，并且在北斯泰福郡８英里见方的一片地方建立了陶器厂（ｐｏｔｔｅｒｉｅｓ），这地方从前是一片不毛之地，现在却布满了工厂和住宅，并且养活了６万以上的人。
一切都完全卷入了这个总的巨流。农业里面也发生了变革。不仅土地的占有和耕种，如我们所看到的，转到了另一些人的手里，而且农业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影响。大佃农开始下本钱来改良土壤，拆毁不必要的篱笆，排干积水，施以肥料，使用较好的农具并实行系统的轮作制（ｃｒｏｐｐｉｎｇｂｙｒｏｔａｔｉｏｎ）。科学的进步也帮助了他们：亨·戴维爵士把化学应用于农业得到了成功，而技术的发展又给大佃农带来许多好处。此外，由于人口的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起来：尽管从１７６０年到１８３４年有６８４０５４０英亩荒地变成了耕地，可是英国却由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了输入粮食的国家。
在交通建设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紧张的活动。１８１８—１８２９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１０００英里的公路，法定宽度为６０英尺，而且几乎所有的旧公路都按照麦克亚当制加以改造。在苏格兰，公共事业局从１８０３年起修筑了约９００英里公路，并建造了一千多座桥梁，因此，苏格兰山地的居民立刻就接触到了文明。过去大部分山民从事于盗猎和走私；现在他们成了勤劳的庄稼人和手工业者；虽然为了保存盖尔语而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可是盖尔赛尔特的习俗和语言一接触英格兰文明很快就消失了。爱尔兰的情形也完全一样。在科克、里美黎克和克黎等郡之间，以前是一片荒地，没有任何车路，这个地方由于很难通行而成了一切罪犯的隐匿处和南爱尔兰地方赛尔特爱尔兰民族的堡垒；现在这里已是道路纵横的地方，而这样一来也就给文明开辟了进入这个偏僻地方的道路。
整个大不列颠，特别是英格兰，在六十年以前道路还和当时的德国、法国的一样坏，现在却布满了最好的公路网，而所有这些公路，像英格兰的差不多一切东西一样，都是私人企业家一手建立起来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国家做的事情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蒸气不仅在陆路交通工具方面引起了革命，而且使水路交通工具具有了新的面貌。第一艘轮船是１８０７年在北美的哈德逊河下水的，而在大不列颠则是１８１１年在克莱德河下水的。从那时起，英国建造了轮船６００多艘，而在１８３６年停泊在英国港湾中的轮船总计已在５００艘以上。
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简短地说来就是如此。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２５０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G，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而且１７６０年的英国和１８４４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ａｎｃｉｅｎｒéｇｉｍｅ〔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这个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
这个现在布满了整个大不列颠的广大的工人群众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一天天地吸引着文明世界的注意。
工业无产阶级
研究无产阶级各个部分时所应当遵的顺序，很自然地决定于上述的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第一批无产者是出现在工业里面而且是工业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产业工人，即从事于料加工的那些人。工业材料即料和燃料的生产，只是由于产业革命才重要起来，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新型的无产阶级，即煤矿和金属矿的工人，才能够产生。第三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农业，第四是工业的发展影响了爱尔兰这就决定了我们研究相应的各类无产阶级时所遵的顺序。我们也会看到各种工人（也许爱尔兰人是例外）的发展水平是直接取决于他们和工业的联系的，所以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的是产业工人，矿工们已差一些，而农业工人几乎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工业无产阶级本身的队伍中也会发现这样的顺序：我们会看到，工厂工人，产业革命的这些初生子，始终是工人运动的核心，而其他工人的参加运动，却要看他们的手工业被产业革命侵害的程度如何而定。这样，以英国为例来观察工人运动和工业发展之间的这种一致的步调，我们就会更好地懂得工业的历史意义。
可是因为目前几乎整个工业无产阶级都已卷入了运动，而且它的各个部分的状况，正由于他们都从事工业，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先来考察这些共同点，然后再就各个部分的特点来更详细地研究这些部分。
因为这些大城市中的工商业最发达，所以这种发达对无产阶级的后果也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财产的集中达到极点；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已被消灭干净；在这里，时代已走得这样远，连《ＯｌｄｍｅｒｒｙＥｎｇｌａｎｄ》〔“美好的老英国”〕这句话也没有人懂得它的意思了，因为关于《ＯｌｄＥｎｇｌａｎｄ》〔“老英国”〕，甚至在老头子们的回忆和故事中也听不到了。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因为小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失着。小资产阶级，这个过去曾是最稳定的阶级，现在变成了最不稳定的阶级；他们是旧时代的少数残余和一些渴望发财的人、十足的冒险家和投机者，其中也许有一个人可以弄到些钱，但九十九个破了产，而这九十九个中一多半都只是靠破产生存的。
但是，这些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无产者，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他们的生活如何，大城市对他们的影响又如何。
大城市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２５０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２５０万人的力量增加了１００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常布满太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太晤士河的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在两边，特别是在乌里治以上的这许多房屋、造船厂，沿着两岸停泊的无数船只，这些船只愈来愈密集，最后只在河当中留下一条狭的空间，成百的轮船就在这条狭的空间中不断地来来去去，——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G。
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她强活命。
凡是可以用来形容伦敦的，也可以用来形容曼彻斯特、北明翰和里子，形容所有的大城市。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围攻的状态中；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使人不能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在这里表现得多么明显呵！）感到不寒而栗，而且只能对这个如疯似狂的环中的一切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表示惊奇。
有能使工人相信只要愿意工作就能找到工作，使他相信聪明的资产阶级向他宣传的诚实、勤劳、节俭以及其他一切美德真正会给他带来幸福？也不能。工人知道他今天有些什么东西，他也知道明天有没有却由不得他；他知道，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雇主的任何逞性、商业上的任何滞销，都可以重新把他推入那个可怕的漩涡里去，他只是暂时从这个漩涡里面挣扎出来，而在这个漩涡里面是很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不沉下去的。他知道，如果他今天还能够生存，那末，他明天是否还有这种可能，就绝对没有把握了。
现在，我们来比较详细地研究一下没有财产的阶级因社会战争而遭遇到的那种状况。让我们看看，社会给工人什么样的住宅、什么样的衣服和食物作为他们工作的报酬，社会让那些对它的生存最有贡献的人如何生活下去。我们从住宅说起。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此外，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来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横过街心，上绳子，挂满了湿漉漉的破衣服。
现在就从这些贫民窟中挑出几个来研究一下。我们从伦敦G，从它的著名的“乌鸦窝”（ｒｏｏｋｅｒｙ）圣詹尔士开始，这个地方现在终于有几条大街穿过，所以是注定要被消灭的。圣詹尔士位于该市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中心，周围是富丽堂皇的大街，在这些街上闲逛的是伦敦上流社会的人物，这个地方离牛津街和瑞琴特街，离特法加方场和斯特伦德都很近。这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三四层的高房子，街道狭、弯曲、肮脏，热闹程度不亚于大街，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在圣詹尔士可以看到的几乎全是工人。在这里，买卖是在街上做的；一筐筐的蔬菜和水果（所有这些东西不用说都是质量很坏的，而且几乎是不能吃的）把路也堵塞住了，所有这些，像肉店一样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房子从地下室到阁楼都塞满了人，而且里里外外都很脏，看来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住在里面。
但是这一切同大杂院和小胡同里面的住房比起来还大为逊色。这些大杂院和小胡同只要穿过一些房子之间的过道就能找到，这些地方的肮脏和破旧是难以形容的；这里几乎看不到一扇玻璃完整的窗子，墙快塌了，门框和窗框都损坏了，勉勉强强地支撑着，门是用旧木板钉成的，或者干脆就没有，而在这个小偷很多的区域里，门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什么可以给小偷去偷。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和煤灰，从门口倒出来的污水就积存在臭水洼里。
住在这里的是穷人中最穷的人，是工资最低的工人，掺杂着小偷、子和娼妓制度的牺牲者。其中大多数是爱尔兰人或爱尔兰人的后代，甚至那些还没有被卷入他们周围的那个道德堕落的漩涡里面的人，也一天天地堕落，一天天地丧失了力量去抵抗贫穷、肮脏和恶劣的环境所给予他们的足以使德行败坏的影响。
各报在报道萨雷的验尸官卡特先生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１４日检验四十五岁的安·高尔威的尸体的情形时曾描写过死者的住所。她和丈夫及十九岁的儿子住在伦敦百蒙得锡街白狮子大院３号的一间小屋子里面；里面没有床，没有铺盖，也没有任何家具。死者和她的儿子并排躺在一堆羽毛上（羽毛粘满了死者的差不多赤裸裸的身体），因为他们既没有被子，也没有床单。羽毛牢牢地粘满了整个尸体，不净尸就不能进行检验，在净尸的时候医生发现尸体极其消瘦而且被跳蚤、子等咬得遍体鳞伤。屋里的地板被拆掉一块，全家就用这个窟窿做茅坑。
１８４４年１月１５日，星期一，两个男孩子被带到伦敦乌尔希浦街警察局的法庭上，罪状是：他们饿得受不住，偷了一家小店里的一只半生不熟的小牛蹄，并且立刻把它吃光了。法官觉得还必须进一步调查，他从警察那里得到了下列的材料：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退伍士兵（后来当了警察）的寡妇，丈夫死后留下了九个孩子，很穷苦。她住在斯比脱菲尔兹地方的奎克街普尔斯布莱斯２号，生活极端贫困。当警察到她那里去的时候，发现她和六个孩子不折不扣地挤在一间不大的杂屋里面，除了两把没有座子的旧藤椅、一张折了两条腿的小桌子、一个缺口的茶和一个小小的钵子，就什么家具也没有了。灶里面一点火星也没有，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小堆破布，这堆破布少得用一条女人的围裙包起来就可以拿走，可是这却是全家的床铺。他们盖的是自己的少得可怜的衣服。这个不幸的女人告诉他，去年她被迫卖掉了自己的床去买食物；她为了得到一些食品，把床单押在食品店里面，总之，她仅仅为了弄到全家吃的面包就把一切都卖光了。——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发给这个女人一笔相当大的补助金。
１８４４年２月有人替一个六十岁的寡妇泰莉莎·比硕普和她的二十六岁的生病的女儿向马尔波罗街警察局的法官申请救济。
她们住在格娄弗诺方场布朗街５号的一间小小的杂屋里面，这间杂屋的大小和一个柜子差不多，里面没有任何家具。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些破布，这两个女人就在上面睡觉；一个木箱又当桌子又当椅子。母亲靠扫地膝一点钱。据房主说，她们从１８４３年５月起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逐渐把一切都卖光和当光了，同时房租一次也没有付过。——法官从捐来的救济金里面发给她们１英镑。
我并不想断定伦敦的一切工人都像这三个家庭一样地贫穷。
我知道得很清楚，在社会把一个人完全踏在脚底下的地方，会有十个人生活得稍稍好一点。但是我断定，成千的勤劳而诚实的家庭，比伦敦所有一切阔佬都诚实得多、值得尊敬得多的家庭，都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且每一个无者老都毫无例外地可能遭遇到这种命运，虽然他没有任何罪过，虽然他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这种命运。
“这的确可怕。穷人总是有的。贫穷会在任何地方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总会以各种丑恶的形式存在于富庶的大城市的心脏里。我们觉得，在这个有数百万人口的首都中，在它的成千的小街和胡同里，总会有许多苦难，许多是很刺眼的，也有许多是永远也不会暴露出来的。
“但是，在集中了财富、欢乐和光彩的、邻近圣詹姆斯王府、紧靠着华丽的贝斯华特宫的地区，在新旧贵族区碰了头而现代精美的建筑艺术消灭了一切穷人的茅屋的地区，在似乎是专门给阔佬们享乐的地方，在这里竟存在着贫穷和饥饿、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恶习，以及这些东西所产生的一切惨状和一切既摧残身体又摧残灵魂的东西，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
“一边是可以增进身体健康的最高尚的享乐，精神活动，无害身心的娱乐，一边却是极端的贫穷！财富，辉煌的客厅，欢乐的笑声，轻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贫穷造成的苦难！欢乐无意识地但残酷地嘲笑着在底唇呻吟的人们的苦难！这里在互相冲突，这里一切矛盾都在斗争，只除了引诱人的恶习和接受别人引诱的恶习但是让人们记住一点：在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的最华丽的街区，每一年每一个冬天的夜里，都可以发现这样一些年纪很轻但因染上恶习和受过折磨而显得衰老的女人，她们被社会所唾弃，因饥饿、肮脏和疾病而活活地腐烂着。让人们记住这些，并且要学会行动而不是议论。上帝可以做证，这种活动的场所现在是多么广阔！”我在前面已谈过供无家可归的人们寄宿的夜店。这些地方是多么拥挤，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表明。在上奥格尔街新开办的能容３００人过夜的“流浪者收容所”里面，从开始寄宿那天（即１８４４年１月２７日）起到３月１７日止，总共收容了２７４０人，有的住一夜，有的住了几夜；虽然一年中比较舒适的季节已到来，但是想到那里以及到白十字街和华坪的收容所去投宿的人却大大地增加了，而每天晚上都有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地方不够而被拒绝。
现在我们撇开伦敦来一个一个地看看联合王国的其他大城市。先从都柏林开始。从海上一进入这个城市就会感到它是那样地柔媚，正如同一进入伦敦就感到它是那样地雄伟一样；都柏林海可算是不列颠诸岛中最美丽的一个海湾，爱尔兰人常常把它比做那不勒斯湾。城市本身也是美丽如的，那里的贵族区比英国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好，更雅致。但同时都柏林的穷人区却可以归人世界上最可怕最丑恶的穷人区之列。诚然，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咎于爱尔兰人的那种正是在肮脏环境中才觉得舒服的性格。但是，既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任何大城市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成千的爱尔兰人，既然任何穷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逐渐沉没在这种肮脏的环境中，那末，都柏林的贫穷就不是什么特别的、只有爱尔兰的城市才有的东西，这是世界上一切大城市共同的东西。都柏林的穷人区散布在全城，房屋的肮脏和不适于居住，以及街道的零乱荒芜都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根据习艺所监督的报告G，可以想像这些区域的穷人的拥挤：他们说，１８１７年在军营街，在５２幢房子共计３９０个房间里面住了１３１８人，而在教堂街及其邻近的街道上，在７１幢房子共计３９３个房间里面住了１９９７人。
“在这个区域及其邻近的区域里有很多臭气熏天的（ｆｏｕｌ）小胡同和大杂院，许多地下室光线只能从门口透进去，住的人往往睡在光溜溜的地上，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床铺。可是，例如尼可尔生大院，在２８个狭小而简陋的尼间里住着１５１个人，穷得在整个大院里只能找到两张床和两条被。”都柏林的贫穷严重到这样一种程度：仅仅是属于“济贫会”的一个慈善机关每天就要为２５００人，即为全市人口的１％开着大门，——白天给他们吃，晚上让他们走。
从这条大街的两边向山下伸出许多弯弯曲曲的小胡同，由于它们是弯弯曲曲的，人们就把它们叫做ｗｙｎｄｓ〔弯街〕；这些小胡同就构成该城的无产阶级区。在英格兰，每一家人都尽可能地力求住一幢单独的小房子，在苏格兰的城市里却刚刚相反，房子都盖得很高，像巴黎一样地有五六层，里面住了许多家人；因此，人们非常拥挤地塞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的情形，就更加严重了。
除普累斯顿和奥尔丹外，位于曼彻斯特西北１１英里的波尔顿算是这些城市中最坏的了。我到那里去过好多次，就我所看到的来说，这个城市只有一条大街，而且很脏，这就是第恩斯盖特街，这条街同时也是市场；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阴的讨厌的大窟窿，虽然这里除了工厂就只有一些一两层的矮房子。这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样，城市中较老的一部分是特别荒凉和难看的。一条黑水流过这个城市，很难说这是一条小河还是一长列臭水洼。这条黑水把本来就很不清洁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浊不堪。
以下就说斯托克波尔特，它虽然位于梅塞河的柴郡那一面的河岸上，但仍属于曼彻斯特工业区。它夹在沿梅塞河的一个狭谷里面，街道在河岸的一边是陡峭地顺山而下，在另一边是同样陡峭地顺山而上。从曼彻斯特到北明翰的铁路就通过高架桥越过这个城市和整个狭谷的上空。斯托克波尔特在全区是以最阴暗和被煤烟熏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出名的，事实上也的确给人一种特别阴沉的印象，从高架桥上看下去的时候更是如此。但那些从谷底到山顶一长条一长条地分布在全城的无产者的小宅子和地下室给人们的印象还更加阴沉。就我的记忆所及，在这个区域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我都没有看见过这样多的住人的地下室。
在斯托克波尔特东北数英里，是埃士顿安得莱因，这是这个区最新的工厂城市之一。它在一个出坡上，运河和泰姆河从山麓流过，一般说来是按照新的比较有规则的体系建筑起来的。五六条平行的长街沿山岗横排着，它们和其他向河谷倾斜下去的街道交叉成直角。在这样一种街道分布体系下，工厂都被排挤到市中心以外去了，何况为了要靠近水源和水路交通线，这些工厂本来就会集中在河谷底部的；在这里，工厂全都挤在一起，从烟囱里喷出浓烟。
因此，埃士顿比起大多数其他的工厂城市来，给人的印象要舒服得多：街道比较宽阔、清洁，鲜红色的小宅子看起来比较清新悦目。可是工人小宅子的这种新的建筑体系也有坏的一面，因为在每一条这样的街道的后面都隐蔽着一条脏得多的后街，由一条狭的夹道通到那里去。在埃士顿，除了市郊的几幢房子，我没有看到过一幢可能有五十年以上历史的，但是这里也有一些街道，街上的小宅子又坏又破，砖头摇摇欲坠，墙壁现出裂痕，涂在里面的泥灰也已脱落了；这些街道被煤灰弄得又脏又黑，它的面貌，无论从哪一点来说，都不比该区其他城市的街道好一些，只是在这里这样的街道并不是一般的现象，而是一种例外。
再往东一英里是斯泰里布雷芝，这个城市也在泰姆河畔。如果从埃士顿登山，那末从山顶向左右眺望都会看到许多美丽的大花园，花园里有别墅一样的华丽的住宅，其建筑式样大部分是伊丽莎白式，这种式样和哥德式的关系正像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关系一样。再向前走一百步，河谷里的斯泰里布雷芝就出现在眼前。但是和那些华丽的别墅，甚至和埃士顿那些朴素的小宅子比起来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呵！斯泰里布雷芝在一个比斯托克波尔特夹谷还要狭的弯弯曲曲的狭谷里面，夹谷两边的斜坡上杂乱无章地布满了小宅子、房屋和工厂。在走近城市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批小屋就是拥挤的，被煤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而全城的情况也就和这第一批房子一样。只有很少的几条街伸展在狭的谷底；大部分街道是纵横交错的，沿着斜坡时起时伏。由于街道分布在这种倾斜的地势上，几乎一切房屋的最下一层都有一半陷到地里面去。在这种紊乱的建筑体系下形成多少堆大杂院、后街和小胡同，从山上朝下看就可以看见。从山上看下去，这个城市的某些地方就像一幅鸟瞰图一样地展现在下面。再加上可怕的肮脏，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郊区很美丽的城市却给人这样一种可憎的印象。
这里，除了一条沿河的狭的小路，只有一个狭的有顶的过道通到外边去——通到另一片几乎建筑得一样坏和一样不整洁的像迷阵一样的房屋里面去。
这已够了！整个艾尔克河河岸的房屋都是这样建筑的。这是一些毫无计划地胡乱堆在一起的房屋，全部都已或多或少地接近于倒塌了；房屋内部的肮脏零乱和周围的肮脏环境完全相配称。
住在这里的人怎么能够讲究清洁呢？要知道，他们就连大小便的地方也没有。这里的厕所是这样少，每天都积得满满的；要不就离得太远，大部分居民都无法利用。附近只有艾尔克河的脏水，而自来水和抽水机又只是那些“体面的”市区里才有，人们怎么能够洗澡呢？现代社会中的这些奴隶的住屋并不比杂在他们小屋之间的那些猪圈更干净些，这实在是不能怪他们的！苏格兰桥以下沿岸有六七间地下室，室内的地面和离它不到６英尺远的地方流过的艾尔克河水浅时的水面比起来，至少要低两英尺，对岸桥以上离桥不远的街道拐角上有一幢房屋，最低一层没有门，也没有窗，根本不能住人（而这种情况在这一带并不少见）；还应当指出，由于没有更适当的地方，附近居民常用这种敞开的最低一层房子做公共厕所，——像这幢房子的上面一层和那六七间地下室，房主们还恬不知耻地把它们出租！
新城又叫爱尔兰城（ｔｈｅＩｒｉｓｈｔｏｗｎ），在旧城的那一边，在艾尔克河和圣乔治路之间的粘土小山上。在这里，城市的一切特征都消失了。东一排西一排的房屋或一片片迷阵似的街道，像一些小村庄一样，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粘土地上。房屋，或者不如说是小宅子，情形都很糟，从来不修理，肮脏，有潮湿而龌龊的住人的地下室。街道既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有的在小院子或猪圈里关着，有的自由自在地在山坡上蹓跶。这里街上的污泥竟这样厚，只有在天气很干燥的时候，才能希望走过这里而不致让烂泥掩没了脚背。在圣乔治路附近，一堆一堆的建筑物密密麻麻地集在一起，到处是一条条的街道、胡同、死胡同和大杂院，愈接近市中心，就愈是挤在一起，愈是乱七八糟。固然，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铺砌过的街道，或者至少也可以看到铺砌过的人行道和污水沟，但是肮脏的情形，以及房屋，特别是地下室的恶劣状况还是一样。
后来出现了另一种建筑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普遍地采用了。
现在，工人小宅子几乎再也不一所所地盖了，总是一盖就是几十所，甚至几百所；一个业主一下子就盖它一整条或两三条街。这些街道排列如下：第一排是比较高级的小宅子，很幸运，这些小宅子有一个后门和一个小院子，因而房租也最贵。这些小宅子的院子通向一条两端都盖有房子的弄堂（ｂａｃｋｓｔｒｅｅｔ），其中一端有一条缝或有顶的过道通到这条弄堂里去。大门开在弄堂里的那些小宅子，房租最便宜，一般也照管得最坏。它们和第三排小宅子共用一堵后墙，第三排小宅子的门开在另一条街上，房租比第一排便宜，但比第二排贵。这样，街道的布置情况就约略如下图：由于房屋和街道是这样排列的，所以第一排小宅子的通风还相当不错，第三排的通风至少也不比前一种建筑形式中类似的小宅子差；但是中间一排的通风在任何情况下都和大杂院中的小宅子一样坏，而弄堂也并不比大杂院更整洁些。业主们宁愿要这种建筑方式，因为它既节省地面，又使他们能通过第一排和第三排小宅子的较高租金来更顺利地掠夺工资比较多的工人。
这三种小宅子建筑形式不仅在全曼彻斯特，甚至在整个郎卡郡和约克郡都可以看到，它们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但大半都单独存在，所以仅仅从这一特征就可以看出城市各部分的相对年龄。
第三种形式，即有弄堂的那一种形式，在圣乔治路以东、奥尔丹路和大安柯茨街两边的广大工人区里占有绝对的优势，在曼彻斯特的其余工人区和郊区也很常见。
曼彻斯特的东郊和东北郊是资产阶级唯一没有替自己盖上房子的郊区。因是这里一年中要刮上十个月到十一个月的西风和西南风，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而这种煤烟确实是不少的！）。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
在大安柯茨街以南是一个建筑了一半的巨大的工人区——一片光秃秃的丘陵地带，上面零零落落毫无规则地散布着一排排的或排成四方形的房子。房子之间是一片空地，地下是粘土，高低不平，不长草，一下雨就几乎不能通行。这里所有的小宅子都肮脏而破烂，常常是建筑在低洼的大坑里，一般说来很像新城。北明翰铁路穿过的那一片地方，房屋盖得最密，因而也比其余的地方更糟。
梅德洛克河在这里蜿蜒曲折地流过一个在某些地方可以和艾尔克河河谷相提并论的河谷。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味，在这条小河两旁，从它流入城市起到它和艾尔威尔河合流为止，是一条宽阔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地带；工人住宅的情况是非常恶劣的。
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已看到博士也做了同样的描述。
爱尔兰人还带来了英格兰从前所没有的赤脚走路的习惯。现在，在一切工厂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特别是妇女和小孩赤着脚走来走去，这种习惯在最贫穷的英格兰人中间也逐渐流行起来了。
饮食状况也和衣着一样，工人所得到的都是有产阶级认为太坏的东西。在英国的大城市里，各种最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到，但是价钱很高；而工人必须用他那不多的几文钱来养家，他们是花不起这样多的钱的。加之工人一般都是在星期六晚间才领到工资，——不错，有些地方星期五就发了，但是这个很好的办法还远没有普遍实行起来。所以工人要到星期六下午四点、五点或七点钟才能上市场去，而资产阶级在上午老早就把最好的东西挑走了。早晨市场上有的是最好的食品，但是等到工人来的时候，最好的东西都卖光了，即使还剩下一些较好的，工人大概也买不起。工人买的土豆多半都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导发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半腐烂了。做工人的生意的多半是些小商版。他们收买次货，而且正因为是次货，所以才能够卖得这样便宜。
１８４４年６月１６日“卫报”。罗契得尔法庭开庭。四个小商人因使用重量不足的砝码被判处５先令到１０先令的罚款。——斯托克波尔特法庭开庭。两个小商人各被判处罚款１先令。其中一个有重量不足的砝码７枚和不合规定的秤一具；两个人以前都受过警告。
６月１９日“卫报”。罗契得尔法庭开庭。一个小商人被判处罚款５先令；两个农民被判处罚款１０先令。
６月２２日“卫报”。曼彻斯特治安法官判处十九个小商人２１J２先令到２英镑的罚款。
６月２６日“卫报”。埃士顿法庭开庭。十四个小商人和农民被判处２１J２先令到１英镑的罚款。——海德低级法庭判处九个农民和小商人５先令罚款，并缴纳讼费。
７月９日“卫报”。曼彻斯特有十六个小商人被判决缴纳讼费并且被处以１０先令以下的罚款。
７月１３日“卫报”。曼彻斯特有九个小商人被处以２１J２先令到２０先令的罚款。
７月２４日“卫报”。罗契得尔有四个小商人被处以２１J２先令到２０先令的罚款。
７月２７日“卫报”。波尔顿有十二个小商人和小饭馆老板被判决缴纳讼费。
８月３日“卫报”。波尔顿有三个小商人被处以２１J２先令到５先令的罚款。
８月１０日“卫报”。波尔顿有一个小商人被处以５先令的罚款。
在物品的质的方面受的主要是工人，而由于同样的因，在量的方面受的也是他们。
我们现在就来更详细地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因。
竞争
我们在“导言”里已看到，竞争怎样在工业发展一开始的时候就创造了无产阶级：由于布匹的需求增加，织工的工资提高了，兼做织工的农民抛弃了农业，以便在织机上赚到更多的钱。我们已看到，竞争怎样以大规模营方式挤掉了小农，把他们降到无产者的地位，然后把他们一批一批地赶到城市里面去。我们也看到，竞争怎样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陷于破产，把他们也变为无产阶级；竞争怎样把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怎样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里面。在现代工业中获得充分发展并能使自己的一切后果无限加深的竞争，就是通过这些途径和方法创造了无产阶级并扩大了它的队伍。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竞争对已形成的无产阶级所发生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应当首先考察一下工人彼此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后果。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机器织工和手工织工竞争；失业的或工资低的手工织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资高的织工竞争，并力图把他们挤掉。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工会每受到一次打击他们都拍手称快。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G——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可以看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而最高工资则决定于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在竞争着的。
资产者只能靠商业或工业来扩大自己的资本，在这两方面他都需要工人。即使他把自己的资本放出去生利，他也间接地需要工人，因为，假若没有商业和工业，也不会付给他利息，也不能使用他的资本。可见资产者总是需要无产者的，但是他之需要他们，并不是直接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资本），而是为了发财，就像做买卖需要货物，驮东西需要牲口一样。无产者给资产者制造商品，资产者把它卖掉就可以赚钱。因此，当这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因而彼此竞争的工人全都有了工作，或许甚至还不大够的时候，工人间的竞争就会停止，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就开始了。
寻找工人的资本家知道得很清楚，由于需求增加而日益上涨的价格可以使他获得巨大的利润。因此，他宁愿稍稍增加一些工资，也不愿放过全部利润。他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这样，资本家互相争夺工人，工资就上升起来。但是它也只能上升到已增加的需求所容许的程度。资本家可以牺牲一些非常的利润，但是当他必须牺牲自己的通常的利润即平均利润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不付那超过平均工资的工资了。
从这里就可以确定什么是平均工资。在平常的情况下，即在工人和资本家都没有理由在自己人中间展开特别激烈的竞争的时候，在现有的工人人数和制造社会需要的商品所能用的工人人数恰好相等的时候，工资就保持在比最低工资稍稍高一点的水平上。
至于比最低工资高多少，那就要看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如何了。如果工人习惯于每星期吃几次肉，资本家就只好付给工人足够的工资，使他能吃到肉。这种工资不能再少，因为工人之间没有竞争，他们没有理由满足于较少的工资；这种工资也不会再多，因为在资本家之间没有竞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理由用特殊的恩惠来拢工人。
由于现代英国工业很复杂，工人在需要和文化方面的平均水平很难确定，而且我们已知道，不同种类的工人的平均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平均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能够鼓励工人去获得这种技能并在工作中服从这种常规性。正因为如此，产业工人的工资平均高于普通的搬运工人、短工等等的工资，特别是高于农业工人的工资，而后一种情况当然还说明了城市中食品价格的高昂。
“多余的人”大多数都去做小贩。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当所有的工人居民都涌到街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以此为生的人是如何地多。无数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争先恐后地叫卖鞋带、背带、带子、橘子、饼干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在其余的时候，也随时都可以碰到这种叫卖橘子、饼干、姜啤酒和荨麻啤酒G的小贩在街上站着或徘徊着。这些人卖的东西也有火柴以及类似的东西，如火漆、有专卖权的引火用的混合剂等等。其他的人，即所谓ｊｏｂｂｅｒｓ〔零工〕则在街头徘徊，找一些偶然的零活；其中有些人能找到一点零活，但是能碰上这种好运气的人并不多。
所有的街上都有饥饿的工人站着（由于他们的老板关闭了自己的工厂，不能给他们工作了），一个一个地或一群一群地乞讨，成群结队地守在人行道旁，向过路的人请求帮助，但是他们不是像一般的乞丐那样哀求，而是在要求，在以他们的人数、以他们的态度和言语来威胁人。一切工业区，从莱斯特到里子，从曼彻斯特到北明翰，情形都是这样。骚动时而在这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生，例如７月间就北斯泰福郡的陶器工厂里发生过；工人中弥漫着可怕的愤激心情，终于在８月间爆发了各工厂区的总起义。当我在１８４２年１１月底到达曼彻斯特的时候，在十字街头还到处碰到一群一群的失业者，许多工厂还关着门。在以后几个月里，直到１８４３年年中，这些不得已而徘徊街头的人才逐渐减少，工厂也重新开了工。
在这种危机时期失业者受了多少窘迫和困苦，就不用说了。济贫捐是不够用的，是远不够用的。阔佬们的慈善救济不过是水车薪，它的作用一瞬间就完了，因为在乞丐很多的地方，施舍物只能帮助很少的人。假若在这种时候小商店的老板们不尽可能地赊东西给工人，——自然，他们将来在结算的时候是会因此得到可观的报酬的，假若工人们不尽量互相帮助，那末每一次危机都会使大批“多余的人”饿死。但是，因为最严重的时期究竟不太长——一年，最多是两年或两年半，大部分人到底还能熬过艰难困苦保住生命。至于每一次危机通过疾病等等间接地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暂时我们先来看看使英国工人陷入困苦状况的另一个因，这个因现在还使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
爱尔兰移民
我们已不止一次地顺便提到迁移到英格兰的爱尔兰人，在本章中就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这种移民的因和后果。
结果
我们已相当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做出结论并且再用这些结论来和实际情况互相印证。我们来看一看，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体格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的面貌是怎样的。
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书和议会报告书来确定杀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极高，除了流行病在他们中间不断蔓延，除了他们的体力愈来愈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如果回想一下工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果考虑一下，他们的住屋是怎样拥挤，每一个角落是怎样塞满了人，有病的和没病的又怎样都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那末人们就只能惊奇，这样一种容易传染的热病竟没有蔓延得更广一些。如果注意到病人所得到的医疗极端不够，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医生的忠告，连饮食方面应注意的最普通的事项也不知道，那末这死亡率就显得太小了。对这种病很有研究的艾利生博士，也和前面引证过的那个报告的作者一样，认为穷人的贫困和悲惨的处境是生病的因；他说，正是匮乏和生活需要的不能满足，使身体容易感染疾病，并使流行病变得特别危险，使它迅速蔓延。他证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商业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艰难的时期中都有伤寒病流行起来，而且这种病几乎是专在工人阶级中间肆虐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据他说，患伤寒的人多数都是当家人，也就是一家人里面最不能缺少的人；他所提到的爱尔兰医生大部分也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工人的健康恶化。
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们中间很少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室内工作的产业工人是如此，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仅仅是他们。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面色苍白，除了他们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那些肌肉，其他肌肉都是不发达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病，总是愁眉苦脸，不高兴。他们的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会病倒。因此，他们老得快，死得早。死亡统计表就无可反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每10000年死亡人口中5岁以下5-1920-3940-5960-6970-7980-8990-99100岁以上拉特兰德郡－卫生状况良好的农业区288589112751299118914289381123艾塞克斯郡－沼泽地农业区域315911101526141396310196301773工厂出现以前1779-1787年的卡赖尔市44089111006120194082653315322工厂出现以后的卡赖尔市4974113611141114553532298383工厂城市里子528692711981198593512225292
该委员会委员格棱吉说：“在北明翰，我考试过的孩子，一般地连一点勉强可以说是有用的知识都没有。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里那只有宗教教育，但是就在这方面他们一般也都是极端无知的。”该委员会委员霍恩说：“在乌尔未汉普顿，我看到过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上过日校和主日学的十一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另一个世界，也没有听说过天堂或阴间的生活’。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不知道２
２等于多少，说不出两个辨士合多少法寻（１J４辨士），甚至当人们把这些钱放到他手里的时候还是说不出。有几个男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伦敦，甚至连威伦霍尔也没有听说过，虽然这个地方离乌尔未汉普顿只有一点钟的路程，而且两地的交通还是很频繁的。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女王的名字或者像纳尔逊、威灵顿、拿破仑这样的人物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甚至连圣保罗、摩西或所罗门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对大盗狄克P杜平、特别是以越狱闻名的小偷杰克P谢伯的生平、事迹和个性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不知道２
２是多少，也不知道４个法寻等于多少；另一个十七岁的男孩说，１０个法寻就是１０个‘半辨士’，还有一个也是十七岁的男孩子，对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只简短地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ｈｅｗａｓｎｏｊｕｄｇｅｏ’ｎｏｔｈｉｎ’）。”（霍恩。“报告”附录第２部分Ｑ１８，O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６、２３３等）这些孩子被人们用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结果并没有比来多知道一点什么。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连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地丝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
人们用来调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简单则，由于现存的社会条件，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来就已非常紊乱，而当这些则和不可理解的宗教教条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横而毫无理由的训令的宗教形式出现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英国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把现代的道德，把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身有保障而泡制出来的道德灌输给工人！日益衰老、懒惰的资产阶级连为自己打算都认为是太费力，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可是到那时就已晚了。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道德，不奉行这种道德的话，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不该抱怨的。
可见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统治阶级的摈弃和忽视。而资产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们；就像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对他们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他们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们乖乖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使工人道德沦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说来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创造吗？是由于本能吗？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连工作多少个钟头，单调得令人厌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话，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内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
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门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G。
懂得了这一切以后，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
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人不信教，也不上教堂。
恐怕只有爱尔兰人、一些老年人和半资产者——监工、工头等类的人才是例外。在群众中几乎到处都是完全漠视宗教的，最多也只能看到一些自然神论的迹象，而且非常不明确，以致只表现在一些口头禅或对ｉｎｆｉｄｅｌ（不信教的人）和无神论者这类名词的本能的恐惧上。一切教派的牧师都很不受工人欢，虽然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只是在最近才失去的；现在，只要大叫一声《ｈｅｉｓａｐａｒｓｏｎ！》（“他是个牧师！”），就常常能够把一个牧师从公共集会的讲坛上赶下来。和生活条件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则和先人之见的束缚。资产者被自己的阶级偏见，被那些从小就灌输给他的则一直淹没到耳朵，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进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他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工人将要起而代之，——最初只是理应如此，以后就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的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地极端放纵地沉溺在里面。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状况里，那末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呢？每天晚上充塞于伦敦街头的４万个妓女N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以免饿死，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她们的第一个引诱者——资产者呵！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８０°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在资产阶级的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待遇的影响之下，工人逐渐变成了像水一样缺乏自己意志的东西，而且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到了某一点他的一切行动就会不由自主。因此，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从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犯罪的数字在英国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加着。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当事人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事件的数字是：１８０５年４６０５１８１０年５１４６１８１５年７８９８１８２０年１３７１０１８２５年１４４３７１８３０年１８１０７１８３５年２０７３１１８４０年２７１８７１８４１年２７７６０１８４２年３１３０９
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
我们在“导言”里已看到，在这些生产部门中工作的人如何因新机器的出现而首先被迫脱离了以前的生活条件。因此，后来陆续发明的新技术也极其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这一部分人，这就毫不足怪了。在尤尔G、培恩斯N等人写的棉纺织业史中，每一页上都讲到日新月异的改进，其中大部分也已在纺织工业中的上述其余部门里被采用了。手工劳动几乎到处都被机器排挤掉，几乎一切操作都用水力或蒸气力，而且每年都有更新的改进。
他们的食品几乎光是土豆，有时有点燕麦粥，牛奶很少见，肉类就几乎从来看不到。他们中有很多人是爱尔兰人或者祖先是爱尔兰人。这些不幸的手工织工，每次危机都是他们最先受到打击，最后摆脱危机的恶果，而且还要被资产阶级当做一种工具，用来反击那些攻击工厂制度的人！看吧，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叫道，看看这些穷织工生活得多么糟，看看工厂工人生活得多么好，然后再来评判工厂制度吧！G似乎手工织工的状况这样坏并不是工厂制度本身和机器的罪过，似乎资产阶级自己对这一点了解得不像我们这样清楚！但是这里接触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说几句谎，装一装好人，在他们是算不了什么的。
在许多情形下，女人在工厂里工作并不完全破坏家庭，但是使它头脚颠倒了。妻子挣钱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饭。这种情形是很多很多的；仅仅在曼彻斯特一地就可以数出几百个这种不得不专搞家务的男人。这种实际上的阉割在工人中激起什么样的正义的愤，它在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封不动的时候会使整个家庭关系发生什么样的根本变化，那是不难想像的。我手边有一封信，是一个名叫罗伯特P朋德的英国工人写给奥斯特勒的，这个工人住在里子城泽边木屋的男爵大厦里（为了资产阶级可以到那里去找他，所以我把详细地址写出来）。这封信的率直精神，我在译中未必能表达出一半来；缀字错误在德文中还可以适当地表达出来，但是约克郡方言的特点就完全失去了。
他在这封信里说到他认识的一个工人出去找工作，在郎卡郡的圣海伦斯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要正确地估计工厂劳动对妇女的身体所产生的后果，必须先考察一下儿童的劳动及劳动本身的特牲。现代工业一兴起，工厂就雇用小孩子；最初由于机器小（以后变大了），在机器上工作的几乎完全是小孩，而且他们主要是从孤儿院里领来的，厂主把他们当做“学徒”成群地长期雇用。他们吃的、住的和穿的都是一样，自然完完全全是雇主的奴隶，受雇主的最残酷和最野蛮的虐待。早在１７９６年，派西沃博士和罗P皮尔爵士（棉纺织工厂厂主，现任首相的父亲）就那么有力地表现了这个令人发指的制度在社会舆论中所引起的愤，竟使得议会在１８０２年通过了学徒法，制止了最惊人的虐待１０６。自由工人的竞争渐渐地抬起头来，把学徒制挤掉了。工厂愈来愈多地在城市里建立起来，机器变大了，屋子里空气比较流通了，也比较清洁了。同时，成人和青年的工作也逐渐多起来，于是在工厂里工作的儿童的相对数目就减少了一些，他们开始工作的年龄也稍微提高了一些。人们很少雇用八九岁以下的孩子了。以后，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一样，立法机关也一再地出来保护儿童，使他们不会因资产阶级的贪欲而受到残害。
要不是工厂法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这些专门为工人的福利而设立工厂的、“好心的”、“仁慈的”资产者会怎样保护工人的利益呵！让我们来听一听，在工厂视察员没有盯住厂主以前，他们在工厂里的行为是怎样的。让他们自己承认的证据（“１８３３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来揭露他们。
过度的劳动还造成了其他的畸形，特别是扁平足，这是戴P巴莱爵士（譬如在第２１页上他就提到两起）和里子的内外科医生们常常遇到的（劳顿文件第１３、１６页等）。即使年轻人有比较结实的身体，比较好的营养和其他条件，受得住这种野蛮剥削，但是他们也免不了要闹背痛、腰痛、腿痛、关节肿胀、静脉扩张，或大腿和小腿上生大块的顽固的溃疡。所有这些疾病在工人中几乎是普遍的现象。斯图亚特、马根多士和戴P巴莱爵士在他们的报告里举了几百个例子；他们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不患这些病中的任何一种病的工人；而在其余的报告里，也有许多医生证明这些后果确实是存在的。在关于苏格兰的报告里有无数的例子毫无疑义地表明，每日工作十三小时甚至对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工人，无论是男工或女工，都至少会引起这样的后果，这对丹第和丹弗姆兰的纺麻工厂来说是如此，对格斯哥和纳克的棉纺织工厂来说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疾病都是从工厂劳动的性质本身产生的，这种工作如厂主们所说的确实是很“轻易的”，但正是这种轻易比任何别的工作更能使身体衰弱。工人并不需要做很多事，但是他们必须老是站着，无权坐下。要是在窗台上或筐子上坐一会，他就要受罚。
请听听下面的话（考威尔文件第７７页）吧：“一个女孩子感到很不舒服，简直工作不下去了。——‘你为什么不请假回家呢？——‘唉，先生，“老板”在这方面是很严厉的，我们要是有四分之一天不在工厂里，就有被赶走的危险。’”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证明（戴P巴莱爵士文件第４４页）：工人托马斯P麦克杜特有点发烧，“但是他不敢待在家里，就是待在家里，无论如何也不敢待四天以上，因为要不然他就会丢掉工作”。
几乎一切工厂里的情形都是如此。年轻的女孩子们在发育期间的劳动还引起了很多反常的现象。有些年轻的女工，特别是那些吃得比较好一点的，由于工厂里的温度高，就发育得比平常快，因而有些女孩子在十二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就已发育完全了。上面已提到过的、被工厂报告称为“优秀的”曼彻斯特产科医生的罗伯顿在“北英格兰内外科医学杂志”中说，他遇到过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她不仅是一个发育完全的妇女，而且甚至已怀了孕；十五岁的女人生孩子，在曼彻斯特是十分平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中的高温和热带气候的酷热起着同样的作用，而且和这种气候下的情形一样，发育得太早，结果衰老得也早。但是，妇女们性的发育受到阻的事也是常见的：乳房很晚才发育或者根本就不发育，考威尔文件第３５页上就有这样的例子；月常常到十七八岁、有时要到二十岁才开始来，甚至常常根本就不来。（霍金斯博士文件第１１页；劳顿博士文件第１４页等；戴P巴莱爵士文件第５页等）月不调而且在月来时感到剧痛和全身不适的事很平常，妇女贫血症很常见，这是所有的医学报告都一致证明了的。
这样的妇女，特别是在怀了孕还要工作的条件下，是生不出健壮的孩子来的。根据报告，特别是曼彻斯特的报告，她们生的孩子都很弱，只有巴莱一个人认为是健康的，但是他也说，在他所视察的苏格兰，结了婚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在工厂做工；并且除格斯哥的工厂外，那里的工厂多半都在城外，这对孩子们的健康就有不小的帮助：在曼彻斯特近郊的工人的孩子几乎都是脸色红润而且生气勃勃的，可是城里的看上去都是脸色苍白的、腺病质的。但是一到九岁，乡村孩子就突然失掉了红润的脸色，因为他们被送进了工厂，并且很快就和城市中的孩子分不出来了。
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法律只给了厂主们一些最起码的限制。
而在尤尔看来，这个法律，特别是义务致育，是一种用来对付厂主的荒谬而专横的措施。这个法律把所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都抛到了街头，而结果会怎样呢？不能再做轻松而有益的工作的孩子们现在一点教育也受不到了；他们被人从温暖的纺绩间赶到冰冷的世界里，只好靠行乞和偷窃为生；在尤尔看来，这种生活同他们在工厂和主日学中的不断改善的情况比起来实在太悲惨了！尤尔抱怨这个法律在慈善的幌子下加深了穷人的痛苦，使得有良心的厂主所进行的有益的工作即使不完全停顿，至少也受到了极大的妨。（第４０５、４０６页及以下各页）工厂制度的破坏作用早就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１８０２年的学徒法我们已在这里提到过了。以后，大约在１８１７年，新纳克（苏格兰）的厂主罗伯特P欧文（后来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就开始上请愿书和条陈，劝告政府必须用法律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小孩子的健康。赞成他的，有已去世的罗P皮尔爵士及其他慈善家，他们先后使政府通过了１８１９年、１８２５年和１８３１年的工厂法，前两个法律根本没有人遵守１０７，后一个也只是部分地被人遵守而已。
但是，工人中间十小时法案的宣传并没有停止。１８３９年这种宣传又热烈起来了，已故的萨德勒的地位在下院内由艾释黎勋爵所代替，在院外则由理查P奥斯特勒所代替，——这两个人都是托利党人。奥斯特勒常在工厂区进行宣传工作，早在萨德勒在世时就在那些地方出了名，现在特别为工人爱戴。他们简直就称他为“善良的老王”，“工厂孩子之王”；在一切工厂区里，没有一个孩子不认识他，不尊敬他，当他到城里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不参加到大家的行列里去接他。奥斯特勒也竭力反对新济贫法，因而被一个叫做桑希尔的辉格党人送进了债务监狱，因为他在这位先生的庄园里当过管事，欠了这位先生一笔债。辉格党人曾屡次向奥斯特勒表示，只要他不再抨击济贫法，就替他偿还债务，并且保护他。但是这一切都落空了；他留在监牢里，并且从那里散发他每周的“弗利特寄语”１０８反对工厂制度和济贫法。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钱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儿，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无法抗拒。
如果厂主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人在请愿书上签名，那他只要把请愿书送到自己的工厂里去就行了。如果他想把某一个人弄到议会里去，他就叫自己的所有有选举权的工人去投票，而不管工人愿意或不愿意，他们都必须投资产者的票。如果他想在公共集会中取得多数，他就比平时早放工半小时，并替工人找好靠近讲台的位子，以便很好地加以监视。
最后，我从一首表现工人自己对工厂制度的看法的诗中摘引几节来作为结束。这首诗是北明翰的爱德华P波P米德写的，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
１１０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王，——不像故事里的那样和善，他是个专杀白奴的魔王，大家叫他蒸气，非常凶残。
虽然暴君的手只有一只，但他气力大，都比不上，像是一只烧红了的铁手，他能使人民成群地灭亡。
他像他祖先摩洛赫一样，宰割人民，制造无穷灾殃，他的心里有烈火在燃烧，他拿儿童当果腹的食粮。
他的祭司像他一样凶狠，用铁腕操纵人们的命运，贪得无厌地给他找牺牲，用人们的鲜血铸造金银。
这些奸贼是无耻的恶魔，把人权的基础践踏净尽，耻笑父亲们痛哭的眼泪，取笑母亲们垂死的呻吟。
饥啼寒号欣慰他们心窍，悲叹哭泣是悦耳的音乐，老人儿童的尸骨堆成山，堆满了他们宫殿的地窖。
没有心肝的凶恶的国王，在邪恶的王国布满死亡，他用劳动折磨人的肉体，他把人们活的灵魂杀光。
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
千百万的工人，起来，前进！
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趁他还没吞灭全国人民。
你们的愤就快要觉醒，你们就要张口高声呼喊。
那伙镀金的寄生虫一定会和暴君一起跌入深渊G！
[3]
其他劳动部门
我们在工厂制度这方面谈得多一些，因为它是工业时代的一种全新的产物。而其余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我们谈的就少多了，因为一般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情况或特别是工厂制度的情况，全部或部分是和这些部门的情况相同的。因此，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考察工厂制度在各个劳动部门中已深入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些部门中每一个部门有什么特点。
这个针织工人写道：“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没有一个人听到过，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些可怜的人们所忍受的苦难的一半。”他们根本没有床铺，即使有，也只够一半人睡，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赤着脚跑来跑去。男人们含着眼泪说：我们很久很久没有吃肉了，我们几乎忘记了肉的味道。终于有些人星期日也工作，虽然社会舆论从来也不谅他们这样做，而且织机的轧轧声四邻都可以听见。
针织工人居住的地方也是生产花边的主要中心。在上面提到的三个郡里面共有２７６０台花边机，在英国其余的部分却一共只有７８６台。由于严格的分工，生产花边的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分成了许多部门。首先是把棉线缠到筒管上，这工作由十四岁或更大一些的女孩子（ｗｉｎｄｅｒｓ〔络线工〕）来做；然后把这些筒管装在机器上，把线从小孔中穿过去（这种小孔每台机器平均约有１８００个），并把它引到规定的地方，这工作由八岁或更大一些的男孩子（ｔｈｒｅａｄｅｒｓ〔穿线工〕）来做；然后才是工人织制花边；花边从机器上取下来时是宽宽的长条形的，由很小的孩子把连接每块花边的线挑出来，把它们一块一块地分开；这个工序叫做ｒｕｎｎｉｎｇ〔挑〕或ｄｒａｗｉｎｇｌａｃｅ〔抽花边〕，这些小孩子就叫做ｌａｃｅｒｕｎｎｅｒｓ〔挑花边工〕。
现在我们再稍微谈谈衣料生产部门中其余的工人。漂白工的工作对健康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常把氯气这种对肺部极有害的物质吸进去。染色工的工作害处比较少一些，在许多场合下甚至还对工人有益，因为这工作需要全身使劲。关于这两类工人所得的报酬很少有人谈到，这就证明它并不低于一般的水平，否则他们是会抱怨的。由于棉质天鹅绒的销路广，所以剪绒工的人数相当多，共达三四千人。他们间接地因工厂制度而大遭其殃。
此外，厂主每次都强迫工人在一个文件上签字，说明他“同意扣工资”。如果他想抗拒，那末全城的厂主立刻都会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用李奇的话说，他“不愿服从卡片上规定的秩序和法律，并且胆敢怀疑那些社会地位比他高（这是他应当知道的）的人的智慧”（“无可否认的事实”第３７—４０页）。
自然，织工是完全自由的，厂主毫不强迫他们到他那里领取纱和卡片，按照李奇的绝妙的说法，他只是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在我的油锅里受煎熬，那你们可以到火里去散步。”（《Ｉｆｙｏｕｄｏｎ’ｔｌｉｋｅｔｏｂｅｆｒｉｚｚｌｅｄｉｎｍｙｆｒｙｉｎｇｐａｎ，ｙｏｕｃａｎｔａｋｅａｗａｌｋｉｎｔｏｔｈｅｆｉｒｅ．》）伦敦的、特别是斯比脱菲尔兹的丝织工，很久以来就陷入周期性的极端贫困之中，而他们非常积极地参加英国的、特别是伦敦的一切工人运动这一事实，就证明他们现在也还没有理由满意自己的状况。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引起了热病，这种病蔓延到伦敦的东部，并且促成了工人阶级卫生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成立。但是，从伦敦热病医院最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种热病还是很猖獗的。
除纺织业外，英国工业第二个重要的部门是金属制品的生产。
在设菲尔德工资较高，所以工人的状况从表面上看起来也好一些。但是这里也必须指出几个对工人健康极端有害的劳动部门。
在金属工业里只有一个部门我们还没有谈到，那就是机器制造业。这个生产部门主要分布在工厂区，特别是在郎卡郡，它的特点是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样，从其他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来的工人就失去了最后的藏身之所——制造那些使他们失业的机器的工作。在这里，刨和钻的机器，制螺旋、齿轮、螺丝帽等等的机器以及机械旋床都在排挤着大批的工人，以前他们都拿高工资而且常有工作，现在却失业了；这样的失业者在曼彻斯特可以看到许许多多。
只要稍稍熟悉工业的人就能毫不费力地把我所没有谈到的补充起来；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在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方面做详细的探讨，关于这方面的结果，我在谈工厂制度的时候已谈过了。
到处都在采用机器，这就消灭了工人独立性的最后一点痕迹。到处都因为妻子和小孩在工厂工作，结果家庭遭到破坏，或者因为男人失业在家，结果家庭关系被弄得头足倒置。到处都因为不得不采用机器，结果大资本家掌握了企业，同时也掌握了工人。财富不可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划分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显。国家的整个工业的发展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
我在前面已谈过，在手工业方面，资本的威力排挤掉了小资产阶级，使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代之而起，而有时分工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关于这些手工业者，可以谈的实际上是很少的，因为和他们有关的一切，在一般地谈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候我已谈过了；此外，这个部门从产业革命开始以来，在工作方式和工作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上都很少变化。但是，和真正的产业工人的接触、大资本家的压迫（这比小师傅的压迫厉害得多，因为帮工和师傅还维持着私人的关系）、大城市的影响以及工资的降低，这一切使得几乎所有的手工业者都积极地起来参加工人运动。这一点我们下面就要谈到。现在我们还要来谈谈伦敦的一部分工人居民，由于这些人受着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极端残酷的剥削，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我在这里指的是女时装工和女缝工。
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状况就是如此。我们随便把目光投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常的或暂时的贫困，看到因生活条件或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疾病以及道德的败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肉体在逐渐地无休止地受到摧残。难道这种状况能够长久地继续下去吗？
不，这种状况不能也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工人，人民中的大多数，是不愿意这样的。我们来听听他们自己关于这种状况说了些什么吧。
工人运动
即使我举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还是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
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分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已举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同样多的例子来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
英国工人，这已不是普通说的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同胞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大腹贾；他的感情丰富得多，他那北方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销，这种热情已控制了他。理智已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却没有这种理智，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国人的一样强烈而不可抑制。英国的民族特征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正好是倾注于这方面的，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个别的粗暴行为，甚至暴力行为，但同时永远不应当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那末，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开始后不久就已表现出来，并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另一种著作的题目，在这里我只能叙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
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盗窃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盗窃只是一种最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现工人的舆论，虽然工人内心里也赞许它。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受过这种暴力的害，他们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接连发生了许多因使用机器而引起的起义，这些起义的过情形和１８４４年６月波希米亚印花布工骚动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工人砸碎了机器，捣毁了工厂。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获得转瞬即逝的胜利，社会权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来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惩罚，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了。工人们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的寡头议会所颁布的法律帮了他们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１８２４年通过的，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结社的权利。诚然，在工人中间过去一直就有秘密的工会存在，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做出显著的成绩来。例如，据昔蒙兹说（“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第１３７页及以下各页），在苏格兰，还在１８１２年就发生了由秘密的团体所组织的格斯哥织工的总罢工。１８２２年又发生了罢工，有两个工人因不愿加入工会而被宣布为本阶级的叛徒，有人把硫酸泼在他们的脸上，结果这两个人都成了瞎子。１８１８年，苏格兰矿工的团体也已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这种团体都要每一个成员立誓效忠和保守秘密，有会员名册、基金会、簿记和地方分会。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向他们送上一份请愿书（看吧，工人是能够承认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工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散伙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这种罢工（ｔｕｒｎｏｕｔ或ｓｔｒｉｋｅ）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厂主都拒绝承认，那末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却并不都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工会，有些人为了厂主所许给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工会，这种合法手段就很少发生什么效力。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ｋｎｏｂｓｔｉｃｋｓ〔工贼〕）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工会会员通常企图用威胁、辱骂、殴打和暴力来对付这些工贼，总之，用一切方法来恐吓他们。于是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而由于法律的守护者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一发生违法的行为，只要有人向法庭控告一个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损害。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济规律。因此，工会是无力消除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因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或者不得不自动降低工资标准，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劳动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规定的水平。
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几个月以后，一架机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备了一个熟练工人所具有的智慧、感觉和手指。这个铁人（工人是这样叫这架机器的）就这样按照密纳发①的命令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②的手中跳了出来。它是这样一个创造物，它的使命就是恢复各个工业阶级间的秩序并保证英国人在工业中的统治权。关于这个新的海格立斯式的功绩的消息在工会中引起了恐慌，这个奇妙的创造物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摇篮就把无法无天的海德③扼杀了。”接着尤尔又证明：能同时印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织布厂中浆纱的工人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浆纱机的诞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G。这位尤尔不久前还竭尽全力用许多篇幅来证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孤独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艾释华特和其他许多人也没有放过把自己的满腔愤向工会发泄的机会。这些大智大慧的资产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恶意的煽动者、阴谋家、蛊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响。他们硬说，这些工会的代理人从工会领薪俸，所以对鼓动工人罢工很感兴趣；好像迫使工会发给这些代理人工资的并不是剥夺了他们工作的资产阶级本身似的！
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罢工再好不过他证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已蔓延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罢工，因有时是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厂主拒绝提高工资，有时是工厂雇用工贼，有时是厂主拒绝废除打骂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工厂采用新机器或无数其他的因。当然，这些罢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只是间或才转变为较严重的战斗；它们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战已迫近了。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阅一下报道无产阶级一切运动的唯一报纸“北极星报”全年的合订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工业区所有的工人都已结成了工会，并且常常用总罢工来表示自己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抗议。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罢工中表现了英国人的独特的勇敢。
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停了工，同时工会也向公司宣布抵制。可是公司费了很大的力气在附近地区从工贼中招到了工人。最初工会企图恫吓他们。公司为了保护工厂，雇了十二个当过兵或警察的人并给他们配备了枪枝。由于恐吓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一支以步枪为前锋的制砖工人的战斗队伍袭击了工厂，工厂离驻扎步兵部队的军营①总共不过四百步左右。工人冲进了工厂地区，发现警卫后就向他们开枪，踏坏了摆在地上晒的砖坯，抛散了垒成堆的干砖，毁坏了他们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里面去，砸坏了所有的家具，痛殴了住在那里的一个监工的妻子。
那时，警卫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在篱笆掩护下他们可以毫无阻地射击。袭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砖窖前，火光照亮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敌人最好的枪靶子，而他们自己只好毫无目的地射击一阵。可是射击仍然继续了半小时多，直到他们所有的枪弹都已用光并达到了袭击的目的——把工厂里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都破坏了为止。那时军队开来了，工人向爱克尔斯（距曼彻斯特３英里）撤退。快到爱克尔斯时，他们按每人编组的号码点了一次名，然后才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的手中。受伤的显然很多，但是人家知道的只是那些落到警察手里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上共中了三枪，他还是一颠一蹶地跟着走了４英里多路。这些人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是不怕枪弹的。１８４２年，一群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被包围在市场广场上，几个把住所有出口的龙骑兵和警察便把他们镇压下去了，这种情况决不能证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即使那时这些国家当局（即资产阶级）的奴仆们不在场，这些群众也不会干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
可是，只要人民自己心目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例如对柏里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不得不用大炮防守起来。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可笑的是有人硬说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出了这种事情：有人企图冲击一个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做防护的派出所。１８４２年罢工时，警察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面已说过的，不过是由于工人自身犹豫不决而已。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ｈａｒｔｅｒ），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则改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
由曼彻斯特厂主所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战斗的性质。这个同盟的报刊和宣传员开始用毫不掩饰的革命的语言说话，其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１８４１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主义者一样，同盟现在也开始公开地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这一年的国民请愿书上有３５０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进的政党过去曾有些疏远；那末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
从这时起，宪章主义就成为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的工人运动了。曾要求过“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讯”、“每周纪事报”、“观察家”等等报刊都逐渐陷入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纸同样无精打彩的状况，它们拥护贸易自由，攻击十小时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一般说来，它们很少有什么激进主义的表现了。激进资产阶级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宪章派，把自己的注意力的中心放在谷物法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对英国人说来不过是自由竞争的问题而已。因此，激进资产阶级已完全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他们现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极其可怜的角色。
但是宪章派的工人却加倍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战斗。自由竞争已把工人弄得痛苦不堪，引起他们的痛恨；自由竞争的拥护者资产者就是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竞争自由只会使工人遭殃。工人以往所提出来的一切要求——十小时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的济贫法，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和“六条”一样，都是宪章主义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直接反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本不想知道什么是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废除谷物法；他们对废除谷物法这个要求至少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对它的拥护者却极端愤恨，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却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宪章主义和激进主义发生了分歧，而资产者的理智却不能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了解无产阶级。
这样，我们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宪章主义者，一派是社会主义者。宪章主义者比较落后，比较不开展，但他们是真正的道地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远得多，提出消灭穷困的实际办法，但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促使宪章主义的继续发展。
还必须指出一点。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的是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工人。郎卡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最坚强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愈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卷到运动中去的也愈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明朗化。北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够危机的苦头，但他们还是处于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和小商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幸的中间地位。一般说来，所有的产业工人都被卷到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中去了。他们都一致同意，他们是《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工人”〕——这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并且是宪章主义者各种会议上的普通的称呼，——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
矿业无产阶级
对于像英国的那样规模巨大的工业说来，开采料和燃料同样需要数目很大的一批工人。但是在工业所必需的各种料中，除农业区供给的羊毛外，英国本地只出产矿物，即金属和煤。康瓦尔有丰富的矿、锡矿、锌矿和铅矿，斯泰福郡、北威尔士及其他地区出产大量的铁，几乎整个英格兰北部和西部、苏格兰中部及爱尔兰某些地区都出产丰富的煤G。
现在我们来谈谈英国矿业最重要的部门——铁矿和煤矿。
“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考察的，而且正如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样，考察得非常详细。报告的第一部分所谈的差不多都是这两个部门中的工人的状况。我在前面已详细地描述了产业工人的状况，所以在这里就可以按照本书的篇幅所要求的那样，尽量写得简短些。
矿工的表面状况一般被描写得相当不错，他们的工资甚至比周围的农业工人高（农业工人简直是吃不饱的），只有苏格兰的某些地区和爱尔兰煤矿区例外，那里是极其贫穷的。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回头来谈谈对于矿工状况的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只是在和全英国最贫穷的阶级的状况相比较时才得出来的。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目前这种采矿方式所造成的恶果，并让读者来判断：究竟有什么样的金钱报酬能够补偿工人所受的这种痛苦。
上面谈到的一切只是英国矿井的一般情形。但是有不少矿井的工作条件还要坏得多，这就是那些开采薄煤层的矿井。假如掘煤时把和煤层连在一起的砂和粘土带出一部分来，煤价就会太贵；所以矿主只让掘煤，不许动砂和粘土。这样一来，通常有四五英尺或者还要高一些的巷道在这里就低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工人只好侧卧着，把肘支在地上，用铁镐把煤掘下来。这种姿势就引起肘关节炎，而在工人必须跪着工作的情况下，就会引起膝关节炎。拖煤的妇女和儿童用挽具和链子拖着运矿桶在低矮的水平坑道里爬着走，链子往往从胯下穿过去，同时另外一个人在后面用头顶和用手推。用头顶运矿桶引起局部刺激、肿胀和疮疖。此外，许多水平坑道都是潮湿的，因此，工人必须在几英寸深的脏水或咸水中爬行，这样也使皮肤受到刺激。不难想像，这种可怕的奴隶劳动是怎样助长了煤矿工人本来就有的各种疾病的发展。
当“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在议会中提出时，艾释黎勋爵急忙提出了一个法律草案，绝对禁止妇女在矿井里工作并严格限制雇用儿童。这个法案通过了１１７，但在大多数地区都成为一纸空文，因为连视察法律执行情况的矿山视察员都没有任命。何况在矿场所在地的乡间，规避这个法律本来就是很容易的。因此，当去年煤矿工会正式通知内务大臣，苏格兰汉密尔顿公爵的矿里面有六十多个妇女工作的时候，当“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在威根附近（我记得是这样）的矿坑爆炸，一个女孩子被炸死的时候，竟没有人注意到这已暴露了违法的事实，那是毫不足怪的。在某些个别的情况下这个法律也许有人遵守，但总的说来还是一切照旧。
可是煤矿工人的苦难还不止这些。资产阶级破坏了这些人的健康，使他们每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并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任何机会，但它还不满足，它还用最无耻的方式来剥削他们。实物工资制在这里不是例外，而是常规，并且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的。这里普遍采用而且多半是由于必要才采用的小宅子制也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此外，资产阶级还用其他的方法欺工人：煤是按重量出卖的，但工人的工资多半都是按容积支付，如果他的运矿桶没有完全装满，他就一点工资也拿不到，可是装多了又一文钱也不能多得。
１８４４年３月３１日，诺伯兰和德勒穆所有煤矿工人的受雇合同已到期。他们委托罗伯茨草拟了一个新合同，提出了以下的要求：（１）不按容积而按重量计算工资；（２）过秤时要用普通的政府检查官检验过的秤和砝码；（３）受雇期限为半年；（４）废除罚款制度，按实际做的工作付给工资；（５）矿主有义务保证专门替他工作的工人每星期至少有四天工作，或保证他们每星期领到四天的工资。他们把这个合同送给了煤炭大王们，并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谈判。但是矿主们的回答是：矿工工会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只和个别的工人打交道，而工会他们是永远不会承认的。
北方的煤矿工人被迫解散自己的工会和被迫解聘罗伯茨的消息刚一传出，郎卡郡的煤矿工人就组织了一个约有１万工人的工会，并保证给他们的总代理人１２００英镑的年薪。去年秋天，工会每月收入的款项都在７００英镑以上，其中约有２００英镑用做薪俸、讼费等等，其余的大部分是用来补助失业工人或者由于和雇主冲突而罢工的工人。工人就这样愈来愈觉悟到，他们团结起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当巨大的力量，在最必要的时候是能够向资产阶级挑战的。
这种觉悟是一切工人运动的重大成果，它由于工会的建立和１８４４年的罢工，才出现在英国煤矿工人中。再稍微过一些时候，在觉悟和毅力方面至今还落后于产业工人的煤矿工人，就能够和产业工人相比，并且在各方面都将会同他们齐头并进。资产阶级脚下的地基就这样逐渐地动摇起来，总有一天，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社会的建筑物将连同它的基础一同倾复。
但是资产阶级是不听警告的。煤矿工人的反抗只是使他们更加残酷；他们并不认为这应该使他们更加理智，不认为这是整个工人运动前进的一步，而认为这只是一个机会，可以用来对这些竟愚蠢到不同意继续忍受从前的待遇的人群发泄气。资产阶级认为没有财产的人们的正义要求只不过是死不知足，是对“上帝和人们安排好的秩序”的疯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动为生的、懒惰得不愿意工作的、恶意的煽动家”的成功，这是必须用一切手段镇压下去的。资产阶级企图——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企图——在工人面前把不得不靠工会来养活的罗伯茨和工会的许多代理人说成是从他们这些穷工人口袋里去最后一文钱的狡猾的子。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
农业无产阶级
我们在“导言”里已看到，由于以前存在过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结合已解体，空出来的小块土地集中到大佃农手里，小农被占优势的大农的竞争所排挤，他们和小资产阶级及以前过着小康生活的工人一起破产了。小农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或佃农，他们被迫抛弃了自己的耕作，到大佃农和大地主那里去当雇农。有一个时期，他们的新的状况虽然比过去坏，但是还算过得去。当时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是步调一致的，但后来工业发展有些缓慢了，机器的不断改进已不容许工业全部吸收来自农业区的过剩的劳动人口。从这时起，从前只是在工厂区才看得到而且也只是偶尔才看得到的贫困现象，也在农业区出现了。
此外，历时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在战争期间，战区生产缩减、输入停止以及必须用粮食供应在西班牙的不列颠军队，引起了英国农业的人为的繁荣，此外，大批劳动力还脱离了和平的劳动。而现在，输入的阻、输出的必要和工人的缺乏一下子都不存在了，其结果就是英国人所说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即农业灾难。农场主不得不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粮食，因而他们也只能支付很低的工资。为了提高粮价，议会在１８１５年通过了谷物法，在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８０先令时，禁止粮食输入。后来，这个自然是无济于事的法律过了多次的改变，但是这并没有减轻农业区的贫困。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个在外国的自由竞争存在时已危在旦夕的急病现在变成了慢性病，它均衡地但更严重地危害着农业工人。
但是情况并没有因为有了新的济贫法而有所改善。工资没有提高，“多余的”人口没有消失，新法律的残酷只是激起了人民的极端愤。甚至最初已缩减了的济贫捐几年后又回升到来的水平。新法律的唯一结果就是：以前总共有３００—４００万半赤贫者，现在却有１００万完全的赤贫者，其余的仍然是半赤贫者，但已得不到任何救济了。农业区的贫困每年都在加剧。人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整家整户的人每星期就靠六七个或七八个先令过活，有时候连这一点钱也没有。有一个自由党的议会议员在１８３０年已描述了这部分居民的状况，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英国农民（即农业短工）①和英国贫民这两个词是同义语。他父亲是贫民，他母亲的奶没有养分；他从小就吃得很坏，从来没有吃饱过，直到现在，只要没有睡着，就几乎老是感到无可满足的饥饿的痛苦。他衣不蔽体，燃料勉强够做一顿简单的饭，因此，寒冷和潮湿是他的不速之客，和坏天气一起来到，也和坏天气一起告别。他结了婚，但是，他不知道做父亲和丈夫的乐趣。
这并不是关于英国的某一个农业区的偶然的报道；不，无论在南部或北部，东部或西部，贫穷都同样地严重。萨福克和诺福克的工人状况同戴文郡、汉普郡和萨塞克斯的工人状况没有丝毫差别；无论在多尔塞特郡、牛津郡或在肯特、萨雷、巴金汉郡和剑桥郡，工资都是一样地低。
对付农业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别残酷的办法是狩猎法，这种法律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英国这样严厉，虽然英国的飞禽走兽要多少有多少。按照英国农民由来已久的习惯和传统，盗猎是勇敢无畏的一种十分自然而高尚的表现，加之农民一贫如洗，而贵族们则恣意在林园里养了很多兔子和野禽供自己娱乐，这两方面的对比更加推动农民踏上这条道路。农民布下套索，有时候也用枪打死只把飞禽走兽，这对贵族根本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飞禽走兽很多，但农民却给他的挨饿的一家人弄到了一顿烤肉吃。他要是被抓住，就得坐牢，如果再犯，就至少要被流放七年。由于惩罚这样严厉，就常常发生盗猎者和林看守者的流血冲突，结果每年都发生许多起杀人事件。因此，林看守者的职务不但危险，而且还是不名誉的和受人鄙视的。去年有两个看守者宁愿让枪弹穿过自己的脑袋，也不愿再干这一行。这就是土地贵族们为了狩猎这种高尚的娱乐要人们付出的“低廉的”代价！但是这同高贵的《ｌ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ｓｏｉｌ》〔“领主们”〕又有什么相干呢？过剩人口多几个或少几个不是完全一样吗？即使这种“多余的”人口有一半由于狩猎法而送了命，那末对剩下的一半不是更好吗？这就是英国有产阶级的博爱主义的论调。
有其因必有其果。目前在农业无产者中已开始出现了新的运动。自由党的土地占有者赖德诺伯爵为了通过反对谷物法的决议于１８４４年１０月在他的领地所在地海华斯附近举行的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工人对这些法律非常冷，但是他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譬如说要求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小块土地，而且他们当面向赖德诺伯爵说出了不少辛辣的真理。这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深入到偏僻、保守、精神上陷入酣睡状态的农业区去了，而且由于这些地方普遍穷困，运动就像在工厂区那样，很快扎下了根并且活跃起来。
至于农业工人的宗教感，那当然比产业工人要强些，但他们和教会的关系还是很紧张，因为在这些地区里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信仰英国国教的。“晨报”的一个记者以“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G做笔名报道了他在农业区的旅行，就中叙述了他和几个短工在教堂门口的谈话：“我问他们中的一个人，今天的传教士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牧师。‘是呀，去他的吧（Ｙｅｓ，ｂｌａｓｔｈｉｍ），他是我们自己的教士；他老是在乞讨，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一直就在乞讨’（传教士呼吁大家捐钱，用来使异教徒改宗）。
爱尔兰人民试图摆脱无法生活的现状的尝试，一方面表现为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在爱尔兰的农业区里，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现在已成为日常现象：大多数场合是杀害直接的敌人——土地占有者的代理人和忠实的奴才、新教徒移民、大佃农（他们的田地是由成百个被赶走的人家的小块土豆地拼凑起来的）等等；另一方面表现在为取消和大不列颠合并１２０而进行的鼓动上。总观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受过教育的爱尔兰人不能不把英格兰人看做自己的直接的敌人，对他们说来，前进的第一步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但是同样也很清楚，取消合并决不能消灭贫困，而只能表明，爱尔兰贫困的因应当在国内寻找，而不应当像现在那样认为要到国外去找。但是，是否真正需要实现爱尔兰分离才能使爱尔兰人明白这一事实，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加以分析。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宪章主义或社会主义，在爱尔兰都没有获得特别的成就。
我就在这里结束有关爱尔兰的论述，因为１８４３年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和奥康奈尔审判案，已使德国的人们日益了解到爱尔兰的贫困状况了。
这样，我们已通过不列颠岛屿上无产阶级活动的各个部门，观察了他们的状况，并到处发现贫穷、困苦和完全不是人所应有的生活条件。我们看到，不满情绪如何随着无产阶级本身的成长而产生和增长，看到这种不满情绪如何扩大起来并具有了组织形式；我们也看到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公开斗争。我们研究了决定无产者的命运、希望和忧虑的根源，并且发现他们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在许多实例中观察了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并确信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私利。但是为了不至于对资产阶级不公平，我们应当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他们的行动。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我在这一章里所谈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所谓的贵族阶级在内，因为说它是贵族阶级，说它享有特权，这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并不是对无产阶级而言。无产者把它们二者都仅仅看做有产阶级，即资产者。在财产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算不了什么。区别只在于狭义的资产者是和工厂无产者、部分地和矿业无产者打交道，作为农场主的资产者是和农业工人打交道，而所谓贵族只是和一部分矿业无产阶级以及农业无产阶级相接触。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狭义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5]。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财主就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在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英国资产阶级自己说的话吧。大半年以前，我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到一封给编辑部的信，编辑部把这封信当做极为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按语就登了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编辑先生！
近来在我们城里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时常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化脓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极端无耻的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怜悯。我认为，一个不仅已经付过济贫捐而且还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纠缠了。如果城市的警察连保证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养他们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们这个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使当局设法消除这种恶劣现象（ｎｕｉｓａｎｃｅ）。
但是，政权还在富人手里，所以无产者不得不听凭法律宣布他们是真正“多余的”，即使他们自己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新济贫法所做的正是这件事。以１６０１年的法案（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年的法案）为基础的旧济贫法还天真地从这样的原则出发：照顾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责任。如果没有工作，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救济当做权利而不当做恩惠，资产阶级对此终于感到厌烦了。１８３３年，当资产阶级由于选举改革取得政权而农业区的贫困又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来修改济贫法。他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所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揭露了很多惊人的事实。它发现农业区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变成了贫民，他们全部或部分地靠济贫金过活，或在工资低的时候领到一点补助金。委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制度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抚养自己的孩子，并一般地承认穷人有被保护的权利；这个制度使国家破产。
“它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销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这个制度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诚实的人不愿意工作，使懒惰、放荡和轻佻的人得到鼓励；它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此外，它还给私生子发抚育费，这简直是在发私生子的奖金”（摘自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6]。
这一段对旧济贫法的作用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救济金鼓励懒惰，促进“多余的”人口的增长。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穷人自然不能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条件都一样，那末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择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透了的；而决不能得出像马尔萨斯派的委员们那样的结论：贫穷就是犯罪，应当用威胁的手段来对付它。
伦敦西区的习艺所有一个有梅毒的看门人，他把病传染给了４个女孩子，但是并没有被开除。另一个看门的从一个分所里带出一个又聋又哑的女孩子，把她藏在自己的床上和她睡了四天，也没有被开除。
对待死人也并不比对待活人好些。穷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样草草了事。在伦敦，埋葬穷人的圣布莱德斯公墓是一块光秃秃的泥泞地，它从查理二世以来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到处是一堆堆的白骨。每到星期三，一星期内死掉的穷人都被抛到一个１４英尺深的坑里，神甫匆忙地祈祷，人们在坑上松松地盖上一层土，以便下星期三重新挖开，再往里面扔新的尸体，一直到坑满得不能再填的时候为止。因此，尸体腐烂的气味把附近的整个地区都熏臭了。
在曼彻斯特，贫民公墓在艾尔克河畔，和旧城正好相对；这也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荒凉的地方。大约两年以前有一条新修的铁路经过这里。假如这是可敬的人们的墓地，那末，资产阶级和牧师们会怎样哀号，他们对这种亵渎行为会怎样大嚷大叫呵！但这是贫民公墓，是贫民和“多余的人”最后安息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毫不介意了。人们甚至不肯费点力气把没有完全烂掉的尸体移到墓地的另一部分去。哪里修路方便，哪里的坟就被掘开，木桩打入新坟里，充满了腐败物的水从烂泥中冒出来，使附近一带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气。当时所发生的那种可恶的粗暴行为，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描述了。
穷人们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到这些巴士底狱里去，这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听到过五件真正饿死人的事情，在死者死去的前几天，济贫所除了让他们进习艺所就不给任何救济，而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到这个地狱里去。从这方面说来，济贫法委员会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习艺所的建立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激起了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强烈的仇恨，大部分的有产者都因新济贫法而欣喜若狂。
从新堡到杜弗，这个法律引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的呼声。在这个法律中，资产阶级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怎样理解对无产阶级的义务的，这一点连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清楚了。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露骨、这样恬不知耻地宣布过：没有财产的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供有产者剥削，并在有产者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便去饿死。正因为如此，新济贫法大大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展；而且因为这个法律在农村中应用得最广，所以它又将便利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我再补充一点，爱尔兰从１８３８年起也有一个类似的济贫法，它替８万贫民设立了同样的藏身之所。在那里，这个法律也是为人所憎恨的，假如它在爱尔兰能够获得像在英格兰同样的意义，它也会引起穷人的更大的反对。但是，在一个拥有２５０万无产者的国家里有８万无产者受到恶劣的待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苏格兰除了某些个别地方，都没有济贫法这种措施。
我希望在谈过新济贫法及其后果以后，也不会认为我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批评过于苛刻。在国家的这个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是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ｅ〔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当权者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愿望，表明了他们那种使无产者处处遭殃但又把这归之于个别人的罪过的恶劣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资产阶级某一集团之手，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的，１８４４年议会的辩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新济贫法是自由党颁布的；以首相皮尔为首的保守党为这一法案辩护，只是在１８４４年通过的Ｐｏｏｒ－Ｌａｗ－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Ｂｉｌｌ〔济贫法修正案〕中对它做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自由党的多数颁布了这一法律，保守党的多数批准了它，而高贵的贵族们则两次对它表示“同意”。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但是我们确信，不列颠王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G[7]。
如果我肯定（如我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肯定过那样）这种状况恶劣得不能忍受，那末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１８３３年盖斯克尔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结局已经绝望，革命未必能够避免。１８３８年卡莱尔已经用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来解释宪章主义和工人的革命情绪，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１２３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让自由资产阶级用空洞的诺言来喂养自己。１８４４年卡莱尔宣称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8]①“如果不想把欧洲，或者至少是把英国变为荒无人烟的沙漠的话”。
“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１８４４年６月直截了当地说道：“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恐怖行动的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地也响彻我们全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
但是，就假定英国人保持住工业的垄断权，假定他们的工厂的数目会继续增加，结果又将怎样呢？商业危机不会消失，它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尖锐、可怕。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地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加起来，使整个民族，除少数百万富翁外，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时机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
如果这些结论在这里还显得根据不够充分，那末我希望在别的地方有机会来证明，这些结论是从英国历史发展中必然得出的。
我坚决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复地的浪涛。那时全国都将真正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那时富人们再想采取预防措施就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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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我说到社会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负有责任的整体的时候，我所指的当然是社会中拥有政权的那一部分，即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目前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握有统治权，因而应该对它不允许参加政权的那些人的状况负责。在英国，正像在其他文明国家一样，这个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但是社会（特指资产阶级）至少有责任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有责任注意，譬如说，不要饿死一个人，这一点是无须乎我来给我的德国读者证明的。如果我是写给英国资产阶级看的话，那当然又当别论了。——恩格斯原著
目前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主耶稣的第１８８６年，我们德国的资本家至少在这方面已完全达到了英国的水平。——恩格斯在１８８７年英译本美国版上补加的注
这五十年来一切变得多厉害呵！目前，英国资产者中已经有人承认社会对它的各个成员负有责任；而我们的德国资产者呢？！！？——恩格斯在１８９２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4]据１８４１年调查，大不列颠（爱尔兰除外）在矿上工作的工人数目如下：
男人;女人;总数
２０岁以上,２０岁以下;２０岁以上,２０岁以下
煤矿……８３４０８，３２４７５；１１８５,１１６５；１１８２３３
铜矿……９８６６,３４２８；９１３,１２００；１５４０７
铅矿……９４２７,１９３２；４０,２０；１１４１９
铁矿……７７７３,２６７９；４２４，７３；１０９４９
锡矿……４６０２,１３４９；６８,８２；６１０１
其他（包括那些未指出名称的矿）２４１６２,６５９１；４７２,４９１；３１７１６
总计……１３９２３８,４８４５４；３１０２,３０３１；１９３８２５
因为在煤矿中工作的多半就是在铁矿中工作的工人，所以算在煤矿工人中的一部分工人以及列在最后一项内的很大一部分工人都应该列入铁矿工人中去。——恩格斯原注]
[5]G卡莱尔在他的１８４３年出版于伦敦的“过去和现在”（《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３）一书中绝妙地描述了英国资产阶级及其令人作呕的贪欲；该书的一部分我已经译出，登在“德法年鉴”上，希读者参阅１２１。——恩格斯原著
[6]G“济贫法委员会所获得的情报资料的摘要”１８３３年伦敦官方版（《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ｆｒｏ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ｏｏｒ－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３）。——恩格斯原注
[8]①斯累里、波尔斯威克、弗兰德、约翰－曼诺斯勋爵等等。艾释黎勋爵和他们也有密切的关系。“青年英国”的目的是恢复旧时的《ｍｅｒｒｙＥｎｇｌａｎｄ》（“美好的英国”）以及它的光辉方面和浪漫的封建主义；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但是这些人怀着善良的心愿起来反对现存的制度，反对流行的种种偏见，他们有勇气承认现在制度下的一切卑鄙行为，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半德国人半英国人的托马斯P卡莱尔是十分独特的，他最初是托利党人，后来就比上面谈到的所有那些人都进步得多。他比所有的英国资产者都更深刻地了解到社会混乱的原因并且要求把劳动组织起来。我希望已经摸索到正确道路的卡莱尔还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去。我以自己和其他许多德国人的名义对他寄以最美好的愿望。——恩格斯原注
但是二月革命使卡莱尔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不再向庸人们发出正义的愤怒，却对那把他抛到岸上的历史巨浪发出狠毒的庸俗的怨言。——恩格斯在１８９２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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