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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9广西
关键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抑制和废弃。有人说，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先进科技支配人们生活的当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太保守了；也有人感叹现在人们的行为连道德底线都没有了，怀念在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时代身心安稳，过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生活。传统文化究竟是不是过时了？对当今社会还有没有价值？究竟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至关重要和紧迫的现实问题。
一、对中华传统文化应有清醒认识和理性态度
在应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上，马克思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19世纪60、70年代，当黑格尔哲学被德国知识界视为“一条死狗”时，马克思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辛辣地讽刺了这种肤浅地、虚无主义的思想态度：“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不能简单地采取全面否定或肯定，而应该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基，也有其内在的“基因”和元素，因而成为其薪火传承的精神命脉。对自己的民族优秀文化，既要有着一种坚定的自豪，给予自己的传统文化必要的尊重，又要把它放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宏观格局中来考察，既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又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
创造性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他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异域文化。接受这种先进文化的中国人是生活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并获得发展。1920年3月，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因此，在积极组织一大批青年出国后，自己则留在国内，致力于中国国情的研究，深刻地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开辟了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向胜利的井冈山道路。革命战争时期，也十分重视学习借鉴中国文化遗产。他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正是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对于立足于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的热点话题，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一模式主要还是一种经济模式，还未成为一种文化模式。世界著名思想家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说过：“文化是制度之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也曾说过：“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这就期待我们在文化模式上有自己的建树和创造，进而向世界提供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和文化理念，在文化上为未来世界新的文明样式注入全新的价值理念。正是在这一深远的历史任务和内在要求下，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史上第一次把“文化命题”提到中央全会的高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既是党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发展规律的历史性把握，又是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落实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上的实践性提升。
二、传承与保护：传统文化的延续
文化传统根本上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化风俗相伴而来，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葛剑雄教授曾指出，作为一种写字工具的毛笔，被更为方便的钢笔、圆珠笔替代是理所当然的，如今的电脑更是既方便又高效，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尽管书法作为一种艺术能够长存，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书法这一特色文化淡出我们的生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不能仅仅从官方的事实中了解。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把中国从古至今看成一个板块；也不能把中国这个空间看成一个不变的整体，因为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化。许多人有这样一个误区：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作为文化主流曾长期统治中国人的思想。但是，在传统社会中，民间能认识字的人有多少？看过四书五经的又有多少？广大民众真正相信的还是求签、算命，因果报应。
理解传统，应放置于当时的社会去考虑。例如，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观念从开始遭到无情地批判，人们开始追求婚姻自由。但是应该引起我们反思的是，既然是糟粕，何以能延续两千多年之久呢？这要考虑到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活动的范围十分狭窄，尤其是女子，用古语叫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何谈什么婚姻自由？到了近代，人们活动范围扩大，信息量开始扩大，消息的传递更为迅速，从而为打破传统的婚姻观念创造了条件。
2011年12月5日，上海公交785路选择了两辆公交车试点增加沪语报站，这是上海首次在公交车的电子报站中增加沪语内容。公交785路全程在浦东，乘车者中，有很多是年纪较大的本地乘客，听不懂普通话报站，只能听懂上海话。虽然试点只有一天，但引起大众的热议。本地的多数乘客反响较好，不过同时也收到了一些外地乘客的反对意见。有专家表示，保护沪语文化，不应该由公交来承担。但是，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的是正如葛剑雄教授指出的那样，“现在上海40%是从外地迁户口进来的，10%-20%是外国人，若是没有政府的保护，上海话这一方言能不消失吗？”
三、交流与创新：传统文化的出路
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文化积淀，有着非常丰硕的文化成果积累，有着不绝如缕、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其本身就有不断扬弃自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和风范。历史上，我们历来对自己的文化抱有高度的自信。但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挤压和废弃，对其持怀疑甚至彻底否定态度的声音时而响起。对此，要有清醒理智的认识，立足国情和现实，我们认为，应当通过文化交流与创新，寻求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之路。
1.交流与传统文化出路。文化交流是文化得以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化、各区域文化是在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交融中得到发展和提高的。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特别是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这种交流日渐频繁。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中西方文化既有融合的层面，也有冲撞的层面。十六世纪之前，中国文化的西传，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触媒。16世纪之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两大文化体系历史性地相遇了。西方文化传播到中国、日本等国家，也就是所谓的“西学东渐”现象。西方以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强劲地挑战和冲击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化最紧迫的问题是“中西问题”。
2.创新与传统文化出路。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关键环节。没有创新，新事物不会发展起来，世界会原地踏步，无法前进。文化也是如此，仅仅只有继承自我，或仅仅学习他人，都是不够的。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与文化大国，在文化提升上无疑具有先天的资源优势。但是，资源如果只是固守而得不到应有的创新性地开发与应用，反倒可能成为束缚发展的包袱。我们在珍视本土文化的同时，亟待创新传统文化，采取多元化的视角，沟通融合其他文明，进而使得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现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0.6%，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10%以上。
总之，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历史长河中，文化珍贝俯拾皆是。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文化，将其精髓和时代需求结合起来，既保持住其特色，又使其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生命力，让我们的文化真正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正是当下和今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的战略之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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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乐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对话[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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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云华，李先海，徐炎章.传统的辩证法[M].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1998：1.
【关键词】孝文化;变迁;传统文化;路径
一、“孝”文化起源说
从古至今,“孝”的观念和文化,经过历代圣哲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已经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积淀,它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同时也成为支配人们的行为准则和评判人的德行标准。黑格尔在研究中国文化时也曾说:“中国纯粹是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教’。中国人自己看作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也是国家的儿女。”西方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说,中国人“所有人际关系都以'孝’为原则。”可见,“孝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是特征鲜明的。国内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
那么什么是孝文化,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孝文化,是指涵盖古今一切有关孝的思想理论、法律、制度、行为规范、民风民俗以及各类文艺成果在内的社会现象和客观存在。《辞海》注释:“善事父母曰孝”,“对祖先也称孝”。这是孝文化最直接的含义。关于其产生,学术界目前尚有争论,并从文化人类学、历史文化学、文化哲学等角度进行分析,但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形成于周初。当时,孝主要是用来维护奴隶社会的贵族宗法制度,以宗族的祖先为对象,以祭祀为主要形式,因此当时的孝道主要内容是与贵族宗族相适应的宗德。当它要求为人子女者,对在世的父母要尊敬、顺从,恪尽奉养之责,否则就是“不孝”,是“元恶大憝”,须严加惩处,“刑兹无赦”(《尚书康诰》)。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宗族的瓦解,孝由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转化,成为家庭调节父子关系的重要手段。孔子是孝的理论集大成者,把“敬”引入“孝”,拓宽了孝文化的理论内涵,并把孝和礼结合起来,孝的含义由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转化,并使孝从以宗教意义为主转化为以伦理意义为主。在《论语》20篇中共有10篇提到了孝,并赋予了孝新的内涵。曾子将孝道无限扩大,使其成为绝对的、终极的道德之源。孟子将其推而广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墨子将其尚利的原则运用于父子关系之中。全面论述孝道的《孝经》也在此前后产生。书中以“善事父母”为核心,认为孝是“德之本也,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
二、“孝”文化工具论
文化由于其教化的隐喻性,一旦与统治阶级利益趋同,则即转身为统治工具。从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孝”文化初具体系,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同之后,统治者也开始注意到“孝文化”的功能,开始把其作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汉代统治者着力推崇“孝治天下”从理论上倡导,从制度上保证。无论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明确“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乃至采取设置“孝悌力田”科与“举孝廉”的政治制度,都在大力表彰和推广孝道教化。
“孝”文化的异化。魏晋以后,各朝代的统治者都基本继承了汉代崇孝的传统,不过主要是为了达到以孝求忠的目的。因为,魏晋战乱频繁、朝代更替不断,让百姓无法效忠,只能求孝。“求忠臣必于孝子”、“资于事父以事君”。有学者指出,在这种社会风尚之下,个别人为了追名逐利,上演了一幕幕布孝行异化的丑剧:如割骨疗亲、埋儿奉母、尝粪救父等愚蠢行为,这都是对“孝”文化的扭曲。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会经历异化的过程,这是文化工具化的必然结果。
唐代虽然也标榜孝道,但是统治者自身就很难做到如唐太宗杀兄夺位等,所以唐代不很重视“孝”文化,还有佛教的兴盛、民族的融合等原因,都消弱了孝文化的影响。在宋代,朱熹等人进一步把孝上升到社会意识的高度:孝为立身之本,立国之根。唐宋之后,封建社会势渐日微,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自身的地位,对孝的倚重愈甚,制定了相当严厉的法律。如,宋元明三代皇曾专下诏书,以荐举孝悌之人,并治不孝者之罪。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愚忠愚孝教化,孝文化中充斥更多的不是人伦常理而是恪守封建君臣之道。“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能不亡”。这样愚忠愚孝的言论,成为人们在生活中处理矛盾冲突必须遵循的行动准则。
三、“孝”文化的批判与反思
矫枉过正是文化纠偏的一种常态。当一种文化被异化为统治者的工具之后,一旦统治阶级弱化,被统治阶级就会适时地将这种被异化的文化打入底层。在近代,中国启蒙主义者开始对“孝”文化提出质疑。陈独秀从传统旧道德《三纲》的总体上批判孝道。吴虞指出:“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孝字的大作用,便是如此!”鲁迅先生看了“郭巨埋儿”的故事后,非常激动地说“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孝道进行批判,他认为,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放大体,并指出,孝观念的历史性以及孝道在封建社会的本质及消极性。
也有部分学者对“孝”文化进行了理性的反思。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是没有错的,他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指出“孝悌的提倡,礼乐的实施,二者合起来就是孔子的宗教。高度肯定了“孝”在中国文化和儒学中的地位。冯友兰则从历史的必然和反驳民初人的观点的视角出发,维护了儒家孝道在传统伦理中的中心地位。并以他们为代表的新儒家以及后继者都对“孝”文化持肯定的态度。从统治时期到解放初期,“孝”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一直在持续,后来由于阶级斗争,出现了激进的做法,“孝”文化一度被迫中断。但是,这也说明文化的命运始终与历史条件的变化保(下转第42页)(上接第41页)持客观的同步性。
四、“孝”文化的回归与重构
新时期,“孝”文化的研究逐渐回归,国内学术界对“孝”文化进行了继承和创新,提出了在新时代,重构“孝”文化的内涵。有学者提出,孝在历史上虽有其阶级性,但孝的存在也有其社会性即“全民性”,这是一种普适性和共通性,是基于人性而产生的,因此孝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牲,在任何时候都适用。虽然孝的出发点是个人、个体家庭,但却能达到博爱天下的结果,这既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也是社会价值的实现。孝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在博爱,爱国家、爱社会、爱整个人类。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孝”文化是社会、家庭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对传统孝的批判继承的发展,它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2001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的家庭美德,规定了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宪法》第49条指出:“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从法律上规定了父母与子女间相互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的关系。《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4条指出:“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第9条指出:“老年人应当遵纪守法,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现代孝的文化观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任何文化的兴盛与衰败都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著名学者曾指出,一国的衰亡是先从文化开始的。反之,一国的兴盛也是先从文化开始的。孝文化的的形成、兴盛、衰亡、重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的典型写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要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维持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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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化的概念。一直是西方学界研究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跨学科的研究范畴给予了不同的定义和理解。我国学者将其定义主要概括分为三种：一是结果论或数量论，即把都市化定义为都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提高；二是过程论，即把都市化定义为都市和都市人口增加的过程；三是狭义和广义区分论，狭义的都市化是指都市数量的增加和都市在国家生活中作用的提高，广义的都市化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它既包括城市功能的调整、人口分布与空间结构新形式的形成，又包括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笔者认为我国幅员辽阔，既不可能让所有的农村人口全部聚集城市以实现都市化，也不应该让各地区走统一规划的道路，因此要求所有地区都按一个模式进行都市化。既不符合国情。也不符合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现实。
二、都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生产活动的变迁
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根据不同的生存环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产方式，例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以畜牧业为主，属于典型的游牧生产方式：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以渔猎为主，属于典型的游猎生产方式。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初期，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的少数民族主要生产方式是畜牧、渔猎、采集等，极少数民族拥有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各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逐渐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较为先进的农田水利事业逐步兴起，兴建了包括冶金、矿产、能源、电力、轻纺、食品、机械、仪表、化工、建材等在内的工业。伴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和民族旅游事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也蓬勃发展起来。据1962年12月31日《关于第五次民族贸易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记载，“近几年来。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少数民族地区各项t作获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个别地区外。广大农区和牧区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并进而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许多地方开始建立起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不少地区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文教卫生工作有了新的成就。”当时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国家对民族地区的生产贸易给予了各种优惠鼓励政策，例如1981年8月15日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给予低息贷款的通知》；1982年5月8日颁布的《商业部、国家物价总局、国家民委关于提高边销某原料收购价格的通知》等。这些通知的颁布，为提高当地农民发展民族特色产业的积极性，为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少数传统优势产业得到了不断巩固发展。例如以畜牧业为传统优势产业的内蒙古地区，采用先进的技术，不断巩固了自己已有的畜牧业优势，通过畜牧业防灾基地建设，草原综合开发和牧区示范工程，使大面积草场得到封育、改良，畜牧业生产条件明显提高。1998年6月6日，由原包头钢铁公司为主体新建而成的“包头钢铁集团”和“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揭牌启运。标志着该公司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头家直属特大型企业，通过改制优化重组，走上了一条由“大”到“强”的集团化和现代化企业制度迈进的改革之路。湖北五峰地区发展了茶叶生产，西藏建立了大型的水电站、太阳能电站等，不争的事实表明，这一时期我国各少数民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本民族的优势产业和边界贸易，使我国少数民族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被纳入了世界贸易市场。
总之，我国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全面变迁，在世界都市化潮流的影响下，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正在向着多元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三、都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
与少数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相应。千百年来少数民族形成了各具鲜明特色的传统的生活方式。例如蒙古族以马乳、羊肉为日常饮食，以毛皮制成的长袍等为主要服饰，居住在蒙古包中；藏族的日常饮食是酥油茶和糌粑，日常服饰是氆氇长袍，民居以土库房和帐篷为主；傣族的特色饮食是菠萝饭和以昆虫为原料制成的菜肴，民族特色的服饰是筒裙，吊脚楼是其传统的居所。可见我国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与各民族的独特的生存条件和生产方式密
不可分：傍山而居的民族，就将山居生活方式发挥到极致，食物以山里出产的香菇、果实等为主，房屋材料以竹木为主；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一切皆立足于草原牧业，奶制品和牛羊肉是其主要食物，居住的是方便迁徙的帐篷毡包。
四、都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民俗活动的变迁
民族信仰和民俗活动具有稳定性和仪式性，是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体现，是其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在，是少数民族民族信仰代代相传的重要载体。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活动和仪式，如形态各异的成年礼、祭祀仪礼。风格迥异的婚丧仪式等等。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仪式大多只在本民族的重大节日和特定场合中表演，外族人一般无从了解或参与。如羌族的“祭山会”、瑶族的“度戒”、畲族的“传师学师”、纳西族摩梭人“穿裙子、穿裤子”(女穿群，男穿裤)、布朗族的“节”(染牙齿)等成年仪式有很多禁忌，一般不允许外族参加。其中羌族的“祭山会”、瑶族的“度戒”、畲族的“传师学师”不但外族人不能参加，连本民族的女子也不能参加，这是因为“妇女不能参加重大、神秘的礼仪活动，这似乎是世界文化的通则，其中妇女不洁、经血不洁、孕妇不浩的信仰是其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俗活动一度被错误地理解为“封建遗毒”而被政府取缔。这使各少数民族的民俗活动和仪式的开展从公开转入隐秘状态，更增加了神秘性和神圣性。总之，神秘性和神圣性是少数民族民俗活动的两大显著特点。
近年来，民俗旅游成为很多民族地区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民俗旅游中展演的民俗仪式、民俗活动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日渐消失，世俗性和商业性日渐增强。以最具展演性的民族歌舞为例。少数民族的山歌种类繁多，各具功能和特色，历史歌是为了传承本民族的历史记忆，教育下一代而演唱的民歌；祭祀歌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敬仰。祈祷祖先保佑而庄严颂唱的民歌……这些民歌的演唱常常和特定的仪式联系在一起，其主要功能是娱神，具有庄严性和神圣性。尤其是宗教祭祀过程中颂唱的民歌，是与已逝祖先沟通而使用的神秘语言，不仅外族人无缘耳闻，即使本族人一知半解也不敢多问，唯恐亵渎祖先或神灵。但是今天的民族歌舞常常被包装成“原生态表演”，成为发展民俗旅游、吸引国内外游客的一个重要手段。民族歌舞娱神的神圣性已经消失，娱乐游客的商业性成为主要特点。此外，很多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民俗仪式也成为了一种公开展演的活动，成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前奏。为了便于电台、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或录制，这些宗教仪式不仅公开展演，还做了相应的改变，庄严性和神圣性已消失殆尽。
五、都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变迁
民族意识又称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具有历史性、稳定性和排他性的特征。“民族意识包括民族属性认识、民族交往意识和民族发展意识三方面的内容。其实质是对自身民族生存、交往、发展的地位、待遇和权利的享有和保护。”
历史上，我国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统治集团曾经对少数民族有过程度不同歧视和压迫，具体表现为：我国部分传统典籍中曾将位于古代中原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对少数民族的族称中加入“虫”、“豸”、“犭”等明显带有侮辱性的偏旁等。很多少数民族为了捍卫本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远走山林、戈壁、荒漠。特殊的历史境遇使各少数民族十分重视“族缘”关系，形成了对内团结一致、守望相助。对外封闭自守、戒备意识强烈的民族意识。例如，部分少数民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推行族内婚，禁止与外族通婚，族人一旦触犯，就会受到民族习惯法的严厉惩罚。又如很多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着本民族特有的民族隐语，用来作为确定陌生人是否本族人的依据。比如畲族盘问陌生客人：“顶角还是盖耳”(蓝姓顶角，雷姓盖耳)，“几窟油麻”(蓝姓三窟油麻，雷姓四窟油麻)，都是在盘问陌生客人“姓蓝还是姓雷”。如果客人可以听懂并正确地回答隐语则会被畲族同胞视为一家人，热情款待，否则就会引起畲族的排斥和戒备。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一律平等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各族人民获得了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地位。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物质和文化扶贫措施。对少数民族进行扶持，促其尽快摆脱落后、封闭的面貌。伴随着民族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民族觉悟的增强，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民族平等意识、民族发展意识、民族文化认同意识都不断增强。旅游文化产业的兴起使各少数民族看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意识到自身民族文化所蕴含的巨大的经济利益，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得到彰显，开始有意识地保护、整理和宣传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很多少数民族不再对自己的民族身份讳莫如深，愿意在公开场合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如果父母双方一方为少数民族。子女往往自愿选择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
六、结语
都市化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无法回避也无需回避。实践证明，都市化经济具有很强的“普同性”，在经济活动中具有中心地位及强大的辐射作用，能够促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发生正负两个方面的变化。正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大幅度提高；各少数民族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对异族文化的了解加深，增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和吸收等。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多民族文化出现了
趋同性，尤其是相对弱小的民族在都市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和被动地位，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面貌在日渐消失。
第二，促进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是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突出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即在继承民族传统手工业的同时。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发展起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
【关键词】城市传统文化民间艺术天津相声【中图分类号】J82【文献标识码】A
天津是相声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也是培养相声名家的摇篮，马三立、侯宝林等均是从天津走向全国的相声名家。天津相声于2007年6月入选第一批天津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于2008年6月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蕴含天津历史民俗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天津相声被誉为天津的“城市名片”，它既是天津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京津冀地区影响越来越大的传统文化艺术。
相声由贫民艺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城市文化
最早的天津相声是“撂地”的贫民艺术，听众多以城市贫民和流动人口为主，艺人的收入多靠流动听众多寡不计的“打赏”，主要满足城市下层市民的精神生活需求。1920至1930年代，相声逐渐进入茶馆和堂会等场所。在开放式的“撂地”演出与半开放式的茶馆、堂会和书场演出中，观可自由进出或停留。同时，相声也逐渐从贫民阶层走入富贵人家，成为雅俗共赏的民间艺术。1940至1950年代，在原新声戏院的逢阴历年根业务场中，相声已经成为“倒二”（即倒数第二个节目），仅次于压轴的京韵大鼓等戏曲节目。
1940年代，随着电台的快速发展，相声在电台播放成为一种时尚。常宝揖褪鞘芤嬗诰绯『偷缣ǘ成为了当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相声演员。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在经历了从鸟市的声远茶社和“撂地”表演，到庆归茶馆，再到大观园、宝和轩、小梨园等茶园和剧院的表演之后，也开始在电台中播演相声。由此，电台相声成为了一种新的城市风尚。至今，天津还有目前全国唯一一个专门播放相声的广播电台，即“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相声广播”。该广播每天早晨6点开播，“快乐驿站”“欢笑在路上”“一听可乐”“老活听不腻”等相声节目一直播放到凌晨，天津的其他广播电台也会在黄金时段专门播放相声，以提高收听率。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由于政治原因，相声在天津的表演空间受到挤压，但马三立、高英培等相声艺术家却仍然坚守着这门艺术。1980年代，电视相声成为新的潮流，以马三立、侯宝林、冯巩、刘亚津等为代表的一代代天津相声艺人皆由此走向全国，将相声的“天津味”传播至全国各地，天津“哏都”“乐都”的形象逐渐形成。
天津相声茶馆的数量持续增长，展现了相声的旺盛生命力
1990年代，相声茶馆在天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产生全国性的影响。近20年来，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相声茶馆几乎覆盖了天津市内六区，诸如红桥的谦祥益茶馆、半木会馆；南开区的金乐茶楼、鼓楼茶馆、名流茶馆、老城小梨园、同悦兴茶社、南开文化宫；和平区的名流茶馆、中国大戏院小剧场、和平文化宫、劝业场天华景戏院；河西区的西岸相声会馆；河北区的明月茶楼、中册公园曲艺厅等。这些茶馆少则能同时容纳80至180名观众，多则可容纳300至320名观众。
随着相声茶馆数量的持续增长，相声社团的数量也不断增多。以名流茶馆、谦祥益文苑、西岸相声会馆为代表的三个“大茶馆”均位于商业或文化中心，各相声演出社团穿行在各大小茶馆之中，这些茶馆不同程度地受到政府、商家和专业学校或高校相声社团的支持。例如于2011年10月开张的西岸相声会馆，就是由桂发祥饮食集团、河西区新闻中心投资，联合河西区文化局、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相声广播共同经营的一家相声会馆，天津相声广播组织的“天广乐相声社团”是这里的主要演出团队，多以年轻演员为主，他们所表演的传统相声和新创相声均具有非常浓郁的时尚元素，这里的观众也多以“80后”“90后”的青年人为主。
在古色古香的茶馆里，在看似简易的舞台上，相声艺人在观众的叫好声、认同声中，品世间百味、看人情冷暖。打开收音机、电视和各种网络工具，人们均可随时随地感受到天津相声“俗而不粗”的表演：既有市民家长里短的调侃，也有国际国内政治事件的举重若轻；既有子曰、诗云的文人才气，也有三国、红楼的经典新说。天津相声的内容既传统又时尚，但通俗化、娱乐性与讽刺性始终围绕着“哏儿”的相声特质。正因为如此，天津相声听众日益趋向于年轻化，职业群体趋向于医生、教师等知识分子群体，欣赏内容趋向于时尚潮流，打破了相声受众多是中老年人群体的局限，也彰显了这门传统艺术在变迁与发展中的旺盛生命力。
在国家的支持下，相声人才培养走上了专业化道路，名家迭出
相声艺术的从业人员从最初的“下九流”逐渐向多元化发展，既有马氏相声（以马三立为代表）、杨氏相声（以杨少华为代表）等传统的子承父业的艺人，又有自学成才与学校集中培养并最终向以师带徒过渡的多样化复合型艺人，如裘英俊、张番等。传统的相声艺人最初属于自由职业者，凭技艺辗转谋生，收入和表演都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艺人逐渐迈入正轨，不少相声艺人被纳入政府组建的文艺团体中，如马三立进入天津市曲艺团，郭荣起加入天津广播曲艺团，后又转入天津市曲艺团。正是他们带动了相声这门艺术的发展，使天津成为茶馆相声与民间相声艺术团体的领头者，其演出模式也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1980年代，在国家的鼓励和扶持下，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成立并开始培养专业的相声人才。21世纪以来，地方政府对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天津相声不断投入力量。不仅如此，学校教育、民间自发组织也纷纷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他们不断相互促进、相互交流。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天津相声名家迭出。以裘英俊、于谦等人为代表的高校才子和以张番、张尧等人为代表的北方曲艺学校专业人才，纷纷为相声的发展与革新注入新的活力。与此同时，以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艺术规划研究院、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研究人员为主体的科研团队也在相声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古老的“天子津渡”，到工业重心，再到多元化与国际化的大都市，天津的这一发展历程见证了天津相声在传播空间、传承主体、传播受众、传播内容等方面的变迁。在推动天津相声发展的多重合力中，一代又一代相声艺术从业者们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进取，履行着他们传承与创新的职责与使命。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注：本文系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城市文化场域中的天津相声”（项目编号：B12070）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王兆祥：《天津文化通览》，天津：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奶制品消费文化的出现及形成
奶制品消费文化对其制作技术的影响
论文摘要：从跨文化的差异及传播角度，分析中外节日的多元共存。我国传统节日自身有必要顺应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趋势，吸纳西方文化元素和思想精华；同时应保护和传承作为非物质类文化遗产的我国传统节日，复兴民族文化与传统，努力维护我国文化的特色和个性，发挥传统节日的积极价值及健康功用。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概念逐渐淡漠，传统节日的走向及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引起了学界争鸣，成为一个较为厚重的文化课题。
然而，我们不仅不畏惧外来文化的侵人，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不同文化的双向交流、理解和学习，达到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共同发展。西方将洋节文化输人到中国本土的许多现代化传播理念之运作方法，也值得在继承和创新本土传统节日文化时学习和借鉴。与此同时，要深人反思传统节日的现状，审视整个社会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保护传统节日的策略和途径。为此，需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参照自己民族文化去认识他国文化特征，才能形成不同文化的多角度全方位认识，以跨文化的视角考察节日文化的变迁与传播。
1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
传统节日是能够纵向传承、横向传播的固定庆典活动，是一宗重大而又占有特殊地位的民族文化遗产，是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示方式，也是一种隆重举行的标志性民族文化，它是人类文明长期积淀的结晶，并经受历史的磨练而永放光芒。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的复兴与创新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和有效方式。
作为一种公共的文化行为，节日的最终目的并不单纯在于娱乐或审美，而在于社会教育和社会融合，是为了通过庆祝活动和集体参与，建立一些公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此外，在各种仪式行为中，节日以其高度的公共性、组织性和历史性而特别适用于文化记忆的储存和交流。这一文化功能，不仅对内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而且对外成为社会群体和谐团结的勃合剂，是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传统节庆中所负载和蕴涵的和谐对称、淑世情怀、历史意识和乐观自信等文化精神，自始至终成为渲染文化气氛、塑造民族性格的重要内容;植于现代社会中的传统节日，带有文化遗留物与象征物的特点，且具有更大的公开性、全民性和民族性，这要求顺应文化记忆的逻辑以及多方面的社会要求，在保护节日文化及遗产的同时，有必要对其进行适当的兼容性改良与创新。
今天，以理性的自觉态度，认真分析和正确评价传统节庆的精神实质，将为全面弘扬传统文化并积极创造具有鲜活时代气息和厚重文化底蕴的新文化，提供立足的根基和发展的空间。
2中外传统节日的文化差异及传播
中、西方有着巨大的社会历史文化差异。作为文化符号的传统节庆，西方节庆文化是与中华迥然相异的独立发展的另一种文化形态，日本则是受到中华深刻影响并亦步亦趋发展的节庆文化形态。
中国传统节日往往将诸多活动内容融为一体，而西方的传统节日却大多呈现单一性特征。与中国人注重血缘、群体、物质性的欢娱诉求相反，西方的传统节日除了注重于精神的升华外，也注重于个体人格的张扬和个体之间的情感诉求，易于为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这使得西方节日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和跨文化移植性。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中西方传统节日跨文化交汇与移植的最大障碍，尤其造成中国传统节日跨文化向西方移植的障碍，要使中国节日文化具有跨文化传播的普适性，必须不断融合西方文化，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不但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更加紧密，而且文化上的交流合作与竞争也更加频繁。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传统节日，也处在相互融合与容纳以及相互碰撞与冲击之中。中美的传统节日同样面临这样的形势，从相互容纳角度看，中国的春节和美国的圣诞节已逐步为对方所接受和容纳，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容纳与此消彼长，更说明当今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相互开放、合作、竞争的时代。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自创立以来就不断地向周边国家传播，如韩国、日本等国的节俗活动很多都能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找到源头。春节在韩国、越南、新加坡都是最主要的假日，韩国甚至把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日。日本虽把春节和元旦合而为一，却现在还把三月三女儿节、五月五端午节列为节日。
如今，一些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被商业文明不断冲击，即将成为历史，但是通过日本的传统节日和仪式活动，可以再现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昔日辉煌。这种现象应当引起国人的警觉与反思，并适时加以调整。
韩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江陵端午节祭成功，刺激了中国对节日民俗研究的重视，提高了对申报世界遗产和中国遗产保护的战略性认识。联合申报也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文化交流战略，例如中朝共同申报高句丽文化遗产，中蒙联合申报蒙古族长调，中国与中亚五国同时申报丝绸之路等。
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全球多元文化互动使得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机会增加，为民族文化的展示和发展带来了极好的机遇。传统节日应该保持和弘扬，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民族精神振奋的力量，也是让世界了解和尊重的必要渠道;从文化民主建设方面来看，全球化文化多样性进程需要民主机制，需要更民主和开放地倾听文化的各种声音和利益诉求，以便把许多群体的要求带人选择和决策的过程。
3传统节日文化变迁、融合与走向
当代社会中，大众文化对于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侵人，作为强势文化对民俗文化有着较大的冲击，挤压了民俗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同时，大众文化中对民俗文化的利用也促进了民俗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民俗文化的一些组成部分也卷人了大众文化运作之中，并逐渐渗人到民俗文化各个空间中。
3.1传统节日文化变迁及其传播
虽然中华传统节日在国内逐步势微，海外的华人却仍然有浓厚的传统情结，身处异族文化之中，仍然坚持过年过节，既强化了自己的文化信念，也宣传了中华文化。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春节到来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接受并喜欢上这些传统节日，开展舞龙、舞狮和赛龙舟等节日活动。海外侨胞对清明祭祀十分重视，每年清明节都有大批海外华侨归国祭祀祖先，也祭祀本民族的始祖。因此，保护好传统节日文化，可使各地华人拥有更为和谐一致的文化空间，充分发掘、利用其文化内涵及其丰富多彩的民俗展演形式，丰富节日文化生活，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将发挥要作用。
3.2传统节日文化融合及其发展
文化融合是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地域和模式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国界并从全人类性评判和取舍中得到文化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
在当今这种多元价值体系里，如何面对洋节文化的输人、融合与中国传统节日的继承、发展等等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沙特阿拉伯学者a1—qatta。和a1—zahrani曾考察了社会习俗、、节日庆典和古老医术所遭受的冲击与破坏。但民族传统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加强国民教育，推进民族文化竞争力。传统节日文化不仅要在符合自身发展前提下不断发展，而且要合理借鉴西方节日的现代运作手段，将科学的运作模式运用到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中。
旅游业迅猛发展，为传统文化形式重塑甚或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节庆类文化空间，如庙会、歌会、花会、歌好等民族的传统节庆活动，都是最典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因民族特征明显和文化价值突出，正成为文化旅游开发的新热点。用文化空间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对文化空间进行保护，并且促进文化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种崭新理念，最终达到文化空间和旅游开发的持续生存与发展。
3.3传统节日文化交流及其走向
samovar和porter主张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跨文化群体进行动态、连续和系统化的交流，促进个人和社会的文化适应性和发展潜力，以相互理解现实的不同信仰、价值观和文化模式。这种文化认同不能建立在宏大抽象的文化共性上，而应当是一种存在于具体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凝聚力，应建立在具体的族流和沟通亲和的心理基础上，民族认同的基础是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在环境所形成的传统认同和共享记忆，如血缘、地域、习俗、原型等。
在中西交往、文化碰撞与融合过程中，必须坚持积极的原则，取世界文化之精华，创造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在文化融合中努力维护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个性，保持自己文化的应有地位。以兼容并蓄的包容与开放的态度对待外来节日，突破所谓如何守护我们传统节日的误区，与外来节日一起共同建构我们新时代的节日文化，复兴传统节日，既要保留和保护传统节日的方式与形态，还要弘扬和发展传统节日的精神与内涵，传承并创新传统节日的形式与精髓。
4结语
论文摘要：“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备受推崇。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而在当代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亲关系，应该也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当代价值，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中国传统孝文化历经了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一、中国孝文化的历史变迁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一）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即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4】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二）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三）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四）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孝敬父母，尊君爱国的动人事迹，在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传颂不休，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但是，从封建社会一路走来的孝文化，毫无疑问带着封建的糟粕性，所以，和对待所有传统文化一样，对传统的孝文化，我们应该辩其真伪，学会扬弃。
二、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不论时代如何进步和改变，作为根源于人类血缘关系的'孝'，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中国历代人们的思想，也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的德行的标准，虽然它的内容、实现形式及作用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但作为道德准则却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我们认为，对于作为社会伦理的孝道，应加以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的界限'【6】必须看到，如果我们把孝道和封建主义的扭曲影响加以区分和剥离，作为社会伦理观的孝道，在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孝'的观念和行为中的合理成分，还需要继承和发扬。
首先，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还不够完善。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国社会还需要家庭养老的传统，最为子女必然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时，在物质生活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境况下老人也需要儿女对他们的精神的赡养。满足老人的物质需要、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明确的提出弘扬'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解决当前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社会文明、实现社会的安定祥和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传统孝道是一种扩展性和开放性的伦理规范，它体现出中国传统伦理始于家庭而伸展向社会、始于私德而扩展为公德的特点。孝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是人自幼就有的一种朴素感情。作为人们调整家庭关系的重要规范，有利于建立民主和睦家庭生活，如果孝由小到大，由爱家推而广之去爱社会，爱天下，爱世界万物，则孝文化有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氛围，整个世界就会少了许多战乱、冲突和纷争，而多了团结、和谐与温情。
社会在进步，人的意识也在进步，要发挥传统孝文化的积极作用，就应使传统的东西与时具进，做到传统文化的时代化、社会化，使孝文化永远散发灿烂的光辉，并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1]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32页。
[2]《论语学而》【M】.湖北：崇文书局，2007年。
[3]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4]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页，第173页。
[5]孙中山：《孙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1页。
一、从重家族延续转变为重自我发展
传统社会人们重视血缘亲子关系，将男性世系的家名及香火一代代传下去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事。传统中国人最担心的是绝后，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将个人的短生命融入到家族的长生命中，以保持家族延续的观念几乎可以视为中国人的一种宗教安慰。在以家为本位、强调以家为中心的团体意识的文化背景下，个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家族的存在与延续，而不是以个人及其发展为目的。
然而，由于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大众传播媒介等因素的影响，上述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婚恋家庭观，正在发生着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婚恋家庭从主要满足个人的生理要求和传宗接代需要向主要满足个人的感情需求及自身利益的方向转变”①，现代青年更看重的是稳定发展的事业和良好的经济收入，如果婚姻家庭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被放弃的、居于第二位的往往是婚姻和家庭。现代社会个人是家族的延续的概念正在淡化，“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城市人口（约占人口的20%）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的许多人们，已经不再迷恋于各种'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家庭、亲子关系、传宗接代、祖先崇拜等等），他们可以选择不结婚、不生育、同居、婚前性关系、同性恋之类的生活方式，而不致于招来太大的麻烦。”②无论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包括不希望婚姻的模式，都是基于对个人权利、发展的认同和重视，个性化的色彩越来越浓厚，同时，这些个性化的追求并非都是正当的，值得赞赏的，相反有很多是自我中心，是为不负责任寻找借口，这样的情节在许多电视剧中常常可见。
传统婚姻体现的往往是家族的利益、家长的意志，故有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说，至于婚姻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这一过程中则常常是被忽略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家庭难以再统摄个人，个人有了自由发展的余地和空间，所以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的前途来安排生活、工作，而不再视个人利益从属于家庭利益为天经地义。相对于封闭、稳定的自然经济状态，开放、流动性大的市场经济社会向人们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和发展空间，人们必然不会再局限于一家一族甚至一城一市，而是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当然，即使在现代社会，家仍是人们精神的栖息地，是迎接各种挑战、困难的精神支柱和情感依托所在。只是“在选择的机会出现之时，许多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原先赋予家庭的价值，而选择一种更好的生活。……由此可见，并没有什么价值观是不可以改变的，如果环境改变，或许是为了改变环境，人们可以放弃旧有的价值观念。”③
二、家庭从重静态稳定转向重动态和谐
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家庭生活、感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婚姻的最高境界已不局限于追求“白头偕老”，而是更注重享受优质生活、高质量的婚姻。对家庭婚姻的要求提高了，满足起来自然也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婚姻开始出现动荡。而且快速变动的社会令许多人的内心感到不安全，在情感领域也容易出现危机。家庭伦理剧中涉及男女情感的电视剧热播，就透露出现代人情感生活危机四伏的信息，在危机中人们依旧渴望着美满和谐的家庭婚姻。《海棠依旧》里父亲在二女儿结婚前，大女儿婚姻却亮红灯时，全家“最后”一次团圆饭上说：“老话儿说得好，祝你们白头偕老。老话儿都是话中有话，因为白头偕老不易。你大姐结婚我这么说的，老二结婚还是这么说，老三结婚也是这话。”如今，就连这最朴实、最基本的底线往往都守不住，可人们还是期望能满足更高标准的要求。
那些“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有自主意识的个人，他们才能把不幸福的婚姻'凑合’下去，他们才会认为个人的快乐与幸福同家庭的稳定相比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他们也才能在个人的感受与家庭及婚姻的形式发生冲突之时，使个人的感觉屈从于家庭和婚姻的完整形式，并且认为这样做并不困难。而对于一个个人意识业已形成的个人来说，这样做就要困难得多。”④仅仅在二十几年前还被中国人视为“洪水猛兽”，影视剧“雷区”的婚外情、离婚等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婚变，如今已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被人们平静地接纳了。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牵手》曾因正面塑造第三者迟迟未能开拍，拖了三年之久才拍出来，就是因为大环境发生了改变，社会逐渐认可、接受了这样的表达。
无论是结婚、离婚、复婚还是再婚，每一步都会牵扯到更多的人和家庭，对于社会的影响也就不能小视。电视剧题材上从大量描写离婚、婚外情，向再婚、复婚、言归于好等转变，为现代婚姻生活重动态和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情感、婚姻经历着变异的考验，离婚带给人们的动荡、不安、创伤、苦痛，最终需要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再一次慎重、宽容的婚姻来抚平、安慰和超越。家庭不再是以一成不变的稳定来表现出和谐，而是多了一种选择，由不和谐的婚姻到残缺的离婚，再到再婚，在动态的变化中表现出现代社会和谐所特有的复杂性。
对现代社会日益走高的离婚率，就像看完了《中国式离婚》等以令人黯然神伤的离婚作为结局的电视剧一样，在与剧中人一起感到心力交瘁的同时，更让人对婚姻产生了畏惧感和疏离感，让人笼罩在灰色压抑的阴霾之中，似乎现代人对于家庭婚姻只能收获创伤，选择逃离。同时，也有像电视剧《半路夫妻》所展现的，在双方经历了“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以离婚收场后，由于有了前边的经验和教训，有了改正错误的机会，再婚重组的家庭更加懂得珍惜第二次婚姻，尽管彼此的磨合是必经阶段，磕磕碰碰仍是生活中的常客，但让人感到婚姻生活的阳光色彩，给人以希望和积极的动力。
同时，也有些电视剧给人剑走偏锋的感觉，一味展现畸形、甚至变态的所谓恋情，情感泛滥、贬值，刻意编造情感混乱、过多渲染婚变，偏离了现实生活的情感轨道，一个又一个美满的家庭被泛滥的情感冲垮、破碎、毁灭。尽管影视剧对现实婚姻家庭生活的表现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对人们多有误导，近30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在婚姻自由、离婚自由、情感自由等口号的冲击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但是中国伦理道德的主流道德观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大体上仍沿袭传统的维持家庭稳定追求和谐美满的基本理念。就多数情感剧而言，即便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在最终情节上仍基本坚守着传统道德规范，破镜重圆、重归于好的结局屡见不鲜。
三、夫妻间男尊女卑的秩序转向男女平等的关系
夫妇关系是“三纲五常”所强调的重大伦常关系之一。在古代的宗法社会中，夫妻关系的调适是片面地遵照“夫为妻纲”、“男主女从”的准则进行的，甚至夫妻关系是要服从亲子关系的，妻子在家庭中只是充当生儿育女的工具。中国人常把人伦即缘于自然血缘、婚配和长幼等形成的亲属关系称为“天伦”，意指此为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纽带和最天然的本质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下，这种自然天性的人伦被改造成了宗法人伦。在宗法人伦中夫妇关系变为上下尊卑关系和支配顺从关系，形成了婚姻家庭中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普遍意识，和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以男性长者为家长的父权家长制。
建国以来，建立在森严的人伦宗法等级秩序下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秩序逐步被打破，向着婚姻中男女相互关爱、彼此宽容、共同分担的平等式关系发展，但这个发展非常艰难，不仅有来自男性、社会习惯等的阻力，也有女性自身的弱点。如果说前两个转变已被人接受并实践的话，那么男女平等的实现恐怕尚处万里长征迈出第一步的阶段。许多电视剧中的女性都与男性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蒸蒸日上的事业，她们既有女性的温柔也不乏精明干练。但总的来说，电视剧在表现男女平等方面非常欠缺，如《好想好想谈恋爱》的四个女主角都是大龄女贵族，都有不菲的收入，都对男人挑三拣四，这些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描述与男女平等相去甚远，没有树立起女性自强、自立的精神榜样，追求的是等同而非平等。
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影视剧，婚外恋几乎成为破坏家庭第一杀手的代名词，而婚外恋的破坏者往往是女性，她们或因感情，或因金钱、权势而背负上背叛道德的枷锁。在绝大多数情感剧中，婚姻出现问题都是因为妻子是“女强人”忽视家庭和情感交流，或是青春已逝的贤妻良母，导致丈夫在遇到年轻、貌美、善解人意的“第三者”时“出轨”、“不忠”。虽然在《中国式离婚》里，并没有“第三者”，婚姻的问题也更多地出现在了女人身上。该剧试图从婚姻关系内部对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描绘了由陈道明和蒋雯丽饰演的一对普通中年夫妻，即使在没有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还是遭遇了婚姻本身带来的伤害和无奈。电视剧《金婚》也描写了模范丈夫佟志对从小被娇惯出各种毛病如洁癖、小心眼等的妻子文丽的忍让与宽容，50集中两人不停地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吵架，每次都是文丽在“没事找事”，两人吵了50集（50年），给人的感觉就是成功婚姻的经营主要在于男性的大度包容。
婚姻需要男女双方共同摆正责任与情感，家庭与事业的位置，在这一点上如果没有男女平等，只要求一方付出，付出的一方常常是女性，其结果注定是对家庭、对婚姻和每个家庭成员的伤害。以女性为家庭的倾心付出来说，不能再简单地用符合传统美德来衡量，而要看是否反映了女性的一种自我迷失，一味地舍弃自己成全家庭未必会得到想要的回报，这样的例子在电视剧中屡见不鲜。电视剧《牵手》中的女主人公夏晓雪（蒋雯丽饰）本是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知识女性，婚后为丈夫而放弃了事业，把精力全放在了家庭和儿子丁丁身上，她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得到丈夫更多的关爱和体贴。而丈夫钟锐却认为她越来越俗气，由于缺少沟通，两人的婚姻产生了危机。
在《中国式离婚》里，妻子林小枫为了让努力改变家庭经济面貌的丈夫无后顾之忧，表示包下全部家务，在林小枫的无私奉献中，丈夫宋建平拼搏成功，而林小枫自己却屡屡因为家中琐事耽误了工作而下岗。两人的反差开始拉大。编剧王海在《中国式离婚》里写的是一个望夫成龙的故事，她认为望夫成龙是女人们的普遍心态，这与夫贵妻荣的传统观念没有太大的区别。一如《中国式离婚》所着力演绎的，现代中国女性思想中“夫贵妻荣”的观点还很有市场，这样情况下已婚女性很容易迷失自己，沦为“怨妇”、“弃妇”。
注释：
①李银河.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197.
②刘达临,等.中国婚姻家庭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217.
③李银河.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198.
关键词：士人；隐逸文化；传统园林；发展嬗变
一“隐逸文化”原型初现
自孔子以来，国士开始“倾向于内心之修养”，孔子被视为“士”的原型。当“士”以其独特的面貌出现在社会群体面前时，随即萌发了“士”的自我意识、风节操守意识和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
“士志于道”，“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王权专制与士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士志难展，精神苦闷，于是引起了士对自由王国的向往。出现了“避世之士”、“隐者”、“逸民”等，他们作为士的组成部分，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隐逸精神原型初现。
二士人园林与隐逸精神的生发与蕴积
东汉前期，台佟“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自业”。矫慎“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东汉中期，士人对隐居的环境有了新的要求，张衡：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仰飞纤缴，俯钓长流。不难看出，张衡对自己隐居环境的描述已经有了园林的影子，而且基本涵盖了后来士人园林的主要景观要素。东汉末年，仲长统对隐居环境中的各种景观要素有了更为明确的要求：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日：“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地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构建了一个理想的隐逸环境。通过这类文学作品，不难发现，他们所希望的隐居环境，已不再是一个虚幻的园林，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意境的园林，是一个士人与纲常分庭抗礼的尊德修身的场所。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生灵涂炭，催进了园林隐逸文化的形成，丘园、山林、归田园、渔钓成为文人的狂热追求。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士人园林与隐逸精神的蕴积时期。此时期的士人处于一种极度焦虑和苦闷的精神状态之中，无形中造成了社会旧思想体系的崩溃与新思想的渐入。《周易》、《老子》、《庄子》进入士人的视野。对清淡生活的向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士人的主要精神追求，他们身逢乱世，林泉之隐、田园山水之乐成为他们感情的寄托。“闲适之隐”也就成了部分士人的理想生活摹本，对我国的隐逸精神及造园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晋末，山涛“吏非吏，隐非隐”的生存状态也就成为当时实践隐逸精神的典型代表。这种被后世称为“朝隐”的隐逸状态，成为士人积极和自觉的寻找将自己相对独立柄身于封建集权体系之内的一个选择，也成为士人园林兴起的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动因。
三士人园林与隐逸精神的繁荣成熟
四士人园林与隐逸精神的没落
士人园林没能脱离历史发展的大势，最终携裹着隐逸文化走向了颓废。历史的宿命注定了明清士人在精神和现实中找不到向上的出路，而他们还要存活下去，精神指向只能是自我消解。隐逸文化发展到“芥子”之隐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士人园林走到了尽头，内在的原因正是士人所依赖的隐逸精神已经颓废至极致。在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的已经颓废的隐逸精神的指引下，士人园林才沉迷于奇巧精技之中，在极其萎缩的空间安放士人那已经没有家园的灵魂。
士人园林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载体，其本身的发展过程是诸多文化共同演进的过程，隐逸精神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士人在不断追求隐逸的过程中不断构建自己的理想居所，并为这个居所更多地赋予了一种人格的魅力和人生的寄托。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凭借对现实山水、树木等的“范山模水”来进行的，而最原始的居所最终成了士人千百年来向往的理想国度——士人园林。在这个不断追求过程中所形成的隐逸精神，不可避免的带有各个历史时期的烙印，在士人园林中影印着自己勃兴、成熟、颓废的整个过程，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士人园林的发展。换而言之，隐逸精神的生发、成熟与没落也恰恰是士人园林同样经历的一个过程，分析士人、士人园林与隐逸精神的关系，有助于更为深刻的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创新。
[1]曹林娣《中国园林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清华大学出版社.
[3]王毅《中国园林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社会变迁藏族传统体育文化转型传承可持续发展
一、社会变迁中藏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转型
藏族体育文化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藏族体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藏族体育是在人们的狩猎过程中产生的奔跑、跳跃等活动，并由此形成一种生存与劳动的技能。伴随着藏族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与雪域高原相适应的文化特质。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受政策的影响，藏族地区发生了社会转型，即从农牧业社会向小康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独立形态的藏族传统体育文化还没有完全从民族文化中独立出来，处于强势地位的未来文化对藏族体育文化有了重大的冲击，导致藏族体育文化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重创，阻碍了本土体育文化的发展。在社会的变迁过程中，藏族传统体育文化正面临着被其他文化同化的风险。
外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成了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对藏族传统体育文化中落后的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因素造成一定的冲击，使藏族传统体育文化被迫发生转型；另一方面外来文化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人们更加珍惜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开始走向转型的道路。在转型的过程中，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外来文化既有吸收也有摒弃。通过吸收可将外来文化转化为内力，在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促使藏族传统体育文化由被迫转型到主动适应。通过摒弃可以将那些不利于藏族体育文化发展的因素降到最低。
二、传承与可持续发展路径
（一）促进藏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相融合
《四库医典》是藏医的名著，此书提倡以动养身，认为体育活动能够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藏族的传统体育主要有打岗、哇代巴（打马炸）、油吉合、玩羊骨、刚吉合、跳绳对歌、踢毽子、刚得（跳方）、举合再、其格、闹大黄、锅庄、踢踏、弦子舞等，这些传统体育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休闲娱乐中，在休闲娱乐活动中人们会对一些可塑性强的运动内容、规则、方法进行改编，在不失藏族风格的情况下展示出时代的精神。例如，2017年玉树市组织仲达乡承办的首届农牧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不仅设置了篮球、拔河等现代体育项目，还设置了藏族的押架、乌噶、贴改、恰、舔酸奶等传统体育项目，充分显示了现代与传统的融合，虽然只是形式上的简单融合，但是说明藏族人民已经有意识地开始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是一种进步的象征。这次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运动会充分展示藏族人民奔小康的精神风貌，不仅传承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且还将全民健身的精神深入人心。
（二）促进节庆传统体育产业化发展
在藏族的传统节庆日期间都会举办一些传统的体育文娱活动，如在正月里会举办大法会，在大法会的闭幕式上举行一些体育比赛活动――赛马、马术、赛跑、抱石头，以此来增加节日的热闹气氛；在夏季的时候会举办“香浪”“插箭献祭神山”的活动，在这些节庆日中都会增加赛马、角力、跑步、射箭等文体娱乐活动；藏族还有很多的节庆日活动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虽然藏族的节庆日体育文娱活动非常多，但是缺乏科学的引导与管理，使这些活动只是停留在原始的基础上，让一些人觉得这些都是“俗”的东西，不高尚，贬低了藏族体育活动的价值与审美标准。众所周知，对外开展体育活动不仅能增加牧民的收入，同时还会扩大藏族体育活动对外的影响力，要想使这些传统体育活动持续发展下去，就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用科学的理念引导这些体育活动向着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还必须定期开展一些经营理念的培训，加强管理人员组织体育活动的能力，扩大体育活动的宣传，借鉴其他民族成功的经验，使藏族体育活动有规模、上档次，改变人们眼里只是“俗”的体育理念，能够把游客引进来、留得住，既有文化又有旅游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