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仍很牢固强大。资本主义萌芽还十分微弱，不能成为一种经济基础，也还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因而，鸦片战争前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主要表现为从外国输入的、这时已十分完整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与我国传统封建思想的冲突。然而，我国的封建意识形态也不是停滞不变的，从明后期到清中叶，毋宁说有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的。资本主义萌芽作为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中的一个新的因素，无疑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戴震、龚自珍、魏源诸人是明末到清中叶的进步思想家。他们都是封建营垒中的人物，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方面都要求突破某些封建传统。特别是他们所提出的推崇私利、求富和个性解放的观点值得注意。
二、对于阶级斗争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主要斗争是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明清两代，基本上还是这样。但是，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城市商人、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也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表6-1：清前中期景德镇制瓷工人罢工斗争示例
雍正间碓房匠伴以及坯行、车坯行、画行、影行、菱草行；柴行工匠，每因银色饭食，常知会同行罢工。
乾隆元年坯户吴以恒等因借取工资莱银以及银色低潮，与窑户万美生争闹停工。
乾隆初年菱草行因银色低潮罢工。
乾隆嘉庆间以画坯工王于贞为首，为争取工价由毛银改纹银举行罢工。
嘉庆道光间以制瓷工匠熊四知为首，为争取每名工匠每月吃肉十二两举行罢工。
道光间“每窑一座，需工数十人，一有所拂，辄哄然停工气”
表6-2：清前中期苏州手工业工人罢工斗争示例
踹布业康熙九年1670年荒米贵，踹匠窦桂甫传单约会众匠停踹，索添工钱。三十二年1693踹匠罗贵等聚众齐行罢市，要求增加工价。三十九年1700踹匠刘如珍等以包头克扣工价，聚众抄打包头。五十四年1715踹匠王德等以资助普济院和创立会馆等为由，发动踹匠，要求增加工价。五十九年1720苏州府长洲县吴县示禁煽惑踹匠齐行增添工价。乾隆二年1737踹匠殷裕公等以米价昂贵，报官请增米贴。四年1739踹匠王言亨等控告店商赵信文等不遵旧例，扣克工价.卅七年1772踹匠李宏林等报官请增工价。四十四年1779踹匠孔体任等因米价上涨，报官请增工价。六十年1795踹匠蔡士因工银轻平短色，报官请增钱串，众匠停工。
染纸业乾隆九年1744苏州府示禁染纸作坊工匠歇业把持，闲岩滋扰。乾隆二十年1755吴县染纸作坊工匠张圣明等以坊主折扣平色工银，纠众停工。二十二年1757苏州府规定染纸作坊工匠工价银色，勒石示遵。四十七年1782元和县染纸坊户杨影霞等报请规定工匠工价。五十八年1793苏州府详寇染纸工匠工价及稽查弹压章程，勒石示禁。
反映资本主义萌芽作用的这种新型的雇工斗争，在苏州的一些手工行业中更具有代表性。
苏州是当时手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在明代的反税监斗争中，苏州也是一个中心。到清代，这种斗争仍有继续，如雍正间布坊踹匠奕晋公、徐乐也、宋尔集等先后筹划的起义就是。但据现存碑刻中较多的事例看，请前中期苏州手工业中的纠纷，有少数是行业与官府的矛盾，而大部分已是工匠与业主的矛盾，反映雇工与雇主之间的斗争了（与官府的矛盾往往是不立碑的，这当然也是一个原因）。雇工与雇主之间的矛盾斗争，又大量地是集中在踹布、丝织、染纸、印书等行业。这些都是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不过，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关于行帮的讨论中曾提过，苏州手工业行业中的纠纷，有一部分垦然表现为雇工反对雇主的斗争，但它是由于雇工阻止雇主增收学徒、添雇工伙引起的，或是由于雇工行帮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实际上是雇工之间矛盾的反映。现在我们将这部分纠纷略去，只将雇工为工银、饭食等问题与雇主进行的经济斗争，列表如6-2，这些已都是新型的斗争了。
三、资本主义萌芽在鸦片战争后的发展变化
（一）农业
我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极其微弱。在前人发掘的数以百计的农衬雇工劳动的案例中，我们能证明其有资本主义关系者不过十来例。论其形式则可归为三类，即（I）自耕农、徊农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2）地主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3）商人租地经营。鸦片战争后，我国的地主制经济继续延存下来，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土改前，农村基本上还是封建制度占优势。所谓资本主义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例如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仍可略而不计。它们还只是稀疏地点缀在广漠的田野中，可以说仍未脱离萌芽状态。但是，比起鸦片战争前的情况，却应当说是大大地发展了。
从第（1）类来看，进入二十世纪，富农已形成一个以千万人计的阶级，三十年代，占农村人口的5一6%，占耕地的15-20%。这种富农（包括细富农）主要还是小耕作者或小土地出租，但其中一小部分已有一定的农业投资，并以雇工剥削为主；这里面又有一些已是从事商品性生产的。在我国，堪称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始终是很少的，但从整个富农阶级人数来看，他们也决不是个别的了。
从第（2）类来看，所谓经营地主，在清中期还是很少的，鸦片战争后有较大发展，并以华北和东北为多。他们基本上还是属于地主经济，但已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并且，工商业者、军人、职员加入地主行列，地主兼营工商业的也有增加。加以随着城市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率有所提高，这就使得一小部分经营地主，按其全部事业的经营来说，具有了资本主义性质。
第（3）类商人租地经营，仍限于少数经济作物。象植茶、种烟、果园、菜圃、鱼禽、花卉等都有所发展。此外，出现了农垦公司这种新的形式，二十年代颇盛。这种农垦公司，有的只是毫买零卖土地；大部分是将土地分租，收取地租，仅有少数是雇工经营。但是，它们多数有较大的资本，有开垦或改良土地的投资，其所收地租，也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出卖，属于商品性生产了。在苏北的棉垦区，东北的新垦区，广东的橡胶园、咖啡园，尤其是这样。
因此，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农业尽管还极其微弱，还不能形成一种经济成分，但总是在原来萌芽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
（二）制茶、制烟、酿酒、榨油业
鸦片战争前，制茶中多有资本主义关系的迹象，但有确切史料证明的，还只是福建阪宁（今建瓯）的茶厂。这里的茶厂，鸦片战争后有了较大的发展，到光绪时，在邵武、永福也有了茶厂，雇工制茶。同时，安徽改制红茶，有人在贵溪开设日顺茶厂，资本6万元。这都与红茶的大量出口有关，以至在广州有雇工500人的精制出口茶的工厂。另一方面，茶号、茶庄雇工拣选茶，发展更快，有的是设茶钱，有的也称茶厂，不仅外销，也供内销。1914年，上海精制茶工厂有雇工近100人者，有八、九道工序。1917年，顺隆茶校仿外国制茶机器改制成电动滚筒机，每只滚筒可当7个工人手工操作量。到1925年，上海100多家制茶厂都已实现机器制茶。又湖北的砖茶厂，系工场手工业，1875年以后迁往汉口，改用机器生产，但主要是俄商经营。
制烟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发生在刨烟丝的生产中。福建烟丝和兰州水烟丝最为有名，但无制造史料，能得证明者，仅江西瑞金、玉山和广西等处。鸦片战争后，受外国卷烟的打击，继而也受中国卷烟厂的排挤，此业衰退（卷烟厂系用烤烟，机器生产，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无关）。但福建烟丝和兰州水烟丝仍保持一定销路。陕西泾阳的丰盛兴烟号经营兰州水烟，资金达60万两，至1909年在兰州开办一林丰烟厂，雇用生产工人150人，年产水烟最高时达2，000担。在上海，1910年还有刨烟丝作坊12个，刨刀180把，工人四、五百人，也都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不过吸水烟者日少，三十年代以后，刨烟业就基本上被淘汰了。
酿酒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北方各省反映较多，但有确切史料者，仅四川泸州制大曲洒的舒聚源酒坊，己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鸦片战争后，舒聚源有较大发展，后改组为温永盛。同时，在泸州有天生成、协泰祥，在重庆有允丰正，均发展到一定规模。贵州的茅台酒，历史悠久，但早期主要是自用，鸦片战争后发展为商品生产。绍兴酒的生产，主要是家庭产，不过，到1910年，有2，000多家酒坊，酿酒近30万缸，平均每家近150缸，其中部分大户就可能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了。总之，酿酒业虽有洋酒和葡萄酒厂的竞争，但影响不大，其资本主义因素还是在发展的。
（三）制糖业
（四）丝织业
丝织业受外力干涉较小，它的历史，对于资本主义萌芽在近代的发展来说，具有典型性。
（五）踹坊业和染坊业
在棉布的再加工工业中，则鸦片战争前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即踹坊和染坊。
染坊也以苏州和上海为多。染坊的设备投资比踹坊大，又有专业化分工，但在鸦片战争前，缺乏生产关系的史料，我们未能确定其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鸦片战争后，染坊业实际是有所发展的，性质也比较清楚了。
染坊业中尚有丝和染绸专业，原以苏州和杭州为集中地，因史料不详，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时未曾讨论。鸦片战争后，上海染绸坊发展，雇工二、三十人，分工较细，已具有工场手工业规模。民国后，日商在上海开设机器染绸厂，在其剌激下，1920年老正和染绸坊首先改用蒸汽锅炉、电动甩绸机，以后又装置整理机，生产效率提高10倍。接着，老一大、乾大、振昌、振新等18家较大之染绸坊均向染绸厂过渡，另有十余家则仍保留工场手工业性质。到1931年，苏州18家染绸坊中亦有12家过渡为机器染绸厂。
（六）造纸业和印刷出版业
造纸业在清前中期已有工场手工业出现，我们曾考察了江西铅山、陕西汉中两个集中产区。陕西的纸厂较早衰落，但浙江、福建、安徽的纸业仍盛。鸦片战争后，洋纸大量进口，但土纸并未遭受决定性打击。这是因为，高级的书画用纸和草纸、迷信用纸等固非洋纸所能代替，即连史、毛边等印刷、书写用纸，也因文化发展，仍有其销路。这样，在市场上就出现了主纸与洋纸并存的局面。据估算，1912-1916年，土纸平均年产值约4，200万元，这时洋纸进口年约1，500万元。土纸中，书画、迷信用纸和草纸大都是个体生产的，而工场手工业主要是生产连史、毛边等印刷、书写用纸。这时，民族机器造纸厂兴起，它们不能与洋纸竞争，遂改产机制连史、机制毛边，分占土纸市场。于是在土纸市场上，又出现机制土纸与手工土纸并存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我们可以看成是工场手工业受机器工业所排挤，但也可看作是土纸业有一部分向机器工业过渡了。不过，民族机器造纸厂的产量是不大的，1931-1933年平均年产值只有500万元。土纸的生产，主要仍是工场手工业。
印刷出版业，在清中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当时所用是木刻版印刷。鸦片战争后，木版印刷还一度转盛，如我们在第四章第六节所述广东顺德、湖南永州的家庭妇蒲也为书商刻书等，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但是，其后外国传入的石印、铅印印刷盛行，到1910年以后，术板就基本上被淘汰了。然而，新兴的铅、石印刷出版业，也不能说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无关，它们（包括外商印刷厂）最初都是工场手工业，利用了原来木版印刷的发行机构和部分工人，1879年以后才开始引进煤气机。原来经营术板的书坊，不少改用石印。如著名的扫叶山房，系明万历间设于苏州，鸦片战争后，在上海、汉口、松江设分支机构，并陆续添置石印、铅印、影印等机器设备，成为一个完整的印刷出版企业。
（七）陕西的木材采伐业
陕西南部终南山一带的木材采伐业在清嘉庆间曾形成颇具规模的手工工场。一个大的圆木厂用工达三、五千人，较小的彷板厂也有数百人、数十人；运输木材铺架厢道、溜子、天车，投资颇大。但是，这个行业兴起快，衰退也快。原因则很简单，当时的林业开采，是只伐不植，也不间株。到道光初，终南山脚的凤县林区已砍空，北麓的黑河林区已伐掉十之六、七，深山的黄柏园林区也伐进200余里，再深入就运输成本过大，无法取材了。鸦片战争后不久，老林殆尽，这个行业也就销声敛迹。不仅如此，由于生态破坏，暴雨暴旱，粮食不足，这里的纸厂、黄连厂、木耳厂等，也都衰落了。陕南的这种情况，可视为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的事例。
（八）冶铁业和铁器铸造业
明后期，在广东佛山的冶铁业和铁器铸造业中已出现工场手工业，清中叶，又扩大到其他地区和炼钢，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比较显著的行业。鸦片战争后，洋货倾入，钢铁业成为受洋货打击最厉害的行业之一。
洋货进口以钢材为主，故土钢受打击最大。著名的苏钢，芜湖于1890年代即行停产，湖南湘潭、邵阳原有80多家，到1910年只剩13家，1930年也都停产。
铁器铸造业，大约农具、锤具、刀剪、炊具等无大变化，船用铁器（船作）先兴后衰，铁线、铁钉、土针俱受洋货排挤。土针最惨，著名的苏（州）针于1915年即全部停产，佛山针到1923年只剩下几家，山西晋城针也几乎绝迹。但铁器种类繁多，随着使用洋铁和马口铁作原料，以及采用翻砂方法，又增加许多新品种。故整个行业，包括打铁作、冶坊、小炉等，仍是发展的。原来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资本也比较大的铸锅业，仍然保留下来。江苏的八大冶坊仍有盛名；湖南的邵武铁锅，行销长江流域和华北、东北；四川荼二所制盐锅，直径4尺多，重12，000斤。这种冶坊，因靠近城市，亦多逐渐采用电力鼓风。
在我们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时，肯定了广东、陕西等地冶铁业的工场手工业性质，而对铁矿砂的开采有否资本主义萌芽不能肯定。鸦片战争后，土法开采的铁矿规模增大，不少已可肯定具工场手业性质。同时，1893年，开始有新式采矿的大冶厂投产，以后陆续发展，到1930年，新式采矿的铁砂产量有200余万吨，几达土法采砂的4倍。但是，新法铁矿，无论是洋务派办的大冶、宣化，外国资本办的鞍山、本溪湖，或是民族资本办的繁昌，这些地方都是早已由手工业开采数代，有些并已进入工场手工业经营了。若说它们是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建立的，亦不为过。到三十年代，残存的、尚未机械化的土法铁矿，也基本上是雇工经营的工场手工业性质了。
（九）云南铜矿业
（十）煤矿业
煤矿是清代兴起的矿业，我们曾考察过山东博山煤矿和北京西部煤窑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煤矿业有较快发展，工场手工业形式比较普遍了，而最大变化乃是新法采煤业的兴起。先是1878年起，清政府开办了几处新法采煤的煤矿，1900年后，许多大矿被外国资本掠取；1905年后，民族资本的新法煤矿也陆续出现。到1920年，新法采煤已达1，280万吨，而手工采煤只有700余万吨了。但是，无论是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或民族资本经营的，在这些矿区，基本上都早已有民窑开采；可以说，我国新法开采的煤矿都是在原来手工采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几乎没有什么例外。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样。
官僚资本的煤矿，如河北开平、江西萍乡，是官方划定矿区，排挤掉民窑（或酌给代价），另由矿师勘探，新法开采。但这种新式矿也不是与原来的土井完全无关。这时的土井大者已可深达百米，雇工100人。他们具有一定的技术经验。在开平即有雇工1，000人的窑主。新法开采后，原来土井的劳动力变成新矿工人，原来土井的业主、管事也不少变成新矿的包工头。又如福州船政局，原采购台湾的民窑煤充轮船之用，后来它吞并一批民窑，购置机器，利用原来销售渠道和劳动力，组成大型的基隆煤矿。
外国资本控制的煤矿，都是原由中国资本开采的。如开平、漆州，原系官僚资本所办；抚顺、焦作，原系中国商人所办；本溪湖、阜新，原有较具规模的士法经营。所以，它们与民窑的关系，都不外上述两种情况。
同时，民窑也不是完全被代替。如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山东博山矿区，1904年被德国人占领，拟消灭原有民窑。但实际适得其反，民窑因铁路通车，其年产量由10万吨增为60万吨，三十年代更增为150万吨左右。并且向机械化过渡，1920年，已有30家用蒸汽吊车，5家用机械排水。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北京西郊煤矿也有类似情况。1919年，英国人侵入该矿区，用新法开采。而民窑仍能维持，并有中国资本的新法采煤矿窑出现，几经滔长，到解放初期还有5家。
在煤矿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和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过渡，是十分明显的。当然，那时所谓新法煤矿的机械化程度是很低的，即使在开深、抚顺等大矿，井下掘进和采煤也还都是手工劳动。
（十一）制瓷业
我国原是瓷器之国，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明清达于鼎盛时期。但据我们考察，由于业户分工过细，其资本主义萌芽反而甚为微弱，仅在大的坯户中略具工场手工业形式。鸦片战争后，虽有洋瓷进口，但所受影响不大。景德镇的制瓷业有所衰落，但资本主义关系则有发展，窑户也直接雇工，具有工场手工业性质了。1928年，有柴窑106座，工人2，226人；搓窑22座，工人507人。同时，在河北、湖南、山东、四川等省，都有新的瓷区兴起。这些地方的行业分工不象景德镇那样细，行帮势力不大，因而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二十世纪初，有人组织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试用动力机械生产；以后四川、湖南也相继有机器制瓷厂开设。但终因机制瓷质量不及手工制品而屡开屡歇，未有多少成就。长期以来，我国制瓷业维持在手工业生产上，产值则达到1，000一2，000万元的水平。生产工序中，仍不少个体户，但总的是以工场手工业为主，并有不少是公司组织。
（十二）井盐、池盐、海盐业
四川井盐业是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中工场手工业规模最大、发展最完备的一个行业。鸦片战争后，继续发展，尤其是扩大了天然气的利用，生产成本大为降低。1853年，jil盐开始行销湖北、湖南，代替部分淮盐。年产量从鸦片战争前的3.5亿斤增至1900年左右的4.5亿斤（私盐增长更大）。1908年，资本家试行用蒸汽动力机汲卤，几经波折，于1915年才试车成功。车用燃煤，每车效率相当于200匹牲口，系国人自行设计，由汉阳和上海机器厂制造。到1927年，自贡地区各盐井基本上都已使用动力机汲卤了。
山西河东池盐，在归商人经营后，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但专买管制甚严，又由于滤沱河淤塞，池水面积缩小，嘉庆以后产量即趋减少。鸦片战争后，更无起色，大约仍只维持小规模的工场手工业生产而已。
淮南盐场的商亭，支配小生产者，原有包买商的迹象。但是，由于海岸线东移，草荡改作农田，嘉庆以后，淮南盐场即形衰落。太平天国军兴，淮盐又失去华中市场，一厥不振。十九世纪末，沿海淤地改行排盐植棉，盐场日缩。1914年，国民党盐务署规定，淮南盐场每年递减二成，五年完全淘汰。
（十三）沙船运输业
四、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作用
上面，我们论述这了明清以来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对于社会意识形态和圣于阶级斗争的影响，又考察了它在鸦片战争后的发展变化。这就可以看出，我这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对原业封建社会在政治生活和思想意识上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对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又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民展创立了社会条件，相当一部分近代工业就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它诮有的，正常的作用。另一方面，原业资本主义萌芽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即工场手工业和高人支配生产的形式，反而成为近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经济形式，长期存在，许多普仿佛仍处资本主义萌芽状态。这又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现象。
资本主义萌芽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创立社会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中国，并无这种情况。本书曾着重考察了我国雇工制度的变化。尽管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但自由雇佣劳动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并培养了大批熟练技术工人。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一来到中国，就遇到现成的劳动力市场。最早开办的外资船厂，立即找到技术高超的术工、铁工、冷作工、钳工，最难得的红铜工（早时船上管道、仪器均铜制，船壳则包铜皮），也由我国的铜锡器作坊和由著名的脱腊法培养出来的老师傅给解决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利用了中国工场手工业雇工的行帮组织，实行包工头制度，这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招工和管理问题。
早期我国近代工业发展最快的是茶厂、丝厂和纱厂，它们需要大量女工。在封建社会，妇女离家进是很大一个社会问题。最早出现工场手工业形式的丝织业，都是用男工的。不过，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问题也基本解决了。早期的茶钱，是将茶发给女工回家去拣选，后来就雇女工入楼；茶厂揉茶、压卷，也雇用女工了。丝织业发展到账房时代，实际是所有的掉经娘、络纬娘都已是商人的雇工，领取工资了。1872年，陈启源在南海创设蒸汽缫丝厂，立即能雇到四、五百女工；上海的外商、华商丝厂也是这样。棉纺织业兴起后，在内地，如张之洞在汉口所办的布局，还经过一个男工阶段；在上海等口岸的纱厂，则很快就使用女工了。
在不需要多少技术的工业，象采矿业，如前所述，差不多都是原来工场手工业工人转为近代王人。在航运业、码头业、建筑业中也是这样。
第二，资本主义萌芽为近代工业的建立准备了市场和运输条件。前文屡经指出，长距离贩运和突破区域限制的大市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这对于近代工业来说，就更为重要。欧洲民族市场的形成，远洋舰队和海外市场的开拓，都是在产业革命之前，从经济上说是由工场手工业完成的。我们曾着重讨论了明清以来我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并观察到，差不多所有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它们的产品（有的尽管数量不大）都有长距离运销，以至出口海外。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内河商运路线约达5万公里，东西干线和南北水陆联运干线，以及沿海航线，都已具有近代的规模。沿水路的商业城镇和转运中心也大体完备了。这对于我国近代工业的建立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的变化，除了它殖民地的一面（如条约口岸的兴起）外，不过是以轮船代替部分木帆船而已。到二十世纪初，铁路网初步形成，才发生重要变化。
同时，我们也一再强调了我国国内市场的狭隘性和长距离运销的局限性。城乡交流数量有限，农衬还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市场结构是一种以粮换布为核心的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这种市场状况又成为我国近代工业得不到充分发展的原因之一。资本主义生产，尤其是机器大工业，能够为自己开辟国内市场。到二十世纪初，我国原来的市场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商品流通量的首二位已为机制工业品所代替。但是，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连同帝国主义的商品和资本侵略，也还无力改变广大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封建地主制容纳商品经济充实了自己。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规定了的。但是，追溯其历史根源，也未尝不是明清数百年来，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不足，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始终密切结合的结果。
第三，资本主义萌芽为近代工业的产生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和资本基础。前面，我们考察了原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各产业部门在鸦片战争后的变化。其中，除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继续缓慢地发展外，手工业方面大体有四种情况：
（1）陕西的术材采伐业、广东的冶铁业、云南的铜矿业以及河东池盐、淮南海盐业均逐渐衰落，其资本主义萌芽也随之消沉。它们的衰落主要是由于老林伐尽、矿藏枯竭以及地理变迁等自然原因，这是无可奈何的，也是历史上常见的，毋庸讨论。
（2）踹坊、刨烟、木板印刷和沙船运输业，在鸦片战争后逐步被淘汰了。它们的被淘汰，主要是技术太落后，不能与新的生产方法竞争，但就它们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也并非就此完结。踹坊、刨烟仍残存了80-90年；术版印刷部分地转入铅印、石印；而积累颇巨的沙船业的资本，则转入外商、洋务派、华商经营的轮船公司或造船厂。资本，尤其是较大的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不会涅灭的，为了利润，它总是在市场上找出路。
（3）制糖、金纸、染坊、治铁、铁器铸造业，这些行业也受到洋货和机制产品的打击，但是，由于市场扩大，它们都能维持下来，形成洋糖与土糖、洋纸与土纸、洋铁与土铁长期共存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行业中，原来的资本主义萌安大都有所发展，在市糖、冶铁、染坊中并有使用机器或机械动力的趋向。
（4）制茶、酿酒、榨油、丝织、制瓷、井盐、煤矿业，鸦片战争后，这些行业都有所发展，以至有较大的发展。并且，除酿酒业外，都有向机器工业过渡的明显趋势；除制瓷业外，都有一批近代工厂在原来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其中萌芽较早的丝织业和四川井盐业最为典型。丝织业由包买商形式的账房转化为手工工场，又由手工工场转化出电机织绸厂。原来工场手工业规模较大的井盐业完全凭本身的积累和本国技术力量，实现了机械化。煤矿业是另一种典型，如前所说，无论是民族资本的、官僚资本的或是外国资本的近代煤矿，都是在原来民窑和工场手工业采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些就是由民窑直接过渡而来。
以上说的都是原来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还有许多传统的手工行业，在鸦片战争前没有、或者我们还无法证实它们有资本主义关系产生，而在鸦片战争后不同了。它们是若坊、磨坊、酱园、绿丝、轧花、织布、制革、制袭、毛笔、中药加工、木器、砖瓦、造船（木船）、铁矿、锡矿。这些行业主要是在十九世纪后期、有些是在二十世纪初，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要是工场手工业，个别也有包买商形式。因为是发生在1840年以后，我们不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来讨论。实际上，它们正是明清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持续的、并且是在更大范围内的发展。这些行业中，也有著坊、磨坊、绿丝、轧花、织布、制草、砖瓦几个行业逐步采用了机器或机械动力，向机器工业过渡。
这些新手工业，与我国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无直接关系，但是，它们扩大了我国手工业的范围，特别是加强了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另一方面的，或者说相反方面的作用。这就是，原来资本主义萌芽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在鸦片战争后，反而成为近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经济形式。不仅许多传统手工业继续发展出工场手工业或包买商，一些从外国引进的新工业，包括一些本来应用机器生产的，也变成了工场手工业或包买商。在我们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工场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多大比重，还无法估计，不过，其量甚微，是可以略而不计的。鸦片战争后，就不能这样了。有人估计，在抗日战争前的制造工业中，工场手工业的产值达29.5亿元，而近代工厂的产值不过28.6亿元【31】。我们考察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如果不计工场手工业，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8%，加上工场手工业，就占56.8%了。在采矿业中更是这样，到抗日战争前，差不多全部土法采矿都有了工场手工业性质，个体户也多半置于包买商支配下了。因此，尽管资本主义萌芽已成过去，它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却日益重要，尤其是在考察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
这种情况自然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近代中国经济落后所造成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必然现象。但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它也未尝不是明清以来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结果。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就受到外力干扰，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从资本主义发层规律来说，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的。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可以看成是萌芽再现，也可说是一种历史的补课。
注释：
【1】《明夷待访录》，原君。
【2】《明夷待访录》，《财计》。
【3】《黄书》大正第六。
【4】《潜书、存言、善施》。
【5】《陆彦若所著书序》《明良论一》载《龚自珍全集》，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
【6】《海运全案序机复魏制府询海运书》《淮北票盐志叙》，载《魏源集》上册。
【7】《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8】《诗广传》卷二。
【9】《原善》《戴民遗书》。
【10】《与某书》《戴民遗书》。
【11】《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12】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
【13】钱泳：《履园丛话》在七。
【14】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
【15】明《神宗实录》眷三四九，万历二十八年七月甲寅王德完奏。
【16】乾隆《椭安府志》卷三十四。
【17】中国人民主学清史研究所等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1979年版，第548页。
【18】光绪《广州府志》卷八十，光绪《清远县志》卷十二。
【19】嘉庆《山阴县志》卷十五。
【20】雍正《朱批谕旨》第十七画第六册。
【21】兰外史：《靖逆记》卷四。
【22】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1979年版，第520-525页。
【23】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队1981年版，第64-65、69-70页。
【25】苏松太兵备道蔡示，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1979年版第13页。
【26】李鸿章：《复何筱宋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二。
【27】朱信生：《经历自述》，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1979年版第139页。
【28】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列宁全集》第3卷第387页。
【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833、839页。
【3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837、创页。
【31】丁世询：《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几个问题》，载《南开学报》197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