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南斯拉夫大量接收美国等西方国家援助，至1967年达60美元，其中“美援”占60%以上。由于南斯拉夫对外依附美国等西方大国，被迫大幅开放市场，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使该国工厂倒闭、生产萎缩、经济凋蔽、失业激增，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出现“毕业即失业”、“农村形势恶化”“百万富翁数量激增”等现象。随着危机持续发酵，国内阶级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生灵涂炭。
事实上，1968年南斯拉夫存在的问题，其他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可见，无论国情如何不同，相似的政策通常会导致相似的后果，错误的政策则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应从南斯拉夫身上吸取教训，在避免犯颠覆性错误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公开鼓励私营企业办厂
1968年5月，南斯拉夫《战斗报》公开报道了南斯拉夫第一家雇工100人以上的私营呢绒工厂即将开张的消息，这家私营工厂位于斯拉沃尼亚的奥拉霍维察，由4个资本家共同投资200万新第纳尔兴建，雇佣120名工人。媒体声称“这个私营工厂的利益同奥拉霍维察区的利益在许多方面是吻合的”，为鼓励企业发展，当局不但“向工厂提供了房子，给予租用”，而且“还将向工厂提供赋税上的某些优惠”。据官方统计，1967年南斯拉夫私人资本家雇佣工人总数已达3万人。（见1968年7月7日《人民日报》）
二、私人企业泛滥成灾
《战斗报》透露，在布拉奇岛的苏佩塔尔，1968年夏天出现了2家新的现代化旅馆：一家是两个机械工程师开的，属于“高级的甲等旅馆”，有30间房间和冬季游泳池；另一家旅馆是富农弗拉迪米尔·弗拉迪斯拉夫的财产，有50个床位，成本8000万旧第纳尔。另据南斯拉夫报刊消息，在鲁马地区私人企业在农村开设了50来家商店，在贝尔格莱德私人企业有75家，而萨格勒布有70家；仅仅在塞尔维亚，就有10万人从事所谓“个人劳动”，“非法开业”的手工业主达到1万人。（见196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三、官办企业不如私人企业
在南斯拉夫，所谓的“公营企业”实质上也是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它同私人企业很难竞争。《战斗报》报道说，在普洛切港一次大型招标会上，五、六家“社会成分”的企业同一个私人企业竞争一笔“很大的运输生意”，结果生意给私人企业“抢去”，“因为它提出了最有利的条件。”（见196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四、“百万富翁”数量激增
1968年的南斯拉夫，资本家财富大幅增长，有的已成为“亿万富翁”。据南斯拉夫《政治报》报道，仅在尼什有些拥有私人卡车的人，一年纯收入就超过2000万旧第纳尔，赚这么多钱“即使在战前也是不可能的”。而据《战斗报》披露，南斯拉夫人均收入只有75000多第纳尔，但“为数不多”的资本家“拥有比平均数多几百倍的钱”。这家报纸说，“南斯拉夫有不少的百万富翁，甚至有现金余额超过1亿旧第纳尔的人”。（见196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五、私人进口生意兴隆
南斯拉夫私人企业主拥有外汇，能自由地从国外进口汽车、电冰箱和各种机器。据《战斗报》消息，1968年4月，私人企业主从国外进口了3350辆旅行车、653辆卡车、将近100辆拖拉机；1968年1月到4月，私人进口洗衣机有11600部。（见196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六、出口贸易不断恶化
由于南斯拉夫对西方国家大幅开放市场，导致该国受到西方国家商品严重冲击，工厂倒闭、生产萎缩，外贸形势日趋恶化，其中，外贸逆差1967年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4.5亿美元；1968年第一季度，外贸逆差又比去年同期增加约3000万美元；南斯拉夫外债达18亿美元，是世界上还债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南斯拉夫媒体惊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给南斯拉夫经济造成了“更困难的条件”。（见1968年6月9日《人民日报》）
七、物价大幅上涨
八、工人失业和领取最低工资
1965—1968年，南斯拉夫强制推行旨在使该国进一步私有化和殖民化的“全面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社会矛盾更加剧烈。据官方透露，1965年南斯拉夫工业生产增长率为8%，1966年增长率为4%，1967年为3.6%；近5年全国共有788家企业倒闭，其中1967年倒闭企业130多家，大批工人被解雇，全国失业人数高达60万人，另有40万人被迫到国外谋生；还有360多家重要企业工人只能领取最低工资。工人罢工频发，其中，1963-1967年，南斯拉夫共发生1100多次，1967年罢工遍及全国各地，一些工人还走上街头，高举“我们要求工作”、“打倒工厂管理委员会”等标语牌，举行游行示威。（见1968年6月9日《人民日报》）
九、贝尔格莱德街头乞丐增多
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街头和公园里，经常徘徊着许多愁眉不展的失业者和衣衫褴褛的乞丐。在一个儿童公园内，许多从马其顿、黑山高地流浪来的失业者，聚挤在十几条长椅上。有的啃着一小块干硬的面包，因为无处安身，在此歇息。他们一见到游人走过，就蜂涌而上，渴望能找点临时工做。每次遭到拒绝以后，又都垂头丧气地散去。南斯拉夫中央政府不但不设法为这些流浪的失业者安排生路，反而为了维持“市容”而通令禁止失业者在公园长椅上睡觉，违者就要罚款5000第纳尔；对于在闹市行乞的人，塞尔维亚当局不但表示“反对行乞”，而且公开警告人们“不要对乞丐进行施舍钱物”，否则就要“追究责任”。（见1968年7月7日的《人民日报》）
十、农村形势恶化
早在1958年，南斯拉夫农村地区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就开始迅速发展。据《战斗报》披露，在南斯拉夫农村地区，“买地者多是拥有马拉农具和耕地在五至十尤特罗（每尤特罗等于半公顷）的个体农民，或者是那些生活上有保障，以及靠地租足以维持生活的人”。这家报纸举例说，在巴伊莫克区，购买土地的人越来越多。据统计，从1957年到1958年上半年止，该区人民委员会先后登记了720起以上的土地买卖契约，个体的“富裕农民”共购买了将近1000尤特罗耕地。私营经济发展的结果，使愈来愈多的农民破产，不得不靠作短工过活。（见1958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到1968年，由于私营经济持续发展和美国剩余农产品大量倾销，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南斯拉夫每年都要进口大量小麦，玉米、鸡蛋、牛奶等农畜产品按人口的平均产量仍低于战前水平。农民处境更加恶化，南斯拉夫官方承认：“经济改革加速了农村的分化”，“一些农户成为商品生产者，而另一些农户丧失了生存条件”，“有40%的农户勉强活着，……成了农村高利贷的牺牲品”。（见1968年6月9日《人民日报》）
十一、毕业即失业
推行“经济改革”后，南斯拉夫“住在学生宿舍里的学生生活费用增加了大约70%，而对于其他学生则几乎增加一倍。”不仅生活费用大大上涨，而且不少地方还大量削减学生助学金。据《战斗报》透露，“助学金越来越难于获得，近来越来越多的是为有钱的和有势力的父母的子女所获得。共和国的学生贷款基金连在大城市里学习和生活所必需的费用的半数都达不到”。因此，“有些人将考虑自己的物质问题甚于学业。”（见1968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与此同时，学生失业现象严重。据《战斗报》透露，到1968年年底，“将有42万持有文凭的青年人没有工作。”广大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悲惨命运。据南联邦执行委员会一个官员承认，不仅1968年解决不了这几十万毕业生的失业问题，而且在今后三年内，还有38万毕业生的工作没有着落。（见1968年6月10日《人民日报》）（2021-9-7）
1968年的南斯拉夫似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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