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山东几省连遇高温，部分城市达到40度。
在这样高温天气下，一些工厂化养殖场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在弘毅生态农场西北角，两年前出现了一个非法养殖场，养殖的是工厂化鸭子，从蛋壳出来到长大25天即可以出笼。在其上游就有一个规模化的屠鸭厂，是一个南方人投资修建的。屠宰的鸭子进入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吃掉了。经济发达的地方，为转移污染，将工厂化养殖场和屠宰厂转移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沂蒙山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恰好是某经济发达省的水源地上游，这里的污水加上他们生产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
散发臭气的是养鸭场处理粪便，平时气味就很大，今天再遇到高温，臭气浓度增加几倍，熏得脑汁都疼。尽管政府规定畜禽粪便要干湿分离，不准冲洗，但山高皇帝远，这些黑心养鸭场根本不顾，照样用水冲，不仅严重污染了周围河流，还在冲洗过程中添加了大量火碱，这样的鸭粪农民买来种地都会烧死庄稼。
之所以25天鸭子就能够出笼，得益于饲料添加剂的大量使用，各种重金属、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饲料里面，让鸭子异速增长。不要说这样的鸭肉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就连粪便都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长期在鸭场工作的农民是搭上性命在替资本家卖命。
弘毅生态农场坚持用生态的办法种养，我们养殖场内，即使人走到牛粪跟前也几乎没有臭味，我们远离工业化饲料，自己配制饲料，不添加任何抗生素、重金属、瘦肉精、激素，动物在非常舒适的环境下生长。我们养殖的母牛寿命在10年以上，能够连年繁殖，而工厂化养鸭场的动物的寿命缩短到短短的20多天。
我们坚持用安全放心的办法从事农业生产，不仅不用农药、化肥、农膜、除草剂、激素、转基因，连地膜都不用，土地一旦到了我们手中就收到了与众不同的待遇，生态环境恢复了，产量提高了，价位也提高了，产品受到城市市民的热捧。然而，农场之外就是另外一个天地，除了最近冒出来的工厂化养鸭场，村里河上游就有一个存在了二三十年的工厂化蛋鸡场，镇上就有两家规模大化的屠宰厂，一个负责宰杀鸭，一个负责宰杀鸡。两个屠宰场加上两个养殖厂的污水进入了金线河，再流入俊河，最后流入沂河，这里是临沂市的水源地上游，也是江苏省北部部分城市水源的上游，可这样的水源头夏天却是臭气冲天。
正是由于城市市民的不知情，购买廉价的鸭肉和鸡蛋，客观助长了农村的养殖业和种植业环境污染，而最终健康受损，不得已将辛苦节约的钞票交给了医院。那些为资本家打工卖命的农民，也多最终疾病缠身，不能善终。
其实判断某种食物尤其肉类，看看动物生长的环境就知道，尤其闻一闻空气的味道，如果动物粪便有很浓的臭味，似工厂化养鸭场和养鸡场动物粪的奇臭，就知道动物们一定是疾病缠身的，为了抗病只有一天不停地用抗生素，只能在动物没有自然成熟之前屠宰，这些动物都是没有繁殖能力的。一个人身体健康与否也可用此简易方法判断，如果某个人上完厕所，厕所内空气很臭，不用去体检，这个人一定是不健康的。
谁来管管养鸭厂排放的比毒气还严重的臭气!我们的农业模式是否要反思一下，我们这样的发展是要钱还是要命
最近在临沂市铁腕治污，希望借此春风，对于存在偏远农村的严重违背自然规律、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养殖场予以清理，早日还沂蒙山人民久违多年的绿水青山。
这次在农村调研，发现农民买水喝的越来越多了。沿金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或者每个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浅层地下水。如今，河里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现在井水也不能喝了，连镇上供应的自来水也几乎不能喝了。
有条件的家庭花钱打深水井，打井变成一个产业。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业尤其屠宰业、工厂化养殖业造成的，河水已严重污染(劣五类水)造成的;浅层地下水不能喝是农业面源污染惹的祸，农民为图省事，减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农药和除草剂，最终导致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原本喝水不要钱的农民，今天尝到了花钱买水喝的苦头——那水是要天天买、顿顿买的啊。
水是从山上买的，村庄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于植被覆盖好，少农田，所产生的水干净还有一丝丝的甜味。然而，几年前我去考察，发现那里的水源也面临着污染的隐患。由于游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种农家乐餐馆，餐饮业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面对如此乱象，几乎没有一个部门出来管。
农民蒋守登对地下水不能喝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就是农药化肥污染了地下水，当天大旱的时候，水就能喝。因为天旱，农田表层化肥农药除草剂不能下渗，如遇大雨，土壤中的污染物会向下移动，水变苦变味，水不能喝。
农民向环境中使用的多少化肥农药一般一亩地三四百斤化肥，两三斤农药，这些化学物质，用来被庄稼利用或保护庄稼的，占10%到30%，也就是说大量化学物质是用来污染的，污染的比例高达70-90%。大量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造成地力的严重下降，污染的同时是严重的浪费，浪费又带动了农药化肥产业兴旺，政府在源头补贴农药化肥农膜除草剂，以至于这些化学物质非常便宜，浪费起来连农民都不心疼——他们除一亩杂草，除草剂的费用仅为2.1元!
殊不知这种廉价鼓励农民破坏环境的代价是巨大的。农民买水喝不算，很多果农由于长期喝自己污染的水，连生命都搭进去了。
为我们管理果园的蒋广元就是三年前得癌症中年早逝的，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明白是他长期使用大量的农药造成了自己受害，那个时候他每年向自己管理的5亩果园打20多遍农药，5遍除草剂。可惜他知道真相太晚了，他的去世并没有唤醒更多的农民。
农村的地面水和地表水都污染了，卖水变成生意，农民开始卖水喝，这不是敢时髦，而是被迫这样做。
蒋大龙
今年回农村老家过年，看到了下面的一幕：一辆拉着装满大小塑料桶的三轮车，车上安装了高音喇叭，边播放着流行歌曲边走村串户。上前打听才得知是辆卖水车，生意显得十分红火。农村买水喝的家庭占到了80%，当年政府利用德国援助项目修建的自来水管形同摆设。
农村缺水吗为什么卖水成了好生意
中国的农民大多收入很低，他们过日子是精打细算的，就连买油盐酱醋的钱也要算计着花，本文开头出现的沂蒙山区的大部分农民家庭经济情况也是一般，可他们为什么舍得花钱买水喝呢经过和乡亲们攀谈，才得知原因是自家压水井打上来的水已经不能喝了。
通过走访调查和实地勘验，我们发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真相：农村的地下水污染已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用水安全。而污染源则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一是养殖业带来的污染。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手里的钱越来越多了，生活需求不断扩大，对各种肉制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带动了养猪、养鸡及养鸭等产业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而这些在农村的养殖场大多分布在河流两岸，没有任何污水处理设施，养殖所产生的动物的粪、尿等污染物直接排放到了河中，河流成了臭水沟。长此以往，污染物还渗透到地下水中进一步污染了饮用水源。
二是屠宰企业产生的污染。为了带动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当地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渠道，引来了很多屠宰企业。那些屠宰加工场为了降低成本，并没有安装任何排污处理设施，或即使有所谓的污水处理设施，也根本不用，仅为应付上面检查做摆设的。屠宰过程中产生的血水，连同部分动物内脏、羽毛等污染物直接排入河流。即使不直接排入河流，也间接通过灌溉渠道最后污染了河水，进而渗透到地下水中。一到夏天，污水散发出的腥臭味在一公里以外都能闻到，带来了二次污染。
三是滥用农药化肥产生的污染。近些年来农药化肥的大量应用，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种田不再采用传统的人工除草、农家肥种田等生产工艺。用化肥替代农家肥，省时又易操作，相比较于费时费力的农家肥，自然被农民所青睐。同样除草剂等农药的应用也大大缩减了农民的工作量。然而，农药化肥大量使用，看似给农民带来了很多方便，却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间接伤害了农民自己。很多农民文化程度低，看不懂说明书，在没有专业技术人员指导的情况下滥用化肥农药，剂量有时加的非常大，过量农药和化肥在雨水冲刷下，有的流入了河流，有的渗透到地下，最终污染了水源。
四是生活垃圾带来的污染。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原来城市才有的垃圾，像废旧电池、电器等含重金属的生活垃圾在农村也大量出现。而很多村子都还没有像样的垃圾箱和集中的垃圾处理点，那些危险的垃圾被随意丢弃，也成为潜在的污染源。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农村问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而要践行这一理念，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农村卖水的生意火了，说明农村饮用水已不安全，农民身体健康已受到严重的威胁。近年来，中国多地出现的一些“癌症村”，疑似与饮用水尤其地下水受污染有关。因此，农村出现的红火的卖水生意，是不正常的商业现象。
环境被污染了，卖水也能赚钱。卖水行业的红火，又岂止在农村呢矿泉水，这个在小时候的印象中还属于“奢侈品”一类的商品，现在已经完全沦为大众化的必需品了。近十几年来国内矿泉水行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各地的矿泉水品牌层出不穷，就连笔者所在的县城也不甘寂寞，推出了好几个品牌的矿泉水。瓶装矿泉水如此盛行，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水污染已严重到了何种地步。淡水，这个在几十年前还是掬起来就喝的常见物，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商品。矿泉水实际就是深层地下水，是非常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等到这些深层地下水也都被开采完的时候，我们还能喝上干净的水吗
(蒋大龙为山东平邑县林业局干部)
最近几天，蒋家庄、石桥、南安靖、卞桥、西荆埠、黄埔庄等几个村里的农民开始忙碌起来。农田里爆发了一种钻心虫，专门啃食玉米芯，即顶端的幼叶，吃完后就钻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难以治理，农民恨之入骨。
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高达20多次。
现在的农田充满了杀机，害虫几乎都是经过农药洗礼的，农药越用越多，而害虫似乎也越战越勇，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人虫大战中，化学对抗的胜者似乎是害虫而不是人类——人类医院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而害虫繁殖依然我行我素。
“现在真是怪了，打这么多药，虫子好像更肥了”(肥，沂蒙山语，横，霸道之意)。农民蒋寿登如此说。
农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害虫在农药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有些害虫，据说泡在农药原液里也毒不死，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态的蜡质毛。如果有人研究农药诱导的害虫进化机理，应当有很好的科学发现。这个发现的代价是每年成吨成吨的农药倾倒在上述几个村庄的农田里。
有些虫害是农药商和农药贩子人为制造恐慌，吓唬农民而出现的，其目的是兜售其农药，他们不关心农民是否治住了害虫，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农药的销售量。
当农田出现的害虫的时候，仅仅是每亩出现2-3头害虫的时候，植保专家就建议农民大农药，还推荐他们使用哪一种农药。如果不打，农民们经常听到的是下面的话：
“你不打管吗不打庄稼都毁了”。
一些政府官员也成立农药商的传话筒：“不打农药，产量会减少70%，甚至会绝产”。
现在农药的名称越来越奇怪，如“一步绝”、“一月无虫”等，即充满了对害虫咬牙切齿的恨，又充满了对农民的诱惑——不怕你不来买。
然而，与石桥等村民大农药不同的是，这次玉米钻心虫爆发，蒋家庄村民有些根本没有打药，有些也只打了一遍，而石桥村的村民打了至少两遍药了。
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差异呢原来，自从2008年，我们给村里装上了诱虫灯，每年都抓，预防为主，雌虫交配后不能回到土壤里产卵，害虫不少反而越来越少。
“那些灯很管用”。这是村民对我们科研成果的最大褒奖。在弘毅生态农场试验田，我们100%禁止了农药，在有诱虫灯保护的农民农田，农药减少量最高可达90%。
可恨的是，一些小偷偷去了我们的放置的2盏太阳能诱虫灯，价值6000多元。现在农村社会风气越来越差，小偷小摸很多，去年我们的有机果园被小偷洗劫，损失3万多元。
即使损失，我们也要做给农民看。昨天，笔者带研究生又增加了4盏太阳能诱虫灯，当晚。四盏灯都有斩获。每盏灯诱捕害虫约50克，减少了几千只第二代害虫数量。
蒋家庄村民自觉保护我们的科研成果，研究生早上收害虫称重的时候，就会有人前来制止，以为有人搞破坏。我们为村里免费装太阳能灯，蒋家庄村两委在欠款生存的前提下，免费为我们装水泥底座。
但愿有一天，政府有关部门能够伸出援助之手，一起来推广这种不用或少用农药控害虫的生态预防办法。我们发明的这种物理+生物、非对抗防虫的成本只有农药成本的18%左右，全村每年购买农药就得花十多万元。今后农民种地，政府是否将害虫统一管理起来呢
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努力能够感动上帝，派“神仙”下凡，搬走农业生产上的一座座大山。
看到几个老人和妇女在锄草，就趁他们休息时攀谈起来。
这个由老人和妇女组成的锄草小组已在地里干了快一个星期的农活，这个活是弘毅农场安排的，如果是他们自己家的地，他们才不愿意费这样的功夫，10元的除草剂解决一天都干不完的锄草活。
当然，他们也知道除草剂不好，因为打除草剂的时候他们会感觉浑身不舒服，但由于很快完成这个活，抗一抗就过去了。他们不断地抗，各种疾病都抗出来了。
年龄最大的老人已经快80岁了，是村里的勤快人，我喊他叫五老爷。五老爷话不多，相信勤劳才能够致富，他常年在农场干杂活，有什么活就干什么，人也聪明，不仅会除草，还会扬场，干泥瓦活。他的儿女都已结婚，最远的嫁到北京，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两口在一起，除了伺候自己家的五六亩地，还抽空来农场打工。五老爷家的大儿子在枣庄煤矿上打工，因事故被机器吞掉了一只手，面对如此明显的工伤事故，打官司竟然没有赢。对方律师是谁给的钱多向着谁，白的能够说成黑的。这是老人的一块心病，不能提这个话茬。
妇女中有一位我叫她三婶子的，善言谈，也60多岁了，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她的儿女也已结婚，在外面打工，打工收入每人月收入在三千月左右。
我问三婶子现在好，还是生产队的时候好，三婶子快言快语地说：“还是现在好啊”，她指的是生产队的时候很穷。三婶子来除草，也不走路了，骑着电动三轮车来的。
但当聊到水不能喝了的时候，三婶子开始怀念当年的水好。“那个时候河里的水多清啊，我们都到那里洗衣物，现在不行了”，她叹一口气。现在的河水成了臭水沟了。
“不能生病啊，到了医院里，人乌央乌央的。”沂蒙山人说“乌央”一般都是指成群的动物的，三婶子形容临沂医院里的病人。
他们不知道，今天的所谓好日子就是用那些乌央乌央的病人，加上发臭的河水等等为代价换来的。农民容易满足，他们感觉科学技术解放了他们的劳动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辛苦种植出来的粮食在城市里，还不如水贵。还有，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些能够让他们省力气的科技发明，会把他们送到医院里去。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癌症啊，听都没有听说过”。和三婶子一起的叫不上名的老年妇女结过话茬。
面对低廉的粮食价格，他们更不愿意向地里投入劳动了，能省事就省事。农民种地，没有定价权，今年西瓜2毛钱一斤都没有人要了。
上述3个妇女和一个老人的锄草小组，平均年龄65岁，这个65岁组合，在全国或许不是个案。
这么多年来，农民都是忙完自己的活，才来我们的试验田干灵活，而干灵活的大都是60岁上下的老人和妇女，最小的50岁，最大的79岁。我们在低产田上实现的吨粮田，就是靠这样的老人，在他们忙完自己的农活后，来实现的。如果有机农田里投入的是青壮年的劳动，再更好地利用农时，精耕细作，玉米小麦实现3000斤/亩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们正朝这个方向努力，但为我们劳动的老人和妇女有的恐怕等不到我们实验成功的那一天。几年前，一位为我们打零工的蒋建议老人已经去世了，去世时也就70多岁。
城里的老人和妇女，每天都在打太极拳或跳广场舞，甚至年轻人有力气都不知道望那里使，农村的老人和妇女却要为他们生产粮食，社会的分工竟然是如此滑稽。
万能的市场，将青壮年劳动力剥离出农场，再将妇女和老人辛苦种植出来的粮食打压到水和沙子的价格，如果粮价稍微升高，再进口粮食、油料和饲料，乃至非常进口过期冻肉，继续逼迫农民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农田，于是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激素源源不断地进入农田。有些人仍嫌不够，还要搞什么规模化家庭大农场，让中国的老年和妇女农业大军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的农业大军在国际市场上去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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