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瓜的种植生产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有着怎样的地位？我国古代瓜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我国古代甜瓜、冬瓜、黄瓜、丝瓜、西瓜、南瓜、哈密瓜等主要瓜类作物其起源与发展如何？
瓜是重要的农作物和食物资源，因其与粮为辅，又多便于制作贮藏，不少品种还可利用隙地、棚架种植生长，在农业种植中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我国古代瓜业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上古时代北方瓜业比较兴盛，在上古文献中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印迹。秦汉至隋唐时期，南北共同发展，甜瓜、瓠瓜、冬瓜、越瓜的种植比较兴盛，种植技术明显提高，品种信息急剧增加。五代、宋元以来，西瓜、丝瓜、南瓜等相继传入并迅猛发展，黄瓜的种植、食用明显改进，我们传统瓜业的品种结构基本形成。人们充分利用闲隙土地或空间见缝插针种植生产，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甜瓜、瓠、冬瓜、越瓜、哈密瓜五种本土原有瓜种，黄瓜、西瓜、丝瓜、南瓜四种外来物种在历史上相继出现，不断丰富我国瓜业资源，构成了我国瓜业演进拓展的生动历史。
[宋]佚名《秋瓜图》，绘青皮、白皮甜瓜三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农耕文明传统。瓜是独特的农作物，品种资源较为丰富，包含果、蔬两种不同的食用价值，在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而就一般社会而言，也有积极的消费需求。由此带来“种瓜为业”的现象，以及相应的运输流通、贩卖销售从业活动。历代文献中频频可见，最著名的莫过于《史记》《汉书》记载的秦东陵侯召平，秦亡后隐居长安东门外种瓜，应是依倚长安都城居民的消费市场大量种植。南朝宋会稽永兴县（今浙江杭州萧山）郭原平“以种瓜为业”，以船运“往钱塘（引者按：今杭州）货卖”[南朝沈约：《宋书》卷91，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应即类似情形。后世诗文中经常会看到，路边、桥头、水滨夏秋设摊卖瓜的情景，在城市则有搭棚摊卖，或肩挑叫卖，甚至有“乡人小艇载瓜往来于河港叫卖者”[清顾禄：《清嘉录》卷7，清道光刻本]。此类情景早期只是甜瓜，元明以来增加了西瓜，入清后哈密瓜也加入其中。尽管品种不同，这些瓜的生产与消费情景充分显示了瓜的经济价值和生活意义，由此引发城乡从业者相应的经济活动，丰富了城乡人民的饮食生活。
瓜的更多品种是不宜生食的，这就是蔬用。与一般茎叶蔬菜不同，瓜的果实比较结实，营养成分比较显著，食用价值也便相对突出。清人李渔《闲情偶寄》：“瓜茄瓠芋诸物，菜之结而为实者也。实则不止当菜，兼作饭矣，增一簋菜，可省数合粮者，诸物是也。一事两用，何俭如之贫家购此，同于籴粟。”[清李渔：《闲情偶寄》卷12，清康熙刻本]是说瓜类果实亦蔬亦粮。清张履祥《补农书》：“丝瓜宜近水，饭瓜宜上棚。南瓜形扁，北瓜形长，盖同类也：凶岁乡间无收，贫困或用以疗饥，是宜勿绝其种。”[清张履祥：《补农书》卷下，清乾隆四十七年《杨园先生全集》本]则是强调这些瓜类在荒年粮食歉收时可以直接以菜当粮，用以充饥，希望因地制宜坚持种植。所谓南瓜、北瓜是不同的南瓜品种，南瓜以其可以煮食当饭，也称饭瓜，是此类瓜作鲜明的经济价值。
《诗经》时代“中田有庐，疆场有瓜”，辟地种瓜，有屋看守。唐以前地旷人稀，凡称某人“种瓜为业”，应是售瓜为生，种植必具规模。晋左思《蜀都赋》有“瓜畴芋区”之称，是瓜与芋面积大致相当，也较为突出。宋元以来人口大增，而类似的情况便再难出现，生平可称“种瓜为业”的人物极为罕见[以“瓜为业”三字在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中检索，所见人物多属唐以前，而宋以后寥若晨星]。比较醒目的说法是清人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江以南业瓜者盖鲜，余所至如湖广之襄阳、长沙皆有瓜畴。”[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31，清道光山西太原府署刻本]所说是西瓜的情况，种瓜为业者稀少，想必甜瓜更是如此。
佚名《清代民间生活图集·卖西瓜》
我国是温带、亚热带大国，幅员辽阔，境内高原、平原、丘陵地貌丰富，是瓜类植物的适生地和优良栽培区。我国地处东亚大陆，人口众多，农耕文明极为发达，瓜的种植、食用历史极其悠久，展现出持续、丰富的历史景观。大致说来，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即出土葫芦种子和瓠皮[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95-107页]，说明距今大约7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前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积极利用。浙江吴兴钱山漾、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遗址都出土了甜瓜种籽[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73-91、149-158页；苏州市博物馆、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7期，第1-27、97-101页]，表明距今4000—5000年的新石器晚期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已经食用或种植甜瓜。
商、周、春秋战国时，我国各类文献中瓜的内容较为频繁。这些文献的瓜作信息高度集中在北方地区，反映了中原华夏文明核心区瓜作的相对兴盛。这时品种主要有两类：瓜与瓠。文献单称“瓜”者均指薄皮甜瓜，即后世所说甘瓜、甜瓜、香瓜。《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瓜是大瓜，瓞是小瓜，所谓瓞也可能另指一种小瓜品种。瓠，《诗经·豳风·七月》也称壶，实际包括瓠、匏两种，或有甘、苦不同，嫩时都可烹可菹，是重要的蔬用瓜。匏老枯后可作浮水用具或剖为盛具。瓜与瓠可以说是上古文献仅见的瓜作，也是此间最重要的蔬菜，常见瓜瓠并称所说即这两种。这一情景一直延续到两汉甚至更晚，汉人《氾胜之书》、南北朝《齐民要术》“种瓜”“种瓠”仍是并列两大农事项目，可见在早期瓜作中的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诗经》多篇写及瓜瓠，既有食瓜，也有食叶；既有疆场种植，也有“剥瓜为菹”；既有享食，也有祭祀。在《周礼》《礼记》等典籍中记载了较为详细的食瓜和瓜祭之礼，称“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周礼》卷4，汉郑玄注，《四部丛刊》影明翻宋岳氏本]，是说国家设专人负责种植、贮藏。《论语》也有“瓜祭必斋如”的行为准则，又自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借以对不为世用的处境感慨愤懑。《左传》称齐襄王派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相约“瓜时而往”,“及瓜而代”，以瓜熟为任期的标志，后世因而有瓜代、瓜期的固定词语，可见当时瓜业的社会影响。明人所说“古人于瓜极重”，正是针对这些上古典籍丰富而隆重的瓜事内容而言。
追寻这种现象的原因，当与当时文化重心高度偏倚于北方有关。《诗经》所言瓜、瓠地点可考者高度集中在今河南北部的邶（汤阴）、卫（淇县），陕西渭北平原豳（彬县、旬邑）等地，而《左传》《论语》《管子》所言瓜瓠都在今山东、河南一线。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根柢均在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疏松的黄土沙地极适宜瓜类作物的生长，由此带来此间典籍中相对丰富的涉瓜内容及其相应的历史文化迹象。透过这些文献内容和文化迹象，不难感受瓜在先秦时期北方农业中的突出地位及相应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秦汉以来国家一统，地大物博，交通发展，人口增加，社会流通加剧，各地政治、经济联系紧密。东晋南北朝虽然长期分裂，但社会交往并未隔绝，物产流通仍较频繁。隋唐重新统一，社会经济更是繁荣兴盛。在整个汉唐时期，无论南北，农业生产广泛发展，深度和广度明显拓展。在这样社会分合而农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瓜业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有这样几个倾向：
1、瓜的农作物地位进一步明确，种植技术明显提高
2、瓜的品种信息急剧增加
3、种瓜为业者渐多
种瓜为业者频频见于记载，最著名者莫过于秦亡后，秦东陵侯召平隐居长安东门外，以种瓜为业，瓜甚美，世称东陵瓜、召平瓜，借用今天的概念，应是地标或品牌产品。《三国志·步骘传》记载，步骘“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也是说以种瓜为生计，可见类似的情景南北俱见。
1、五代以来，西瓜、丝瓜、南瓜相继传入
2、各类瓜的传播越来越广泛，种植越来越普遍
唐以前以种植果用甜瓜为主，种植比较普遍。宋以来，陆续传入的丝瓜、西瓜、南瓜等的种植都逐步普及开来。黄瓜摆脱了佛经负面评价的消极影响，由早期的黄老作菹转变为食用青嫩为主[程杰：《我国黄瓜、丝瓜起源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47-53页]，促进了种植、食用的迅速发展。苏颂《本草图经》说冬瓜“今处处园圃莳之”，范成大《西瓜园》诗题下注称西瓜“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诗道“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宋人《草木记》：“丝瓜一名天罗絮，所在有之。”[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25，程杰、王三毛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明李时珍说：“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胡瓜（引者按：黄瓜）处处有之”，“丝瓜唐宋以前无闻，今南北皆有之，以为常蔬”。这些都可见，随着社会人口的增加，农业生产的深入发展，瓜之作为水果和蔬菜，全国各地种植利用极为普遍，尤其充分利用闲隙土地或空间见缝插针种植，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历史作用。
三、我国主要的瓜类作物
1、甜瓜
甜瓜是种质资源最为丰富复杂的种类，今园艺品种有厚皮、薄皮之分。《礼记》说为天子削瓜，《北史》记载王罴为人俭啬，见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罴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唐李延寿：《北史》卷62，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曹丕所说“沉李浮瓜”，薄皮甜瓜肉质松脆，成熟时中有空腔，而能浮于水。《墨子》所谓“甘瓜苦蒂”。这些细节充分表明，我国上古、中古时期，人们一般泛称瓜均为薄皮甜瓜，后世泛称果用之瓜未指明品种者也都为这类薄皮甜瓜。
我国有可能是薄皮甜瓜的一个原生中心，至少是次生中心[齐三魁、吴大康、林德配主编：《中国甜瓜》，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栽培和食用的历史极为悠久。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以出土蚕丝著称，同时也出土甜瓜种子，说明距今4200-4400年的先民们已经种植食用甜瓜。西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甜瓜种子，尤其是出土女尸食道、肠胃中发现大量甜瓜子，湖北云梦、江陵、江苏邗江、广西贵县等西汉墓都出土甜瓜子[陈文华：《漫谈出土文物中的古代农作物》，《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第127-137页]。西汉后期的《氾胜之书》有“区种瓜法”，根据《齐民要术》的解说即属甜瓜内容。这些都表明至迟到汉代甜瓜的种植已有很大的发展，此后一直为我国各地最常见的栽培品种。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甜瓜品种极为丰富，清人吴其濬论述道：“甜瓜类最繁，有圆有长，有尖有匾。大或径尺，小或一捻。其棱或有或无，其色或青或绿，或黄斑糁斑，或白路黄路。其瓤或白或红，其子或黄或赤或白或黑。要之味不岀乎甘、香而已。”[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31，清道光山西太原府署刻本]先秦时《诗经》中有瓜、瓞之分，大瓜为瓜，小瓜为瓞，所说应主要是大小两种不同品种。汉魏以来，《广雅》《广志》、文人《瓜赋》及一些杂史杂记中出现不少各地奇瓜异名。而以瓜色青绿者最为正宗，晋人《广志》所列有乌瓜、春白瓜，应是指不同颜色，另狸头、女臂之类应主要说形状。但这些品种，唐以前都未见有进一步的记载，唐以后也多无明确的后续信息。
甜瓜分布极为广泛，我国但凡有瓜的地方都少不了甜瓜，即在哈密瓜盛行的新疆，仍有方志记载哈密瓜的同时记载普通甜瓜[清和宁撰《（嘉庆）三州辑略》卷9：“瓜，有黄、绿、白瓤三色，西域回人最佳品。”清嘉庆十年修旧钞本。这是说的哈密瓜，另专列“甜瓜”一目]。甜瓜适应性强，种植简单，生长期短，北朝《齐民要术》称“瓜收亩万钱”，元王祯《农书》称甜瓜“一枚可以济人之饥渴，五亩可以足家之衣食”[元王祯：《王祯农书》卷29]，可见经济效益比较突出。因而在我国各地，无论零散自种自给，还是大小规模种植为业都极为方便而普遍。而品味既甜且香，瓜肉或脆或酥，食用价值较为显著，自古以来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
青皮甜瓜，上古、中古时期单称瓜者即指此种，后世也名青瓜
2、瓠（葫芦）
瓠类作物的利用历史极其悠久。瓠或葫芦子，在我国新石器以来的出土文物中屡屡有见。大约7000年前的河南裴李岗新石器遗址即发现有壶芦皮[李璠：《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第141页。但查1978、1979两年正式发表的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未提到葫芦或瓠瓜]，7000-5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小葫芦种子和瓠皮，另如杭州北郊半山水田畈新石器遗址曾报道的西瓜籽，被重新鉴定为葫芦或瓠瓜籽[杨鼎新：《杭州水田畈史前“瓜子”的鉴定》，《考古》1987年第3期，第273-274页]。《诗经》多篇言瓠匏，《论语》《庄子》都有以瓠匏譬喻说理的著名说法，《齐民要术》将“种瓜”“种瓠”与黍稷、梁秫、大豆、大小麦、水稻等相提并论，都充分反映瓠类作物在我国先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冬瓜，又名寒瓜、白瓜，产量高，是我国重要的传统瓜种，秦简中始见记载
3、冬瓜
对《神农本草经》白瓜子的理解历史上有分歧，唐人《新修本草》以为“白”为“甘”之形似而误，而孙思邈《千金翼方》以为“白瓜子即冬瓜仁也”[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4，元大德梅溪书院本]，宋人《证类本草》也力证“白”字非误，应指冬瓜子[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7。其主要理由有二：一、从药效上说，陶弘景等使用冬瓜仁正应合《本草经》所说效用。二、从语意逻辑上说，瓜为甘瓜通名，《本草经》下文为“瓜蒂”，如“白瓜子”为“甘瓜子”，则径称“瓜子”即可，不必专出甘字]，后世多予认同。除前人所析理由外，“水芝”之名也值得注意。古人有云芝（灵芝）、水芝(藕)、土芝（甘瓜）并为“三芝”之说，这里另出水芝，应是就冬瓜肉质滋润而言。《齐民要术》于冬瓜下小字注称：“《神仙本草》谓之地芝。”地芝多称甘瓜（甜瓜），此处“地芝”或因汉人“水芝”之说误会所致。但无论“水芝”“地芝”都见出人们对冬瓜的爱好和重视。我们认为，由药用著录和“水芝”之称，冬瓜的历史应大大前推，《诗经》所说瓜菹可能也有冬瓜的身影，只因古人独重鲜食甘瓜，于其他瓜种多笼统视之，想必后续考古会有更多发现可以证明。
汉以来，冬瓜是重要的食用、药用瓜品。历代本草、医书中，冬瓜仁都是重要的药材。北魏《齐民要术》已经记有详细的“种冬瓜法”，该书作菹、藏生菜法中，冬瓜与越瓜又同为主要的原料，都有多种制作方法，可见有关种植、食用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后世种植极为普遍，宋苏颂《本草图经》即称：“今处处有之，皆园圃所莳。”[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27]人们论冬瓜“可蔬可羹，又可蜜煎，其子及皮，并入药”[清张之洞：《（光绪）顺天府志》卷50，清光绪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又“可藏蓄经年”[元俞希鲁纂：《（至顺）镇江志》卷4]。冬瓜的产量也较为可观，浙江《（同治）丽水县志》：“冬瓜有大小二种，大者重二十余斤。”[清彭润章纂修：《（同治）丽水县志》卷13，清同治十三年刊本]安徽《（嘉庆）绩溪县志》称“有重至四五十斤者”[清席存泰纂：《（嘉庆）绩溪县志》卷3，清嘉庆十五年刊本]。因而各地传播极为广泛，种植十分积极，经济价值极其显著。
4、越瓜
5、哈密瓜
哈密瓜是甜瓜的一种，属硬皮种类，清康熙间定名[苏尔德撰《（乾隆）回疆志》卷3：“自康熙年间哈密投诚，此瓜始入中国，谓之哈密瓜。”清乾隆间抄本]。就我国文献记载而言，主要分布在甘肃西部及新疆地区。这一品种与我国内陆普遍种植的薄皮甜瓜远非一类，属于中亚厚皮甜瓜种系，移种我国内陆多生长不良，有明显因环境退化迹象[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5：“京师园户以子种殖者，一年形味并存，二年味已改，惟形粗近，三年则形味俱变尽。”清嘉庆五年望益书屋刻本]。今人考察发现，我国新疆不少地方有对应的野生品种，我国新疆地区至少应是这一品种的次生中心[潘小芳：《新疆甜瓜的起源及栽培历史》，《新疆农业科学》1981年第5期，第25-26页]。
我国秦汉以来的文献中已陆续记载。至迟可以追溯到《后汉书·郡国志》所言“敦煌古瓜州，出美瓜”，稍早晋人《广志》记载敦煌与辽东、庐江并称三大著名产地[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2引《广志》，《四部丛刊》影明抄本]，所说应包含这一品种信息。晋人王嘉《拾遗记》也说“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时炖煌献异瓜种，名穹隆”[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76，民国影明嘉靖谈恺刻本。此段文字，有异文，差别较大]。今人认为穹窿是维吾尔语甜瓜的读音，汉语显然是形容瓜大无比。所谓瓜州，地名首见于《左传》，汉时于其地设敦煌郡，包括今甘肃西部，新疆东部广大地区。隋朝正式于此设瓜州，后改名沙州，分设西州等[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40，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顾名思义，应是以沙地适宜产瓜，且由来已久。传说这一带瓜极大，“狐食其瓜，不見首尾”[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30]。虽不免有些夸饰，但应非全然子虚乌有。这样硕大的甜瓜远非中土常见的薄皮品种，应是后世西域常见记载的厚皮种系。
6、黄瓜
黄瓜，随着佛教东传而带至我国，十六国时佛教译经已出现“胡瓜”之名，隋炀帝时改名“黄瓜”。唐以前，多黄熟之后作腌菜，故习称黄瓜；宋以来，多青嫩时食用，因嫩时带刺，也名刺瓜
7、西瓜
西瓜，因来自西域而得名。五代时辽太祖（公元907-927年在位）北征回鹘，在漠北回鹘牙帐一带（今蒙古国哈拉和林附近）获得瓜种，在内蒙古赤峰市辽上京一线种植
这套技术措施无论是在亚州西瓜鼎盛地的中亚花拉子模、撒马尔罕一带，还是我国新疆和我国最早引种西瓜的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三个处于同一纬度上的地区都非必要（也许早春播种育苗或短暂使用），而在纬度更高的蒙古高原腹地气候条件下却不可或缺。契丹人如此种植，应是西瓜新从漠北回纥传来不久，仍然沿用、保持那里的原有种法[特别提请注意，这里所说是牛粪而非马粪，蒙古草原牲畜应以马、羊为主，而专说牛粪，应是当时漠北回纥故都一线有一定的农耕人口，牛耕技术或者即由汉人北迁带来，这是西瓜落地生根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后来技术熟习后，发现实际没有必要，自然就会逐步放弃。宋以来我国南北各地种植西瓜，包括今黑龙江和新疆这样的极边省区，再也未见使用这套技术的任何迹象。这充分表明，这套技术应是蒙古高原腹地种植西瓜的特殊要求，而不属于同一纬度上的中亚西瓜发祥地或我国新疆地区（高昌回纥）。西瓜从中亚腹地东传我国，是远程跨越首先落脚漠北回纥汗国首府，契丹人从这里将西瓜种子及相应的种植技术，也许还包括西瓜这一名称一并引入，辽、金、南宋时再由此逐步南下华北、江南。
关于此后西瓜在我国境内的传播，前贤时彦已有不少论述。近年南京农业大学刘启振、王思明先生发表了两篇很好的论文，就我国古代西瓜品种资源、分布格局[刘启振、王思明：《略论西瓜在中国古代的传播与发展》，《中国野生植物资源》2017年第2期，第1-4、8页]、宋以来全国各地的传播过程以及对于我国饮食结构的影响等[刘启振、王思明：《西瓜引种传播及其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影响》，《中国农史》2019年第2期，第96-105、122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论述，提供了较为全面、具体的认识，本文就不再续貂赘复了。
丝瓜，又名蛮瓜、鱼鰦（或为外来译音），北宋后期以来始见记载，最初在福建、浙江等地传种，应由海外传来
8、丝瓜
丝瓜有不少名称，福建《（康熙）宁化县志》：“丝瓜、天罗、布瓜、蛮瓜、鱼鰦，一物五名”[清祝文郁修、李世熊纂：《（康熙）宁化县志》卷2，清同治八年重刊本]。另有称绵瓜的，笔者疑其为“丝”之繁体形似而误。我国丝瓜起步较晚，宋以前无任何丝瓜迹象，北宋后期以来渐见记载，传入我国当在北宋中期或稍前。名称中的魚鰦，也写作鱼际、虞思等，或为外来译音。宋人有关记载多见于福建、浙江两省，此后地方志的记载也以两省为多。两广方志多称从福建引入，笔者据此推断，丝瓜当是入宋后，随着闽、浙一带对外交通贸易的兴起而由海上传入[程杰：《我国黄瓜、丝瓜起源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47-53页]。
南瓜也称番瓜，应是明武宗正德末年（1520-1521）由葡萄牙（佛郎机）遣华使者从南海带到北京。时葡萄牙占领马六甲，明人以为葡人邻近马六甲，也属南番国家，于是认南瓜来自“南番”，因而称“南瓜”“番瓜”。明世宗嘉靖（1522-1566）以来，河北、河南、安徽（淮北）、山东、山西等北方地区方志最先记载，江苏、江西、四川、湖北等地随后，表明在我国境内南瓜起源于北方，由北向南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