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溪光华第一单元：建盏的源起、登极与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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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源起蔡襄的茶与盏
北宋蔡襄《思咏帖》纸本信札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皇佑三年，蔡襄结束了在杭州为期两个月的逗留，去京赴任。临行前书信与好友冯京，并赠送他茶饼（可能为大龙团）及青瓷茶瓯。同年，《茶录》问世。
大宋皇祐三年（1051），冬十一月，去岁服除的蔡襄刚刚回朝，除判三司盐铁勾院，并参与《起居注》的修编[1]。因“屡承天问”建安茶事，故造《茶录》两篇，精书以进仁宗皇帝。
这是当时关于建安茶采造及试品最完整的茶论专书。此书上下两篇，上篇论茶之鉴别、制作、烹试，下篇则论茶之器具。正是在论茶器的章节中，蔡襄针对建茶，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茶盏选择的要求，认为以建窑所制茶盏，最适建茶。这是今存有文可查的历史中，第一次针对宋茶提出的选盏理论。从此，随着建安白茶的登极，建安黑盏也风靡全国，逐步成为了“茶盏”的标准，辐射并影响了周边及南北窑场的茶器生产，如一道建盏的闪电，耀彻海内，辉煌一时，并随着茶事的更革而逐渐销声。这百余年声隆名誉，便从蔡襄的茶与盏开始。
宋蝉翅拓《茶录》节选上海图书馆
明刻绢本茶录拓本全影见附录
北宋庆历八年柯适建安北苑石刻
庆历七年（1047）冬月，蔡襄任福州路转运使。次年二月，巡建州，入北苑更造茶事，改丁谓大龙凤茶一斤八片为一斤二十八片，新成小团龙茶上进，极精好，仁宗佳之，赐号“上品龙茶”[3]。其贵重更甚黄金，轻不外赐，仅南郊致斋时，中书、枢密各分四饼，得者不敢碾试，奉为珍玩。这次更革，不仅改进了贡茶的样式和质量，还将贡茶茶色换绿为白，极大的影响了此后贡茶的选择和制作[4]。而建盏之兴，与蔡襄力主更革茶色，密不可分。
因茶色白，方用黑盏。但宋初的建茶并非白茶，读冯山《谢李献甫寄凤茶》之“双凤婆娑绿玉团”句即可知，丁谓所造凤团亦为绿饼[5]。故在此之前，茶碗循旧制，除金银不涉茶色之因外。若用瓷碗，则多以越、邢、定等青、白瓷。陆羽首推越窑，因其瓷色青，还在邢窑白瓷之上，皆因茶色绿，而黑盏不在推尚之列。
唐越窑青瓷碗北京故宫博物院图自官网
唐邢窑“盈”字铭白瓷碗纽约J.J.LALLY&Co.
2005年“美国私人收藏早期中国陶瓷”特展Lot.18
图自官网
色黑、胎厚，这些本非上品瓷器的特征，在建安白茶的特殊要求下，反而成为最合用的标准。又可能因产地与建茶最近，所以首为蔡襄所取，最终得到推广。沈括，与蔡襄同时人，在《梦溪补笔谈》中论“北苑茶”名之由来，认为“北苑茶”因人得名，不以地名。又举例类比，提到“今茶器中有'学士瓯'之类，皆因人得名。”[9]蔡襄曾至端明殿学士，人呼蔡学士，此茶器“学士瓯”，很有可能指为蔡襄所爱用的建窑兔毫盏。襄在北苑时，就试茶以建盏，曾诗《北苑十咏·试茶》：“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10]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建盏文献。至数年后书《茶录》时，将选盏标准细化：
北宋建窑兔毫盏
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M5出土
此后如欧阳修诗：“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萧洒有余清。”[12]（1055）；复如梅尧臣：“兔毛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13]（1058）建盏终于仁宗一朝位列高阁，初兴于文士之间[14]。
此外，在窑址考古中，亦有蛛丝马迹。其窑址据今考古所见，主要分布在武夷山下，以水吉为中心。此地瓷土矿分布较广，氧化铁含量高，故最易烧黑瓷。但早期的建窑，主要受到越窑的影响而生产青瓷，之后亦产青白瓷，可知烧制黑瓷并非是受制于自然的唯一选择。所以建盏的成功，除了自然条件的优便，人为的选择与导向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窑黑瓷的主要产品即茶盏这一现象，也侧面反映了白茶风气与建盏兴起的密切。这其中以蔡襄为代表的文士阶层，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使了茶事用建盏的风气扩散开来。
图自《中国古代名窑·建窑》
私人收藏图自《大巧若拙:建窑研究及图录》
大中祥符四年（1011），蔡襄出生的前一年。此时建窑已生产黑釉盏，但还仅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消费品，不曾与建州白茶联系在一起。直至被历史选中，成为日后风靡东亚的“建溪毫盏”
建窑窑场位置示意图
图自《福建建阳县水吉北宋建窑遗址发掘简报》
2.登极皇帝的茶碗
蔡襄后，建盏再上一阶，至神宗时，已属士人必备，相应的茶诗也不断出现。苏轼、黄庭坚二位文坛领袖，亦留心建盏甚多。如苏语：“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15]又黄诗：“建安瓷碗鹧鸪斑，谷帘水与月共色。”[16]他者提及建盏的诗词亦在十余首之数，书文笔记尚不在列。
南宋建窑鹧鸪斑大汤
东京静嘉堂文库
图自《中国的陶磁·天目》平凡社
其势日长愈胜，伴着茶风愈隆，终在徽宗一朝达到顶峰。宋徽宗赵佶，风流天子，艺文皇帝，重书画，演新礼，造艮岳，文艺至极亦奢靡至极。他极好茶事，在位期间，贡茶名目花样翻新，如大观间增贡四种，政和间又四种，至宣和四年前再添20种，其每年贡茶之数约在四万七千余片，用费之甚，难以量数[17]。如此茶风下，建盏深入禁内，登极于世。
北宋宋徽宗像绢本设色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北宋大观初年，宋徽宗赵佶御制《茶论》二十篇，合为一书。此是唯一一部由皇帝亲笔的茶论专书。其分环境、采造、鉴别、茶具、烹点、试味、品名等数节，列叙完整，备而不繁，当为两宋茶书的最高之作。不仅详尽记录了宋代点茶的情况，也反映了徽宗宫廷的斗饮喜好。其中论盏一条，不但说明了选盏标准，还描写了造型，并论述了盏式与点茶的关系：
盏色青黑，即以黑釉为底色；又条达即通畅，所谓玉毫条达，即盏内毫纹长直，通达无断，如此方为上品，与蔡襄论盏在鉴别的要求上更进一步，从功能性要求的基础上增强了对装饰性的要求。政和二年（1112），徽宗赐宴蔡京于太清楼，酒后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19]建窑兔毫盏十分明确的出现在了皇家宴飨之中，成为皇帝亲自使用，并亲自总结选择标准的无上茶盏。
北宋蔡京题《听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
示蔡京手迹
南宋建窑兔毫盏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图自官网
北宋赵佶《文会图》绢本设色
靖康末，金军破宋，二帝北狩，赵室被迫南渡。因国动乱，且闽地亦多起义，建炎至绍兴初，官焙停缓。至绍兴中，贡茶渐复，及熊克入北苑事茶，已近乎恢复徽宗时的贡茶情况[20]。贡茶即复，茶器自然相随。目前虽无文献直接证明南宋宫廷的建盏应用，但杭州市近年来在宋廷机构及宫苑遗址中发现不少建窑的残片。大陆唯一的曜变盏即出于杭州的东南化工厂，伴随出土的，还有大量带有砣刻自铭“御厨”、“厨”、“贵妃”等款识的越、定等窑宫廷用瓷，此处原可能为南宋都亭驿之所在。此外，建兰中学亦有部分建盏出土，伴随出土的则有南宋官窑等物[21]。故可以确认南宋宫用瓷中建盏的存在。
南宋建窑曜变盏
杭州东南化工厂南宋遗址采集古越会馆
南宋建窑鹧鸪斑束口盏
残件示口部花式装釦细节杭州东南化工厂南宋遗址采集
图自《昆山片玉-中国陶瓷文化巡礼》
南宋建窑异毫盏
杭州采集姜三十
南宋越窑寺龙口类型“御厨”及“后苑”铭青瓷折腰盘残片
杭州南宋遗址采集
图自《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
绍熙二年（1191），秋九月，金国来贺生辰使旅至杭州，宋廷以倪思为馆伴，后书《重明节馆伴语录》记其始末。初八日及十一日，各以“私觌”及回送“土物”的形式，赠予金使“建茶盏”总计二十只[22]。此外还有建茶数百夸，香料、绢罗、茶酒食器等量大难计。而南宋中早期的“私觌”作为一种外交程序，其管理相对严格，所用资费及部分礼物也多由中央政府直接发办[23]。此时建盏被视作为宋国的高级特产，成为礼物参与到外交之中。
南宋建窑兔毫盏残片
北京采集泓ART
值得单独论述的，是一类明确为宫廷生产的建盏。此类建盏皆在入窑前，于盏底制铭。有的使用刻铭，如“供御”、“官”，有的使用印铭，如“进琖”、“监匠”，还有一类印铭“新窑”，可能亦与贡盏有关。
南宋建窑“官”字铭盏底铭残片图自马聘
南宋建窑“官皿”铭盏底铭残片华雨农
南宋建窑“太师栋”铭盏底铭残片
近年新发现的款识。“太师”，宋沿唐制，为三公之首，地位超然，但表荣誉的意义更多。暂未能明确款识含义，推测或与“太师府”、“太师园”等有关。而此类款以篆书印铭，亦属仅见，从内容到形式皆十分特殊，值得重视。
这其中发现数量最多的为“供御”铭盏，其次为“进琖”，窑址考古中出现了大量的“供御”、“进琖”的铭文标本及相应的铭文垫饼。此外，在一处废弃的宋代码头仓房遗址也采集有此二类铭文的标本[24]。“供御”即供给御用，是此类行为的统称，并非制度的具体内容。其即可能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诏供”，亦可能是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进供。置办途径可能来自采购、官办手工业、贡户、贡役等[25]，各有不同。如周辉记汝窑：“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26]，又刘子翚《荔子歌》：“似闻供御只纤毫，往往尽入公侯宅。”[27]虽皆属“供御”，但实指及经办过程并不相同，限于篇幅，暂不展开讨论。
南宋建窑“供御”、“进琖”铭款残片
水吉窑址出土福建博物院
图自《大巧若拙:建窑研究及图录》
南宋仓库遗址出土福建博物院
图自《“建盏”的新发现》
南宋建窑“供御”铭泥质垫饼
南宋建窑“供御”、“进琖”铭泥质垫饼
水吉窑址采集姜三十
南宋建窑“供御”铭点白鹧鸪斑盏残片
水吉窑址出土福建博物院图自《建窑瓷鉴定与鉴赏》
南宋越窑寺龙口类型“进”字铭青瓷龙纹折腰盘残片
杭州中河南段采集金志伟图自《“‘进’‘’”字款越瓷考证》
“进”字是南宋时供给宫廷物料的常用标识。李民举曾检杨万里“吴绫缝囊染菊水，蛮砂涂印题进字。”句展示南宋贡茶包装。此越窑“进”字以篆书刻铭，含义当与前述茶与盏同。
这类铭文建盏并不另设窑作，而与民用建盏混烧，只不过占据最好的窑位来提升成品的质量，目前在芦花坪窑址发现最多，属搭烧贡瓷[28]。若参考宋代物贡制度，其或由中央政府制样，地方政府经办，民间窑户承办，这与中央直督的“官窑”存在制度上的不同。
南宋建窑刮刀（窑具）
刻铭：“甲烧御盏时做杨卅己”
私人收藏图自《建窑建盏》华雨农转摄
极重要的材料，是“供御”类铭文的注解。而出现在用于盏坯成型的刮刀上，则提示出在具有官样的标准化制盏要求下，统一成型工具和存在独立作坊的可能。
梳理供御盏式，可粗分三类：一类束口，斜圆腹（线图1）；一类撇口，斜阔腹，尺寸较大（线图2）；还有一类敞口微束，圆阔腹，尺寸巨大（线图3），其中尤以束口盏数量发现最多。三类规制较为统一，标准化程度高。
“供御”类盏线图
南宋建窑“进琖”铭盏束口圆腹型
上海博物馆
南宋建窑“供御”铭盏束口圆腹型
瑞士玫茵堂应属早期出土品
南宋建窑“供御”铭盏撇口斜腹型
与窑址大量出土的情况相反，城市遗址极少出现供御类盏，说明其成品率之低，检选标准之高。至今官方发现的，亦仅有二例，一例出自杭州，仅存“供御”铭底款及部分器壁，黑釉，纯如乌金[29]，是宋都遗存。
杭州东南化工厂南宋遗址采集
南宋建窑“供御”铭兔毫盏
山西怀仁县金代遗址出土底部髹漆
南宋建窑兔毫束口盏
北京广安门采集私人收藏图自骐鸣艺术
金廷亦好茶颇甚，多有皇帝及皇室成员饮茶习茶的记载，尚药局所掌亦有“进汤药茶果”，茶在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都有相当的地位。然金地无茶，多贸易所得，宋亦常赠茶及茶器于金国，是高规格的国礼。建盏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流通金地，并藉由官方渠道，进入金国宫廷。建盏的形制也逐渐在北方再次扩散，影响了金代北方窑业的茶器生产。如与怀仁县“供御”铭建盏伴出的，就有一件北方窑场生产的建盏型产品。盏式、纹理皆与同出“供御”盏相类，施半釉，并在露胎处刷有赤褐色铁浆，以掩盖胎色，达到建盏黑铁胎的效果，仿建意图明显。除山西诸窑外，陕西耀州窑、河北定窑、磁州窑及河南如段店窑、清凉寺窑等地的金代产品中皆出现了建盏型产品。建盏，成为一种茶盏的标准，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
山西怀仁县金代遗址出土
金耀州窑束口兔毫盏
1986年陕西黄堡耀州窑址出土耀州窑博物馆
图自《中国耀州窑》
金河南窑场敛口兔毫盏
叶县文集遗址出土图自《叶县文集出土陶瓷器》
对于“供御”类盏的记录比较早，晚清即有发现。如郑文焯曾于光绪辛丑年（1901）得“供御”铭盏七件，皆购自旅沪闽人之手，自拓并题以记之，说明不但出土了“供御”铭盏，而且已作为古董在市场流通。民国十八年（1929）《建瓯县志》亦载：
“兔毫盏，出禾义里……由山内挖出，形式不一，唯池墩村水尾岚，兔毫盏堆积，该碗打碎之底，时见进盏二字，是阴字模印，楷字苏体。亦偶有供御二字者，似刀划，字迹恶劣。附近村民往挖者，或一日得数块，或数日得一块。”[30]
清光绪郑文焯拓“供御”铭盏并自题纸本水墨
Sotheby'sHK,2018/10/2,“中国书画”,Lot:1331
“宋建安兔豪琖拓本。鶴道人題。
此建安兔豪盞也。光緒辛丑歲秋中，余旅滬上，會有閩客攜數黑盞索售。寀之其文如波痕，外純褐色，內含墨采。謂近年出建寧土中，或溪潭側亦時為漁者網出，值甚廉，余因盡閩客所有而獲其七椀。”
“題「供御」瓦杯，杯純褐色，中作波紋，底有款曰「供御」二字。閩客攜來云，出自福州之龍谿，相傳以為閩王所造，故僭稱「御」耳。”
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市场逐渐扩大，多有人于水吉挖盏以售，还有人在宋盏的基础上作伪。如弗瑞尔艺术画廊收藏一例，底部墨书“供御”，可能是当时改伪以仿骗外国人的作品。1935年，美国学者普拉玛（J.M.Plumer）首次正式调查水吉窑址，亦发现大量铭款建盏，后悉数运往密歇根大学。1972年，东京出光美术馆将大学美术馆藏普拉玛调查建窑材料整理出书，“供御”铭盏录刊在列。
南宋建窑黑釉盏民国伪“供御”款
华盛顿弗瑞尔艺术画廊图自官网
1911年购于Y.FujitaandCompany，东京
普拉玛《发现天目盏》所刊照片：地图及农户家中的建盏
宋赵佶坐像绢本设色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云液、红颜、醉乡；破国、北俘、客死他乡。梦幻与死霾，坎坷的命运交织，天命抑或自取，已然难以辨明。
徽宗《茶论》前序曰：“至治之世，岂惟人得以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赵佶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来标榜自己的政治成功已达“至治之世”，即是理由，更是粉饰。茶贡事小，亦体大观，其风演奢靡，终为金人所破，一朝空散。又至南宋，隆风再起，后为元人移鼎天下，茶风稍息。虽至元十八年时，元廷恢复北苑官焙，但终不比赵宋茶风，民间喝茶的方式也更加多样起来。在政治与社会的变革下，建盏进入了最后的发展阶段，制瓷中心也因交通的变化，而由水吉转向了茶洋。
3.衰退与消亡
元世祖像绢本设色
至元间，有高兴献石乳茶于世祖，上深嘉之，遂开元代茶贡之先。赵孟頫《御茶园记》载此：“至元十四年，今浙江省平章高兴公，以戎事入闽。越二年，道出崇安。有以石乳饷者，公美芹思献，谋始于冲佑道士，摘焙作贡。”建茶从元国之始，就是宫廷重要的消费品，但原本用于建茶的建盏，却逐渐衰落。
元代茶风还胜从前，建盏情况却不复当年。我们今日对元代建盏的发展情况，所知尚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饮茶方式流行的多样化及政治变革，建盏虽尚在社会中流行，但作为茶器核心的地位却不断下降，国内市场不断萎缩，同时扩大了对海外市场的供应。一方面，元代烧制黑釉茶碗的窑场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却几乎没有如宋代那样精良的产品。烧造产量有可能上升，但总体质量却明显且大幅的下滑。茶作为日常所需不减往朝，而建盏，日趋衰退。
水吉窑址与茶洋窑所在地图
元茶洋窑褐釉盏野村美术馆
首尔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京畿道开城附近出土图自官网
南宋或元建窑（可能水吉）茶盏群像
首尔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新安沉船出水图自官网
南宋或元建窑（可能水吉）黑釉束口盏
南宋或元建窑（可能水吉）银毫撇口盏
南宋或元建窑（可能水吉）黑釉敛口盏
南宋或元建窑（可能水吉）兔毫束口盏
首尔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新安沉船出水
图自官网口部存装金属釦痕迹
图自官网口部存装金属釦
图自官网底部墨书款，口部存装金属釦
元福建窑场（可能洪塘）束口小罐
这是被日本茶道界称之为“唐物茶入”一类的作品，洪塘窑址曾出土相似例。新安船出水一批该式小罐，造型大多相类，提示出“唐物茶入”进入日本的途径之一。
元北方窑场（山西或河北）点褐斑玉壶春瓶
元刘贯道《世祖出猎图》绢本设色
上层社会的革新使建窑失去了它的政治支持。巨大的社会及政治变化、茶风流行的多样，都导致了建盏的没落。
4.结语仁宗朝的一天
北宋仁宗坐像绢本设色
在没有更多材料发现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完整的理清建盏兴起的始末，但仅就今天的“只言片语”来看，蔡襄是一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核心角色，他是茶色尚白的更革者、建溪毫盏的最初记录者。而那些最早在诗文中透露出建盏使用的文士，也多与蔡襄交从甚密。此后登极入堂，成为天下第一的无上茶碗，核心地位延续近百年之久。建窑黑盏从一个地方性的粗制消费品，转为文士斗茶的宠儿，再进一步席卷全国，并逐渐影响了东亚地区的茶文化。
这一切
从仁宗朝的一天开始。
预告：
本单元我们讨论并展示了，建盏成为天下第一茶碗的兴衰始末，着重于文本的分析，未作过多的建盏展示。第二单元“兔褐金丝与金缕鹧鸪”，将着重于宋元建盏的展现，并力图藉由考古的视角，讨论更为具体的建盏年代分期和其对中国黑釉瓷器产生的巨大影响。
非特指的情况下，本文所讨论的“建盏”，仅限定于宋元时期，建阳窑场生产的黑釉系茶盏，包括但不限于黑釉、酱釉及青釉。
参考文献及注释：
1.刘琳：《蔡襄年谱》，《宋代文化研究》，1994年10月。
2.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P88，《北苑官焙及其贡茶种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刘琳：《蔡襄年谱》，《宋代文化研究》，1994年10月。
5.冯山（北宋）：《谢李献甫寄凤茶》，《安岳集》，《宋人集甲乙丙丁四集》本。
7.刘斧（北宋）：《青琐高议》，“诗渊清格”条，《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P1079~10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8.陈鹄（南宋）：《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八，《知不足斋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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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蔡襄（北宋）：《北苑十咏·试茶》，《端明集》，卷二，《钦定四库全书》本。
11.蔡襄（北宋）：《茶录》，本文采方健据绢本茶录校订本，录于《<中国茶书全集校正>选刊·2》,《农业考古》，2002年6月。
12.欧阳修（北宋）：《和梅公仪尝茶》，《欧阳修集·居士集》，卷十二。
13.梅尧臣（北宋）：《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宛陵集》，卷五十六，《钦定四库全书》本。
14.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建盏只初兴而已，在文士间流行，并非是瓷茶盏中唯一的选择。甚至蔡襄本人也不仅用建盏，如《思咏帖》：“...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时蔡襄临京赴任，赠友人茶及茶具，青瓯即青瓷茶瓯。
15.苏轼（北宋）：《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十月二十七日，闻轼游寿星寺远来设茶，作此诗赠之》，《东坡全集》，《钦定四库全书》本。
16.黄庭坚：《和答梅子明王扬休点密云龙》，《宋诗钞·山谷诗钞》，卷二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本。
17.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P98，《贡茶品名、纲次与贡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18.赵佶：《茶论》，本文采丁以寿据涵芬楼《说郛》本校订，录于《<大观茶论>校注》，《农业考古》，2010年10月。
19.蔡京（北宋）：《太清楼特燕记》，录于王明清（南宋）《挥麈录》内《挥麈后录余话卷》，《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P3801~380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此事另有《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及《宣和遗事》两版，内录为“建溪异毫盏”。《备要》属官修史书，可信较高，不宜轻否。宋人曾语建窑“毫变”盏，故“异毫盏”一词亦应可信。
20.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P96~97，《北苑贡茶始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21.牟宝蕾：《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东方博物》，2016年6月。
22.倪思（南宋）：《重明节馆伴语录》，辑于《永乐大典》。本文采赵长白编《奉使辽金行程录》中所录本，《长白丛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最早由吉林大学桂冠检出以论建窑。
23.吴晓萍：《宋代“私觌”问题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11月。
24.曾凡：《“建盏”的新发现》，《文物》，1990年10月。
25.单鹏：《宋代土贡制度考略—以常贡为中心》，《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9月。
26.周辉（南宋）：《清波杂志》，《续古逸丛书》本。
27.刘子翚（宋）：《荔子歌》，《屏山集》，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本。
28.叶文程、李德金、栗建安等：《福建建阳水吉宋建窑发掘簡报》、《福建建阳县水吉北宋建窑遗址发掘简报》、《福建建阳县水吉建窑遗址1991—1992年度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4月、1990年12月、1995年2月。
29.牟宝蕾：《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瓷器刍议》，《东方博物》，2016年6月。
30.詹宣猷（民国）：《金石卷》，《建瓯县志》，卷二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本，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31.顾文壁：《建窑“供御”、“进琖”的年代问题<宣和遗事>“建溪异毫琖”正误》，《东南文化》，1986年3月。
32.李民举：《建窑初论稿》，《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P327~342，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科学出版社，1998年。
33.刘涛：《建窑》，《宋辽金纪年瓷器》，p121~128，文物出版社，2004年。
35.黄庭坚：《和答梅子明王扬休点密云龙》，《宋诗钞·山谷诗钞》，卷二十九，《钦定四库全书》本。
36、37.李民举：《建窑初论稿》，《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P327~342，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科学出版社，1998年。
38.栗建安：《福建古代陶瓷和日本茶道具》，《东方博物》第四辑，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