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全国首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大城市后，重庆为了进一步促进商贸流通，于1984年1月率先建立了工业品贸易中心，实行“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谁都可以来买，谁都可以来卖”的开放式批发模式。
工业品贸易中心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从多方面突破了原有体制的限制，更为难得的是，自由买卖改变了原有封闭式的商品流通体系，使曾经凭借着“垄断地位”风光无限的国合商业逐渐被挤到了市场边缘。进入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重庆率先在国合商业企业推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试点，为探索流通领域的改革进行了有益尝试，获得了国务院体改委的充分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来自青木关的尝试
随着改革开放后“三多一少”（多种经济形式、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流通体制的逐步发展，国合商业一统市场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多年来，由于被政策限制过多，管得过死，加上自身经营思想和机制的不适应，国合商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从指定的供应商进货，按指定的价格卖出，在指定的范围内经营。这些“规矩”就像铜墙铁壁一样封闭了国合商业的经营之路。
到了1990年，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市场疲软的冲击下，全国的国合商业普遍出现亏损，经营十分困难，重庆也不例外。尤其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个体经济迅猛发展，他们利用多变的经营方式和价格手段，把供销合作社“重重包围”。面对困境，重庆市巴县青木关供销社（今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社员们再也坐不住了。眼看着门可罗雀的柜台，同比下降97.6%的利润，社员们合计着：“咋不能像个体户那样干，闯出一条活路来呢？”
一不做，二不休。“商店经营权、固定价格、固定收入分配”等雷打不动的规矩，在青木关供销社被悄然取消了。供销社的工作人员甚至制订出最少3人同行进货的制度：一人选货，一人记账付款，一人看守货物，然后3人在“白条”上签字画押，财务人员凭此做账。就这样，他们瞒着地方政府，自己偷偷进货、定价并进行销售，一个月下来毛利率居然增长了不少。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行为很快被相邻的供销社知晓。于是，他们纷纷效仿青木关供销社的做法，自行寻找进货渠道，用以填补亏损。供销社的变革就这样开始了。
不久，事情终于还是被“捅”了出来。在当年9月召开的市财贸会上，原巴县副县长牟启源汇报了青木关供销社的事，顿时引起不小的震动。虽然供销社的做法取得了明显效果，也可以说是在市场滑坡的势头中闯出了一条新路，但政府对此没有确认，而且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合法，能否走得通走得稳，当时谁也说不清。
好在重庆的市领导已经发现并悄悄记下了这个好苗头。会议之后，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和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的张文彬一面让秘书捎信给青木关供销社，鼓励他们“胆子大一些，步伐快一点”，一面着手组织市政府考察团年底赴沿海经济特区学习先进经验。
广州、深圳、珠海……白天考察企事业单位，晚上察看夜市，18天急行军似的考察让大家渐渐打开了眼界和思路，犹如春风拂面，提神清脑。一路的思考，一路的争论，考察团思路大开，不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考察的最后一站是厦门。在厦门市政府迎宾馆召开的总结会上，张文彬广纳建议，结合沿海地区和内陆腹地的实际情况，把青木关供销社创造的“进货渠道、价格、分配”三个方面的放开补充完善为“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个方面的放开。
“经营放开”使企业获得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企业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依靠产业政策和市场导向，自主决定经营范围，依法纳税；“价格放开”把企业推向市场，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灵活作价；“用工放开”在企业内部实行全员合同制、干部聘任制、内部待业制、运用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分配放开”根据企业和职工经营好坏、效益高低、服务优劣、贡献大小等分配工资奖金，奖勤罚懒，消除平均主义，不吃“大锅饭”。就这样，考察团从沿海回到重庆之后，“四放开”改革即刻从酝酿付诸实施。
试点带来新气象
1991年1月，在重庆长江大桥南桥头的南坪工贸大厦21楼会议室里，张文彬代表市政府在全市财贸会议上宣布：重庆的国合商业实行“四放开”，11家从全市遴选出来的企业率先试点，充当改革的“马前卒”。
然而，大多数国合商业企业已经看到了希望。重庆南坪商业大楼乘着“四放开”的东风，根据企业的自身优势，及时调整经营方针，改过去“狠抓零售，发展批发，巩固联营”为“扩大批发，确保零售，发展联营，批零并重，规模经营”，并根据市场情况，适时对批发经营结构进行了调整，采取扩大家电，发展纺织、钟表、百货，缩小五金，砍掉副食和小食品的措施，形成了以家电为龙头的批发经营体系，大大提高了效益。
重庆市五金机械批发公司体会到了一种解开绳索、放开手脚的感觉。价格放开后，有位顾客看见商场的五洲阿里斯顿牌冰箱比较便宜，但有些犹豫是否购买。商场家电部主任得知他的购买数量较大，当即表示每台还可以降价30元，于是顾客很高兴地买走了5台冰箱。
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贸易公司用工分配放开后，职工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以前公司营业员中有“二怕二争”，即“怕外出摆摊辛苦，怕旺季太忙太累；争着休息星期天，争着下午‘梭’晚班”。自从实行“联销计酬”后，居然出现了“二争三主动”的现象，即星期天业务好争着上班，下午生意忙争着上班；淡季太闲主动出摊，节假日顾客多主动设摊，主动为顾客送货上门。过去，公司调动工作常常有人不服从，签订“三制三岗”（即固定工实行合同制、干部聘用制、内部待业制及根据表现实行上岗、试岗、待岗）合同后，再没有职工不服从工作安排的事情发生了。
各种新气象层出不穷，试点企业悄悄经历着由量到质的蝶变。据统计，市级11个试点企业一季度销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31%，利润增长46%，上交税利增长41%，大大高于面上企业的增长幅度。此外，职工收入也同比增长17%。
为了让改革的路走得更顺畅，重庆市委、市政府召开一系列会议，决定把“四放开”列入深化改革的重点工作。1991年4月，全市专门召开了“四放开”工作汇报交流会，目的是深化对“四放开”的认识，规范做法并扩大试点范围，加快试点进度。
会上，张文彬指出：“我们所搞的‘四放开’，不论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检验，还是用生产力标准检验都是成功的。如果说以前对‘四放开’还没有把握的话，通过第一批试点，我们对试行‘四放开’更踏实，更增加了推行此项改革的勇气。”此后，“四放开”改革从试点阶段向全市逐步全面铺开。
迎来神州春满园
转眼间，已是1991年金秋季。经过多方努力，从最开始的11家单位到90家，再到500多家，重庆推行“四放开”的商、供企业占全市企业比重已经达到80%，改革成效十分显著。此外，当时推行“四放开”的企业已普遍形成了销售、利润、上缴税利、职工收入“四上升”的局面。
推行“四放开”，只有商业部门的积极性是不够的。为了排除一切阻力，重庆市工商局、物价局、劳动局等部门都专门为“四放开”发了文件，主动参与、积极配合。同时，与之配套的城市改革也开始进行，新型的政企关系开始建立起来。
因此，“四放开”已不单纯是重庆商业企业内部的一项改革，而是一场将市场机制引入城市经济管理的大变革。这场大变革，带动了各级政府部门从思想观念到具体操作都遵照经济规律办事。
11月，为推广重庆的改革经验，国家体改委和商业部联合在重庆隆重举行“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会上说：“重庆能够把‘四放开’首先在四川打响，在全国也能够放上一炮，使全国的商业改革有所突破，就是立了一大功。尤其是在没有路的情况下，重庆走出了一条路，这对全国的改革是一大贡献！”
顿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由此，重庆商业“四放开”改革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燃遍祖国大江南北。主持会议的时任商业部部长胡平在欣喜之余，还专门题词盛赞此项改革：“首开贾苑一枝花，迎来神州春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