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价值共创；边界跨越；协同创新
基金：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选择研究”（基金号：20&ZD073）、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企业管理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编号：DF2023YS2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逆境事件冲击下数字创新提升组织韧性的机制与路径”（编号：3142023042）的资助。
一、问题提出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数字平台企业价值共创的研究主要基于数字平台企业与多边用户的“商业范畴”视角，围绕数字平台的商业价值共创行为展开，对社会价值共创的研究还比较缺乏（阿格拉瓦尔等，2015；萨哈、戈亚尔，2022）。更进一步，有学者对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的特定实现方式即数字平台企业“创造共享价值”模式进行了研究，如邢小强等（2021）通过对字节跳动扶贫案例的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企业会把社会价值创造内置于平台商业生态体系内，通过对社会、商业关系和资源的混合配置与转化利用来创造共享价值。然而，正如前文分析，企业社会价值共创与“创造共享价值”存在明显差异，“创造共享价值”模式只是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的一种实现方式（哈斯，2021），且仅仅适用于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相容的情境，而现实中数字平台企业经常会面对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难以协调的情境，因此数字平台企业“创造共享价值”模式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对于更普遍情境下的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其实现机制和路径是什么仍然不清晰，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二）数字平台的边界跨越
（三）数字平台的协同创新
（四）研究评述与理论缺口
基于以上研究缺口，本文从数字平台作为多边市场的本质特征出发，探索数字平台企业在不具备“创造共享价值”条件的情境下，如何从“0”到“1”开展社会价值共创的动态过程及其演化规律，揭示以边界跨越、协同创新为关键机制的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实现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二）研究样本
（三）数据收集
3.半结构化访谈数据
第三阶段：开展非正式交流。由本文作者与美团外卖社会责任部门负责人、“青山计划”团队负责人对案例访谈所获得资料的准确性进行确认，并调研其对“青山计划”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边界跨越和绿色价值共创的总结性回顾、细节性补充，为理论构建提供全方位、细节化的论据支撑。
（四）数据分析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对质性数据进行分析，编码过程借助Nvivo12Pro软件完成。
1.开放式编码
图1开放式编码分析过程示例
注：由于质性数据量大，编码得出的概念和范畴较多，在此只展示第一阶段的部分过程作为例证。
2.主轴式编码
为确保研究的聚焦性，主轴式编码紧紧围绕研究问题的“因果关系”探寻本质，采用因果关系研究中常用的“条件—行动策略—影响”模型，对初始范畴进行筛选与整合形成“逻辑轴线”（科宾、施特劳斯，1990），共得到24个主范畴（编码前缀为“C”）和63个副范畴（编码前缀为“BB”），具体见后文“案例发现”中的表2、表3和表4。
3.选择式编码
结合研究资料对24个主范畴进行选择式编码后，得到7个核心范畴（如图2所示），并串联刻画出一条完整的“故事线”，对美团通过边界跨越与协同创新实现社会价值共创的机制做出了解释。
图2选择式编码数据结构图
4.理论饱和度检验
四、案例发现
（一）第一阶段：边界跨越与“公益式”社会价值共创（2017年8月-2020年8月）
1.社会期望动态变化对组织动态能力的触发机制
在这一阶段，社会期望变化引发外卖平台企业的业务正当性受到质疑，出于对这一压力的回应，美团开启了从以创造商业价值为主要定位的“商业平台”向以创造社会价值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平台”的“跨界”之旅（证据示例，如表2所示）。其中，外部环境条件变迁触发数字平台企业的跨界行为，是通过激发数字平台企业对环境感知的动态能力，被以企业高管、美团外卖社会责任委员会为代表的边界跨越者敏锐感知，并整合内部资源推动组织机构和流程变革来实现。
表2边界跨越与“公益式”社会价值共创的主轴式编码与证据示例
2.边界跨越过程中新建开放式社会关系网络
在“青山计划”实施初期，以商业价值创造为主的原有平台生态并不具备社会价值创造的能力，于是美团通过边界跨越的方式，围绕绿色价值创造建设新型社会关系网络，这是一个从“0”到“1”的跨界构建过程。
一是采取“开放式策略”，面向广泛社会主体凝聚外卖行业绿色价值共创的共识。在原有商业平台生态边界内，美团发起外卖行业首个绿色发展公约即《绿色外卖行业公约（绿色十条）》，成立“绿色外卖联盟”，发展一批志愿参与绿色价值共创活动、不计商业利益提供捐赠和推广绿色包装的外卖商家，他们成为外卖平台绿色价值共创新边界的重要主体。在原有商业平台生态边界之外，美团在推广绿色包装、塑料（餐盒）回收、环保公益三个实践模块，吸纳各类主体加入基于外卖绿色价值共创的生态新边界。在推广绿色包装实践中，利用平台对外卖商家绿色包装需求方面的信息优势，寻找供应商面临的痛点，与绿色包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扮演“翻译官”角色，破解绿色包装研发生产与外卖商家需求脱节的矛盾，将绿色包装产业链主体纳入生态新边界。在塑料回收实践中，与行业协会（如物资再生协会）、再生利用企业等共同推动，探索与垃圾清运、塑料回收企业合作的回收模式，将其纳入生态新边界。在环保公益实践中，直接与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组织建立联系，共同开展扶贫种植林计划等公益探索，将环保志愿者、贫困地区环保林种植户纳入生态新边界。
3.单点式协同创新探索成员间绿色价值共创新模式
在边界跨越过程中，新边界内的成员开展价值共创的合作模式还处于探索中，美团主要采取单点式协同创新策略。这一策略包括分领域共创模式协同创新和边界资源协同模式创新，前者探索与边界新入者开展绿色价值共创的实践模式，后者探索整合边界资源用于绿色价值共创的资源整合模式。
在分领域共创模式协同创新方面，美团在绿色包装替代、塑料回收、环保公益等绿色价值共创子领域实践中，推动与边界新入者开展系列绿色价值共创模式的协同创新，形成基于子领域的绿色价值共创单点模式。在绿色包装替代领域，发布“青山计划”首批绿色包装推荐名录，共纳入31家46种降解塑料类外卖包装产品和30家41种纸质类外卖包装产品。落地首个绿色创新包装项目，联合德百包装实验室、叫板比萨共同设计开发新型零塑披萨盒，探索出平台商家与包装产业链基于研发需求驱动的绿色包装孵化模式。在塑料回收领域，通过在上海选择写字楼为试点场景，探索出本地垃圾清运企业、物业、环卫部门合作的塑料回收模式。在环保公益领域，与中华环保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合作，探索基于绿色扶贫议题的公益实践模式。
在边界资源协同模式创新方面，美团推动形成资金、技术、组织资源等多元资源的协同机制，进一步“撬动”和整合边界资源。在绿色包装替代领域，建立了依托基金平台的边界资源共享机制。依托青山公益基金，与绿色包装研发机构及科研工作者、绿色包装生产企业、包装行业协会、绿色技术创投机构、外卖商家等进行资源共享，实现技术研发、产品孵化、创投协同、商家市场应用的边界资源协同模式。在塑料回收领域，建立“政企联动”的组织资源联动机制，撬动外卖商家、回收企业、社区物业等多方共同参与塑料回收。在环保公益领域，建立“平台+社会组织”的组织资源协同机制。依托与中华环保基金会联合设立的基金，将社会组织、科研机构、基金会等聚集起来，通过这些边界新入者执行项目，形成环保公益的多方组织资源协同。
4.“公益式”绿色价值共创模式实现小规模绿色价值共创成效
“公益式”绿色价值共创模式极大依赖美团的领导作用和资源投入，绿色价值共创的规模成效还较为有限，“量级很小”。在绿色包装替代领域，自愿的绿色包装源头替代模式仅局限于少量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品牌商家参与。在塑料回收领域，虽然美团针对写字楼、门店开展塑料回收尝试，但合作模式还处于单点探索中，且对于很多合作者而言，参与回收的“经济性”和可持续性未得到验证，因此回收环节的绿色价值共创参与主体仅局限于个别社区、个别城市。在环保公益领域，“青山公益基金”和“商家捐”的公益捐赠模式成效尚未显现。美团“青山计划”在第一阶段的社会价值共创实现过程如图3所示。
图3美团“青山计划”的边界跨越与“公益式”社会价值共创
（二）第二阶段：连续边界拓展与“共享价值式”社会价值共创（2020年9月-2022年8月）
1.内外环境条件重大变化对组织动态能力的触发机制
随着边界跨越的实施以及与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开展绿色价值共创，加之数字平台企业在“抗疫”中的作用得到社会认可，美团所面临的业务正当性压力有所缓解。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③为美团在绿色价值共创领域凝聚更广泛主体共识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此同时，2020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15周年④，全社会对这一理念的认识更加深刻，形成对绿色价值与经济价值相容性的认同，为“青山计划”实施带来了价值增维和规模拓展的机会。进一步来看，“青山计划”实施第一阶段所采用的“公益式”绿色价值共创模式遭遇了规模化难题，纯公益导向使得新边界下参与主体多元化有余而数量不足、绿色价值共创模式缺乏复制推广性而难成规模，因此面临可持续性挑战。例如，绿色包装对于外卖商家而言成本过高，公益捐赠只依靠商家捐赠和平台注资“不稳定”且“比较有限”。
表3连续边界拓展与“共享价值式”社会价值共创的主轴式编码与证据示例
2.边界内社会网络管理与边界资源接口持续拓展
嵌入商业价值对绿色价值共创主体规模和能力都提出新要求，平台生态边界管理的重点需要相应调整。美团基于已经建立的多元主体边界，将边界跨越重点转向社会网络成员规模提升和价值共创赋能，持续打开更多资源接口，撬动和利用更多边界资源，不但为新边界内不同主体开展绿色价值共创提供资源基础，也为实现绿色价值共创规模化创造条件。
3.以协同创新生态培育增强绿色价值共创可持续性
伴随绿色价值共创主体规模化和能力的提升，适应于嵌入商业价值的需要，美团在“青山计划”实施中的协同创新重点由单点式协同创新探索转向培育协同创新生态，并协同新边界主体试错改错不断创新，增强绿色价值共创的可持续性。
在协同新边界主体创新探索方面，美团与新边界成员协同开展试错改错，在环保科技产业化、绿色包装替代、减量低碳消费、塑料包装回收等领域探索规模化、可持续的绿色价值共创模式。例如，在绿色科技孵化与产品市场化方面，经过试点探索出“发现包装问题及需求→面向行业开展技术征集与孵化→环保企业参与产业化生产→平台商家市场化规模使用”的绿色包装“供应链”模式，形成“在一个链条内进行共创”的能力。在外卖包装回收方面，前一阶段的塑料回收模式由于回收企业、社区、物业参与意愿低，多方过度依赖美团的人力物力付出而缺乏可持续性。本阶段通过纳入政府部门参与合作，对原有实践模式试错改错，厘清与社区“回收暗网”、回收企业等主体的利益冲突，在主流的拾荒者及个人游商合作的“自发分散型”回收模式之外，探索出分拣企业主导的“集中收运型”回收模式和政府市政环卫主导的“政企合作型”回收模式，多元化回收模式能够更多地发挥新边界主体各自的优势和积极性，形成外卖包装产业化回收的能力。
4.“共享价值式”绿色价值共创模式推动绿色价值共创成效初具规模
面对国家“双碳”目标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带来的机遇，在绿色价值蕴含商业价值的机会驱动下，美团着眼于绿色价值共创的规模化和可持续性，审时度势地对“青山计划”实施模式进行调整和转型，由“公益式”绿色价值共创模式转向“共享价值式”绿色价值共创模式。在这一新模式下，“青山计划”通过解决外卖塑料包装和塑料废弃物的环保问题，为平台生态边界内各主体创造商业价值，实现绿色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协同。美团基于“创造共享价值”理念，推动新边界内成员在多个细分领域探索既能够实现绿色价值创造目标、又能为参与方创造商业价值的新型共创模式，涌现出以“小份菜”、绿色包装、绿色技术产业孵化为代表的一系列可复制推广、可持续的绿色价值共创新模式。比如，“小份菜”业务模式不但减少了食物浪费、赢得了很多消费者的好评，而且为外卖商家带来了更多订单量和可观的商业价值。根据美团《小份菜报告》的统计，一些餐厅上线小份菜后，订单量增幅超过了300%。在绿色包装技术产业化及新产品市场化模式下，美团协同外卖商家开展塑料降解吸管等产品核心技术的研发和产品市场化，既创造了绿色价值，又为外卖商家节约了成本。
“共享价值式”绿色价值共创模式激发了新边界内成员参与的积极性，突破了新边界内绿色价值共创主体规模小、绿色价值共创成果量级小的“规模瓶颈”，产生了初具规模的绿色价值共创成效。美团2022年8月发布的《美团青山计划五周年进展报告》显示，在外卖包装回收方面，两年内在超过1500个社区及单位回收塑料餐盒超过5400吨，减碳超过7000吨。在减量低碳消费方面，超过90万外卖商户提供超过560万份“小份菜”，按照每售出一份“小份菜”能减少约115.1克温室气体排放计算，约减碳645吨，超过2亿外卖消费者选择过“无需餐具”，初步形成了基于绿色价值共创的“同边”和“跨边”网络效应。在绿色包装替代方面，累计孵化并投放30款191万件绿色包装制品，在个别细分外卖行业领域内实现了全量替代。在环保公益方面，青山公益商家数量两年增长230%，“商家捐”订单达到57.8亿笔，促成落地环保公益项目100多个，资助的生态扶贫和自然守护行动项目直接受益人群超过3.2万人。美团“青山计划”在第二阶段的社会价值共创实现过程如图4所示。
图4美团“青山计划”的连续边界拓展与“共享价值式”社会价值共创
（三）第三阶段：边界稳步扩张与“共益式”社会价值共创（2022年9月至今）
1.内外环境条件持续优化对组织动态能力的触发机制
从外部环境看，国家推进“双碳”目标带来全民减碳意识的提升，全民减碳参与途径变得多元化，社会公众对参与低碳外卖的热情持续高涨。与此同时，绿色包装生产制造的原材料价格下降，使绿色包装生产成本大幅下降，提高了外卖商家进行绿色包装替代的经济性，而塑料包装物回收价格的提高，则增加了塑料回收主体对塑料包装回收的积极性。外部环境的持续优化为新边界内成员之间开展基于绿色价值共创的协同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从内部条件看，“共享价值式”绿色价值共创模式的实施和优化，使得参与绿色价值共创的各类主体规模均有明显增加，且在绿色包装替代、减量低碳消费等细分领域形成“跨边”和“同边”网络效应，使得大规模外卖商家和消费者等数字平台原有商业生态的主要参与者加入绿色价值共创边界内，为实现绿色价值共创成效的规模化提供了“群众基础”。然而，如何利用好规模庞大的共创者基础进行规模化绿色价值创造，并辐射带动社会福祉增进，需要有更多绿色价值共创实践模式涌现。
在这一背景下，美团从对社会负责任的使命感出发，将贡献于社会低碳转型、推动社会进步作为“青山计划”实施的新使命和新目标。《美团青山计划五周年进展报告》在未来展望中提出，“面向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3060目标，我们也将肩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在推进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模式构建的同时，为社会低碳转型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新使命和新目标的驱动下，美团“青山计划”团队利用自身在环保领域的深耕积累，以及与环保领域各类主体建立的广泛链接，始终保持对外部环境变化和趋势的敏锐感知，主动调整绿色价值共创实施策略、实践路径和技术创新方向，同时通过整合数字平台内部资源来保障绿色价值共创效果，发挥了“边界跨越者”的作用（证据示例，如表4所示）。
表4边界稳步扩张与“共益式”社会价值共创的主轴式编码与证据示例
2.新边界基本形成并实现规范化管理
绿色价值共创实施策略和实践路径的调整要求更大规模、更加规范的价值共创主体，形成契合“青山计划”新使命和新目标的平台生态边界。美团在前两个阶段构建的新边界多元主体结构框架和拓展边界内不同类型主体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与优化新边界的社会网络管理和边界资源建设，推动边界内社会网络成员规模稳步扩张并趋于稳定，边界跨越接近完成，新边界基本形成。
对于边界内社会网络管理，主要采取两个方面的策略：一是继续稳步推进新边界内绿色价值共创社会网络成员的规模化和“网络效应”形成。例如，在环保公益领域，参与“商家捐”的青山公益商家数量从2022年8月的80万家增长至2023年底的123万家，青山公益基金捐赠金额持续稳定增长；通过与环保组织带动志愿者，再由志愿者带动社区居民、学生、农户等参与绿色价值共创，在社区塑料回收、自然资源保护、农村可持续发展等三个“议题”上开展绿色价值共创，“影响到上千万人”。二是对社会网络成员及其绿色价值共创行为的管理重点，由前一阶段的赋能管理为主转向标准化、机制化管理为主。在标准化管理方面，美团推出《餐饮外卖包装减量指引》，为外卖商家开展低碳经营提供规范化的落地指引；发布《餐饮外卖消费绿色低碳行动手册》，为消费者提供外卖绿色消费指引；发布《助力粮食节约餐品分量信息描述指引》，为各方共同践行减少食品浪费提供指引。在机制化管理方面，美团“青山计划”于2023年5月上线“碳账户”，对选择“小份菜”、不使用餐具、低碳出行、环保公益等绿色消费行为给予碳积分奖励，通过碳积分兑换方式建立对外卖消费者、社会公众参与绿色价值创造行为的激励机制。
对于边界资源建设，美团继续增加不同形态的接口来实现平台生态边界内外的资源接入与整合。例如，美团与供应商、行业协会合作建设并发挥绿色包装交易平台作用，平台连接供销两端，让餐饮企业买得到、供应商卖得出绿色包装，为边界内各主体参与绿色价值共创提供新的平台接口。随着供应链下游越来越多的外卖行业细分领域开启绿色包装替代，美团着力将绿色包装上游产业链主体纳入新边界，“触角”触达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外卖商家绿色包装使用量的增加，吸引更多绿色包装上游企业参与外卖绿色包装生产与供应，外卖绿色包装生产产能增加叠加原材料价格下降、技术不断成熟等外部有利条件，推动绿色包装价格下降，激励更多外卖商家加快绿色包装替代，激发“跨边”网络效应。
3.协同创新生态圈推动绿色价值共创多元化长效化
随着边界内社会网络成员规模稳步扩张，美团更加重视边界内成员的协同创新管理，在环保科技产业化、绿色包装替代、减量低碳消费、塑料包装回收四大绿色价值共创“板块”全面开展协同创新，初步形成了基于不同领域的协同创新生态圈，产出了可以复制推广的系列协同创新成果，新边界内成员参与绿色价值共创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推动绿色价值共创长效化。
在协同创新机制建设方面，美团逐步建立完善协同创新参与机制和激励机制，激发协同创新成员持续探索绿色价值共创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协同创新和绿色价值共创的长效机制。在绿色包装替代领域，与行业组织、企业等联合成立餐饮外卖绿色包装应用工作组，针对产业链各个环节深入研究餐饮外卖行业绿色包装解决方案，形成多方共同参与机制。在减量低碳消费领域，通过设计能量积分机制等方式，激励消费者参与碳账户价值共创模式的探索创新。在塑料回收领域，通过与各方共建塑料制品回收评价标准体系，推动塑料餐盒生产企业协同改进餐盒生产规格，有效降低后端回收难度与成本。
4.“共益式”绿色价值共创模式产生显著的规模化成效与辐射效果
在贡献于社会低碳转型、推动社会进步的新使命和新目标驱动下，美团对前一阶段的“共享价值式”绿色价值共创模式进行迭代升级，发展形成新的“共益式”绿色价值共创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美团着力构建并初步形成“人人可参与”的绿色低碳开放生态，让数字平台原有商业生态之外的更大新入者群体接入绿色价值共创边界和协同创新。同时，不仅坚持让新边界内成员参与绿色价值共创能够获得“共享价值”，而且越来越强调绿色价值共创成果向全社会的辐射共益，实现绿色价值共创的边界内“成员共益”和边界外“社会共益”。比如，在环保公益领域，随着“青山公益基金”捐赠主体和捐赠额的持续增加，美团在多个环保议题上联合社会组织、志愿者和社会公众开展绿色价值共创，受益人群开始突破新边界内共创主体生态，不断向社会溢出并实现“共益”。美团通过庞大的环保公益宣传网络，将低碳环保理念辐射到全国500个以上街道社区，影响上千万人，环保理念宣传类内容的点击量累计超过30亿人次；2022年资助的28个生态修复项目成效初显，2023年又带动124家企事业单位参与自然保护地环保解决方案设计与实践，新边界内的绿色价值共创向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方向溢出。
“共益式”绿色价值共创模式推动形成“公益”和“减量、替代、回收”并举的塑料污染治理与绿色价值共创的可持续型解决方案，产生显著的绿色价值共创规模化成效，各绿色价值共创“板块”全面实现量级的规模化增长。截至2023年底，“青山计划”累计孵化并投放41款、超291万件绿色包装制品；已在全国14个省份（15个城市）落地规模化垃圾分类及餐盒回收项目，累计回收约1.76万吨塑料餐盒，助力减碳超过2万吨；已有超过4亿美团外卖用户使用“无需餐具”选项；累计完成塑料餐盒再生利用超4400吨；青山公益商家数量达到123万户，累计完成超过100亿笔捐款；已有超过110万户商家提供超过740万种“小份菜”，超过10万家商家在店铺首页展示“适量点餐”宣传海报。同时，通过多种渠道不断扩大环保宣传覆盖面，仅2023年单次公益宣传活动便协同30家非政府组织、链接1.6万名志愿者、联动651家社会组织及公益伙伴、带动5万居民参与环保公益活动。美团“青山计划”在第三阶段的社会价值共创实现过程如图5所示。
图5美团“青山计划”的边界稳步扩张与“共益式”社会价值共创
五、进一步讨论
（一）数字平台企业开展社会价值共创的原始动力：组织身份认同“张力”与边界跨越者
1.组织身份认同“张力”的推动
综上，数字平台身份认同“张力”推动社会价值共创行为的机制可以刻画为：数字平台企业在规模不断扩张、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会出现作为“商业平台”还是“准公共平台”的组织身份认同“张力”，这种“张力”在身份“曝光”压力的推动下，会促使数字平台企业高层管理者对组织身份转换的反思并采取行动，这构成了数字平台企业着手推动社会价值共创的原始动力。
2.边界跨越者的推动
（二）数字平台企业开展社会价值共创的边界跨越机制：基于网络效应的模式复刻与改进
本文案例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企业实现社会价值共创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边界跨越，即跨越原有的平台生态边界，动态拓展并建设新的生态边界；二是在新边界形成过程中，推动与生态新入者合作开展社会价值共创。这意味着边界跨越是数字平台开展社会价值共创的核心机制，而平台网络效应则在推动边界跨越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也是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与传统企业社会价值共创的主要区别。后者如西加拉（2019）通过对一个社会化餐厅的案例研究提出，传统企业社会价值共创取决于网络结构、市场惯例和市场描绘等三种市场能力。更进一步，由于社会价值创造与商业价值创造存在差异，因此数字平台企业开展社会价值共创还需对网络效应的激发机制进行改进。
1.平台网络效应管理模式复制
数字平台企业基于社会价值共创新目标进行边界跨越并建设新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实际上复刻了平台商业模式的网络效应实现过程及其成员管理策略。根据模式复制理论，企业在形成一套帮助其实现增长的组织惯例或行为模式后，会通过复制这些成功模式来维持企业增长（克里欧娃、林戈夫，2017）。数字平台最初的商业成功通常依托于对多边市场同边和跨边网络效应的妥善管理，即通过先增加平台用户规模和多样性、再激发多元用户之间的交互而形成同边和跨边网络效应，从而快速突破网络效应临界值，实现“赢家通吃”并成为平台领导者（加韦尔，2021；肖红军等，2021）。当数字平台企业在并不熟悉的社会价值共创目标和需求下开展边界跨越，其过程机制存在明显的模式复制痕迹。在本文案例中，美团基于社会价值共创新目标进行边界跨越时，先通过广泛链接、关键环节撬动的方式，增加新边界下社会网络成员的多样性，然后通过在关键主体中培育出“示范效应”和“极化”激励，迅速吸引同边主体参与、带动跨边主体参与，如此往复逐渐突破成员规模化瓶颈，实现社会价值共创群体的大规模增长。
从社会价值共创主体的“网络效应”管理看，数字平台通过设置多元激励、打造典型示范的方式，为规模化吸引新成员进入新边界提供“磁吸力”。本文案例研究表明，一方面，通过协同创新形成具有一定商业价值或成本不高的社会价值共创新模式、新业务，可以带动大规模的同类主体跟随进行边界跨越，进而带动互补主体加入，形成网络效应和共创主体规模的增长。例如，随着“小份菜”业务、“无需餐具”业务的“经济性”在部分商家中呈现，不但引发大量商家效仿而迅速形成同边网络效应，而且激发消费者参与热情而产生跨边网络效应。另一方面，在社会价值共创实践中，非商业性激励、行业龙头的示范作用也是吸引平台原有商业生态内外成员加入的重要手段。例如，通过对参与捐赠的企业给予徽章标识等非商业性激励，有效带动平台其他商户跨越边界参与绿色捐赠，激发网络效应形成数百万家商户持续为环保公益捐赠的场景。
综上，数字平台社会价值共创主体的“网络效应”管理模式基本复刻了数字平台在商业生态中“网络效应”的管理模式，即通过恰当的激励方式（商业性、非商业性）吸引一边成员加入而形成同边网络效应，然后再吸引互补者进入逐渐形成跨边网络效应，最终形成规模化生态。对于已经具备成熟商业生态的数字平台而言，其向社会价值共创领域跨越并形成网络效应的过程相对更快，因为数字平台可以充分利用原商业生态的成员基础，将具有社会价值共创愿景的主体引入新边界。
2.平台生态边界资源设置优化
（三）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的实现机制：边界跨越与协同创新的螺旋式交互
数字平台企业开展社会价值共创的过程中，边界跨越带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化扩张和边界资源的规模化接入，为数字平台企业与新边界内各主体开展协同创新奠定了基础；而协同创新所产生的技术成果或实践模式成果不断积累，为进一步链接关键主体、扩展边界及资源接口奠定了新基础。边界跨越与协同创新的螺旋式交互，共同为规模化社会价值共创提供了条件。
1.协同创新及社会价值生成过程
2.边界跨越与协同创新的螺旋式交互关系
（四）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模式演变：从“公益式”到“共享价值式”再到“共益式”
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模式并不是单一的和静态的，也不是随机生成的，而是在内外环境条件变化触发组织动态能力的作用下，数字平台企业的社会价值共创动机和行为特征都会相应变化，形成与之匹配的、动态演进的社会价值共创模式。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不仅可以采取已有研究揭示和倡导的、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情境下的“创造共享价值”模式（邢小强等，2021），而且应该考虑企业面临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难以协调情境下可以采用的“公益式”社会价值共创模式，以及企业在高阶使命追求下更加适配的“共益式”社会价值共创模式。数字平台企业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情境下需要权变地选择和采用“公益式”“共享价值式”“共益式”社会价值共创模式，这也是美团“青山计划”绿色价值共创实践展示出的不同于已有研究的新图景。
1.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动机的演化性
2.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行为模式的迭代性
3.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结果的“价值升维”
（五）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机制刻画的逻辑进路：动态环境扰动的跨层次传导过程
图6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机制模型
六、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具有“准公共性”的数字平台企业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创造功能，但其社会价值共创机制的“黑箱”尚未打开。本文通过纵向单案例研究，揭示了数字平台企业在动态环境下通过转变自我角色认知，开展边界跨越和协同创新行动，进而实现社会价值共创的过程机制，构建了数字平台企业从“0”到“1”开展社会价值共创的行为逻辑框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第一，组织身份认同“张力”与边界跨越者的推动是数字平台企业开展社会价值共创的原始动力。数字平台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逐渐具有“准公共性”，但其组织身份转变却存在滞后性，导致在某个时期出现组织身份认同的“张力”，这种“张力”在外部“曝光”压力下会推动数字平台企业的组织身份转化，成为数字平台企业开展社会价值共创的原始动力。其中，边界跨越者作为识别外部期望和“曝光”压力的微观基础，在促成组织身份转变和实施社会价值共创行动中起到推动作用。
第二，基于网络效应的模式复刻与改进是数字平台企业开展社会价值共创的边界跨越机制。数字平台的边界跨越是以社会价值创造为目标，通过构建新社会关系网络、设置多元化边界资源以整合新社会关系网络资源两个过程实现的。新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复刻了数字平台作为多边市场的“网络效应”管理模式，通过设置多元激励、打造典型示范吸引同边主体参与而激发“同边网络效应”，由此带动互补主体进入新边界形成“跨边网络效应”，双重网络效应叠加实现社会价值共创主体规模的指数级增长。边界资源整合是根据社会价值共创与经济价值共创对生态成员参与的激励机制不同，通过创新边界资源设置形式和工具，为新边界下的生态成员持续参与社会价值共创建立新型激励机制。
第三，边界跨越与协同创新的螺旋式交互推动社会价值的规模化共创共享。边界跨越为协同创新提供跨界合作者与资源，而在数字平台上基于社会价值创造目标的协同创新行为会产生“极化”效应，发挥对边界跨越的助推作用。数字平台的边界跨越与协同创新之间呈现螺旋式交互促进关系，通过往复正向循环，新边界内成员规模化增长、协同创新成果不断积累，最终实现社会价值共创共享的规模化。
第四，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模式呈现从“公益式”到“共享价值式”再到“共益式”的演变。随着社会价值共创环境变化，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动机动态演变，形成从“正当性”驱动到“机会”驱动再到“使命”驱动的演化路径。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模式经过由“公益式”到“共享价值式”再到“共益式”的迭代，其社会价值共创结果在价值构成、价值规模和影响范围上不断拓展，实现“量变引发质变”的“价值升维”。
第五，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呈现为“动态环境条件—边界跨越者—动态能力—边界跨越—协同创新—社会价值共创共益”的传导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边界跨越者是实现宏观环境与数字平台企业交互的“微观基础”，是推动数字平台企业自我角色认知“张力”转化为社会价值共创行动、开展边界跨越及协同创新的关键力量。边界跨越与协同创新之间的螺旋式交互是数字平台社会价值共创行为的“放大器”，可以推动数字平台中观层面价值创造行为转化成宏观社会影响。
（二）实践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对推动数字平台企业开展社会价值共创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从数字平台企业实践来看，主要包括：第一，当数字平台企业面对社会价值共创这一新领域时，动态能力发挥对于其开启社会价值共创尤为重要。在此过程中，数字平台企业应注重在组织内寻找边界跨越者，以对外部环境条件动态监测，抓住开展社会价值共造的机会。第二，数字平台基于社会价值目标进行边界跨越时，可以采取复刻数字平台“网络效应”管理模式的策略。通过协同创新打造具有持续性、激励性的社会价值共创模式，发挥“典型示范”的作用，“极化”吸引同类主体大规模参与社会价值共创，产生社会价值共创的“网络效应”。第三，数字平台企业应注重与边界新入者进行社会价值共创模式的协同创新与探索，为边界新入者整合资源进行社会价值共创提供广阔途径和多元化载体。第四，数字平台企业应当注重对不同类型主体参与社会价值共创的激励设置，可以通过嵌入商业考量或采用恰当非商业性激励，实现“创造共享价值”形态和单一社会价值形态两类不同的社会价值共创结果。第五，头部数字平台企业应有更高站位，形成更高位阶的使命驱动，通过“共益式”社会价值共创推动广泛群体福祉的普遍持续增进。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文立足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的特殊性，揭示了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的实现机制，但囿于多方面因素，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本文揭示了具有市场领导地位的数字平台企业绿色价值共创机制，未来可选择其他社会价值类型和非头部数字平台企业开展案例研究，以对本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进行验证和拓展。第二，本文发现了数字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共创是通过边界跨越与协同创新两大关键行为策略实现的，但这一研究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数字平台企业基于商业价值目标的价值共创情境，还需要通过恰当的案例进一步研究⑤。
肖红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成长。
张哲|华北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王欣|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和企业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