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复合体”:如何表征后人类的身体
人类中心的框架下,对“人”的界定,以“自然”(动物、植物、病毒等)为“他者”。因此,重建霍米巴巴意义上“杂糅”[7]的“主体”,消解人和自然对立的二元结构,是拆解本质化的“人”之概念的重要路径。“后人类”理论的突破口亦是主体性问题,“后人类标志着有关主体性的一些基本假定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变”[8],罗西认为,这种转变是指去除占有性的、本质化的人类主体,建立“完全沉没于并天生存在于一个非人类(动物、植物和病毒)的网络关系中”[9]的“后人类主体”。然而,如何“现实地”生成“人-自然”复合的“主体”,并围绕这一主体建立身体、意识、行动网及其意义?拉图尔认为科学理性区隔了人与自然,并呼吁用“表征”重建集体。他给出的启示是,“后人类”的起点是另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文学象征领域对于“人-自然”复合体的创造以及围绕复合体所建立的世界,对于反思“人是什么”中潜在的问题至关重要。
“身体”开启了“非人”与“人”之间最初的伦理认知,以媒介形式引导着“非人”与世界之间的交往。当扶华等人的作品经由网文圈的“求非人设定”的“求文”浪潮被翻涌而出,与新近生产的网络文学故事一起组成了“后人类”阅读风尚,这些“自然化后人类”文本就重新定义了“身体”。以超越单一人类主体的多主体融合为“身体”的叙事方向,以复合共生的身体来容纳多种习性、思维方式与价值认知,而表征“多样的身体”正是构建多元宇宙的第一步。
二、多重视域:想象“非人”的感知
对“人类主体性”与自由意志的强调滋养了“人类学差异”,这些“差异”的概念构成人的目光。人文主义的话语之下,进行聚焦的观察者往往是“人”。人的目光覆盖了一切,成为拉图尔意义上的“独景窥视”。[20]人观照自然的方式是拉康意义上的凝视。人是主体,自然是欲望化的客体,或者是区别于“人”的“他者”。“人”对“自然”等“非人”的凝视,压抑或者说阉割了“非人”的焦虑,以完成主体的成长和塑造。在单向度“凝视”的过程中,权力关系由此产生,自然的性质以及存在方式在“凝视”的目光下被按照人的意识定义、分配,从而无法摆脱“差异性”。而在近年的网文作品中,与塑造“人-自然”复合体相伴随的是“反凝视”,即以“非人”为主体对人进行反观察,呈现“非人”的目光和感知。
三、“非人”行动主体:重构“人-自然”的叙事语义结构
除了重建身体、赋予感知,形构后人类主体的网络文学为“人-动物”非人复合体赋予了行动的能力。在拉图尔建立的行动网络中,他将“非人”同样看作行动者,由此重构了一种新的行动关系,行动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自然也可以是行动者。这种语义关系的构建打破了人类中心所凝固的封闭性,建造了一种意涵更为丰富的语义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人与世界重新相遇。在拉图尔的这一行动网视野之下,网络文学中有关“人-自然”新语义的构建显露出其不容忽视的存在性,具有达成终极语义的行动功能。
四、多重性主体:去中心化的隐喻叠加
后人类的表达中,对“人-自然”的表征伴随着各种超越权力中心主义的努力。“后人类”并非是“反人类”,而是通过对“自然”的重新表征,突破既有的关于“人”的概念,以去除人类学概念下“权力中心”的作用。正如凯瑟琳所言,“后人类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相反,它预示某种特定的人类概念要终结,充其量,这种概念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类,即,有财富、权力和闲暇将他们自身概念化成通过个人力量和选择实践自我意志的自主生物的那一小部分人。”[31]通过对后人类意义上的“人-自然”的重新表征,打破人类中心,去除二元结构所赋予“自然”的他者性,后人类理论和叙事并非要陈列浅薄的、生态学意义上的“保护自然”的标语,而是要建立去中心化的多元宇宙结构。这种结构不仅指向“自然”,而且指向种种有关自然的表征中所蕴含的权力结构,比如残疾、疾病、性别、阶级、种族、第三世界等,被重新表征的“人-自然”也叠加着被特定的人类概念所压抑着的“边缘性”的隐喻。
“并非要逃离现实世界,后人类思想将当代的主体铭刻于它自身实际存在的状况中。”[33]当网络文学以虚拟化为特征,对“后人类”的身体、目光和功能进行叙事编织时,这些作品也并非“逃离现实”。幻想“人-自然”的复合体,对多重目光和意义世界的想象,都指向对传统人文主义中心化、权力化的消解。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后以“人性”建构为中心的文学,所呼应的是现代性范畴内的人文主义的思潮,[34]那么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则表达了在高度全球化、工业化内部进行反思的声音。它们表达的“自然的政治”,不是传统自然生态学所寻求的工业化之外、现代化之外的“化外之地”。拉图尔认为传统生态学软弱无力,甚至其实不曾与自然的保护有任何关系。从后殖民的角度看,认为第三世界更加“自然”的观点本身就是“东方主义”,或者是“自我东方主义”。当下网络文学中出现的“人-自然”叙事,呼应着拉图尔等人沿着后现代的脉络进一步去中心化,重建多元宇宙的思路。这是一种“同时代人”意义上的思考和表达。观测网络文学如何绘制后类图景,可以看到中国网络文学如何内置世界性的思潮,以创造性的具象表征表达全球化背景下属于中国的一种“新经验”。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编号:19ZDA277)、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江苏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研究”(编号:20XWD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赵柔柔:《斯芬克斯的觉醒:何谓“后人类主义”》,《读书》2015年第10期。
[2]通过构建行动者网络,拉图尔将“非人”行动者和“人”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它们(非人)必须作为“行动者”,而且不能被简单地、无奈地作为象征投射物(BrunoLatour,ReassemblingtheSocial:AintroductiontoActor-NetworkTheory,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5,p.10.)
[3]参见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在拉图尔看来,重建“表征”,将之从人类主体所定义的“第二品性”,转变到重新呈现亦再次表现“人-自然”共同世界的问题,集合人类和非人类的联系,是为解决二元对立问题(“人-非人”、“自然-政治”)提供不可或缺的选择的重要步骤。布鲁诺·拉图尔:《自然的政治》,麦永雄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2-86页。
[5]拉图尔明确表明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对于自己建构行动者观念和行动者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因为对小说的分析,特别是当他们运用语义学和各种叙事学理论时,文学理论家能够比社会学家更多地探寻形构的问题(Becausetheydealwithfiction,literarytheoristshavebeenmuchfreerintheirenquiriesaboutfigurationthananysocialscientist,especiallywhentheyhaveusedsemioticsorthevariousnarrativesciences.)并且只有通过不断地了解文学,ANT社会学家才能在定义是什么行动主体充斥着世界时不那么刻板、呆滞和僵化(ItisonlythroughsomecontinuousfamiliaritywithliteraturethatANTsociologistsmightbecomelesswooden,lessrigid,lessstiffintheirdefinitionofwhatsortofagenciespopulatetheworld.)(BrunoLatour,ReassemblingtheSocial:AintroductiontoActor-NetworkTheory,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5,pp.54-55.)
[8]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9]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页。
[10]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19-324页。
[11]赵柔柔:《斯芬克斯的觉醒:何谓“后人类主义”》,《读书》2015年第10期。
[12]扶华:《奇怪的先生们》,晋江文学城2020年5月15日。下文出自同一作品内容引文不再标注。
[13]扶华:《末世第十年》,晋江文学城2017年3月30日。下文出自同一作品内容引文不再标注。
[14]非刀:《喵主子》,晋江文学城2019年9月9日。下文出自同一作品内容引文不再标注。
[15]鹳耳:《恐树症》,豆瓣阅读2021年1月10日。下文出自同一作品内容引文不再标注。
[16]云住:《霓裳夜奔》,豆瓣阅读2021年11月1日。下文出自同一作品内容引文不再标注。
[17]一十四洲:《小蘑菇》,晋江文学城2019年10月17日。下文出自同一作品内容引文不再标注。
[18]吉尔伯特·西蒙东:《动物与人二讲》,宋德超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19]吉奥乔·阿甘本:《敞开:人与动物》,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20]拉图尔在福柯的“全景敞视”(panopticon)之上构造了“独景窥视”(oligopticon),意在指明主体的一种自我中心性。在经验层面,主体往往以自我为视点构建世界,比之“全景”的“大世界”,“独景”顽固地构建了一个异常狭窄的视域下的整体。Fromoligoptica,sturdybutextremelynarrowviewsofthe(connected)wholearemadepossible(BrunoLatour,ReassemblingtheSocial:AintroductiontoActor-NetworkTheory,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5,p.181.)
[21]宋杰:《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评戴维·赫尔曼的<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5期。
[22]马修·卡拉柯:《动物志: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动物问题》,庞红蕊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1-42页。
[23]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页。
[24]德里达:《我所是的动物(更多随后)》,《解构与思想的未来》,夏可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25]德里达:《我所是的动物(更多随后)》,《解构与思想的未来》,夏可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143页。
[26]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27]布鲁诺·拉图尔:《自然的政治》,麦永雄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1页。
[28]吉尔伯特·西蒙东:《动物与人二讲》,宋德超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
[29]唐娜·哈拉维:《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陈静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5页。
[30]A.J.格雷马斯:《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册),吴泓缈、冯学俊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31]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8页。
[32]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3]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页。
[34]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原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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