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正：上海的制度创新应努力做到可复制、可推广】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指出，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要求上海的制度创新必须努力做到在其他地区可复制、可推广。为此，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筑牢公平正义的底线、坚持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
【秦永法：党组织在国企法人治理结构中的作用】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秦永法认为，党组织作为国有企业治理主体，具有其他国家企业治理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国有企业设立党组织及其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角色定位，与政府宏观政策和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吻合的。从企业党组织的基本任务看，国有企业设立党组织并作为公司治理的主体，有利于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的治理机制。
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本途径：选择适当的法人治理结构模式。要明确主体和责任。涉及决策事项，在法人治理结构各主体中董事会是决策主体，党组织的定位是参与决策。党组织参与决策是组织行为，是从政治角度把关定向，承担决策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经理层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既要明确党组织在干部管理权限上的政治领导责任，又要明确董事会选人用人的法定职权；既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选人用人上的把关定向职能，又要充分调动决策层、经营层依规选人和按需用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在用人上的融合和协调，形成合力，依法合规。
【杨光斌：民主不等同于“竞争性选举”】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指出，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具有内在的冲突性。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早就告诫我们，无论是一人统治的君主制、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还是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都有内在的难以逾越的难题，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引发的冲突和政体变迁。与君主制和贵族制一样，民主制也有其固有的问题，绝不能看上去是因为多数人统治就万事大吉了，就像我们曾经以为有了人民主权就万事大吉一样，结果出现了赤裸裸的侵害人权的政治。任何单一的政体都会有问题，如果我们说西方自由民主运行得还不错的话，绝不是因为熊彼特-萨托利-达尔等人所论证的“选举式民主”，而是亚里士多德所归纳的最好形式的政体即混合政体，其中当然包括法治的第一位重要性，因为没有法治，任何政体其实都一样，民主制也绝不会比贵族制好。
语境演变到今天，如果把民主笼统地等同于混合制或者是混合制的代名词，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如果把民主等同于“竞争性选举”而又赋予其太多的光环，这样的民主自然不被很多人所接受，因为竞争性选举的结果有目共睹，泰国和乌克兰的街头暴力还没有终止的迹象。遗憾的是，流行的民主观是后者。
【刘治彦：京津冀融合亟待破解三大障碍】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城市经济研究室主任刘治彦认为，京津冀经济协作或首都经济圈协调发展是我国城市化进入中后期的一个标志，是中心城市由点状聚集向网络分散过渡的表现。但在利益攸关方缺乏互补共赢诉求情况下，京津冀深度协作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京津两市一支独秀，对周边的河北省各城市拉动较小，与珠三角与长三角相比，缺乏完备的城市体系，缺少影响较大的二线城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和实力较强的三线城市（地级中心城市），各城市之间功能互补性不强，协调性较差，竞争大于合作。这不但制约京津冀区域发展，也影响环渤海及北方城市带整体发展。
【余南平：把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余南平指出，过去历史上崛起大国的确是需要以武力开拓疆土，并通过建立各类依附于自身的联盟（政治、经济），来扩大自己势力范围，并提高本国的霸权范围。而今天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已经改变了陈旧的历史发展范式，中国仅仅是依靠自身的经济竞争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获得了一个恰当的分工位置，中国无需、事实上也不可能通过武力和政治联盟来影响这种分工，全球产业链分工是全球化下国家产业竞争力的自然组合结果，而不是任何国际政治权力安排的结果。中美各自有自身的竞争优势产业，而且中美上下游产业链的组合，不仅有助于全球自由贸易推动，同时还有助于全球福利的共同增加。
在自我战略设计上必须有明确的努力目标。大国之间贸易联系固然重要，但它是不稳固和不牢靠的，并且是容易被替代的（如目前部分中国制造产品已经被越南、斯里兰卡等低成本国家所取代），而直接投资的关系是最基础和稳固的经济直接联系。所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战略设计之一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尽一切努力扩大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扩大能够带来的深远战略价值，并同时能够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造起到更直接的推动作用。
中美在全球和地区重大事务上均有共同的关切，在某些事务上存在看法分歧非常正常，因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不是依附关系，也不是主次关系，更不是对抗关系，而是需要彼此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作为基本前提。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大的障碍，就是彼此主动设立“对立假想敌”。因此，在中美发生分歧和利益表达不同时，中美双方应该以坦率为基础，主动沟通，包括搁置认识上的分歧，待历史进程解决。
【梁玥：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的价值】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梁玥认为，后评估制度将公众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向前大大地推了一把，它使得广大公众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中成为了最后的评判者。这可以说是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的最高价值，对于这个最高价值我们还可以作出进一步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