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被评选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他——
和慕绥新谈话之前，我先找了他的秘书，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很多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都有共性，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
我工作几十年，接触大大小小贪官无数，我就没经历过一个送钱的人打死也不说的。
很多贪官都烧香拜佛，寻求保佑，但最后也没有躲过牢狱之灾和灭顶之灾。
我了解的贪官，走向犯罪都是从道德败坏开始的，都是从行为操守不检点开始的。
姜德志小传
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参加检察工作26年，从事反贪侦查工作20年，直接查办和指挥查办大要案件200余件，先后被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吉林省检察院荣记一等功4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模范检察干部、全国检察业务专家，今年又被中宣部、司法部和中央电视台评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详见本报12月5日第四版）。2005年，他带领的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十佳反贪局”称号，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省级检察院反贪局。
1贪官级别越来越高腐败危害越来越重
近年来，我国各级检察机关查处了一大批贪污腐败案件，但是，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之所以这样说，根据我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从犯罪主体上看，涉嫌贪污贿赂的官员职务层次越来越高
20世纪80年代初，查处的往往都是基层直接管钱管物的厂长、经理、采购员、会计、出纳员。从90年代开始，领导干部犯罪越来越多。我这里有个统计，1993年至1997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干部2903人，平均每年580人；1998年至2002年，查处县级干部11907人，平均每年查处2381人，是前5年的4倍多；2004年查处2625人。1993年至1997年查处厅级干部265人，平均每年53人；1998年至2002年查处厅级干部816人，平均每年163人，是前5年的3倍多。1993年至1997年查处省部级干部7人；1998年至2002年查处省部级干部25人，是前5年的3．5倍；去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人。这个数字很惊人，这个现象也值得深思。
从犯罪领域上看，从商品流通、资源配置、生产要素市场，向政治司法领域发展
1982年，中央作出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决定，把贪污贿赂犯罪界定为经济犯罪。那时实行价格双轨制，有些人利用职权吃差价。据有关部门研究，那些年吃差价，每年有几千个亿都吃进了个人腰包。后来发展到生产要素市场，搞开发区，利用土地、信贷资金审批权巧取豪夺，一部分人完成了原始积累。但是这些人不满足于经济实惠，有了经济基础后，要涉足政治，寻求更大的利润，寻求保护，客观上也造成了政治腐败案件和司法腐败案件频发。
从犯罪形式上看，由单一犯罪向有组织形式的犯罪发展，窝案串案极多
仅赖昌星走私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有160余名。沈阳“慕马”案中，有100余名局级干部向他们行贿，很多县委书记、县长、区委书记、区长和一些主要局的局长基本都给他们送钱了。2000年底，我被调去查办慕绥新案件。和慕绥新谈话之前，我先找了他的秘书，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从涉案财产看，腐败分子从对生活资料的占有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财富的积累发展到资本的积累
1993年至1997年，我国查办的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案件有617件；1998年至2002年是5507件，是前5年的8．9倍。有些案件涉案数额非常惊人，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三任行长相继卷走公款几十个亿。再如东北高速原董事长张晓光案件，涉及中国银行哈尔滨河东支行一个小行长，与个体户勾结，卷走公款10个亿，张晓光涉嫌受贿数千万元。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刘金宝，在上海、香港任职期间，团伙贪污，总共抓了10个人，违法犯罪金额几千万元。吉林省的腐败官员王纯（吉林省委原副秘书长）、李铁成（靖宇县原县委书记）、刘国（中国粮食储备总公司吉林分公司原副总经理）都分别在大连、北京、长春购置多处房产，一方面为了洗钱，一方面等待升值。
从后果看，贪污腐败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
在政治上，贪污腐败极大地动摇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所以中央提出，反腐败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重大事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背后都有贪官在起作用，从目前揭露出来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看，背后都有腐败官员在庇护。由此可见，腐败在政治上造成的危害确实不可忽视。
在经济方面，腐败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贪污腐败使非生产性成本大幅度上升，利润减少，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1995年，吉林省检察机关查办了吉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刘柏松（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件，我印象很深。吉林省为了建设发达的边疆近海省，在珲春（该市位于中俄、中朝边境地区——记者注）修铁路，总投资1．6亿元，由刘柏松负总责。刘柏松在河南、北京、武汉网罗了一批人，把持要害部门，结果1．6亿元很快被挥霍光了。通车剪彩的时候，火车从铁轨上掉了下去。刘柏松本来在河南就是有问题被免职的，他却在取保候审期间，调任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慕绥新任沈阳市市长时，土地转让金一年仅7000余万元。慕绥新、马向东落马后，2001年沈阳土地转让金10亿元，2004年是20余亿元。可见，腐败对经济的破坏力是很严重的，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策损耗，使得政府效能低下。
2年轻勤奋晚节不保贪官经历惊人相似
从领导干部职务犯罪个案分析，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犯罪，其原因很复杂，但也不无规律可循。首先是客观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体制弊端和制度缺欠
权力过分集中，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条件。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个是它的腐蚀性，一个是它的扩张性。如果权力不加监督不加制约，任凭它的自然属性发挥作用，腐败是必然的。那么，腐败条件是什么？西方学者有个说法，腐败条件等于垄断权加上自由处理权减去责任制。垄断权，是唯一的，如工程拨款，拨给张三行，拨给李四也行，拨给王五也没错。那么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秉公办事的人，他就会选择最需要的，对工程最有利的；贪图私利的人，就会选择给他好处多的人。他的选择有极大的自由，并且不必为选择承担后果和责任，一旦追究起来，在程序上都是公开的，集体讨论的，集体决定的，按程序来的。为什么那些年银行呆坏账那么多，就是因为银行没有责任制，只管往外贷，甚至内外勾结，收不回来也没关系，最后都核销了。这种情况很普遍。
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
著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一句话：“从另一个视野去看，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清王朝的268年中，一二品官员因为贪污被判刑的就有157人，其中被判死刑的68人。最有名的贪官和，贪污了一亿数千万两白银，这些都是贪官送的。中国的封建文化有很多糟粕。我从小听的故事，就是灌输读书——升官——发财，讲故事都是这么讲的。官本位的思想和观念，由此更加根深蒂固，到今天演变成了“你要升了官啥都有，你要不升官啥也不是”的谬言。如果我们共产党员党性不强，政治修养不够，就很可能陷入这种传统文化糟粕之中。看一看我们查办的那些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往往打着深深的封建文化的烙印，满脑子封建特权的思想、升官发财的思想、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用权力来为自己、为家族、为亲友谋利益。
环境的影响
这个环境包括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宏观环境。微观环境就是家庭环境和工作单位的环境。
我观察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家庭环境都是妻不贤子不肖，贪官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孩子没有出息，都是依附在老子身上搜刮民财，直到把老子搞垮为止。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庭环境太重要了，有的贪官老婆总嫌丈夫官小，总嫌得的实惠少，情妇就更贪婪。成克杰受贿的过程就是李平收钱，回来就向成克杰交代任务，成克杰出面办。钱都弄到李平手里，李平把钱弄到香港，最后钱都从香港追回来了。成克杰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官。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家里来串门的了，慕绥新送出客厅，她马上钻进客厅搜查，看把钱放哪儿了，立即收起来，这样还嫌钱来得太慢，于是主动到社会上利用市长夫人的身份去敛财。王纯的老婆更贪，两人在家一起收，王纯不在家时她一个人收，此外还在单位收，然后向王纯交代任务，最后把王纯送进去了。
再一个微观环境是单位环境。贪官的单位环境的共同特点是风气不正，管理混乱。最近我们查办的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中银（香港）集团原总裁刘金宝（已被判死缓），非常贪婪，他想贪污公款，就拉下属入伙，造成单位行为的假象，实质上是几个人分钱，最后他走过的两个地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和香港中银集团两个班子的成员都被抓起来了。所以，单位环境很重要。一个单位的领导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单位环境，只有创造一个廉洁的环境，才能真正为党为人民做点事。
中观环境主要是交际环境。人是社会动物，都在交往中生存。但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交友不慎，交友过滥。古人讲，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沈阳市财政局原局长李经芳，判刑之后让他谈体会，他说：“总结来总结去总结出一句话，就是铁哥们儿把铁哥们儿送进了铁笼子。”我工作几十年，接触大大小小贪官无数，我就没经历过一个送钱的人打死也不说的。从来没有！他为什么要说？这和他送钱是同样的逻辑，送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案发之后进行利益选择的时候，他照样向自己倾斜，所以李经芳的结论是正确的。我总结，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哥们儿。有些同志手里有了一点权力，别人一忽悠就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有什么本事，朋友多，呼呼啦啦，其实都是奔你这个凳子来的，跟你交朋友，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本事，就是个傻子坐在那里他也跟他交朋友。因为你这个职位有权力，并不是对你人格的尊重和折服。
再就是宏观环境。经验证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社会矛盾加剧，收入分配距离拉大，贪污腐败现象就多发。另外我国还有个特殊情况，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传统社会价值取向是官本位，市场经济是利本位，追求利益最大化。官本位和利本位结合起来，就有条件拿着公共的权力到市场上去换钱。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这些现象，是因为公共权力没有市场可以换钱。
宏观环境还有一个方面，有些同志对我们的宏观环境有一种片面的认识，没有认清社会的主流和本质，对消极腐败现象夸大理解，所以就形成了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末日心态，从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3价值观念严重扭曲堕落从道德败坏开始
客观原因只是贪污腐败的条件，起根本作用的还是主观原因。客观因素都是大家共同面对的，为什么很多干部在同样的背景下能够廉洁自律、执政为民，有的就经不起诱惑和考验，起重要作用的还是主观原因。我和一些贪官近距离接触，能够触摸到他们的心灵轨迹，了解得更多一些。大凡贪官在主观上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
政治立场动摇
列宁说过这样一句话：“政治上有修养的人是绝不会贪污的。”列宁说的政治修养就是党性修养。很多贪官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对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做了错误的判断。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国家电力总公司原总经理高严，都是从丧失了政治信念后开始堕落，丛福奎甚至成了佛家弟子，被封了法号。很多贪官都烧香拜佛，寻求保佑，但最后也没有躲过牢狱之灾和灭顶之灾。
价值观念扭曲
那么，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就是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做一个有自由有尊严的人。
道德防线崩溃
法律意识淡薄
侥幸心理作祟
贪官们为什么要贪？钱不应该你得，钱的来路不合法，都是明知的。为什么还要得呢？就是侥幸心理在作怪，总觉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觉得有保护伞保护，自己行为隐蔽就没问题。贪官的经历证明，这种侥幸要不得。贪官本来想寻求一种高质量的生活，但事与愿违，他的生命质量大打折扣。因为人的存在是自然生命存在、精神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三位一体的。如果说你真的贪了，那么你的精神生命必然要受到创伤。因为道德谴责感、对法律的恐惧感同时伴随而生。有些贪官，一有人出事，就寝食不安，到处打听，这个人交代了没有，都交代了谁，深恐把他也说出来。警车一叫心惊肉跳，半夜有人敲门，后半宿就睡不着了。西方一个司法精神病学家搞了个贪官健康状况调查，发现贪官健康状况都不好，寿命都短，突出特点是心脑血管病比较普遍。经常心惊肉跳，怎么能健康呢？所以侥幸要不得，侥幸的结果是不幸。
4针对腐败三个要素清除腐败滋生土壤
在认真总结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最近，党中央提出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对策思路，并制定了实施纲要。这一重大举措，标志着我们党正由运动反腐、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由着力治标转向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治腐。这一纲要如果能够在全党达成共识并得到切实施行，对于遏制腐败发展蔓延，直至最后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贪污腐败有三个要素，那就是腐败的动机、腐败的条件和公共资源。教育就是解决动机的问题，通过教育强化公职人员的自律意识、廉洁意识，坚守道德防线，把握纪律底线，远离法律的高压线。
教育是反腐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当前我们在反腐败教育中要把握三个关键：一是教育的实效性，不能搞形式主义。教育就是要解惑释疑，要讲清道理、情理和哲理，不能靠训导和威吓。二是领导表率的示范性。古人云：“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广西、沈阳、黑龙江为什么成批的干部出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主要领导的带头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由此可见，领导的表率教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三是用人的导向性。提拔任用一个干部就是立起一面旗帜，反映了一个党组织的用人标准和取向。这种导向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马向东、马德都是贪官，都花钱买到了官，这就激发了一些干部的买官欲望，阻塞了德才兼备、清正廉洁干部的成长之路，而且他们在买到官之后，在更高的位置上更加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产生了腐败的辐射甚至是裂变效应。这一教训极其深刻。
制度建设是预防腐败的保障
监督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
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对策上，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他们的经验是：加强教育不想贪，制度严密不能贪，法纪严明不敢贪，待遇公平不必贪。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确定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彻底遏制和清除贪污腐败将为期不远。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