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一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播客」这种用耳朵接收内容的方式——听人聊天，听歌听课，以及最原始的：听故事。
「故事FM」作为国内叙事类播客的代表，成立近4年，记录了千余人的亲历口述。
我们和它的主播及创始人寇爱哲聊了聊，想听听这位「收集故事的人」，自己又有怎样的故事。
这个十多平米大，墙壁做了隔音处理的房间，就是寇爱哲与受访者私密聊天的「小黑屋」了。
一套木制高脚桌椅被摆在正中，墙角丢着懒人豆袋；剩余空间里的桌面上，散落着各种录音收音设备。
如果不是偶尔出现的「故事FM」标志牌，这里倒更像是一个设立在家中的私人声音工作室：柔和的灯光驱散来客的不安全感，朋友聊天式的对话中，难以启齿的故事也可以较为轻松地被讲出来。
和寇爱哲的采访就约在这间小屋里。他戴着眼镜，蓄胡须，头发隐隐发白，穿简单黑色卫衣——作为「故事FM」的创始人和主播，浑身散发着和他在节目中出现的声音，以及这个空间相同的气质：亲切、耐心、理性。
到现在，「故事FM」这个叙事类播客已经进行到了第469期，“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亲历者自己的直接表达，总是比二次转述更打动人。
最近的两期，分别来自专门进行水下捕捞的「蛙人」和一位在河南的犹太人讲述；春节前的节目，由几段在异乡过年的记忆组成，让今年无法回家的听众好在其中找到慰藉；
再之前，是那个嫁给藏区蜂农的记者马金瑜在三年前的采访重播，算是对前一段「家暴」事件的补充。
三年前的马金瑜与寇爱哲
几百个故事，大多数只看题目就足够吸引眼球，人们点进去难免出于「猎奇」心理。但「猎奇」这个词，寇爱哲不是很赞同：“它总会带有一种贬义在里面，但猎奇本身不是错，我觉得用另一个词代替会更合适：好奇心。”
节目前身「爱哲电台」的创立，就是完全出于他本人对世界的好奇。那是四年前，他还在从各种自己的小趣味和思考里挖掘关键词。
“当时有那种社会新闻：老大爷遛弯，捡到楼上掉下来的人民币，上面写着‘救救我’。然后我就去微博上搜，真的找到了一个女生记录自己在传销组织经历的日记。”
联系到当时只有23岁的主人公Sharon，「我被传销组织囚禁的28天」的播客故事应运而生，也解答了寇爱哲自己对极具现实特色「囚禁」的好奇。
如今无需寇爱哲主动搜寻，故事就会从网络及朋友处纷纷找上门来。从中挑选时，「复杂」这一标准依然成立。
他曾经采访过一个雇佣兵——这三个字丢出来就能代表点击量，而故事本身却不太尽如人意：其中一段几人小队歼灭成百上千人的经历，完全无法被证实。
而另一位受访的主人公慧新，只是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中产阶级，却讲述出了寇爱哲眼中「闪光的故事」。
那是在一次洗车过程中，慧新和别人发生肢体冲突，在即将被扳倒的身体抗衡阶段，产生了一些关于生活的思考：自己的孩子会如何看待暴力？该如何教育他？以及各种来自于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压力。
他到最后也没有倒下，回去之后立刻决定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家附近那个长期散发恶臭的垃圾站。
这绝对是足够「复杂」到被放大为用半小时来讲述的故事。最重要的是，“它有反思力，会让听到故事的人，看见自己。”
每期节目，寇爱哲的声音只是出现在开头介绍和中间的衔接部分，试图将麦克风完全交给受访者，自己隐入幕后。对故事的选择与重构总难避免主观性，抛开这一切，他对自己定位多年来始终明晰：记者，主播，以及「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我特别喜欢那本书，它几乎每一篇故事都是以‘从前’两个字开始。这本书也将我训练成了一只‘巴甫洛夫的狗’——每一次翻我爸的书柜，想找故事书的时候，只要看到里面有‘从前’两个字我就直流口水。”
80年代的东北矿区，父亲是当时难得的文艺爱好者，也算是他的「故事启蒙」。家中的书柜里除了童话故事，各种国外小说，还有「满族民间故事选」这样有些冷门的选择。
“完全不挑，有什么读什么。”
即使是学生时代最痛苦的初中三年，永远有做不完的试卷，睡眠严重不足，他也看完了金庸的所有小说，以及倪匡的「卫斯理」系列。
而到了高中，生活反而不如之前那样让人喘不过气。他吸取养分的读物又加入了各类报纸——「南方周末」「环球时报」，让他开始有了成为一名记者的念头。最重要的是，记者也是最快速大量接触到真实故事的人。
只是从当时高考的结果看来，他离自己的理想并没有更近一些——从「广播电视学」被调剂至「图书馆学」，寇爱哲在大学毕业后的四年里，一直是一名中国地质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没有寒暑假，甚至无法满足自己读书需求。每天的工作就是为图书分类，给扫描好的图书入库，非常机械化。
之后在一次采访学者许子东的过程中，对方的一段话让寇爱哲印象深刻：找工作要看三点，有没有钱，是不是在做喜欢的事，能不能做出点成绩来。同样的要求放在当年的图书编目寇爱哲身上，大概没有一项可以达标。
好在单位处在「宇宙中心」五道口，高校林立，他可以四处跑讲座沙龙，和那些记者、学者、学生聚在一起，获取从工作中无法得到的能量。
“我所崇拜的那些讲座当中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们，教给了我很多理论和价值，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该怎么去生活。后来我想，如果我想参考更多的人生经验过好我这一生的话，只有记者这个职业可以让我去见到更多的人，听到更多的故事，对我有帮助。”
26岁那年，他离开图书馆，成为「南方周末」的实习生，采访到了当时台湾新党的主席。
半年后，他加入瑞典国家广播电台，之后辗转到加拿大电视网CTV驻中国站。直到2016年开始做播客，2017年成立「故事FM」，寇爱哲在外媒工作了7年。
“现在我们都说那些是「选题」，在南方周末大家也说「选题」：这个选题怎么怎么样了。但其实在外媒时，所有人的用词都是「story」，你要找的「story」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新闻专业做得更系统了之后，它还是关于故事的。”
抛开新闻、媒体，对他来说，一切都是为了故事，这既是他的爱好，如今也做出了一些成绩。而在个人之上，「收集故事」本身，也一定有其他意义。
“如果你听几十年，上百年以前的人讲他们那时候的故事，难道你会没有兴趣吗？至少我会非常想听。”
一段声音故事，收集人类的讲述，与文字相比，多了语调、口音，更能表现出喜怒哀乐的情绪；同时也可以记录了人们的说话方式，语言体系。
这算是给他现在正做的事，冠以的最为宏大的意义了。而从这一年大家的经历来看，那样「为了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已经可以在特殊背景下有所实现。
因为「五个武汉人的封城日记」，寇爱哲接受NHK采访
去年春节前，疫情突然爆发。大年初一早上，寇爱哲的团队开始考虑要不要做些什么。
之后的采访也在方方面面跟进，从方舱医院的医生，到确诊患者，社区工作人员，被疫情耽误的癌症患者……
如果说之前的故事都只是散落在各处的片段小记，这种相同背景下的讲述拼凑在一起，好像会更能理解寇爱哲想要达成的口述史，也并非只是形式大于内容的简单人类关怀。
而对于听众，或者所有人来说，即使「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从他人的故事中也总能获取共情，包括寇爱哲自己。
在一期名为「我的宝宝不必争抢好胜，就让她普通地长大」的节目中，受访对象是一个经历过自己孩子夭折的女生。从怀孕到孩子离世，她持续在网上记录自己作为母亲的感受。“不是什么猎奇的故事，就是非常普通的个人经历。”
寇爱哲去上海找到她，却发现自己平时的工作方法完全不奏效。打开话筒，说不了几句话，对方就泣不成声，无法正常表达。
最后的呈现方式，改为那位母亲对自己之前日记的片段朗读。过程中，寇爱哲也始终强忍泪水。
他自己的孩子如今15个月大，在成为父亲之前，他一度觉得那些对孩子类似「开心果」「宝贝」的称呼未免过于肉麻。
“但我现在看我儿子，就是这种感觉。他朝我笑的时候，真的可以消解一切不开心。只有经历到，才会发现，你的表现完全是和大家相同的。”
有网友说，故事FM挑选的对象大多在讲述自己的苦难，怀疑会给那些人造成二次伤害。但还是托尔斯泰那句有些老套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各类投稿中，想要倾诉负面情绪的人，占了大多数。
“中国人讲究报喜不报忧，不提丧气事。他们在生活中很难讲给别人听的那些事，算是在我们这里找到了渠道。”
而从他人的经历甚至是苦难中获取力量，也并不可耻。无论讲述者或倾听者，人们在故事里审视，思考，得出「自己并不孤独」的结论，也算是「收集故事」最简单的意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