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英雄》入围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国家机密》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中篇小说排行榜”。曾获辽宁文学奖、辽宁优秀青年作家奖、《小说选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作家》金短篇奖等。著有小说集《国家机密》《英雄》《特务》《秘密生活》等。
写罢短篇《蝴蝶发夹》，最让我释然的是字数不长——八千多字。其实也不短了，只是在短篇小说通胀的当下，短篇不过万字，就算是苗条。
写长篇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堪比把短篇写短。有句谚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写作则不然，尤其短篇，应当“有话则短”。
但是，以上种种的人物关系与矛盾冲突，我在本短篇里都小心翼翼地写到了。所谓小心翼翼，是必须写到的同时又要极尽克制。有时就是一笔，但却是反复推敲、无比凝练的一笔。它构成了小说里主要人物的生活环境与成长氛围，其重要性如同大地与氧气。对于这些人物——姑且称之为次要人物吧，我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编织他们，不追求首尾呼应，不考虑形象完整，却希望由此展示出生活的质感和痛感。同时，我倾心塑造了“我”这个形象。把一个工具性视角的“我”的心理演变，完整细致地刻画出来，形成了与李刘爱情故事并置的另一个副线故事。这个副线的故事写得并不完整也没有必要完整，但是有心的读者却能品出其中的复杂滋味。
这就是我希望的“有话则短”。“有话”是前提，“则短”是方法，是对“有话”的压缩、剪裁与提萃。小说是以小搏大的艺术——这个大，当然不是指篇幅，也不是指主题的深刻与思想的独特。小说之大，是意境的呈现，是意蕴的形成，是气象的营造，是滋味的弥漫。说到底，这是一个小说美学的问题。西方有“冰山理论”，中国传统美学在这方面更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样的审美追求，本小说尚未抵达的，姑且就算是我的小说理想吧。
年轻时写作，生猛与急切写在脸上与纸上，恨不得把短篇写成匕首，精致而锋利。现在反思，精致却也雕琢，锋利却也刻意。现在写作，尤其是短篇，希望写得含蓄一点，内敛一点，甚至笨拙一点。把想清楚的故事，写得不那么清楚，在我看来是一种能力，是一种“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境界。
写作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做加法，如同添砖加瓦，但是心里却分明感到，写的过程也是失去的过程。而那些失去的，可能正是你最想表达的。就像屋子盖好了，五个立面，窗紧门严，你呆坐在方方正正的屋子里，会不会觉得有什么东西被规范了、束缚了？嗳，这其中的分寸与奥妙，说不得，也说不清。
蝴蝶发卡
1
让你别去你偏去，看吧，事儿来了。媳妇说。
接下来，一连几天，李刚都是一大早发来问候。我觉得烦，便点开消息免打扰，屏蔽掉提示音。
一个月后，同学群消停了。连早先的天气预报、国际时讯、营养保健和打折促销的帖子也没有了。我注意到只有李刚在坚持。每天都发表情包，上班打卡一样规律。只是这种没有呼应的“打卡”，就像是自己问候自己，坚持了三个月，也踪影皆无了。
但他却一直给我发。
他的表情包，都是网上常见的：花里胡哨的花朵配上问候文字，诸如老同学早、万事如意、平安是福、让世界充满爱之类的，俗套的问候犹如一块块肥腻的红烧肉。这样的问候有必要回吗？怎么回？我又一次想把他拉黑了，但是转念一想，拉黑了，证明我看到了，不如就这样吧。
不拉黑，也是念及旧情。初二我摔伤了腿，李刚主动提出接送我上下学，每天骑自行车到我家门口，支好，扶我上车。这种事，被班主任和学校定义为“学雷锋，做好事”。只是“好事”仅持续了一周，车技欠佳的他就给我摔了一跤，班主任得知后，立马换了一个同学接送我，毕竟，想“学雷锋”的不在少数。
这样回复，有点小小调侃。片刻，李刚就回了一个表情包：一个少先队队员在敬礼，胸前的红领巾还在微微飘扬。其实，乍一回复我就后悔了。这不等于说我收到了他的问候而不回复吗？所以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回他一个字。
2
我所在的县城，办事找人是一种积弊，能找到人是一个人能力和地位的体现。这时我已经后悔了，不该去参加这个聚会。只是，同学既然开口了，能办就尽量帮忙吧。于我，既是同学情谊，也算是分内工作，权当为人民服务了。帮了几个忙之后，后果就出现了。被帮忙的同学，一定要答谢我。我所办之事，大都是举手之劳。这一答谢，就把同学感情庸俗化了，弄得我心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有一个同学，不顾我厉声拒绝，下班时跟踪我，把两只宰杀干净的大骨鸡放在我家门口，还写上他的名字。我早上一推门，只见门口的两只鸡和融化的一摊血水……我家住在一楼，这让上下楼的邻居怎么看我？
所以李刚这么做，我觉得一定有所企图。
但是李刚啥也没求。人家说想我了。
我们中学特别普通，当年考上大学的也就“凤毛麟角”的几个。这次聚会，我本无意参加，但是得知班上几个“出息的”都不参加之后，我反倒觉得自己必须得去了，哪怕点个卯。在医院工作的媳妇深为同学聚会所累，劝我推辞掉。我说我是班长，不去不合适。
后来，我发现还有一个同学也断断续续给我发送过问候。这个同学叫刘艳。她给我的印象，除了会跳《阿里山的姑娘》，再一个，就是跟李刚好过。刘艳给我发送信息，没有李刚那么频繁，大都在周末和节假日，都是些祝您健康、节日快乐什么的表情包。
3
片刻，李刚就回了我一张图片——一个小胖子做出加油的动作。我呢，顺手就把这张图片，回给了刘艳——扯平了。
故事从这一刻才算开始。
在这个游戏里，受益者是我。这让我每天都有一种宽厚大度或者礼贤下士之类的感觉。此外，我也想印证一下媳妇的话——他们是不是无利不起早，这是在她嘴边转悠最多的话。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潜意识里我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只是这层意思如此微妙与深藏，很久以后我才有所领悟。
因为李刚和刘艳是我们班最有故事的一对儿。
当年，早恋是校方明令禁止的。班上几对儿好上的，都是偷偷摸摸在校外约会，上课时对个眼神，放学时在门口磨磨叽叽而后结伴同行，周末看个电影，黑暗中拉拉手，已经是了不得的壮举了——哪像现在的学生，听说都直接开房了。在为数不多的几对“鸳鸯”里，李刚和刘艳是比较高调的。上学和放学，李刚总骑着那辆歪歪斜斜的自行车——就是把我摔了的那辆，后座上侧斜着喜滋滋的刘艳。瘦小的李刚欠着空荡荡的屁股，脑袋前扎，像一把拉满的弓，把车子骑得一冲一冲的，这样后座的刘艳就不得不死死揪着他的衣服了。遇到同学，李刚就会加速，把铃铛打得像上课铃，此时身后的刘艳就会惊恐地揪着他后腰，缩着头，抵着他后背，嘴里哎哟哎哟的，不知是表扬还是批评。那时刘艳个头不高，头发浓密，扎了个高耸的马尾辫，别着一个巴掌大小的蝴蝶发夹。发夹是塑料的，鲜艳明亮。马尾辫在脑瓜后面一波一浪的，蝴蝶随波荡漾宛如冲浪，要多浪漫有多浪漫。
这样的浪漫岂能逃过老师的火眼金睛？学校马上给出定性：这是对教学秩序的破坏，这是对规章制度的挑战。高考在即，此风不可长，此风必须刹。定性有了，措施就跟上了。班主任把李刚刘艳两人拎到办公室。办公室门大开大敞，两人成绩单摊在桌面，班主任的食指在成绩单上敲来敲去，训斥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走过的学生们都放慢脚步，脸上闪现着或隔岸观火或幸灾乐祸的愉快表情。
接下来还有更扎实的举措。原来李刚和刘艳是前后座——刘艳在前，李刚在后。现在，班主任把李刚和刘艳分别调整到教室最后一排的两头，一个在哈尔滨，一个在乌鲁木齐。
即便如此，李刚和刘艳依然顽固到底。有学生打小报告，说放学后刘艳依然坐李刚的自行车，而且走的也不是回家的路线。班主任甚至掌握了刘艳头顶的发夹是李刚送给她的生日礼物。震怒之下的班主任把双方的家长都喊来了，在学校会议室开了个会。教导处主任也出席了，阵容很强大。
李刚又矮又瘦，外号就叫猴子。李刚爸一听，当即就指着刘艳妈的鼻子开骂。
会议室乱套了，直到保安过来，场面才算平息。会后，李刚即刻被调换了班级，去了楼下的高一五班。
我们几个班干部也被拎去列席会议，所以我得以目睹整个事件过程。班主任批评了我们不讲原则，对少数同学的不良倾向袖手旁观，从不向他反映问题，以至于看着自己的同学滑向无底的深渊。那一刻，我真的看清了班主任这个老狐狸的老谋深算，因为在座的一个同学就经常向他告密。现在，让我们列席会议，连我们一起敲打一下，既起到了警示作用，又保护了自己的小耳目。
调班后，班主任也没放松警惕。利用课间或放学的间隙，他几次找同学拉呱——其实就是摸底，打探李刚和刘艳的动态。自然了，班主任也不会放过我这个班长，他好几次在我面前拐弯抹角地刺探情报。
你是班长，你有责任向我汇报班上的动态。几乎每一天，班主任都如此叮嘱我。
汇报？在我看来就是告密。告密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学期没结束，李刚就休学了，不念了。成绩在那摆着，考大学无望。他爸让他跟着自己去大菜市摆摊儿去了，早点进入社会，早点挣钱。
那是我们高中的最后一个冬天，乌鲁木齐走了，剩下哈尔滨待在冰天雪地里。蝴蝶发夹没了，她也不扎马尾辫了，头发随意披着，整个人矮了一截。直到这时，班主任方才如释重负。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小的年纪，谈什么恋爱？你们现在的主要精力，就是学习！
那时候，我们特别熟悉“语重心长”这四个字。只要是老师说的话，只要是父母说的话，我们都会使用这个成语，好像这个成语是专门给他们准备的。况且，跟我说这个话的人，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