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在参观过程中，一本1920年9月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尤其引人注目，总书记在此驻足，仔细端详许久。
在得知这本珍贵的革命文物是由一位共产党员的父亲藏在儿子的衣冠冢里才得以保存时，习近平总书记连称很珍贵，叮嘱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继而问起了那位共产党员的故事。
下面，档案君就来讲讲这位传奇的共产党员和他父亲的故事。
1928年，冬。宁波，霞浦镇。
靠种田兼做厨师为生的张爵谦从长山岗上下来，神色哀戚。他刚把自己儿子静泉和儿媳顾玉娥合葬在一起。
同乡们纷纷感叹：老张家没福气啊。前几年，静泉的媳妇没了，连个子嗣都没留下。如今，静泉长年漂泊在外，没想到而立之年也没了。老张白发人送黑发人，可怜呀。
但是，慨叹人生无常的乡亲们并不知道，合葬墓里，张静泉的棺材是空的。
张静泉故居。图片来自浙江新闻网
夜深人静，张爵谦辗转反侧，在心里反复念叨着儿子静泉：你托付的事情，爹帮你办好了。爹等着你回来!
年纪轻大作为
张静泉，谱名守和，又名张人亚——“人亚”是他参加革命组织后自己改的名字。
张静泉。图片来自中央档案馆
张静泉出生于宁波市镇海县霞浦张家祠堂后面的一个宅院内，是家里七个孩子里唯一读过中学的。那时，他家里并不富裕，但为了让孩子有出息，老父亲还是咬了咬牙，克服困难送儿子去了镇海读书。
1913年，15岁的张静泉为了分担家累，辍学到上海一家金铺当学徒，但当时金店银楼业工人的月收入远低于上海的平均工资，生活十分艰难。
为争取更好的待遇，铺头上仅有的知识分子张静泉挺身而出带领工人与资本家谈判，并且大获成功。这使得张静泉在上海声名远扬，进而引起了早期中共组织的注意。
1921年，张静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上海最早的几个工人党员之一，他也是第一位宁波籍的党员。
小纸包大秘密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一系列重要决议案。
会后，党中央印了一批小册子，把党章、决议等共计十个文件印在册子上发给党员。张静泉也拿到了一本。
中共二大党章(中央档案馆提供)
1924年10月，张静泉奉调赴苏，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白天上课学习，晚上站岗放哨，周末参加义务劳动。学习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一些革命领袖的著作如《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他对这些书籍爱不释手、一读再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一个人身上若被搜出与共产党有关的文件，便会引来杀身之祸。
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的张静泉，平素喜欢看书，有意识地保留了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等重要物品，面对随时可能使其身份暴露的心爱之物，张静泉实在无法下手将其焚毁，可上海又没有地方放置。思忖再三，1928年冬天的一个午后，张静泉冒着巨大风险，把一批资料悄悄“偷渡”出了上海，托付给了宁波老家的父亲张爵谦。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的封面与内页印章上，印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字样
张爵谦搞明白状况后立马就紧张了起来，问儿子该把这些“违禁品”藏到哪儿去。可张静泉行色匆匆，只告诉父亲“到时再说”。
那时的老父亲未曾想到，年轻的儿子早已是大刀阔斧整顿队伍、数次顺利完成护送中央领导人任务的“老江湖”。张静泉的“交通科”负责内部秘密联络沟通，更是责任重大，他一刻也不在家中多留，趁着夜色匆匆返回了上海。
儿子甩下“烫手山芋”走了，可老张睡不着了。几番忖度，他终于想出一计。
几天后，邻居们得知：老张的二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毫无音信，怕是已经死了。
满腹心事的父亲在霞浦镇东面的长山岗上为儿子儿媳修了一座合葬墓穴。谨慎的张爵谦甚至没敢将儿子的全名刻于碑上，只刻了“泉张公墓”。
张静泉衣冠冢的墓碑。图片来自党建网
说是夫妻合葬墓，实际上，张静泉那一侧是空棺，里面放的正是那些材料!
入殓前，老人家用油纸把儿子千辛万苦从上海带回来的党的珍贵资料精心包好，悄悄地藏在了棺材里面。儿子的秘密就这样被尘封进了尘泥里，静待开启。
遂儿愿大贡献
老父亲一人苦守着重大的秘密，苦等着儿子回来，等着听他怎么说。
但那晚匆匆一别，静泉就再没回来过。
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直到新中国成立，张静泉也再没回来。
老父亲深感自己已时日无多，心焦不已，就叫三儿子静茂在《解放日报》连登了几期寻人启事。可无人回应。
张静茂刊登的“寻人启事”。图片来自党建网
1950年了，全国都已基本解放了，二子静泉依旧杳无音信。
张爵谦老人有些不安：静泉可能真的没了。
既然静泉可能再没机会把珍贵的资料交给共产党了，那自己有生之年一定帮儿子完成这个任务!
张爵谦挖开墓穴、打开棺盖，这批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终于在20多年后“重见天日”。
老人亲手将这批珍贵的资料取了出来，叫三儿子静茂把一张在房间里挂了近三十年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的照片摘了下来，一起带到上海交还给共产党。
1952年7月初，张静茂将部分文件、书报捐给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
1955年，老父亲张爵谦去世。老人走得无憾却又抱憾。无憾的是，他兑现了对儿子的承诺，妥善保管了极为重要的党史资料并完璧归赵。遗憾的是，自1928年一别，27载，儿子杳无音信，生死未卜。
1959年，张静茂又把其余文物捐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国家给张静茂报酬以表感谢，他却分文未取。
张静泉生前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共有26件之多，其中16件为一级文物被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收藏。在这16件一级文物中，那本1922年仅刊印了200本的党章赫然在列，还有一本《共产党宣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译本之一。
途病亡大无畏
那么，张静泉后来到底怎样了
1929年7月，张静泉受命在芜湖等地秘密从事为党中央筹集活动经费的工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静泉离开芜湖，前往瑞金。在中央苏区，张静泉先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副手。1932年6月，他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发行部部长，继续代理印刷局局长，出版、印刷与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书籍。
环境危险、条件艰苦、精神紧张、工作繁重，张静泉积劳成疾。
1932年12月23日，张静泉带病从瑞金赴福建长汀检查工作，两地相距近百里，中间有好几座高山，他病弱的身体早已无法负担长途跋涉，最终于途中憾然离世，时年34岁。当时环境恶劣，通讯不畅，殉职后的张静泉埋在何处，时至今日仍不得而知。
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报刊发《追悼张人亚同志》，图片来自党建网
直到2005年，张家的亲属与后辈们才凭借这份报纸得知张静泉后来的下落。
此时，距张爵谦老人离世，已过去了整整五十年；距张静泉离世，也已过去了七十三年。
那一座空坟，密藏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宝贵财富;这一段故事，封藏了一位共产党员的一片赤诚。
我们无法忘记，在危急关头，张静泉首先保全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他用生命将信仰珍藏，他用信仰捍卫着共产党的永不熄灭的红色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