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文化要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
中西文化冲突
1.3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1.4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二
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使全人类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代为具有应用性、艺术性和科学性等特征的谈判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天地。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贸易和对外交往将日益频繁，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外贸、外经、外交谈判也越来越显示其在社会、政
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本文试图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国际商务谈判的内在规律，寻求加入WTO后我国涉外商务谈判的方
法和策略，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一、西方现代谈判理论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直接或间接地跨进了谈判领域，英美等国仅商务谈判人员就占人口的5%以上。谈判学在西方现代管
理教育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美、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企业和科研机构，都把谈判学
作为培养现代政治、经济、管理、外交、政法、教育等人才的重要课程，有的国家还成立了全国性的谈判学会。在西方激烈的竞争和特定
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谈判理论，其原则与方法日趋完善和系统化，日益显示出其对谈判实践的指导作用。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尼尔伦
伯格的谈判需要理论。在与科罗合著的《HowtoReadaPersonLikeaBook》和他自己所写的《TheArtofNegotiating》中系统地
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约翰·温克勒的谈判实力理论代表著作是《bargainingforResults》；费希尔、尤瑞、雷法等人共同提出的原则
谈判法（Principlednegotiation）；卡洛斯的《TheNegotiatingGame》，从美国人的观点出发，主要研究谈判中策略的运用；等等
其中的原则谈判法被誉为西方谈判理论的集大成者。原则谈判法的主要内容由四大部分构成：第一，始终强调在触及实质问题时，人
与问题一定要分开分别处理；第二，主张谈判的重点应放在利益上，而不是立场上，因此必须随时把握住谈判各方的利益，尽量克服立场
努力避免或削弱各方利益上的冲突，为对方谈判者主动提供某些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提案的机会；第四，坚持客观的标准，谈判者应设法引
入尽可能多的具有科学优点的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不容易受到非难，而且以客观标准而不是以主观判断来解决问题，
沟通和交际会更加顺畅；通过对客观标准的引入及其应用来逐步达成协议，有利于提高谈判效率，减少无谓的争执。纵观西方谈判学的研
究和实践，除了对谈判本身固有规律的研究外，还特别注重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观念、传统与习惯对谈判活动的影响，特别针对东方文
化提出了一系列的谈判方略。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加以重视的。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对谈判活动的影响
涉外商务谈判的已方优势首先来自于对对手的了解，并且能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的长处，制约对手的长处。搞好谈判，除了谈判者的
个人气质、谈判心理因素外，在不同的文化观念、国家制度等影响下形成的谈判习惯及体现在这些习惯中的谈判作风，对于谈判活动的成
败，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和交往关系，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正确认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及其冲突，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西方文化冲突在谈判中的体现
不同的文化特性往往集中地体现在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上。所谓国民性，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共有的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观念、价值判
断和行为方式上，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特性。国民性形成的基础就是其特有的文化根基。中西方由于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的不同，在谈判过
程中对问题的看法往往容易产生对立或误解。中国的国民性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十分看quot;而子或者说体面。在谈判桌上，如
果要在体面和利益这二者中作出选择，中国人往往会选择体面；而西方人则不一样，他们则看重利益，在体面和面子二者中会
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中国人对于谈判的结果是否能为自己脸上争光，看得十分重要，以至有的西方谈判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告诫在
和中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利用中国的这种国民性。很显然，只有正确地认识并妥善地把握中西方存在的国民性的差异，才能有效地帮助
我们及时地纠正自己的缺点，强化自身的优势，利用对方的缺点，瓦解对方的优势。
在国际谈判的领域，中西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思维差异。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常以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而自豪，这种自豪感使中国人富有浓烈的民
族感情、宏放的气魄和极强的爱国之心，这对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历史悠久，文化昭昭，也往往容易产生一
种自傲的偏见，形成一种面子，使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甚至固步自封，这种面子心理甚至渗透到几乎所有的领域。英国谈判学家
比尔·斯科特在他的谈判学著作中曾对此作过专门分析，他说：中国人极重面子，在谈判中，如果要迫使中国人做出让步，则千万注意，
不要使他在让步中丢面子但又决不准别人当众说出来给了他的面子，否则，也会使他感到不自在。
美国人卢西思·W·派伊在他的《谈判作风》一书中指出：用帮助中国人得到面子的办法可以得到很多东西。任何时候，如果不给面子，
就可能造成损失。看来，西方人对我们的面子观念还是看得比较透彻的。我们能否在谈判领域乃至所有的领域克服自身的偏见，是我们
能否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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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交流中的文化碰撞与融合吃完拉
中西方交流中的文化碰撞与融合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卫生学校邱尚瑛（150010）
哈尔滨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邱冬运（150040）
【摘要】在中西方交流中，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而常导致在交际中出现误区。本文首先从中西方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在中西方交流中注意文化差异、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对跨文化交际进行了阐述。指出语言与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之间相同或相似的语言形式常传达不同的信息。因此，在中西方交流中应该注意两种语言间的文化差异，避免在交际中出现误区。同时，作者还指出，我们在中西方交流中，不仅要承认差异、理解差异、还要学会逐渐适应差异。将对方文化融入自己的母语文化中。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跨文化交际。文化融合
语言与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不同民族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同的语言形式常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传达不同的信息。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为了用所学语言进行交际，当我们在学习这种语言的发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时，必须同时了解这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否则往往会由于缺乏对该语言文化背景的了解而不能正确地使用这一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本民族人进行交际时常常会出现误解，甚至出现尴尬（embarrassed）的局面，在交际中产生误解。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常会出现交际上的误区。因此，我们应该了解、掌握西方的语言文化与汉语文化之间的差异，懂得所学语言的文化蕴义，有意识地注意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增强跨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努力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避免在中西方交流中出现误区。
1.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文化差异的表现
语言与文化是密切联系的，交际是通过各种语言（包括非语言）形式完成的，文化上的差异必然反映在跨文化交际中。因此，在中西方医学交流中应该注意西方语言与母语之间在交际中存在的差异，注意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而导致在行为规范方面、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1.1日常生活方面：中国人与英、美人在日常交往中存在诸多的差异，如：打招呼、聊天、拜访朋友、待客、约会以及待人接物等都有所不同。
情感表达与接受赞美：中国人委婉、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不直接表白；在得到赞美时常表现得很谦虚，内心接受，不正面承认。在接受赞美时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用词上有明显的差异。当有人夸奖某人英语发音好或是英语讲得不错时，通常得到的反应是：“No,no,myEnglishisverypoor.”（“不，不，我的英语很差”）。而按照英美人的习惯，回答应该是：“Thankyou.”（“谢谢”）。在中国人看来谦虚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英美人截然相反：他们会坦率、大方、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得到赞美时的表现是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认为赞美是真实的，理应接受。另外，当英美人在接受了某人的帮助时总是说：“Thankyou.”（“谢谢”）；中国人这时常会说：“It’smyduty.”（“这是我应该做的”）。此时西方人会误解为中国人帮助他是责任和义务、是出于无奈，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按着他们的习惯应该回答：“It’smypleasure.”或是“Mypleasure.”（“我很愿意帮您忙”）。
1.2教师的表现：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经常有中方学者或教师到西方去讲学或学习，西方学者或教师到中国来讲学或学习。由于中西方的传统与文化的不同，在学术交流中常会出现某些误解。例如：中国教师表现出为人师表的形象，庄重、严肃，言谈举止中常带有教师的尊严，从着装上也比较讲究传统、正派，师生关系相对比较融洽，但是界限比较清楚；课堂上纪律严明，要求学生认真听，认真记，教师提问、学生回答。
外籍教师着装比较随意，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师生之间无拘无束，平等相待；课堂气氛活跃、和谐，请学生回答问题时允许学生交头接耳、大声讨论，还让学生随时提出问题。由于中国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中国学生的课堂表现很难让外籍教师理解，学生在课堂上的拘谨、听话、不好意思回答问题等表现常会被误解为不喜欢外籍师的课、或者没听懂其授课内容。
1.3个人价值观念：中国人总是认为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强调的是社会群体的统一和认同，群体中的每一员都要符合整个集体的要求，虽然承认个人的作用，但是更侧重群体的力量以及个人和群体、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集体的事情就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事情也会得到集体的关心，朋友之间没有隐私。因此，我们提倡的是相互间的支持和对集体的责任感，强调的是集体价值观。
西方人，特别是英美人的个人价值观念与我们不同，他们强调个人的作用（即：individual）肯定自我、表现自我、发展自我。他们主张个人的一切不受他人干涉，中国人打招呼的常用语和聊天的通常话题被认为是个人隐私，是无礼的表现。所以，英、美人主张个人不受任何他人的干涉，自由选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提倡个人价值至上。
1.4语言词汇方面的差异：由于文化不同，语言表达的含义不同。以英语为例：
意思相近、形式不同：如：“掌上明珠”：“Appleofmyeyes”（眼睛里的苹果/瞳孔）。“无风不起浪”：“Wherethere’ssmoke,there’sfire”（那里有烟那里就有火）。
用词相同，褒贬意义不同：地主（贬义）；而“landlord”（无贬义，指土地与房屋的拥有者）。农民（无贬义）；而“peasant”（虽然也可以翻译成农民，但是有贬义、低下、卑贱、被人瞧不起的含义）。事实上，英语中的农民应该用“farmer”（农场主或农场工人）。狗在汉语中总是贬义的（如：狗急跳墙、狗头军师等）；而dog（无贬义）：“Agaydog”（快乐的人）,“Aluckydog”（幸运儿）,“Everydoghashisday”（人人皆有得意时）。
色彩相同、意义不同：红色（汉语含有褒义）：象征革命、喜庆、进步。而“red”（有贬义，更多是褒义）：常指暴力、流血、不贞洁。黄色：含有淫秽意义（如：黄色影片、黄色书刊）而“yellowjournalism”却是有轰动效应题材的新闻（不是黄色新闻）。绿色：开绿灯，指做事顺利、畅通无阻。而“greenhand”,“greenasgrass”是指“生手”、做事没经验。从上述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日常生活、行为规范以及个人观念等许多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也存在诸多差异。我们必须注意由于语言文化的不同在东西方医学、文化交流中容易引起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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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跨文化交际即涉及文化、又涉及交际。“文化是指特定的群体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一个群体的思维方式、言谈举止及各种行为（Culturereferstothetotalwayoflifeofparticulargroupsofpeople.Itincludeseverythingthatagroupofpeoplethinks,say,does,andmakes.）”；交际是指人们之间进行的的交流与交往。而跨文化交际就是指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之间进行相互间的交流与交往。中西方医学交流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因此，我们在交流中必须注意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同文化，不同国度之间的不同交际手段，有意识地注意该语言与母语间的文化差异。
西方学者在中国常会遇到一些令他们费解的用语，特别是某些非常地道的、表示感谢的用语。例如：当一位西方医生在朋友的邀请下为一位中国人检查身体，做完体检后常常会听到“给您添麻烦了”或“让您受累了”这样的感谢用语。对前一句话，他们会借助于词典翻译成“Thathasaddedalotoftroubletoyou”。这在西方人看来是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非常不礼貌。本来人家很愿意帮助你，并没有认为是“麻烦”，而中国人却说是添麻烦。对于“让您受累了”会被西方人理解为“Ihavemadeyoutired”，并且西方人会认为这是说话人在嘲笑对方。因为我让你很累了，而我却一点都不累，说明我的能力比你强，你不如我。
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表现”中提到了中西方人对接受赞美的不同表现：中国人常常表现出一种“谦虚”，西方人对赞美欣然接受。对中国人的谦虚态度，西方人大为不解，因而在交往中常表现出一系列的文化误解和冲突。英语中的谦虚是“modest”，其含义是减少对自己的赞扬，不是贬低自己。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谦虚”是故意过分贬低自己，不真诚，给人的是不真实的感觉。由此可见，虽然“谦虚”的对等词是“modest”，但是实际语用含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国人应尽量避免使用容易引起误解的语言，或者在使用时加以解释说明，以便使对方理解该语言的含义并了解汉语文化、接受由于文化不同所形成的差异。
上述例子说明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是文化、信仰、价值观的表达方式。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性，每一种语言都有相应的特定文化。因此运用语言的过程也是学习这种语言文化的过程，我们要在使用某一种语言进行交流时注意这种语言的特定文化，注意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同时还应注意把母语中的文化蕴意适时地传达给对方，使自己和对方都能尽量正确地运用语言，在实践中学会有意识地对两种文化进分析、比较，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承认、理解文化差异，相互适应、融合对方文化
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要不断提高跨文化意识，尊重对方文化，承认其合理性，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对方文化，并学会相互间理解对方文化与母语间的文化差异，逐渐适应并接受这种差异，学会将母语文化融入对方文化中，将对方文化融入母语文化中。
为达到这一交际目的，应该积极地参与到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建立相互间的信任感、采取改变自我的态度，努力学习对方文化，努力适应对方文化，避免自我文化的优越感。在接受对方文化的同时，要努力排除母语语言文化的干扰，学会理解和接受对方文化的交际原则、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学会将词语置于目的语文化环境和实际交际环境中理解其文化涵义和交际价值，注意进行目的语和母语词语的语言概念意义的对比。不仅要正确了解所学词语的语言意义，还要正确理解其文化涵义，学会在实际交际中正确、得体地运用所学的词语。
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度见的语言文化不同，人们的看法、行为和表现必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我们要想做到真正理解文化差异、承认文化差异，并且正确对待文化差异，就必须具备跨文化意识，主动自觉地做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之间能相互适应不同的文化。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要充分了解文化的特性，排除各种干扰，不断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
事实上，由于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对外宣传与交流的迅速增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表达具有中国独特事物的英语词汇大量涌现，形成一种被国际承认的、符合英语语言规范的中国英语。如：改革开放—gaigekaifang(reformandopen);希望工程——hopeproject;新生事物——xinshengshiwu(newlythings);饺子——jiaozi;五好家庭—wuhaojiating(thefivegoodfamily)等词汇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对等的词组，通过这些词组，正在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国际交流工具，并且融入英语语言。我们在将中国独具特色的语言融入英语的同时，也在吸纳大量的英语语言文化。如：现在年轻人的打招呼时很少用“你吃了吗？”、“你去哪儿了？”这类的用语，取儿代之的是“Hi”、“Hello”；分别用“Bye-bye”；同学、朋友聚会称“Party”；听到人家赞美时不在不好意思地说一些谦虚的词语，取而代之的是“Thankyou”；帮助别人后被感激时也会说“Mypleasure”。甚至有些词语已经成为汉语的一部分。如：沙发、沙龙、黑客、拷贝等。
然而，我们在交际中还应该尽量注意避免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引起的英语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负迁移作用。在用对方语言进行交流时尽量避免生搬硬套，学会用对方语言进行思维，学会理解并主动吸收对方文化。
因此，中西方各国间在交流中由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相互间的碰撞而引起某些误区，又通过相互承认、理解对方文化并相互吸收对方文化，在保留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使各国间逐渐形成多元文化，以达到相互间的融合。
总之，在学习第二语言的同时，要掌握了解其语言文化，培养对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避免出现交际误区，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从而成为跨文化交际的成功者。
主要参考文献
1.胡文仲：1988，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andWhatItMeanstoUs
2.李瑛：《文化因素对词汇理解的干扰》，《国外外语教学》，1998-4，34。
3.LongmanD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1978，
4.Dr.BillBrown:AnIndividualistAmericaninSocialistChinaBarrierstoSino-U.S.Friendship.《英语世界》，1997-1，9。
5.邱尚瑛：《英语和汉语在表达上的差异》，《中等医学教育》，1998—6，7。
6.邱尚瑛：《跨文化交际与英语教学》，《中等医学教育》，2000—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