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交往了7年的女朋友，无子女，少存款，亦不养猫狗
舒国治
1952年生于台北，原籍浙江。1983至1990年浪迹美国，此后所写，多及旅行。文体自成一格，常人忽略的清苦生活之美，最受他咏颂。著有《理想的下午》、《门外汉的京都》、《流浪集》、《台北小吃札记》、《穷中谈吃》等。
58岁的舒国治还背着双肩包，高而且瘦，走路有些摇晃。对我来说，坐在街角的小咖啡馆，隔着玻璃看见采访对象在阳光下带着愉快微笑冲我走来，无疑预示着一场胜利。这是一个记者的理想的下午。但对于阳光下正向我走来的舒国治，理想的下午却另有定义。
最会玩、最懂吃的人
朋友梁文道说，他所认识的“最会玩、又最会讲故事”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阿城，一个是舒国治。阿城是内敛型，舒国治则是潇洒的博物学家，天文地理无所不云：去喝酒他给你讲酒，吃葡萄他谈论葡萄，万事万物皆是话题，让人听下来不知他读过多少卷书，行过多少里路。
人称“台版蔡澜”的舒国治还被公认为台湾最懂吃的人之一。自美国返台，他没在家中开过一顿伙，一日三顿，多是在排档、小摊、食肆。这样一吃吃了20年。几百篇小吃专栏，后来印成了《台北小吃札记》和《穷中谈吃》，不但外地游客按本索骥，台湾本土人都奉之为觅食指南。
舒国治曾带梁文道去台北的“坟场”。那是个阴森古怪的去处，梁文道喝到了上好的红葡萄酒，并佐以口感醇厚的牛肉面。“这两样居然能一起吃？”梁文道惊到了。
虽然为“舒哥”在内地的第一本新书作了序，但他并非舒国治的同道中人。舒国治说，“我常常邀他一起出游啊。可他不去，他连坐火车都要赶稿的。”这是两个不同节奏的人，梁文道属于社会机器的高速齿轮部。
按“舒哥”的理论，这或者是因为梁文道在1970年代出生，那时，舒国治正在度过他悠长的青春。只有那些在1950年代出生的大战后的孩子，才不怕去过那种不必做什么的日子。
“他们的时代要好到、简洁到没什么屁事需要去特加戒备管理的。这种时代不容易。有时要等很久，例如等到大战之后。这种时代大约要有一股荒芜。在景致上，没什么建设，空洞洞的，人无啥积极奔赴的价值。在人伦上，没什么严谨的锁扣，小家庭而非三代同堂，不需顾虑伯伯叔叔等分家分产之礼法。在地缘上，微有一点僻远，譬如在荒海野岛，与礼法古制的中心遥遥相隔，许多典章不讲求了，生活习尚亦可随宜而制，松松懈懈愉愉快快，穷过富过皆能过成日子。因太荒芜，人们夜不闭户。因太荒芜，小孩连玩具亦不大有，恰好只能玩空旷，岂不更是海大天大？”
大战后出生的孩子
舒国治是大战后的孩子。当时的台湾正是日本战败后的全面收复时期，需要大量公务人员、商人来接收日本人撤走后留下的各种机构。祖籍浙江的父亲带着妻女，怀着做一番事业的心思，在1946年离开上海，来到这个溽热的岛屿。
离开大陆时，他断未动过一去不回的念头，但1949年后海峡对岸变得遥远了。“当时台湾年轻人还可以考大学回到大陆，比如林海音就同时接到了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舒国治就出生在这个时候。人们操着各地方言混居在一起——会说南京话的往往有点来历，也有点时髦，他因此学了几句南京话，在40年后说给我听——同时混杂的还有文化、习俗和血统。
青年时的舒国治是标准的摇滚青年，跟金士杰、杨德昌等人都是好友。他的理想是拍电影，一心扭转当时台湾电影琼瑶当道的面貌。可惜那个时候小众的艺术片难以存活，更何况，“勤奋”从来不是舒国治的词汇，“执着”也不是。
7年浪游44州
7年的浪游里，他开着一辆二手雪佛兰走了44个州。从洛杉矶出发，先向东北，经爱荷华、怀俄明至芝加哥，再往纽约，然后向南开过宾州、弗州、南卡、北卡，到了最南部的佛罗里达，最后从东向西横穿美国大陆回到起点。没钱的时候就找个地方住两三个月，打份零工，做得最多的是在中餐馆帮人端盘子，端完了继续上路。他成了真正的流浪汉，风餐露宿中和文明社会渐行渐远。
让别人保管那些钱
去到台北，能蹭舒国治做个导游是件乐事。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和硬汉派小说大师劳伦斯·布洛克来到台湾，就把自己交给他，在大街小巷游走。他们跟他有共同的爱好：步行。舒国治懂得避开旅游指南上那些滥俗的景点，多年的浪游，使他像识途的老马，闭着眼睛也知道自己要去什么样的好景致。
他住在台北的温州街。房子很老，曾被杨德昌借来拍戏——就是电影《麻将》里张震那伙小青年昏天黑地打麻将的地方。张震的父亲张国柱比舒国治年长5岁，却叫他“舒哥”；离奇的是，儿子张震也叫他“舒哥”。十三四岁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张震也40岁了，“舒哥”却没老，优哉游哉，仿佛永远过不完暑假的学生。
常有人说羡慕舒哥的生活，却少有人有勇气去过他那样的生活。
台北闹市的古代人
舒国治一般中午出门，沿温州街向北，过了和平东路就是青田街，再远一点就是小吃店遍布、“非常有意思”的永康街。他所在的区域有不少大学，因此周围也有很多好玩的书店、咖啡店。他常常在熟悉的旧书店随便坐下，漫无目的地看书，有相熟的店主正在泡茶，他也就相陪一杯。晚上是电影、朋友的宴聚畅谈，或者独自在家听音乐。从20多岁时的摇滚，听到50多岁时的蓝调，现在他的耳朵，愿意接受更孤僻、艰涩的音乐，那是门槛更高的摇滚，仿佛升级版。
他是生活在现代台北的古代人。住的楼没有电梯，因为4楼以下爬行并不辛苦；坚持不装冷气，因为夏天就应该出汗，正如葡萄就该微酸，西瓜就该有籽；无籽西瓜和过于硕大浓甜的反季节水果对他来说都是一场噩梦。家里拒绝一切多余的东西，比如电视。像他在《十全老人》里所说的，他的理想生活是“容身于瓦顶泥墙房舍中，一楼二楼不碍，不乘电梯，不求在家中登高望景，顾盼纵目”，“穿衣惟布。夏着单衫，冬则棉袍。……件数稀少，常换常涤，不惟够用，亦便贮放，不占家中箱柜，正令居室空净，心不寄事也”。基于同样的原则，“听戏曲或音乐，多在现场。且远久一赴，不需令余音萦绕耳际，久系心胸。家中未必备唱器唱片，一如不甚备书籍同义，使令暗合家徒四壁之至理也”。他对“家徒四壁”的想法是：放弃你原来觉得非拥有不可的东西，露出更多的墙面。
舒哥的许多朋友发达了、成功了。“但我比了比，除了银行户头上比他们少几千万之外，我其实比他们更快乐。”
阳光渐渐离开窗边猩红色的3张圆沙发。在我们中间，真正度过一个理想下午的，是一只沙发上的黄猫。它脖子上系着亮晶晶的粉色蝴蝶结，那是深得咖啡馆主人宠爱的物证。人证是：它可以霸占客人的席位，以它的存在宣称平等并参与谈话。在舒国治慢条斯理、半带回忆的叙述里，这只猫蜷伏在沙发最暖和松软的部位，全程大睡特睡，间或发出一两声幸福的呼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