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自然界不确定性的视角来反观人类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复杂系统中，最为复杂的莫过于人自身。人的复杂程度使其不仅表现出自然界大量存在的自组织现象，譬如胚胎发育过程等，而且这种自组织特性进一步升级，变成了人的自主性，或者用哲学的概念称之为“主体性”。人类的自由意志决定了我们无法从第三者的视角来确定性地把握另一个或一群人的发展变化。主体性，使得“人”成了上帝掷出的最为捉摸不定的骰子。我们甚至连某个人在未来五分钟内是否还坐在那把椅子上都无法做出确定性的预测，因为决定我们的预测是否准确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我们对那个人看似科学的客观观察，而是取决于那个人自己，取决于他的自由意志。
然而，桑代克迷笼里那只狂躁的猫可没薛定谔想象的猫那么安分。桑老师那只著名的猫，以一种科学的僭妄，不断地挑战人类的自由与尊严，把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日益引向确定性的道路。
二、教育评价中的科学迷信
在教育领域，科学迷信可谓比比皆是，其中最为神话的就是智力测验了。做完一套被十分科学地称作“量表”的试卷（难得一见的“量表”，听上去似乎要比常见的“卷子”科学很多，其实差别没那么大），科学家就可以准确地测量出你到底有多聪明，或者到底有多愚蠢。不知道有多少痴迷于小蚂蚁、醉心于星空，长大想当动物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孩子，在科学的智力测验面前变得绝望。然而，科学家中敢于讲实话的总是大有人在。哈佛大学有一位犹太裔科学家，叫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JayGould，1941—2002），他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人类的误测（TheMismeasureofMan）》，并在书中对这类看似科学的测量进行了令一些科学同行生厌的批判。还有一位叫做斯蒂芬·默克多（StephenMurdoch）的，是《华盛顿邮报》等著名媒体的自由撰稿人，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智商：一个失败理念的光鲜历史（IQ:ASmartHistoryofaFailedIdea）》，也把这一领域看似科学的辉煌历史兜了个底朝天。这两本书都已有中译本，尽管其中有些翻译有待商榷。读一读这些书，比我在这里用有限的文字来说明要好得多。
在诸多影响这类看似科学的人类测量可信度的因素中，最强大、最捉摸不定的因素，就是人的自主性，或者说就是人的自由意志。面对某个人交上来的心理量表，我们不可能直接看见这个人的内心，因而也就永远无法确切无疑地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故意做错某些题目，甚至是不是故意胡乱回答了所有题目。行为主义坚信通过行为观察可以推知人的内在意识，却忘记了这些行为完全有可能是人伪装出来的。人不是猫，即便是桑代克老师的那只猫，也绝对无法和人一样，特别是无法拥有人的主体性，无法像同样作为所谓“被试”的人那样来对待测试者。这些关于人的测量，根本没有桑老师、华老师、斯老师等等坚信的那样确定无疑。这种确信，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科学迷信。
我说这些东西是教育领域的“科学迷信”，并不是说这些都是假的、不科学的，而是说它们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科学，至少不是绝对可靠的科学。认识到这些东西是一种科学迷信，主要目的不是要否定它们，而是要提醒大家小心提防这些看似科学的东西对我们的伤害。
教育测量的科学迷信对我们的伤害是实实在在的，这些伤害发生在我们众多的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常常使我们将教育错误地降格为简单的训练，进而将洗脑的成功，错误地当成了教育的成功。其中伤害面最大、对社会影响最深的，可以数得上我们伟大的高考了。
三、高考改革：如何走出“朝二暮三”的迷笼？
行为主义之科学迷信所危害的不仅仅是咱中国人，也包括它的故乡以及受到它影响的其他地方的人。然而，到了中国，桑代克那只披着科学之皮的猫，遇到了另一种牛皮无敌的空气，这种空气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曾经先进过的“科举文化”（说它“曾经”先进，意味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如今早已落后。咱不能因为“祖上阔过”而在21世纪仍然安贫乐“道”，天天逢人便乐“道”那祖上曾经的辉煌）。科举文化让桑老师的猫附身于我们举世无敌的高考，一下子如虎添翼，所向披靡，因为它通过这种文化空气获得了最为深入广泛的人民群众基础，而正如一位伟人在一篇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演讲词中曾经说过的那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种传统加科学的双重影响下，我们完全忘记了：科学的测不准原理，最适用的莫过于人。也就是说，考试，在很多时候，可能比美国总统还要靠不住。
高考的科举文化特征，已经使其成为我们国家基础教育改革最大的拦路虎，成为我们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最根本的绊脚石。对考试的科学迷信，使我们坚信“一考定终身”这种最不科学、也最不公平的人才选拔模式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以至于民众只相信这“一考”，觉得其他考核方式都会引发腐败和不公。实际上，公平与否，关键在有没有公开透明和公正监督。如果没有公开透明和公正监督，那就连最简单的抓阄都有作弊的空间。高考的科举文化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应试教育”模式，已经成了我们教育领域亟待革除的顽疾，而这一文化特征，在高考的制度层面上，又集中表现为“一考定终身”，因此，高考改革，最重要的功夫恰在考试之外，即必须打破“一考定终身”的选才模式，高考改革才有希望逃出迷笼。
有人会问，这样一来，那些平时学习不好的同学不就没有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了？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数学家、科学家，所以，关键不在于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个国家人人都成为数学家、科学家，而是要通过社会改革来调整阶层利益，让那些没有成为数学家和科学家的人，也可以体面地在这个社会上生活。还有更多的人会怀疑这种不唯考试分数是举的录取制度的公正性。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述，公平与否并不取决于是否以考试分数为唯一录取标准，而在于有否公开透明和公正监督。没有监督，什么样的高考录取制度都会滋生腐败，只不过您“眼不见，心不烦”而已。在这个公开透明的高校招生录取网络平台上，一切都记录在案，有亿万网友比高压电还厉害的目光盯在网上，一旦有人胆敢以身试“网”，监督的锤子必定落下，腐败之猫必死无疑。就中国社会的现状来看，我个人觉得，网络监督有可能成为最为有效的监督，只要我们敢于将监督的权力公开透明地交给亿万网友。对此我是确信的，至于这个认识是否是迷信，我想网友们可以给出答案。
总而言之，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存在物，因此，测不准原理在教育测量中是普遍存在的。仅靠单一的考试来选拔人才，不仅是靠不住的，也是不公平的。我们亟待建立一个公开透明、有公正监督的人才综合考核和选拔体系。改革！改革！改革！我们仍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