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缺少资质、服务质量不一……长期以来，托育行业始终处在灰色地带。
上周，由国家卫健委组织起草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征求意见稿）》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托育机构的场所、设施、人员和从业资质等方面做出规定，并提出建立托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黑名单制度，对虐童等行为实行零容忍，为托育机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下午3点，两岁的大桐刚刚睡完午觉，从卧室跑到客厅里玩耍，那里有他最爱的长颈鹿滑梯。这个位于北五环外小区里的托育机构，如今已成为他最熟悉的地方之一。
最终，她把女儿送到小区里的一个家庭托育机构，但待了几天，就发现那里条件简陋，伙食也不好，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那里同时兼顾自住和托育，“早上送孩子过去时，男主人才刚起床，穿着秋裤在屋里走来走去。”
带女儿离开后，林雅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开一家！”今年2月，林雅在小区里偶然看到一套底层两居室对外招租，果断签了合同，“客厅作为游戏活动室，主卧是读绘本和睡觉的地方，次卧用来吃饭、做手工，外面还带个小花园，可以放秋千，作为户外活动场地。”
对林雅来说，做软包、铺地垫、装新风、添置桌椅玩具等都算不上难事，真正让她犯愁的还是资质问题，“经过打听，发现不光注册托育行不通，连注册教育培训都有限制。好在居委会只是让我们提供了租房合同，检查了消防条件，提醒我们不要扰民，并没有给我们太多压力。”
就这样，林雅的托育机构在3月正式开业。“既有小时托、半日托，也有周托、月托，可以根据家长的需要来。以2岁到3岁的全日托为例，每月费用在3800元左右。”投入运营不久，林雅恍然意识到，招人远比招生更困难，“只是印了百八十张传单，在妈妈群里说了下，很快就有孩子陆续送来。可招幼师的时候，一个月都没找到合适人选，好不容易招来，也很难留住。”
相比起林雅而言，陈岚（化名）的行动更早一步。五年前，怀着二宝的她四处为大宝找托班，“要么是家庭式的，往往不稳定，要么是幼儿园，年龄又不到。”考虑再三，陈岚挺着大肚子踏上了创业之路。
“在工商注册时才知道，压根儿没有托育这个门类可选，只能按教育培训公司来登记。”2014年8月，陈岚的第一家托育机构在东五环外开业，“除了早教以外，我们还提供1.5岁到3岁的日托，从而填补市场上在这方面的不足。”
对于《标准》和《规范》的出台，陈岚坦言即使都能达到，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从上海来看，去年4月底就公布了《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但直到今年1月，上海市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信息管理平台显示，只有33家营利性托育机构通过有关部门审验，获得《依法开展托育服务告知书》，可见政策落地仍需时日，更何况现在还只是国家层面，下一步要对接到地方才行。”
眼下，陈岚并不打算扩大线下机构的规模，转而将精力投向了线上托育，“相比起一些中专学历、没有育儿经验的幼师来说，一些社区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全职妈妈反倒更适合参加培训，她们可以利用家里的客厅，结合线上课程开展共享育儿，实现互助式托育，也期待国家能够出台这方面的政策支持，调动起潜在的人力资源和托育供给。”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蒋永萍也表示，相比起上海提出的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8平方米、户外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6平方米来说，此次《标准》中给出的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户外人均面积不低于2平方米显然更接地气，“如果门槛过高，将会导致很大一部分潜在供给被挡在门外，托育需求没办法得到有效满足。”
蒋永萍认为，此次《规范》中明确的黑名单制度也值得肯定，“在过去，有的从业者被开除后，换家机构又能继续工作，今后‘零容忍’的态度将会对其有所约束，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种震慑。”在她看来，监控24小时全覆盖恰恰也是落实这项制度的配套措施，“只有在技术层面加以完善，才能尽可能确保孩子的安全。”
考虑到国情复杂，杨菊华提出，《标准》和《规范》在具体落地实施中还应体现一定的差异化，“一刀切的话，很多机构会被一棍子打死，例如当前普遍存在的家庭托育机构，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给这部分机构更多引导和帮助，也是下一步应当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