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于成都龙泉驿区，1966年高中毕业。经历两年半“文革”后，1969年1月，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我从成都龙泉驿区下乡到了四川温江县最边远的通平人民公社。当知青期间，我参加过生产队全年各种农业劳动，同时也为生产队、大队、公社做过许多文字方面的工作。下乡的第四年（1972年），公社党委把我安排到公社的畜牧兽医站，同时也方便调派我为公社做各种文字撰写等工作。三年后，我成了公社畜牧兽医站的正式职工，并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当时乡下的畜牧兽医工作者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许多城里人瞧不起，但在农村却很受欢迎，农民养的猪、鸡，生产队的牛得了病，乡下兽医去给医治好了，农民那份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畜牧兽医站之初，我不懂畜牧兽医知识，之前也从未想到过要做兽医工作，但我渐渐感到兽医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和技术。动物不会用人的语言表达，但兽医能治好动物病，全凭兽医的观察了解、知识技术和临诊经验，一点也不比做人医容易，甚至更难。我深深感受到农村和农民对兽医工作的迫切需要，兽医是很有价值的工作，逐渐我对兽医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想法寻找和购买兽医方面的书籍自学（“文革”期间，出的这方面的书很少），心想就一辈子在农村当兽医我也无怨无悔，但我一定要做一名好兽医。
1976年9月“文革”结束，10月下旬国家正式通告恢复高考。还好，我下乡时把念高中的教材都带下了乡，没有扔掉。尽管当时“读书无用论”盛行，但我还是认为，国家要发展，知识终究是有用的。那时自己年龄已偏大，如参加高考是否能被录取，心中没数，加之“文革”中父亲受到冲击，存有许多顾虑。但又一想，机会来了不抓住，可能就永远失去了。自己的高中基础还较扎实，何不抓住机会冲一下，如能上大学，好好提高一下自己，今后对社会的贡献也会更大一些。当时，白天在站里上班，晚上和凌晨煤油灯下挑灯夜读，加紧复习，到12月上旬去县城参加高考，考完后感到还基本满意。
高考填报志愿，我未去想过那些名牌大学，只想能考上就非常满足了。填报哪所学校呢？结合自己当时的情况，内心已对兽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反复查阅了招生学校介绍，发现当时四川农学院兽医专业正招生，我没有犹豫，第一志愿就填报了四川农学院兽医专业，希望自己今后能做一名有技术高水平的兽医。
考完后，我继续在公社畜牧兽医站上班。1978年2月中旬，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四川农学院的挂号信，拆开一看是录取通知书。啊！我真的考上大学了，那份激动无法用言语表达，那年我们公社就考上了两人。1977年全国共有570万考生，最后录取27.3万人，录取率4.8%。后来知道了我的考分，总分280分，当时重点高校的录取线为240分，但我没有一点对所填志愿后悔的感觉。进入四川农学院后，我在兽医77级三班，全班25人，年龄最小的18岁，年龄满30岁的两人，其中一人是我。30岁开始念本科，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77级是我国“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能上大学太不容易，大家非常珍惜上大学的机会，人人勤奋学习。1982年初我本科毕业，考上本校的预防兽医学研究生（2人之一），1984年底，我研究生毕业并留在四川农学院牧医系任教。自此，我的人生和发展就与我国畜牧兽医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二我国畜牧兽医事业的发展不断鼓舞自己前进
上世纪70年代，我国农业落后，畜牧业生产水平很低。当时猪、鸡都是农民一家一户传统养殖，一般每个农户养两三头猪、一二十只鸡，如果多养，还要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受批判被“割”掉。兽医工作主要是打“三联苗”预防猪瘟、猪丹毒、猪肺疫，鸡打预防苗主要预防鸡新城疫。猪、鸡得病后一般通过打针或用一些价廉的西药治疗；治疗牛病用西药太贵，主要用中草药。因当时农村养猪多用泔水或作物废弃物，土猪多，优良品种少，饲养周期长。四川是我国农业大省，记得当时四川全省生猪年出栏量不足两千万头。
我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之后结合在校学习，逐渐听到养殖领域一些新的名词，如“集约化养殖”“机械化饲养场”“配合饲料”“添加剂”等。从书本上知道发达国家已开始大规模高密度饲养畜禽，科学配方饲料，一个猪养殖场就可饲养上万头，甚至数万头猪，鸡养殖场可养殖数十万只鸡，机械化程度很高，更感觉我国农村的饲养方式太粗放落后和不科学，这促使自己感到要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努力掌握现代畜牧兽医科技知识。
本科四年很快过去了，尽管已34岁，但感到学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又正值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我决定报考研究生。1982年初，我考上本校的预防兽医学硕士研究生，师从当时著名的预防兽医学专家夏定友教授。夏定友教授是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高材生，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回到祖国，上世纪50年代初即被四川大学聘为教授。1957年后在极“左”年代受到严重打击，直到1979年在我的本科学习阶段才获得平反。夏先生自由后，我有幸成为他“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当时他虽已70余岁高龄，仍时常牵挂基层畜禽生产情况，常不辞辛劳，走土路淌泥泞，爬坡上坎，进村入舍，到养殖户或养殖场察看饲养情况和疫情，带着我们采集病料进行疫病诊断，为生产单位动物养殖和疫病防控进行指导和提出建议。导师身上表现出的爱国敬业、奋斗拼搏的崇高精神深深感染着我，对我一直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那时我跟着夏老师到重庆九龙坡，第一次看到大型机械化养鸡场，虽然设施还有诸多不完善，却知道了高度集约化养殖是怎么回事，并在那个场连续住了半年之久，虽然工作条件不够好，在导师指导下，仍学习并协助进行了不少疫病诊断工作。1985年我留校任教后常带学生下基层实习。
1987年9月，学校公派我到联邦德国留学，主要在历史悠久著名的汉诺威兽医学院从事进修和科研工作。在联邦德国期间，看到了这里和西欧发达国家的畜禽养殖场，这些养殖场的现代化水平和管理水平令自己震撼，而我们国家还很落后，我们的现代化只有依靠我们自己才能实现。在汉诺威兽医学院期间，贴近学科前沿和生产实际，我努力从事与临床诊疗有关的研究工作，只想回国后能把所学尽可能用得上。1990年4月，应学校要求我按期返校继续从事兽医教学和科研工作。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养殖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已有很大发展，记得九十年代中期四川生猪出栏量已达到六千万头左右，1997年重庆作为新设直辖市划出四川行政区后，四川生猪总出栏量有所下降，随后又继续上升，但养殖设施水平和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巨大差别。虽然当时已出现一些集约化水平较高的畜禽养殖企业，但多数还是依靠农民千家万户饲养，户均饲养量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明显增加，有的养殖户成为专业养殖大户，但科学饲养还未得到有力提升，包括疫病防控、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还未有效解决，更感到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养殖业主文化基础和科学素养还较低，明显制约了我国畜牧兽医事业向更高水平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畜禽养殖科技水平，我和学校一批专家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创编了《中国现代养殖技术丛书》（全套共二十余册，近800万字)，多次增版印刷，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西南西北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