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我都不信，社恐也是一种病，甚至有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社恐的人想自杀还挺正常的。
这位精神科医生是林不周。
她说，我们平时开玩笑的“这人太i了”，好像只是在说这人内向，但他们往往也会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没有一个不被嘲笑的容身处。这种情况极端了就变成一种心理疾病：社交恐惧症。
2014年，林不周还是一个医学生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女孩，因为太过恐惧被人注意到，整日以发覆面。林不周只能看到她的头顶。
她想要尝试自杀，但因为无法和人交流，身边也没人知道她为何得了这种心理疾病，又真正遭遇了什么？
林不周试图解决她与人交流的问题，然后，一步步了解她的内心。
2014年9月，我收到导师消息，下楼接新一批医学生来实习。
我一下电梯，就看见一堆穿着白大褂的学生们凑在一起，背着花花绿绿的包，有人手上提着奶茶，有人正塞着耳机看剧。
走近了能听见聊天内容，“听说精神科很水。”
“精神科就是看电视打牌。”
我清了清嗓子，“你们是临床2班来精神科实习的同学吗？我是你们的带教医生。”
没人接话。
好几个学生低着头，避免和我的视线交汇，离我最近的黄头发女孩在刷手机，我瞥了一眼，屏幕上是一个网文页面。
这届实习生还挺拽啊。
我装作不尴尬的样子，带他们坐电梯到17楼的精神科。这拨实习生有10个人，一趟电梯坐不下，我跟第二趟电梯上楼。刚一出电梯，只见先上来的几个同学满脸惊慌失措，恨不得躲在我身后，全然没了刚刚的淡定。
电梯间是有些吓人，除了苍白的墙壁，还有带着锁的大铁门和逃生梯，狭小的空间四面禁闭，但凡发出一点声音，就是铺天盖地的回音。
我忍住笑意，点了点头，“就是这里，没有走错。”
我走在最前面，刷开进入病房的大门。进门后，会闻到一股混杂着脏衣服、人味与厕所味的复杂味道，我带着实习生们穿过昏暗的、长长的走廊，两侧每一道病房门都紧闭着。
等他们在会议室里坐定，我问，有没有来过精神科病房？
学生们纷纷摇头。
精神科实习在医学院并不受重视，大多学生不会选择我们科，来实习也只是走个流程，在会议室里看看教学视频。我实习时也总是被晾着没事干，这感觉并不好。
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学到一些什么。
出了会议室，我推开活动室的门，扫视一周，径直走到一个独自坐在角落的女孩面前。我喊了一声“飘飘”，她没说话，低着头，头发盖着脸，但是安静地朝我走了过来。
“飘飘，你可以帮我个忙吗？”
我希望她能配合问诊，帮实习生们练一下基本功。飘飘迟疑了一下，头顶对着我，轻轻点了点头。
看着她被长发遮住的脑门儿，我心里渐渐有了一个新计划。
眼前这位确诊严重的社交恐惧症的少女，和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还不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
我带飘飘进了会议室，她低着头，被我关门落锁的声音吓了一跳。
实习生们见人进来，注意力纷纷从手机转移到了飘飘身上，飘飘愣住了，眼神在其中一个南美留学哥的脸上停留了几秒，很快又躲开了。
我让飘飘坐在会议室长桌的主位，她把头埋得更深了，低着头，用头发盖住脸。
我问实习生们，“有没有人要来主动问的？”
一片沉默。
他们纷纷抠起手机，低头发呆。
过了一会儿，他们班长站出来说，“我来吧。”
上学期，他们上过精神疾病学的大课，我对这个班长有印象。他20来岁的年龄，有着40来岁的气质，长得特像领导，脸大大肉肉的，身材壮实，理着个寸头。此刻，他像是一个想要好好表现的好学生。
班长坐得离飘飘最近，像中年领导一样和蔼地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飘飘愣住了，把头埋得更低，一言不发。
见到这样的反应，班长也犹豫了起来，他又生硬地开口，小心翼翼地问，你来住院想解决什么问题？
飘飘依然沉默。
她本来就有社交恐惧，我担心这样的氛围会让她更加紧张，于是我跳出来提醒班长，可以问一些之前教过的问题。
班长面前放着一本《精神医学》，他翻了翻书，找到了标准答案，按照课本上的指示问飘飘：今天的日期是几月几号。
当飘飘意识到，班长的注意力转移到课本上以后，她紧绷的肩膀也稍稍放松下来。她犹豫了好一会儿，说，20……2014年，9月……声音里带着颤抖。
我担心再这样沉默下去，飘飘会持续浸泡在社交恐惧里。于是我开口，飘飘，昨晚睡得怎么样？
她抬头看了看我，躲过了所有医学生的目光，小声地说，睡不着，晚上躺了一晚上。
我又问，今天白天爬得起来吗？
飘飘说，还是累。
胃口怎么样？
好一点了。
然后我笑着肯定飘飘，谢谢飘飘的反馈，今天继续调药哦。
实习生们看着我们，露出一副有点受挫的表情，我拍了拍手，跟飘飘说，“今天结束，明天继续哦！”
飘飘的病是社交恐惧症，需要和人沟通才可能好。也许最适合她社交的圈子，就是这群年轻的医学生。
我要不断给他们创造社交的环境。
但我心里依然有些没底，不知道飘飘的病情什么时候才能好转，也不知道我借她的9000块，是帮了她，还是害了她。
我读研究生时，跟导师出门诊，收集研究数据，也是在这时候遇到了飘飘和她妈妈。
这对母女坐在门诊区等候时，我就注意到了飘飘。她看起来又高又瘦，但是低着头，长长的头发挡住了眼睛。她妈妈是个朴实热情的山东农村妇女，陪在女儿身边。
我让飘飘填量表，她很快填好，递给我，但是全程一言不发。
在就诊间，大部分患者都有很多话想说，即使不想说话，也会简单回答问题，但飘飘依然不说话，僵硬地坐着，一动不动。反倒是她妈妈，操着一口山东口音，滔滔不绝。
“俺闺女打小聪明，成绩特别好，老考班上第一名。就是高中出了问题……”
高中开学没几周，飘飘就不肯上学了。休学以后，她搬到了本市，和在这里打工的母亲一起生活，她原本报了一个职业培训，但去了两天，就再也不愿意去了。
之后就一直在家躺着，不愿意出门，也不愿意理人。
导师拿着飘飘填的量表，结果显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社交恐惧量表几乎是满分。我伸出手，指了指“童年创伤量表”上“性创伤”的那一栏，飘飘选了“有”。
首次性行为年龄那一栏，她填了“9”。
导师问飘飘，要不要让妈妈出去，她单独就诊？
飘飘摇了摇头。
导师没有刻意提及跟“性创伤”有关的事，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病情的关键，于是忍不住缓慢地问她妈妈，是否知道女儿的“遭遇”。
飘飘妈妈在诊间呆住了，说，“不知道啊。”
她又慌张地看向飘飘，“你没说过啊。”
飘飘仍然低着头，不说话。
最后，导师给飘飘诊断了社交恐惧症，开了药，让飘飘服药一周后过来复查。
一个月后，飘飘的妈妈又带着飘飘出现在门诊。
飘飘的状态看起来更差了，动作变得很慢，在候诊时，她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背蜷曲得像个蜗牛壳，再填了量表，还是几乎满分的抑郁和焦虑。她妈妈在前面牵着她，她缓慢地走，头发彻底遮住脸。
她看到我，反倒是主动朝我走了过来，挽住我的胳膊，躲在我身后。凑得这么近，我终于看清了她的五官，她的眼睛红红的，满脸都是眼泪。
她很小声地贴在我耳边说，“他们都在嘲笑我。”
我四处张望了一会儿，医院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似乎没人在看飘飘。但也许因为她头发遮脸的独特造型，真的有人会好奇地盯着她。不过，认为周围人在恶意议论自己，也是社恐的常见症状。
导师给她调了药，让她下周再来复查。
到了该复查的日子，飘飘却没有出现。
我以为她不会再来了。我至今不知道她遭遇过什么，也无法拼凑出她内心的伤痕，在精神科，不了了之是常见的事。
只是很偶尔，我会想起她在“首次性行为年龄”那一栏，轻轻划下的“9”。
结果又过了一个月，飘飘妈妈再次牵着她过来，原来是因为飘飘妈妈忙着上班，她们过来要坐4个小时的车，没法每周都来。我很高兴飘飘前来复诊，这是康复的必经之路，但她的状态看起来更严重了。
她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皮肤苍白干裂，像是一条鱼干，头发后面隐约露出的嘴唇苍白，上面满是裂痕。
轮到飘飘就诊的时候，飘飘仍然不说话，她妈妈描述着她的情况，经常在家躺一整天，这一周已经不怎么吃东西了，甚至……
飘飘妈妈暂停了一下，看了看飘飘，小声地说，她还说，想从楼上跳下去，就不拖累我们了。
我听着有点着急。
要是能住院一阵子，离开家里，多和人交流，也有人盯着吃药，飘飘说不定能好。导师和我想得差不多，坚定地和飘飘妈妈说，建议住院。
飘飘妈妈似乎没有想过这个选项，看起来有些慌，说，我们再回去想一下。飘飘则低着头，点了点头。
飘飘妈妈注意到了飘飘的动静，问，“你愿意住院？”
飘飘继续点了点头。
飘飘的妈妈犹豫了几秒，然后说，住吧。导师给飘飘开了住院单，我跟着她们出去，飘飘妈妈去住院处办理手续，我陪在飘飘身边。
过了几分钟，飘飘妈妈又回来了，住院手续没有办成，因为要交9000块押金，她没有这么多钱。
但我有啊！
我当时想，飘飘的情况看起来是真的可以好的，只是需要脱离过去的环境，否则很危险，她随时可能自杀。而这对母女看起来淳朴老实，不像是不还钱的人。
我心一横，拉住了飘飘妈妈，凑到她耳边，很小声地说，“我借你9000，但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怕同事们知道了觉得我多管闲事。
我当时在精神科读研究生，帮导师收数据，同时承担着类似住院医师的工作。但我毕竟不是正式职工，所以特别怕被同事说“事多”，一旦给他们带来麻烦，又没什么优秀突出的地方，毕业以后就可能找不到工作，干我们这一行，大多数人都追求安稳、确定，没人想和“麻烦精”做同事。
听我说愿意借钱，飘飘妈妈愣住了，好一会才点了点头。
飘飘和妈妈站在原地，我去没人的逃生楼道里脱下白大褂，去医院的取款机前取了9000块现金，夹在笔记本里，回大厅和她们碰头。
我让飘飘妈跟我进逃生楼道，像做贼一样，把夹了厚厚一沓现金而显得臃肿无比的笔记本，迅速塞进了飘飘妈的挎包里。
随后，我带她们去办了住院，坐电梯上17楼，穿过昏暗的楼梯间，走进了一间病房。飘飘的妈妈在旁帮飘飘叠衣服，收东西，把东西都收拾整齐了，才依依不舍地走，飘飘依旧低头不语。
活动室里，几十个患者在看电视和聊天，非常吵闹，但大部分患者都是中老年人，我环顾了四周，担心飘飘融入不了这里的环境，我带着她挨个去认识病房里几个活泼外向会照顾人的“地头蛇”阿姨，拜托她们多多照顾飘飘。
飘飘始终听话地跟在我身后，低着头，无论谁跟她说什么，都没有反应。
飘飘在精神科住了三天，几乎没有说一句话。
长住精神科的患者们大多是中年阿姨，各有各的朋友圈，不愿意搭理她这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只有一个爱下棋，但总是找不到搭子的大妈问了她要不要下棋，飘飘摇了摇头，俩人就没有后续了。
我有些头疼，上哪找能陪飘飘玩的同龄人呢？
飘飘入院的第四天，新一批医学生来实习，看着眼前这十个清澈单纯的大学生，我寻思这不找着了嘛！
飘飘第一次问诊完，离开会议室后，实习生们一个个蔫巴得像霜打了的茄子，这可不行，我还指望着他们带飘飘玩呢！
我又带来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阿姨，阿姨别的不说，就是话多。从儿子如何不省心，到孙子怎么管不住，再到儿子怎么控制脑电波骂自己，孙子早就被人替换了……说个没完。实习生们充满兴趣地围着阿姨，纷纷开口提问，还完成了一次完整评估，气氛一下就热络了起来。
顺着和阿姨交流的经历，我引导他们如何评估一个患者。
看着实习生们一副似懂非懂的表情，我迅速布置下任务，“明天再挑战一次和飘飘问诊哦！”
隔天，我继续找飘飘，这次她没有坐得离人群远远的，而是坐在两个在聊天的阿姨旁边。
我问她，今天我们继续帮实习生们练习问诊，好不好？
她低着头，长发遮住所有表情。她很轻很轻地点了一下头，长发也随之一阵摆动，像是突然有了生命。
我拉着她到了会议室，这次她很平静，主动走到了长桌的主位上，等待实习生们的“练习”。
第一个开口的，是一个染了金发的女生，她举手示意了一下，“我来。”然后自我介绍道，“可以叫我乐然，我是医学院的学生”。
飘飘怯怯地说了声，姐姐好。
乐然指了指昨天第一个主动和飘飘说话的班长，希望他也自我介绍。这次飘飘主动接话说，“我记得，他昨天和我说过话。”
我有些诧异，飘飘居然主动说话了。
在他们的交谈里，我第一次听飘飘亲口讲述自己的过去。
她提到，自己成绩很好，能考全校第一名，从小还能帮家里做很多工作，亲戚家比她小的孩子都是她带大的。但之后的经历，她便不愿多说了，再之后就生病了。
我提前和实习生们说过，不要追问患者的创伤经历，于是话题进入到了飘飘的病。
刚上高中的时候，飘飘只是疲倦，上课集中不了注意力，第一次随堂考只考了40分，很多同学考了90分，她感觉很耻辱，认为同学都觉得自己是垃圾，不配待在教室里，因为这种自卑感，同学之间好像熟得很快，而她被落下来了。
后来，她常常觉得，同学会用鄙夷的态度背后议论她，她本能地觉得学校很危险，为了“保命”就不去了。
送回飘飘后，我和实习生一起分析飘飘的病情。
乐然先开口，她觉得飘飘很正常，“昨天她来的时候，只是和我们不太熟，一下看到这么多人难免会紧张。”
班长也接话，“她以前成绩这么好，上高中发现同学都比自己优秀，很难面对，后来就不敢出门了。”
我听了挺欣慰，大家都在将自己代入飘飘的处境，试图理解她。这也许是作为医生最重要的品质。
与之对应的行为，就是拼命学习，希望获得周围人的认可。
她的异常没有被家人发现，长辈只觉得她是听话、上进的孩子。读高中以后，因为周围同学都很优秀，过去她获得认可的方式破碎了，于是更加痛苦、紧张，游离在同学之外，认为自己不配和同学待在一起。持续的高压让她产生了抑郁焦虑的情绪，拼命想逃离那个环境，于是辍学了。
后来她在本市读了职业培训，一到那个环境，再次触发了游离在同学之外，融入不了的痛苦感，于是很快就读不下去了。
这时，实习生中始终沉默的南美哥开口了，他用拗口的中文说，我很赞同。
他也处于痛苦的人生阶段，刚入学时，由于中文不好，几乎所有课程都挂科了，好几个一起入学的留学生都辍学了，但他还坚持着。毕业估计是无望了，长期受挫和语言隔阂，也让他越来越不敢开口说话，逐渐习惯了疏离，没有力气去融入同学们。
当天下午，飘飘的妈妈也来看她了。
在她们的对话里，我才得知当初性侵飘飘的人是飘飘的堂哥。飘飘爸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专程从工地回了老家，把她堂哥打了一顿。现在，飘飘爸正在四处想办法找钱，还医生钱，帮闺女治病。
我知道，来自家庭的支持对有性创伤的人群来说非常重要。听妈妈说这些，飘飘依然没什么反应。飘飘妈也没有强迫她，安静地帮她收拾床铺、整理生活物品。
直到她要离开的时候，飘飘才突然冒出了一句，“妈妈，我要努力让自己好起来。”
第二天，我去活动室找飘飘的时候，她正在和几个阿姨聊天，我和她摇了摇手，她像是一样摇头摆尾地跑了过来，跟我去会议室“帮助”实习生们。
一进会议室，她语气夸张地说“大哥哥大姐姐们好！看到大家好开心！”
今天的日程安排是一起画房树人，经典的心理疗愈项目，每个人都要画。实习生们画得很快，画完，纷纷开始玩手机，飘飘画得最慢，等她画完，我让同学们轮流谈谈自己画的时候想到了什么。
大家都让飘飘第一个讲，飘飘也很大方地举起自己的画。
她画了一个带窗户的房子，被树荫遮挡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个背对窗户的小人。飘飘说，这个人是自己，她过去都躲在房子里。
我让其他同学聊聊对飘飘画的房树人的感受。
有人说，待在房子里让人感觉很安全。
有人说，飘飘画的树很好看。
飘飘说，这是她小时候和爸妈一起在老家种的果树，每年都会结好多果子。
聊完一轮，飘飘继续在会议室里和实习生们聊天。我看她们聊得开心，放下心来，坐在旁边看手机。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却偶遇了一位没想过的人，实习生乐然。
乐然告诉我，她读高中的时候，也有一位得了精神疾病的好友，那位朋友也看了病，吃了药，但一直没有好起来。她看着朋友越来越消沉，非常无能为力。有一天，那个朋友突然就从楼上跳了下去，她看着飘飘的时候，不自觉就会想到那位朋友。
她问我，飘飘真的能好吗？像是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我说，飘飘已经好了很多了。她的病情最关键的，不在于一开始的性创伤，而是高中时期无法和同学融入的痛苦。你们能陪她玩到一起，相当于给她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创伤暴露疗法。
人类是一种很神奇的生物。内心深处的创伤也许会持续很多年，但只要有一次修正性的体验，能让飘飘和同龄人玩到一起，就能大幅改善她对社交的恐惧。
乐然问，我能做什么吗？
我说，以后每天我都会带飘飘来，你们看看带一些活动。
乐然思考了一会，没有说话。隔天，她带了好几套桌游过来，有狼人杀、UNO、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牌。
飘飘刚一进会议室，就用夸张的语气打招呼，还转了个圈，像是十年后的网红直播那样说，“大哥哥大姐姐们下午好！”然后挨个和熟悉的医学生打招呼，喊着他们的昵称，和他们击掌。
飘飘看起来挺好，我倒是因为她夸张的动作和语气，有点社恐了。
乐然拿出一堆桌游，介绍给飘飘，问她想玩哪一个。还有几个学生对桌游没兴趣，就坐在桌子另一端，低头背书复习考研。
飘飘和他们大声地说了句，“复习加油！”然后对着一堆卡牌选了半天，最后指了UNO，“我要......这个！”
飘飘打牌的时候很活泼，随着出牌会发出“嚯”“嘿”“哈”的语气助词，班长出完牌，之后轮到飘飘，看她手里的牌没剩几张了，于是大喊了一句“飘飘！”，给飘飘吓了一跳，大喊着“啊啊啊啊！”乐然紧随其后调侃。
看着他们笑成一团，我倒是轻松了，留他们在会议室里，去看别的病人。
路过会议室的时候，我透过玻璃看里面的年轻人们，那天阳光很好，飘飘在他们之中，就像一个普通的同学。也许这样的热闹，是她休学以后，很多年连想都不敢想的奢望。
倒也真是应了实习生们一开始的吐槽，“精神科就是打牌。”
我说，“你的努力很有用，你已经在慢慢好起来了。”
说完，我想起在会议室里看到的画面，鬼使神差地举起手，想和飘飘击个掌，又觉得有些奇怪，举也不是，放下也不是，很是尴尬。飘飘愣了一下，迅速反应过来，很用力地和我击了个掌。
飘飘又一个人回了病房。
没想到，乐然会主动回病房来看她。飘飘一见到乐然，就一蹦一跳地到她身边，大喊着“乐然姐姐好，看到你好开心！我去给你拿一些有趣的东西！”
她又一蹦一跳地去拿出了一叠卡片，挽着乐然的手，都塞给了她。每张卡片写着飘飘的感谢还有祝福，祝他们考研顺利。
乐然要离开的时候，飘飘问，能抱抱你吗？
乐然说，当然可以。然后拥抱了飘飘。
实习生们走了以后，我以为飘飘会安静两天，没想到隔天却在活动室里，看到她当了麦霸，主动在病房唱卡拉OK，她的声音有些粗，带着山东口音，却把邓丽君的歌唱出了另一种滋味，“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住院十多天后，飘飘的住院费快花光了。
飘飘家经济拮据，她爸爸好不容易在老家筹到了9000块，实在出不起更多的钱了，飘飘也有好转，所以决定出院。办理出院的一路上，我忧心忡忡，担心她的情况会反复，反倒是飘飘安慰我，说出院也会继续努力的，不会重新再待在家里不出去。
办了出院，我脱下白大褂，鬼鬼祟祟地和飘飘妈去了医院对面的取款机，她取了一大叠钞票，迅速塞进我的包里，我默念着我绝对没有收红包绝对没有收红包，是借钱还钱，然后又迅速在ATM插入我的银行卡，将这叠钞票存进我的账户。
出院一个多月后，飘飘带着妈妈和弟弟来病房看我，她搂着弟弟，时不时逗逗他。她给我带了花环和卡片，还折了好多纸鹤，说我“人美心善”。飘飘说话很直接，要么是夸人，要么是卖萌，我依然有些担心，她在社会上会不会遇到困难。
飘飘妈说，飘飘出院之后，找了个球场工作，但要和男生一起工作，同事人都很好，但她和男生单独待在一起，还是没法开口说话，干了几天就辞职了。她现在在一家餐馆工作，这份工作做下去了，他们一家三口一起赚钱，也把向人借的九千块钱还上了。
再过了一个月，我在门诊看到了飘飘，她染了一头金发，简直和乐然的发色一模一样，看起来有些张扬。她来门诊配药，我和她简单聊了两句，她还在那家餐馆工作，我问她，你还有什么症状吗？
她说，都好了。
我最后一次见飘飘的时候，是新年过去没多久，她看起来很紧张，长长的头发遮住了半张脸。我发消息问她，是不是工作遇到了什么困难，她没再回复过。
这些年，我没再给她发去第二条消息，生怕收到什么不好的消息。
心却一直为之提起着。
当初那批实习生，后来大多走上了医学道路。班长和乐然继续在本校念书，读到了博士毕业，班长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工作，现在是一名年轻医生，乐然出国读了博后，社交账号没有更新了。
南美哥还是说话少反应慢，跟不太上同学。后来有一次老师在批卷子，我在场，老师吐槽这个人怎么写得这么差，语句不通顺，英语单词都拼错，我一看是南美哥，就说他是留学生。老师问他们国家说什么语言，我说，西班牙语，老师就给他过了。
我始终觉得，当初那段经历，对实习生们而言，是医学道路上的宝贵一课：无论在哪个科室，尊重、倾听与支持，都是医学生们应该学会的第一课。
后来，我也顺利当上了精神科医生，遇到了很多像飘飘这样的人。
一位因为失眠来就诊的中年女性，就诊有一阵子以后，跟我提起她过去曾被亲戚性侵的经历，这是她一些噩梦的主题。
一位因为抑郁症辍学的大学生，跟我提起她童年时多次遭遇老头性侵的事情，现在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但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
还有一些更困难的，受分离性障碍的困扰，思想、记忆、情感、环境、行为和身份之间失去联系，持续处于空虚和恐惧之中，常常忘事。
童年时期的性创伤就像是一枚地雷，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莫名其妙地引爆，直到很久以后，当事人才能回想起这颗地雷究竟是如何被埋下的。
飘飘的情况并不是就诊者里最严重的，但安全的、不批评指责，无伤害的环境，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飘飘的住院只是一次短暂的暴露疗法，能让她回归正常生活，但长期的创伤痊愈，需要“很多值得信任的好朋友营造一个支持性的环境，生活中有一些愉快的事情，建立起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人生”。
这些事情对普通人来说，也许可有可无，但对遭遇过性创伤的人群来说，几乎是活下去的前提。
写完这篇故事初稿后的几天，我坐在办公桌前，手机里突然弹出了一条问候消息。我没有备注，但对面的人逢年过节，就会给我发来祝福的话。
我点进朋友圈，最近更新的是一条视频，几个男女在乡下的院子里抖果树，背景音里的女声很粗，咋咋唬唬的，让我莫名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用粗粗的声音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飘飘。
我试探性地问，“飘飘，是你吗？”
得到了确定的回复。
这几年，她的病情稳定多了，也一直在工作。
她朋友圈里发的那棵果树，正是当年她在房树人里，画的那棵很漂亮的树。
也许人的生长，就像树，经历风吹雨打，总会留下伤痕。伤痕会一直存在，但种树的人，也会一直在。
故事中有一处细节，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当飘飘被性侵时，她身处农村老家，父母都在城市打工。案发前，没人给到她性教育，案发后，也没有一个成年人能及时给她提供帮助。明明父母都在，但她却孤立无援。
社会上经常用“事实孤儿”，来形容像飘飘这样，法律上有父母，但实质没人抚养教育的孩子。
根据民政部2019年的统计数据，全国大概有50万事实孤儿。
这些孩子没人教，也没人管，容易受到伤害，也容易走上歧途。
“就像树，经历风吹雨打，总会留下伤痕。伤痕会一直存在，但种树的人，也会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