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开始，悬挂毛主席画像成了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一般人家都得去新华书店“请”一张，恭恭敬敬挂在家里最显著的位置。工厂、机关、学校等单位，除了办公室挂小幅印刷品外，大门口或广场上，通常都要立一块主席的巨幅画像。就连偏远的农村，也会在村口用砖砌一个遮风挡雨的大牌匾，虔诚地请人画一幅毛主席像以便村民“早请示，晚汇报”。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能画主席像的美术人才一时成了香饽饽。
据下乡插过队的朋友回忆说，当年他们一帮年轻的美术爱好者，就是凭借着几枝画笔走村串寨地为公社或生产队画毛主席像，不但在粮食极其紧缺的日子里能够混饱肚皮，甚至还不乏享受鱼肉招待。
一日，我所在的单位领导听说同系统某工厂新近绘制了一幅大型的毛主席油画像，顿时觉得本单位在这方面落后了。于是，立即要求宣传科派人去调查，想弄清楚是谁帮他们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以便我们也好早点请到会画主席像的能人。
到对方单位一打听，这一杰作竟出自该厂工会的一位宣传干事之手。好在彼此都很熟悉，就直接找到他请求帮助。不料人家却笑着说，何必找我呢，你们厂工会的某人画得比我好，论起来，他还是我的师哥呐。
我比他高一个年级不假，但画得好坏就另当别论了。
他行吗？画主席像可不同一般，一根头发都不能差，否则就是大不敬啊。
但是，既然人家这么说了，也只好回来如实汇报。
在厂领导眼里，我的能耐估计也不过是刷刷大标语，画画黑板报之类。至于我的绘画功底，恐怕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领导把我叫到厂部，试探性地问道，有人推荐说你能画主席像，我们想把这个光荣的政治任务交给你，如何？
对于画画的人来说，临摹是一项基本功。画什么不都是一样的画嘛。
我想了一下说，你们找一张合适的主席像，我给你们照着放大就是了。放心，应该不会走样的。
很快，厂里按照我的要求制作了一块5米高、3米宽的框架，用白铁皮蒙好，在厂门口适当的位置竖了起来。搭好脚手架，再请油漆工做好底子，准备工作到此结束。
接下来就看我的了。
开始动手的那一天，脚手架下围着不少看热闹的人，有群众，也有干部。我知道，其中有担心我画不好的，也有希望我画不好的。前者是善良的工友，为我捏一把汗；后者嘛，不用说，是少数心怀叵测的人，虽然未必与我有仇，但不管什么时候，他们都唯恐天下不乱，总喜欢等着看别人的笑话，甚至为表示自己最革命，不惜挥舞大棒，借此一棍子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在人们的小声地议论下，我穿上工作服，爬上脚手架，打好九宫格，背对着仰头看我的人群，从容地开始用群青色放稿子。当主席的头部轮廓逐渐具体起来后，便听到身后有人轻轻地鼓起掌来。
我想，此时最轻松的人不是我，应该是厂领导。因为，如果这时出现了问题，他们一定也逃不了干系。在那个政治问题草木皆兵的非常年代，如果发生涉及到影响主席形象的事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马上就会泰山压顶似的扣下来。眼前，主席像的大轮廓出来了，效果不错。他们放心地离开了。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文革后流传的一则苦涩笑话。说文革中一位不识字的老太太，无意之间发现自家的一尊白色瓷质主席像天长日久沾上了油污，用抹布擦不掉，凭经验想用热碱水来洗。于是将瓷像放在洗澡盆内，烧了一壶开水，对着瓷像就浇了下去。不巧被路过的红卫兵发现，大声惊呼：她竟敢用开水烫毛主席！简直反了!把她抓起来！老太抗拒说，我一片好心，犯什么罪？红卫兵小将一时语塞。有人灵机一动，大吼一声说：反革命洗澡罪！
……。
荒唐之极，可见一斑。
有了这次成功的经历，我一时成了厂里唯一的画像专业户。大概是见多不怪吧，人们渐渐不再热衷于聚集在脚手架下看热闹了。
但是，我却发现四车间的小李没事总喜欢在我周围转悠，还乘机和我聊一些绘画方面的事情，似乎有点在行。我说，你如果感兴趣就爬上来，帮我涂抹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只见他摇头摆手，连声说不行不行，万一有个闪失，那就罪该万死啦。
在即将完成另一幅《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绘制时，我接到通知要去北京开会，但手头还剩主席像底座上用以烘托气氛的半圈向日葵没有画。于是，我和小李商量，请他帮我完成扫尾工作。我鼓励说，这个任务比较简单，也没什么风险，是锻炼自己的好时机，你就大胆地上吧。
他犹豫地接受下来。
话虽这么说，但出发前我还是想起一件可能会引起麻烦的事，于是提醒他，画向日葵时一定要注意花瓣的数量，要么十一瓣，要么十三瓣，千万不能是十二瓣，因为很容易导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牵强附会地说成是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上的十二角星。
几天后我回来，刚进厂门就被小李叫住，气急败坏地说，哎哟还是出事了！
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花瓣上的风险，却还是被人在花朵的数量上恶意找茬。原来，他在正中间画了一颗红心，然后向两边延伸，各画了六朵向日葵，共十二朵，寓意十二亿人民心向毛主席。立意原本没有问题啊，可是仍旧有人发难，硬说画成十二朵就是心向国民党，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大呼小叫地要揪出罪魁祸首来示众，把他吓得不轻。最后，还是宣传科长用去掉一朵向日葵的折衷办法，平息了这一场莫名其妙的政治闹剧。
至今我还经常叨念那位宣传科长的好处，佩服他的正直、机智和胆量。因为，能够在危难之时挺身为老百姓解难的领导，不要说在那个非常年代，就是在今天，也会令普通百姓感恩不尽啊。